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期刊 2013年09月号(总第43期) 基督教在第三千禧年初神学教育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注1]

基督教在第三千禧年初神学教育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注1]

文/理查德·伯瑞特(Richard L. Pratt, Jr)       译/钟昊

 

首先,我要感谢亚洲神学协会(以下简称:ATA)的各位领袖及其成员,感谢你们使我今天有机会在你们中间分享。我不是你们协会的成员,我多年来一直在隶属于(美加)神学院协会的美国改革宗神学院担任旧约教授,目前仍然是兼职教授。因此,我非常清楚自己在这里是一名客人,一名被你们善意邀请的客人,但仍旧是客人。

 

与此同时,我想我也应该提及,我已在ATA所代表的8个国家有超过25次教授短期神学教程的经历。目前,我在第三千禧年神学教育资源中心任主席,那是一个提供神学院程度的免费多媒体神学教程的机构。如今,我们的教程已被译制成2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蒙古文、印地语、现代标准阿拉伯文、印度尼西亚语以及英文。我们的教职人员来自十多个宗派,其中包括来自4个ATA成员国的代表。我们的教程在180多个国家被用于教会领袖的栽培,其中就包括8个ATA成员国。因此,我在你们中间既是一名客人,同时又是你们的同工,与你们共同委身于该地区的神学教育事业。

 

鉴于我在过去15年间担任第三千禧年神学教育资源中心主席、致力于多媒体教程开发的经验,这次我被邀请分享的主题是:“基督教在第三千禧年初神学教育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我来到这里的心愿,是希望与你们共同努力,为满足亚洲地区以及全世界范围内对于神学教育的需求寻求出路。

 

我曾与一位来自ATA所覆盖国家的大型教会联盟的领袖,有过一次交谈的经历。在晚餐的时候,我们的话题是针对他正面临的为他所在教会联盟的数千位牧师提供神学教育的巨大压力。我问道:“你每年需要培训多少位牧师?”

 

他的回答令我吃了一惊:“每一年,我需要培训一万名牧师。”他带着一丝苦笑看着我,问我说:“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一万?”我确认道。

 

“一万。”他肯定地点着头。

 

我深吸了一口气,尽力以我能想到最好的方式回应他,“让我这样说吧,”我说,“我想我至少知道你不该做什么。不要照搬我们在西方的做法,我们知道那样做的结果。”

 

我的回答令我这位朋友很震惊,在他的心目中,西方的传统神学教育是完美的典范。于是,我不得不向他指出在我的人生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的那套教育系统中的诸多缺陷。然而,令人欣喜的是,随着交谈的进行,我们两人最后都一致认为,在这第三千禧年初的几十年间,上帝已经以他的怜悯,使神学教育工作者们有能力应对那些缺陷,只要我们愿意抓住摆在我们面前的机遇。

 

就我们今天的话题,我将主要谈及克服西方传统神学教育的两大致命缺陷所要面对的机遇和挑战。在那次的交谈中,浮现在我脑海里的那两大致命缺陷是:1)资源匮乏;2)教学质量。

 

神学教育资源匮乏

 

我的那位朋友对传统神学教育资源的匮乏可谓一点也不陌生,他希望为一万名牧师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但倾其全力,他能做到的也只是为一间35名学生的神学院提供资金。大部分的资金被用于邀请来自北美的西方以及亚裔神学教授教导密集教程,在仿效西方神学教育模式上,这也就是他能做到最好的程度了。我希望他的处境只是个例,然而事实却不是如此。事实上,除非环境发生重大改变,在不远的将来,神学教育资源匮乏的问题只会变得愈加严重。

 

我个人对于教会领袖缺乏受教育机会的关注,来自对基督在马太福音28:19-20所交付的大使命的理解。他给予教会的使命包含两重含义。一方面,我们要使人归信基督,如耶稣所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但我们的使命同时也是教育性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为教会领袖提供神学教育,无疑是第二重含义中的一个方面,但这两重含义总是密不可分的。随着基督的跟随者们将上帝国度的好消息传遍世界,他们也要致力于满足那些相信基督的人在受教育方面的需要,其中就包括装备他们中的领袖。然而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近年来,世界上教会增长最迅速的地区,恰恰也是教会领袖接受神学教育机会最缺乏的地区。

 

