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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内地会(CIM)到海外基督使团(OMF)的神学教育策略

文/亦文

 

中国内地会(简称“内地会”)是中国教会非常熟悉和尊重的一个西方差会。即便是内地会离开中国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在很多中国教会组织或领袖人物的历史传承上捕捉到“内地会基因”。这种“遗传现象”不得不归因为其宣教策略与神学教育的成功。与此同时,内地会离开中国后,虽然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但其运作模式(包括神学教育)中,仍体现出种种“中国经验”的印记。因此,对内地会在华期间和离华之后的传承与发展加以学术性研究,也对今天的中国教会反省神学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有重大的借鉴价值。

 

以民国时期神学教育研究著称的徐以骅教授,将新中国建国之际的新教神学教育体系比做宝塔型:处在宝塔顶端的是招收大学毕业生的神学研究院(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只有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金陵神学院和中华浸会神学院可以勉强归入此类;处在宝塔中层的是13所招收高中毕业及以上程度学生的神学院(theological college);处在宝塔底层的是14所圣道书院(theological training school);招收高小毕业程度学生的17所圣经学院(Bible school)恐怕只能算作宝塔的地基了。[1]

 

通常学者对在华教会学校的研究皆关注于宝塔顶层或高等教育,而研究内地会在华活动的学者,也鲜有涉及其教育事工,故有必要对内地会“中国时期”的教育事工作一简要回顾。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一向视教育与医疗为福音的两个婢女,一方面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也不可喧宾夺主。内地会在华教育事业,始终将有限资源集中在扫盲班和初级教育之间,从不问津高等教育。又因针对乡镇农耕阶层和部落民族培养传道人,其神学培训的定位也偏低,且因为受众群体苦于谋生而只能设置短期培训(如傈僳族的雨季圣经班和农闲季节圣经班)。就学术程度而言,内地会的神学教育确实乏善可陈;然而不可忽视的,便是内地会作为一个西方差会与中国教会合作经营神学教育的模式。这一培训模式后来在其亚洲时期进一步发扬光大,沿用至今。

 

1922年之际,内地会共有4所幼儿园、375所初小、58所高小、5所中学、1所学院、5所师范学院及21所圣经学校。[2]1950年之际,内地会及其伙伴差会(associate mission)[3]参与了13家神学培训机构的事工,共投入30名传教士从事神学教育(详见表一)。

 

表一:内地会及其伙伴差会所参与的神学培训机构(1950)[4]

地区 英文名 中文名 负责机构
上海江湾 China Bible Seminary 中华神学院 内地会
浙江杭州 China Evangelical Bible College 中国布道神学院 内地会
湖南长沙 Hunan Bible Institute 湖南圣经学院 内地会
贵州葛布 Kweichow Tribes Bible Institute 贵州部落圣经学院 内地会
云南昆明 Kunming Bible School 昆明圣经学校 内地会
云南撒老坞 South West China Tribal Institute 华西部落圣经学院 内地会
四川重庆 Chungking Theological Seminary 重庆神学院 内地会
甘肃兰州 Spiritual Training Institute 兰州灵修院 内地会
陕西凤翔 North West Bible Institute 西北圣经学院 内地会
陕西西安 Sian Bible Institute 西安圣经学院 协同会(TEAM)[5]
绥远萨拉齐 Suiyuan Bible Institute 绥远圣经学院 瑞华盟会(Swedish Alliance Mission)[6]
河南开封 The Bible Institute 圣书学院 内地会
安徽芜湖 Wuhu Bible Institute 芜湖圣经学院 内地会

 

在这十三家培训机构中,其中重庆神学院被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归为神学院级别,四家被归入圣道书院级别[7],四家归入圣经学校级别[8],其余四家或因规模太小、学制太低而未被录入。这些机构中,除了内地会创建并随着教会自养程度逐渐成熟而移交给中国教会的传统模式以外,还有三种当时比较少见的模式:一种是支持没有差会和教会背景的独立神学院,一种是与离开内地会、加入其他差会的传教士或与其他机构合作的培训项目,另一种是内地会出人、中国教会出资的合作项目。第一种以上海江湾的中华神学院(简称“中神”)为典型,第二种以陕西凤翔的西北圣经学院(简称“西圣”)和长沙的湖南圣经学院(简称“湖圣”)为典型,最后一种则以重庆神学院(简称“重神”)为典型。

 

“中神”原为南京金陵神学院美籍传教士毕路得(Ruth Britian)于1930年创办的女子神学院[9],太平洋战争中一度停办,战后复校。内地会从其建校之初便提供师资,先后由金宝恩(Margaret King)[10]、杨崇恩(Audrey N. M. Wetherell Johnson)[11]等女教士和赖恩融(Leslie T. Lyall)等人参与教学,并邀请曾在山西曲沃与内地会合作过的教会领袖杨绍唐出任中国教员。

 

“西圣”为戴德生之孙戴永冕(James Hudson Taylor II, 1894-1978)应甘肃教会的邀请建立的。戴永冕虽为戴氏后人,也曾加入过内地会,但在办校之际,已转入美国循理会差会。因其家族渊源,西圣创校之初,便借调到了内地会的师资。[12]“湖圣”原为内地会美籍传教士葛荫华(Frank Arthur Keller, 1862-1945)于1906-1909年间发起的“湖南逐家布道团”(The Houseboat Colporteurs)发展而成的“在职培训”机构,由最初的流动传教和流动培训相结合的活动演变成相对固定的学习机制后,“湖圣”的所有权被转移给洛杉矶圣经学院(The Bible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自1916年起,“湖圣”在英文世界中的身份便成了“中国的拜奥拉”(Biola in China或China Branch of Biola)[13]。从本土化的角度而言,由在华传教士为主导的在职培训项目“蜕化”为由美国神学机构遥控的延伸课程似是开历史的倒车。1950年时,内地会仍有两对传教士夫妇出任湖圣的校长和教员。[14]

