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期刊 2013年03月号(总第40期)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是怎样写出来的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是怎样写出来的

文/边云波

 

我所见到的第一位无名的传道者,是内地会的英国宣道士吴咏秋教士(Miss Onion)。她为了传道一生未婚,在中国陕西省汉江旁边的小城洋县服事主。她瘦瘦的,穿着中国农村妇女的衣裳,中国话也说不好,但是像一位老妈妈一样满面的慈祥,她的话不多,可是让人感到不能不听她的劝告。我就是她带领信主的。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的家乡被日本侵占了。十八岁的我逃离了家乡,翻山越岭,步行了两千华里,逃到陕西洋县一所专门收容流亡学生的中学读书,在那里认识了吴教士。那时我天天都在饥饿中度日,但为了准备考大学,又得经常日夜读书,所以身体很坏。第二年春天,眼见国难重重,社会暗无天日,我深感人世虚空,人生充满了矛盾,经常一个人在汉江边上彷徨徘徊,不止一次地看着清澈见底的江水,心想,往里一跳不就再也没有烦恼了吗!?

 

其实从我15岁开始,因着在教会学校读书的缘故,就经常参加主日崇拜、唱诗班和团契聚会,甚至还教过主日学。但是那时所去的礼拜堂,只讲耶稣的精神伟大而不讲他的救恩,所以,自己险些在礼拜堂里走向永远灭亡的道路。来到洋县后,我仍然去聚会,但是心里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那时,吴教士像慈母一样地关心我,开导我,使我终于认识到:我是个罪人!许多的苦痛都是从自己的罪里生发出来的!因此我认罪悔改,归向了神。那年夏天,我在汉江里受洗归主。感谢主,这条江没有成为我的丧生之地,反而成为标志我与主同死、同葬,得有永生的地方。

 

高中毕业后我决定去考大学,临行前特意向吴咏秋教士告别致谢。她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话说:“你不要谢我,你谢耶稣吧!”她说,前几个月(也就是我在汉江边上走来走去的悲观时刻),有一天半夜她正在熟睡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声音好像提醒她一样呼叫着我的名字。她惊醒之后想到我有好几周没有去聚会了,便半夜起来为我祷告。之后又屡次找我,把我带到神的面前。我听到这些话后,既非常感恩,又有些惊惧。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救我,只有暗下决心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无论大学考入哪个专业,都要在那个专业中把基督的真道显明出来。

 

1944年,我十九岁时考上了中国当年规模最大、院系最多的中央大学。虽然一度担任基督徒学生团契主席的职务,甚至有时候还在主日崇拜中讲道,但是心底深处早已忘记了怎样荣耀主名,而且自高自大,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成名成家的计划,盼望不久能像剧作家曹禺一样,在二十几岁就写出一个作品,一举成名。因此除了上课以外,日夜写作一个剧本《流亡》。1945年春天,文稿已经累计有几万字了,想不到突然发现了第二期的肺结核。当时这种病无药可医,我觉得像是被判了死刑一样,甚至怨天尤人。那年夏天,我参加了一次培灵会,蒙主光照,我看到了自己的骄傲、自私、虚伪、贪婪,我和许多弟兄姊妹一起,连续几天在一个山坡上痛哭着认罪悔改,甚至直到半夜。那时我深感到主为我死了,我就理当为主活着。我在神面前奉献了自己。

 

当时我所在的中大分校学生团契大约有二三十人。我们学校距离市区四十华里,交通不便,由市区到学校只能徒步行走,所以很难请到牧人到我们那里去讲道。有位陆伯伯,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他当时大约五十多岁,却不时地步行几十里去帮助我们(当然是没有报酬的),他是我见到的另一位无名的传道人。他曾教给我们一首诗歌,那首诗的歌词是:

 

无声无色是树根,埋没地下不见人,

夜以继日不停息,输送养料并水分,

宁愿速死并速朽,只求枝叶花果荣耀神。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可能是被陆伯伯的事奉所激励,也可能是被那首“无声无色”的诗歌所感动。那一年夏天我在几棵芭蕉树下烧掉了所有的文稿。当山风把纸灰吹到草丛中的时候,真像是一片粪土。我心里充满了喜乐,像卸下了罪的重担那样轻松。

 

