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文/亦文
一至二月
“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哥林多后书5:15
我与“邻舍”
大使命不仅是基督对整个教会的命令，也是对组成教会的每个肢体的命令。新年伊始，1877年第一期的《亿万华民》以“个人责任”为题，引用箴言24:11-12“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各人所行的报应各人吗？”
这是神的话，简单明了，也非常严肃。这话是针对基督徒读者说的；不是单单对你，却是特别对你。当我们站在基督审判座前时，每个人必须在这些话上承担自己的责任。戴德生对英国教会常用的一个比喻便是他在中国的实际见闻：有人落水，岸上人却袖手旁观。有关基督的知识乃是天国之钥，这把钥匙既在我们的手中，我们若藏掖救恩的知识，便是容纳“邻舍”之罪。我们虽然不能影响“邻舍”的生死，但是我们需对他们的灵魂负责。百年后的我们，不妨也扪心自问一下，谁是神放在我们身边的“邻舍”？
边疆之爱：中缅边境和华属西藏
对滞留在中缅边境的索乐道（Henry Soltau）和范明德（John Stevenson）而言，佞佛之人便是他们的“邻舍”。曼德勒山让索乐道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山顶的碑林神庙。据说当年释迦牟尼路过此山时曾指着山下的土地，预言两千四百年后这里会出现一座繁华大城，这一预言似乎应验在缅王敏东国王治下的卅年荣景。敏东国王为了报答佛祖，用倾国之力将《大藏经》刻在728块[1]大理石碑上，每块碑相当于一页佛经。这片碑林迄今为止仍被称作“世界上最大的书”，动用百名工匠费时九年才完成。碑林建成后，全城2400名和尚用153天日以继夜地轮流诵读。
屈指算来，曼德勒山神庙的开销不下于36,400英镑（平均每块“碑页”单石料和镌工便费金500卢比）。索乐道以此挑战英国基督徒：“这样的宗教热忱岂不让我们汗颜？”当然，上缅甸[2]所需的并非是刻在石板上的“旧律”，而是圣灵在圣徒心中所写的新律。若有朝一日，曼德勒拥有728封用基督宝血所赎买的“活书信”（即信徒），黑暗之地的邪恶势力将再无法扑灭真光。[3]
中缅边境的西北，便是中印边境。摩拉维亚宣教士在“英属西藏”（British Tibet）工作了24年，[4]但是中国治下的西藏（Chinese Tibet）则尚未有人涉足。内地会即将分派两名宣教士到西藏，一人已抵达中国学习汉语，另一人可能先前往印度学习藏语。戴德生提醒读者，若没有众人的祷告，耶利哥的城墙是不会倒塌的。
沿海诸省的大城：宁、绍、瓯（温州）、润（镇江）、扬
对于宓道生（James Meadow）而言，新年新气象莫过于宁波教会中新人的加入。据史料，当时宁波已有近1300名信徒，仅次于福州。[5]内地会考察信徒的淘汰率不亚于考察宣教士：十四名洗礼申请者中只有五人被接受，两人因病未能行礼。受洗的那三名新人各有各的故事。第一位是已届不惑之年的读书人，慕道六年，直到六个月前才决心加入教会。对他的攻击来自他的弟弟，这位在海关[6]供职的“外企白领”，反对哥哥接受真道的唯一理由竟是：“如今你受了洗，家里就会老有洋人来造访了！”第二位信徒原为衙门差役，因犯小错而丢了“公务员”的铁饭碗，过去四年一直以裁缝手艺谋生。自慕道以来，他认识到在神的眼中，私藏零头布是偷盗行为。神的道若触摸到人的良心，便产生抵制“行业潜规则”的力量。第三位信徒原为当地有名的泼妇，即便两个儿媳的早逝不算在她头上的话，也至少害死过一条人命。为了激怒亲友，她甚至不惜跳进运河寻死觅活。江郎笔教士（George Crombie）将这样一名悍妇带进救恩里，披上新衣，坐在救主脚前受教。易怒残暴的灵离开后，她待人接物之柔和，着实让邻舍惊叹，只有神的恩典才能带来这样完全的改变。[7]
