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自媒 历史回顾 艾得理:停不下的福音脚步——中国内地会成立一百五十周年纪念连载(十)

艾得理:停不下的福音脚步——中国内地会成立一百五十周年纪念连载(十)

文/饶以德

 

上海火车站充满离愁。许多大学生正为一对外国夫妇送行,那外国妇人生得端庄清秀,她身旁的男子身材高瘦,干练的脸庞上挂着紧蹙的眉头——他便是内地会的宣教士艾得理(David Adeney),他们正踏上离开中国的路。

 

时值1950年的八月,对内地会上下而言,这都是一个难熬的酷暑。稍早,中国共产党和一批基督教牧长共同发表了“三自宣言”,虽然肯定基督教会自立的努力,但同时将宣教士和部分基督徒认定为帝国主义分子。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内地会这样的外国差会在中国的处境更加困难。内地会当时的总主任华福兰(Frank Houghton)也提到:“我们的存在造成中国基督徒的难处、尴尬,甚至危险。实际上,我们是阻碍而非帮助。”几经挣扎,最后,内地会做了沉痛的决定:全面撤出中国。

 

坐在颠簸的火车上,艾得理想到老师杨绍唐。为了顾全牧养的两个教会,杨绍唐不得不与政府妥协,也在宣言上签了字,引来许多信徒的失望与指责。他也想到强调纯正福音与至死忠心的好友王明道,坚持不让信仰与政治势力挂钩,他将会付出什么代价呢?看着向远处延伸的铁道,想到挚爱的中国教会正面临分裂、倾覆的关口,不知道前方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只剩下那节陪他来到中国的经文:“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申33:25)。

 

开路

 

1934年的春天,在伦敦的内地会总部,一位青年正焦急地来回踱步。他是艾得理,正在为隔天的审议会祷告,他迫不急待要前往中国,但委员对他的评估却不甚乐观:“他太瘦弱”、“总是拼命过度”⋯⋯戴克医生(Dr. Northcote Deck)的评语更是直截了当:“十分冒险。”

 

但艾得理已无法再压抑前往中国宣教的渴望。他出生于一个特别的基督徒家庭,父亲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宣教士,母亲家境优渥,他们的心愿是儿女皆能成为宣教士!中学时期,透过戴德生的传记、盖落洼的《神迹千里》,他看到中国的需要。他原本打算中学一毕业就直接去中国,但祷告后他还是踏实地先进入剑桥大学,但利用入学前的八个月到宣教士训练营(Missionary Training Colony)受训。

 

在训练营里,年仅17岁的艾得理面对了超龄的挑战,在集体生活、简朴环境、实际事奉中操练自己的顺服与信心。栖身在破落的小屋,大伙同吃同住,每天早起跑步、洗冷水澡、进厨房烧饭,甚至仅带着微薄的生活费远行布道;训练营的经验让艾得理更认识何谓宣教。到了剑桥大学,艾得理真是如鱼得水,在正式上课之前,他就先冲去学生团契了。剑桥各样的聚会、查经班、祷告会,艾得理几乎无役不予,大一还没过完,他就获邀成为团契的核心同工。剑桥的生活为艾得理未来的工作奠定了扎实的根基。

 

再次走进会谈室,艾得理看到墙上写着:“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回顾上帝过往的带领和内心的感动,他深信这是主所指示的道路。没人知道前方的路会是如何,但面对如此鲜明的异象,委员们决定“冒个大险”。多年后,当艾得理再次遇见戴克医生,他对艾得理说:“自从你去中国后,我每一天都在为你祷告!”

