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文/亦文
十一月
“你们当信服神。”
——马可福音11:22
正确的宣教方法来自对神的启示的正确解读。内地会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她从起初便建立在神的信实和应许，也就是神的话语上。“人需要信条，而且也总是能得到一条”，耶稣在马可福音11:22给了我们一个简洁、明了、扼要的信条[1]。作者引用不同版本的用字向读者阐明，“你们当信服神”，可以读作“你们当抓住神的信实”，若更忠于原文则是“你们当具有神的信实”。[2]在理论上，我们当以神为信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当仰赖神的信实。[3]正如湖面的波光是日光的反射，“人的信实当是神之信实的印记和倒影”[4]。
然而，撒但的信条是“怀疑神的信实。”他在伊甸园里说的第一句话便是：“神岂是真说……”令人扼腕的是，“有史以来，这类狡辩曾成功地用来拦阻人类对神完全的信靠和完全的奉献。”[5]“啊，亲爱的朋友，如果有一位永生上帝，信实而真实，让我们抓住他的信实吧！”中译本经文说的更明白，“抓住神的信实”便是“信（靠）（顺）服神”。“属神的伟人都曾经是软弱的人，但却因他们信神与他们同在，就为神作了大事。”[6]
抓住神的信实，我们就可以“拯救灭亡之人，关爱将死之人，为犯罪的人哀哭，提拔堕落的人”[7]；对1875年的内地会来说，抓住神的信实，宣教士们便可进入中国的每一省。
用表格形式列出驻华新教宣教士与中国人口的巨大悬殊后，戴德生指出，这正是西方教会不信服神命令的结果，他请每一位基督徒读者自问：“我在为这些沉沦的亿万之众作什么？我是否于他们的血无涉？难道这真的不是主的旨意等着使用我，要我把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奉献给他，为那些失丧之人投身于舍己却蒙福的事奉中去？啊，也许你会从这些悲哀的数据中听到他的声音，因而迫不及待地求问：‘主，你要我作什么？’”[8]
| 广东 | 直隶 | 浙江 | 福建 | 江苏 | 山东 | 湖北 | 江西 | 安徽 | |
| 全省人口 | 19,500,000 | 28,000,000 | 28,000,000 | 15,000,000 | 34,000,000 | 29,000,000 | 24,500,000 | 24,000,000 | 20,000,000 |
| 常驻宣教士人数 | 55 | 41 | 38 | 37 | 36 | 27 | 18 | 9 | 1 |
戴亨利的河南之行
因着信服神，戴亨利成了“九省第一”。经过13天的奔波，到达汝宁府的戴亨利和张传道决定稍事休息。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惊疑，他们选择住在城外的客栈。无需后人作任何增饰，这133年前的宣教日记真实地展现了晚清中国人的属灵光景，以及两位福音使者富有创意的“破冰法”：
4月17日——我们决定造访周边的一些县城……出发没多久，天开始下雨，我们只能到一座神庙里躲雨。住持对我们非常客气，因此我们也想尽力引领他认识神的羔羊；但糟糕的是，他不仅不识字，也极度地愚笨，所以理解不了我们所说的。临走时，我们送给他一本福音书，他答应去找一个读书人来解说……[9]
4月22日——经过（遂平）县衙大门时，我们发现墙上贴了一张新告示。因此，我们站在告示旁，高举一本新约圣经，提高喉咙说：“大君王已经下了一道极要紧的圣旨，大家快来听宣。”这样一来，不仅把周遭的行人都吸引过来，而且也使他们对我们所宣称的“另一位叫耶稣的王”的公义产生了好奇……[10]
