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教案

文/亦文

 

2004年初某日的《福州晚报》刊登了一篇有关“古田教案”的短文：

“基督教、天主教等作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传入中国后就和中国文化发生了冲突。……在福州，面对传教士的蛮横，福州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相继出现了一系列反对教士不法行为的案件……发生在1895年的古田教案以其深远的影响被列为我国二十大教案之一.

 

古田位于福州西北，距福州约50公里，是民间秘密组织……斋教活动的地方。首领刘祥兴到处“园关”（当作“圆关”——笔者注），开会诵经，吸收会员，到1895年教众已达3000人，并有严密的组织。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割地赔款，刘祥兴号召人民抗税，以“官逼民反”发动群众，预定在十月间举行起义。驻福州的英、美领事从他们在古田的传教士方面获悉此事，要求闽浙总督边宝泉派兵镇压，保护外人。刘祥兴由于清军的来到而被迫提前行动，并把矛头首先指向告密的传教士。8月1日，由300多壮士组成的起义军在“龙爷将要征服外国人的上帝”的红旗引导下，向传教士所在地花山（又作华山——笔者注）进攻，围攻教会休养院，火烧教堂及洋人住宅，击毙英国教士11人，伤5人。事后，英、美均派炮舰来到福建海面，英、美领事去古田“查办”。闽浙总督边宝泉逮捕了200余人，刘祥兴等26人就义，66人被处无期徒刑和终生充军，地方官唐有德、知县王汝霖等被革职。古田教案是一次“案情之重仅次于天津教案”的反洋教起义，打击了横行不法的洋教士的气焰，保卫了福州领土，有力地阻止了外国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势力向内地的渗透。当然，揭开这处历史疮疤，并不是要让国人对传教士产生什么不愉快的回忆。但是，现在国外有些反华势力无理挑衅，以历史的角度而言，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我们不能不起而捍卫历史的真实！”

 

外人不法、民众起义、官洋结合，最终以丧权辱国的方式结案 —— 这是我们所熟悉的“近代史教案”的叙述模式。作为基督徒，虽然在基要信仰方面，很多人尚能以“温柔敬畏的心”将“心中盼望的缘由”与人分享，一旦遇到民教冲突方面的问题，却往往因为缺乏历史知识，或是出于思维惰性，而随众随俗地接受传统的结论，甚至被人当面质询，也只能三缄其口地默认“洋教”不光彩的过去。

 

福建省地处华南沿海，又因福州和厦门都是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较早接触福音，一百六十多年来，教会发展颇为兴旺，基督徒的比例较高，也出了不少著名的中国本土传道人。正确省视以古田教案为代表的福建全省民教冲突，对教会树立正确的史学观，对信徒学习用爱心和史实来回应世人，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黑三角”

《福州晚报》的文章突现了一个“斋教—官府—洋教”的三角关系，这一三角关系在近代的民教冲突中颇为常见，但在古田教案中则极其典型。深入剖析这一“黑三角”是正确理解整个事件来龙去脉的基础。

 

1．古田斋教

 

斋教，又称吃素教，明末清初便开始在华南地区流行，鸦片战争前后，已经演变成秘密帮会，所以又称菜会、菜党。光绪十年（1886年）左右，江西赣州人刘泳（即刘祥兴）来到古田，平时以钉秤、补碗、行医为生，以吃斋戒烟为号召，劝人入教。当时古田县“烟馆林立”，到处可见因吸毒而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悲剧，刘泳的口号和“医术”吸引了不少人。到1894、1895年，即古田教案发生之前一年半，人数突增到3000人左右。

 

从宗教角度而言，斋教并不属于正统佛教，而是以救度未来世的弥勒佛和现在即闻声救苦的观世音为信仰核心，同时也崇奉道教及其它民间信仰的神祇，除了习诵民间熟悉的佛经（如《心经》、《金刚经》、《梁王忏》），也念白莲教的经咒。斋教流传到台湾后，曾经极度盛行，1949年后，管理台湾佛教的中国佛教会对斋教的杂糅性多有批判，认为神佛不分，《五部六册》为伪经，斥为附佛外道，迷信异端。[1]

 

从政治角度而言，斋教绝非单纯的异端教派，而属于半公开抗衡政府的会党组织。吃斋念经、宣扬劫变思想，是秘密帮会的共有特征，为白莲教、金钱会、斋教共享[2]。明清两季，秘密教门和秘密帮会合流融汇的现象非常普遍，而福建又是诸多秘密帮会的发源地[3]。“菜友”的成分绝非单纯“吃斋戒烟”的瘾君子，而是包括了惧凌怕事、附倚迫势的弱民，借党焰势、挟隙旧衅的无赖之徒，借端生事的地痞流氓等无业游民。即便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具有革命潜力的斋教组织同时也具备了破坏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按时人的观察，古田斋教的势力一旦壮大，“菜友”们便开始“平地生波，聚党出邑”，“成群结党，横行无忌”[4]；“无事则潜伏如鼠，托为农人，有事则云集响应，如蝗而至”[5]，甚至打着“大清归大靖”、“四海归真主”[6]、“除番救主”的旗号抗租抗税，成为地方官的心腹之患。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古田斋教的反清活动固然严重威胁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但从社会治安的角度而言，这类活动也威胁了任何一个和谐社会的稳定发展。