远在缅甸的索乐道和范明德，也惦记着浙江一省的“邻舍”，他们为绍兴教会建堂一事从远方汇来的金钱，大大激励了当地信徒。身为寡妇的尹太太带头捐了50元，其他信徒也按收入比例做一到三元不等的认捐，收到的奉献已足以买地。[8]
1876年3月的《亿万华民》中曾提到，嵊县尹传道的小姨受洗，成为当地唯一的信徒，如同被狼群环绕的羔羊。这一期“给少年人”（For the Young）专栏里则提到这位小姨的后传。[9]一个已经订了婚的12岁小女孩，从她那里听到了福音，当她开始向神祷告时，却常常受到父母的毒打。有一天，绍兴教会的传道人探访尹传道小姨时，正好碰到小女孩的母亲，便借机向她解释福音的本质和大能。她认真地听了一会儿，突然打断说：“这倒是真的，我的闺女如今不撒谎了。”最后，她勉强同意不再折磨女儿，却无法保证孩子的父亲也会放手，因为“这个闺女一直在为我们祷告。”作者呼吁英国主日学的小朋友们：“可怜的孩子，两三年后就要嫁给非信徒了，她该怎么做呢？为她代祷，为她代祷！”
对曹雅直夫妇（George and Grace Stott）而言，十万温州人都是他们的“邻舍”。他们在上海休假期间，女校失去了两个女孩，一个是被朋友们带走的，另一个则是因病回家。曹夫人一边到病童家走访，一边在校照顾最小的一个孩子，但是这个七岁的女童病了十天后，竟然夭折。这是女校多年来第一次发生学生去世的案例。一方面要对付来自家长的压力，另一方面要承担各样的风声鹤唳，曹氏夫妇经历了颇为难捱的两周。乡间有一群盗贼正准备攻击这个城市，平民和官员都大为惶恐，人们从乡间逃到城中避难，城墙上也架好了大炮，衙役开始逮捕可疑之人，受苦最重的还是穷人家庭。当然，宣教士被说成是给反贼提供武器和粮草的同党。有几个男校学生被带走，仆人中也有两人离开。但就在这样的危机时刻，仍有一位新人加入小小的信徒行列——当时全温州信徒仅17人。[10]曹夫人呼吁英国读者祷告求神赐他们力量留守此地。[11]
麦卡悌（John McCarthy）的“邻舍”跨越长江两岸的扬州、镇江两座大城。江北的扬州教会有两男两女受了洗，包括当地传道人的太太和兄弟，以及一位84岁的老太太，她在失聪前听到福音，现在已几近耳聋。江南的镇江教会的Cheng-tsan太太去世了，麦卡悌主持葬礼之外，又为三个男孩施洗。另外申请的三名男子虽然真心实意，却因对真理不明而需继续等待。[12] 当年润、扬两地信徒人数加起来不足五十人。[13]
内地省份：皖、陕、晋、甘、川
和宓道生、曹雅直和麦卡悌等禾场老将相比，贝贻士（Edward Pearse）只是一名宣教新兵。1876年九月中，到中国只有半年左右、连完整的句子尚说不了几句的贝教士，因着对安庆人的负担，尝试单独上街布道。有一个人站在他对面的门口，学他说话的语音语调和肢体语言，引得路人哈哈大笑。围观者不用心听他讲道，反而问了他很多私人问题：“您春秋几何？”“膝下几个子女？”“父母在堂吗？”“在外国老家吃什么？”“有驴有马吗？”虽然首战不捷，贝教士仍鼓足勇气第二天返回同一条街，这次，有人耐心听他讲道。不久，他开始学会找到安庆城行人较少的角落，向小群人分享福音。当地的传道人去南京了，留守宣教站的贝教士，有更多机会用汉语向他身边的“邻舍”进行个人布道。在短短数月间，贝贻士已观察到福音在中国人身上的果效。一位持斋三十年的慕道友，当获悉不杀生所积的功德并不能带他去天堂，只有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功德”才能被算在信徒身上，便放弃斋戒，如饥似渴地阅读教义问答和马可福音。不久前他因病去世。临终前，他向神忏悔说自己曾一度事奉撒但，如今愿意信靠耶稣。他严嘱子女在他死后不许烧纸钱纸屋，也不可焚尸，或遵循任何其他迷信风俗。贝教士相信，他虽然未接受洗礼，将来仍能在天堂相见。
