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文/彭强
在教会之外的机构有存在的必要吗？教会和机构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是教会的牧者、同工以及机构同工都在问的问题。笔者从事机构事奉多年，近两年开始专心牧养教会，因此从机构和教会的视野对这些问题都多少有些涉猎，分享出来，期望唤起更多相互理解，促进上帝国度的拓展。
机构存在的圣经和神学基础
我们要谈机构（organization），首先要谈建制（institution）。以弗所书4:15-16谈到，“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看到弟兄姊妹进入教会后，在真理和爱心中相连，与主相连，也与弟兄姊妹相连，这就是建制。建制乃是生命体成长的标记。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和历史中的机构产生乃是与教会生命体的建制成长相伴随的。
在新约教会之前的以色列中，有可算为机构的存在吗？或许旧约的先知学校（比如最著名的是以利亚和以利沙时代的先知学校）可以勉强算是机构。论到旧约时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机构的原因，在我看来有二。其一，以色列的宗教乃是以民族为边界，宣教和外展的需要并不迫切。其二，以色列是高度政教合一的社会，信仰的推动主要是自上而下的，这也会导致缺乏机构存在的土壤。
倘若我们要在圣经中找到现代机构的雏形，当算“保罗-巴拿巴布道团”。这个布道团的产生乃是圣灵的工作（徒13:2），受主差遣，去回应上帝国度的需要，也就是主“召他们所作的工”（徒13:2）。他们受安提阿教会差派，以布道和建立教会为目标展开事奉，后来看到上帝国度的需要，也筹集款项救助深陷困境的耶路撒冷教会。经费来源最初来自安提阿教会，后来开始有别的教会奉献支持。他们向母会安提阿教会报告自己的事奉并交账，也在耶路撒冷大会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一般来说，正统神学的教会观都认为教会既是组织，也是生命的有机体。荷兰神学家凯波尔有心地区分“建制型教会”和“生命有机体的教会”，帮助我们可以厘清机构存在的神学基础。他认为“建制型教会”是指我们可见的教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堂会），职责是在教会牧者和同工的领导下传扬福音、施洗、从事门徒培训。而作为“生命有机体”的教会是指在这个世界中的基督徒，他们接受了门徒培训和各种装备，其人生使命是用福音影响生命中的所有层面。我们有时会论到“聚在一处”（建制型）的教会和分散于各地的信徒。但凯波尔并不认为世界中的信徒只是独立和分散的个体，相反，他们应该共同思考和工作，以各种富有创意的形式紧密联合在一起。他们通过非盈利机构、办事处、基金会、各种基督徒组织等各种各样的形式，努力成为建制型教会装备他们去成为的世界中的教会（生命有机体）。当然凯波尔这样区分并不是否定建制型的地方教会是生命的有机体，而是帮助我们从更广的视野来看教会和国度。凯波尔坚持认为，教会的本分是传福音（包括门徒培训）、敬拜、施行圣礼和执行教会劝惩。通过这些形式的活动，教会培养出从事艺术、科学、教育、新闻、影视制作、商业等各方面的信徒，但教会本身却不应该经营影视制作公司，拥有和运作大型的商业实体等等。
机构在近代的大发展
在宗教改革之前的教会历史中，基督教的机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布道性质的教团。许多前往未开化之地拓荒建立教会的乃是这些教团。第二类是学校，如早期教会在安提阿和亚历山大的教理学校，后期的主教座堂学校。这些学校乃是教义传承、辩道以及培育传道人的重要途径。第三类是修道院和修会，如著名的奥古斯丁修会、方济各会、道明会等。这些修会在创立早期通过严格的誓约和身体力行的信仰实践，不断在教会历史中带来信仰的热忱和复兴。在上述机构和建制型教会之间经常会有张力，比如机构对建制型教会腐败的抨击，而建制型教会对机构难免心存戒心，展开异端审查。总体来说，这种张力是可控的，因为有罗马教会作为仲裁的权威。
宗教改革之后的200年间，在基督教新教的版图中，机构的发展并不显著。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其一，这个时期教会忙于建制，拟定信条，抵挡来自天主教和各种极端派别的挑战，宣教和外展还没有成为教会的主要关切。其二，这个时期还没有政教分离的普遍确立，教会改革和更新主要的动力还是自上而下的。而这个时期大学的发展是建制型教会之外机构发展的亮点。
机构真正的大发展乃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开始于19世纪初的英国和美国，尤其是1830年代后的美国。在这一时期，一些影响深远的机构陆续出现，如英国圣经公会、伦敦传道会、非洲内地会、中国内地会等等。为什么机构在这个时期出现大发展呢？
