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文/本刊编辑部
编者按：中国教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历了迅速的增长，随之而来的，在与处境的关系中，许多人也试图更多地从神学角度去反思一些重要问题，比如教会的本质、基督徒在社会中的角色、文化使命等等。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华裔教授周钧权博士在他的受职演讲中对此有一些很有洞见的阐述。本刊编辑部特此采访了周博士，请他更具体地谈一谈改革宗神学与中国教会处境的关联。
本刊编辑部（以下简称编）： 周教授，谢谢您特别花时间接受《教会》杂志的采访，您能否简单地介绍一下您的生长背景？
周钧权博士（以下简称周）：我是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出生长大的，我爷爷、父亲是广东人，在旧金山出生，在中国城长大，我妈妈是辽宁人，在台湾长大。她来美国读大学，经人介绍与我爸爸结婚。我在旧金山长大，从小参加中国教会。在旧金山读大学，读了神学，之后去苏格兰读的神学博士，在威斯敏斯特教神学9年。
编：我们杂志打算刊登您去年在威斯敏斯特就职唐崇荣荣誉教席的演讲。希望您向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背景及其意义。
周：好的。首先从我自己的经历介绍一点背景。当我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加州分校读书的时候，这所改革宗神学院里可能只有三个中国学生，我是其中之一。我意识到改革宗神学在中国教会里并不非常强。我记得想要寻找中国的改革宗导师，有人向我介绍了赵天恩博士，通过与他的关系，他介绍了其他中国改革宗神学家，最早谈到的一个人就是唐崇荣牧师，还谈到了唐博士在东南亚、台湾、香港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唐崇荣和他的工作：他的福音工作、教导和改革宗神学。自从来到威斯敏斯特，多年来，我们有机会在不同场合与唐博士会面；我也有机会去印尼雅加达教课；我们也与他、他的教会并他在印尼开创的神学院建立关系；并有机会讨论合作关系以及我们可以用哪些方式互相支持。印尼的捐助者以慷慨的馈赠来表达他们对唐博士事奉的敬意——这些年来，他一直在教导和讲道，真的，成千上万的人听到并从他身上学到改革宗神学——他们认为这是纪念他的适当方式，所以他们捐赠了资金，在威斯敏斯特设立荣誉教席。并且，这个荣誉教席是威斯敏斯特收到的第一个来自亚洲捐助的教席。我非常、非常感谢这些福音的合作伙伴，特别是，他们选择了我，成为这个席位的第一任执教者，这是独特的荣誉和特权。我认为，这不只是与印尼的朋友合作的方式，也证明了威斯敏斯特非常愿意支持世界各地的各种归正运动，特别是在亚洲。
编：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并没有很多荣誉教授席位，但我们现在有一个亚洲捐赠的一个显著的席位，这代表什么？这对于归正运动或威斯敏斯特意味着什么？
周：是的，我觉得它肯定意义重大。目前，唐崇荣教席是威斯敏斯特的第二位捐赠教席，随后我们现在已经宣布了第三个。但如前所述，这是来自亚洲的第一个，三把教席里其中一个是来自亚洲，这是相当显著的。我想，意义之所以重大，有多种原因：首先，我认为它表明，现今世界上出现了基督教的全球性兴起，其中，非洲、南美洲、尤其是亚洲出现了基督教的崛起。我说的是普遍的基督教信仰，但改革宗也是这一趋势的一部分。它说明，教会增长的未来，包括改革宗教会的增长，不会是在西方。这不只是在数量上增加，也是支持方面的增加，因为捐助者不仅愿意给予大数额的金钱，而且认识到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可以与有需要的地方共享资源。我认为，无论是对威斯敏斯特，还是对21世纪的基督教，这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刻。
编：如果我们特别来关注中国，你认为对于中国、中国教会，甚至是改革宗神学的未来，什么是最重要的？
周：中国的基督徒，面临着一些非常重要、紧迫的问题，需要与之角力。我能想到几件事情。说实话，我是作为一个局外人分享这些思考，只是一个观察者的反思。当我来看中国，特别是这几年来，我们已经看到教会天文数字的增长，我认为在神学上有几件迫切的事情。