早在1998年,拉尔夫·温特(Ralph Winter)就曾估计,全世界约有“两百万未曾接受过正规神学教育的在职牧师”。[2]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对于更大范围的神学教育的需要,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每个对全球教会现状有所了解的人都十分清楚,我们的牧师培养体系未能服事到很大一部分基督的身体。尽管有难以计数的教师,以他们勇敢、舍己的努力尝试满足这一需要,我们所做过的尝试仍远远达不到要求。在北美这样教会增长缓慢甚至日渐衰落的地区,神学院的数量倒是在增加;然而在教会增长相对迅速的地区,神学教育的机会却相当稀少,尤其是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地区,如今都已产生了极大的需求。

 

我们可以期待这样的情形在未来会有所改变吗?我想不会。根据所有可靠的预计,神学教育资源的匮乏只会变得愈加严重。诚然,在那些过去曾经被忽略的地区,将来会出现更多的教育机会。然而,资源的匮乏很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因为那些地区的教会将持续快速增长,而教育机会的数量则会变得越来越滞后。

 

《全球基督教地图》[3]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正在变得日益严重的资源匮乏问题。下面是它预估的2010至2050年间教会增长的情形。假设其间不会发生突发的全球性大灾难或上帝的灵超乎寻常的工作,该《地图》对教会的增长作了如下的预测:

 

全球教会增长情况

 

2010[4] 2050[5]
北美 2.83亿 3.31亿
大洋洲 0.28亿 0.35亿
欧洲 5.86亿 5.08亿
拉丁美洲 5.49亿 6.94亿
亚洲 3.52亿 5.95亿
非洲 4.95亿 10  亿

 

如果上述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那么,在2010年至2050年间,教会最快的增长将发生在拉丁美洲(1.45亿)、亚洲(2.43亿)以及非洲(5.05亿)。

 

这些数字让我们看到作为神学教育者所面临的挑战。事实是,到2050年,ATA所服事的地区将会有大约5.95亿名基督徒。当然,这个数字包括了基督教会的所有分支,但它仍然让我们看到摆在面前的任务是何等地艰巨。按照保守的估计,一位牧师负责100位基督徒,这意味着到2050年,亚洲地区将需要有大约595万名牧师。非洲的数字甚至更高,按同样的方法计算,非洲的10亿基督徒将会需要大约1000万名牧师。毫不夸张地说,在接下来的37年中,我们将无法建立足够数量的传统神学院来满足如此庞大的需求。除非我们找到一种足以堪任的策略,否则神学教育资源在上述地区持续匮乏的现状将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并不缺乏好的意愿。我丝毫不怀疑,我们中的所有人都希望看到这种匮乏的现象彻底消失。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建立一个足以仿效传统西方神学院的治学群体需要大量的资金。所需的花费过于高昂,我们根本无法负担得起足够数量的学校来满足时下的需求。在西方,我们的传统神学院体系已经变得与这种代价高昂的模式无法分割,以至于我们几乎以神学教育的“稀缺”为其价值所在。举例而言,在北美,福音事工增长迅速的非英语社群能够获得的教育资源仍然极其有限。而导致这种匮乏的原因,就在于一个信奉“稀缺”使得“高人均成本”合理化的教育体系。就像黄金和白银,神学教育之所以价格不菲,是因为它很稀缺。就全球而言,这种经济学模式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基督的身体就是无法负担为全世界绝大多数的教会领袖提供教育机会。尽管奉献者们慷慨解囊,神学院也付出了真心实意的努力,神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极少数有特权的“幸运儿”可以享有的资源。

 

容许让我作个假设,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同意,将绝大部分基督教领袖排除在高质量的福音神学教育之外是不可接受的。然而,一个紧迫的问题是:我们能够做些什么,让那数百万需要受教育的牧者(或者,我放胆说:那些配得受教育的牧者)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

 

首先,容我指出两个行不通的方法。一方面,现代全球旅行的便利不会解决我们的问题。如今,很多神学教育者旅行到资源匮乏的地区教授短期或长期教程,这的确是一件美事,我自己就这样做,也鼓励其他人更多地参与进来。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项工作所需要的流动性,以及维持一个庞大教师团队的需求,使得它成为一项不可能达成的任务。

 

在我看来,另一个行不通的办法是依靠书籍的出版。如果你我的经历相似,那么在你对神学教育的理解中,书籍一定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我相信传统出版业和全球图书发行的价值。然而,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是:到2050年,对于亚洲的5.95亿和非洲的10亿基督徒中的教会领袖们而言,他们中的很多人(如果不能说大多数)受教育的程度都不会很高。这不是智力的问题,他们能够学习神学,但他们所受正规教育的程度使得他们通过阅读来学习神学的能力有限。以我在北美的经历为例,甚至那些有着上佳正规教育背景的学生,通常也需要有人帮助他们省察和解释很多从书本上获得的信息。为教会领袖们提供书籍固然重要,但书籍本身并不能满足教育上的需求。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正如你想到的那样,我相信一套精心设计的多媒体教程能够帮助我们满足全世界范围内对于神学教育的巨大需求。过去15年的经验让我意识到,这样的一套教程可以提供给数量庞大的学生群体,并且能够适用于各种不同教育程度的受众。