 

2．古田地方官

 

作为统治阶级的清政府向来对秘密结社的组织戒备森严，乾隆十三年（1748年）瓯宁老官斋教暴动，经过政府的大规模打压，斋教在福建全省几近湮灭。一个半世纪之后，福建斋教不仅死灰复燃，其势力更延伸到古田一带，常在乡里之间“无故起端，寻人为难”，带着军器强割稻谷、打家劫舍，受害者往往敢怒不敢言，即便告官，地方官不过“批示出差”，差役带着官票前去拿人，反而受到“菜友”们的侮辱，久而久之，差役望而却步，地方官居然也“无奈伊何”[7]。

 

到了光绪二十年十一月（1894年12月），在书吏蒋某的劝说下，知县汪育旸逮捕了包括刘祥兴在内的四名斋教首领，先杖笞后下牢，不料五天后，百余名“菜友”闯入县衙，要求释放四人。汪知县计无所出，竟然当众杖笞差役，开除其公务，还用彩舆将四名囚犯送回家中[8]。

 

可想而知，官府的这次示弱之后，斋教徒更加有恃无恐，到了光绪廿一年三月（1895年4月），古田县城出现“官逼民反”的匿名揭贴，同时风传斋教徒将攻城举事，汪知县赶紧和士绅封闭城门，添设挡墙，抽调几百名团练壮丁在城墙上巡逻，并将所有住在城外的外侨迁入城内，以防不测。同时汪知县向闽浙总督谭钟麟呈递了一份紧急公文，请求派兵救援。城门封闭日子一久，城内的储粮锐减，人心大乱，最后，居然由两名身为“公务员”的衙役出面为斋教作保，城门才于三月廿九日重新打开，恢复正常社会秩序。[9]

 

汪知县因为措置失体，被总督撤职，新知县王汝霖于5月2日上任后，继续奉行前任庸懦的方针。7月间，斋教徒在离古田县城26英里处的卓洋村殴毙一人、伤数人，前往逮捕罪犯的差役受到了众菜友的阻拦。彼时，闽浙总督已换成了边宝泉，闻讯后派副将唐有德带领200兵丁前往古田协助王知县维持治安。[10]

 

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斋教与政府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地步。如果没有西方传教士这一因素的话，接下来势必是一场官兵与会党间的厮杀。

 

3．古田基督教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谢必震认为，和中国的内部矛盾相比，斋教徒与传教士的宗教冲突仅居次位，而非如传统研究模式所宣称的，乃引起教案的导火线。同治二年（1863），西方传教士初莅古田时，确实曾引起当地民众的惊疑，发生多次民教冲突。到了1894年，古田一带已有英国圣公会的教堂32所，美国美以美会的教堂6所，法国天主教教堂1所[11]，基督徒人数超过2000人[12]。照《古田县志》的说法，“风气渐开，信教自由，猜嫌既泯，情感遂深。历今年久，民教相安，鲜有交涉事件。”[13]斋教徒和基督徒的小冲突虽时不时的发生，却不能作为孤立事件单纯地定义为宗教矛盾，因为按当时的大环境而言，整个古田地区都受到菜友们的滋扰，苦主中自然会涉及个别基督徒。英国驻福州领事满思礼（R.W. Mansfield）获知情况后，始终认为这些案件“不属于宗教迫害性质”，无法构成古田教案的先兆，而没有进一步和福州当局交涉[14]。直到1895年4月，鉴于古田一带的不安定情势，美国驻福州领事贺格森（J. Countney Hixson）通知附近所有美籍侨民退回福州这一条约口岸，然而古田福音医院院长美以美会的贵格理博士（J. J.Gyegory）和美以美女布道会的宝精英（Mabel C. Hartford）这两名宣教士仍选择留在古田，美海军中校钮厄尔（J.S.Newell）认为唯一的解释便是“许多年来，福建省一直被看作最和平，播撒基督教种子最有成效的眼光地区”[15]。如果我们认为驻华外交官作为帝国主义的代表，一向擅长利用民教冲突作为干涉中国内政的籍口，这两名英美驻华官员的态度可以说是强有力的折射，说明当时当地的斋教和基督教之间并没有不可化解的深仇。

 

《福州晚报》一文中所提及的那位“告密的传教士”原名Robert Warren Stewart，在中国以“史荦伯”行世，1850年出生于英国爱尔兰的望族，自都柏林大学毕业后，前往伦敦攻读法律，后因蒙召到中国宣教，改读神学。1876年，史荦伯带着新婚妻子路易莎（Louisa Kathleen Stewart）加入英行差会（Church Mission Society），前来福州，主要负责购地建校、招生授课等教育事工。初到中国时，有人当面奚落他：“我知道你为什么到中国来，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边说还边做出趴饭入口的动作。史荦伯不以为意，当他将此事说给友人听时，只淡淡地表示：“他对我知道得太少了。”[16]

 

