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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独圣经”与“只有圣经”——从宗教改革的角度看圣经与传统的关系

文/游冠辉

 

中国教会普遍认为自己是福音派信仰。福音派信仰最核心的内容包括:高举圣经无上的权威,承认耶稣基督的独一无二,注重个人重生得救与生命更新,以及热心传福音等。福音派神学的根源当然在圣经。但从历史神学的角度来看,福音派神学传统要追溯到宗教改革甚至更早。美国福音派学者伯纳德Ÿ兰姆在《洪流中的坚信——福音派历史神学探源》一书中指出,大部分福音派信徒对于历史神学之了解极为贫乏。这种对历史的无知即便没有构成危险,也是一种神学上不健康的表现。兰姆认为,没有历史意识使得福音派信徒对自己的神学和属灵的连贯性失去真实的感受,这必然导致我们的信仰流于肤浅。[1]作为一个新教尤其是福音派信徒,要想对自己的信仰传统有更清楚的认识,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宗教改革的神学。许多敬虔的信徒认为,我们只要回到圣经就足够了,唯独圣经是我们信仰最高的原则。殊不知“唯独圣经”正是宗教改革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确立下来的神学原则。而且,“唯独圣经”也不是单单只读圣经,轻视一切传统。由于不了解历史,我们很容易把一些原则简单抽离出来,想当然地按照自己的意思随意运用,结果导致种种偏差和褊狭。对传统的漠视导致了福音派信仰变得越来越肤浅和浮躁。近年来,福音派内部不断有人指出福音派所面临的危机,并且开始回溯到更悠久的教会传统中去寻找应对危机的神学资源,发掘大公教会的传统对于今天的意义。[2]

 

回到圣经

 

“唯独圣经”是宗教改革的核心原则。17世纪英格兰新教神学家奇林沃斯总结了宗教改革运动对于圣经的态度:“圣经,容我再说,唯独圣经才是新教徒的信仰。”[3]美国当代福音派神学家蒂莫西•乔治也说,“宗教改革正是关于书籍,以及那本书的一场运动。”[4]

 

中世纪人们使用的圣经是哲罗姆翻译的拉丁文武加大(Vulgate,意即“通用”)译本。当时还有一些地方语言译本,如威克里夫派的译本,但都是从武加大译本翻译过来。罗马天主教一般只允许使用拉丁文圣经,宗教仪式采用的也是拉丁文。“通用圣经”其实并不通用。当时很多人不懂拉丁文,只有受过教育的少数神职人员能读圣经,而许多神职人员甚至不读圣经。马丁·路德说:“我20岁的时候还没有见过圣经。……终于我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圣经,我把它带进了修道院。我开始读了又读,对此施道比茨先生十分惊讶。”[5] 门诺做天主教神父两年还没有读过圣经。被任命为神父两年以后,他才通过罗马天主教会的仪式,熟悉某些经文。[6]人们对圣经的了解仅限于天主教仪式中诵读的片段。可以这样说,中世纪的信徒对圣经的无知极其普遍。在今天任何人都有权利和机会读圣经,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发起了一场古典研究运动。他们提出要回到本源,这些本源除了希腊、罗马的异教经典外,还有早期教父的著作和圣经。在回归本源的过程中,人文主义代表学者伊拉斯谟发现了新约希腊文圣经。对照希腊文圣经,他发现武加大拉丁文圣经存在一些严重的错误。比如“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repent)!”(太4:17)被译成“天国近了,你们要行悔改礼(do penance)!”;“蒙大恩的女子”(路1:28)被译成“蒙恩宠丰满者”(gratia plena),前者意为“蒙恩者”、“蒙眷顾者”,而后者则暗示一个盛满恩典的蓄水池的形象。伊拉斯谟在《基督精兵手册》中指出回到教父和圣经的重要性,并认为恒常阅读圣经是提升平信徒敬虔的钥匙。[7]因此,他重新翻译圣经,并编辑了许多早期教父著作。人文主义者回到本源的运动使路德受益匪浅,他不仅看到了圣经译本的重要性,更加看到了普及圣经的重要性。他希望人人都能读到圣经。为了使学者、僧侣、庄稼汉、挤奶女工都能读到圣经,他亲自动手翻译德文圣经。