和温州一样，安庆也充满了造反的流言。四个人因剪辫子而被斩首，刑场上他们透露“天机”，说八月中秋半夜子时，“义军”将在各地攻城。安庆府城内宵禁巡街的士兵增加到了三千多人。贝教士陪同巴格道（George Parker）到大通整修那里的宣教站，水路回程时和普通平民一样，在清军的炮船下过夜，寻求庇护。[14]
《亿万华民》中报导，扬州受洗的两男两女中有一位陕西人，来自未得九省之一。[15]戴德生深知，呼召人们“来”就十架之前，必须先打发工人“去”禾场。与新抵禾场的八位宣教士观察、探讨、祷告、寻求之后，他从中国镇江向英国读者呈现了这样一幅“进军图”：
德治安 (Joshua Turner）、秀耀春（Francis James）前往山西拓荒；
金辅仁（George King）和布德（Chas Budd）前往陕西拓荒；
义士敦（George Easton）和巴格道前往甘肃拓荒；
贾美仁（James Cameron）和李格尔（George Nicoll）前往四川拓荒。
各位宣教新兵在赴任之前，也在各地小试身手。德治安在8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鲍康宁（Frederick Baller）那天早晨从镇江抵达安庆，当日傍晚又和金辅仁前往汉口，走访福音未及之省陕西，随身携带大量福音书册，以及长江沿岸各福音站宣教士的祝福。李格尔则陪同祝名扬前往武昌府治下的咸宁县，途中民众之友善，远远超过英国民众对街头布道家的态度。他希望在与贾美仁西行之前，先跟中国信徒去宜昌学习如何租借布道所。[16]
三访河南[17]
1877年前两期《亿万华民》中篇幅最长的，则是花国香（George Clarke）河南之行的日记，对于他和戴亨利（Henry Taylor）而言，整个河南省的百万生灵都是他们的“邻舍”。1876年3月13日，终于等到了可以启程的好天气。杨格非（Griffith John）以诗篇23篇作为勉励，并和祝名扬（Charles Judd）、李格尔一起送戴、花两位宣教士和姚师傅[18]三人出城。此次河南巡回布道长达80天之久。
独轮手推车首先引起了花教士的注意力，每辆车推行时都会发出持续不断的吱嘎声，如果赶上独轮车队的话，一路上就热闹动听了。还有一种在车头安装三角旗的“帆力独轮车”。不过这种在内地土路铺设的“铁路干线”上推行的“人力轿车”搭乘经历，实在谈不上享受。一路行来，沿途见到拴着活鸡安抚亡灵的棺材，悬挂强盗首级的长柱，放满偶像的小佛棚，耕牛所拉的铲犁和有关修桥铺路的功德碑，一望无际的麦田，青草葱葱的野坟，皆为十九世纪末中国内地乡村风景的缩影。
路边的客栈是用芦苇和泥，再用稻草盖顶建造的，或用泥砖和泥，上覆瓦片。屋外通常放着几张桌凳，有人在门口砌的泥灶上做饭和做油炸的面食。进屋就是铺位，裸地和草席是唯一的床铺。一行人刚坐下来，就有人奉上茶水，味道之糟，让人不想喝第二口。若以为中国遍地都能喝到好茶，实在是大错特错。有一次，花教士注意到店家用来洗茶杯的水同时也是用来养猪的，较有经验的戴教士则建议他，若非具备一副铜肝铁胃，便不要过度打量客栈的犄角旮旯。看到戴教士用筷子在桌面的陈年油垢上写字，花教士幽默地认为，取代纸墨的饭桌不妨算做店家的“便民措施”。花教士一直舍不得吃的、从英国寄来的家乡美味葡萄干布丁，却给旅途中的戴教士带来了惊喜。每进入一个落宿村镇，两位为‘万王之王’出差的宣教士都求神为他们拣选一个安全的客栈。花教士引用申命记1:33宣告说：“除了天国以外，我们没有什么政府可以依仗，没有炮舰或士兵；但是主的天使在我们四方安营扎寨，信实同行的神与我们在一起。与以色列一起时如此，与我们一起时亦如此。”
