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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告白:赞美和感恩之歌[注1]

文/赵刚

 

巴文克的《我们合理的信仰》是我刚开始对神学感兴趣时就接触到的几本书之一,但平心而论,当时并没有觉得太受吸引。不过,随着年日的增长,现在越来越觉得它的宝贵,甚至在教授神学入门课程时,几乎总是用它来做主要教材。因此现在当它的简体本出版之际,受邀再写一篇序来把它推荐给中国教会的信徒,实在非常乐意。不过因为已经有几篇序言了,特别是全文重新翻译的英译者序,对巴文克已有相当介绍,这里只补充澄清几个问题。

 

一、真正的敬虔和真正的神学

 

我想导致忽略巴文克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从原来荷兰文的书名,到英文翻译的书名,再到中文翻译书名的变迁中,就可能发现一个。如前面其它序言中提到的,荷兰原文的书名是《上帝的奇妙作为》,光从名字来看,很难说这是一本温情的灵修作品,还是一本冷硬的学术著作。英文翻译成《我们合理的信仰》,就有点往注重理智的方面靠拢了。而最后繁体版中文的书名《基督教神学》,基本上给人的感觉就是,如果你不是在理智方面特别有追求的基督徒,那就别看了。这恐怕与巴文克的本意正好相反,因为我们知道,这本书是巴文克的浩瀚巨著《改革宗教义》的缩写本。如果说那套巨著对理智的要求有点高的话,巴文克在缩编本书时,显然是以更广大的读者为对象。

 

但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因为巴文克和凯布尔的关系,一般人对巴文克的印象,都是其在理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如在英译者的介绍中,即偏重其学术上的贡献。再加上所谓新加尔文主义者强调文化使命的名声,对我们这些成长于偏重敬虔、注重内在生命成长的传统中的人来说,并没有立即的吸引力。因为一般来说,当人们比较强调学术的时候,神学思想就容易倾向自由;而在比较保守的传统中,人们更容易显得比较敬虔和注重内在生命。姑且不说这种简单化的联系本身是否正确,即使就按这样的方式来看,巴文克也不是许多人所想当然的那样,要说清楚这点,就要补充交待几句历史背景。

 

凯布尔和巴文克是新加尔文主义的两根支柱,但他们各自走到新加尔文主义的路线正好相反。凯布尔本成长于荷兰国立改革宗教会,属自由派神学阵营,但他在神学毕业后的牧会过程中,蒙主带领,回到了历史正统的福音信仰,于是领导了所谓的不妥协运动(1886年)。所以凯布尔比较像是从自由派回转到保守正统,最后定位于新加尔文主义。而巴文克的情况正好反过来,是从保守敬虔的传统中,寻求理智和学术上的进一步阐释时,走到了新加尔文主义。因为国立教会的自由派倾向,早早就导致了1834年的大分裂运动,保守派建立了自己的教会和宗派,巴文克其实就成长于这个更趋保守、敬虔的环境中,因为他父亲就是在这个运动中信主,后来也在这个保守宗派的教会里做牧师。

 

巴文克从小就在他父亲严格、敬虔的操练下受训,其影响相当深远。神学院毕业后,经过一年多的短暂牧会,他就被父亲按立为牧师,后来受邀回到坎本,任教于这个保守宗派的神学院,在那里一教就是近二十年(1883-1902)。当巴文克第三次接到邀请,终于前往凯布尔创办的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任教时,已经是不妥协运动和保守派教会合并组成新的改革宗教会十年之后的事情了。当时,巴文克的四卷本巨著《改革宗教义》已经完成出版,虽然后来再版修订,但没有任何重大改变。史学家有时谈到所谓巴文克到阿姆斯特丹以后的转变,其实是他从小地方到大城市以及活动范围和兴趣的自然转移罢了,并不代表他在神学思想上有任何重大变化。事实上,我们或许可以把他后2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工作,看作是他前20年坎本教义神学在文化层面的应用更为恰当。多数人都同意,从神学上来说,巴文克比凯布尔更稳固。

 