首先，我认为中国的基督徒必须非常仔细地思想教会在中国这个民族和社会中的角色。在整个教会历史中的所有基督徒，都不得不绞尽脑汁问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实践我们的信仰，并且委身于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信仰？”它是一种属灵信仰，正如圣经所说的，不属肉体、不属物质、不属世界，但同时又在这世界的环境中和一个世俗的环境中运作，其中有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还有在中国背景下非常独特的问题。在我预备唐崇荣教席就职演讲时，我确信普遍恩典的教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仅在北美的基督徒要思考，而在亚洲和中国这样的地方更要思考，普遍恩典教导我们在神的普遍恩典下的世界里生活是什么样的，这恩典延及信徒和非信徒，也让我们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尽职责，彼此在政治、社会、经济和信仰上相互联系。我们被呼召作为基督徒生活在这堕落后的世界中。我相信，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普遍恩典的教义，特别是改革宗对普遍恩典的教义的理解，对于今天的中国基督徒，实际上是很有价值的。
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特别对于中国教会来说是一个大问题，就是“什么是教会？”我们可能会觉得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可以阅读教会历史，从使徒时起直到今天。中国目前有基督徒聚集，显然那就是教会。但我认为同样重要的是反思什么是圣经所教导的教会：什么是教会的标志？教会本身应该如何组成和运作？教会内应该有哪些职分？教会之间的关系，会众与会众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我们该如何教导以及这教导会怎样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根据我们的教导我们该对会众负哪些责任——不仅在他们的成长和信仰方面，而且在教会纪律方面，这往往是让西方教会绞尽脑汁的问题，教会在如何管教成员上特别挣扎；教会纪律不是强横或专制的，而是鼓励信徒继续遵从神的命令和顺服神的心愿的一种方式。我认为，随着教会在中国不断增长，将有更多的人会问“什么是教会？我们如何建造和组织我们的教会？”当我们来看美国和西方教会，我不得不说我们给出的并非总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尤其是当你看到美国文化对教会的影响，从大型教会的增长（我们看到在美国的一些非常大的教会，开始采用企业原则、市场和结构）到我们今天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对美国教会的影响（在他们的教会里几乎没有任何监督制度，教会中的每个人都非常孤立和个人化），美国文化对教会的影响比比皆是。对于中国基督徒来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背景下反思什么是教会。所以我认为这是两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教会在21世纪继续增长所必需认真思考的。
编：威斯敏斯特代表了教会的一个传统，从您的角度来看，威斯敏斯特所代表的改教运动后的改革宗传统，会如何与中国的发展（无论是教会增长或国家的发展）相互作用？并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周：我认为威斯敏斯特与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教会之间可以创建和设立的最有价值的合作伙伴关系，是我们的资源共享。我坚信我们的资源并非财物，而是神学。我们的学院已经有80多年历史，这所学院是在与普林斯顿神学院的神学斗争中、在与美国长老会及神学院与自由派神学问题的斗争中诞生的。自由派神学来源于德国，他们否认基督教信仰的基础，如身体复活、神迹、圣经无误……在这些挑战中，威斯敏斯特的教授们（原普林斯顿的教授）因看到普林斯顿走向自由派而离开普林斯顿，创建了威斯敏斯特。从那时起，我深信，威斯敏斯特80多年来持续建立非常坚定有力的改革宗正统。而这80多年的反思，我承认，主要是在西方背景下的反思，但仍然生产有价值的神学宝藏，当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接受、了解这些真理，并在自己的环境中开始应用时，还是适用的。特别是我们的传统中的改革宗神学，可以回溯到16世纪和17世纪。作为威斯敏斯特的教授，我仍然需要签署赞同或持守威斯敏斯特准则文献。这是写于1640年代的文件，即便对今天来说，我们还是相信它总结了改革宗信仰的真理。我坚信它不只是对美国的基督徒有价值，也对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有价值。