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文/刘同苏
因为举办《福音》首映式的缘故，春节前后，去了几个不同的城市。这是回国培训以来，第一次走出北京。在各地行走，深切地感到神的手正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在中国动工。
温州
首映式的第一站选在温州当然有其象征意义。神在上世纪中叶就开始兴起温州的家庭教会，并一直保守其兴旺直至今天。神让这个地区的福音运动持续繁荣，必有普遍的意义在其中。
温州有两件事情非常显著：福音的兴旺与经济的繁荣。这两个现象的直接推论似乎是“福音保证发财”。但是，这一推论显然不能普遍的适用：河南的福音运动并没有产生实际的经济效益，而广东的经济繁荣也不需要福音作为诱因。这一事例仅仅证明：福音兴旺可以（而不是必然）与经济繁荣并行。温州的见证对当前的中国福音运动具有普遍的启示：如果财富与福音不矛盾的话，福音就可以进入主流社会。由于中国教会长期居于社会的边缘地带，以致教会形成了极具片面性的传统，以为福音只能在贫穷、无知、低下的状态中传播。但却没有看到只能存身于贫穷、无知、低下中的“上帝”已经不是无限的上帝了。上帝可以存身于贫穷、无知和低下中，也能够显现在富足、知识和权势里面。不能进入富足、知识和权势的上帝，不是超越了富足、知识和权势，而是被富足、知识和权势限制了。温州教会正是中国教会进入主流社会的先导。
生命需要积累。温州教会的长期持续兴旺，建立了国内不多见的整个地区的丰厚灵命资源。温州之行最震撼的场面是大学生同工培训营。每天清晨，天还未亮，在凄雾弥漫的山间营地上，二百五十名年轻人在一同祷告（营会最后一个早晨，笔者特地从大堂回宿舍看了一下，除一位有特殊原因的男生，所有的学生都在大堂祷告）。在世界各地的营地行走，还没见过与会者如此齐整地在早晨五点钟起床一同祷告。这不是营地在搞什么特别的奋兴，也不是年轻人热血奔涌时的冲动表现，这是一种灵里的传统自然地流过新一代的生命。在温州，笔者见过传道人睡觉前俯伏在床上祷告，注意到前来作客的传道和同工先祷告再谈话，听说了温州祷告山上自1989年6月5日以来从没有一天间断过的祷告之流。温州教会的兴旺绝不是偶然，那已经印在生命深处的祷告传统是教会兴旺的真正渊源。祷告是通向生命之源的管道，而神就是通过祷告的生命在世间作工。
生命也必须具有有形的表现形式。温州的家庭教会有市议会、区、大点；点的纵向结构也有崇拜、探访、神学培训、文字事工、本地福音、外地福音、特殊人群事工（笔者在温州第一次有机会专门向聋哑人讲道）等面上的搭配。在市一级有这样相对完整的整体教会结构的地区，在国内恐怕是绝无仅有。相对成型的教会结构是温州教会在目前的优势之一。
在温州，主流社会对教会的承认（至少是包容）极为明显。在营地所在的山区，每一个村子都有家庭教会建造的优美教堂。在城区，几乎所有的家庭教会都拥有自己的堂会（房子或单元）。不少家庭教会拥有的教堂内部装修的精美程度可以令许多美国教会自愧不如。一些堂会坐落在大街的门上，公然贴着有“基督”“拯救”等字句的对联。教会聚会使用的音响设备将诗歌和祷告的声音充满整个小区。在温州的第二场首映式在城区一个八百个座位的教堂（家庭教会自己拥有的）举行，许多行人听到放映的声响，就走进来站在教堂的后面观看。在此前的圣诞节期间，有些区已经组织过数千人的街头福音布道或者上千人剧场里面的音乐布道会。这些都象征主流文化对教会的接纳。进入主流文化，便可以使用主流文化里面的资源。借用主流社会中的商业组织和财政力量，无疑是温州教会的另一个优势。
温州教会现有的优势使其成为目前全国福音运动的中心之一。但是，这些所谓优势仅仅具有暂时的意义。不过是因为中国的福音运动刚刚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温州教会先行一步所积累起来的那一点点资源才显为优势。这一点点所谓的优势距离成熟的教会还有很大的距离。