首先，工业革命后带来的社会变迁需要教会全面的回应。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拉开了社会转型的帷幕。蒸汽机的发明为大生产提供了可能，冲击着传统的手工业作坊，人类开始从农业社会迈入工业社会。而大生产带来了许多新的城镇的产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乡村迁移到城镇，人类社会开始了所谓的城市化进程。这种急剧的社会变化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诸如贫富差距、家庭破裂、帮会、道德败坏、贪腐等等，不一而足。一时之间，社会心理失衡、阶级对立和仇恨等等都加剧起来。而教会本身，也因着这些改变受到巨大冲击。在以往的乡村时代，生活节奏比较缓慢，会众相对稳定，牧养面对的问题比较接近。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会众流动性大大提高，甚至很多新的矿区和工厂区根本没有教会，基督徒的家庭问题和子女教育问题越来越突出，牧养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挣扎。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社会的问题需要教会作出回应；另一方面教会本身的信仰传承和牧养也岌岌可危。这种新的形势带来的危机，需要的不只是个别堂会或个别牧师对此作出回应，而是需要教会作为整体的回应以及全方位的回应。
其次，属灵大复兴为机构大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在社会大变迁之前，上帝的手在英美的教会中兴起了属灵大复兴。就是以约翰·卫斯理和怀特菲尔德为代表的英美大复兴和以爱德华滋为代表的美国大觉醒运动。他们布道所及的地方，很多是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新的聚居之所，如矿山、大型采石场、生产基地等。对基督和对灵魂的热爱，帮助这些复兴家们突破建制型教会的墙垣，既关切现有教会的属灵复兴，也关切福音未得之民。他们的很多布道都是在户外进行的，讲台是倒过来的啤酒桶或者干草堆，他们的做法受到很多高派人士的攻击，以至于他们需要为户外布道的合理性而辩护（甚至100年后，司布真还写过为户外布道辩护的文章），由此可以想见他们的事奉所遇到的拦阻之大。他们的事奉让有名无实的基督徒生命变得火热，很多抗拒福音的人被福音得着，归入教会。大复兴从草根、从教会开始，其影响波及上层和庙堂。复兴所带来的精神动力驱动这个被更新的教会社群积极投身宣教和服务社会。
最后，信仰复兴为机构大发展预备了现实条件——人才和资金。复兴运动为主得着了许多专业人士，这些专业人士蒙恩后，被恩典驱动，期望参与神国度的事奉。我们在工业革命初期可以看到基督徒在各个领域的群星灿烂，比如政治领域的威伯福斯，科学领域的法拉第，护理界的南丁格尔，军队中的戈登将军等。这些充满福音热忱的基督徒在各个领域为主作见证、领人归主，同时也在这些领域中装备和影响了一大批的基督徒，可以投身各个专业领域的事奉。比如，被称为苗族之父的英国宣教士柏格理的太太埃玛，就是南丁格尔的学生。南丁格尔差派她到中国，期望她为中国建立医疗护理体系。结果她嫁给了柏格理做了牧师太太，帮助柏格理在贵州石门坎建立了西医院、麻风病医院和学校。没有各类基督徒专业人才的储备，机构大发展是无法想象的。信仰复兴也唤起了基督徒强烈的作神管家职分的使命感，卫斯理的“赚钱、节省、热心奉献”的精神深入人心，既唤起基督徒大众的奉献意识，也唤起基督徒企业家的奉献意识。上帝得着很多敬虔的企业家，比如吉百利的创始人吉百利，联合利华的前身利未企业的创始人利未兄弟。这些企业家积极奉献，成立各种基金会，参与社区建设，建图书馆和音乐厅，也支持宣教和福音机构。
我们若读一些这个时期的宣教资料，会看到机构和建制型教会之间也有些张力。但这种张力更多是机构的热忱和某些建制型教会的死气沉沉、因循守旧之间的张力，而不是围绕异象、使命和教会观的张力。大概的原因是这一时期个体和教会关系的认知还没有受到现代世俗思潮的影响，每个参与机构的人都有其教会会籍，有来自教会的代祷和牧养，也尊重教会传道、门训和劝惩的权柄。
而进入20世纪，世纪初以慕迪为代表的布道运动和二战后以葛培理为代表的福音派运动，激发了更多机构的产生。这似乎印证了一个规律：机构的大发展总是复兴运动的产物，而这种复兴运动一定既不是由圣俗二分的狭隘属灵观所推动的，也不是由不强调悔改和重生的社会福音推动，乃是在一种整全的世界观中展开，强调悔改和归正的绝对必要性，也强调福音里的更新一定推动我们投身宣教和服务社群。而这个时期，受到个人主义等世俗思潮的影响，基督徒群体中的教会观混乱，以致加大了机构和教会之间的张力。