4月25日——因为下雨我们被困在（西平县）客栈里，但是有几个人找上门来买书，其中两个是药铺老板。……于是我们告诉他们，有一种人人都得的常见病，很多人求医多年仍不得治。其中一人非常认真地追问病名。“一颗败坏的心”，我们如此回答，并问他店里有没有解药出售。当他告诉我们此病无药可治后，两人很认真地聆听我们的“处方”……[11]
雨天虽然不便出门撒种，神却赐给他们河南之行初熟的果子——
没过多久，一个老人走进来，我们请他坐下，向他传福音。我从未遇见过象他这样容易领会福音的人。他非常清楚地复述我们告诉他的真理……我们一同跪下，求神拯救他的灵魂。接着我们问他，是否真地相信福音。他非常真诚地回答：“我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这好消息？”他认为若有人不相信，反倒奇怪。他是一位读书识字的老人，我们给了他一些书。将来我们故地重游的时候，一定会在神的国度中找到他。[12]
戴亨利和他所事奉的主一样“虚己”（倒空自己），他“道成肉身”到一个地步，叫人认不出他是个洋人。有一次，全城的男女老少跑到客栈里来看“夷人”，却对站在他们中间的戴亨利视而不见，过了好久才发现这个作中国装束的人，就是他们所要“参观”的对象。另一次，戴、张二人苦于无法聚集足够的听众，后来才发现，他们之所以不吸引人，是因为来往的路人以为戴亨利只是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13]
戴亨利也和他所事奉的主一样谦卑，到达此行的最后一站上蔡时，他们已无书可售，因此连夜赶回汝宁，结束了这次为期十天的巡回布道。原来住的那家客栈客满，他们只能和六、七个推车的苦力们合挤一间屋。但是，把自己和睡在马槽里的救主相比，戴亨利仍为自己能躺在床上而庆幸、感恩。[14]
祝名扬的湖南之行
与戴亨利的河南之行相比，祝名扬的湖南之行惊险多了。读者应该不会忘记，引发安庆教案的反教揭帖就是来自湖南。湖南人守旧、排外，以至于“湖南揭帖”成为两湘文人的长技，举国抄传。因着信服神，祝名扬虽然了解到湖南首府岳州的当地居民比别处强悍，仍然在中国同工的陪同下，于6月10日自汉口出发——
周六（19日）早晨我们抵达府城，穿街走巷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有人说我是洋人，有人说我不是。我们看见一间合适的小房子，但我们在当地不认识任何人可以做我们的中保，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求神打动房东的心……房东太太答应了我们的条件，周一我们便搬了进去……周二，房东太太的外甥告诉我们，因为把房子租给洋人，一些邻居开始来找他麻烦；……如果我们能请府台在门上贴张告示的话，邻居们大概就没话说了。[15]
同心祷告之后，我和饶传道觉得可以向府台提这个要求。一开始，他拒绝见我，但是我转告他说，这事非常重要，我会一直等到他方便的时候。过了一会儿，他允许我进去说事。他问我有没有他上司的信函，我说除了护照外，我一无所有。起初他拒绝看我的护照，我问他是否拒绝承认政府的图章，最后，他看了我的护照，然后便以兴奋的姿态从椅子上站起来，猛地举起双臂，威胁地质问我是否知道云南发生的马嘉理事件，是否知道他给杀死了，发生这种事后，我居然有胆子孤身来此！他不知道我绝不孤独，也不担心——我们能清楚感觉到神的同在。[16]
谈了很久，他说他要请示上司……但因为来去费时，在这期间，我不可出门惹事。谢过府台，我出衙回家。……约一小时后，他差人叫我去。这次，屋里多了三个官员，早上的对话开始重演，但是他故意说了些煽动门口看热闹之人的话。……与先前的许诺相反，他们说无法请示上司，又说即便贴了安民告示也没用，迟早会出事的。他们也说我的护照没有用，我回答说，如果他们给我笔墨，我将在护照上大书“无用”二字，然后退还领事。于是他们收回了这句话。他们说我们必须立刻离城，我回答说，“如果各位大人命令我们走，我们就走。”“啊！”他们说，“我们不能命令你们走。”“那么我们会留下来。”我答道。……他们显然对饶先生（这个和我在一起的当地人）非常恼火，但他非常勇敢，并告诉官员们，他真希望他们能认识神的恩典。约两小时后，我们退出府衙，就在走出大门前，极可能还在官员们的视线内，他们的话开始起作用了。几个流氓大叫：“府台大人不想保护他——揍这个洋鬼子。”[17]
