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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七年的中国内地会(六)[注1]

译/《亿万华民》译友会      编撰/亦文

 

熟悉戴德生生平的读者,一定记得1868年的扬州教案对这位年轻差会领袖的打击。在中国官民的攻击与英国社会的声讨双重压力下,刚成立三年的中国内地会险些被扼杀在摇篮中。英国外交人员的强劲手段也让戴德生百口难辩、左右为难,百年之后,仍有人视他为“险些引起中英战争的肇事者”。然而,人们不应忘记的是,教案结案之后,戴德生与发妻玛利亚返回扬州产子,并给他取了一个中国乳名:天保(即戴存智,Charles Edward Taylor)。[2]戴德生夫妇在患难中对神的信靠、对人的忍耐赢得了扬州人的心,那对最初接待他们的房东夫妇,和在暴乱中曾对他们表示同情的两个当地人,都先后信主受洗。[3]到了1877年,距扬州教案的发生已近十年,内地会在此地的宣教事工有何进展呢?

 

扬州的火灾

 

中国民居多为木结构,很容易毁之一炬。早在咸丰三年(1853年)和咸丰六年(1856年),内地会后来选址设点的皮市街便遭受两次火灾,焚屋甚多,店主多人遇难,从此市面萧条冷落,仅存的一两家皮货店也迁移至多子街(现甘泉路)经营。[4] 扬州教案发生的那个夏夜,暴徒曾纵火攻击宣教士们,迫使身怀六甲的玛利亚跳窗逃命、险些流产。1877年初,扬州的女宣教士们所经历的一场意外火灾,也让她们更深地经历到神丰盛的救恩。

 

据休伯蒂姑娘(Marie Huberty)日记的记载,2月22号半夜12点半时,女宣教士们被房间里的火光弄醒、惊坐而起时,便看到那座有上万神像的寺庙屋顶烈焰熊熊。休伯蒂姑娘猜想是装满神像的那一半先着火,火焰甚高,烧了好久才蔓延到另一半。随后一个又一个建筑物被点燃,大火至少波及了四五处房屋,损失无算。

 

女宣教士们穿上棉衣,听从传道人的意见,将能拿走的东西集中放在一起,并叮嘱住校的10个小女孩和14个小男孩也都穿衣束带,随时准备逃命。休斯姑娘(Hughes)像位慈母一样平静地照顾着10名女童。曾经到过扬州的英国同工都知道,内地会的宣教站离那座寺庙有多近。然而,即便当时在场的人也不知道,宣教站与那座寺庙之间存放着几千磅的火药,只要一个火星飞溅上去,所有的人都插翅难逃、灰飞烟灭。而且,如果火灾提前24小时发生的话,她们也一定已经都归天家了:大火开始前的夜晚,刮起了强烈的西南风,将本来会吹向宣教站的所有火苗和火花吹向了相反的方向,以至于一点火星都没有飞溅过来。当地人把火药都弄湿了,降低了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如果风不在神的手中,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回过头看,即便女宣教士们当时知道附近有那么多的火药,除了更为焦虑之外,完全于事无补。

 

火势在三个小时之内熄灭了——不是被当地人扑灭的,因为他们束手无策,而是因为的确没得可烧,除了烟和火花以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偶像都被烧毁了。休伯蒂姑娘禁不住心中暗忖:这件事会说服中国人敬拜这些无用的神明是愚蠢的吗?或说服他们不可能被自身难保的偶像拯救吗?她记得寺庙中有两座卧佛,象征他们永恒的姿态:昏睡百年,不闻不问。不管中国人就此学到了什么,这件事让休伯蒂姑娘看到了神的同在与他的平静安稳,也让她感悟到神的救赎并非盲目,而是要人为他工作。可惜我们时常惦记的是自己,而不是耶稣。

 

危难解除之后,大家疲倦不堪地回到床上去补觉。一天之后,大家的身体才全然恢复。[5]无独有偶,江苏镇江和安徽大通的内地会宣教站附近都发生了火灾,烧毁了无数间干草铺成的民房,死伤无算。出于神的保守,火苗扑近宣教站的时候很快熄灭了,无论是房屋,还是人员都没有受到损失。[6]

 

扬州的妇女事工

 