那年深秋,我清楚了主的呼召,要祈祷传道。因着主的带领,我休学一年回到了洋县,凭着信心生活,在那里开始了事奉。那时吴咏秋教士因病离开洋县,回国疗养去了。听内地会的传道人说:吴教士的关节炎非常严重,本来早有许多人劝她,离开洋县那个潮湿的盆地。但是她总说:“我在这里的工作还没完呢。”我不知道,是不是神让她做完了我这个顽梗刚愎人的工作,就算她的工作完成了,不过她确实是我奉献前后离开洋县的;所以我回去,也正好继续她在那里的青年工作。

 

1945年冬天,那里信主的青年学生明显地增多了,但年底我却突然大口吐血。第二年春天,血是止住不吐了,但生活贫困,只有托人暗暗地把我刚换下来的冬衣卖掉,贴补生计。我未出来传道以前,学业较好,许多同学、亲友对我都很器重。但在我休学传道以后,特别是那次吐血以后,过去的那些朋友们几乎都远离了我。有人对我不解,有人为我惋惜,甚至有人耻笑讽刺。

 

就在那个时候,我受洗前一位友情已深、多人尊重但不信主的女同学,忽然来信邀我到她那里养病,说好就近照顾我的生活,只是盼我不要再热心传道。我了解她,她肯定是准备长期陪伴一个二期结核病人,才表示这一心愿的。这种感情,原是我信主前的期望。在贫病中多人嫌弃自己之际,这种情爱就更觉珍贵,一时十分欣喜,但立时也十分不安。我已是主用宝血买来、又呼召去传扬救恩的人了,我绝不能丢下主的道,去接受这种爱情。那些天心灵中的争战十分激烈。最后我觉得在灵程上只能“往前走”,绝不能“向后退”!我不能犹豫不决地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也不应含糊其辞地让自己尊重的人有所悬念。于是我真挚地表明了自己对信仰的持守,坚定地谢绝了她的好意,从此交往也就断开了。那期间,心中不无伤痛,然而神的大爱却更亲更深了。

 

以后身体略好了些,我有时要趟过溪水,步行几十里的小路,到一些中学去传扬福音。那时走过一个个的乡村,经过一个个的镇店,虽然有些劳累,但是几个月后,好几个中学的信徒都显然增多了,其中有的人后来上了神学,有的人成了某些大专学校的团契负责人,这是我先前未曾料到的。感谢主,他知道我的软弱,因此便使我初尝生产之苦后的喜乐。

 

1946年夏天,又有两位无名的传道者游行布道到了洋县,他们是西北圣经学院的学生。那时这所学校的师生已经组成了“遍传福音团”,决志到中国边疆荒凉地区去传道,甚至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他们团中有位赵崇义弟兄,已经改名叫赵麦加,其用意显然是志在把福音传到伊斯兰的圣地麦加城去。那几天我和他们常常谈到深夜。他们在洋县的青年信徒中教唱了一首歌,它的歌词是:

 

起来,我们走吧!

撇下一切,背十字架,

跟主脚踪,往各各他。

起来,我们走吧!

 

1946年秋后,不少的主内长者都劝我,为了日后更好地向知识分子传讲福音,还是把大学读完较好。在众多人的印证下,我便又回到大学去继续学习。想不到,经X光检查,我的肺结核竟痊愈了!那时候对于肺结核这种病,只有靠着静养使它钙化,而我行踪不定,奔波不停,竟能康复,实在是神迹。这使我更深地感到,这点生命气息乃是神所赐的,更当力求为主而活,回报神的恩典。

 

大约是1946年冬天(或是第二年春天),我先后见到了张谷泉弟兄,刘淑媛、张美英两位姊妹,他们都是“西北灵工团”的同工。与“遍传福音团”一样,他们离家背井,抛下一切所有的,走向了中国的西部边疆传道;甚至也有同样的心志,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他们有些人是断续步行走去的。当年那些自愿去往中国西部宣道的同工们,没有一个人有工资,大家虽然天南地北互不相识,但是不约而同地都有一些共同的持守:不诉苦、不欠债,更不以传回耶路撒冷为口号向人募捐。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几乎每晚都跪在床前,为这些默默事奉的同工们祷告。渐渐地我清楚了主的带领,我自己也应该像他们那样事奉。

 