 

三种传统观

 

罗马教会因为与两位使徒的联系,很早就取得了属灵的统治权。不过,公元313年之前,罗马教会的主教虽然被列在众教区主教之首,但与其它教会的主教地位是平等的。但从利奥一世(440年)开始,罗马主教的权威逐渐增大,高过其它教区主教的权威。到了中世纪,教皇的权力发展到至高无上的地步。1075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颁布谕令,称教皇可以罢免皇帝,罗马教会不会犯错误。英诺森三世把这样谕令付诸实施。之后,卜尼法斯八世把教皇的权力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宣布:“每个人想得拯救必须臣服于罗马大主教。”[8]卜尼法斯死后,教会陷入大分裂,三个教皇同时宣布自己是教会的最高首领。为了挽救教会的危机,出现了大公会议至上的观点,认为大公会议在管理和改革教会事务上拥有高于教皇的权力。1414年召开康斯坦茨会议,承认大公会议的最高权威;呼吁定期召开大公会议。但是到了1460年,教皇制又复辟。教会日渐腐化堕落。信仰的权威问题出现了很大的危机。圣经与传统的关系问题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当时对待传统的态度主要有三种类型[9]

 

传统一:威权派(主流)宗教改革家的立场。以路德、加尔文为代表的主流改教家接受对圣经的许多传统解释,视教父为圣经的可靠诠释者。他们认为,传统乃是解释圣经的传统方式。不成文的传统诠释和概述福音的信息。合乎圣经的传统所呈现的内容,是对圣经内容的诠释和解说,并不包含圣经之外的新内容。

 

传统二:天主教天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所表达的立场。天特会议认为,信仰的权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圣经,一个是不成文的教会传统。圣经以外的不成文传统与圣经具有同等的权威,也是无误的传统。罗马天主教才是诠释圣经和传统的权威。

 

无传统:激进宗教改革运动的立场。他们漠视任何解释圣经的传统。重洗派比较复杂,有非常极端的,有比较温和的,但整体而言,重洗派对传统都秉持全盘否定、抛弃的态度。对他们来说,传统是人的东西,只有成文的圣经才是无误的传统。

 

“唯独圣经”与“只有圣经”

 

“唯独圣经”的概念是由被称为“宗教改革先驱”的威克里夫提出来的。他认为圣经的真理是人无法完全把握和诠释的。因此天主教的教皇不可能无误地解释圣经,这在哲学上也不能成立。我们只能用圣经去规范其它事物,而不是用其它事物来规范圣经。路德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把“唯独圣经”的教义变成宗教改革时期的口号,成了人人都知道的教义。路德把圣经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本人是圣经学的博士,在圣经的研究和传讲上花了大量的功夫。然而,路德在修道会里也阅读了大量的奥古斯丁著作,受到奥古斯丁很大的影响。他自己也清楚地表明,他并不否定教会的传统。整体而言,他仍接受早期大公会议的传统。但他认为,所有传统的权威都要从属于圣经的权威。圣经是一块试金石,高于大公会议,高于教父的著作。一切都必须接受圣经这块试金石的检验。在沃尔姆斯会议上,路德清楚地声明,除非圣经和清楚的理性证明他错了,否则他不会撤回自己的话。[10]在《教会被掳于巴比伦》中,路德以否定的方式确立了“唯独圣经”的原则:“因为脱离圣经或可靠启示的主张,可以被视为一种看法,但不必为人信仰。”[11]

 

另一位主流改教家慈运理同样把圣经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认为上帝的道具有先验的自明性和清晰性。普通信徒靠着圣灵的引导就能明白最核心的基要真理。这种自明性使他强调每个人应该用心读神的话语,并依靠圣灵的引导。但他本人是教父的热爱者,他对奥古斯丁的著作很清楚,后来他越来越把教父的权威和圣经的权威做了区别,他很担心基督徒对教父的尊崇超过了对圣经的尊崇。[12]他对今天的重要影响是,他强调以经解经,而不是抽取部分经文来讲解。他当时建立了先知讲道学院,整卷地背诵研究经文。

