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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六年的中国内地会(一)

文/亦文

 

一月

 

仰望……耶稣——希伯来书12:2

 

劳易士牧师的赠言

1876年第一期《亿万华民》上刊登的是劳易士牧师(W. G. Lewis)在迈尔德美会堂(Mildmay Conference Hall)[1]为内地会宣教士举行的送别会上的致辞,原载于《基督徒报》(The Christian)。1860年,戴德生于返英时,一度居住伦敦贝斯维特区(Bayswater)的威士本丛林街(Westbourne Grove)63号,并在那里的浸信会聚会,结识了主持该会的劳牧师,两人成为好友[2]。作为浸信会会刊的编辑,劳牧师曾邀请戴德生撰写一个有关宁波宣教的系列。但是第一篇文章刊登后,劳牧师却将第二篇稿件退还给戴德生,因为他深深意识到这些文字的重要性,绝不应该仅局限在某一宗派的刊物上发表。[3]六年后,戴德生邀请劳牧师为兰茂密尔团队祝福,劳牧师用希伯来书12章2节的前半句作为临别赠言;十六年后,劳牧师用曾激励过那18位宣教士的同一信息,来激励巴子成(James F. Broumton)和义士敦(George Easton)。

当勉励一名宣教士时,“我们多半会说:‘看保罗,最有能力也是最成功的宣教士。’但是保罗则会说:‘往上看,你们需要比我更完美的榜样。’”[4]那便是,仰望耶稣。仰望耶稣,因他是至高的导师;仰望耶稣,因他是永不枯竭的源头;仰望耶稣,因他是困苦愁烦中的避难所;仰望耶稣,因他是最真挚的朋友、最信实的应许者[5]

对戴德生和劳牧师那一代的英国人来说,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最机敏精明的民族,也是最让人困惑不解的民族[6]。并非每个西方人都适合向中国人传福音,内地会的淘汰率常常是六者取一。劳牧师认为,赴华宣教士必须具有极高的灵性,以及极高的道德[7]。因为,“中国人不会被残酷的战火所征服,而是被福音永恒大爱的力量所赢得。你们是为主而战,因此战士与武器必须是属主的,得胜也当完全归于主。”[8]

在英国的优越环境中,被教会和各种属灵资源所环绕,神的儿女们容易忽略神。踏上异教文化的国土,反而促使基督徒凡事仰望耶稣。“他差遣你们去,是为了使你们得到的益处比你们能带给任何人的益处更多。如果不是为了工人自身的福祉,我们这些人都当被主亲自来取代,并由天使来完成我们的工作”[9]。劳牧师提醒两位宣教士,不要等到天色墨黑、雨暴风狂时才想起主,而当在事工的每一个细节上信靠他,走每一步前都请教他,“因为他的全能永不失败,他的智慧永不困惑,他的关爱也永不枯竭”[10]。“十字架并未使救主对灵魂之爱枯竭,相反,十字架上的救主正好表达了神之爱。”[11]

作为一位诚实的神仆,劳牧师说:“因着神的恩典,我们不会忘记为你们祷告,但作为人,我们太过浮躁软弱,不值得信靠。但是有一点你们可以确信,耶稣决不会忘记你们……你们对他而言何等贵重,你们将一直在他的记念当中[12]。”“我们的基督将在台风和龙卷风中与你们同在,一如他在教会和他子民的敬拜聚会中的同在那样真实[13]。”作为戴德生的属灵老友,劳牧师深知做宣教士意味着什么,他希望两位新宣教士也能明白:“虽然我们会迫切祷告,求神保守你们的健康,但是,你们也许会遭遇到肉体的痛苦和磨难……我们不知道,但也许,那差遣你们去的那一位,会提前召你们胜利收兵,提早赏赐你们生命的冠冕。亲爱的弟兄,愿你们在那一刻,‘仰望耶稣’。”[14]

最后,劳牧师对所有的与会者说,“弟兄姐妹,我们用‘仰望耶稣’来勉励即将离开我们的弟兄;但愿我们也朝同一方向迈进,以此表达我们祝愿之真诚。”[15]133年以后的我们,是否也当“朝同一方向迈进”,即专心仰望耶稣,来表达我们对赴华宣教士们的感激呢?