因为扬州布道所汇集的都是女宣教士,妇女事工自然成了当地宣教的切入点。有资料显示,1877年之际,扬州只有19名信徒,其中五人为妇女。[7]而当时扬州尚没有其他新教差会,想必这些信徒都是内地会所结的初熟果子。休伯蒂姑娘、柯丽梅(Crickmay)姑娘和何丽(Horne)姑娘都在信件和日记中提到,春节之后前来拜会女教士们的当地人以妇女为主,无日无之,有时一天高达三十人。其中一些人衣着讲究,应属于大户人家的女子;偶尔也有人邀请她们到家里去回访。

 

尽管女宣教士们的口语还很有限,但仍然有办法表达她们的善意,何况她们深信神知道如何使用她们有限的言语来荣耀他自己。很多年后,内地会宣教士作家杨宓贵灵(Isobel Kuhn)观察到:“语言关”不仅是一种技能的培训,更是一场属灵的争战;甚至于出现语言流利了、灵命却枯竭的现象,而当事人竟毫不察觉耶和华的灵正在逐渐离开他(她)。[8]一群新人同时开始学习汉语,难免容易产生争竞之心,最好的办法便是依照“看别人比自己强”的属灵原则,谦卑自己。新人中大家公认,柯姑娘已经掌握较多词汇,汉语日益流畅。在熟练运用当地话与人沟通之前,女宣教士们每天用英语为扬州城里14位慕道友的灵魂向神代祷,希望他们今年能够接受基督、领受祝福。[9]

 

火灾之后不久的一个主日(3月4日),14位慕道友中的一位——一名十三四岁可爱的小姑娘带来了自己的姐姐,一名十八或二十岁的少女。这孩子想学会阅读,虽然女宣教士们没法教授她汉字,但如果教会她罗马拼音的话,就能带领她读圣经,或者至少能看福音书,唱赞美诗。这不正是神对女宣教士们的祷告所做回应的开始吗?通过罗马拼音学中文圣经,女教士们能教给这对中国姐妹多少真理啊!

 

还有一位访客是位81岁高龄的老夫人,她识文断字、能写会读。一周以后,一名女仆模样的女子出现在礼拜堂,邀请女教士们跟她去家中布道。柯姑娘和休伯蒂姑娘一起随她前往,所到之处竟然是那位81岁老夫人的家,她和10到15位不同年龄的女眷正在打牌。她们高兴地畅所欲言,仿佛女教士们都能听懂她们的话。有些中国人非常热情,扬州的宣教同工姐妹她们大多都认识,并叫得出鲍夫人(Mrs. Baller)和祝夫人(Mrs. Judd)。

 

有一群人尾随她们一直走到老夫人家门口,主人居然毫不介意。大门敞开,人们站满一院;甚至有一张脸从她家纸窗上的一个大洞中伸进来窥视。征得主人同意之后,女教士们唱了《耶稣爱我》这首中文歌。一名师太(priestess)走进来,听得很用心。

 

回家之前,两人又被带去另一户人家。她们事先并不知道那家四五十名女眷也一边打牌,一边等待见“女洋教士”。两人到那里的时候,已经快五点了,天已近黑,但房间里被四根巨烛照得亮亮的,放蜡烛的桌子前挂着一副丑陋的神像。两名女教士在众人中认出了其中曾经来聚会过的一二人。在这个类似宴会或茶会的场合中,女教士们被迫聆听诵经声,其中一人还弹奏着类似吉他的乐器。她们的条件是:听完之后必须要让她们唱首歌。所以坐席的女眷们都听到了那首充满福音信息的《耶稣爱我》。她们带去的中国女助手帮着传译信息,并邀请女眷们到宣教站去听道。

 

两人离开的这段时间,宣教站又来过四名曾经来聚会过的妇女,她们跟门房信主的女儿劳菡(Laohan)聊了好一会儿。其中一人的丈夫是一位长者,他竟愿意一直在楼下等着,这说明他很愿意太太到这里来。

 

每每看到教堂里来聚会的人日益增多,休伯蒂姑娘就更想传讲那古老的福音故事,传讲那爱我们并将自己赐给我们的救主耶稣!事奉的时间表日益紧张,也让休伯蒂姑娘不禁感慨:这样的福音事工真是伟大,足以使更多的主内姐妹在这里发挥所长。既然主的同在在中国和在英国一样确实,难道没有人愿意跟随他前来这个国家吗?这里需要更多的工人,难道没有人会说“主,我要去”吗?[10]