 

主流改教家中的集大成者是加尔文。他最伟大的贡献是把改教时期教义上的洞见,用非常系统、明晰的方式阐明出来,而且应用在现实之中。他把教会建立在“唯独圣经”的基础上。圣经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圣经的权威来自于神,而不是来自于教会。天主教认为,虽然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但判定哪些书籍是使徒和先知的作品,却是出自教会的权威。加尔文反驳道,虽然教会接受也认定圣经的可靠性,但这并不表示在教会认定之前,圣经是不可靠的。“如果先知和使徒的教导是教会的根基,那在未有教会之前,教导就已拥有权威。”[13] 圣经本身具有自证性,圣灵也能在信徒的心中印证神的话语是真实无误的。加尔文对于圣经权威的高举并非只是在理论上,更体现在他实践中。他的巨著《基督教要义》写作的目的就是帮助人研读圣经。加尔文深信,《基督教要义》“可以成为所有神的儿女打开正确理解圣经之门的一把钥匙”[14]。他一方面为读者提供理解圣经的教义框架,另一方面又撰写了大量的圣经注释。他还沿袭了慈运理的传统,一卷一卷地进行释经讲道。同时,加尔文和其他改教家一样,并没有否定教会的传统。相反,他常常诉诸教父的见证。在《基督教要义》中,加尔文大量引述了教父的著作,尤其是奥古斯丁和伯尔纳的著作。加尔文总体上肯定教父思想的权威,但是他也意识到教父的思想会有错误,而且彼此间也有很多差异。面对敌手的攻击,加尔文说:“若争议要以教父的权威来确定,那么,谦逊地说,我们十有八九会得胜。这些教父写过许多充满智慧的出色作品。然而,在有些情况下,他们也犯了常人所犯的错误。”[15]因此,教父的权威要服从圣经的权威。

 

主流改教家都高举圣经的权威,坚持“唯独圣经”的原则。但诚如蒂莫西·乔治所言:“‘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并不是‘只有圣经’(nuda scriptura)。这从来不是一个要圣经还是要传统,要圣经还是要教会的简单问题。”[16]改教家所抛弃的是偏离圣经的错误传统,“他们只是将集体判定恢复至原本的地位上,通过诉诸教父时代的集体判断,攻击中世纪在教义上的堕落”[17]。主流改教家一方面要反对天主教“传统二”的立场,另一方面反对重洗派“无传统”的立场。重洗派指责主流改教家不彻底,在运用圣经的时候常常诉诸人的传统。他们尊崇圣经,认为应该把所有传统统统砍掉。重洗派中有比较温和的,也有十分极端的。重洗派的主要代表门诺相对温和,他被称为最圣经化的一位。他主张回到圣经,抛弃人的传统,将“唯独圣经”的原则贯彻到底。极端重洗派有两个代表人物,闵采尔和史之克斐。他们强调每个人都有权利在圣灵的引导下自行解释圣经。弗兰克认为:“圣经是一本由七封印着的书,除非人拥有大卫的钥匙,就是圣灵的光照,否则无法打开。”[18]弗兰克开启了个人主义解经的道路,把个人私下的判断置于教会整体的判断之上。三位一体的教义因为缺乏圣经依据而被否定。弗兰克对于教父的地位完全否定:“愚蠢的安布罗斯、奥古斯丁、哲罗姆、格列高利——他们连一个也不认识主,故此愿上帝帮助我,他们也不是上帝差来做教导的。相反,他们全是敌基督的使徒。”[19]重洗派简单化地按字面解释圣经,教导人完全按照圣经来做。旧约里有多妻制,他们也实行多妻制。以赛亚书中有先知赤裸身子,他们也学习先知的样子在阿姆斯特丹街头裸奔。主耶稣讲到你们听到的要从房顶上宣扬出来,他们就爬到屋顶上去讲道。

 