区点式的教会结构难以触及人们生命的深层。传道人仅凭“派单”在各点巡回讲道，只能间断地在主日与会众接触。生命的建造绝不可能仅仅是理念的教导，而是生命的传递。而生命的传递必定以日常生活里面的持续连接为前提（看看耶稣与门徒的关系就可以知道）。只有建立亲密的关系，教导才有可能触及生命的深层，而亲密的信赖关系只能在日常生活的持续接触中建立。区点式的教会结构基本以维系主日崇拜为目的。若着眼点仅仅在主日，日常生活便遗留在教会生活的涵盖之外，基督徒就成为了主日的基督徒。温州商人中间有很高比例的基督徒，但温州商业作风却在全国为人垢言，这正是教会生活与日常生活脱节的一个证明。火红的教会发展却未能造就相应的文化更新，这种火红必定掩盖着虚的成份。
建立堂会制是温州教会继续深入发展的前提。只有以点为基本的灵命生存单位，生命的连接才可能达到较深的层次。堂会制要求现有的区点的关系转变（生命的重心转移到点上），点内部的同工群的建立（生命的基本循环以点为环境），传道人全时间在点上的服侍（包括传道人薪金福利制度的建立）。仅在主日于各点游走的业余传道人，只可能带出业余的基督徒。只有在固定的教会生活里面每日为父为母地牧养群羊的传道人，才会培育出成熟的生命。
生命是全面的，从而，一个全面的灵命绝不可能只会祷告和背圣经。在观察温州教会的领袖，聚会，文字事工，外展福音工作（此次没有机会接触神学培训），可以感到教会的神学装备与把握文化资源的能力尚有欠缺。例如，在大学生营会上，当讲道从感性的和直接公式性的语言转到说理和分析时，与会者普遍不能适应；同一篇以史学语言讲述神在中国历史里的作为的讲道，北京大学生营会的回应是数以十计的学生决志成为全职传道人或跨文化宣教士，而温州大学生营会的学生则普遍听不懂甚至质疑为什么要讲教会以外的事情。如果在温州教会中知识层次最高的年轻同工尚且如此，教会未来的发展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从客观上讲，温州的文化底蕴较薄，可供教会把握的文化资源相对有限；可以预计当福音深入触及国内各大都市之后，温州在全国福音运动中的影响力便会衰退（如果别人能把握的文化资源，你把握不了，则别人能解决的文化问题，你也就无法解决）。从主观上看，温州教会相对比较封闭。温州教会曾经凭借这种非开放性而避免了异端的侵袭，但目前却因此而限制了自己的生命幅度。在教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就封闭定型，难免在不久的将来面对被淘汰的危机。
即使在剩下的狭窄领域，温州教会的生命也不能说完全了。在世界各地的营地讲道，从未经历过温州营会听道时的状况，上面讲道，底下如同菜市场般得嘈杂。在世界各地的营会里，从没有遇到这样多信主如此长久的大学生；可是这些在教会里面生活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都出生在基督徒家庭）的人，怎么在教会生活的基本规矩方面，连信主几个月或一二年的人都不如呢？回到市区讲道和培训，才发现敬拜和同工培训时，人们也是出出进进，甚至私下讲话。敬拜的秩序体现了敬拜的生命；没有基本的敬虔和长久敬虔生活养成的日常习惯，就难以形成普遍遵守的敬拜秩序。即使在狭义的教会生活中，温州教会也仍然有许多尚待提高的地方。
在温州待的时间太短，所以难免以偏概全，而且预先的期望值太高，从高处量下来，不免先看到不足之处。神目前的确正通过温州教会祝福整个中国的福音运动，但是，如同笔者在温州反复提醒的：如果温州教会不能自我更新，则今天的河南教会和安徽教会，就是二十年后的温州教会。
上海
作为北京人，不免对上海有些文化偏见；加上一直在北京家庭教会服侍，也就沾染上一点北京教会的“骄傲”。可是，此次上海之行，改变了笔者对上海教会的不正确看法。首映式于情人节在浦东举行。这肯定是祝福上海的教会在未来成为基督圣洁的新妇。两天里面，仅仅与五个团契的弟兄姐妹有一点点接触，却已经看到神对上海之计划的端倪。
上海教会的类型是市民的教会。市民的特点就是务实，不想什么大事，实实际际地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行了。北京人鄙夷这类实惠或庸俗；即使北京的教会，多少也有点看不上上海教会的小气与胆怯。然而，无限的上帝在所有的文化中作工，他可以把“小气”与“胆怯”的实惠文化点化为建造中国教会大厦的梁木。
