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杰森•乔治的《三维福音》分析,富能仁来自以罪咎为主导的西方文化,而傈僳人则属于以惧怕为主导的部落文化。启蒙运动之后的西方宣教士,往往低估了灵界势力的真实性;富能仁在傈僳人身上看到孩童般的纯朴,也如同爱孩子一样爱他们;而他们作为属灵的婴孩,对福音的理解过于稚嫩,以至于根本无法抵挡撒但的反扑。现代社会的不同群体中,同样充斥着祖先崇拜、通灵交鬼的习俗。作为福音使者,我们应当先如何梳理自己的生命地图,再为服事对象量身定制认识福音的路线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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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越一带平原的汉人和山上的傈僳人,虽然没有能力供养富能仁(甚至还得到他的一些恩惠),但英国的教会却以金钱和祷告长年支持着富能仁在远东的服事。带着众肢体的祝福,富能仁没有辜负已经托付他的责任,以非凡的热忱和创意与不同的族群分享福音。宣教士不是雇佣兵,而是金钱买不到、聘不来的志愿军。你在日复一日的服事中,是否渐渐丧失了起初的爱心?或在汹涌的跨文化冲击中,消磨了当初蒙召时的士气?尽管福音事工不能保证你的生计所需,切记还有另一种赏赐,那便是:人们因着你的口传身证,白白得到了无价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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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是“肥水流往外人田”的运作,唯有投入者怀着彼此亏欠的心才有可能持守到底:已得之地自觉亏欠了未得之地的福音之债;母会视差派、关爱、供养宣教士为己任;捐赠人甘心乐意地为千里之外的异族人而降级消费;代祷者心甘情愿地定期在施恩宝座前努力代求;宣教士告别骨肉至亲而选择飘洋过海;骨肉至亲难舍难分仍祝福家人奔赴禾场;异乡异族信徒视福音使者如父如兄、如母如姊……“宣教是神学之母。”西方宣教士常常到了东方禾场和部落群体中,才能切实感受到“彼此相爱、互为肢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生命连接,也能更深地体会到保罗书信中所描述的,唯恐彼此亏欠的那种互为肢体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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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教史上,随处可以看到“保罗栽种、亚波罗浇灌”的案例,让人无可自夸。先驱们在栽种之初,就凭信心而盼望数年、数十年、数世纪之后定会有不同的人浇灌,不同的人收割;而后来者则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缅怀先贤并继续建造和远眺。近现代宣教士几年一次的述职,以及驻地调动,让“接力宣教”的现象更加常见。其实我们每个人所做的某件事或所说的某句话,或许都是对方信仰之旅上的关键一环,是神国宏大棋局中的一处落子。唯独庄稼之主有全盘的计划,并让生命按时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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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想到马太福音28:20中神同在的应许时,我们比较多以为的是,当我们在做轰轰烈烈的大事时神的同在,譬如上台讲道、领人归主、为人施洗、献堂礼拜……殊不知神也在诸般的小事上与我们同在,譬如整理行李、练习发音、背默单词、打手势、水土不服、晕船晕机、倒时差等等这些看似摆不上台面、写不进代祷信的琐碎日常中。飘洋过海本身不能使我们成为宣教士,若不能在熟悉的此时此地体会到神的同在,在异国他乡的彼时彼地也不能捕捉到神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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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能仁即将结束专业技能培训的大学最后一年,神的呼召临到了他。他没有机会运用他的工程学知识,便奔赴宣教禾场,看似是极大的浪费。但其实,富能仁的音乐天赋、运动爱好、工程师的头脑,都是造物主在他生命中埋下的伏笔,在他日后的服事中起到了或隐或显的作用。神作事有定时,当祂将一个器皿陶造得当之后,便征召其投入一生之久的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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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命”作为神旨意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宗教改革之后的三个世纪,都没有进入教会的主要视野。返国疗养的戴德生夫妇在1860–1866年间看到,即便在属灵复兴运动余热中的英国教会,对异国他乡的属灵需求仍然缺乏关注。然而,当我们定意走出安乐窝执行祂的旨意时,祂的国度便悄然彰显在祂的百姓中间了——这样的一种信仰团体将不知不觉地吸引更多的人一起追寻祂的国,正如戴德生夫妇和他们的年轻团队,对安妮·帕尔默这个女学生以及她后裔的深远影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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