按海得威（P.Hattaway）的考证，英行差会所属的圣公会塞拿拿差会（Church of England Zenana Missionary Society）是专门针对当地社会的妇女儿童而成立的宣教机构[17]。1883年，塞拿拿差会首位女宣教士高芙小姐(Miss Gough)来到福建，协助培训本土的妇女圣经教师（Bible Woman）。[18]古田教案发生那年，该差会在当地已有26位女宣教士[19]，完全入乡随俗地居住在当地妇女中间。[20]

 

史牧师于1892年前往澳大利亚进行了历时半年的巡回聚会，招募愿意献身中国的青年宣教士，包括后来在古田教案中丧生的荀氏姐妹（The Saunders）。回到中国后，史牧师一家由福州迁往古田开辟新的宣教工场，并受托监督照顾当地12位单身女宣教士[21]。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教案中伤亡的西方人中，除史荦伯一位成年男子外，其余皆为妇孺。

 

史牧师确实在3月底左右写过一份报告给本国领事，内容不详，但根据英领事满思礼看完报告后的反应，可以推测所谓的“告密内容”无非有关古田“官逼民反”的动乱气氛。满思礼接到报告后，于4月1日写信给当时的闽浙总督谭钟麟，“强烈要求他派遣军队，因为斋会与其说是对传教士，不如说尤其对中国政府是个持续的威胁”[22]。美国领事田贝（C. Donby）也作了类似的敦促。但是谭总督没有派兵，而是派了一位委员前去调查，这位委员在古田只逗留了一天，便回福州复命说“一切平安无事”。直到卓洋凶杀案爆发、凶犯拒捕后，新任的闽浙总督才派了200名官兵前往古田。

 

综上所述，以《福州晚报》一文为代表的传统叙事模式忽略了几个环节：首先，守土与亲民是地方官的本职，将县城的动乱情况在第一时间汇报上司、筹划对策的应该是知县汪育旸，而非外侨和驻华外交官。然而，地方官的频繁调动以及欺上瞒下的官僚作风助长了斋教徒的嚣张气焰，导致官民矛盾愈演愈烈。其次，古田满城风雨、揭贴遍地，斋教徒之公然与官府作对，绝非史牧师的独家新闻，他不需要运用任何的“间谍功夫”密访侦查这一路人皆知的事实。用“革命有理”的现代眼光来看，向清政府密报农民起义似乎有点反动，但在19世纪末，维持执政当局的稳定和权威则是天经地义的事，若是史牧师提供的“情报”真的有关斋教徒十月起义的密谋，满思礼完全没有必要在向本国公使的报告中遮掩隐瞒，福州出兵恐怕也不止区区200名。再次，英美领事行文闽浙总督，重点在维持治安、弹压不法，而非“保护外人”。可见，即便在史牧师本人和驻华外交官对时势的观察与判断中，中国内部的阶级矛盾之危急远远大过华洋之别和教教相仇。最后，从时间上看，史牧师通知领事在3月底，福州发兵在7月底，在这期间的4个月内，闽浙总督由谭钟麟换成边宝泉，焦点事件也已由围古田县城切换到卓洋命案，官兵的来到完全和史牧师没有关系。

 

二、教案起因

以《福州晚报》文章为代表的传统叙述模式，为了显得斋教徒“杀人有理”，通常反复强调传教士的“横行不法”；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如果传教士们遵守中国法律，包括虽不平等仍然具法律效应的国际条约，他们至少应仍拥有生存的权利？除了“莫须有”的“告密行为”，没有任何史料显示以史荦伯等人在古田一带有任何的“不法行为”。既然古田斋教和当地教会并没有不共戴天的仇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古田教案的发生？

 

按被捕斋教首领的供词和斋教徒亲友的回忆，官兵到来后，斋教首领于六月十日（7月31日）晚在古田县城东北约20公里处的昆山髻寨，商讨举事计划。当时有三种不同方案：一、攻打古田县城；二、攻打安樟村（位于县城和华山之间）富户；三、攻打华山洋教士。但是，县城和安樟村都已加强军备，而来自安樟村的菜友强烈反对攻打自己的村庄，杀洋人也未得到全体同意，最后决定用拈阄的方法来探知“天意”。然而，所谓的“天意”完全被人意操纵了，写阄子的人暗中将三张纸条都写成“华山”，等打开第一个阄子是“华山”，便有人说不必再看其它两个，事情就这么定了。[23]

 

有些蛛丝马迹显示攻打华山是久有预谋的：在昆山髻集会前两个月，斋会首领之一曾到华山村察看两套洋房和由教会租赁的那套本地民居；事发前，还有人向当地的佣工们问起洋房里有没有藏放枪支等武器[24]。但不论是同时代人还是中外史家，都一致认为攻打华山的关键原因并非出于仇视洋人或洋教。

 

英国驻福州领事满思礼分析道：“这次屠杀行动纯粹是政治性的（即非仇教性的——笔者注），虽然歼灭洋人无疑是行动的一部分。”[25]

 

古田教案调查委员会成员之一美国海军中校钮厄尔提到：“这一阴谋……的倾向主要是造反，而造反要成事，没有钱不行，对华山的攻打正是谋求取得必要经费的一系列次要计划之一。”[26]

 

美国驻福州领事贺格森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总结说：“排外并不是发动的主要考虑。其一，进攻华山是1895年10月斋教计划在福建各地起义的流产；其二，乘中日战争的政治混乱而激发反政府的造反。”[27]