 

“重神”则是内地会与陈崇桂(Marcus Cheng)合办的培训机构,也是内地会在华期间参与建设的最高学历的神学培训项目。陈崇桂曾经先后在瑞典行道会(Sweden Mission)创办的荆州神学院(执教期1909-1920,1922-1925)和美国神学院主导的“湖圣”(执教期1929-1937)任教,都以不欢而散告终,其中主要原因为财政不能自主。1938年,陈崇桂应时驻川东传教区的华福兰会督(Bishop Frank Houghton)之邀在滇、黔、川等地巡回布道,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滞留新加坡约三年之久。陈崇桂虽曾公开批评内地会,但已升任内地会总主任的华福兰却不以为忤,反而邀请他一起创建重庆神学院,并为其出版多部英文传记和著作[15]。创校当年(1944)就有十几位中西老师到任,且有来自十七个省的50多位同学入学。由于内地会只无偿提供师资,不过问财政和行政,陈崇桂掌握了绝对的自主权,因此关系十分融洽。若非外部政治环境的骤变和三自爱国运动的兴起,这一合作模式似乎会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陈崇桂对外籍教员的“逐客令”,虽然给内地会沉重的精神打击,“重神”也因失去核心师资难以为继,加上陈氏本人于1953年移居上海,“重神”自1950年起学生人数锐减,最终于1959年并进金陵协和神学院。[16]

 

综上所述,内地会在华期间所从事的神学教育可以归纳为以下几大特征:首先,这些培训机构在神学立场上几乎都是跨宗派主义和基要主义,因此得不到自由派倾向浓厚的大宗派或大公会的支持,唯有向同样持跨宗派和保守派立场的内地会求助。其次,内地会在堂会以外的神学教育上投入的人力和财力始终只占其实力的很小部分,若按1950年在华同工人数(757人)来算,30名神学宣教士只占其总团队的4%,若包括述职者在内的团队总人数(1005人),则只有3%。按此比例,内地会永远不会落入“浮肿病”的陷阱,其起步低、投入少、运行简的办学模式,正是与中国现状相适应的理智选择。内地会中固然还有普通教育的事工,但从事这些工作的成员往往同时也从事直接传教工作,或者教会学校的本身就是宣传巩固教义的场所,因此内地会传教士中虽设“医疗宣教士”(medical missionary)一类,但从无“教育宣教士”(educational missionary)一说。而其他大差会,则在1930年代初,其附属学校所消耗的经费和人才就占去了总预算与总团队的半数。[17]最后,内地会在华的办学方法中,与中国教牧人士的关系已经从“领导”过渡到“合作”,并进一步过渡到“服从领导”阶段,从“湖圣模式”到“重神模式”的转变,即为一明显的风向标。

 

新中国成立之后,内地会撤离之际,从神学教育事工中抽出了唯一的投资——人力资源,其损失远较其医疗事工少,也比其他尾大不掉的教会大学少得多。离开伤心之地后,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以下简称“使团”),继续在亚洲各地沿用其“中国时期”的几种合作模式。在泰国和日本等福音化程度低或信徒人数极少的国家,使团沿用“差会创办、教会接收”的传统模式,创办了北海道圣经学院(Hokkaido Bible Institute)(1963)[18]和三家泰国神学机构:曼谷圣经学院和神学院(Bangkok Bible College and Theological Seminary)(1971),清迈神学院(Chiangmai Theological Seminary)和帕妖圣经学校(Phayao Bible School)(1965)。目前这几家神学培训机构财政皆已独立,除清迈神学院外,院长皆为当地人;但使团仍提供人力资源方面的支援,并服从当地人的领导。[19]

 

在印尼和台湾等因为主客观因素而没有建立独立体系的国家或地区,使团则采取“西圣”式的松散型合作模式,服务于现有的跨宗派或非宗派的神学培训机构。在台湾,使团先后提供过师资的学校包括:台中圣经学院[20]、埔里女子圣经学院[21]、花莲圣经学院(即玉山神学院)[22]、中华福音神学院[23],此外还包括各种短期圣经班,教员多半为精通汉语的“老中国通”。[24]

 

早在1953年,使团便将戴礼文(David Bentley-Taylor)和曾在兰州灵修院(Spiritual Training Institute)执教的郭景道(Isobel Gray)这两名“老中国通”借调给爪哇岛玛琅的东南亚圣经学院(Southeast Asia Bible College)。[25]此后数十年间,使团的传教士被陆续借调给印尼各岛神学背景、宗派体系和学术水准各不相同的教育及培训机构,横跨印尼神学院协会(印尼文缩写PERSETIA)和福音派神学院团契(印尼文缩写PASTI)两大体系。贝克夫妇(David & Elizabeth Baker)在东南亚最大教会HKBP附属神学院和印尼历史最悠久、地位最显赫的雅加达神学院执教16年后,于1993年组织了使团首届神学事工咨询会,被视为突破性的进展。新加坡和雅加达两地的教会和使团联合设立“印度连接基金”(Indo-Link Trust),为前往新加坡三一神学院深造的印尼籍学生提供助学金。[26]

 