 

随着内地会队伍的壮大,尤其是单身姐妹的不断加入,戴德生后来锁定扬州作为女宣教士的语言培训中心,自然而然,妇女事工也成为该宣教站的重心。扬州成为内地会在江苏历史最悠久的宣教站,其规模远远超过位于安徽安庆的男宣教士语言培训中心。无数女宣教士来了又走了,近二十年后,有一位名叫金宝恩(Margaret King)的富家女子决定留下来,专门服事扬州的妇女。她既能交接官绅阶层的夫人小姐,又能教育信徒世家的平民姑娘,既能引导受过西式教育的女青年,也能安慰逃出魔窟的风尘女子。她的扬州话之流利,在整个江苏省的宣教士群体中无出其右。

 

中国的僧尼

 

清代的扬州,明文记载的寺庙便有四百多家。扬州以寺多、寺大、寺美著称,来到扬州的女宣教士们,不可能不注意到随处可见的寺庙和僧尼。休伯蒂姑娘便在日记中写到,她和休斯小姐在中国传道人的陪同下,前往扬州城外一座佛寺观礼的见闻。

 

两位女教士穿街走巷,吸引了一大群人尾随她们。寺中10到12名僧侣正在进行法事,不论是众人的喧闹还是“夷妇”的出现,都未能打断他们用如泣如诉的音调重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们身着松垮的长袍站立着,双手合十,两眼直视前方,每敲一记钟便下拜叩首一次,额头近乎碰到地面。他们从不转身,也不抬眼,确实教人看见一种充满敬畏的“敬拜”。这些和尚让休伯蒂姑娘想起天主教的神父,以及身边来自礼仪教会[11]背景的休斯小姐。然而人在这样的“敬拜”中是何其的无助!内地会这一小群基督徒宣教士,在这拥有三十六万灵魂的城市又算什么?休伯蒂姑娘只能在心中默默祈求神原谅西方教会的不冷不热和麻木不仁,并呼吁更多的工人被派遣过来——“除此以外我们还能做什么!”[12]

 

无独有偶,五月号的《亿万华民》的“青少年专栏”也发表了祝名扬夫人(Mrs. Judd)对中国和尚的观察。多年前,她在普陀山看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僧,在山边的小屋中盘腿打坐,日以继夜地念诵“阿弥陀佛”。当祝夫人一行尝试着告诉他关于救恩的福音时,他根本不相信世上还有比他的修行术更能直达“西天极乐世界”的真道。[13]

 

在六月号的《亿万华民》中,祝夫人又撰专文向西方青少年介绍她所了解的中国尼姑。为了证实真伪,她特意请教一位慕道的年轻文人(此人的母亲仍是虔诚的佛教徒):“康先生(K’ang),我知道你很了解佛教。我听说很多女孩子从家里被带走、卖到庵堂做尼姑,这是真的吗?”对方回答说:“是的,很多尼姑都是这么出家的。还有的是因为生辰八字不吉利,父母便把她们送进寺庙,想让她们借此摆脱那不可避免的噩运。”祝夫人了解到,如果一个女婴出生时,有算命先生说:“这孩子成人后,会嫁给一个恶棍,一生凄苦。”父母有时就会因为算命瞎子这一句话决定让她出家,这样她就不用出嫁。又有些穷困潦倒、饱尝忧患的父母会说:“我们的女儿应该去做尼姑,那样她至少有吃有穿。”于是那些可怜的孩子一生都注定与快乐绝缘,她们大部分的生命都用来服事、敬拜那些不能看、不能听、无法帮助人的丑陋偶像。

 