首先，市民的文化就是大众的文化。即使知识分子（北京教会）与商人（温州教会）具有较大的能量，但在绝对人数上依然是城市文化中的少数。国营企业的工人（东北教会）尽管在一些地区具有数量优势，可毕竟属于正在衰减的夕阳人群。在固有城市人群中，市民肯定居于多数（在城市的新文化结构中，以民工为代表的进城农民居数量首位）。市民的教会就是大众的教会。无论知识分子与商人凭借自己的文化优势开拓出多大空间，最终实际占据这些空间的仍然是大众。市民的教会不会成为先锋，却是教会实际占据城市文化的力量所在。市民教会的低调有利于大众的进入，而最终成为福音进入主流文化的主要通道。其次，低调有时也是生命造就的优势。无论画面多么大，眼界多么高，若要成为生命，还得在微小的细节上一步一步地实现。上海教会的实惠恰恰成就了他们在实际生活里面实在改变生命的传统。此次在上海，没有听到高深的神学，宏大的异象，大型的活动，新辟的领域，所闻所见无非是非常具体地改变自己生命的实际见证，而这正是中国教会未来发展的关键之一。说一句不太情愿的话，在这一方面，北京教会还真得向上海教会学习。
作为市民类型教会的先导，上海模式一定会被普遍地效法（毕竟每个城市都有市民）。目前都市消费文化正在整个中国兴起，上海恰是该类文化的楷模。在这一意义上，上海教会在此类文化中的生命经历更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文化是“肉身”的质料；处在文化中心的上海教会，只要把握了浓厚的文化质料，必会对福音运动的进展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福音运动的发展开始进入教会阶段；在此阶段上，教会的实际建造以及基督徒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生命转变将成为福音运动发展的主要内容。只要上海教会坚持在实际生命上下功夫的务实传统，他们目前的“在后”会成为未来的“在先”。
不过，作为有限的人，其优势同时正是其局限。不声不响地在实处下功夫的低调和不争一日之先的谨慎是上海教会的优点，但是，过于谨慎且完全没有声响却与中国教会进入主流社会的步调不符。主流社会永远是处在明处的，进入主流社会决不会没有一点响动。若想低调到没有声息，也就不必进入主流社会了。对于中国教会，未来几十年会是几千年一次的“窗口”机会；能在这个“窗口”进多深走多远，将来中国教会发展的基础就有多大多厚。对于上海教会，必须要跟上此次中国教会跃进的步伐。不把握机会，未来“在先”的就会是别人。
北京
大年初一的早晨，在北京举行“福音”的首映式，这也是多次祷告后决定的。文化的中心即是主导文化的所在。得文化的中心，是得主流文化的标志。即使在安提阿开了头，若不能在罗马结束，希腊-罗马文明也不会被基督教彻底翻转。北京教会的兴旺是福音进入中国主流文化的象征。
除了身处文化中心而特有的影响力以外，北京教会的崛起还具有如下意义：
（1）北京的教会是知识分子/专业人士类型的教会。在现今的中国，知识与技术已经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决定性要素之一。知识分子/专业人士类型的教会无疑是教会影响现今中国主流社会的重要管道。北京的经验向整个中国文化见证：信仰的传播可以与科学技术的繁荣并行。
（2）北京文化中的理想主义倾向以及由此而来的开拓精神，使得北京教会成为福音进入主流文化的先锋。
（3）由于知识与技术对先进社会的决定作用，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在中国人口中的比重正在急剧加大。北京教会作为此类型教会的先导，必对各地该类型教会的产生与发展发挥指导的作用。
（4）中国教会正在经历质量的更新，以神学发展为基础的教义的形成和相应的教会结构的完善是此次更新的首要内容。大批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进入教会，正为上述两个更新提供了人员准备。