1946年时,有一位关心我的长辈孔保罗师母(Mrs. Contento),曾一再主动地提到要帮助滕怀智弟兄和我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去读书。滕怀智弟兄去了爱丁堡留学,回来后被神重用,他即是大家熟知的滕近辉牧师。但我因为正深深地被农村、边疆许多无名的传道者激励着,便谢绝了那位长辈的美意。谢谢主,让我留在了大陆,不然《献给无名的传道者》这首诗,神肯定就要托给别人来写了。

 

在那以后,辅导我毕业论文的教授要我帮助他合写一本书,论述“思想品质的形成”。当时这种师生合作是大学生求之不得的,因为书稿完成以后,可能会很快出版,虽然名列教授之后,却总是发表了一本著作,以后由教授提拔,留校作助教,同时研读硕士学位,乃是顺理成章的“好事”。但是我祷告几天以后,觉得十分不宜,因为我估计他的那本书,一定内容丰富,要花很多时间准备资料,而我一心扑在主的事工上,根本没有时间去作学术研究,所以几天后我谢绝了他的建议。这件事也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现在我仍能回想起他当时不解的表情。

我自以为连连得胜,可以为主所用了,但是想不到还有更大的属灵争战!

 

1947年间,我发觉到有些“传道人”并不是因为爱主而传道,他们只是把传道当做个人谋生的职业,不信主的人把他们叫做“吃教的”。那时我心中曾想:我这一生怎么能周旋在这些人当中,和他们共同“传道”呢? 不仅如此,1947年冬天,我已经感到,中国的政局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政局改变后,若是专心祈祷传道,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甚至是危险;若是毕业后找个职业,在业余时间传道,就可能要容易得多。其实心底深处乃是想从服事主的路上退下来。但是每逢这样想的时候, 心中就常受责备,更觉痛苦。

 

后来,我在陕西传道时信主的一位弟兄邀我,在1948年元旦去他们学校布道三天。那时这位弟兄已经是那里的团契主席了,我想工作一定会很顺利。万没想到,在那里竟有一位作梗的“牧师”,使第一天布道就困难重重。我心中十分沉重,决定第二天凌晨独自到野外去禁食祷告,但一出城门,便被自怜的心绪完全地吞没了。

 

那一天,为了找个僻静的地方,我沿着一条狭窄的田埂一直向南走去。寒冬清晨,辽阔的田野中,除我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初升的太阳,把我的身影照得很长很长,我每走一步,我的影子也跟着走一步,我停下来,影子也停了下来,再走一步,影子也跟着再走一步,显得更加凄凉孤单。我情不自禁地吟唱着一些诗歌,但是有些素日颇受感动的诗句,却成了声声的哀怨和泣诉。我还记得一些歌词:

 

我已抛下凡百事物,背起十架随耶稣。

世上福乐名利富贵, 对我本已如粪土……

为何内心恐惧战兢, 手扶犁头向后顾!?……

遥望前路荆棘丛丛,四面楚歌密云暗,

十架道路越走越难,同桌脚踢主亦然……

 

由于心灵软弱,心中不禁一阵又一阵地涌动着重回“世界”的念头。我觉得实在太“委屈”自己了!

 

我缓缓地移动着脚步,眼泪像泉水一样地流淌下来,洒落在脚前的路径上。由于田埂狭小,我别无落脚之处,只有踏着自己的眼泪一步一步地走,其情其景使自己更加伤痛辛酸,觉得“苦待”自己到这种地步,实在太可怜了……

 

那时撒但极力地攻击我:退下去吧!现在退去一点也不晚,你是个大学生,毕业以后顺理成章地找个好工作,谁又能责怪你?何必这样自找苦吃呢? 那一场无声的灵战,实在比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斗更为激烈!

 

冬天的旷野遍地是荒草,晨风吹拂着长袍的衣襟,更感到冷清不堪。我不知道流着泪、唱着诗、经过了多长的时间,我一直缓步行走在那条崎岖而漫长的田埂上,只记得最后我的歌声几乎竟成了向天哀诉的嚎啕大哭……

 

谢谢主,他没有撇下我为孤儿。当我稍微安静一点的时候,心中好像忽然亮光一闪,我彷佛看到了主耶稣当年走向耶路撒冷的脚踪。他深深知道:在耶路撒冷有客西马尼,有各各他山,有苦难的十架,可是他仍是“定意”“面向”耶路撒冷走去!这条路虽然窄小,但是主耶稣已经在前面走过了。(路9:51、53,19:28 )