女孩子们被带到庵堂后,会被剃光头发,穿上松垮的长衫。长到一定年龄,她们将学习认字、吟诵佛经,在蒲团上盘腿打坐,直到她们最终适应。那种将两只脚同时放在翘起的另一侧膝盖上的坐法[14],是一项又难熬又痛苦的任务。祈祷时,她们必须双手合十、举至下巴,双目低垂看着手,并数算自己的呼吸,以至心无旁骛、全神贯注于佛陀身上。有时为了积累功德,就这样坐上几个小时,甚至一个个漫漫长夜。她们必须天明即起,在木锣响起时就梳洗整齐地去偶像前诵经祈祷。晨祷之后,她们还要清扫、拂尘、做饭、伺候年长的尼姑、做针线,以及其他很多杂务。如果她们反应迟钝或表现愚笨,经常会被毒打。到了一定年龄,她们会被打发出去挨家挨户地化缘,或索要“善款”,用来修葺寺庙或重塑佛像。或者,她们守在庵堂伺候香客,为他们点香、端茶、倒水,借此获得一些赏钱。夕阳西下,她们又要诵经、晚祷、烧香,然后才结束一天的工作。如此这般日复一日,大好年华就这样消磨殆尽。一天的劳作之后,她们绝没有体会到赞美诗中所表达的基督仆人那样的喜乐:“又是一天为主做工,这工是何其甜蜜!”[15]

 

天国离她们何其遥远,基督离她们何其遥远,因为她们对福音闻所未闻;她们的灵魂没有被基督的爱和光充满,而是被撒但之国的黑暗笼罩,因而她们毫无喜乐。何其强烈的对比,看看这些疲乏可怜的尼姑,她们厌倦了这强加于身的寺庙苦工;再看看那疲乏却快乐的人们,他们毫不厌倦地服事着,并说:“哦,为耶稣工作是有福的!哦,安息在耶稣脚前!主,如果我可以,我要再服事一天!”[16]

 

祝夫人发现,尼姑的头顶上也有九个与和尚一样被烧出来的戒疤,乃是将九根植物做成的香棒点燃后、横竖三排地烫在头顶上的。奇痛无比之际,她们会一边大喊“阿弥陀佛”,一边在屋子里竭力绕圈疾奔。头顶的戒疤乃是僧尼们身份的印记,当她们云游四方时,其他方丈或师太见此便会提供食宿。写到这里,祝夫人又想起两首赞美诗:

 

1)耶稣是我的牧者,曾为羊舍命:

群羊都洒上血,污秽得洁净。

又在羊的身上,盖上他印记,

凡有他的灵者,都是属他的。[17]

 

2)他们拥有一个记号,

主宣称这是他的羊,

尽管这个符号常常暗淡;

他们深知那为他们命名的牧者君王,

所以还要认识并跟从他。[18]

 

祝夫人问当年英国教会少年读者的话,今天也同样适用于中国教会的年轻人:你们有这记号吗?你们认得出这位救赎者的声音,寻求并跟从他,到他呼召你去的地方吗?你相信当这位好牧人为他的群羊舍命时,你就是群羊中的一员,并且获得永远的平安吗?若是如此,你会为所有带着撒但印记、屈从于他意志的异教徒代祷,让他们转离偶像去事奉永生真神,并等候他的儿子从天而降吗?当年英国的年轻人若不漂洋过海很难在本土接触到僧尼,但是今天的中国信徒除了代祷之外,还有很多机会亲口告诉身边的佛教徒:“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虽然你可能非常年轻,但你仍然可以问一个问题:“主,你要我怎么做?”[19]

 

河南的士绅

读者应该记得,河南省是内地会所进入的第一个中国内地“未及之地”。虽然前几次巡回布道有惊无险,但是这次戴亨利(Henry Taylor)从确山(Ch’oh-Shan)[20]写给戴德生、花国香(Clarke)和祝夫人(Mrs. Judd)的信中所透露的信息,却不容乐观[21]。此次旅程非常艰辛,1月26日从武昌出发[22],路上颠簸二十多日。其中有一段路程的积雪泥泞很深,必须脱下鞋子,改穿草鞋才能涉过。戴教士一行到达确山之后,发现情况仍无进展。差会租下来的房子,被当地士绅安排的一家人占据,连地方官都不敢命令这家人搬走。朱先生(Mr. Chu)[23]天天到衙门交涉,地方官推搪说,因为去年租房时没有呈报官衙,所以他现在也无法插手,这完全是洋房客和房东之间的事情。不过,地方官又承诺等他“开印”[24]之后,可以出一张告示,“如果有人愿意的话”,洋教士可以自由租赁别处。戴教士等人在城里的存在尚未得到认可之前,他们只能暂住在守城门的老人那里,直到地方官履行承诺,张贴告示,并为他们另找一处房子。可供出租的房子固然多,但是恐怕房东们都不会把官府的这张告示当真,仍然会害怕和洋人交易。又听说与租赁相比,当地人更愿意出售或典当房屋,因为这样的交易金额才足以支付做买卖的本钱。