 

宁波教会的自发建堂

宁波因为是《南京条约》所定五口通商的口岸城市之一,福音传入较早,教会也较成熟。当其他城镇的教会尚在“仰望”西方差会的喂养与供应时,宁波教会当地的传道人已经开始带领会众操练“仰望耶稣”的信心功课了。1875年12月号的《亿万华民》上,宓道生便在年终报告中特别提到:

宁波朱先生的来信,颇有值得分享之处,对我而言,这是好消息,因为它显示出当地基督徒,尤其是教会领袖,对神之事工日益增长的兴趣。他(朱先生)完全可以把钱用在别处,给自己和家庭带来属世好处,但他选择为教会买地,用来建造一处敬拜真神的所在。这所教堂将是对当地人随时的提醒:真光已照在他们中间,真神的福音已成他们的近邻。地已买下,会员的捐赠也已开始,前景充满希望。……我相信这纯粹是当地教会自发的行动,选中的地方是我从未考虑过的,但是如果在礼拜堂的周遭加建一圈围墙,礼拜堂本身墙壁用料加厚,主日敬拜应比起我们目前的聚会场所安静许多。[16]

1876年1月的《亿万华民》上,则用小号字体刊登了朱牧师自己的信,补充了宓道生的报导:

昨天4点钟,湖桥头柳汀街教会的会友聚集,为神放在我心头的一项事工祷告、磋商。我们亲爱的弟兄、杭州王来全牧师正好来到我们中间。他的加入真是时候。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们所磋商的事项,也允许我请求你们为我们迫切祷告,使我们的目标不至于落空。本教会的会众都盼望能造一所敬拜用的礼堂。部分地皮已经买下,开价本是13万钱,我们最终谈到8万钱。与此相连的一块地还在谈判中,价钱尚未说定。卖主要价100元,我的出价是3万到4万钱(1元约等于1033钱)。他们也许会降到6、7万钱左右。求神帮助我们加速完成这一购买。礼拜堂的面积将接近奉化的教堂,但是风格略异,因为我们希望能造两层,楼上楼下都可以做礼拜。但是费用不菲!怎么说呢?造价最少也要500到600元。信徒们已经磋商过集资的方法了:以前作常规奉献的信徒一年共捐输4,015钱,(他们将增加甚至翻倍奉献);其他人也会加入进来,昨天,有24人承诺为这一目标奉献。加起来,一年就会有21,900钱……我和王牧师每人每年捐3元,这样,奉献金额可增加到28,100钱一年[17] 。……我们的盼望在神,他不会忘记,是他教会中贫穷的一小群人,为了荣耀他的缘故而建造这所礼堂。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完成这一已经开始的事工。[18]

买地建堂,对年轻的中国教会来说,确实是极大的挑战。朱牧师的信,虽由英文形式保留下来,且隔了百余年,我们仍能从他列出的数字中感受到压肩的重担。何况,朱牧师的信中还提到,有很多传道人和信徒,包括一些“较富有、受恩待者”,已离开宁波的母会,散居各地。值得注意的还有朱牧师信中所没有提到的事实:若非参看宓道生的信,我们根本无从得知,买地的钱是出自朱牧师的积蓄。这就是中国早期的传道人,谦逊、清贫、节制。若没有当年这舍己的“一小群”,便没有今天华人教会的“一大群”。

 

宓道生的问题

一方面见证着中国教会的成长,一方面不忘激励英国教会,1875年8月31日,宓道生写道:“中国何时才能被福音化?唉!何时呢?所有为这一蒙福的目标所做的努力和正在进行的事工,相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只不过是杯水车薪。福音的光影和宣教士的影响连该国庞大人口的边缘都未真正触及到……啊!何时耶稣才能道成肉身在那些来自英美教会,充满热心、爱心和同情心的男人和女人身上莅临这地呢?我们上千遍地自问:何时,基督徒父母才会听凭他来为他们的儿女作抉择,而非由他们自己作主?”[19] 