普遍恩典的教义，我之前提到的，和其他改革宗教义都涵盖在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里，但我要说，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仍在继续建立这一传统。我们继续努力工作，深入研读神的话语，更深刻、更丰富、更全面地了解这些真理，然后应用到神呼召我们的各种服事中，包括当今全球化的处境中。我提到的普遍恩典，并不是我们在威斯敏斯特发明的东西，它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其实它是很古老的东西，但当我们不断在两个方面来反思这一真理，一是反思圣经教导了什么，二是在神呼召我们的生活和服事的环境下反思，这个教义就似乎有了新的生命，自身产生作用并祝福今天的教会。如果我可以引述威斯敏斯特早期的一位教授的话，我认为改革宗神学就是真正的“基督教本身”，它是基督教的成熟，它的神学和圣经神学是植根于圣经、最符合圣经教导的。现在，我想再次澄清，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你不是改革宗信徒你就不是基督徒，但我深信，改革宗神学是对圣经的神学理解最一致的，因此它不仅对西方基督徒具有很大的价值，也对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的基督徒，有很大的价值。我觉得在这个传统中有些东西，我们需要继续努力理解和应用。我们可以探索，也需要探索。
更具体一点地说，我所说的威斯敏斯特的珍贵资源，也许只是威斯敏斯特的神学方法。在与自由派的斗争中，对正统保守的基督教改革宗来说，成为真正根基的是上帝的话语，圣经是上帝的话语，由圣灵默示，无误、权威、可信。在这种情况下，圣经是我们所有神学思想的来源。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改革宗神学必须建立在圣经的教导之上。它不可以是哲学神学，投机神学，或来自我们的环境或只是对我们的环境和当前事件的反思；它必须是以圣经为根据的，因此是以释经为根据的神学，我们必须将圣经作为建立我们神学的根基。再一次，我想说，并不是其他基督徒不从圣经建立他们的神学，但我认为威斯敏斯特特别强调注重以圣经和解经作为我们神学的基础，更详细地说，是以圣经整体而不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以圣经中神的全盘救赎计划（从起点和终点）来看神作为，由此产生我们的神学。我觉得这是威斯敏斯特所有这些年来讨论神学和向前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尤其是我能想到一些我接触到的学术讨论，甚至在中国与一些知识分子、学者或教授的接触，目前很多人对西方哲学非常感兴趣，他们试图了解不同的思想家以及这些思想家如何影响了基督教。我不是说哲学没有用处，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某些概念，但它不能是基础，它不能成为我们了解神学的根源。这根源必须是上帝的话语，是我们对上帝话语的理解。我认为对于在中国的基督徒也一样，这是理解神学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起点，就是用圣经的教导来衡量所有的东西，包括改革宗传统。这是我们在威斯敏斯特多年来努力以及强调的东西。
编：在这方面，威斯敏斯特是否正在进行或计划进行任何与中国的教会一起成长的特定事工或项目？有什么计划吗？
周：是的。我认为，威斯敏斯特正在非常仔细地思考如何支持中国的教会，其实是全球的教会。技术的使用在这方面非常有用，特别是翻译，无论是出版物还是我们的课程，这也是我所关注的一些工作领域之一。我们已经着手开始一个建立远程教育课程的项目——网上远程教育课程。我希望接下来做的，是能够将这些课程翻译成中文，那么，中国基督徒，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任何地方，将有机会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接受我们课程的内容，而不必前往费城坐在教室里。我认为使用技术和在线课程将是一个独特的机会来支持教会和培训领袖。第二种机会，其实，我们许多人已经开始在做：前往亚洲教学，并有机会在不同的地方教导。我们希望继续努力并有所推展。目前我们希望能举行会议，使整个亚洲的中国牧师都有机会来参加，直接听到威斯敏斯特教授的教导，并与我们互动。
威斯敏斯特非常兴奋期待的项目之一，就是在亚洲举办威斯敏斯特神学研讨会，这将在香港举行。时间在2012年 6月28，29和30日，将邀请中国牧师和来自亚洲各地的教会领袖参加，有机会直接听到威斯敏斯特教授们的发言。我们希望我们的5位教授将在那里，有机会与亚洲的基督徒兄弟姐妹们谈话及互动。
编：真令人兴奋。会议的主题是什么？哪些教授会去？