为了实现神学教育当地化的理想,使团在菲律宾传教区的参与可谓是“日泰模式”和“台印模式”的双轨平行。一方面,使团体系的教会建设中的平信徒教育逐渐演变为菲律宾基督教社区联盟神学培训学校(ABCCOP Christian Theological School);另一方面,使团将传教士借调给不同的神学培训机构,包括科诺尼亚神学院(Koinonia[27] Theological Seminary)、亚洲神学院(Asian Theological Seminary)、FEGC设立的非比亚圣经学院(Far Eastern Bible Institute and Seminary,缩写FEBIAS)和针对华侨的菲律宾圣经学院(Biblical Seminary of the Philippines)[28]。此外,使团还有专人负责菲律宾教牧培训国际联盟(Training of Pastors International Coalition,缩写TOPIC)的牧养发展部,并通过“伙伴事工”(Kaagapay Ministry)为乡村教会摄制、翻录和分销教牧培训的录像。[29]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教会架构和神学教育非常成熟的地区,使团采取了“重神”式的密切但不干涉主权的合作模式。在西马(马来半岛)早期(1961),使团在雪兰莪(Selangor)成立万挠基督徒训练所(Rawang Christian Training Centre),华人理事会负责训练所,使团负责房租并提供教员,学生半工半读勤工俭学,[30]首任所长为内地会在华期间最后加入的一名成员戴大卫(David A. Day)。“十年大限”[31]执行期间(1976)年,使团在马六甲(Melaka)成立了马来西亚圣经学院(Malaysia Bible College,缩写MBC),本旨为新加坡神学院的马来对应部,使团成员彼得•沃纳(Rev.Peter Warner)出任其院长,两年后升级为神学院制(Seminary),并在雪兰莪的八打灵再也(Petaling Jaya)设中文部,获得亚洲神学院联会(Asian Theological Association)认证。[32]马来西亚政府停止签发传教士签证之后,使团继续系统地安排有经验的神学教师利用短期签证入境教学,使团“长期提供短期师资”的神学培训院校包括:米里(Miri)的马来西亚福音学院(Malaysia Evangelical College)[33]和老越(Lawas)的高级教牧学校(the Advanced Pastor’s School),以及南茂(Namaus)和兰瑙(Ranau)的沙巴学校。[34]

 

新加坡四所跨宗派神学机构的创立和建设皆可见使团的手笔。三一神学院(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创立于使团抵达新加坡之前(1948),因此使团的参与相对有限。1952年,支持赞助新加坡神学院(Singapore Bible College,[35]以下简称“新神”)创建的众多教会机构中,使团是唯一一个西方国际组织。[36]“新神”后来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长期性圣经训练学院,在1985年之际,其18名全时间员工中,3名为使团成员,5名受海外资助,亚洲教会的自由奉献占其资金来源的92%。[37]然而,最具有使团印记和特色的,则是1968年成立的门徒培训中心(Discipleship Training Centre,缩写DTC)和1985年成立的亚洲宣教士训练学院(Asian Cross-Cultural Training Institute,简称“亚宣”,缩写ACTI)。

 

1960年代末,亚洲唯一一家提供跨宗派福音派研究生课程的学校是印度的联合圣经学院(Union Bible Seminary)[38]。地处西南亚的印度无论在地理还是文化上,都和使团主要传教区东南亚相距甚远,因此使团决定在国际总部所在地新加坡成立一家相应的神学培训机构,即DTC。将团队生活、实习训练和神学研究三者有机结合的培训模式是当时亚洲独一无二的;在日益强调“专业距离”(professional distance)教学风气的西方,DTC对传统师徒制(apprenticeship)的执著实属惊世骇俗。因此即便在使团内部,DTC模式也被称作“一场豪赌”(a terrific gamble)。[39] 1967年1月使团与合作多年的“新神”取得协议,使DTC成为其学士课程的研究生分部,1968年正式开学,延请“老中国通”艾得理(David Adeney)为首任中心主任,[40]教授三年制的伦敦大学神学学士(Bachelor of Divinity)课程。1971年,来自八个地区和国家的14名首届学生按期毕业[41], DTC亦从“新神”独立。

 

艾得理在DTC“八年抗战”(1968-1976),奠定了该中心组织文化的基调,早期学员的生源和毕业去向,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艾氏个人的影响,DTC第一对欧裔学员即为艾氏的儿子和媳妇(Bernie & Fran Adeney)。DTC学生团队中很多人曾在各地的学联会工作,或后来升任各地学联会的领袖[42],其他人加入使团成为其早期亚裔传教士[43],亦有少数人后来从事亚洲跨文化神学教育[44]。DTC的培训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作艾得理本人的有机混合体:对中国与亚洲之委身,对学生之关切,对使团之忠诚,兴起各国当地信徒领袖之异象。[45]新加坡的DTC,可以追溯到艾得理早年的两种经验,一为其在赴华之前接受培训的英国宣教士培训营(Missionary Training Colony),另一为其在华期间合作过的华人领袖杨绍唐主持之灵工团。艾氏从DTC卸任后,基于同样的资格被邀在香港的中国神学研究院任教半年。可以说,即便在内地会出中国近二十年后,“中国因素”仍然在影响着使团的神学教育。DTC与“重神”不同之处在于,似乎不易找到陈崇桂式的亚裔院长[46],这一瓶颈在ACTI的创立中则一开始便被克服。

 

