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文/饶以德
上海火车站充满离愁。许多大学生正为一对外国夫妇送行，那外国妇人生得端庄清秀，她身旁的男子身材高瘦，干练的脸庞上挂着紧蹙的眉头——他便是内地会的宣教士艾得理（David Adeney），他们正踏上离开中国的路。
时值1950年的八月，对内地会上下而言，这都是一个难熬的酷暑。稍早，中国共产党和一批基督教牧长共同发表了“三自宣言”，虽然肯定基督教会自立的努力，但同时将宣教士和部分基督徒认定为帝国主义分子。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内地会这样的外国差会在中国的处境更加困难。内地会当时的总主任华福兰（Frank Houghton）也提到：“我们的存在造成中国基督徒的难处、尴尬，甚至危险。实际上，我们是阻碍而非帮助。”几经挣扎，最后，内地会做了沉痛的决定：全面撤出中国。
坐在颠簸的火车上，艾得理想到老师杨绍唐。为了顾全牧养的两个教会，杨绍唐不得不与政府妥协，也在宣言上签了字，引来许多信徒的失望与指责。他也想到强调纯正福音与至死忠心的好友王明道，坚持不让信仰与政治势力挂钩，他将会付出什么代价呢？看着向远处延伸的铁道，想到挚爱的中国教会正面临分裂、倾覆的关口，不知道前方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只剩下那节陪他来到中国的经文：“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申33:25）。
开路
1934年的春天，在伦敦的内地会总部，一位青年正焦急地来回踱步。他是艾得理，正在为隔天的审议会祷告，他迫不急待要前往中国，但委员对他的评估却不甚乐观：“他太瘦弱”、“总是拼命过度”⋯⋯戴克医生（Dr. Northcote Deck）的评语更是直截了当：“十分冒险。”
但艾得理已无法再压抑前往中国宣教的渴望。他出生于一个特别的基督徒家庭，父亲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宣教士，母亲家境优渥，他们的心愿是儿女皆能成为宣教士！中学时期，透过戴德生的传记、盖落洼的《神迹千里》，他看到中国的需要。他原本打算中学一毕业就直接去中国，但祷告后他还是踏实地先进入剑桥大学，但利用入学前的八个月到宣教士训练营（Missionary Training Colony）受训。
在训练营里，年仅17岁的艾得理面对了超龄的挑战，在集体生活、简朴环境、实际事奉中操练自己的顺服与信心。栖身在破落的小屋，大伙同吃同住，每天早起跑步、洗冷水澡、进厨房烧饭，甚至仅带着微薄的生活费远行布道；训练营的经验让艾得理更认识何谓宣教。到了剑桥大学，艾得理真是如鱼得水，在正式上课之前，他就先冲去学生团契了。剑桥各样的聚会、查经班、祷告会，艾得理几乎无役不予，大一还没过完，他就获邀成为团契的核心同工。剑桥的生活为艾得理未来的工作奠定了扎实的根基。
再次走进会谈室，艾得理看到墙上写着：“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回顾上帝过往的带领和内心的感动，他深信这是主所指示的道路。没人知道前方的路会是如何，但面对如此鲜明的异象，委员们决定“冒个大险”。多年后，当艾得理再次遇见戴克医生，他对艾得理说：“自从你去中国后，我每一天都在为你祷告！”
中国之路
艾得理最初的工场是河南的方城，在他骑了一整天的脚踏车，即将抵达目的地时，就因为体力透支而昏倒了。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艾得理展现了超乎常人的坚毅，他克服深奥难懂的中文，试着享受桌上陌生的食物，陪伴教会度过饥荒和洪水。这位瘦弱青年竟能在中国的穷乡僻壤存活，实在出乎众同工的意料！这位宣教新兵也有他自己的特殊补给，艾得理曾跟着杨绍唐的灵工团学习。在这个专门训练中国传道人的团体中，在这位属灵前辈的身上，艾得理再次重温训练营的教导：承认自己的有限、领受基督的能力。这或许是他服事得力的秘诀。
1938年，内地会在汉口促成了“英美同盟”——来自英国的艾得理与来自美国的德忠玉（Ruth Temple）结为连理。两人是在鸡公山的退修会中认识的，他们来年就有了第一个女儿美英（Rosemary）。向中国人传福音是这个小家庭共同的方向。为了亲近所服事的中国人，艾家不住西洋式的建筑，他们住在狭窄简陋的中式房舍。艾得理每天四处奔波，忠玉则要随时准备招待突然来访的客人，小美英有时候也要跟着父母一同外出旅行服事。
1941年，艾氏夫妇返回英国述职休假。他们确实需要好好地休养一番。艾得理希望休息后能立刻回到中国，长年的相处让他认同这片土地。在战火中，他看到远离家园的难民、流亡的年轻学生，也看到坚守信仰的中国信徒，他对中国的负担更加强烈了。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让回归中国变得遥遥无期，此时适逢美国校园团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刚刚起步，鉴于艾得理在剑桥团契的经验，内地会派他前往支持，不但坚固各校团契，更要在当中传递宣教负担。当美国校园的事工渐上轨道，他又获邀回到英国，负责内地会的代祷事工，特别是搜集、公布关于中国的消息。
神无绝路
中国虽然处于满目疮痍的战乱之中，但上帝反而在这样的废墟间动工，许多令人鼓舞的消息不断传出。大批的学生涌入战时的陪都重庆，这些学生目睹战争无情，经历颠沛流离，内心对真理充满渴望，团契、查经班如火如荼地展开。1945年，内地会宣教士孔保罗（Paul Contento）和中国牧师赵君影一同催生了中国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会）。这个消息自然让艾得理兴奋不已，更叫他欣喜的是，日本宣布投降。