 

在这里,“精心设计”的标准就显得至关重要。对于什么样的多媒体教程设计才能帮助我们解决教育资源匮乏的问题,我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教程必须设计为可通过多种途径传播

 

不同的教会所拥有的技术资源都有所不同,而技术又总是在不断更新。不幸的是,很多媒体类教程的可用性非常的有限,因为它们仅仅被设计适用于一两种技术。为了应对技术的多样性和变化性,一套教程必须以尽可能多的格式传播:纯文本、音频、硬件视频(DVD、闪存、硬盘等)、网络下载和流媒体、各种移动设备以及卫星电视广播。

 

2. 教程必须是多语言的

 

教程必须以专业的水准翻译为神学生所使用的语言,译者应拥有高等神学学位。

 

教程必须是多文化的

 

我的意思是,在教程的制作和表现方式上,必须与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学者和教会领袖共同协作。这个要求将最大可能地提升教程在不同的文化处境中的适用性。

 

教程必须易于处境化。

 

教程的内容应该为来自本地文化的学者和教会领袖提供大量的机会,使他们在使用过程中能够广泛地参与评价和讨论。

 

教程必须是多宗派的。

 

如果教程的对象是数量庞大的教会领袖群体,教程内容就必须强调福音派教会所共同认信的真理,并应以尊重的态度表达范围广泛的福音派传统。

 

教程必须易于升级更新。

 

媒体类教程必须是可以被更新的,以便始终切合现时的需要。

 

教程必须是图像化的。

 

也就是说,教程的视频部分必须主要由吸引人和激发思维的图像组成,而不能主要是一名教授授课过程的录像。

 

教程必须是“颗粒化”的。

 

换句话说,教程的各个单元必须是相对独立的,这样它们就可以被随意组合使用,以满足不同情形中的需要。

 

教程必须符合成人教育学的原理。

 

整体而言,成人教育学(即成人学习理论)在神学教育领域的应用程度还相当有限,但它对于媒体类教程的设计尤其重要。除其他要求以外,媒体类教程应包括交互性、灵活性、即时强化功能、多渠道可访问性等等。[6]

 

在与世界各地的神学院沟通交流该设想的过程中,我常听到两种反对意见。第一种通常来自神学教授,他们对于认可一种过于依赖于媒体教程的神学教育计划心存疑虑,因为觉得那样的教程的质量无法与他们的校园类教程相比。我同意在教育领域,质量和数量呈反比关系。因此,我认同他们这样的担心。然而,我同时也相信,神学院可以通过为主要基于媒体教程的教学计划提供不同的证书,从而保持他们的在校培养计划的价值与长处。

 

第二种反对的声音通常来自神学院的行政管理人员。制作一套符合我在上面提及的标准的多媒体教程的价格不菲。因此,大多数神学院很可能都不愿意在这方面投入资金。然而,如果神学院以合作的方式与其他人共同承担所需的花费,制作高质量多媒体教程的费用是可控的。再者,运作这样的培训计划的后续费用,将可以通过它的低人均成本以及规模化效应得以解决。

 

总之,教会的使命要求我们为当下以及未来神学教育资源匮乏的问题找出解决方案。我们生活的时代,使得将高质量的圣经和神学教育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传播成为可能。我们有能力为教会的每一位领袖提供机会,使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国家、用自己的语言了解神学教育的基本内容。通过协作努力,我们能够找到解决之道。

 

神学教育的质量

 

你还记得我对我那位朋友说的:“不要学我们在西方的做法,我们知道那样做的结果。”当我给出那样的建议的时候,我心里想到的是传统西方神学教育的第二个缺陷:我们所提供的教育质量。

 

在我拜访美国的那些知名神学院的教授和管理人员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被反复地提及:神学院正不断地接收到来自他们所服事的教会的压力,要求他们为学生提供更为实际的神学。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一个长久以来就存在的问题。但我相信,今天的神学教育者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更为有效地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再次回到基督在马太福音28:19-20所宣告的大使命。我们已经提到过,福音所及之处,都应该为教会的领袖提供神学教育。然而,现在让我强调耶稣对教会的命令:“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也就是说,神学教育应该反映出耶稣教训的广度。老实说,耶稣所教导的内容远比传统神学教育通常所教导的广泛得多。当我们将耶稣的话和保罗在教牧书信中(提前3:1-13;多1:6-9)提出的教会领袖的资格放在一起思考的时候,显而易见的是,除了通常的神学教程之外,还有太多需要被教导的内容。