这种抛弃传统的个人主义理解圣经的方式导致了无政府主义。用诗人德莱顿的话说:“圣经由于被置于每一庸俗人的手中,而每个人都自以为最能明白,公众的规则成了公众的猎物,并任凭暴民的处置。”[20]1525年德国农民暴动使路德相信,个别信徒(如当时的日耳曼农民)根本没有能力解释圣经。1528年路德到教区视察的时候,发现百姓道德沦丧,对于基督教真理极其无知。路德随后编写了《小教理问答》和《大教理问答》来帮助他们认识和实践基督教信仰。[21]

 

约翰·莱斯说:“新教徒总是很容易略过基督教许多世纪的历史,认为无须前人的帮助或者说阻碍,可以自己解读圣经。其实那些拒绝从教会传统的角度来解读圣经的人总是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解读圣经。”[22] 中国教会更是如此。中国教会对待传统的态度大体上偏向于重洗派“无传统”的倾向。这种倾向反对一切传统,认为传统是属人的遗传,主张我们应该直接回到使徒时代,仿佛神在历史中睡着了,毫无作为。他们中间甚至有人认为,连大公教会所确立的信经,如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卡尔西顿信经,都是西方人理解的基督教教义,未必是圣经的真理。粱家麟在谈到中国农村教会的危机时指出,中国农村教会具有很强的复原主义和灵恩色彩。他还说:“中国式的基要主义不仅是要保存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义,更是主张只保存这些教义;它的重点不在于指明某些道理不可弃,而是除了这些道理以外,所有关乎基督教的传统皆可抛弃。”[23]有一位牧师曾亲历这样一件怪事。有一个传道人被问及圣经上的“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时,答不上来,便去祷告,祷告了半天,圣灵也没有告诉他。于是,他脑袋一拍,便想出了一个解释:“哈利”和“路亚”一定是守护天堂之门的两员大将。他的解释无疑带着民间宗教的色彩。这则故事今天我们会当作笑话来听,因为实在有点荒唐。然而,故事背后所显出的却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其实,圣经上许多的真理,我们透过研读、学习是可以明白的,但是由于我们藐视传统,抬高个人凭自己可以把握圣经真理的能力,结果必然导致对圣经真理的理解偏差。中国教会若要持守正统的信仰,就必须考察神在历世历代的作为,重拾大公教会的传统。我们一方面要持守“唯独圣经”的原则,存一颗敬畏的心,靠着圣灵的引导研读神的话语,在生活中遵从神的话语;另一方面,我们不要把“唯独圣经”化约为“只有圣经”,而要继承大公教会的传统,从历史中汲取宝贵的神学遗产,以此来丰富我们的信仰。

 

 

 

 

[1] 兰姆:《洪流中的坚信——福音派历史神学探源》,邵樟平译,天道书楼,1996年,11页。

[2] 参见Thomas Oden:《正统的再生》(The Rebirth of Orthodoxy);丹尼尔·威廉姆斯(Daniel Williams):《重拾教父传统》(Retrieving Tradition and Renewing Evangelicalism)。

[3] 麦格拉思:《宗教改革运动思潮》,中国社科出版社,2009,145页。

[4] 蒂莫西·乔治:《改教家的神学思想》,中国社科出版社,2009,62页。

[5] 同上。

[6] 参看《改教家的神学思想》,239页。

[7] 参看《宗教改革运动思潮》,50页。

[8]《改教家的神学思想》,19页。

[9] 参看《宗教改革运动思潮》第八章;Heiko Oberman, The Dawn of the Reformation; pp.269-296。

[10] 参见路德:《路德文集》(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2005,603页;基托尔森:《改教家路德》,中国社科出版社,2009年,114页。

[11]《路德文集》(第一卷),299页。参加《改教家的神学思想》,63页。

[12] 参见《改教家的神学思想》,109-112页。

[13]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上册),北京三联书店,2010,45页。

[14]《基督教要义》(上),81页。

[15]《基督教要义》(上),91页。

[16]《改教家的神学思想》,64页。

[17]《宗教改革运动思潮》,150页。

[18]《宗教改革运动思潮》,149页。

[19]《宗教改革运动思潮》,150页。

[20]《宗教改革运动思潮》,151页。

[21] 参见《改教家路德》,160-163页。

[22] John H. Leith, Introduction to the Reformed Tradition,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81, p.21.

[23] 粱家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建道神学院,1999,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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