133年后,中国教会同样要对这一极具挑战性的问题作出响应。华人父母自古极其重视子女教育;海外移民家庭的华人子弟也往往在多民族中出类拔萃。基督徒家庭更是如此。可悲的是,华人信徒虽然甘愿为子女教育付代价,却不愿为做神的儿女付代价。我们可以对历史上西方宣教士学华语、习华俗的佳话津津乐道,但很少想到要成为异族异国当代的“佳话”。我们可以让儿女们在主日那天司司琴、练练诗,却唯恐他们“陷得太深”。把养育成才的儿女献上做服事本族本家的传道人,已是凤毛麟角,献上做服事异族异国的宣教士,则更是鲜有所闻。对今天的华人教会说奉献、说舍己、说牺牲,尤其是牺牲子女,也许比百余年前宓道生向英国教会提出挑战更不受欢迎。或许,潜意识中,华人基督徒仍然生活在一种隐藏的“吃教情结”里——信主是为了得好处、保平安,在顺境中享受主。或许,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仰望的,究竟是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还是耶稣手中的饼和鱼?就像当年一省中国人拥有两名宣教士只是该地福音化象征性的开始,今天,回教世界拥有区区几十名华人宣教士,整个非洲拥有一、两个华人福音机构也是远远不够的。耶稣当年可以在西方宣教士生命中道成肉身,何时也能在我们中国信徒的生命中道成肉身?

 

夫人的“水手之家”

因着仰望耶稣,孀居的童跟福夫人将自己投入到一项新的事工中——1875年10月12日,童夫人从镇江写信说:近来,神在旅华的欧美籍水手中大大作工,虽然童夫人觉得自己在这类事工上缺乏恩赐,却仍然留出周四晚上和周日的时间,把房间开放给这些远方的游子们读书写字。其中一条船上有12名基督徒水手,在汉口的一位传教士夫人教会了他们分声部合唱,听他们唱诗真是别有情趣。[20]

本着圣经“善待客旅”的原则,在中国居住了十来年的童夫人,为这些以船为家、漂泊海上的水手们尽地主之谊时,会不会有一种“他乡是故乡”的感觉?

 

其他消息

陪伴祝名扬岳州初访的华人张传道二访岳州,这次的撒种没有受到任何搅扰;戴亨利也在积极准备二访河南。

宣教老将继续耕耘,宣教新兵也积极跟进:乍到九江的金辅仁语言进步很快,每天都在礼拜堂练习用汉语讲道与祷告,鲍康宁夫妇为神赐给他们这样一位好同工而感恩。贾美仁自上海启程,在镇江停留了两小时,见到了卫养生夫妇和童跟福夫人,“看得出他们手上的工作很多,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能留下来的话,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21]

 

殊途同归

读者应该还记得,《亿万华民》从创刊号起,一连四期连载了索乐道的航行日记,使我们得知从格拉斯哥到仰光的具体海路:在苏格兰大城市格拉斯哥(Glasgow)[22]沿克莱德河(Clyde)自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出海,两岸可分别看到岸上的亚尔夏省(Ayrshire)和阿伦岛(Arran)。沿着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圣乔治海峡迤逦长行,绕过葡萄牙的里斯本(Lisbon)大港,穿过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直布罗陀海峡(Straits of Gilbraltar)时,可以看见著名的特拉法尔加角(Trafalgar)、直布罗陀岩石,以及冰雪覆盖的内华达山脉(Sierra Nevada)。进入地中海后,北面是古雅的意大利半岛,南面则是荒蛮的非洲大陆,看见马耳他岛(Malta)后,还要航行一半以上的路程才能经由赛得港(Port Said)到达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经过由曼宰莱湖(Lake Menzalah)、提姆萨湖(Lake Timsah)等一连串湖泊打通的河道,乘客可以下船在伊斯梅利亚(Ismailia)和苏伊士小镇购物观光。再度上船后,沿埃及和西奈半岛夹道的苏伊士湾驰入红海,一路南下,穿过曼德海峡(Straits of Babel-Mandeb),由东告别亚丁湾(Gulf of Aden),当看到索科特拉岛(Socotra)时,便进入阿拉伯海,绕过印度半岛,便能远远望见此行的目的地:缅甸南端、伊洛瓦底江入海口(Irrawaddy)的仰光大城。4月6日出发,5月14日到达,全程约38天。