 

中国之路

 

艾得理最初的工场是河南的方城,在他骑了一整天的脚踏车,即将抵达目的地时,就因为体力透支而昏倒了。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艾得理展现了超乎常人的坚毅,他克服深奥难懂的中文,试着享受桌上陌生的食物,陪伴教会度过饥荒和洪水。这位瘦弱青年竟能在中国的穷乡僻壤存活,实在出乎众同工的意料!这位宣教新兵也有他自己的特殊补给,艾得理曾跟着杨绍唐的灵工团学习。在这个专门训练中国传道人的团体中,在这位属灵前辈的身上,艾得理再次重温训练营的教导:承认自己的有限、领受基督的能力。这或许是他服事得力的秘诀。

 

1938年,内地会在汉口促成了“英美同盟”——来自英国的艾得理与来自美国的德忠玉(Ruth Temple)结为连理。两人是在鸡公山的退修会中认识的,他们来年就有了第一个女儿美英(Rosemary)。向中国人传福音是这个小家庭共同的方向。为了亲近所服事的中国人,艾家不住西洋式的建筑,他们住在狭窄简陋的中式房舍。艾得理每天四处奔波,忠玉则要随时准备招待突然来访的客人,小美英有时候也要跟着父母一同外出旅行服事。

 

1941年,艾氏夫妇返回英国述职休假。他们确实需要好好地休养一番。艾得理希望休息后能立刻回到中国,长年的相处让他认同这片土地。在战火中,他看到远离家园的难民、流亡的年轻学生,也看到坚守信仰的中国信徒,他对中国的负担更加强烈了。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让回归中国变得遥遥无期,此时适逢美国校园团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刚刚起步,鉴于艾得理在剑桥团契的经验,内地会派他前往支持,不但坚固各校团契,更要在当中传递宣教负担。当美国校园的事工渐上轨道,他又获邀回到英国,负责内地会的代祷事工,特别是搜集、公布关于中国的消息。

 

神无绝路

 

中国虽然处于满目疮痍的战乱之中,但上帝反而在这样的废墟间动工,许多令人鼓舞的消息不断传出。大批的学生涌入战时的陪都重庆,这些学生目睹战争无情,经历颠沛流离,内心对真理充满渴望,团契、查经班如火如荼地展开。1945年,内地会宣教士孔保罗(Paul Contento)和中国牧师赵君影一同催生了中国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会)。这个消息自然让艾得理兴奋不已,更叫他欣喜的是,日本宣布投降。

 

艾得理迫不急待,先孤身回到中国,忠玉和孩子们——继美英之后,他们又生了约翰、迈可,柏纳则还在妈妈肚子里——稍后前来团聚。学联会的事工急速成长,而这正是艾得理梦寐以求的。他前往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带领团契、在成都主领一连串学生布道会,在北京与著名传道人王明道同工,举办布道会,最后回到南京的学联会总部。1947年,全国基督徒学生联合夏令会在南京举办,场面热烈,前所未见。350名大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一同敬拜、查考圣经,并且发起了连锁祷告,闭会时有多达八十人上台分享见证,圣灵的感动满溢在众人之间。但这样的属灵高峰似乎是为了即将来临的幽谷而预备的⋯⋯

 

抗日战争刚结束,中国大地尚未从创伤中复元,国共内战又掀起波澜。中国教会的未来已是乌云密布,艾得理知道时日将近,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握最后的时间,印制名为《信仰问题》的小册子,帮助学生面对无神论的政权。

 

终于,中国的门似乎关上了。等待收割的广大禾场,急需牧养的中国信徒,他们未来将面对什么样的光景?艾得理也没有头绪,但他确信:“我们唯一的盼望是,完成神所呼召我们去做的工,并且在世界各地主耶稣的教会中,尽全力来服事。”

 

无数新路

 

1956年,艾得理一家终于重返亚洲,他们落脚于香港——这座城市有着英国的色彩、中国的底蕴,在亚洲快速现代化的浪潮中扮演先锋。艾得理的新职务是国际学生福音团契(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的远东区总干事,他要在十多个新兴的亚洲国家中,促成校园团契的诞生与发展。光是在香港,艾得理就有一堆做不完的工作,他先鼓励香港大学的基督徒社团装备起来,成为校园中的福音基地,又推动福音阅览室,成立毕业生团契、护士团契、教师团契,让学生起来服事学生。

 