进入1970年代末,亚洲的神学培训机构已经超过一千所,在此基础建设上,亚洲神学协会开始致力推动“在亚洲训练亚洲人”的培训模式,并于1984年在菲律宾设立亚洲神学研究所(Asi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缩写AGST),与印尼、菲、日、韩17家神学院合作,印度和韩国的亚洲神学研究所也于1990年代初相继开始。在此过程中,亚洲教会领袖形成的共识便是,实现亚洲福音化的工程中,西方人的角色应该被限定在培训当地人,而非一线传教。与此教会内部反省结果相对应的是,外部环境的每况愈下:东南亚国家政治和宗教政策日益收紧,外籍人士越来越难以持传教签证进入及逗留各地。“亚洲制造”的神职人员的优势可以浓缩为三点:首先,前往欧美进修的亚洲神学生往往一去不复返,据称,90%的印度神学生毕业后不回国,86%的台湾留学生滞留北美,造成一种欧美传教士到亚洲来传教,而亚洲的教会精英却移民去西方的矛盾现象。“画地为牢”的模式可以避免人才流失,也可以淘汰一些留学动机不纯的神学生。其次,差派一名西方神学家来亚洲授课远比资助一班神学生去西方上课更节省经费,在美国培训一名神学生的经费相当于AGST培养五名学生的费用。最后,就地取材的神学教育,无论在课程内容上还是实习项目上都较易与当地文化相适应。[47]

 

“亚宣”便是在这样的亚洲神学培训的大背景下成立。亚洲神学协会在菲律宾成立AGST同年,使团在新加坡成立“亚宣”[48],当时使团团队中的亚裔成员已近7%(900名中六十多位)[49]。英文原名为Asian 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但由于欧美差会的历史负债,“差传”(missionary)一词在亚洲各地易引起惊疑,故以“跨文化”(cross-cultural)一词取代。并于1988年邀请其他八大差会的新加坡或亚洲分部联合成立董事会,[50]并加入了新加坡差传机构协会(Fellowship Of Missional Organizations of Singapore)。首届院长为DTC校友、使团早期日籍传教士小川国光,首届学员皆为使团宣教士候选人。亚宣的生源34%来自韩国,15%来自香港,13%为新加坡本地生,8%来自台湾,25%来自其他亚洲国家,5%来自西方国家。[51]如表二所示,就姓名推测,历任校长中除了亨利•阿姆斯特朗(Henry Armstrong)外,皆为亚裔,所有的教员皆有过跨文化宣教的“实战经验”[52]

 

表二:“亚宣”历届校长及其背景[53]

校长姓名 组织背景 任期
1 小川国光(Rev. Joshua Kunimitsu Ogawa)[54] 海外基督使团 1984-1986
2 龙维耐(Titus Loong)[55] 保守派国际浸信会(Conservative Baptist International) 1987-1990, 1991-1994
3 韩定国(Rev. Paul Han)[56](代理) 海外基督使团 1991
4 Rev. Kim GiMun (代理) 海外基督使团 1994
5 Melville Szto 海外基督使团 1995-2001
6 Rev. Kim Chong Pae 全球差传会(Global Mission Society)(韩国) 2002-2005, 2007-2008
7 Henry Armstrong(暂理) 世界团队(World Team) 2005-2007,

2008-2011

 

“亚宣”在整个神学教育宝塔体系中的定位,既非跨文化社交中心,亦非宣教学学院,而是只招收已接受过神学训练者的职前培训甚至在职培训,以至于新加坡政府视其学生为“受训者”(trainee),签发工作签证而非学习签证。[57]“亚宣”继任院长龙维耐(Titus Loong)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主流国际差传文化为西方教会历史遗产,因此亚裔传教士必须同时适应两种文化才能生存发展:一种是与东道国相适应的“传教区文化”,一种是与传统传教组织相适应的“传教士文化”,这一双重身份认同的调适难度往往是其他宣教学机构所忽视的。[58]

 

DTC和ACTI的独特之处和共通之处在于:低于二十人的小班运作[59],师生作息、生活、学习皆在一处的集体生活,多元语言文化的师生背景,在英语为非母语的师生团队中施行英语教学。无论是DTC还是ACTI皆以英语为教学及日常沟通用语。国际差传队伍的亚洲化,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英语的重要性。无论是美国的前殖民地菲律宾,还是英国的前殖民地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甚或是曾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地区和曾为法国殖民地的印支三国[60],以及从未沦为殖民地的日本和泰国,英语教育极其普及,且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教育用语、商业用语甚至教会用语。语言亦成为亚洲神学发展和差传合作的瓶颈。在亚洲国家之间尚没有其他通用的语言可以取代这一西方语种之前,英语仍将继续成为“亚洲神学”和“亚洲差传”中的“非亚洲因素”。

 

一个非常值得学者注意的现象即是,使团在亚洲之初,也因其在中国大陆所建立的人脉关系,得以在新传教区开拓事工。计志文(Andrew Gih,1901-1985)[61]早年受内地会传教士白淑贞(Miss C. F. Tippet)影响接受基督教信仰,1931年在上海成立伯特利布道团以及1947年在杭州成立“中国布道神学院”期间,都与内地会有过不同程度的合作。1965年内地会一百周年庆时特邀计氏为致辞嘉宾[62]。计志文离开中国大陆后,在台中创立圣经学校时,便邀请韩宝琏(Dr. Pauline G. Hamilton)任教[63],在印尼爪哇设立“东南亚圣道神学院”时,又邀请戴礼文(David Bentley-Taylor)前去执教,两者皆为使团的“老中国通”。1965年内地会百周年庆时,玛琅学院曾特邀八名使团成员主持宣教大会,共有来自印尼各地的五百余人参加。[64]

 

“新神”的创立亦很类似,使团积极响应中国时期“老战友”赵君影(Calvin Chao)的呼吁,协力促成“新神”的成立。最初加入新神的使团成员即为原先在“重神”执教的宋志清、蓝苏馨夫妇(Christian & Catherine Ellison),以及曾参与华西学生事工的孔保罗、柏德华夫妇(Paul Alfred & Maida Contento)。[65]数年后,于力工(Moses Yu)继赵君影之后出任“新神”院长,继续与使团合作。[66]于氏于抗日战争末期,与赵君影一起在中国西部成立“中国基督徒学生联合会”(IVCF)时,便与内地会传教士有所合作,后来在重庆、南京、上海、武汉和广州等地相继成立学生团契时,也和各所在地的内地会传教士一起搭配过。