到了1876年初,主编戴德生在当年第一期《亿万华民》的第一篇文章开头感叹说:“很多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带着我们的朋友和捐助者一起去中国,把他们介绍给我们当地的信徒,让他们亲眼目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以及在他们中间的事工。因为曾经在那里生活过,熟知从这个宣教站到另一个宣教站之间的每一步路,熟识每个宣教士以及大部分当地助手,我们经常能在脑海中作这样的旅行。因此,虽然人远在千里之外,灵却常驻宣教禾场。我们觉得,也许通过描述及合适的插图,我们可以使读者们陪同我们作一回宣教之旅。”[23]因此,以《走访我们的宣教站》为题,戴德生开始了另一篇旅行日记的连载。目的是为了促使英国教会对在华的宣教事工投入“更深切的关注”,并摆上“更知情的祷告”[24]

这条路线与自缅入滇的路线不同,却是绝大多数内地会宣教士1875那年赴华的路线:宣教士们先从伦敦桥火车站(London Bridge Station)到纽海威(Newhaven)坐船横跨英国海峡(English Channel)到达法国迪耶普港(Dieppe),按三等旅客的规格斜穿整个法国,由马赛港(Marselles)上船,沿途可以看到科西嘉岛(Corsica)、厄尔巴岛(Elba)、那不勒斯湾(Bay of Naples)的维苏威火山(Mt. Vesuvius),穿过意大利和西西里岛之间的墨西拿海峡(Straits of Messina),远远可以望见克里特岛(Crete),斜穿地中海后,经苏伊士运河、出亚丁湾那一段,和索乐道的航线相同,但进入阿拉伯海以后,这艘法国船将绕过锡兰(Ceylon, 今斯里兰卡)的加勒港(Point De Galle),进入印度洋东南端的马六甲海峡(Straits of Malacca),抵达马来亚和苏门答腊之间的新加坡,最后沿越南海岸线北上,抵达香港、上海。海程总计50天。

无论哪条航线,宣教士们都会经过亚、非、欧交界处的千年圣地,不论是在地中海眺望克里特岛南、保罗当年躲避海上风暴的小岛高大(Claude),还是在红海口指点摩西当年站立之处的海草,坐在19世纪蒸汽船上的宣教士们的心情,一定都如海浪般澎湃:耶和华神当年如何使海水在以色列人脚下分开,今天也将如何为他的福音使者在旷野中开路;耶和华神当年如何使用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今天也将如何使用英国基督徒做中国人的使徒。主前15世纪的摩西可仰望的惟有神,公元一世纪的保罗可仰望的惟有神,主后19世纪的宣教士们可仰望的,不是航行更快更安全的蒸汽船,而仍是创始成终的神,133年后的我们,也不可能例外。

 

二月

 

“主要用它”——马太福音21:3

 

驴驹与宣教

读者也许已经留心到,不少加入内地会的新宣教士来自东伦敦宣教士培训学院。该学院的创建人金尼斯博士(Dr. H. Grattan Guinness, D.D.)是戴德生多年的老友,也是内地会初创阶段的援助者之一。1875年11月,四名青年男女,德治安(Turner)、布德(Budd)、奈特(Knight)及古德曼小姐(Goodman)在随老将麦卡悌远赴中国之前,于爱丁堡城堡(Edinburgh Castle)[25]举行的送别会上,领受了金博士这样一篇信息:

因为存在语言关的问题,年轻是选拔宣教士的首要条件。把年轻人从母会母国差遣出去,就仿佛把驴驹从母驴身边解开牵走,难免有人如马可福音11:5记载的那几个“站着的人”质问说:“你们解驴驹作什么?”答案很简单:“主要用它。”这句简短的回答包含了三重信息:

要用它”首先强调的是主的主权。工人的拣选应该是主说了算,无论是未蒙召者的不请自来,还是蒙召者的退避三舍,都侵犯了主的主权。当这些年轻人一旦听到主的命令——“去,今天就到我的葡萄园里来作工”—— 他们的中国之行,便决不是想入非非,也不是自我意志,而是单纯的顺服。[26]