在重新梳理了这个时间表以后,现在我们可以说,巴文克的基本神学思想是在彻底保守敬虔的环境下产生的。荷兰的敬虔传统,其实源远流长,甚至到极端的地步,比如至今仍有一息香火传承的门诺会,就诞生于此。而弟兄会的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前夜,创作出灵修经典《效法基督》的金碧士(Thomas á Kempis),就是当时所谓共同弟兄会的成员。宗教改革后与英国清教徒运动媲美的,则是荷兰的第二次宗教改革。与所谓后宗教改革时期新教经院派的刻板形象相反,这些复兴运动在持守正统福音真理的同时,更关注个人实际生命的敬虔和更新。我想要说的是,这其实才是巴文克的基本背景,而他一生的主要时间和工作也都是在这个环境下展开,包括他成熟的神学思想。

 

明白了这一点,再看本书开篇的第一句话——“上帝,唯独上帝,才是人之至善”,就不太会按理智主义的方向去理解,似乎要在希腊人的思想中辩驳,而是按敬虔传统,甚至有点神秘主义的思路去理解,才比较对路。至此,当你听到巴文克的“奥秘是一切神学的起点”时,也就不会觉得突兀了。但这并非那种使人骄傲的神秘主义,而是要把人全然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也就是把人的神学全然降服在神的启示之下的“健康的神秘主义”[2]。在这里,真正的敬虔和真正的神学就走在了一起,而这正是巴文克置身其中的传统,也是作为其中最优秀的一员的巴文克,所要向我们传递的。

 

二、温和的尊重:巴文克神学大公性的精彩

 

如此说来,我们还必须要澄清一点误解,那就是巴文克神学的大公性。在使徒信经中,有“我信圣而公之教会”一句,这里的“大公性”就是指对普世教会都适用的意思。但巴文克神学的大公性,不单是对教会内的人而言,也包括教会外的人,且让我们细细道来。

 

我们再来看看这本书的书名,繁体中文叫做《基督教神学》,给人的感觉是代表面很广。但我们已经知道,它其实是《改革宗教义》的缩写本。翻阅本书其它几则序言,都是没做任何解释就直言其改革宗神学的特点,这似乎给人以改革宗神学唯我独尊的印象。其实不然,这又是极大的误解,因为与其他诸多改革宗神学的“悍将”比起来,巴文克显然要“温和”得多。不过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温和”需要进一步诠释。

 

怎么说呢?因为今天似乎有一种倾向,就是凡将“温和”二字加在一个名词前面时,那这个名词所代表的东西就要打点折扣。因此,“温和的改革宗”,就意味着不那么彻底的改革宗,就像“温和的基督教”即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不那么彻底委身的基督教一样。但巴文克的温和绝对不是这种意思,而是体现在对不同看法的尊重,即使他最终并不同意那种看法。换句话说,巴文克的温和其实是一种学术大家的风范,对领域内的各种看法都有透彻的了解,同时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神学上,体现为既对各种神学传统深入了解,同时又持定自己的改革宗信仰宣言。许多巴文克的读者都评论说,读他的《改革宗教义》,同时也是在读教义史。他尽量在所评论的每种看法中发现上帝真理的成分,同时又基于圣经和信仰的立场对不合理的成分加以拒斥,这不论是对罗马天主教、路德会,甚至自由派的传统,还是对改革宗传统中的各种自我争辩,都是如此。

 

可惜这一点在这部缩略本中不太容易看出来。这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就像我常打的一个比喻:无论我们要强调少林、武当等各门各派之间有多大差别,但对初学者来说,基本的招式和架子都是一样的。或许在《改革宗教义》中,巴文克有充沛的时间和精力来阐述为何他相信改革宗传统是最合乎圣经、最忠于大公教会的传统,但在这部缩略本中,巴文克显然相信,回到最基本的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有人发现,这部缩略本似乎比那套巨著引用圣经更多的原因。其实当然不是巴文克在那套巨著中对圣经的重要性有任何忽视,而是巴文克似乎透过这部缩略本告诉我们,在他那浩如烟海的讨论当中,对他来说什么才是真正的重要和核心。所以我们可以说,巴文克虽然在这本书中采取的是改革宗传统的神学架构,但所呈现的绝不是某种狭隘的宗派主义神学,而是真正大公教会神学的精髓。从这个角度说,中文繁体版把书名定为《基督教神学》,倒也不为过。

 