暴民开始对两人拳脚相加，几个相貌凶狠的人把住房门，以死威胁两人不许进屋。但是也有几个人，包括邻居伸手相护。祝名扬当机立断，打发一个苦力去请府台派人护送两人上船。因为替洋人送信，苦力脸上被衙役打了两下。幸好他是个基督徒，甘愿为弟兄受苦。即便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祝名扬仍有属天的平安，抓紧时间向官府差役和围观的人传讲耶稣。差役们很快地“平息了民愤”。船行出5英里后，忽然一艘极小的中国炮艇追上来，名义上是保护，其实是想监视他们是否真的离境。[18]
由于祝名扬的智慧、决断与忍让，这一民教冲突事件没有升级为“教案”；然而岳州人却因自己的刚硬，大大延迟了听福音的机会。
自缅入滇
因着信服神，范明德、索乐道在一位美国宣教士罗斯（Mr. Rose）的陪同下，于9月9日自仰光向缅甸首都曼德勒出发。10月号的《亿万华民》上剪辑了一封当地基督徒侨商的来信，十分发人深省：
范、索、罗的起行没有壮观的送别仪式……然而，如此平淡的启程，也许正预言了此行的成功，因为他们的使命并非由夸耀、壮观的仪式为起点，那类仪仗我在仰光已见识了不少，最终以在上八莫的失败告终。很多人都会对他们的计划提出推延的忠告……“很多工作可以在英属的缅甸地区进行嘛。”……“在你们用刀剑开路、驯服那些野蛮人之前，千万不要信任他们。”还有很多其他原因被引证，往往归结到谈之色变的“巨魔”丛林热上，现在又正好是该病肆虐的季节。提到这些事，无非是为了表明范、索、罗三人在仰光所激起的深远影响，对这一影响的回应中也许有着太多的关心，太少的信心。我认为推延此行的理由并不充分，我以前绝没少听到这些说法。这星期是我来到仰光的二十周年，因此我对事物的判断决不该被批评为因缺乏经验而不成熟、不稳重。……[19]
一个侨居缅甸的华裔回民（Panthays）问范明德，他前往曼德勒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当被告知是为了使云南西部的汉人成为基督徒时，他脸上露出了怀疑的笑容。但是这里的华裔回民早已在众人中把他当作了自己的朋友。前天，我亲眼看见，一个卡可人（Kakhyen）来问范先生讨药品。如果这些异族人已经感受到了言语的力量，难道他们不会同样感受到心灵的力量？[20]
……他们合理使用在这里停留的时间。现在，他们已赢得了极多当地人的同情与赞赏。认识象范先生这样的人真是令人高兴，他可以每天花十小时学习缅甸语，知难而进，不知疲倦。他唯一的娱乐便是学习云南官话，现在他已讲得很好。仰光和毛淡棉的人也将深深怀念索先生的离去。如果他到云南后，把当地语掌握到能象在这里用母语对英语会众讲道那样有感染力，我们一定会听到捷报从云南传来。[21]
……我不得不同意，象索先生这样一个英国人、象范先生这样一个苏格兰人、加上罗先生这样一个美国人，在神的手中，且服在神的权柄下，此事必然能够成就。[22]
在英属殖民地，外交人员、商人、宣教士是三个利益不尽相同的团体，大部分侨商，其中不乏挂名的基督徒，常以嘲讽宣教士的人品与事工为快事。继马礼逊时代的奥立芬（D. W. C. Olyphant）后，本信的作者是另一个基督徒商人，他的信在133年后成了珍贵的史料，有力地证实了范明德、索乐道等宣教士在异国同胞中做了何等美好的见证。
温州奇闻
信服神的教会，常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10月号的《亿万华民》中便登了一篇值得载入温州教会史的小故事：