“主要用它”说出了主的需要。拥有万有的主居然还有需求?他有需求是因为他不愿在计划中遗漏我们。让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这一动人的事实:主有需要,他需要福音的使者传扬他的赦免,需要天国的先锋宣告他的救恩。[27]

“主要用”表明主是何等屈尊俯就。至高神的儿子进入圣城的坐骑并非战车战马,而是一头小驴驹。同样的,主跳过天使,起用凡人。贫贱的耶稣,自己取了卑微的样式,今天仍然通过卑微的瓦器做工。让我们以此来勉励那些自视甚微的人,并以此感动所有被他所用的人谦卑下来。因为无论这些人的才智如何,对基督而言,都是一种无法估量的屈尊俯就。[28]

主既是如此,作为“驴驹”,人的感受又当如何呢?金博士指出,这头驴驹载着基督。在这天之前,它还没有被人骑过,但是今天,它承载起神之爱子,承载了神的儿子便是承载了万有。正如驴驹带着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宣教士也把基督带入各国各城;正如这头驴驹促使主的脚程加快,宣教士也在万族万民中加快了天国的扩展。作为福音大使,宣教士不仅带着基督的名、基督的话、基督的福音,而且因为信徒是“圣灵的殿”,在某种意义上,也带着基督的肉身进入福音禾场。[29]

金博士接着提醒会众,驴驹上载的是一位“哀哭”的基督,他为耶路撒冷即将面临的毁灭而流泪。在为那未得之地沉思默祷的时候,你们的心是否常常因你们身边那些失丧的灵魂悲恸哀哭?驴驹上载的既是一位被“弃绝”的基督,也是一位被“接受”的基督。宣教士必然会经历大悲大喜:当人拒绝你所播撒的宝贵种子时,你会流泪;当你收割得救灵魂时,你会欢呼!最终,驴驹上坐的是一位“得胜”的基督。他是以王的尊荣进入圣城、以大卫子孙的身份受到欢迎。这是历史的一幕,也是未来的一幕,预表将来基督再来时万口颂扬、万膝跪拜他的壮观景象。与他并肩作战的,即便是一头小小驴驹,都将在这场属灵胜仗中有份。[30]

金博士不仅教神学、讲信息,他也活在他所传讲的真理中;他用神的话激励别人的子弟,也如此教育自己的儿女。1875年的听众中,也许就有他年仅13岁的女儿Geraldine和6岁的儿子Whitfield,这对儿女,就是后来内地会中的姐弟档金乐婷和金纯仁,金纯仁的儿子金立时(Henry)后来也加入了内地会,在中国河南继续父亲和姑妈医疗宣教的使命。

金博士的讲道和金家班的故事相辅相成。今天的华人信徒,即便不能成为主耶稣要用的“驴驹”,至少也不应像“站着的人”那样质问华人跨文化宣教机构:“你们解驴驹作什么?”

 

曹雅直的“坐骑”

主耶稣坐的驴驹,虽然平凡,却随传随到;在中国拓荒的宣教士们往往没有这么幸运。在2月号的《亿万华民》里,曹雅直给英国的少年人讲述了这么一段真实而典型的旅行经历:

温州到沿海通商口岸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舢板,即小型平底帆船。通常来说,对有经验的中国船工来说,在海上驾驭舢板并不难,但若是船工有鸦片瘾,则又当别论。这年,曹雅直等人雇了一条舢板去上海,不料半数以上的船工都抽鸦片。“开船以后,掌舵的工人便离开船舵去‘过瘾’了,我们被搁浅在一个沙滩边,进退两难地等了很久。接着,天气转恶,我们不得不退回温州河抛锚泊船。停靠的时候,狂风暴雨来袭。有一天,系锚的缆绳被狂风吹断,舢板漂走,铁锚遗失。他们没有钱重新购置,我们便无法出海。我已经预付了到上海的船钱,因此损失了所有的旅费。船老大既无力、也不愿退钱。我们只能换了一条船。船舱的条件很差,我们必须像钻到桌底那样钻进去,几乎没法坐直。一连九天,我们都是如此挤作一团,幸好风平浪静,免受了许多颠簸之苦。[31]

 

算命先生的抉择

西方教会往往无法想象在中国这样的异教国家成为基督徒要付出何等的代价,因此2月号的《亿万华民》上刊登了一篇卫养生所讲的故事:

1875年10月的镇江教会,有八人申请受洗。其中一人已不是首次申请,他的真诚和对信仰的认识毫无问题,但是教会无法接受他的申请,因为他是位算命先生。他也曾听从劝告,尝试改行,但终告失败。这次,申请洗礼的时间又到了,他再度报名,情词更为迫切,但还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不得不被拒绝。教会的牧长力劝他信靠神,不顾一切代价地跟随耶稣。这个可怜人伤心欲绝地走了。为了避免信徒背负“吃教”的恶名,教会决定不作任何经济援助,而是为他多多代祷,求神亲自帮助他。

10月24日洗礼的早晨,当地教会召聚了一群未信主的民众来观礼。就在仪式即将开始前,那位算命先生夹着一包东西进来了。欢快的神情胜过一切言辞的表述,“都归耶稣”,他打开包裹,把书籍、签筹以及其他一切赖以谋生的算命工具陈列一地。对他而言,这是他所有的家当,但是他把这一切都在礼拜堂前付之一炬。信徒们欢欣鼓舞,未信者瞠目结舌。以火焰与烟雾为背景,算命先生和其他三位信徒一同接受了洗礼。[32]

见证到此为止,亲爱的读者,请容许我重复133年前《亿》刊主编的问题:“你是否曾为耶稣放弃过这么多”[33]?这是位贫寒的草民,主为他舍命,他也愿意为主舍己。你我今天,或处丰富,或处缺乏,是否愿为那舍命的救主作实质性的舍己?

 

盖棺定论

始终如一的基督徒并不太多,绍兴教会一位老弟兄的去世,促使宓道生写了一篇“盖棺定论”的见证:

老人虽是个体面人,却很穷,也没有什么亲友。信主前好几年,他靠官府一年十元的恤老金生活,信主后不久,这笔钱无缘无故地停发了,老人却从未发过怨言,倒说:“神不会让我饿死的。”他去世前几年,这笔钱又重发了,但减到一年七元。[34]

老人把自己两间屋子租出一间给人开点心店,以房租补贴家用。他信主前,逢年过节,都很喜欢大吃大喝、祭灶王爷;他的租客因为承办各种节期的伙食,当然乐得他吃喝。信主以后,老人不再留恋饮食。租客和他的朋友便常在过节的时候咒骂侮辱老人,在不同的汤里掺血,使老人无法碰他们提供的食物。老人口无怨言,自己出去买一块几文钱的豆腐下饭吃,就这么过年。[35]

老人很喜欢看戏,信主后仍然如此——当时的民间戏曲通常在迎神赛会中开演,戏台往往与赌档和妓寮相连,而且充满乱力怪神和淫秽的内容,所以教会通常认为看戏不合圣徒体统。创立内地会之前,戴德生就和宾惠廉曾于1855年12月在南浔城外中止禾场上演的淫戏。林语堂在他的回忆录里也生动地描写了他作为牧师家的子弟,是如何目不斜视地从戏台前走过的——然而老人并不明白其中的属灵道理。直到有一天,一个弟兄在背后刻薄地议论他,他听到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说:“他以后就不会再提此事了。”从此老人再也不去看戏了。[36]

无论晴雨,老人都会出现在教会固定的位子上。那天,他的一条腿不能走路了,换了别人,多半会以此为由待在家里,但老人家仍然一瘸一拐地前来聚会。他常用自己赖以为生的恤金在周日请乡邻吃饭,或代人付饭钱,为他们创造听福音的机会;请牧师传道时,他常说:“您比我说得更好,解释得更清楚。”有一个弟兄因为听了些误传,不想让老人参加聚会,老人反而柔和地规劝他:“我们来礼拜堂不是荣耀人,而是荣耀神。”[37]

病危的日子里,老人时时回想与主同行的日子,并常说他要到耶稣那里去了。稻惟德医生夫妇、东梅岭小姐、我一家和一些当地信徒为他送终。在葬礼上,那个经常羞辱老人、不信主的租客如此评价他的房东:“外人不太知道这位老先生,他们未曾像我这样每天见到他并与他同住。我知道他死时是何等平静,也知道他活着的时候是怎样一个人。”难怪,老人虽然死了,却仍然说话。[38]