 

士绅担心洋教士们一旦收回租赁的房子,就会买下整套大院[25],让更多的外国人搬进去。房子里所有物品,都被领头闹事的人拿走,听说一直放在他家里。前几天,那个头目找到戴教士,说只要他们拿出二百两银子,捐给城里的一家济贫院,他就立即归还去年偷去的护照,并允许他们在此长住。对这样的无理要求,戴教士等人当然一口回绝。后来得知他所说的济贫院根本是子虚乌有。

 

2月28日上午得到消息,说告示明早可以在城门口贴出来。大家都安慰戴教士他们,只要告示一贴出来,另外租房就没有问题。来看望戴教士的人,都认为他们能回来真是勇气可嘉。他们还都问到花国香(George Clarke),显然对他也印象深刻。有一个姓万(Wan)的人(就是去年曾经打过宣教士仆从、抢走他们护照,在他们离开那天上午派兵前来护送的那个人)这次也来过了,态度温顺平和,像一只被鞭子抽打过的猎狗。还有一批去年跟随他一起怂恿众人的跋扈之徒也来过了。神好像使他们惧怕宣教士,怕他们把这起事端呈报到京城。戴教士借机对他们说:呈报与否,取决于他们这次对宣教士的态度。如果诚心补过,事情就到此为止;如果仍旧排外闹事,很难说结果如何。

 

这几天城里挤满了乡下来的人。戴教士有些担心会引发另一场暴乱,好在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这些单纯的人不敢擅自生事。胡医生来了几次,就是去年被罚竹板打手五十次的那位。此人非常友善,但戴教士无法测透他的动机。守门人去年也被打了五十个嘴巴。[26]宣教士们的中文老师刘先生的一位朋友走在街上被人认出,挨了一顿毒打。一位年轻的读书人,去年为了宣教士挨了五十板子,现在仍四处张罗,为他们租赁房子。[27]这一切事端,都是城里少数几个有地位的人挑起来的。地方官一方面出于惧怕,不得不公正对待宣教士,另一方面又惧怕那些士绅,左右为难。

 

戴教士写信时,仍不知道事情会如何进展。这天晚上,一名公差把告示拿来,戴教士请同行之人抄写一份,附在信中。遗憾的是,告示的内容并不令人满意,里面对宣教士,对去年的事端,还有外人租房一事,都只字未提;而且只张贴了一两次,完全是中国式的公事公办,看来官府尽量不想让人看到。

 

与此同时,士绅们又在筹划另一场暴乱。他们定的日子是正月十五,因为那天乡下的人都会进城来庆元宵。然而,那天的计划并未得逞,因为没有人敢带头闹事。这似乎应了圣经里的话:“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诗2:1)有一个主要的头目在正月十九日那天找到戴教士一行,并对他们出言不逊。戴教士虽然以礼相待,但是也出言警告。他怒气冲冲地走了,扬言要杀死洋人,并宣称,皇帝会因功提拔他们。那些人还威胁说,即便无法公开动手,他们也会在食物里下毒。戴教士只能像早期使徒那样向神呼求:主啊,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参徒4:29-30)

听说其他宣教士选另一条路线去往山西,戴教士甚感欣慰,因为照目前确山这种僵持的局面,更多宣教士的到来只能火上浇油。在几重压力之下,他也难免懊悔:如果去年意识到此地对外人的敌意,他根本就不会把房子租下来。他的忍耐几乎到了极限,但他仍深信主召他来,是要打开河南福音的大门。这一省的面积是苏格兰的两倍,人口多至两千五百五十万。和此地的人愈接触,他就愈感受到使命的艰难。神是他的保守和安慰,他相信即便在这些用各样诡计和邪恶抵挡福音的罪人当中,神仍会拣选一些人成圣。并且,神也教戴亨利看到,靠着自己的力量,他什么也做不了——这些灵性贫乏的人们,他们的救恩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唯有靠神的灵,方能成事。