在一个修建得很好的典型中国城市里，美景如画，一群人正围着一座小桥。住在该城的那名宣教士（曹雅直）即将开始他的巡回布道，他的仆人把他送上船后，回家时穿过一片他平时不常经过的民房。他注意到了这群人，出于好奇，走上去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惊讶地发现，一个陌生的声音在对这一小群认真的听众传讲福音。他侧身挤到讲道人跟前，等他讲完了，人也散了，他才了解到那人原来经常来教堂听道。他从未对教堂里的人说起过他所领会的，也从未要求——也许也不知道——成为教会团契的成员。但是，好种子已经在他心中发芽，自然而然地结出果子来。后来人们才知道，在他就职的府衙里，三百余人中大概没有几个未曾从他的嘴中听过福音。[23]
无独有偶，神使用另一个人带领多人来温州教会慕道：
老人年近七十，住在河口，一年多来，几乎每个主日都来聚会。他周六到，自己带饭，周一再回去。他劝说同村的几个人陪他一起来。近三个月前，另一个老人跟他一起来听道，这以后，他们每周都一起来。我敢说这老人几天之内就会受洗。有一两次，搭不到船，他宁可筋疲力尽地走约10英里的路到这里，也不愿留在家里。……现在陪他来的那个人，机灵有趣、识文断字，他追求真道起来，也是兴致盎然的。[24]
镇江的女校
镇江已有一所男校，童跟福夫人一直希望能办一所女校，但当时，没有人愿意把女儿送到洋人的学堂。因为信服神，童夫人不肯轻易放弃神给她的感动——第一个“学生”不足四个月，第二个“学生”只有一个月大，第三个“学生”是个面黄肌瘦七岁大的女孩，她的父母只肯签五年的约（为了防止被指控拐卖女童，需要与入学者的家长签约），但是童夫人则希望她能留个八、九年。[25]除此之外，主日下午的妇女聚会人数也在不断增多，屋里坐不下，只能坐到阳台或台阶上。“她们为了‘饼和鱼’而来，但是我相信，我们理应用各种正当的方法把穷人吸引到真理的声音之下”。[26]
生力军们的行止
消息传来，贾美仁、李格尔、花国香乘坐的“福洛堡号”已于9月30日抵达上海。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继“三剑客”之后，巴子成（James F. Broumton）和义士敦（George Easton）两位宣教士，也于10月21号乘法国邮船（French mail）出发了；老将麦卡悌（John McCarthy）带领两位新兵德治安（Joshua J. Turner）、布德（C. Budd）乘11月的法国邮船出发，因为这是最经济最快捷的海上交通工具；除了男士们，还有奈特小姐（Knight）和古德曼小姐（Goodman）也加入了内地会的行列，坐“番红花号”（Crocus）蒸汽船赴华。他们的宣教禾场又将在哪里呢？
十二月
“看哪，我把大喜的信息传给你们，就是将要给予万民的。”
——路加福音2:10（吕振中版）
在第六期《亿万华民》上，也是1875年最后一期，戴德生用第一个圣诞午夜天使所宣告的话作为本期的信息，引出本年度的事工汇报。“虽然我们本人不能到万民中‘去’，但是让我们的心、我们的支持与祷告能够‘去’”[27]。作为差会的创始人，戴德生认为内地会在这“自极多的祷告开始，由极多的赞美结束”[28]的一年里蒙了神特别的眷顾。
读者应该记得，今年一月，瘫痪中的戴德生在多次祷告会上，求神兴起18位宣教士前往9个福音未及之省份。一年下来，内地会收到60多份申请。三年前的10月4日，即从英国返回中国前四天，戴德生在培兰路6号自己的家中成立了伦敦咨询委员会（London Council）；这一年，养病期间的戴德生又租下了同街4号及5号的部分房间，使他得以邀请准宣教士住在委员会的隔壁，借此观察他们是否具备到中国宣教的能力与素质。这一年，约有二三十位弟兄和近十位姊妹，因为接受赴华宣教的培训以及参与伦敦福音事工的缘故，与委员会的成员各有几天到几个月时间不等的相处。其中十位（八位弟兄和两位姐妹）已抵达中国、或正在赴华途中。范明德、索乐道、李格尔、花国香、贾美仁、戴亨利、麦卡悌、金辅仁、巴子成、义士敦、德治安……数算主恩的戴德生蓦然发现，九省的福音事工已框架初备。[29]