 

大多数的西方神学院都一致认同,如果它们要装备神学生将来在教会里进行卓有成效的服事,神学教育必须处理范围相当广泛的问题。人们已经使用过多种不同的术语来描述这个范围,但它们通常可以被表述为三个大类:神学和圣经内容、教牧技能、学生的个人生命成长。[7]

 

就“神学内容”而言,我想到的是获取及记忆与圣经和神学相关的各类信息。就“教牧技能”而言,我指的是各种能力的集合:如解经、讲道、教导、辅导、计划、管理、人际交往能力等等。就“个人生命成长”而言,我想到的是学生品格的历练以及卓有成效的服事所需要的心理、态度、情绪、道德、灵性各方面的成熟度。不用说,这三个领域是彼此高度相关的。每一个领域的能力都依赖于其他领域,而某个领域中的弱点也会弱化其他领域。教育理论学者们早已开始强调这种整全性,如今它已成为一种常识。

 

尽管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同意上述各个领域对于教会领袖而言都非常重要,我们同时也都意识到,西方的传统神学教育鲜有例外地将太多的关注集中在其中一个领域,而忽略了其他。我们一直强调内容的获取以及记忆,其次得到关注的是教牧技能,最少受到关注的是学生的个人生命成长。简言之,教牧技能和个人生命成长被我们忽略,让位于对神学内容的强调。

 

如今在我的国家,神学院正在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应对这个问题。其中一些神学院有意识地决定将关注点几乎完全集中在神学内容上,同时让教会去负责教牧技能和个人成长方面的需要。其他一些则尝试将教学计划延长,或者让学生攻读辅导方面的学位,从而充实他们所受的教育。然而,大多数神学院则是尝试将更多的学时分配给教牧技能和个人成长方面的教程,但它们已经遭遇到极大的阻力,其中大部分来自教职人员。

 

我所看到的问题是,对于我们这些从事学术性神学和圣经研究的人而言(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深知学生在这些学科中需要学习太多的内容,我们无法想象将其中任何一部分的时间让位给实践神学的教导。我们都知道要从这些学科中提炼出可以在短短几小时之内传递给学生的内容,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我们怎么可能再缩短时间?

 

请允许我提出一个建议。我们在课堂上向学生传递足够信息的时间已经显得非常有限了,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应付这个难题,而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们让学生阅读书籍,从而增加信息获取量。换句话说,我们的做法是:将某些信息传递的需要转嫁给阅读任务,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专注于要教授的内容。因着这样的缘故,我要提出的设想其实并不如它表面看上去的那么激进。

 

实际上,我的建议是:借助多媒体教程,如今我们有机会将甚至更大一部分信息传递的任务转移至课堂外的时间。制作多媒体教程的优势在于,它可以优化省察和表达信息的方式,从而使学生更易于理解。事实上,美国教育部新近发布了一项研究结果,该研究比较了同样的信息在教室内和通过多媒体教程的接收和记忆的情况。该研究结果极有说服力地显示,与透过现场课堂演示接收信息相比较,学生通过多媒体教程接收和记忆信息的效果,即使不能说更好,至少也是不相上下。[8]除此之外,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翻转课堂”现象,也同样指出了这样的发展方向。要证实上述的结果当然还必须进行更多严谨的研究,但由可汗学院推广的“翻转课堂”所取得的初步成果的确为上述发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9]

 

这并不是说多媒体教程很快就会取代老师的课堂授课,恰恰相反,我想要表达的是:通过多媒体教程所学到的内容,可以有效地提升课堂教学的效果。与其只是为了引介信息而花费大量的课堂时间,我们可以在现有的学院中应用多媒体教程,将课堂时间解放出来,去关注教程的应用层面的内容,包括教牧技能和个人成长这些对于带领教会至关重要的课题。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谈论如何运用精心设计的多媒体教程,改进目前神学院的教学质量。毋庸置疑,现有神学院的教学质量的改进将会使全球的教会获益。然而,我最主要的关注是如何将这些观念应用到那些处于教育资源严重匮乏地区的学习群体中去。

 