巴文克神学的大公性,不单单是他深厚学术修养的体现,更是他基于信仰的深刻表达。话说到最后,我们终究是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弗4:5-6),因此我们的神学最终必须是大公的。有意思的是,这并没有让巴文克最后离开自己的改革宗神学传统,反而在很多方面进一步丰富和推进了它的发展。这在他的盟约神学、与基督联合等话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很多方面甚至超前他的时代。举两个简单例子,霍志恒(Geerhardus Vos)的圣经神学和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的前提护教学,皆可谓是改革宗神学近来最重要的发展,但你有时不禁会私下里琢磨,这两位巨人究竟是从哪里发展出他们那些精彩思想的,读读巴文克你就知道了。甚至就近年来一直吵得让人有点疲倦的关于圣经权威和默示的争辩,巴文克提供的思路,仍难找到与之匹敌的其它选择。当然,这些东西我们可能要去读《改革宗教义》才会觉得更酣畅,但这部缩略本至少可以让我们略尝甘味。

 

因此,巴文克神学的大公性,既不表示对大公教会其它传统的蔑视,也不意味着对自己立场的妥协。这是真正建立在圣经基础之上的、在健康合一之下的健康多元,既非武断地打击一切异己,也非一厢情愿地相对化一切真理。

 

巴文克神学大公性的精彩不仅体现于教会内的神学建造,它同样还体现在基督教与非基督教的关系上。如果说,因为我们共有一位主、一位神,所以我们的神学必须是大而公的话,那么因为我们的这位主、这位神同时又是天地的主、创造者神,所以我们的神学就不单单只针对教会内的信徒适用,也是要给普天下之人的信息。或者说,既然神学是信仰的反思,而信仰的内容至终又不是个人或一部分人的自娱自乐,而是要向普天下之人宣告的大好信息,那么,我们的神学至少在原则上必须处理与教会之外的世界的关系。对神的知识固然必须与其它知识区分开来,但这种区分必须不是一种并列式的,就好像物理学与生物学一样,而是必须寻求一种更整全的关系。

 

从教义编排上来说,这类问题一般在所谓的神学导论中处理。在本书中,全部二十四章中的前八章,对应于四卷《教义》的第一卷。如果读者对一般的教义著作有些许熟悉的话,立刻就会意识到巴文克在这里的处理要详尽得多。这其实是新加尔文主义的一个特点,与凯布尔类似的处理比较起来,巴文克或许没有那么大胆,但其原创性也足以让许多固步自封的人士紧张,与另外一些鲁莽之辈比较起来,巴文克的学养又让他们知道该在什么地方保持沉默。更重要的是,他无时无刻不体现出从圣经出发的思考模式,比如说,对外邦宗教的评论,不仅出现在对普遍启示的讨论中,而且在神论、人论、基督论、救恩论等的讨论中都不断出现。换句话说,巴文克在建构他的整个神学体系时,脑海中从来都不只是有教会的信徒,同时也兼顾到对普世之人的关照。

 

至此,大使命就不再是一个额外的附加行为,而是融入在整个神学的血脉之中。与传统敬虔式的消极避世比较起来,巴文克显然在这里提供了一个更积极、更符合圣经的修正。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因此被统一在一个更全面、更稳固的根基之上:那位创造之神,同时也是救赎之神;反之亦然,那位救赎的主,同时也是创造的主。

 

“上帝,唯独上帝,才是人之至善。”

 

三、为什么读巴文克?

 

因此,读巴文克不单可以在神学基础知识上装备我们,也能对我们如何做神学提供指引。学习神学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呢?让我们用两段加西亚(Mark Garcia)的书评[3]作结。首先,我们的神学方法应该有:

 

对耐心解经的持续委身,与历史详实负责任的互动,对教会处境的敏感,以及对当代关注和需要的敏锐觉察。

 

如果我们可以坚持如此,或许有一天就可以体会到:

 

信心转化为惊叹,知识止步于景仰;而他们的告白则成为赞美和感恩之歌。这就是神学谈论关于上帝的知识的目标。它不仅仅是知道,更不单是了解,它比一切更好、更荣耀:它是那称之为生命的知识,就是“永生”(约17:3)。

 

[1] 本文为《我们合理的信仰》简体字版序言,2011年3月在大陆出版发行。

[2] 据Dosker的记载,事实上巴文克自己说出了这个词。“Bavinck”, PTR, 1922, reprinted in Essays on Religion, Science and Society, John Bolt ed.(Grand Rapids, MI: BakerAcademic, 2008)

[3] Mark Garcia. A Spiritual Feast: Review of the first two volumes of Dogmatics. OPC Ordained Servant Online(2010年10月10日存取) .http://opc.org/os.html?article_id=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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