 

“华神”的创立亦属此例,戴绍曾(James Hudson Taylor III)出任“华神”首任院长时虽尚非使团成员,但因为是戴德生的重孙,很自然地邀请使团传教士前去任教。“华神”继任院长与使团也有“中国时期”的渊源。1945年,灵粮堂的创立人赵世光(Timothy Dzao, 1908-1973)在苏州建立华东神学院,次年迁至杭州内地会圣经学院会所,由林道亮出任院长,34年后林氏接替戴绍曾出任台北华神院长。[67]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使团对其“中国时期”积累的“社会资本”之娴熟运用,乃是中国教会和亚洲各地教会作为一个整体一起考量的又一明证。

 

使团参与建设的神学教育机构有如下几个共通点:神学立场为福音派;宗派取向为跨宗派或无宗派;在财政上奉行“信心原则”,没有固定资金来源;投入上以人力资源为主,财政资源为辅;人事与行政上注重与亚裔领袖的合作,甚至服从亚裔领袖的管理;教学内容上,知识与实践并重,学术与品格兼顾,尤其侧重差传。使团因其本身的宣教背景和中国前身,往往受到这类神学教育机构的欢迎和尊重,鉴于扶持当地神学机构的出发点,使团也乐意借调人员出任教职,因此两者通常合作愉快。在亚非拉国家,最易实现自养的是教会本体,最难自立的便是附属教育机构,而神学培训机构成功运作的焦点往往在于延聘高素质的师资,教员薪金亦是主要日常开销之一,使团无偿提供合格教员,便是间接地在财政方面给予重要支持。换言之,使团是通过送人的方式送钱。[68]

 

亨特利博士(Dr. David Huntley)指出,很多基层的华人神学培训机构,不仅培养供应当地教会的教牧人员,也十分侧重培养跨境传教人才,甚至自视为差传本部。[69]在中国时期已是如此,譬如,上海江湾的“中神”,在建国之际,已有200名毕业生在全国内地18省从事布道传教的工作[70]。“西圣”则孕育出了著名的中国本土跨文化传教组织“遍传福音团”[71]。使团参与建设的“新神”成立四十周年之际,已有超过千名毕业生分散在世界五十多个国家从事传教工作。[72]从1985年到1992年,“亚宣”培养了72名传教同工在14个国家和地区工作[73];DTC成立不到四十年时间,受训者中已出现超过250名跨文化传教士,主要在亚洲国家服务,也有少数前往非洲。由此可见,与宗派性的国际传教组织相比,使团对普世差传的影响力是弥散型的而非凝聚型的:前者几近无形,难以度量,但往往比后者来得广泛与深远。

 

从某种角度而言,使团在东南亚宣教禾场通过神学教育进行宣教动员的共鸣模式,正是其在西方传统差派国运作模式的翻版与延伸。出于招募方面的供求性考量,使团早在内地会时期便与各地的福音派神学培训机构皆保持密切关系,甚至催化了一系列以培训海外传教士为本旨的神学机构,在英国,早年如东伦敦宣教士培训所(East London Training Institute),当下如万族基督教学院(All Nations Christian College)、芝加哥的慕迪神学院、多伦多的丁代尔神学院(Tyndale Seminary)、澳洲的墨尔本圣经学院(Melbourne Bible College)、[74]新西兰圣经培训所(New Zealand Bible Training Institute)[75]皆为此例。作为跨宗派差会的成员,使团传教士所收到的演讲、布道、培灵、动员方面的邀请,在频率和范畴两方面都远远超过一般的神职人员。具备资历的传教士在神学院出任宣教学讲师的几率通常高于其他科目,其在使团体系下的一手传教经验势必在言传身教中影响了新一代准传教士。

 

1885年,剑桥七杰加入内地会,在大西洋两岸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自此,内地会开始摆脱“手艺人差会”的形象。1947年,美国女博士韩宝琏(Dr. Pauline Hamilton)申请入会,初审遭婉拒的理由之一便是学历太高。时过境迁,由于大部分教会成熟的亚洲传教区皆具“自传”的能力,对“拓荒植堂”型的传教士需求逐渐减少,而对拓荒植堂感兴趣的申请人也在减少,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具备高学历神学教育家的稀缺。这一现象,正反应了全球基督教结构性大迁移中的不平衡发展:虽然信徒人口重心呈现“从北向南”和“自西而东”的转移,但在差传资源、神学研究方面等“尖端事工”的中心仍保留在传统欧美基督教体系。从二十世纪进入二十一世纪,使团团队中具博士学位者和神学讲师资历者的比例越来越高。出于对差传学理论与研究的重视,使团的研发部开始于2005年推出一份非正式的学术型刊物:《差传学圆桌会议:使团差传学研究不定期通讯》(Mission Round Table: The Occasional Bulletin of OMF Mission Research),为团队中的差传学的研究者与实践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分享的平台,并在少数“兄弟单位”间发行。至此,中国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可谓完成了从针对文盲信徒到差传学前沿研发一整套神学教育体系的建设。

 

 

[1] 徐教授所引数据取自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调查录编订委员会:《订正中国基督教团体调查录》,广学会,1950年,第54-59页。详参徐以骅:“评毕范宇《金陵神学院史(1911-1961)》”,载徐以骅论文集《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史论》,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06年,第144-146页。