第一晚，所住客店的店东提供了一间能够放得下独轮车和车夫的大房间，并把白天放在门口的桌子收进来作为床铺。在当时的中国旅行，必须自带铺盖。铺完床后，戴教士和姚师傅带着福音小册子出门，向围观的人群分享福音，直到天色昏暗，路人还家。奔波了一天的花教士躺在用木桌拼成的硬板床上，在车夫有关银钱的激烈讨论声中睡去，心中感慨：“如同‘金钱万能’在美国是个大众课题，在中国银钱也是能吸引各阶层的热门话题。”第二晚，客房同宿的旅客很不安分，不仅堵在房门口，还把屋里搜寻个遍，只为了能斜眼偷窥洋人几眼。客房的角落里堆放着一个石磨和一个驴槽，难怪花教士会觉得彷佛穿越了时空隧道，回到了主耶稣在世传道的年代。第三晚，所住客房内设了一个大佛龛、四座偶像，还有香瓶和香束，两位宣教士按中国的风俗用门板做床，安眠一宿。旭日东升之际，花国香想到，英国故交中仍有几位卧病之人在为中国事工祷告。
这支“福音队”每天都会在沿途歇脚之处举行数次“客栈布道会”，分享福音，出售书册，最高记录是一天九次，累计听众两三百人之多。有一次，花教士注意到就在他们的对面，有一个人放了几串鞭炮，敲了几下钟，面对一幅神像跪拜焚纸。可怜的人，直面真神却擦肩而过。洋人入境的消息如野火般飞速传开，戴、花一行经过的村庄，村民早就引颈而待，有人站在桌凳上，有的甚至如撒该那样爬上墙头。即便清晨七点，也会聚集起一大群人，布道团不得不兵分两路，戴教士在村子这头布道，姚师傅负责村子另一头。或许因为广州曾是乾隆道光年间唯一的通商口岸，因此有人猜测宣教士们是广东人。
中国早期教会的信徒和慕道友，很有可能是佛、道两教中已经在追求彼岸世界的信徒。布道团在某村布道时，便有一人和戴教士攀谈起来，他为了赎罪已持斋三年，却从未听过福音。
3月20日，戴亨利一行走进一个大村，分别在村子两头布道，卖出很多书。等他们走后，还有一位乡绅追了约一英里的路来买书。由于书走在人的前头，宣教士们无法供应他。
3月21日，戴、花等人抵达正阳县城。祷告后一行人走进城内，遇见一位书商，他对福音很感兴趣，热情地借了一张凳子给他们坐，还在自家店铺外的街面为他们沏茶倒水。傍晚时分，几名士绅找到客栈。他们曾听过福音，其中一人是戴教士上次访豫时的听众之一。他肯定与太平军相识，所以熟知他们敬拜神的诗歌。[19]
3月22日，戴教士等祷告之后，走进城中，站在侧街布道，很快有很多人聚集起来听道。但是一个平民打扮的人过来命令宣教士们离开，他第二次干涉的时候，说自己是衙门中人，三人只得遵命。正当此时，一个店主模样的人喊着赶来买书，但是这个人禁止所有人购书。他们只能退到城外僻静之处，但是另一个衙门中人说在那里布道同样不可。地方官命令三人离开此地，还派了一个人监督他们搬出客栈。百姓中很多人对地方官的举措十分惊讶。姚师傅为此急得要哭，花国香的脑海中则一直回响着历代志下13:12“率领我们的是神”这句话，三人一边收拾起行李离开，一边仍求神祝福这位地方官和这里的百姓。
3月23日，布道团一路经过很多荒废的庙宇，以及偶像曾经掌权之地。午时，一行人抵达汝宁府，此地距汉口已近700里（240英里）。他们在紧靠城外的一家客栈投宿。这家店东在12个月前违背府台与士绅的合议，向戴亨利提供落脚处。神使他的仆人在此人眼中蒙恩。
3月24日，旅行十日之后，今天终可小歇。拆开书箱，安静祷告，寻求神对此地的旨意。戴亨利希望能向已经听到福音的人作进一步教导。戴教士首访河南时信主的穆先生住在五英里外，他一直期待宣教士能重游故地。当有人告诉他城里来了两个洋人时，他便一早赶来了。这段时日，他背负多重十架，但是神使他站立得稳，做了很好的见证。他信主不久，两个孩子相继去世，人们都说是信洋教的报应，但他仍然持守信仰。他的兄弟已和他分家，不相往来，他只分到年产6蒲式耳（约合35.42升）麦子的田地。他这一年多来与乡邻分享福音，约有三十来人对福音感兴趣，其中六人愿意不惜一切代价背负十字架。穆先生很想受洗，花教士求神赐给他“双重的洗礼”，并祝愿主拯救他的朋友，圣灵加添他们为主做工的力量。