 

贵州的山火[28]

 

当戴亨利在河南被困之际,宣教老将祝名扬(Charles Judd)带着新兵巴子成(James Broumton)在贵阳得到当地人的善待。贵州省的面积和河南相仿,也是苏格兰的两倍,人口却只有七百五十万。早在英格兰的时候,戴德生便建议巴子成去贵州省事奉,现在神真的为他开路,并预备居住的地方,使他们两人如期(1877年2月20日)平安到达贵阳。

 

他们于元旦第二天离开武昌[29],途经湖南时遭遇了一些艰险。因为当地有一个秘密会社,据说由全国最具影响力的15人领导[30],极力阻挠洋人进入或经过该省。祝教士曾看到过他们私下的传单。旅行最后一程开始时,祝教士和孙师傅为了尽早得到从武昌来的消息而先行一步,巴教士随后动身。两位教士的原计划是找一个小客栈暂住,直到确认能否租到房间。他们虽然认识城中一位热心的士绅,但因为对方是名朝廷命官,恐怕不方便直接在自己家里接待他们。没想到,快到达府城的时候,这位热心的朋友打发两个人来迎接巴教士去他的府邸。祝教士已经先到了一会儿,主人礼遇极周,还提供他们选择城中另一所宅院,或者60里(约20英里)外靠近一个小市镇的乡间别墅住宿。他们的东道主认为,那个村子乡邻们的心灵土壤已经预备成熟:他们中不少人持斋食素,寻求灵魂的安息。(而神正应许他们在基督里能够找到安息。)这家主人还认为在贵州省巡回布道绝非难事,而且他能够就路线方面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他让宣教士们接触“苗子”[31]的建议,促使巴子成开始为这项特殊事工祈求,他也觉得苗人很容易亲近。

 

两位宣教士陪同他们的中国士绅朋友下乡的那天,遇到一场意外,三人险些葬身火海。沿途的小山覆盖着灌木和八英寸高的野草,忽然遇到极大的山火,风速很快地把火焰吹向山下的三个人。他们希望在火烧到之前能够通过那条路。祝名扬虽然急步超过原本走在前面的巴子成,却被前面的火拦住去路,与此同时右边也烧来一条很长的火线,进退维艰的祝名扬唯一的出路是穿过荆棘﹑灌木和茂草从左边冲下山去。穿越途中,他的双手被野玫瑰刺伤,但更糟糕的是听到身后烈火的“噼啪”声,而不知远处的巴子成是否安全。祝教士隐约看到巴教士在不远处的灌木丛中突围奋进,东道主借给他的椅子[32]被拖在后面。祝教士接二连三地跌进沟里,并迷了路,只能通过远处朋友的声音辨认方向。当他们再次到达主路附近时,烈火很快地扑向他们,除了风向改变,他们没有什么可能获救。于是他们仰望神,只有他才能主宰风。过了一会儿,风向真的转往相反的方向。火势受控之后,他们疾步冲出火海,经过时还能感受到烈火燃烧的热量。稍俟片刻,他们便可自由呼吸了。就在逃生无望之际,神存留了他们的性命。

 

他们那次走访的是一个被苗族部落之一的土人(T’u ren)[33]占据的村庄。他们在一位姓范的先生家住了两晚,此人最近被差派到此监管这些刚被收服的部落。范先生是位平易可亲的中国绅士,他曾经是太平天国运动中的一位王爷。当时,清政府用五千两银子(超过1.200英磅)悬赏他的人头。但是现在他被安置在这个安静的小地方隐居。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他和他的邻居裴先生(Mr. Peh)都自称基督徒,但是现在却多少退回到偶像崇拜的阶段,因为他们除了对神的真道仅有的一点儿认识外,没有基督徒老师来帮助他们。范先生颇为伤感地说:“在很多事情上我们确实迷失了神的真道,但我们的心仍然信他。”两位宣教士鼓励他们两人勇敢地站出来为救主作见证,但是他们怕那样做会失去现在仅有的生存方式。祝教士相信神不久会赐给他们更好的教导,并请英国的读者为此事祷告。

 

此行的另一个收获便是发现苗族部落的语言与缅甸语极其相通,因此很可能大有关联。以前缅甸大使经过这里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他们能听懂很多苗人说的话,然而汉人却一个字都听不懂。好在现在苗人中很多人能说汉语,所以要找福音的传译者并非难事。