 

甚至连远在北京的恭亲王都清楚地意识到：“当日华山滋事非系寻常匪犯，实系勾连别省思欲揭竿起事之徒”[28]。

 

当代学者谢必震教授更是撰专文论述何以“以下层贫民为主体的斋教组织”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是“根本对立”、“不可调和”的，“而斋教与外国教会之间的矛盾，并非是引发古田教案的真正原因。”[29]

 

教案过去六十多年后，福建师范大学陈增辉教授在古田访问当年斋教徒的家人亲友，留下了宝贵的口述历史资料，其中提到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斋教军师郑淮（又称郑九九）。

 

黄资演（教案发生时33岁）说：

 

“郑九九绰号长指甲，原名郑刘九。此人原是奉教的，以后洋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停了他的薪水，由是痛恨洋人，加入菜会吃菜，担任菜会的军师职务……”[30]

 

郑淮是坚决倡议攻打华山的几个首领之一，他这样做，显然带着挟报私仇的苦毒。他初到古田，以算命和看风水为生，后来因为“难以趁食”而成为斋教的军师[31]，距案发不过二十来天而已。可见，无论当初加入教会，还是后来加入菜会，郑淮都将宗教当作一种谋生敛财的职业。为了利用潜在的仇洋情绪，郑淮极力宣扬“吃素者后必被奉教者所灭”，继而打出“除番救主”的旗号，“番”指西教士，“主”大概就是所谓的“龙爷”了吧，或按同时代人的推测，为另一秘密帮会龙华会之主[32]。郑军师继而以教规相要挟，凡不愿去者格杀勿论，抢到的赃物一律“充作公用”，并“叫大家发誓不准私藏”，背誓者将受五马分尸、活烧活淹的酷刑。为了制造舆论，斋教首领把官兵的到来归罪于史牧师的指使，并断言他提供了调兵遣将所需的军费。[33]这大概是史牧师参与间谍活动的最早版本。

 

出发时“起义军”确实如《福州晚报》所称有二、三百名“壮士”，浩浩荡荡、颇具声势，但因大多数胁迫成行，一听前去杀人，很多人在中途开溜，经过15至20英里的步行后于次日凌晨抵达华山时，只剩了百余人，真正有勇气施行袭击的才十余人，在外接应和助威的也才三十余人，大部分人躲在山林里观望。

 

这样一群乌合之众显然是没有实力去攻城掠池，这也是斋教首领选择放弃其它两个方案的深层原因。按谢必震教授的分析，在由下层民众组成的斋教徒看来，“杀番”所受到的惩罚远比直接造反要轻得多；而菜友们一旦参与了这一军事行动，不论是否亲手杀人放火，都已将自己推到了与清廷势不两立的位置上去了[34]。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斋教首领被捕后，反复强调和教民与洋教士的积怨，一口咬定“史教士遇事回护教民”，因此起意“把史教士一家毁灭，烧他洋房，抢劫得赃充作粮草”[35]。除非有其它史料佐证史牧师确实有包庇教民的前科，斋教首领的供词可被看作是为了减轻罪刑而掩盖其反清的实质。

 

三、教案？惨案？屠杀案？

中文史料笼统地将华山事件称为“教案”，至多称为“惨案”，而英文史料则一律称为“屠杀案”（Massacre）。事发之后，案情不胫而走，无论在华西人还是欧美各国无不为之震惊，各通商口岸的西侨群情激愤地集会，甚至有人谴责“华人之本心，岂真如野兽哉”？！西方“各国到处无人不闻‘中国’二字而斥骂者”[36]，适时旅英的李鸿章也从伦敦频频发电报回国，通报英国朝野极度愤恨的情绪[37]。

 

《福州晚报》一文没有告诉读者，究竟在华山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使古田教案“以其深远的影响被列为我国二十大教案之一”、“案情之重仅次于25年前的天津教案”、被视为基督教新教入华88年来首次对新教宣教士的“集体屠杀”、并引起如此强烈的国际公愤。而在《中国教案史》这样一部学术型的经典著作中，对古田教案的叙述只有草草的六行字，而且除了“焚毁教堂”四字外，竟全然没有提及人员伤亡这一重要信息。

 

让我们从事发地点说起 —— 华山距古田县城约20公里，海拔610米，气候凉爽，散居着300名村民，每年盛夏都会有附近的宣教士前来避暑退修，在灵性和健康各方面重新得力。山上没有教堂，所谓的洋房或休养院，不过是两套泥墙瓦顶的朴素西式平房（bungalow），附带几间供中国教师和佣工居住的厢房，人多时宣教士只能借住附近的零星民居。这些建筑普通到一个地步，连案发后前去调查的中国官员也认为被烧毁的只是十余间“华式平房”[38]。

 

史牧师选择7月底的最后一周和同工们来到华山，并非偶然，而是为了赶在和欧洲大陆一年一度的凯锡克复兴大会（Keswick convention）[39]同步进行为期一周的“退而进修”聚会。这一年的退修会使所有与会者都获益良深，7月31日 —— 也就是斋会首领们在昆山髻寨拈阄决定攻打华山的同一天 —— 举行最后一次圣餐时，众宣教士一起诵读以下的祷词：