[2] 张陈一萍、戴绍曾等编译《惟独基督——戴德生生平与事工图片纪念册》,香港:海外基督使团,2005年,第134页。

[3]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起,有一系列欧洲大陆的小型差会与CIM合作,参与中国内地的福音宣教事工,这些差会被译作“伙伴差会”或“内地会系差会”,如“表一”中的协同会和瑞华盟会。

[4] 资料来源:Prayer Directory, CIM, 1950。

[5] TEAM为The Evangelical Alliance Mission的缩写。1890年前后,美籍瑞典裔旅行布道家范岚生(FredrikFranson,1852-1908)在德国获阅戴氏题名为“给每一位人”(To Every Creature)的传单,决定代为招募至少百名宣教士。范氏先在德国成立德华盟会(German China Alliance),随即返美在芝加哥成立北美瑞挪会(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两者皆为内地会的伙伴差会。在此基础上,范氏又成立了一系列其他差会,这些差会后来在1949年之际合并成为协同会(TEAM),并演变成全球最大的跨宗派差会之一。

[6] 内地会伙伴差会之一,1892年加入内地会体系。

[7] 这四家是:杭州中国布道神学院、湖南圣经学院、西安圣经学院、开封圣书学院。

[8] 这四家是:昆明圣经学校、西北圣经学院、芜湖圣经学院,还有一家被笼统称为“内地会圣经学院”。

[9] 首届董事会中,曹夫人为会长,毕路得教士、李美琳教士(Mary A. Leaman)、蔡苏娟女士(Christiana Tsai)、陈毓湘女士、明美丽教士 (Mary Culler White)、安汝慈教士(Ruth Paxon)、内地会甘宝恩教士(Margaret King,一译金宝恩)、蒋石如玉女士、倪颂德女士和一袁姓女士等为董事。(参“中神”香港官网:http://www.cbs.org.

hk/AboutHistory.htm,2011年9月28日存取)

[10] 金氏极有教导能力,中神成立之初,曾邀请其出任院长,但因其不愿放弃布道传教的本业而作罢。(Phyllis Thompson, Each to Her Post, London: Hodder& Stoughton and OMF, 1982, p.76)

[11] 杨氏颇有解经和教导能力,离开内地会后,于1959年创办国际查经团契(Bible Study Fellowship International,缩写BSF),现已发展为一个在38个国家开办超过一千家查经班(其中约八百家在美国)且拥有二十万学员的国际机构,该机构至今仍沿用其数十年前撰写的解经资料。参其自传Created for Commitmentthe Remarkable Story of the Founder of the Bible Study Fellowship,Illinois:Tyndale, 1982和BSF官网:http://www.bsfinternational.org/About/tabid/58/Default.aspx(2011年9月29日)

[12] 徐欣娴:《全然奉献为中国的戴家——从戴德生到戴继宗》,台北:宇宙光,2006年版,第202-207页。

[13] 洛杉矶圣经学院后来更名为拜奥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有关“湖圣”的历史,详见姚西伊:“葛荫华与湖南逐家布道团”,基督教区域研究:第七届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讨会,2011年6月,香港。

[14] 校长为【美】义伯龄,其妻【美】义陆惠瑛(Mr. & Mrs. Williams H. C. Ebeling),教员为【英】郜玉森和【英】郜饶宗恕夫妇(Mr. & Mrs. Louis G. Gaussen)。湖圣第二任院长饶培德(Charles Roberts)为旅美英人,非内地会传教士(姚西伊博士与笔者的电邮,2011年9月30日。)

[15] 内地会所出版陈崇桂英文书册有:Saved to Serve – Sequel to Escape From Singapore,Chungking: CIM, 1945; After Forty Years – Autobiography of Marcus, ChengLondon: CIM, 1947);Lamps Aflame,London: CIM, 1947。此外,CIM的英文月刊《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上也曾屡屡刊登陈氏的文章:“Seminary Classes Way”, Apr. 1945; “Spiritual Specialists Needed”, Jun 1945;“Blessing in the Chunking Theological Seminary”, Apr. 1948;“Our Hundred Students Enrolled in CTS”, Feb. 1950(皆为北美版期号)。

[16] 按刘吉西著:《四川基督教》(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307页提供的资料:1949年,重神有百余名学生,1950年至1951年间减至六十余人,到1953年仅余4人,1958年结束前有学生25人。全国神学培训机构大规模的合并关闭发生于1952-1953年间,最终形成金陵协和神学院和燕京协和神学院“双峰对峙”的格局(参徐以骅:“双峰对峙——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与金陵神学院之比较”,载徐以骅论文集《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史论》,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06年,第140页),而重神乃极少数未在解放初期被合并的神学院校之一。

[17] 《宣教事业平议》第100页,转引自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载徐以骅论文集《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史论》,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18] http://www.omf.org/omf/japan/get_involved/projects/hokkaido_bible_institute(2001年5月20日存取)

[19] 笔者对杜其彪牧师的采访,2010年1月9日,香港。http://www.omf.org/omf/thailand/inside_thailand/

country_profile_thailand(2011年5月19日存取)

[20] 在该校任教的使团成员包括【美】韩宝琏(Dr. Pauline G. Hamilton)和曾在西北圣经学院执教的【英】安宜圣(Ina Anderson)等人。

[21] 在该校任教的使团成员包括【美】盖海福如(Mrs. Estella Kirkman)等人。

[22] 在该校任教的使团成员包括【美】纪贵平(Ellen M.Giebel)和【美】孔道生(Vincent Crossett)等人。

[23] “华神”由14个教会和差会联合成立,由吴勇出任董事会主席,戴绍曾出任首任院长,先后在该校任教的使团成员包括:戴绍曾、唐书礼和唐怡安夫妇(Philip H. & Anne L. Towner)、戴德理(Wright Doyle)、许宏度(Archie Wang Do Hui)、白德礼和白陈毓华夫妇(Andrew & Ruth Butler)等人。(使团台湾禾场主任Phil Nicholson于2011年10月1日与笔者的通邮。)