 

由于汉人和苗人之间的战争破坏了其他一些城市,迫使老百姓大批迁居到府城。这样一来,可供宣教士们选择的空房便奇货可居。于是,主人带他们去看他在城里的另一处房子,现在由他的一个雇员住着,此人很快即可把房子腾空让出。那间房子的位置非常好,地势也颇高,坐落在靠近府城最大交通要道旁边一条较为安静的街上。主人允许宣教士在那里自由安排,如果不得不装修的话,他也愿意报销费用。建筑物虽然不太值钱,但是地上所有的物材他们都可以随意取用。

 

这位东道主在当地是知名人士,他告诉所有亲朋好友对宣教士的期盼,对两人的光临也显得特别高兴,尽其所能使他们宾至如归。他的宽容、大方简直无人可比。接连几天宣教士们都忙于会见很多来访者,几乎每天都用官话与有身份的官员交谈,主人也从旁帮助他们向这些人传福音。祝教士在贵阳的街头传了三次福音,很多人听得很开心,还买下他们的书。祝教士还遇到几位天主教友,他觉得他们确实很真诚,但是渴望比天主教教义更好的东西。其中一人拿着一本山东某位宣教士送给他的赞美诗本,其他几位也很想要这本赞美诗,于是抄写了几份副本。在这个城市里,天主教建有一座华丽的大教堂和一个大礼拜堂,驻有三位神父和一位主教,都是法国人。

 

祝、巴两人都觉得没有在武昌滞留等候与戴德生会面是对的,因为贵阳的这位朋友计划近期离开此地。房子和经费等事安排妥当之后,祝教士几天后就能踏上回程。他计划取道四川返回武汉,虽然路途较远,但费时尚可。从Shen-chi hsien 到铜仁(Tong-ren)的路上,他们的船重创礁石,由于没有及时发现船身撞出的漏洞,差点在下一段深水处沉没。

 

结语

 

1877年内地会所面临的中国禾场,并不比1868年扬州教案爆发时改进多少:易燃的木结构民居,挑战着戴德生“住中国式房子”的文化认同式宣教理念;深感自己的乡绅特权受到侮辱的士大夫阶层,一面挑动平民出面做打手,一面胁迫地方官敷衍了事,使得保护外侨的外交文件成为一纸空文,孤身探路的宣教士求告无门;偶像林立、寺庙围绕、僧尼成众,似乎姗姗来迟的福音难以在被道教、佛教和民间信仰熏陶了上千年的心灵土壤上生根发芽;天主教的洋势力和太平天国式的土产异端以“政教军合一”的方式先声夺人,所经之地的百姓皆对“拜上帝的”和“宣扬天国者”退避三舍;同时,洋务运动仍未惠及内地的交通与运输,宣教士在跋山涉水中耗尽体力,尝尽艰险。然而,也就是在这内外交困的十年内,内地会同工的人数不减反增,甚至超过伦敦会成为在华最大的宣教差会,宣教站从9个增加到52个,信徒人数也从数十人向数百人呈几何式增加。正如戴德生所洞见的:神的工作通常有三个步骤:从“不可能”,到“困难重重”,最后——“成了”!

 

 

 

[1] 本文主要根据《亿万华民》1877年六月号及七月号的部分内容编译。文中所有插图均来自英文原版旧刊中的插图版画。承蒙海外基督使团(原中国内地会)允许重印英文原版中的插图,特此致谢。

[2] 参A. J. Broomhall(海恒博): The Shaping of Modern China——Hudson Taylor’s Life and Legacy, p.80。

[3] 引自Gregg Lewis:《属灵的秘诀——戴德生信心之旅》(Hudson Taylo’ s Spiritual Secret),乐恩年译,1995年初版,第239页。详情请参“请你来当陪审员——扬州教案140周年纪念”,《教会》,2008年11月第6期,总第14期,第34-43页。

[4] http://www.xici.net/d203136516.htm(2014年12月19日存取)。

[5] 火灾经过详参:“Woman’s work: Extracts from the dairy of Miss Marie Huberty, ”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ly 1877, p.81.