“教会不是已经有自己的学生团契了吗?”时任台湾大学教授的张明哲提出许多人共同的疑问。“基督徒学生在校园的服事,并不会拦阻他们在母会积极投入的心志;并且,在学校团契中,与其他宗派基督徒相交所得到的造就,能帮助他们经验在耶稣基督里的合一。”在艾得理耐心的回应与游说之下,这位教授领悟到校园团契与教会团契之间的相辅相成,于是接下台湾校园团契的委员会主席,服事达二十年之久。

 

艾得理清楚知道,若要完成这个国际性的事工,神的国需要更多跑道、更多跑者。而他现阶段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发掘这些跑者,引导他们走上蒙召之路。菲律宾的马加立(Bel Magalit)是一位医学生,他在大学团契热心事奉,当他毕业之时,艾得理挑战他走上全职学生工作的道路。在台湾,曾参加过学联会退修会的查大卫在火车上与艾得理意外重逢,在分享对于学生工作的想法之后,查大卫成为台湾校园团契的首位同工。艾得理还在香港发现了一个很有恩赐的女孩,支持她前往美国进修,又介绍她到台湾校园负责文字事工。这个女孩叫做苏恩佩,她后来创办了“突破机构”,深深影响香港的青年人。还有一个港大毕业的青年,艾得理鼓励他投入服事,担任《道路》刊物的编辑,这个年轻人叫做冯荫坤,他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圣经学者。

 

新的挑战很快又找上了艾得理。撤出中国以后,内地会将服事对象扩展至亚洲的各族各民,1964年,正式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Overseas Mission Fellowship, OMF)。经过多年的观察,使团的亚洲工场主任李亚农(Arnold Lea)看到亚洲地区神学教育的困境,神学院数量不足,而教学内容时常无法切合工作现场的需要。于是李亚农找上了艾得理,提议创办一所特别的学校:有知识学习、有实际服事、师生同过团体生活、重视学生的灵命塑造,目的是栽培出能投入服事的工人。这所学校叫做门徒训练中心(Discipleship Training Centre, DTC),它仅招收约二十名学生,老师学生都必须集体住宿、一同生活,课程安排也不同于一般西方学术导向的神学院,而是以亚洲服事现场的需要为安排主轴⋯⋯这是一个大胆的实验,艾得理毅然走上这条无人走过的路。作为创办院长,他为中心的建置与风格奠下基础,并且亲自挑选、邀请学生,与学生一同在跨文化的群体生活中挣扎、成长。多年来,门徒训练中心为亚洲教会栽培了无数工人,依然持守最初的感动,塑造合乎主用的门徒。直到今日,中心大楼的横梁上面,仍然刻着醒目的一行大字:“与主同在,任主差遣(To be with Him and to be sent out)”,这句话出自马可福音3:14,是艾得理留给中心的座右铭。

 

作家鲁迅曾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句话只说对了部分,在看似无路的时候,若非开路的神,若非愿意勇敢跟随的门徒,岂能得见柳暗花明又一村?197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逐渐起动,关于中国大陆教会的消息也慢慢传递出来。艾得理虽然已经退休,但他仍无法停下脚步,开始搜集中国教会的消息,定期发送《守望中华》代祷信。在中国开放、海外人士可以来华旅游探亲之后,他也是迫不急待地返回——多年的压力,虽然有许多人跌倒了,但仍有许多人忠心不屈,艾得理见到了以前学联会的同工,以及为信仰入狱数十年的王明道。中国的教会比他离开时更加强壮,但敏锐的艾得理也看到中国许多的需要,他继续推动事工、鼓动更多人借着诸般智慧投入这片广大的禾场⋯⋯

 

1994年,艾得理终于停下他忙碌的脚步,安葬在加州柏克莱一处叫做中国山的地方。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但上帝今日依然在各处开路。你还在犹豫前方的路是否过于冒险吗?还在埋怨前方无路可走吗?我们是否愿意学习艾得理的榜样: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在无路之处放胆跟随,绝不轻易停下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