[24] 参《内地会140周年感恩特刊》(台湾地区),<历史轨迹——宣教发展轨迹>,第6页。

[25] George Steed,“Indonesia: What Does George Steed Say?”East Asia’s Millions, North American edition,Feb. 1966, p.22;Anne Ruck, God Made it Grow: OMF Indonesia, the first 50 years, OMF Indonesia: YKBK, p. 29. 该神学院最初于1952年在万隆设立,两年后迁往玛琅,其印尼名初为Maderasah Alkitab Asia Tenggara,后因Maderasah一词在穆斯林语境中指称伊斯兰的宗教培训所,故改为比较中性的Sekolah。海外华人教会数代名牧皆在此执教或受教。

[26] Anne Ruck, God Made it Grow, pp. 29-33.作者Anne Buck本人便曾在棉兰、雅加达和西爪哇等神学院执教。

[27] Koinonia是希腊字κοινωνία的英语发音,新约圣经中指称圣徒团契、分享、圣餐,因涵义较丰富,故此处取音译。

[28] 原名菲律宾圣经神学院(Bible Seminary of the Philippines),成立于1957年,1975年因提升学制,故更为现名,参其官网http://www.bsop.ph/htmlfiles/about_bsop.htm ( 2011年4月20日)。

[29] Rev. Myron S. Harrison, 50 Years of God’s Faithfulness, pp.54-57.

[30] Elizabeth Goldsmith, “From Mission Outreach to Indigenous Church: God’s Word and Spirit Transform the Church in West Malaysia – 1951 to the Present”, Mission Round Table: The Occasional Bulletin of OMF Mission Research,Dec 2007, Vol. 3, No.2, p.22.

[31] 马来西亚政府于1966年推出针对传教士的移民限制政策:所有外籍人士在马工作期以十年为限,离境时其职务必须被马来西亚公民所取代,许多已出境的传教士被拒绝入境,很多不满十年甚至只有五年左右原本可以续签的签证也遭拒签,传教士妻子的签证由工作签证(work passes)被转为家属签证(social passes),因而不允许继续从事正式的“传教工作”。

[32] Elizabeth Goldsmith, “From Mission Outreach to Indigenous Church”, p.22.

[33] 原名为Miri Bible College,成立于1972年,为SIB教会体系第一家用英语教学的培训机构。

[34] 2011年6月9日OMF UK的Daily Prayer News称一对传教士夫妇已获90天的签证,并计划续签更长期的签证。

[35] 英文原称为Singapore Theological Seminary,后改为College,中文名不变。

[36] “新神”网站所列的支持者,除了新马各大宗派(圣公会、浸信会、卫理公会、长老会)及独立堂会外,只有三家非教会组织:华文基督教联合会(Chinese Church Union)、福音自传会(Christian Nationals Evangelism Commission ,缩写CNEC))和使团。CNEC当时中文名为“中华传道会”,其新加坡分支仅为东南亚总部,负责人为赵君影,1960年才在新马泰一带更名“福音自传会”。严格而言,1952年的CNEC乃是一个华人为主导的机构,因此使团是唯一一家纯西方组织。(http://www.sbc.edu.sg/zh-cn/about-sbc-Main

menu-27,2011年9月30日)

[37] [澳]韩顿(Keith Hinton):“百年树人”,载《宣教分享》1985年10月号,总第30期,第6-7页。韩氏1971年加入OMF,当时为“新神”教员。

[38] 安达姬著:《艾得理传》,第191页。

[39] 同上,第210页。

[40] 其余教师为在新西兰长老会工作多年的Doug & Beryl Anderson夫妇,美国校园团契/国际福音派学联会(IVCF)纽约分部同工Fred & Jeannie Woodberry夫妇,陈济民(Tan Che Bin),OMF同工如Denis Lane(接替“老中国通”李亚农为海外事工部主任)等也成为客席讲师(同上,第208页)。

[41] 这14名学生中有1人来自日本(小川国光),4人来自马来西亚(林芳荣、许丽芳、陈露西、罗顺采),2人来自香港(何莹基、冯昭灵),5人来自台湾(陈骝、阮大铃夫妇,李秀全、林静芝夫妇,胡越明),Jonathan Parreno来自菲律宾,金世润来自韩国,陈玉兰来自印尼,丁崇麟为澳籍华裔(同上,第210-212页)。

[42] 如:成为菲律宾学联会同工的Jonathan Parreno,成为泰国学联会总干事的陈瑞阳(Tonglaw Wongkam

chai),成为泰国学生工作同工的李承禧(Samuel Lee),成为印尼学联会分部(Perkantas)同工的Iman Santoso,成为国际学联会亚洲区助理巡回干事之刘义信(Ellie Lau),成为国际学联会东亚地区主任的太田和功一(Otawa-San)。

[43] 如:赴印尼传教的小川国光和何莹基,在新加坡从事对华福音广播的陈骝、阮大铃夫妇(陈氏夫妇和李秀全夫妇入学前即为台湾校园团契同工),先后负责泰国学生工作和使团新加坡国际总部职前集训的牧野(Makino San)。