 

毛淡棉的欧亚学校

绍兴的无名老弟兄已进入那“好得无比”的福分,六年前为老人施洗的范明德此时却在中缅边境和索乐道一起为未竟的使命而祷告等候。历史告诉我们,这次由缅入滇的探索并未成功;关注范、索二位宣教士的读者也许会大失所望:难道一切祷告、盼望、信心与劳苦,都是徒劳吗?也许同时代人朗雷夫人在1875年9月29日自毛淡棉写给索乐道母亲的信提供了一些答案:

我衷心感谢慈爱的天父,在他葡萄园的工人们不堪重荷的时刻,把他带领到这里。即使索乐道先生在英属缅甸不能完成其他任何事工,单单坚固、鼓舞我们这些被事工的负担压垮的宣教士,以他自己美好的榜样帮助我们对神建立更高的信心、更深的信靠这一项而言,他就已经功不可没。[39]

当时八莫差会的宣教士领袖海斯维(Haswell)医生[40]瘫痪在床,有心无力;他的儿子完全耳聋,另一位同工的健康也随时有回国休养的必要。只有他的女儿所建立的学校还在正常运作。在85名住宿生和30多名走读生中,有一个班是专为欧亚混血儿所开。从看到这些边缘儿童第一眼起,郎雷夫人的心便被怜悯抓住了。她深知这是神给她的托付。一年半后,也就是索乐道来到毛淡棉时,该班的人数已经从13人上升到54人,但郎雷夫人的心力却降到了零点。因为八莫差会的宗旨是向缅甸当地人传福音,处于半瘫痪状态下的差会不可能再扩展新的事工。而且,八莫差会隶属美国教会,而欧亚混血儿的父亲们往往是欧洲人,让美国人管教英国人的子弟,似乎有点说不过去;而常识告诉郎雷夫人,出于礼貌,英国教会又不便差派传道人到美国差会已耕耘多年的宣教工场。然而,如果英美教会都撒手不管,即便他们的欧裔父亲是基督徒,这些混血儿也会自然而然地随从缅甸裔母亲进庙拜偶像,或流失到天主教学校中去。[41]

就在这时,索乐道如天使般地出现了,“他来到我们中间,就像我们的一分子。不仅进入我们的家,也进入我们的心;在我们心中,他依然存在,也永受欢迎。他也进入我们的事工,带着更新的生命和活泼喜乐的灵,使我们所有人都获益匪浅,且终生难忘。……他告诉我,我的事工是神的事工,无论美国宣教会如何,神都会负这个责任。……我实在难以用言辞表达他对我的帮助;当他离开时,我们都觉得失去了一个真正的兄弟。昨晚,是我们差会同工祷告会,如果您听到我们为他所献上的热切祷告,您一定会极其高兴的。……小海斯维先生如此说:‘神对我们真好,把我们的兄弟索乐道差遣来。我觉得他的到访直接出于神的手。因着此人在这里的事工与生命,我发现我的工作变得大为轻省,周遭的事物也变得大有不同,我的心为此充满感激。’”[42] 

索乐道不仅给八莫差会的同工带来复兴和祝福,他也触动了郎雷夫人学校中许多年轻的心灵。在他短促的停留期间,已有两个女孩、一个男孩接受了洗礼,还有很多其他孩子也因此准备受洗。郎雷夫人在信尾如此安慰索乐道的母亲:“您的儿子前来东方之初,事工便如此受主祝福,我知道您一定会为此感到无比喜乐的。我们所有人也与您一同喜乐!”[43]

神既已应许以色列人可以进入迦南,却仍感动约书亚派探子潜入耶利哥城,是为了拯救城中的信心之女、进入耶稣家谱的喇合;虽然神没有使范、索二人成为进入云南的首批宣教士,但是他仍然带领两人来到缅甸,因为他深知在仰光,在毛淡棉,在八莫,有工人需要被激励,有生命需要被更新,有灵魂需要被唤醒。

 

 

特别声明该文稿曾于2008-2009年间在香港《时代论坛》周报上连载,经作者修订扩充后转载于《教会》,在此特别感谢《时代论坛》报社允许转载。

 