 

“我们在这里将我们自己，我们的灵魂与身体一起献给你，哦，主，作为给你的合宜圣洁的活祭。”[40]

 

翌日清晨，这句祷词成为他们中间大部分人的谶语。美以美会宣教士、《闽省会报》主编施美志（George B. Smyth）于1895年8月12日刊登在上海《字林西报》上的报道[41]以及Irene H. Barnes根据幸存者的回忆于次年写成的书籍[42]，为历代的读者描绘出一幅真实而可怕的图画：

 

8月1日上午6点半左右，一些宣教士还在睡梦中，史牧师的两个女儿，12岁的米勒都列(Mildred)和11岁的加西灵（Kathleen）在门外的草地上采撷野花，准备庆祝弟弟赫伯特（Herbert）的六岁生日野餐会。突然，一群面带杀气的暴徒跑上山来，孩子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当时坐在树下晨更的柯师姑（Annie Gordon）看到了这些人手中的长矛，立即高喊叫孩子们逃命。其中一人已揪住加西灵的长发，将她在地上横拖活曳，还在她的大腿上乱戳。姐妹俩挣扎着跑回房间，妹妹躲到床底，为了吸引暴徒的注意力，姐姐扑到床上，几个斋教徒尾随而至，用刀剑将床上的米勒都列乱砍成重伤，并把她的膝盖活活打碎，以至她终生致残。

 

隔壁房间的史牧师夫妇也相继被杀，赫伯特身受多处重伤：脖子右边的伤痕达4英寸，脑后的刀痕也深至4英寸，头顶的外骨板裂开，头盖被劈，脑壳外露，圆周头皮也受了伤。三岁的伊万（Evan）左腿扎有刀伤，另有几处青肿。育婴室里，爱尔兰保姆海伦娜（Helen Yallop）把13个月大的女婴希尔达（Hilda）藏在自己身下，却不能避免她的右眼被刀刺入，深及脑壳。

 

其他六位女宣教士也相继遇害，遍地横尸，有的甚至身首异处。高灵敦师姑（Flora Codrington）的面部被砍得面目全非，终生毁容。她跌倒在地假装死去，仍然有人猛击她的头部，以为她死透了，才走开。这最后一击打破了她的脑壳，幸未致命。

 

寄居在附近农舍的鹿峥嵘（Hugh Stowell Philips）教士和美国女宣教士宝精英因为离事发地点较远，又受到当地居民的保护，仅受轻伤。

 

每进一屋、每杀一人，暴徒总不忘搜夺财物，然而他们能找到的不过是女宣教士手指上的戒指、鸡毛褥、洋剪刀等家常用品而已，并没有他们预想中的金银财宝。当有村民劝暴徒手下留情时，他们的回答是：“给我2000银元，我们就放她们一条生路。”[43]杀人之后，便是放火，暴徒们用事先装在竹筒里的煤油把两座“洋房”点燃，带着劫掠到的财物回到昆山髻，上缴给军师郑淮充作公用后，才作鸟雀散。加西灵从燃烧的房屋里把她的兄弟姐妹一一救出，央求一个村民护送到宝精英居住的民宅中。等幸存者从藏身的山林里进入被焚毁的房间时，史氏夫妇、荀师姑和保姆海伦娜的尸体都已被烧得无法辨认。

 

华山村民的冷漠也令人发指：在整个杀戮过程中，只有一位老人勇于出面劝阻；宝精英的仆人和中文老师的妻子，因为是基督徒的缘故，也挺身相救。除此之外，其余的人都袖手旁观这场惨剧，甚至在斋教徒撤走后，不但不假以援手，反而动手抢劫，将着火房子里残留的物品搬回自己家。事后，又见死不救，拒绝送信到县城求援，拒绝把死者的棺材抬往码头。

 

在前往福州医院的途中，赫伯特重伤不治，生日成为忌日；到达福州医院后第二天，希尔达也断了气。华山事件至此，共死11人，伤5人，除史牧师一人外，皆为妇孺。

 

中国历史上确实涌现过不少民族英雄、仁人义士，但如果我们把这些在和平时期屠杀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的精壮汉子也贴上“壮士”、“义军”的标签，则已大大超过语义上的误用，成为道德领域中的混淆是非，对整个民族精神都造成了侮辱，因为真正的民族英雄必耻于与这些杀人放火的匪类相提并论。确实，“起义军”偷袭成功，但那是何等汗颜而非自豪的胜利；确实，“起义军”“击毙”了番敌，但那是何等胜之不武的卑鄙手段。21世纪的国人，何时能从这些阿Q式的陶醉中清醒过来？

 

四、后事如何

1. 斋教首领

 

虽然地方官员为了逃避责任，反复暗示教案发生是因为斋教与洋教的宿仇，清廷高层官员却清楚认识到古田斋教的反政府特性，即便没有外交压力，也会严厉缉拿诛杀斋教首领。在短短两个月内，拿获了上百名斋教徒，福州当局和英美外交人员所组成的古田教案调查委员会最后合议的判决为：26人处以死刑，17人终生充军，5人无期徒刑，27人监禁十年，5人监禁五年，5人抱石墩三年，5人抱石墩半年，2人枷示二月，合计共有92人判处了各种刑法。同时勒令“被诱吃菜之人”开荤从善，由地方官随时稽查。