有些宣教士已为读者所熟悉，另一些则尚未出场。如果说戴亨利的河南之行和祝名扬的湖南之行只是楔子的话，接下来的两年里读者将看到内地拓荒的连台好戏。但是，在我们随着宣教士的脚踪向九省进军之前，先与133年前的戴德生一起回顾当年的年终报告。
浙江北部杭州府
九年前（1866年）的11月，戴德生和同工们搬入杭州新街弄一号，这座两层高的楼房便成了内地会的第一个总部。翌年7月，按立中国同工王来全，监督杭州府治下杭州、余杭及湖州府治下安吉、递铺等地区的各项事工。到了1875年，杭州府教会已相当成熟，但是聚会场所始终是个问题：杭州原教堂的租约到期，续租无望，为了一劳永逸，内地会购买了一处新会址；杭州教会自发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布道团到余杭开荒，但原来的房东因为租房给教会，险些被族长们除名，传道人们不得不另觅楼房；王牧师8月来信，提到差派两位弟兄到富阳拓荒，期望这次能找到立足之地。[30]
浙江东部台州府
因为路惠理（William Rudland）返英述职，台州教会由一位姓刘的传道人代理监督，虽然蔡文才因为处州教会发生的问题，近期内无法走访台州一带的福音站，但是神的祝福仍然不断临到。除台州、仙居、黄岩、太平县等地的福音站外，还有两处是寺庙改建的支站，由原房东捐给内地会使用，现在两处房东都成了基督徒。[31]
浙江东部绍兴府
杭州总部设立前两个月，范明德便在绍兴府城建立了福音站，他转往中国西南事工后，绍兴、淞口浦（Tsong-ko-pu）[32]、仙岩、嵊县、新昌、萧山等地区的事工便由宓道生夫妇接管。在宓道生1875年的报告中，嵊县屡被提名：一位慕道友为守主日而受苦，而一位已受洗的会友则因犯罪而使教会蒙羞。信中提到急需寻找“更宽敞、更有益健康的”礼拜堂，可见虽然教会无需再借用祠堂作礼拜，但现有的福音站一定又小又旧。当说起同工稻惟德（Douthwaite）所主持的诊所，宓道生又提到一位由范明德施洗的嵊县籍信徒，他曾又病又瞎，但现已大好，在向病人谈道和在教会讲道时都是宣教士们极好的帮手。淞口浦教会，也结出了初熟的果子，一名有秀才功名的农夫决定受洗。[33]
东梅岭小姐（Miss Turner）也为她所主持的女校献上年终感恩，因为她及时收到了一笔前所未有的大额捐款。几周前，一位杨太太请东梅岭小姐和传道人桑小凤[34]到她娘家所在的村子去传道，因为交通不便，几英里的路，来回却需六小时。当地村民很穷，但却愿意听道。[35]
与宓道生详尽的报告相比，奉化教会的汇报极其简略，因为江郎笔夫人和孩子们在过去两年，一直疾病缠身。江夫人的信，真实地告诉我们异国宣教所付的代价：
有些事带给我们喜悦，但也有很多事使我们伤心。我的丈夫外出走访各福音站去了，大概还要八到十天才能回家。他和查理是家里仅有的两个健康人；乔治每天都有热度，面如死灰；威廉和我则一直患痢疾，医治无效。我常觉得坟墓离我极近极真；很多年轻力壮的都已进入安息，但是我仍在这里忍受病痛，或者说站立等候耶和华的医治，不轻易回头。[36]
浙江南部温州府
虽然温州教会的成长比往年都大，1874年上半年还只有温州城一个宣教站，一年半以后已增加了东林（Dong-ling）[37]、平阳、处州三个福音站，但一想到该地区之大、人口之繁，仍不得不为该府目前只有四处祭坛而哀哭。曹雅直的年报留下了当地教会很多感人的历史：
6月1号，东林教会给一名优秀的年轻人施行了洗礼，这人去年冬天自费在教会附属的学校里进修，秋后还会再来，现在他的家人也开始慕道。因神将得救的人不断添给东林，在信徒家中敬拜已极其不便，但目前的情况下（大概指处州的局势不明），曹雅直无力帮助东林的信徒。温州教会还接待了一位隐士的造访，此人现已与父母家人居住，他渴慕真道，虽然他的朋友竭力想把他拉回来，但他仍紧跟耶稣。他的邻居中也有几人对福音感兴趣，他们时常在一起读经[38]。
在叙述了这两个故事后，曹雅直呼吁英国教会能差派更多的宣教士来温州：
