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中国教会的复兴简况

文/边云波

抗日战争首先是砺练了神忠心的仆人。比如王明道先生，在抗战的八年时间里，在当时被日本侵占的北京，为神作了美好的见证。1937年日本侵占中国沿海一带以后，在日本侵占区成立了中国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后来改名叫基督教团，强迫中国的传道人加入。实际上是日本人利用、指派一些新神学派的人成立这个信仰混杂的组织，好加以控制。王明道先生冒着生命的危险，坚持真理，坚持正道，就是不肯加入日本人所控制的、信仰混杂的“基督教联合促进会”。

有位初立鹏弟兄讲过基督徒聚会处栾腓利弟兄的见证。栾弟兄当年在东北一个公司里做职员，同时也负责教会的工作。他也是不肯加入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有一天，栾腓利弟兄在办公室里忽然感觉到，这个地方很危险，应当马上离开这里，于是就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离开了办公室。走到公司门口的时候，他迎面遇见日本宪兵带着一些中国汉奸。这些人正是要来捉拿栾腓利，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他。他们拿着枪，对着栾腓利弟兄，凶狠地问：“栾腓利在哪里？”——基督徒是不能说谎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栾腓利弟兄，你该怎么回答？感谢主，那时栾腓利弟兄靠着主的恩典，心里面很平安，神给了他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用手指向楼上的一个办公室的窗户，镇静地对他们说：“刚才我在那个办公室的时候，栾腓利正好在那里。”那些日本兵一听，就吼叫着对他说：“你走开！”他们急忙上楼去抓栾腓利，而栾腓利弟兄就是这样脱险的。

神在抗日战争时期，藉着患难、艰难，砺练了许多神忠心的仆人，即使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向神尽忠。

其次，抗日战争促使福音传向内地。福音最早传到的地方，是山东、福建，这都是沿海地区。后来东北、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福音逐渐兴旺起来，但也都是在东部地区。然而，由于抗日战争中这些地区被日本军队侵占，许多信徒迁移到四川、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地，就促使了福音传向内地，带来了当时教会空前的复兴。

第三，转变了许多学人归主。抗战以前，有些知识分子反对基督教，因而形成了一个“非基运动”。当年的确也有一定的声势。但是到了抗战时期，这个“非基运动”竟然再无声息，彻底地烟消云散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是神自己的手在工作。抗战时期，许多大学也迁到内地去，比如兰州师范学院、西安交通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是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大学联合在那里举办的一个大学），还有陕西南部的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医学院、西北工学院等等。（后来西北工学院逐渐改组，就成了中国发展航空、航天事业的教育中心。）此外中央大学，本来位于南京，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所培植的一个大学，后来迁到了重庆。复旦大学也由上海迁到了重庆。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爆发了日美的战争，从那以后，所有沿海一带由美国人所建立的教会学校也迁到内地去了，例如燕京大学迁到了成都的华西坝。这些学校里信主的老师、同学，也都跟着迁移了过去，他们向一些不信主的同学传福音，而由于生活艰苦，有些同学感于地上的苦难，也接受了救恩。这样当时便出现了许多学生归主的兴旺现象。当年在许多学校里，无论是不是教会学校，几乎都建立了基督徒团契。校园福音几乎是遍地开花了。那时有人估计，全国几乎每一个大学、中学，都有基督徒团契，都有基督徒学生建立的基督徒组织。（当年只有陕西的大学、中学里，基督徒组织不叫“团契”，而叫“基督徒灵修团”。其实信仰和活动内容都是完全一样的。）

另外在那一时期，也有许多无名的传道者到处奔走传扬福音。在这里仅提两件事例。我在贵州亲眼见到的一个无名传道人，比我年长一代，名叫张复生。张复生弟兄很朴素，凭着信心步行到各处为主传道，他原名叫张丹溪，本来是一位共产党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革命者，信主以后改名叫张复生，到处传道。

1948年我在南京的郊区栖霞山传福音的时候也见到了一位四五十岁的传道人，他风尘仆仆，步行到一个个村庄去传福音，我们一见如故。后来谈起来才知道，他是凭着信心、靠着神的供给生活的；也就是说，只有信徒受到感动、自愿地供给他的时候，他才接受。他就是这样靠着神到处传道的。这位弟兄让我很受感动。中国当时已经有许多无名的传道者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