[44] 如:在首尔神学研究亚洲中心任教的金世润,以及返回DTC任教的丁崇麟、冯昭灵夫妇和许丽芳,出任ACTI院长的小川国光。

[45] 安达姬著:《艾得理传》,第210页。

[46] 艾氏的继任Howard & Roz Peskett也是西方人。

[47] 卢凤辚(Bong Rin Ro):“在亚洲训练亚洲人”,载《万族万民》,1992年4月,第6-10页。卢为使团美籍赴台传教士(1970-1989)。

[48] 其他亚洲国家类似的培训机构为:韩国长老会于1990年代成立的全球宣教士培训中心(Global Missionary Training Centre),印度邦加罗尔的外展培训学院(Outreach Training Institute), 菲律宾马尼拉的亚洲宣教士培训中心(ACME)。

[49] 连大理(Danis Lane):“宣教事工中的缺环”,载《宣教分享》,1984年10月号,总24期,第3页。

[50] 校董会成员时有变化,ACTI目前网站(http://www.acti-singapore.org/about_board.php ,2011年9月30日)所列的联合伙伴除OMF外还包括:苏丹内地会远东分会(ServingInMission East Asia)、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新加坡分部(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Singapore)、导航会新加坡分部(The Navigators Singapore)、福音自传会新加坡分部(CNEC/Partners InternationalSingapore)。此外,曾经加入过校董会的机构还有:国际主仆差会(Interserve)、海外布道会、浸信宣道会、基督教中华归主协会等。(参戴绍曾:“亚洲宣教士训练学院”,载《宣教分享》,1989年5-7月号,总49期,第9页。)

[51] http://www.acti-singapore.org/about_history.php(2011年9月30日存取)

[52] 就ACTI现有的师资组合分析,其现有14名教员(含客席讲员)来自7个国际传教组织(OC Resource, OMF, Wycliffe, My Hope/BGEA, SBC, CNEC/Partner International, World Team),其余两人为曾在创启地区工作过的退役传教士,一人为独立传道人。(http://www.acti-singapore.org/about.php,2011年10月2日)

[53] 资料来源:http://www.acti-singapore.org/about_history.php(2011年9月30日)

[54] 小川1973年加入使团,赴印尼传教11年。详参其自传:Joshua K. Ogawa: Unlimited Purpose:An Asian Missionary Tells His Story,Sinapore: OMF, 1986. 

[55] 龙氏在台湾大学接受医学训练,在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和美国富勒神学院接受神学和宣教学训练,以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的身份在台东从事医疗宣教,曾出任“香港差传联会”跨文化宣教训练中心之负责人。

[56] 韩定国,韩国人,1985年加入使团,前往印尼出任大学教授,离开ACTI后于1993年开始担任韩国

OMF Home Director,现为KWMA(韩国世界传教协议会)事务总长。

[57] 小川国光:“亚洲宣教士的塑造”,载《宣教分享》1986年10-11月号,总第36期,第4页;龙维耐:“从‘亚宣’谈宣教士的职前训练”,载《万族万民》1992年10月号,第12页。

[58] 龙维耐:“从‘亚宣’谈宣教士的职前训练”,第11页。

[59] DTC的师生比例为1:3-4。四名全时间教师,两班授课,每班八到十名学生。(http://www.dtc-singapore.org/ 2011年10月2日存取)

[60] 指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编者注

[61] 计氏(1901-1985)为二十世纪中国教会著名福音派领袖、布道家、奋兴家和慈善家。1950年代初起开始在东南亚国家巡回布道,先后应邀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地巡回布道。详参:Richard Chen, Forty Blessed Years: The Ministry of Rev. Andrew Gih, Evangelize China Fellowship, 1965;http://www.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by-person/j/ji-zhiwen.php(2011年10月2日存取)

[62] Richard Chen, Forty Blessed Years, 1965,pp.25 ,43.

[63] 参《内地会140周年感恩特刊》(台湾地区),<历史轨迹——宣教发展轨迹>,第7页。

[64] 林治平主编:《印尼华人基督教宣教历史图片展导览手册》,第102页。

[65] David A. Huntley,“ The Withdrawal of the CIM from China and the Redeployment to New Fields in East Asia: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Methodology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Ph.D. Diss., Trinity Theological Seminary (Newburgh, Indiana), 2002, pp.143-144.

[66] 邱清萍著:《从漂泊到植根》,<复兴浪潮的冲浪者——于力工>篇,第82页;

[67] 邱清萍著:《从漂泊到植根》,<主不用、毋宁死——林道亮>篇,第119页;<以下一代为念——周主培>,第181页。

[68] 笔者采访前台湾校园团契同工李秀全牧师时,李曾表示:校园团契占的“大便宜”,便是能向OMF免费借调传教士义工(2011年1月7日笔者在香港华福办公室对李秀全牧师的访谈)。

[69] David A. Huntley, The Withdrawal of the CIM from China, p.76.

[70] 其中25人在东北三省,6人在新疆省(2名加入“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3名在西藏,2名在缅甸,8名在泰国,15名在马来亚,10名在菲律宾,3名在婆罗洲,8名在爪哇,2名在澳洲北部。参:赖恩融(Leslie T. Lyall):《万有主宰》(God Reigns in China),唐华、范约翰译,台北:中国信徒布道会,1988年,第94页。

[71] 1943年,“西圣”的副院长马可牧师发起“遍传福音团”(英译为“Back to Jerusalem Evangelical Band”),旨在向大西北传福音。

[72] 邱清萍著:《从漂泊到植根》,<牧者的牧者——麦希真>篇,第150页。

[73] 龙维耐:“从‘亚宣’谈宣教士的职前训练”,第12页。

[74] 后更名为Bible College of Victoria,今为Melbourne School of Theology,参其官网:http://www.mst.edu.au

/content/history-and-focus-mst

(2013年7月3日存取)

[75] 后更名为Bible College of New Zealand,今为Laidlaw College,参其官网:http://www.laidlaw.ac.nz/en/

college-information/overview(2013年7月3日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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