我希望并祈求神能给我们更多的人在这一带和附近的县城巡回布道。温州府散布着几百个小村镇。几乎每周都有来自这些村镇的人进到福音书店，他们听了一会儿道后会说：“你们说的又对又好，但是我住得这么远，没法来听；我也看不太懂这些书。”我遇见过几百个这样的人。当看到他们如此愿意听道，我多半会问他们几时会再进城。通常的回答是：“很难说”或“明年”。现在，我非常确实地感受到，如果我们有人能跟进这些慕道友的话，将有更大的丰收。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听一两次道，就消失了，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众人都喜欢听他”，（主在的日子如此），今天仍然如此[39]。
江苏省
江苏省的成绩不如预想的显著，在南京、镇江、扬州、清江浦、泰州北部五个福音站，只有两处增添了人数。如果读者还记得童跟福在南京拓荒的经历，就可想象该地区的事工一开始就颇难入手。“我们觉得很多人其实已经信靠了基督，但仍缺乏道德勇气站出来，公开承认自己属于一个被轻看、被仇视的宗教信仰。这与江苏人的普遍性格颇为吻合，当地人的道德怯弱非常显著”[40]。
1875年，江苏教会失去了两位宝贵的年轻同工，两人都毕业于杭州的教会学校，两人又都死于肺病。其中一个临终时，迫切地劝说母亲和家人转向救主，将来可在天上重逢；他的母亲自儿子死后开始按时去教会。另一个是扬州传道人的妻子，妻子病危时，这位叫桑少良的传道人给内地会写的一封信，可作为中西同工水乳交融的历史见证：
自我上次写信，已有很久，但我绝没有忘记您。愿神快快地赐您健康和力量，使您能成为我们这羊群中的小子们更好的牧人。因着神的眷顾，我非常好，但是我的内人病得很重，请为我们代祷。愿神使我们两人一生一世都做真正的信徒，在这地竭尽心力地事奉他，最后迎接我们进入他的国度——这是我的心愿之一……盼望神差遣更多的工人来中国，使漆黑之地看到光明！请把我的问候转达贵国那些帮助我们事工的朋友。我每天都为那些帮助我们的人祷告，但愿他们所播的种子可以获得主丰盛的赏赐。[41]
安徽省
安徽省的事工虽然尚在翻土、播种的阶段，却已建立了安庆、池州、大同、太平府、芜湖、广德州、宁国、徽州、庐州、凤阳10个福音站，全省八个府，除了颍州府外都有福音站，是当时内地会支站数目最大的宣教区。宣教士们盼望安徽人更为“男子气的性格”能使他们尽早站出来作基督的见证。然而，读者若还记得1869年的安庆教案，便能理解安徽人的男子气也能给福音事工带来另一种阻碍：这一年，凤阳的中国传道弟兄便被人从所租之屋中赶出来，“退守”庐州教会待命。
江西省和湖北省
因为高学海返英，鲍康宁代理了两个月的江西监督，鲍氏夫妇转往安徽后，九江和大姑塘的福音站便由长驻湖北的祝名扬间歇走访。湖北武昌早已有宣教士住留，内地会在这里建立福音站，主要是为了向福音未及之九省进军时，能有个水陆两便的发散地。
自缅入滇
范明德9月29日发信，说他和索乐道、罗斯会见了缅甸国王，国王虽然希望他们能留在曼德勒，以便更好地保护他们，却还是签发了一封给八莫地方官的御函，命令他拨给宣教士们土地，协助购买物品及雇用工人。信中也提到希望T. P. Harvey能加入中国西南的事工。Harvey于1869年赴华，工作三年后，返回英国进修医学课程，到了1875年，他已获得内外科及药剂学证书，并积极投入“八莫宣教医院”的筹划。另一位准备加入范、索之行的宣教士是来自金尼斯（Grattan Guinness）所办的东伦敦宣教士培训学院（East End Training Institute）的Josiah S. Adams，他已在仰光事奉了一段时间，并被内地会接受为成员。[42]
戴亨利的河南之行
因为读者的反应热烈，12月号的《亿万华民》用整整3页半的空间刊登戴亨利的日记，限于篇幅，不能尽录。其中有一个中国人的身影频频出现在戴亨利的记录中，关于此人，我们只知道他姓穆[43]，他第一次出现是——