艾得理迫不急待，先孤身回到中国，忠玉和孩子们——继美英之后，他们又生了约翰、迈可，柏纳则还在妈妈肚子里——稍后前来团聚。学联会的事工急速成长，而这正是艾得理梦寐以求的。他前往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带领团契、在成都主领一连串学生布道会，在北京与著名传道人王明道同工，举办布道会，最后回到南京的学联会总部。1947年，全国基督徒学生联合夏令会在南京举办，场面热烈，前所未见。350名大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一同敬拜、查考圣经，并且发起了连锁祷告，闭会时有多达八十人上台分享见证，圣灵的感动满溢在众人之间。但这样的属灵高峰似乎是为了即将来临的幽谷而预备的⋯⋯
抗日战争刚结束，中国大地尚未从创伤中复元，国共内战又掀起波澜。中国教会的未来已是乌云密布，艾得理知道时日将近，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握最后的时间，印制名为《信仰问题》的小册子，帮助学生面对无神论的政权。
终于，中国的门似乎关上了。等待收割的广大禾场，急需牧养的中国信徒，他们未来将面对什么样的光景？艾得理也没有头绪，但他确信：“我们唯一的盼望是，完成神所呼召我们去做的工，并且在世界各地主耶稣的教会中，尽全力来服事。”
无数新路
1956年，艾得理一家终于重返亚洲，他们落脚于香港——这座城市有着英国的色彩、中国的底蕴，在亚洲快速现代化的浪潮中扮演先锋。艾得理的新职务是国际学生福音团契（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的远东区总干事，他要在十多个新兴的亚洲国家中，促成校园团契的诞生与发展。光是在香港，艾得理就有一堆做不完的工作，他先鼓励香港大学的基督徒社团装备起来，成为校园中的福音基地，又推动福音阅览室，成立毕业生团契、护士团契、教师团契，让学生起来服事学生。
“教会不是已经有自己的学生团契了吗？”时任台湾大学教授的张明哲提出许多人共同的疑问。“基督徒学生在校园的服事，并不会拦阻他们在母会积极投入的心志；并且，在学校团契中，与其他宗派基督徒相交所得到的造就，能帮助他们经验在耶稣基督里的合一。”在艾得理耐心的回应与游说之下，这位教授领悟到校园团契与教会团契之间的相辅相成，于是接下台湾校园团契的委员会主席，服事达二十年之久。
艾得理清楚知道，若要完成这个国际性的事工，神的国需要更多跑道、更多跑者。而他现阶段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发掘这些跑者，引导他们走上蒙召之路。菲律宾的马加立（Bel Magalit）是一位医学生，他在大学团契热心事奉，当他毕业之时，艾得理挑战他走上全职学生工作的道路。在台湾，曾参加过学联会退修会的查大卫在火车上与艾得理意外重逢，在分享对于学生工作的想法之后，查大卫成为台湾校园团契的首位同工。艾得理还在香港发现了一个很有恩赐的女孩，支持她前往美国进修，又介绍她到台湾校园负责文字事工。这个女孩叫做苏恩佩，她后来创办了“突破机构”，深深影响香港的青年人。还有一个港大毕业的青年，艾得理鼓励他投入服事，担任《道路》刊物的编辑，这个年轻人叫做冯荫坤，他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圣经学者。
新的挑战很快又找上了艾得理。撤出中国以后，内地会将服事对象扩展至亚洲的各族各民，1964年，正式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Overseas Mission Fellowship, OMF）。经过多年的观察，使团的亚洲工场主任李亚农（Arnold Lea）看到亚洲地区神学教育的困境，神学院数量不足，而教学内容时常无法切合工作现场的需要。于是李亚农找上了艾得理，提议创办一所特别的学校：有知识学习、有实际服事、师生同过团体生活、重视学生的灵命塑造，目的是栽培出能投入服事的工人。这所学校叫做门徒训练中心（Discipleship Training Centre, DTC），它仅招收约二十名学生，老师学生都必须集体住宿、一同生活，课程安排也不同于一般西方学术导向的神学院，而是以亚洲服事现场的需要为安排主轴⋯⋯这是一个大胆的实验，艾得理毅然走上这条无人走过的路。作为创办院长，他为中心的建置与风格奠下基础，并且亲自挑选、邀请学生，与学生一同在跨文化的群体生活中挣扎、成长。多年来，门徒训练中心为亚洲教会栽培了无数工人，依然持守最初的感动，塑造合乎主用的门徒。直到今日，中心大楼的横梁上面，仍然刻着醒目的一行大字：“与主同在，任主差遣（To be with Him and to be sent out）”，这句话出自马可福音3:14，是艾得理留给中心的座右铭。
作家鲁迅曾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句话只说对了部分，在看似无路的时候，若非开路的神，若非愿意勇敢跟随的门徒，岂能得见柳暗花明又一村？197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逐渐起动，关于中国大陆教会的消息也慢慢传递出来。艾得理虽然已经退休，但他仍无法停下脚步，开始搜集中国教会的消息，定期发送《守望中华》代祷信。在中国开放、海外人士可以来华旅游探亲之后，他也是迫不急待地返回——多年的压力，虽然有许多人跌倒了，但仍有许多人忠心不屈，艾得理见到了以前学联会的同工，以及为信仰入狱数十年的王明道。中国的教会比他离开时更加强壮，但敏锐的艾得理也看到中国许多的需要，他继续推动事工、鼓动更多人借着诸般智慧投入这片广大的禾场⋯⋯
1994年，艾得理终于停下他忙碌的脚步，安葬在加州柏克莱一处叫做中国山的地方。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但上帝今日依然在各处开路。你还在犹豫前方的路是否过于冒险吗？还在埋怨前方无路可走吗？我们是否愿意学习艾得理的榜样：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在无路之处放胆跟随，绝不轻易停下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