 

[1] 1859年任迈尔德美圣犹大学院院长(Recor of St. Jude’s)的宾法特牧师(Rev. William Pennefather)创立迈尔德美中心(Mildmay Centre),并兴建一个大会堂,每年召开大会,带动并影响了凯锡克运动(Keswick movement)。

[2] 参史蒂亚著J.Hudson Taylor – A Man in Christ第23章“取得资格”。

[3] 参Gregg Lewis著Hudson Taylor’s Spritual Secret第九章(1860-1865)。

[4] 原文:We might say——“Look to Paul, the most able and successful of missionaries;”but Paul would say——“Look higher; you will need a more perfect example than I can furnish……”引自“Valedictory address——Looking unto Jesus”,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Vol.1875-1876, January 1876, p.87。

[5] 劳牧师在赠言中列举了“仰望耶稣”的四大理由,中译文用排比句作了浓缩概括,原文分别为:1)considering always Christ as the Supreme Director of your work; 2)the habitual “looking unto Jesus”as the unfailing source of all fitness for the work; 3)“looking unto Jesus”as your refuge in all times of distress and trouble; 4)a continual looking to Him as the truest friend of your work, and the faithful Promiser of a large reward for its continuance unto the end. 出处同上,pp.87-88。

[6] Ibid., p.88.

[7] Ibid., p.88.

[8] Ibid., p.88.

[9] Ibid., p.88.

[10] Ibid., p.87.

[11] Ibid., p.87.

[12] Ibid., p.87.

[13] Ibid., p.88.

[14] Ibid., p.88.

[15] Ibid., p.88.

[16] 引自1875年12月号,Resume of Operations for 1875, p.72。

[17] 这里的“元”,应指当时流行的墨西哥银元,按(28100-21900)÷(3×2)= 1033.33算,一银元兑1033制钱。而据其他史料,当时一银元约合0.72两白银,而一两银在1875年约合1800文制钱,一银元则合1293钱。另参1876年8月期(三)相关注释。

[18] 引自1876年1月号,Spontaneous native effort, p.89。

[19] 引自同期China’s great need, p.89。

[20] 引自同期Work among the seamen, p.89。

[21] 出自同期Correspondence – from Mr. Cameron, p.94。

[22] 英文地名的译名基本参照中国地图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世界地图册》,属中国大陆系统。

[23] 引自同期A visit to our mission stations, p.83。

[24] Ibid., p.83.

[25] 爱尔兰籍的基督徒社会工作家巴纳德医生(Dr. Thomas John Barnardo, 4 Jul 1845-19 Sep 1905) 购下Edinburgh Castle, 原为莱姆豪斯区的酒店(Public house),改建成可以坐1500人的宣教大厅。当时著名的讲员Harry Moorhouse,Richard Weaver常在那里轮流布道,得人无数。巴纳德医生当年接受医学训练的初衷是为了加入中国内地会从事医疗宣教,巴纳德与金尼斯同为东伦敦宣教培训学院的董事,巴深受金的影响。

[26] 引自“Valedictory address”,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Vol.1875-1876, February 1876, p.99。

[27] Ibid., p.99.

[28] Ibid., p.99. 

[29] Ibid., p.99.   

[30] Ibid., pp.99-100.

[31] 引自同期Letter to Our Young Friends, p.101。

[32] 引自同期The Chinese fortune-teller or “All for Jesus” , p.101。

[33] Ibid., p.101.

[34] 出自同期Gathered Home, p.100。

[35] Ibid., p.100.

[36] Ibid., p.100.

[37] Ibid., p.100.

[38] Ibid., pp.100-101.

[39] 引自同期Maulmain Eurasian School, p.102。

[40] 按1876年4月号《亿万华民》所登索乐道From Rangoon to Bhamo一文中提到“Mrs. James Haswell cheered me much by reading portions of a letter from his sister in Maulmain, stating that the work in her school was extending and deepening, and that all the Christian girls are holding on their way……”(p.129),可推断出朗雷夫人是海牧师的妹妹(或姐姐)。

[41] Ibid., pp.103-104.

[42] 出处同上,p.104。 

[43] 出处同上,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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