4月29日——出门前，三位读书人来见我们，谈过话，其中一人等别人走后留下来询问了更多的问题。他告诉我们，他从一个天主教朋友那里得知了很多教义。我们尽量用新约圣经向他展示神的生命之道，他很快明白了我们的意思，他的头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预备好了。于是我们问他是否相信神子耶稣，他的回答是：“如果我不信耶稣，还有什么可信的呢？”我们便一同跪下，求神打开他的心，赐他圣灵的同证。站起之后，他问我们，现在该做什么。我们告诉他，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是一心一意信靠耶稣，然后通过祷告在圣经中寻求他的旨意。他问我们教会有什么规矩，我们告诉他洗礼和主的晚餐的意义。他请我们为他施洗，因为他马上要回远处的家乡，也许再也见不到我们了。但是我们建议他等几个月，直到他明白真道之后，并告诉他大约几个月后，我们还会再来。他留下了地址，我们也答应会去找他……[44]
晚饭后，穆先生回来了，还带了一位朋友。他请我们写一份祷告辞给他，我们告诉他最好的祷告便是奉耶稣的名、如实告诉神他的需要。看得出他很真诚……[45]
4月30日——穆先生今早又来学习真道，帮助过他以后，我们一起跪下祷告。可以确定，他的动机是纯正的……[46]
5月1日——……今晚，穆先生又来了，要求我们为他施洗，我们不怀疑他的真诚，但仍觉得谨慎不会带来任何亏损。我们告诉他，是对耶稣的信心、而非洗礼使他成为神的儿女。在受洗之前，最好能进一步理解洗礼的意义……[47]
5月2日——穆先生今早又来了。我们给他一些书，告诉他，他已拥有的特权以及他的责任，那便是在生活中和言辞上为耶稣作见证，尤其是前者。我们一起为他心中有神恩典的清楚运行而感谢神……[48]
无独有偶，另一位唐先生的故事也值得一读：此人50上下，曾在府台衙门供职，在短短两三天里到客栈里来了好几次。4月30日下午，他又来了，戴教士和张传道问他是否相信神的儿子，他回答说，他相信每一个细节，戴、张二人一起跪下为他祷告，并送他一本福音书和一本教义问答。回去后，唐先生一天祷告三、四次。5月2日下午，唐先生再次来时，戴、张二人对他在短短三天里对真道的认识吃惊不已。当提到有人不要耶稣时，唐先生表示不可思议：“如果我们没有耶稣，我们就没有道理可循，耶稣是一切，他救赎了我们，他从天上下来成就此事，在他以外，我们哪里还有盼头？”[49]
汝宁城中，因戴亨利的到来而受益的还有两位：胡先生是一位吃斋老人，寻求真道多年而不得，他明白真道很快，决不是泛泛的客套；与他同来的万先生是位私塾先生，通过与天主教徒的接触对基督教信仰已颇有了解，但两人都是在4月28日造访客栈那天，才第一次看到圣经。与戴、张二人深谈良久后，又各自留下地址，邀请传道人家访。5月2日下午，张传道依约去看胡、万二人。戴亨利记录道：“家里到处放着偶像，和我的弟兄（张传道）说话时，他转过身来，指着它们说：‘我把这些放在这里，是因为我没有更好的神可拜；现在我找到了耶稣，所以我要弃绝它们。我知道这道是真理，我的良心如此告诉我。’他简直不肯放我的弟兄走，当他知道我们几个月后还会回来时，便很高兴地说：‘来这里长住吧，我知道城里有很多人象我们一样，在寻找真道。’啊，我们的心，因着神在这城中给我们的祝福而充满赞美。成果何等丰饶！我们不仅仅在撒种，也是在收割；而且神与我们同在。”[50]
穆先生、唐先生、万先生、胡先生，历史留给我们的只有一鳞半爪；即便戴亨利的英文日记中保留了他们全名的罗马拼音，我们也无法精确地还原成汉字；但愿到了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我们能在宝座前见到他们，亲口问个明白。
戴、张二人于5月4日离开汝宁，经过上蔡、西平、舞阳、保安等地，八天后抵达南阳府，因为当地天主教徒的影响，民众的反应很冷淡。在盘缠和书册都将告罄的情况下，两人于5月16日搭船南下，28日返回汉口，此行共计56天。