（5）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北京的教会与海外的教会（特别是海外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具有某种天然的联系。这种开放性使得北京教会对于海外教会的神学理论与教会架构，具有惊人的吸取能力（当然，其内部也已经准备好了收纳的文化能力）。北京教会已经成为中国家庭教会与普世教会联系的首要通道，而北京教会对外吸取并加以融合的生命尝试正成为普世教会与中国教会生命之交流的转换地。若非神的计划，难以想象仅短短几年北京教会在规模、结构和社会影响力上有如此的发展。单就神学理念与教会架构而论，至少在书面上，北京教会已经比温州教会严谨得多了。
即使北京相对的火红局面仍然是非常初级的发展，所以，无限的发展潜力同时意味着初起的不成熟。
首先，北京的火红局面主要还处在领人信主的阶段。此次北京之行听各个教会谈过去的圣诞福音活动，单个教会的活动中三五十人甚至七八十人决志信主的时有所闻，联合聚会中上百人决志的情况也不新鲜。但是，以在北美90年代经验看，这离真正的教会发展还有很长的距离。在一个热闹福音聚会中决志的人中，有多少继续来教会参加日常的聚会（甚至有没有来第二次）？继续来教会参加日常聚会的人中有多少最终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受洗的人中有多少坚持教会生活（最起码有没有每个主日来参加崇拜）？在持续参加教会活动的人中有多少真正委身？这些转变不是外形上的事务，而包含着生命的根本性转变。出自情感和理念的决志到生命主权的完全转移，尚有漫长而艰难的路要走。
其次，也许是由于知识分子的根性，北京相对严谨的神学观念与教会结构似乎更多地存在于头脑之中。真正的神学观念与教会结构是活出来的。不管在口头上把神学理念讲得多么头头是道，无论在书面上规定了甚么样的教会架构，只要没有生命的依托，都是不具有生命意义的空话。到处讲讲神学理念，制定一个制度在会上一宣布，各地跑跑按立几个长老执事，就算把中国的神学与教会建立起来了吗？若真能用这种方法成事，中国教会的成长也就不需要经历十字架与复活的艰苦生命转变了。眼高了，手就容易低。只注意凭借理念迅速建立起来的表面东西，就会忽略艰苦漫长的实际生命转变。生命只能以生命来改变；神学与理念上的教会结构若要成为实际的生命，必须要有生命的承载与示范。在这一方面，生命资源较为缺乏的北京教会应当把眼光从海外移至传统的家庭教会（比如温州，河南）。
再次，北京教会对海外的理念与架构的学习，尚属照搬阶段，生硬的痕迹十分明显。一开始套用，可能很快会产生某些效果，但这种初期的效果不免具有表面化的趋向。教会不应以这些带有表面化的初期效果而骄傲；生命的成长没有速成之路，所以，表面的跃进一定尚未触及生命的深层；若以为那些速成的表面化变化就是生命转变的全部，教会生活就凝固为表面的流程。最后，尽管北京教会在介入社会文化方面持积极的态度，但如何平衡出入的尺度，还有待进一步尝试。
无论北京教会面对着甚么样初起的问题，其希望在于整个福音工作是以教会为基础的，这一点对于知识分子尤为可贵。此次在北京最使笔者感动的事情之一就是听到一位弟兄说：“我现在感到在教会里面服事具体的人远比写那些抽象的书更重要”。没有实际在生命之路行走过的人，就不会有这样生命的体验。这样的生命体验在北京的知识分子基督徒中具有代表性。当然，北京的知识分子中仍然有因清高而不愿趟教会这趟“浑水”的。不过，知识分子基督徒的主流却坚定地扎在教会之中（否则也不会出现知识分子类型的教会了）。
天津
首映式的最后一站选择天津，这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安排。温州与北京的热潮仅仅是中国福音运动冲击城市的先导。已经有迹象表明城市福音的第二浪将在省会与直辖市一级展开。中国文化的潮流是依城市的规模从大向小流动，所以，省会与直辖市一级城市的福音运动将成为未来福音向中小城市展开的重要环节。
在天津的活动，首先是波及的面小多了，有点孤零零的感觉，家庭教会的发展似乎尚未达到面的水平。教会的发展还停留在团契水平上，尽管弟兄姐妹有热情，可以带领许多人信主，但教会生活的结构松散，人员流动较大，真理触及人们生命的层次较浅（刚刚聚会完毕，就有许多弟兄在会场外的街上抽烟，这在上述三个城市的家庭教会里面是难以思议的）。比较北京与温州，天津尚处在教会开拓的早期。
棋子间的搭配