 

2．地方官员

 

副将唐有德率领200官兵从福州前去逮捕卓洋命案的凶犯，但他于7月23日抵达古田后，没有任何作为，因此被革职。至于知县王汝霖，获知华山事件后，居然对要求派卫队护送伤员的贵格理医生说：“这全是福州方面的错。我没有要求派兵，斋会人好几千，给我派来200名士兵顶什么用？”这样庸懦的人显然不适合担任守土有责的公职。在这11死5伤的大案中，仅撤换两名低级官员，可见英美两国并未因这件事对清廷施加人事变更的压力；而同年发生的成都教案却导致四川总督的革职、永不叙用。另外，按英领事满思礼的记载，知县王汝霖是因为7月间的卓洋凶杀案而被褫职，但是因为继任易简在华山惨案发生四天后（8月5日）才到任，正式取代王汝霖，所以给人王知县因为教案而革职的错觉。

 

3．传教士

 

史牧师夫妇献身在华宣教事工近20年，深受当地外侨和华人信徒的爱戴，古田教会为了纪念史公的殉道，特于古田县城外的新义山上兴建“史荦伯中学”，继续栽培古田子弟。史家的长女米勒都列，因为身心所受的巨创，在事发当夜难以入眠。但当听到有人提议由一位女宣教士将这些父母双亡的孩子护送回爱尔兰的家乡时，懂事的她马上说：“现在，没有人可以离得开宣教的岗位，轮船上的女乘务员足可帮助我们照顾弟妹。”[44]噩耗传到家乡，史家在英国求学的三兄弟自然悲恸万分，却更加坚定了他们继承父志的决心，后来史家长子史超域（Arthur Stewart）前来香港，担任圣保罗书院的院长，他退休后，由其在古田教案中受伤的弟弟伊万继任，兄弟二人在该校服务的年月加起来超过五十年。史家三子史文轩（James Stewart）1907年也来到中国，在成都主持“辅仁学会”，服务青年学生。史家以德报怨的宣教精神感动了一位寄宿于此的中国青年，他就是后来推动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晏阳初。可以说，史牧师对中国教育的异象，并未因他本人的死去而结束，反而在更大规模中发扬光大。[45]

 

子承父志、兄终弟及，在中国宣教史上尚不少见，荀氏姐妹(Saunders)之母的故事却可谓绝无仅有。消息传到澳洲墨尔本，两位朋友前去慰问居孀又复丧女的荀母，开门迎客的荀母问：“你们来是祝贺我的，对不对？”荀母不仅将两个女儿的殉道看作神的恩典，并决定亲自前往古田，适应陌生的环境和语言，继续女儿们的未竟之工，直到1915年在中国逝世。[46]没有比年逾半百的荀母在古田的出现更能体现基督的大爱和赦免。

 

一年半后，华山惨案中唯一的成人幸存者高灵敦师姑，也结束英国的治疗回到古田，并在那里继续耕耘了很多年。她脸上无法修复的刀伤，正如耶稣手上的钉痕与肋旁的枪洞一样，无声地宣扬着复活的大爱与能力。[47]“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一属灵定律再一次在古田教案之后被验证，今天的古田，不仅福音兴旺，还出了很多传道人。有人说，古田这个地名，都是由“十字架”和“口”组成，所以古田出传福音的人。更重要的是，宣教士前仆后继、不计前嫌的精神为当地信徒树立了效仿的榜样。

 

值得深思的是，以德报怨并非单独几个宣教士家庭的态度，也是整个英国圣公会及其下属差会的共识。事发之后，当香港外侨团体喧嚣着提出“割界分疆”的方案，英美外交官也频频向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施加惩凶彻查的压力，英行差会和塞拿拿差会在接受各界慰问的同时，拒绝了各种索赔和复仇建议。虽然美籍女宣教士宝精英接受了清政府1880墨西哥银元的赔偿，当英国首相沙力士玻璃（Lord Salisbury）询问两差会要向清廷提出多少赔款时，两差会却拒不接受任何生命和财产的赔偿，成为近代史上一个罕见的特例，此举得到了中国总理衙门的高度敬重。[48]

 

英国差会并非只是在中国政府面前摆高姿态、赢得好感。8月13日，英行差会在伦敦埃克塞特会堂（Exeter Hall）举行追思礼拜，观察者总结说：在这个纯西方人的联合祷告聚会中，“没有一句苦毒的话，只有与哀哭者同哀哭的同情，对被误导的谋杀者的怜悯，对殉道者圣洁生命的感恩，对中国福音化的火热心愿”。[49]聚会以英行差会的主席肯纳威爵士（Sir John Kennaway）的发言开始：“召集这一聚会，并非为了抗议任何政府的疏忽，不是追究对肇事者的惩戒，甚至也不是为了要求对将来的任何保障，而只是寻求神对中国未来事工的引导、对仍处于险境中的宣教士提供帮助，以及对死者家属的安慰。”聚会以全体与会者跪在地上合唱赞美诗结束：“每逢思念奇妙十架，荣耀救主在上悬挂……”诗歌的末句正是所有那些献身海外宣教者的生命写照：“如此奇妙深恩厚爱，献上身心方可报恩。”[50]