11天后（4月1日），戴亨利一行从确山回到汝宁客栈两天后，穆先生和一个朋友同来受洗。读经、祷告之后，两人异口同声地宣告了在基督里的信心，并拒绝崇拜祖先和偶像。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好奇，由中国信徒领路前往溪边施洗，这两颗河南初熟的果子，便在两岸坟冢累累的溪边归入基督的名下。回到客栈，两位新信徒与两位宣教士一起领受圣餐。第二天，戴亨利再度前往确山，居然在短短数日内顺利地租到了一间房子，穆先生表示愿意主持这间布道所。
花国香此行，未能随戴、姚两人抵达确山，因为携带的福音书册销售将罄，大家协商后的结果是派花国香押车返回汝宁（3月27日）。花国香将书发送给戴亨利之后（3月28日），便留守客栈，通过与店伙们聊天练习汉语。他所住之处一卧一厅的泥墙上，涂满了行旅过客的题诗和留言，家具除了一张油腻的桌子和三张凳子之外，还有三张床，或者说，架在六张凳子上的三扇门板。很多人来见花教士，其中有一位走街串巷的小贩曾听过戴教士的布道，他把以前买到的福音书拿给花教士看。他的父亲约于一年前皈依了天主教，并带了六十个家庭入会，天主教信徒在这个村子里的工作委实卖力。另一位王先生在宣教士们的客栈几乎逗留了一整天，边研读边提问，甚至如埃塞俄比亚太监那样表示：“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受洗有何妨呢？”（参徒8:36-37）
即便是汝宁这样的大城，周遭也散布很多废弃的偶像。宣教士曾在散步时看到一处规模庞大的废墟，古庙的墙壁与屋顶散了架，雨水洗去了巨型偶像的彩漆和金箔，泥身也已开始剥落，有的神像头颅顶在一根木头上，另一些偶像木腿伸在外面，或者用线吊着一条手臂。其中最好的一间寺院的角落里停放了一口棺材，棺材下面躲着一个抽鸦片的乞丐。花国香注意到，虽然这些遗址彷佛写着“以迦博”[20]，不少残破的泥塑木雕前仍有上过香的痕迹。
布道团的下一站是约75里（25英里）以外的上蔡县。4月11日，一行人离开汝宁，店东不仅设宴饯行、还送了一块羊肉让他们带着上路。这一带的庄稼深受旱灾，又因盗贼截路，每几里路便有驻军的白色小兵房，并张贴严惩匪类的刑具图。当察觉城内的百姓对福音不感兴趣后，布道团在第二天改在南门外的大街上讲道。前来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于是他们只能转移地方，站在一所大宅门的阶梯上讲道。好奇者越聚越多，人群开始变得难以控制，福音书册销售一清。很多人尾随宣教士返回客栈取书，这次他们只能以城墙为支点重摆书摊，拥挤买书的人声使得讲话都变得极其困难。当天共卖出1800钱的书。不安分的人群拥挤在门口，店东的耐心大受考验，布道团不得不保持静默，免得引起官府惊疑。有时候戴、姚二人出门布道，花国香则留守在客栈，用祷告托住他们。
花国香没有被“抢购”与“争睹”的盛况冲昏头脑，他在日记中冷静地反思道：“有些人买这些福音书册只是因为价格便宜……虽然我们希望很多人能通过这些书籍受到祝福，奇怪的是这类努力很少产生果效。有人因而获悉了福音的实底，但这些人仍需有人助其加以分解。发散书册本身不能带领中国人归信，只有男女信徒按着耶稣的命令所施的布道和教导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
在上蔡逗留期间（4月13日），一位由伦敦会施洗的林先生、亦即那里唯一的基督徒造访了戴亨利，并希望他能见一见几位慕道友。第二天，戴亨利便应邀前往林先生家附近的一个小型家族村落讲道，很多人赶来看洋人、听洋人说中国话，因此首次听到福音。