周：现在的阵容，让我非常兴奋：我们的院长，彼得•刘柏克博士；我们的一个副院长大卫•加纳博士；我们最资深的教授小理查德•伽芬博士，系统神学荣誉退休教授，他实际上是在中国出生的；另一个系统神学教授蓝•蒂普敦博士；还有我自己。按照现在所安排的时间表，我们每个教授将有两次机会主讲。主题是“福音与普遍恩典”；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它不仅涉及中国基督徒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对福音的正确理解，还涉及到在普遍恩典下和当今世界里，基督徒的职责、生活和相处。这将是我们的主题。
编：您之前也提到过普遍恩典的教义。我认为中国教会面临的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事情，是你谈到的普遍恩典，以及它在教会内及教会之间的作用，在这个世界和将要来的世界之间总是存在张力。末世论显然在中国支配着事工的优先次序，我们都可以观察到。特别是对这个世界和将要来的世界之间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的了解：在中国一些人主张文化建设中好的地方将予以保留，并在未来继续，比如：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一些建筑物或一些文化结构。这会产生某种教导：基督徒应该在文化工作中尽力，成为成功的敬虔领袖、工程师、首席执行官，在未来的生活、未来的时代里，他们将能够从事同样的工作。所以，你对这种看法有何评论？（因为）这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基督徒实践、基督徒生活。
周：我认为这是一个基督徒需要去解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古往今来的基督徒一直竭力要解决的问题。早在奥古斯丁和其名著《上帝之城》中，就在力图解决这个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需要回头谈一点点圣经，从头至尾看看圣经里上帝的主要作为，这是很重要的。Geerhardus Vos博士，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教授，是我们的传统（改革宗）的一个真正的灵魂人物，作为改革宗圣经神学科目的开创者，在他的一份声明中说：“末世论先于救恩论”。末世论，在神的心意、神的计划里，是最后的事情和最终的东西，当他说它先于救恩，他是什么意思？Vos博士是在谈论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时发生的事情。在创造世界时，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将他们放置在伊甸园，并为他们设置了一个测试，我们都非常熟悉，在伊甸园，分别善恶树——“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Vos博士认为，如果亚当没有堕落，如果他听从上帝，他将会从上帝得到一些东西。这东西，不只是当他堕落时他会失去的，而且是若他没有堕落他将赢得的，那东西就是“末世”（Eschaton）。我们的意思是什么？那东西就是亚当可能会获得的奖赏：永恒的生命，但他没有得到，因为他堕落了。现在，你还记得，当亚当和夏娃被创造后，在此测试期间，被放置在花园中，上帝赋予他们一个文化使命：“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测试期的一部分就是，如他们顺服上帝，在某个时候，亚当将会得到永恒的生命。他将会被奖赏，他真的会得到永恒的生命。这是堕落之前亚当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称之为“行为之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亚当的终极目标从来都不是伊甸园，而是永恒的生命，并在一个适合永恒生命的地方，意思是不会改变的地方。伊甸园是会改变的，我们知道它的变化，堕落后它改变了。但神对亚当的心愿是生活在一个不会改变的地方，一个永恒的地方。好吧，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亚当堕落了。失去了这个目标，失去了奖赏，代替而来的是永恒的惩罚。但在上帝的恩典中，他决定不剪除人类，而是让人类从伊甸园被放逐后继续在堕落后的世界上发展，在这时刻，神的普遍恩典进入历史。普遍恩典时期是信徒和非信徒一起栖身，上帝的愤怒并没有完全降临到他们，他们的邪恶也没有完全表现出来。