 

五．结语

回到以《福州晚报》的短文为代表的对古田教案的传统版本，一位具备常理、不持偏见的读者多半在对中西史料的浏览和剖析后，会认同以下的评语：

 

“蛮横无理”、“横行不法”的是斋教徒，而非洋教士或他们所牧养的华人基督徒，斋教徒反政府倾向路人皆知，史牧师“无密可告”。“三百壮士”组成的起义军只是一群欺软怕硬的乌合之众，所谓的“英勇斗争”、“进攻”、“击毙”只是对一群手无寸铁的无辜妇孺的屠杀。华山惨案确实使古田的宣教团体损失惨重，但不仅没能“打击洋教士的气焰”，反而增强了他们与家人献身中国的宣教决心。斋教徒的杀人、抢劫、放火不仅不能“保卫福州领土”，反而将清政府置于又一次“割地赔款”的外交威胁下。“外国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势力”未必因此减缓向内地的渗透，倒是古田斋教经此一案，几乎完全瓦解。“揭开这处历史疮疤”，重审史实，当然不会“让国人对传教士产生什么不愉快的回忆”，倒是促进百年后的我们反思，自己身上是否仍然流淌着盲目排外、愚昧野蛮的血浆，并扪心自问，“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我们当如何“捍卫历史的真实”？！

 

 

 

参考书目：

1. Broomhall, A. J. 2005, 2^nd The Shaping of Modern China: Hudson Taylor’s Life and Legacy. Vol 2:1868-1990. OMF & Piguant Editions Ltd.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1998年初版，《清末教案·第二册》，中华书局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2000年，《清末教案·第五册》，中华书局。
4. China’s Milllions, Oct 1895, CIM.
5. Hattaway, Paul, 2007, China’s Book of Martyrs, Piguant Editions Ltd.
6. 魏外扬，<埋在古田的麦子>篇，《他们写过历史》原载于《信望爱》双月刊9-10号，1993年初版，台湾宇宙光出版社
7. 魏外扬，<史伯仍然说话>篇，《贝德士的名单》原载于《信望爱》双月刊9-10号，1995年初版，台湾宇宙光出版社
8. 肖丽梅、李在全，〈古田教案〉，福州晚报，2004年1月06日
9. 谢必震，<古田教案起因新探>，《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161-170页。
10. 张力、刘鉴唐，1987年，《中国教案史》，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1. 郑国艺，2002年，《斋教与古田教案之研究》（A Study of Vegetarian Society and Religious Case in Gutian），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12. gutian.gov.cn 古田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1] 参维基百科“斋教”条：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D%8B%E6%95%99。

[2] 郑国艺，2002年,《斋教与古田教案之研究》（A Study of Vegetarian Society and Religious Case in Gutian）,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第20页。

[3] 同上，第21页。

[4] <古邑教案汇述>，载《闽省会报》第258期，光绪廿一年九月，总第2209页，转引自谢必震，<古田教案起因新探>，福建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161页。

[5] <斋匪散去>，载《益闻录》第17册，第255页，光绪廿一年五月十六日，总第255页，转引自谢必震，<古田教案起因新探>，《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161页。

[6] 谶诗全文如下：“郑儿官江土，恰似白鹦母，大师并大儿，胜如黑白虎。大清归大靖，而主一而土。一字十三点，价值二十五。西蜀无瓦盖，实是汉中苦。直待龙华会，随时可得釜。贫穷无岁月，富贵无米煮，天下多兵起，四海归真主。”《古邑教案汇述》，《闽省会报》第258期，光绪廿一年九月，总第2209页，转引自郑国艺硕士论文，第22页。

[7] 陈向真，<除害有望>，载《闽省会报》第254期，光绪廿一年闰五月，总第2149页，转引自郑国艺硕士论文，第6页。

[8] 综合英国驻福州领事满思礼1895年9月5日作于古田的报告（引自《清末教案·第五册》，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54页）以及民国《古田县志》卷三<大事记>，第5页（转引自郑国艺，硕士论文，第6页。）。

[9] 综合英领事满思礼1895年9月5日作于古田的报告（引自《清末教案·第五册》，第454页）、美国海军中校纽厄尔1895年11月作于福州的报告（引自《清末教案·第五册》，第472-473页）、以及郑国艺硕士论文中按《古田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载《北华捷报》1895年11月8日）及《古邑教案汇述》（载《闽省会报》光绪廿一年九月）叙述的史实。

[10] 参英领事满思礼1895年9月5日作于古田的报告，引自《清末教案·第五册》，第455页。

[11] 《古田县志》卷二十，<外交志>，1-6页，转引自郑国艺硕士论文，第5和第53页。

[12] 《田贝致奥尔尼函》，1895年10月15日，引自《清末教案·第五册》，第449页。

[13] 《古田县志》卷三，转引自谢必震，<古田教案起因新探>，第165页。

[14] 同注10，第454页。

[15] 美国海军中校纽厄尔1895年11月作于福州的报告，引自《清末教案·第五册》，第474-475页。

[16] 魏外扬，<史伯仍然说话>篇，《贝德士的名单》原载于《信望爱》双月刊1992.9-10号，1995年初版，台湾宇宙光出版社，第148-149页。

[17] 塞拿拿（zenana）在波斯语和北印度语中特指妇女的闺房。早在19世纪初，早期现代宣教机构浸信会差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便在印度成立了塞拿拿差会，服事当地妇女儿童，这一宣教概念很快被其它宗派的差会所借用。 参http://www.answers.com/Zenana的注解。

[18] Hattaway, Paul, 2007, China’s Book of Martyrs, Piguant Editions Ltd., p.97.