在所触及的社会阶层和文化领域以及教会自身的风格搭配等方面，上帝在中国福音运动中显然有统观全局的布局。就目前的情形看，各城市已经有条件也有需要彼此具体配合。
比如，温州教会在神学培训，文字事工，文化外展，大学生和青少年工作等方面有很大的需要，具有这方面文化资源的北京教会能否实际有所参与呢（当然，还要视温州教会是否谦卑和开放到允许别人参与）？北京教会缺乏实际的生命示范，少数进入北京教会的温州牧者和弟兄姐妹以及在京就学的温州大学生基督徒发挥了远比有形事工重要得多的生命榜样作用；如果在京的温州弟兄姐妹不自我封闭在北京的温州教会里，则他们的生命会发挥更大的效力。
先行的城市是否能够有系统地持续帮助邻近的城市？比如，在北京，已经听说过去西北、西南、中亚、南亚、甚至塞班岛的宣教工作，怎么就没有人注意几乎就在郊区的天津呢？开车一个小时去天津，当然没有去远方特别是国外那么戏剧化的意味，但对于北京教会，去哪里宣教能比天津产生更大的实际效率（比照时间，金钱和人员的投入）呢？去远方，毕竟是少数人的事情，只有就近宣教，才能使最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参与进来。目前家庭教会的发展已经具有了“全国一盘棋”的全局性，但各地区的连接并不是靠一个联合组织或联席会议就连上了，而是通过实际的事工搭配与生命交流才形成实在的生命整体性。
结论
道成肉身的真理告诉我们：道不是空的道，而是渗透到文化之中，并由此而更新文化的道。
道成肉身表明：道不是通过抽象的形式与文化对话，而是经由基督的身体作用于文化。教会是基督实际存身于文化的形式，也是基督影响文化的枢纽。建立教会，是基督影响一种文化的关键，而所谓纯粹的基督教理念与文化的直接对话，至多只是教会的附属。
肉身是具体的，从而，具有不平衡性。基督与文化的接触必定会有先后之分。就象基督来到世界，是先临于犹太文化，此次基督的中国之行也先临到河南，温州，北京等地。
在基督先临之处，道与特定文化的接触会形成特定类型的教会，比如，在河南安徽，就是农民类型的教会，在温州，就是私人企业家类型的教会。教会采取本地的文化形式，并由此而触及和改变本地文化，这是道成肉身的生命先行规定的。
先临到的文化中所产生出来的教会类型并不是为了仅仅造福本地文化，而是在基督的整个救赎计划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在先的类型教会无非是基督所下棋局中先着的几粒棋子，其位置是为了整个棋局的大势。例如，目前北京的知识分子类型的教会，温州的私人企业家类型的教会，东北的国营企业工人类型的教会，上海的市民类型的教会，都具有明确的指向性。这几种类型的人群恰恰是目前中国城市主流文化的主导者，在上述地区出现的这些类型的教会，表明中国福音工作的中心正从农村转向城市，上帝要得中国的城市，并由此而更新整个中国的主流文化。在特定文化中先行产生出来的类型教会，将以榜样的方式逐渐推广到各个城市的同类阶层中去。
基督的先临与文化的德行无关，而仅仅涉及该文化的特性在救赎计划中的使用。比如，先临北京，首先与北京在中国文化里的中心地位有关，若不是基督计划在整个中国文化中动工，他就不会在中国文化的中心着子；其次，北京文化中的理想主义气息与开拓精神，恰合目前中国教会开辟新局面的形势；最后，北京文化中积累的知识与管理资源是目前中国教会更新所必需的文化要素（肉身形式）。
由于救赎计划是地方教会的中心，而地方教会不是救赎计划的中心，从而，福音运动的中心会地域性地（即在具体地方文化之间）转移。在先的会在后，在后的会在先。
每次福音运动中心的转移，不仅涉及福音进入中国文化的进路（层次），同时也与教会相应的自我更新有关。一个处在福音运动中心的教会，若不能认识到自我的中心地位不是出于自身的德行，而是上帝为了拯救中国而赐予的恩典，则当中心地位转移时，该教会就会没落（河南和安徽的教会就是例证）。如能看到自我的地位是恩典的结果，就不会因目前那一点点幼小的优势而固步自封，就会对上帝引导的教会更新持开放态度，当中心地位转移时，自我虽不携带中心的角色，但当地的福音运动却依然保持持续的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