特别声明：该文稿曾于2008-2009年间在香港《时代论坛》周报上连载，经作者修订扩充后转载于《教会》，在此特别感谢《时代论坛》报社允许转载。
[1] 引自China for Christ,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November 1875, vol. 1875-1876, p.55。
[2] 出处同上，p.55。
[3] 出处同上，p.55。
[4] 出处同上，p.55。
[5] 出处同上，p.55。
[6] 出处同上，p.55。
[7] 原文中似是引用一首诗歌：“rescue the perishing, care for the dying…weep o’er the erring one, lift up the fallen.”出处同上，p.55。
[8] 引自同期Table of protestant missions引言，p.62。
[9] 引自同期Pioneer work in Ho-nan, p.60。
[10] 出处同上，p.60。
[11] 出处同上，p.61。
[12] 出处同上，p.61。
[13] 参十月号日记及本期日记原文。
[14] 引自本期，p.61。
[15] 引自同期Our First Attempt in South-Lake Province, p.52。
[16] 出处同上，p.52。
[17] 出处同上，p.52。
[18] 出处同上，pp.52-53。
[19] 引自同期Western China via Burmah, p.61。
[20] 出处同上，p.61。
[21] 出处同上，p.62。
[22] 出处同上，p.62。
[23] 引自同期Let him that heareth say, come, p.62。
[24] 引自Resume of operations for 1875中曹雅直之信, December, 1875, p.74。
[25] 引自同期News from Mrs. Duncan, p.64。
[26] 引自同期News from Mrs. Duncan, p.64。
[27] 引自“Resume of Operations for 1875”,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December 1875, Vol. 1875-1876, p.69。
[28] 出处同上，p.69。
[29] 出处同上，p.69。
[30] 出处同上，p.70。
[31] 出处同上，p.73。
[32] 此为音译，汉字不详，曹娥江上的小镇，距绍兴东南约45英里。
[33] 出处同上，p.71。
[34] 桑小凤传道的见证参1875年7月文。
[35] 出处同上，pp.71-72。
[36] 出处同上，pp.72-73。
[37] 此为的音译，汉字不详，温州府下的村庄。
[38] 出处同上，p.74。
[39] 出处同上，p.74。
[40] 出处同上，p.75。
[41] 出处同上，p.75。
[42] 引自同期Interview with the King of Burmah, pp.66-67。
[43] 该期China’s Millions中，将此人的姓拼为Ma，但是在1876年8月期“Second Visit to Honan”一文中，戴亨利在脚注中更正说，此人的姓在1875年12号中属误拼，他应该姓Mu（见合订本p.181）。
[44] 引自同期Pioneer work in Honan, p.78。
[45] 出处同上，p.78。
[46] 出处同上，p.78。
[47] 出处同上，p.79。
[48] 出处同上，p.79。
[49] 出处同上，p.79。
[50] 出处同上，pp.7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