容我谈一谈基督的身体在那些教会领袖很少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地区所经常面临的一项挑战。在那样的教会群体中,总是有很多年长、经验丰富的教会领袖可以为年轻的学生和牧师提供令他们受益匪浅的指导。然而,他们的优势主要在于教牧技能和个人生命成长方面,而不是在神学和圣经内容方面。事实上,那些地方的年长的领袖和相对缺乏经验的带领者们一样需要补充神学和圣经方面的知识。其结果是,年长的领袖们通常不愿意为年轻的牧者建立学习的团体,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无法胜任为学生们提供他们所期待的教导。在类似这样的情形中,多媒体教程就可以大展身手。年长的牧者们不再需要花费时间预备学术性的授课,而是可以借助多媒体教程来提供神学和圣经内容的教导,同时,将他们的时间专注于培养学生的教牧技能和个人生命成长。

 

我在很多地方都见到过上述的情形,当地教会里的年长的领袖几乎没有时间预备正式的学术性科目的教导,但他们在教牧技能方面很有恩赐,并且个人灵命成熟。这些年长的领袖就借助多媒体教程为自己和学生们获取基本的圣经和神学方面的内容,而当他们与学生们在一起的时候,则专注于学习那些神学内容的应用层面的意义,即对于教牧技能和个人生命成长方面的意义。类似这样的情形使我心生盼望,使我相信我们有能力克服那些年长的领袖因为觉得无法胜任就不愿意着手建立并督导学习群体的问题。

 

基督教信仰传播到哪里,哪里就总会需要有老师为学生提供、澄清、解释神学和圣经方面的内容。然而,正如读写能力的提升和活字印刷术极大地降低了在传递基本神学内容方面对教师的依赖,在多媒体教程的时代,这样的依赖则是更进一步地被消除了,而这实在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如今,无论是在成熟的神学院,还是在刚刚建立起来的学习群体中,神学教育者们都可以将更多的时间用于专门性的学科以及神学和圣经内容在教牧技能和个人生命成长方面的应用。

 

诚然,这样的机遇也使神学教育者们面临极大的挑战。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必须改变我们自己的所是、我们教导的内容以及教导的方式。我们必须关注我们自身的牧养技能和个人生命成长,这样才能有东西教给学生。这也许会令我们中的许多人颇感畏惧,但那正是将来的教会领袖需要从他们的教导者那里学到的东西。他们需要从我们身上获取的,是我们在过去的日子里所积累的智慧,这样他们才能站在我们肩上,将基督的福音传至地极。就像我最近对一位好友所说的那样(他最近刚把他的一些新约教程做成了多媒体课件):“从现在起,你的学生们不再需要你重复那些你已经教了几十年的内容了。现在他们需要的,是你这个人,他们要观察你的生活,发现你的弱点和强项,效法你,如同你效法基督。”同样的事实对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适用。也许这听上去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我们的学生的确需要那些被基督的灵充满的老师,他们需要老师成为他们的朋友、榜样和辅导者。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第三千禧年之初的基督教教育者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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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是理查德•伯瑞特博士(Dr. Richard L. Pratt, Jr)2013年8月15日在ATA的大会发言,承蒙第三千禧年神学教育资源中心授权刊载,特此致谢。 ——编者注

[2] Ralph Winter, “The Largest Stumbling Block to Leadership Development in the Global Church: Needed: A Revolution in Pastoral Trai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ns, 20.3 (2003): 92.

[3] Todd M. Johnson and Kenneth R. Ross, Atlas of Global Christianity 1910-2010, Edinburgh: Edinburg University Press, 2009.

[4] Ibid., p.9.

[5] Ibid., p.45.

[6] 参见:Knowles Malcolm S. Andragogy in Action: Applying Modern Principles of Adult Educ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4。Knowles提出了四项原理,它们对于了解成年人的学习模式颇有助益:1)成人学习者应参与学习的策划与评估;2)学习活动必须是体验式的,即使学习者会犯错也要如此;3)学习本身应对学习者的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4)成人学习应专注于解决问题,而非简单地提供信息。

[7] 尽管数十年来,类似的概念已经在教育类文献中被反复提及,我的良师及同事约翰•弗雷姆(John Frame)还是令我不胜感激,正是他以这种“三重视角”的模式,影响并塑造了我对这个领域的认识和理解。参见 John Frame, Doctrine of the Knowledge of God, Philipsburg, NJ: Presbyterian & Reformed Publishing, 1987, pp.73-75。

[8] Barbara Means, Yukie Toyama, Robert Murphy, Marianne Bakia and Karla Jones, Evaluation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s in Online Learning: A Meta-Analysis and Review of Online Learning Studi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D), Office of Planning, Evaluation and Policy Development, 2009.

[9] Sonjay Gupta, “Khan Academy: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60 Minutes, March 11, 2012. Retrieved from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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