因此，被赶出伊甸园、失去永恒的奖励后，在堕落后的时代里，我们就生活在普遍恩典下；你和我，即使在今天，继续在普遍恩典下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现在，一直以来让基督徒绞尽脑汁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普遍恩典下所做的一切，到永恒的世界里会发生什么变化？是继续？还是不继续？历代的基督徒都在这个问题上绞尽脑汁。很多时候，你会听到一些人说，“没有任何东西会继续，因此，这个世界无所谓”。有些人力证此观点，甚至在欧洲中世纪时期，人们决定建立修道院，修士们将自己完全与世界隔离，因为这世界无所谓，最要紧的是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在争论中出现的另一极端则认为什么也不会改变，这个世界就是基督再来时的世界。我觉得，对普遍恩典教义的理解，以及对这世界的东西是否会继续下去的认识，对这些问题的挣扎会伴随着我们的生活。关于我们正在试图解决的具体问题：什么继续，什么不继续？ 让我分享一点。我深信，普遍恩典是一个暂时的秩序，总有一天会结束。当基督再来，在新天新地，将没有普遍恩典。非信徒将与信徒分开，只有那些已经接受上帝特殊恩典的人，将进入新天新地。在新天新地，关于我们将在那里做什么，将会跟随耶稣基督自己的模式：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死亡、复活并拥有复活的身体，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模式；他是所有跟随他之人的初熟的果子。耶稣复活的身体是我们将获得的身体的样本，同时，将会有一个地方，正如启示录中描述的，是适合复活的身体永远居住的地方。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向我们承诺，我们也会有复活的身体，那么我们必须问：“现在，我在这个世界上对我这个身体所做的，有可能会实际构筑或影响我未来复活的身体吗？”我会说“不”，不管我如何努力锻炼，如何吃健康营养的食物，这身体仍然在毁坏。保罗说，外体是要“毁坏”的；复活的身体只有在复活的时候，通过那能够使人复活者——上帝的能力，才能来到，作为信徒，复活的身体在等着我，是赐给我的，我在现在的这个身体不能为它建设、构筑或预备什么，这个身体将返回尘土，我将得到复活的身体。同样，我认为新天新地，适合复活的身体的地方，也只能是被带来的。能够使死人复活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将为我们带来新天新地。现在的问题是，新天新地与这个世界完全不连续吗？我并不这样相信；我相信会有连续性，但连续性不是在我们可以建立的东西里面，而是在创造中，上帝所创造的，他将在新天新地使其完善。并在同一时间，我们所有的恩赐，以及我们作为神形象的拥有者被赋予的那些东西，在新天新地也将转化。我们凭着自己的恩赐和品格所做的，将成为新天新地的一部分。我会认得你，你会认得我，我们彼此认识，我们对在这里发生了什么将有记忆；我们的恩赐适合我们这些与上帝在永恒中同在的人，将在永恒中被继续使用，来事奉他。此点的含义是，我们继续生活在普遍恩典下的人需要知道在普遍恩典下所做的一切具有的局限性。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忽视它们；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撤退，退出参与政府事务、从事政治、从事经济问题、从事社会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躲避，但它确实意味着我们应记得，那些事情所达成的是有限的。它们永远不能带来新天新地。即便我们竭尽全力地消除社会问题，我们竭尽全力地建立一个公正的政府，我们竭尽全力地建立使每个人都富有的经济，这些东西绝不会带来新天新地；只有基督能。因此当我们谈论文化使命时，文化使命从某个角度已经改变了：基督徒的使命是宣扬福音、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同时，上帝的确呼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工作，在他为我们安排的地方和工作岗位上，成为别人的祝福并荣耀上帝；我们也要知道这些事情有其局限性。我认为这是我们必须力求的平衡，当我们思想普遍恩典教义时，当我们思考未来时：什么是永恒？谁的能力和权柄能成就永恒的天地？耶稣基督自己。
编：是的，对中国基督徒中的知识分子来说，文化使命是主要神学主题之一。但是，您刚才谈到的，即便文化使命也需要被界定：堕落之前，堕落后，得救后，在永恒中。您能概括一下吗？