 

而且,还不仅是主耶稣自己,历代忠心跟随主的人,都是在这条路上走过去的;自己每晚记念的那些边疆传道人,他们也正走在这条艰苦的道路上。前面既有这么多的古人,后面就必有许多的来者! 那时候心灵中所看到的已经不再是一条漫长崎岖的小路,而是一片无垠的布满基督精兵的战场。战场上千千万万的福音战士,正在高歌前进!身在这样一群浩浩荡荡的福音大军当中,我只应感到自己的微小不配,为什么竟会感到伤心孤单呢?一个罪人蒙主拯救,又有幸蒙主呼召,而且竟能与主同负一轭,这是主的恩典,为什么竟会感到委屈而退缩呢?

 

那时我仍在流着泪继续唱诗,但是已经不再是哀伤哭泣,而是满了感恩的喜乐。感谢主,他把我从黑暗的低谷中又拉了上来。

 

1948年10月下旬,我觉得该写首简短的自勉诗来坚定自己的心志,于是开始动笔写《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在写这首诗之前,我从来没有写过上百行的长诗,更没有写作《献》诗的计划。但是,没想到下笔之后,就像由不得自己似地,无法停下笔来。许许多多无名传道者的事迹和形象,好像活活地画在我的眼前,使我陪着他们一同流泪,一同回想过去的失败和得胜,又一同感恩,一同互相呼应着奔走前面的路程。好像我和他们手握着手,心连着心,用无声的语言,述说着一个又一个的见证和经历。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记录员一样,用一行行的诗句,记述着一连串的情景、画面和鲜为人知的心声。那些天常是泪流满面,几乎寝食俱废。当写到一半的时侯,我已清楚地知道,这绝不仅是写给自己的一首自勉诗,而是神托付的一项事工。直到写完最后一行的时候,我才觉得如释重负。那时候已是后半夜了,暗夜沉寂,正在等候着黎明前的晨星……

 

谢谢神,他使用了这首诗,但这首诗,乃是神藉着人的手,展现出来的许多无名传道者的画卷。一个小小的展现画卷的人,算得了什么?

 

这首诗写完以后,我自己不敢署名,只请一位施晋德弟兄抄写了一份副本。其后被人铅印出版,并且印出了作者姓名,实在是出乎自己的意料。这个铅印本在出版三年后,我才在边疆见到它。当时恨不得把作者姓名从诗本上抠下去。我一直认为,诗是献给无名的传道人的,诗本上却写出了作者的名字,这本身就十分可笑! 但是事已至此,无论如何也无济于事了,只有求主怜悯遮盖。直到今天,我也不晓得最初的出版者是怎样得到诗稿,又怎样确定了作者的名字,这只有在见主的时候才能知道了。

 

1948 年冬,我与几位弟兄姐妹一起前往中国的西南边陲云南省传道。此后几十年,历经死荫幽谷,多少次临近死亡却没有死亡。但愿主钉痕的手继续扶搀,直到在人世的旷野中,踏完最后一个脚印。

 

神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行了奇事。他先是拔出、拆毁、毁坏了一切人手所做的工,而且一拆到底,然后又亲自建立、栽植。不是通过那些出名的布道家,而是通过千万个不为人知的传道人。每逢听到这些新一代的无名传道者的见证,自己就再次受到激励,常感多年以来为主所做的实在太少了,因此更觉得,在去而不返之前,应当努力前行!

 

近十几年,神带着我去到许多海外的城市,每个城市当中都居住着不少华人,甚至像帖撒罗尼迦、部丢利、三馆、亚比乌、约帕(现名特拉维夫)这些曾记载于圣经中的城镇,还有像迪拜这样阿拉伯地区的城市,都建立了华人教会。然而,禾场大,工人少。我常在神面前求告,求神兴起一个又一个无名的传道者,把福音传给自己的同胞,也把福音传给各族各方的人,这是神托付给今天华人教会的使命。前几年有位同工说过一句话:现在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汗;有月亮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泪。后来李秀全牧师又加了几个字:希望在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汗传道,有月亮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泪祷告。

 

愿众多弟兄姊妹的福音火焰,远超过自己这盏残灯的微光,更多地为主所用。我也愿跟在众多燃烧的火炬后面,努力前行。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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