[6] “Recent Intelligence regarding providential deliverances,”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ne 1877, p.76.

[7] 参:“一八七七年的中国内地会(四)”,《教会》,2014年9月第5期,总第49期,第88页。

[8] 参杨宓贵灵著:《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徐成德、白瑞槐、陈知纲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第48-49页。

[9] 综合“Woman’s work, ”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ly 1877, p.81; “Recent Intelligence by Miss Crickmay and Miss Horn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ly 1877, p.89。

[10] “Woman’s work: Extracts from the dairy of Miss Marie Huberty, ”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ly 1877, pp.81-82.

[11] 原文作Ritualist,英国的圣公会分重仪式的高教派(high-church)和不重仪式的低教派(low-church),这里的仪式主要指圣餐礼,休斯姑娘可能来自高教派。

[12] “Woman’s work: Extracts from the dairy of Miss Marie Huberty,”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ly 1877, p.81.

[13] Mrs. C. H. Judd, “For the young: Monks with hand-furnaces,”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p.58-59.

[14] 原文中有“并像个裁缝那样”的字句,暗示当时英国的裁缝是这样工作的。

[15] 英文原歌名为“One more day’s work for Jesus”,Anna B. Warner作词,Robert Lowry作曲。

[16] 这也是“One more day’s work for Jesus”一歌中的歌词。

[17] 英文歌名:“Jesus is our Shepherd”,作者为Hugh Stowell,中译参照https://www.google.co.nz/url?sa=t&rct

=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CBwQFjAA&url=http%3A%2F%2Fwww.svca.cc%2Fppt%2FH469_JESUS_IS_OUR_SHEPHERD_bg1.ppt&ei=_OCTVNmCIMXQmAW7i4HABg&usg=AFQjCNHn6DvjNMYwmr9T9v1zmIRYQMeXdg&sig2=vq30OVZGgtOjMbMrryPC8Q&bvm=bv.82001339,d.dGY(2014年12月19日存取)。

[18] 英文原歌名、歌词不详。

[19] Mrs. Judd of Wuchang, “For the young: Buddhist nuns,”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ne 1877, pp.75-76.

[20] 确山是河南境内离原有内地会各福音站最近的县城,故戴亨利在那里租房建立福音站,参“一八七六年的中国内地会(六)”,《教会》,2013年11月第6期,总第44期,第87页。

[21] “Trial in Ho-na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ly 1877, pp.86-87,其中包括戴亨利3月1日写给戴德生的信、2月28日写给花国香的信和3月5日写给祝夫人的信。这次陪同戴亨利河南之行的,可能有冉教士(H. Randle)。参:“Recent Intelligence regarding Mr. Randl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n 1877, p.76。

[22] 参:“Recent Intelligence regarding Mr. Henry Taylor,”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64。

[23] 有可能是这次陪同戴教士前来的中国传道人。

[24] 旧时官署于岁暮年初停止办公,称为“封印”。清时于每年十二月十九至二十二日四天之内择吉封印,为期一月,至明年正月十九﹑二十﹑廿一三天之内择吉开印(见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开印封印》)。

[25] 这是一套有百余间房间的大院落,内地会只租用了其中一部分,所以士绅会有这种疑虑。

[26] 另一封信说房东挨了五十个嘴巴,不知是指同一个人,还是两个不同的人。

[27] 戴亨利1876年初的第三次河南之行,是与花国香同行,《亿万华民》上对此行的记载以花教士的日记为主,但是因为花教士中途返程押送福音书册,未能随行进入确山,所以戴教士与随行同工被殴打、掳掠的细节,在花教士的日记中没有记录。参“一八七七年的中国内地会(一)”,《教会》,2014年1月第1期,总第45期,第95页。

[28] 内容综合:Mr. Broumton, “First letter from Kwei-chau,”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ly 1877, p.85; Mr. Judd, “Province of Kwei-Chau,”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ug 1877, p. 92。

[29] 参:“Recent Intelligence regarding Mr. Judd and Mr. Broumto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64。

[30] 该秘密会社的名称与细节不详,很难作进一步的考证。

[31] 汉人对苗族的称呼,带有轻视意味。

[32] 原文是chair,猜想是用以代步的竹椅、竹轿之类。

[33] 或为土家族人,但缺乏进一步考证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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