周：我认为，文化使命是一些基督徒，特别是改革宗基督徒，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上帝创造了万物，他为我们创造了万物。他将他创造的世界给了人类，主要是为了让他们去探索、去理解、并用于服事上帝和颂赞上帝。所以在创世记里最初给亚当和夏娃的文化使命“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是给那些按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人的使命，他们像真正的统治者、地上君王一样，探索和使用这地来服务人类自己，并事奉上帝。在伊甸园堕落前的世界中，没有罪，所以理解和使用文化使命，以达到和满足这一要求，这是上帝赋予他们的，是他们的呼召。不过，堕落后，我会说，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非常仔细地来看，对我们这些被上帝呼召成为他的儿女的人来说，今天文化使命意味着什么。我想澄清一下，说文化使命是理解和探索我们周围的世界，你也许是一个科学家、一个政治家、一个文学教授或作家，这些都是好的，它们继续带来祝福、继续展现上帝赐予的恩赐，并用这些恩赐来荣耀他。但这有别于上帝赐给基督徒今天的首要使命，它是与文化使命不同的，它主要不是遍满这地并使用所创造的世界使它繁荣，而是“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去，使万民作门徒，特别关注在分享福音上，我甚至可以说，是专指分享福音，让他们了解得救的方法。耶稣并非来履行文化使命、主宰属世的国度、成为地上的君王；他是来拯救失丧的人。所以，今天的基督徒，有同样的使命，去，使人作门徒。首要目标是使人作门徒，而不是主导文化或影响文化。现在，我想再次澄清：影响文化不是一件坏事，如果上帝呼召你，把你放在一个位置上，使你在其中可以对你身边的文化产生虔诚和圣洁的影响，这是一件好事，这是你应该做的，但我们不能将它与基督徒的首要呼召“使万民作主的门徒”相混淆。我们还必须记得它有局限性，正如我之前说过，永恒的，会带来或具有永恒价值和重要性的，是那些认识和接受基督的救赎的人。文化事业不会有永恒的价值，我认为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在堕落之后，在使人作门徒的大使命与文化使命之间有一个优先次序。使人作门徒的使命在我们生活中的优先级高于一般的文化使命。但我想再次强调，这两者不是那么容易分开的。例如，如果在某种情况下，你可以改变你的文化，使传福音可以更有效。所以，我想说清楚，我并不是试图分开两者，但我们必须优先考虑其中之一，即，具有永恒价值的超过暂时的。
编：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针对信徒个人来谈。您是否可以谈一下，这些神学主张对教会整体有什么影响，或许从教会论的角度来看，什么是教会事工的优先，尤其是在有许多事情需要改变、甚至社会结构逐步改变的文化中。教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的首要呼召是什么？
周：好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在各种不同情况下——不同社会，不同的政府，甚至，政府对教会的工作可能有较多的支持或较少支持等——教会的首要任务都是集中精力在教会应该做的事上：教会应该提供一个信徒前来敬拜上帝的地方，在那里失丧者可以听到福音信息，重点则是那些聚集在教会的人的属灵成长。改革宗神学经常被形容为“教会的灵性”；认识到教会不是要关注地上的事，而是要关注属灵的事。那么，我认为在这方面，教会需要保持以此作为重点，也要认识到，我们的首要目标不是一些政治议程，也不是一些社会议程，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宣扬福音并且使上帝百姓在圣约的群体——教会中得到属灵的喂养和成长。虽然目前教会也经常不得不处理一些社会问题，以及它周围发生的事情，我认为教会在处理与他们所处的环境相关联的方面需要极大的智慧，不管是中国的教会或是美国的教会，要认识到它有局限性，甚至，要认识什么是教会应该做的事，什么不是。如果教会有属灵的呼召要来关注属灵的问题，那么她就不该如此被属世的问题分心或是搅扰。我特别想到，尤其是在美国，美国的教会经常可能混淆，特别是，将政治以及对政治界的影响，当作教会应该做的事或应该发挥的作用，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会混淆教会的角色。我认为可以从世界其他地区的其他教会学习，他们如何不断处理与环境的关系，特别是与政府的关系。我认为首要原则是，教会的使命或目标是否受到影响？如果是，那么教会应努力维护神呼召他们所做的。如果是其他的事情，如果它不直接侵犯或拦阻教会从事其呼召，教会是否要对此说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智慧的问题。我认为这将取决于每个问题间的差异，也取决于教会领袖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