[19] Hattaway在书中98页提到，赛拿拿差会在教案中有四位同工丧生，还剩22位，据此推算，教案发生前，该差会当有26位女同工。

[20] 参Broomhall, A. J. 2005, 2^nd ed. The Shaping of Modern China: Hudson Taylor’s Life and Legacy. Vol 2:1868-1990. OMF & Piguant Editions Ltd., p.593。

[21] 同注20，这12位女宣教士包括10位属CEZMS的女同工和两位属CMS的Saunders姐妹。

[22] 同注10，第454页。

[23] 综合《古田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载于1895年10月4日《北华捷报》）和陈增辉《1957-1960年古田教案口头调查资料》（未刊稿本，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藏）的叙述，皆转引自谢必震，<古田教案起因新探>，165-166页。

[24] 同注15，第485和第488页。

[25] 同注10，第454页。

[26] 同注10，第488页。

[27] 《美国领事关于古田华山屠杀的报告》，引自《亚洲论坛》1971年1-3月号，转引自郑国艺的论文，第32页。

[28] 《奕訢等再照复田贝》（光绪廿一年八月十八日），朱士嘉《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64-465页，转引自谢必震，<古田教案起因新探>，第169页。

[29] 谢必震，<古田教案起因新探>，《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170页。

[30] 陈增辉《1957-1960年古田教案口头调查资料》（未刊稿本，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藏）的叙述，转引自谢必震，<古田教案起因新探>，第166页。

[31] 参《教务教案档》第5辑（四），第2025页（吕实强主编，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版），转引自郑国艺的论文，第27页。

[32] 思怀民《录大英国史教士无辜受害篇》，载《闽省会报》光绪廿一年十一月，第260期，2250-2251页，转引自郑国艺的论文，第33页。

[33] 综合1895年11月《纽厄尔的报告》（《清末教案·第五册》475-476页），《教务教案档》第5辑（四），第2025-2026页，《古田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载于1895年9月20日及10月4日《北华捷报》），《古邑教案汇述》（载《闽省会报》光绪廿一年九月总第2209页），转引自谢必震和郑国艺的论文。

[34] 同注29，第169页。

[35]《教务教案档》第5辑（四），第2023页，转引自谢必震，<古田教案起因新探>，第162页。

[36] 施美志《西教士避暑华山被斋匪戮杀事述》，载《闽省会报》光绪廿一年七月总第2178-2180页，转引自郑国艺硕士论文，第10页。

[37]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廿一，第37、39页，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郑国艺硕士论文，第11页。

[38] 《福州将军庆裕等奏报英美领事至古田观审情形片》，引自《清末教案·第二册》，中华书局，1998年初版，第603页。

[39] 又译作凯锡克奋兴大会（Keswick convention），乃一年一度的福音派信徒聚会。始于1875年，创立者是圣公会的T. D. Harford-Batters和贵格会的Robert Wilson，第一届有400多人参加，以“在耶稣基督里是一”（All One in Christ Jesus）的旗帜聚集，以后每年都在英格兰坎布里亚郡（Cumbria）凯西克（Keswick, Cumbria）举行，影响极为深远。

[40] Broomhall, A. J. 2005, 2^nd ed. The Shaping of Modern China: Hudson Taylor’s Life and Legacy. Vol 2:1868-1990. OMF & Piguant Editions Ltd., p.593.

[41] 引自《清末教案·第五册》，427-432页。

[42] Barnes, Irene H. 1896, Behind the Great Wall: The Story of the C.E.Z.M.S. Work and Workers in China. London: Marshall Brothers, pp.139-140, 转引自Hattaway, Paul, 2007, China’s Book of Martyrs, Piguant Editions Ltd., pp.97-102.

[43] 综合高师姑和被捕斋教首领的供录（《教务教案档》第五辑（3），第2009页）转引自郑国艺硕士论文，第8页。

[44] Barnes, Behind the Great Wall, p141, 转引自Hattaway, China’s Book of Martyrs, p.100.

[45] 魏外扬，<史伯仍然说话>篇，《贝德士的名单》（原载于《信望爱》双月刊1992.9-10号），1995年初版，台湾宇宙光出版社，第151页。

[46] 综合Hattaway, China’s Book of Martyrs, p.98 和魏外扬<史伯仍然说话>篇，第151页。

[47] 同注40，p.594.

[48] 同上。

[49] 同上。

[50] ‘The Ku-Ch’eng Massacre – United Prayer in Londo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 Sep 1895, p.131-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