机构在中国教会的兴起
机构的事奉对中国教会来说，还是新鲜事物。在过去很多年，我们都只知道国外的各种机构，而本土机构的产生还是近几年的事情。粗略分析一下，有几个因素促成本土机构的产生。
第一，教会开始在社会中浮出水面。过去30年中国民间社会顽强而持续不断地争取着更大的空间，目前虽然仍然受到严重限制，但相对过去有了更多的空间。作为民间社会的一部分，教会的公共空间也比过去加大了很多。
第二，中国社会问题促使教会必须作出回应。中国社会急剧的变化带来诸多社会问题，逼得教会必须作出回应。其中最典型的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就如一个弟兄所说，过去我们都关起门来悠哉悠哉，俨然世界的苦难都与我无关，而这个灾难宛如在我们自己的大腿上戳了一刀，我们再也无法闭着眼睛了。
第三，福音派神学的影响在扩大。福音派神学强调福音救赎的必要性和唯一性，也强调福音使命一定伴随着服事社群、参与怜悯、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
第四，教会发展的需要。教会面对许多新的挑战，如神学教育、教会第二代的教育、关怀辅导、差派宣教、职场见证等等，而这些挑战不见得是个别堂会，甚至宗派区会足以回应的，需要更多的教会群体的联结和彼此同工。
目前本土机构的类型包括：
教育类：神学院，神学和圣经培训中心，圣乐培训，基督教学校，托管中心等。
慈惠类：社区服务中心，救灾机构，基金会等。
辅助事工：文字事工，书店，图书室，辅导中心，儿童和青少年专项事工等。
差传机构：开始有一些差传机构的雏形产生。
在未来，机构的类型一定会越来越丰富和多样。
如何促进机构和教会之间的健康互动
今天在各地，教会和本土机构有配搭事奉，同时也存在一些张力。教会方面常常认为机构的教会观比较弱，而机构常常认为教会对自己不够支持，视野不够开阔等等。
我们如何看待这种张力？首先我们必须谦卑地承认，我们在教会治理和牧养的学习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从事机构事奉的人的生命和属灵视野也还需要不断被福音和恩典所更新。我们需要承认，很多的张力是与我们个体生命和教会生命的成熟度不够有关。
其次，我们要看到，张力不可能完全消除。建制型的教会更多关注的是国度建造中的基础性层面（也就是什么界定我们作为教会的本质），诸如圣道是否正确而整全地被传讲，圣礼是否被正确地施行，圣劝和惩戒是否被合乎圣经地执行，这些一定是建制型教会强调的关切点。而机构更多关注的是国度建造中的创意性层面（也就是我们如何富有创意地回应这个时代），因此机构更关注效率、专业、创新、接触尽可能多的人群。我并不是说建制型教会就没有创意，或者机构就不注重基础性的本质，而是说各自侧重的不同。这种关切点的差异必然导致张力的持续存在。
看到我们需要谦卑，也看到张力存在的本质，我们要做的就不是消除张力，而是如何保持健康的张力。就此我对教会和机构分别有三点建议。
给教会的三点建议：第一，带着牧养的心陪伴机构成长。我们不要先入为主地论断一个机构，多花些时间坐下来了解。有时我们看着机构的个别人好像话说得很大，或许这正是他生命中缺少牧养并属灵长者对他的劝勉和提醒。作为教会的牧者，或许可以主动，有时也需要有勇气去牧养和建造这些弟兄姊妹，甚至有些人可能还不是我们的会友。第二，支持和鼓励教会会友中在机构里服事的弟兄姊妹。主动关切他们的属灵状况，询问他们生活中的需要，为他们祷告。有时也需要有勇气劝诫一些不合真道的事工做法。第三，开始选择一个或两个与自己教会异象和信仰告白一致的机构来支持。支持这些机构，会帮助我们突破地方堂会的视野，开始更多地参与国度中的事奉。我们为机构的代祷与我们对机构的金钱奉献连在一起的时候，会拓宽我们的负担。这样的支持刚开始或许额度并不大，但这种互动（定期报告，彼此劝勉）会产生双向的益处，并不断扩张我们在国度中的属灵视野。
给机构的三点建议：第一，确立机构的信仰告白。信仰告白是基督徒社群之间彼此相交的基础，这样的信仰告白让教会，尤其是已经成型和发展的堂会，更加容易与机构之间建立互动关系。第二，发展更整全的教会观。机构要鼓励自己的同工建立对教会的委身，在教会中接受牧养，寻求教会的支持代祷和督责。顺便提实际的一点，除非万不得已，机构的活动安排不要占用主日上午的时间，因为主日对教会事奉来说是很重大的一件事。第三，以国度事奉的心谦卑地服事教会。尽管很多机构负责人在某些方面可以说见多识广，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建造教会，乃是我们所有基督徒事奉的焦点，尽管不是我们事奉的全部。（以弗所书3:21，“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谦卑不是我们的策略，乃是我们在神面前当有的态度。
愿一切荣耀归于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