4月15日，布道团再度启程，前往102里以外的乡镇。这一带受灾严重，村民们已有暴动的迹象。正在祈雨的村子里，打锣的年轻人前面设着摆放偶像的香案，后面还有两三个赤身露体的男孩们。车夫相继脱帽，免得妨碍下雨。有时求雨的仪仗由吹乐者和焚香者组成，后面是中年妇女，再后面是一条黄纸折成的大船和水手，由四个男人扛在肩上，时不时晃动肩膀摇动纸人，表示水来浮舟。有一些头戴麦穗杆花环的男孩一边敲锣、一边祈雨。路旁所见的小庙和土丘，常常插着各色小旗，和用来盛雨的小碗。晚间投宿荒村，隔壁传来一位母亲召唤她濒危的孩子正在逝去的灵魂的微弱声音。
4月19至22日，布道团经过一些回民聚居的村落。不耐烦的村民对福音的回应非常冷漠,有时连一本书都卖不出去。尽管如此，仍有人阅读了福音书册后找上门来当面请教，也有人询问应该如何得救，甚至有一位乡绅带来戴亨利首访河南时在700里以外卖出的书籍。相对而言，人群中的妇女更渴慕听道的机会。宣教士们还发现天主教中国籍的神父们也站在人群中听道，他们无偿散发医治鸦片烟瘾的药店就在左近。据说当地的天主教会约有百名信徒，药店便是他们的聚会之处。花国香的担心是那些对真道感兴趣的人会被天主教坐享其成。
由于语言尚不流利，花国香此行以“快快地听、慢慢地说”为原则，或许正因如此，他比较有闲暇和精力将这段重要的历史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也让我们通过一位宣教新手的眼睛看到当时中国禾场的情况。花国香的反思和感触主要有三方面。首先，他注意到乡村妇女对福音的渴望，她们往往是最渴慕的听众，但由于男女授受不亲的旧俗，非女性宣教士不能真正接触中国女性。其次，花国香发现内地村庄十分密集，一路上从任何一个角度都能数出35到40个左右，而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天主教的传道人在做工。花教士不觉感慨：如果基督徒仍然昏睡的话，势必将福音的沃土拱手让人。巡回布道能做的十分有限，必须有更多的工人接续跟进的工作。对他们而言，基督教的福音太陌生了，若没有人来解释书册中所载的道理，只能让一知半解的人更加困惑。再次，花国香冷眼旁观，已发现中国人其实对所拜的偶像缺乏信心，根本不知可以信靠什么。但同时，“福”的概念在中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或许这可以成为向中国人传福音的切入点。
结语
花国香的河南日记尚未结束，下一期的《亿万华民》中，我们还将看到鲍康宁的陕西日记。自1875年1月戴德生向英国教会为中国未得九省代求十八位宣教勇士，至1877年初，共有六十人回应这一属灵需求，最终十五位弟兄和三位姐妹[21]通过遴选成为第一批拓荒者。戴德生即将把这些整装待发的英国青年信徒如炸弹一样分散到中原、西北和西南，很快，中国内地会在宣教界获得了“八爪鱼差会”的外号。作为领袖、作为跟随者，戴德生和他的宣教团队皆以行动尽了个人责任；一百多年后的我们，当如何回应篇首箴言24:11-12的挑战，解救死地之人？
[1] 另一说729块，参http://en.wikipedia.org/wiki/Mandalay_Hill。
[2] 英缅战争（1824-26，1852）之后，英国人把缅甸分为上、下两部分，上缅甸指该国较核心的中部和北部，包括马圭、曼德勒、实皆等省和钦、克耶、掸、克钦等邦，靠近中国，受中国影响也较大。
[3] “Mandalay Hill” (by Mr. Henry Soltau),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anuary 1877, p.8.
