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结束了吗？[注1]

文/史普罗（R. C. Sproul） 译/王培洁

关于因信称义的问题，有些人持不同立场，我将他们称为“以前的福音派”。其中一人如此写道：“十六世纪的路德是正确的，但因信称义现在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了。”我参加一次出版会议的时候，也听到有人公开评论道：“十六世纪就‘唯独因信称义’引发的论战实在是一次茶杯里的风暴，小题大做而已。”还有一位欧洲著名的神学家在文章里认为，“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已经不再是教会的重要议题。今天许多被定义为抗罗宗的人显然全然忘记了自己抗议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十六世纪的重要改教家对“唯独因信称义”教义的态度，他们的视角与当代人截然不同，将“唯独因信称义”看得极其重要。路德的名言是：“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是教会成败的关键。加尔文使用了不同的比喻，认为称义是枢纽，是转动一切的核心。二十世纪的时候，巴刻将因信称义的教义比喻为“阿特拉斯”^[2]，“将所有其他教义扛在肩上”。后来，巴刻不再使用这么强烈的比喻用法，选择了一个语气较弱的说法，称“唯独因信称义”是“福音的免责条款”。

鉴于以上讨论，我们需要了解，十六世纪以来发生了哪些改变？变化好坏参半。好的是人们更加文明，在神学争论上也更加宽容。不会再有人因着教义差别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或在刑架上备受折磨。过去这些年来，罗马天主教也在其他重要基督教正统教义上保持了坚定的立场，如基督的神性、他的替代性救赎和圣经的默示，而许多新教自由派早已把这些教义全部抛诸脑后。天主教也在关键的伦理问题上保持了坚定立场，如堕胎和伦理相对论。在十九世纪的梵蒂冈第一次大会上，罗马天主教指斥新教徒为“异教徒和分裂主义者”。在二十世纪的第二次梵蒂冈大会上，新教徒被称作“分离的弟兄”。两次大会的口吻有着显著差别。然而，坏的是，新教正统在几个世纪之前因着教义的差别毅然从天主教中分别出来，从十六世纪之后，天主教却陆续宣告这些教义的合法性。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几乎所有的关键圣母论教义都被宣告合法。教皇无误论虽然早在正式定义之前就已经在实践中被操作执行，但是，它在1870年的梵蒂冈第一次大会中被正式确立了下来，看为是必须遵守的信条（于救恩有益的）。我们也看到罗马天主教近几年出版了一个新的天主教教义问答，明确肯定了天特会议的教义，其中包括天特会议对因信称义的定义（天特会议厌弃宗教改革中的“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与此同时，天特会议再次肯定了罗马天主教的炼狱、赦罪和功德库的教义。

几位主要神学家就“唯独因信称义”在当今持续的适切性进行了一次讨论，霍顿（Michael Horton）当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过去几十年发生的哪些事情让一世纪所传的福音不再重要？”称义引发的争论不是在神学专业层面围绕交托给我们的圣经真理的边缘问题进行的讨论，也不能被单纯看做是小题大做，宗教改革的风暴已经大大超越了一个小小茶杯的容积。“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这个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处在神忿怒中的人来说，仍旧是个关键问题。

答案比问题更关键，因为答案触及的是福音真理的核心。罗马天主教会经过最终分析，在天特会议中确认且在今天仍旧肯定，神宣告人称义或不称义是在于其“固有的义”。若人本身不义，那么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下地狱，最好的情况（还存在着不洁净）就是去炼狱，可能会待数百万年。圣经和新教对称义的观点完全与此不同，我们称义的唯一基础在于基督的义，他的义被归算给信徒，一个人在基督里有了真实信心的那一刻，救恩所必须的一切都藉着基督之义的归算被满足了。根本问题在于：我称义的根据在乎我自己吗？还是像路德所说的那样，是“外来的义”，是加诸于我的、在我之外的义——换言之，即基督之义？从十六世纪直至今日，罗马天主教一直教导，称义基于信心，在乎基督和恩典。然而，区别在于，时至今日，罗马天主教仍旧否认：称义唯独以基督为基础，唯独本乎恩，唯独因着信。这两种立场的差异其实是救恩与其仇敌的差别，对于与公义的神隔绝的人而言，再没有更大的问题了。

虽然罗马天主教会肯定了其他正统教义，但是她现在咒诅“唯独因信称义”的圣经教义，否认福音，就不是合乎圣经的教会。在她拒绝圣经救恩教义的时候，就接纳她，将她看做是真正的教会，会带来致命的危害。我们生活的时代把神学的冲突看做是不合时宜的事情，但是，在没有平安的时候宣告平安，就背叛了福音的核心与灵魂。

作者简介：史普罗（R. C. Sproul）博士是弗罗里达桑福德圣安德烈堂的牧师，也是Ligonier事工机构的创始人和主席。他写了九十多本书，其中包括《神的应许》（The Promise of God）和《唯独圣经》（Scripture Alone）。

[1] 本文出处：http://www.ligonier.org/learn/articles/reformation-over/。承蒙授权翻译转载，特此致谢。——编者注

[2] 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受罚以双肩扛着苍天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