[4] 1835年，英国向锡金租得大吉岭地方，作为东印度公司的“避暑地”，从此在喜马拉雅山区有了立足之地。1846年，英国吞并印度西北部的查谟—克什米尔地区后，又侵占了原属西藏地方的拉达克地区。英国于1860年与尼泊尔、1861年与锡金、1865年与不丹签订的条约，以锡金为跳板大举修路，步步北上，以逐步实现“英国管理下的西藏，保证印度不受中国威胁”的战略意图。文中所指“英属西藏”，或即指以拉达克为中心、原属中国西藏的地区。
[5] 参李炽昌主编：《圣号论衡：晚清<万国公报>基督教“圣号论衡”文献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附录三，第303-305页。此当系转引资料，但未标明出处。
[6] 当时宁波应有三座海关，一座是1861年在江北岸外马路兴建的税务司，征收对外贸易税费，俗称新关或洋关；另一座是以原浙海关演变而成的浙海关监督驻地，俗称里关；第三座为原浙海大关，专征国内贸易税费，俗称常关。
[7] “Converts at Ningpo” (by Meadows),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anuary 1877, p.3.
[8] “Recent Intelligence” (by Mr. Meadows),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anuary 1877, p.12.
[9] “For the Young–The little girl who would pray,”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anuary 1877, p.11.
[10] 参李炽昌主编：《圣号论衡》，第303-305页。
[11] “Recent Intelligence” (by Mrs. Stott),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anuary 1877, p.12.
[12] 综合同期“Recent Intelligence”中麦卡悌、义士敦和古德曼小姐（Goodman）的报告，以及下一期 “Visit to Yang-chau” (by Miss Goodma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February 1877, pp.19-20。
[13] 参李炽昌主编：《圣号论衡》，第303-305页。
[14] “Work in Gan-K’ing” (by Mr. Pears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February 1877, pp.20-22.
[15] “Visit to Yang-chau” (by Miss Goodma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February 1877, p.19.
[16] “Recent Intelligence” (by Mr. George Nicoll and Mr. Turner),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anuary 1877, p.12.
[17] “Eighty Days in Honan – From the Dairy of Mr. G. W. Clark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anuary and February 1877, pp.10-11, 13-15.
[18] 通常“师傅”、“传道”、“老师”都是指华人信徒。
[19] 太平军曾在1853-1855年间进行过一次北伐，曾攻陷过河南的归德府，途经陈留县、朱仙镇、中牟、郑州，最后到达巩县的汜水口渡河。
[20] 以迦博（Ichabod）为以利的儿媳、非尼哈的妻子所生之遗腹子的名字，意为“荣耀离开以色列了”（撒上4:19-22）。
[21] 内地会十八士：索乐道（Henry Soltau），金辅仁（George King），贾美仁（James Cameron），李格尔（George Nicoll），花国香（George Clarke），义士敦（George Easton），巴子成（James Broumton），德治安（Joshua Turner），布德（Charles Budd），Joseph Adams，秀耀春（Francis James），贝贻士（Edward Pearse），巴格道（George Parker），Horace Randle，Robert Landale，魏丽莎（Elizabeth Wilson），奈特小姐（Miss AK Knight），古德曼小姐（Miss Good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