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文/亦文
三月
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 以赛亚书40:4-5
为主预备道路[1]
1877年起，《亿万华民》开始设立《中国为基督》（China for Christ）的专栏，用解经学的方法反思普世宣教。虽然大部分文章都没有署名，但很有可能是由戴德生执笔，因为他当时仍兼会刊的主编。这期专栏引用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该章第三节是对施洗约翰事工的著名预言。而用第三节回应法利赛人的施洗约翰，无疑也很熟悉接下来的4、5节。正如施洗约翰的工作是为基督第一次降世作准备，历代教会的普世宣教也是为了加速基督的再来。[2] 在一世纪的巴勒斯坦为主预备道路困难重重，主再来的道路费时一千八百多年亦未完工。作者引用十二探子的典故指出，迦勒和约书亚对应许之地的印象与其他十个探子截然不同，后者将迦南人的强壮和各城邑的坚固与以色列的软弱贫乏相比，自视如同蚱蜢；前者则将迦南的强盛与以色列神的大能相比，因而视之为食物。每个以信心攻克的困难都是神儿女的“食物”，滋养我们的灵命。但是以色列人失败了，一如我们经常失败一样。
当然，基督徒的终极目标不仅仅是克服困难、有好行为、追求成功，而是归荣耀于神。但是，人多多少少会把原本属于神的赞美留给他所使用的器皿。因而，神常常隐藏劳苦的果效，从而“将骄傲向人隐藏”[3]。如果我们以肉眼可见的方式得到了所渴想的成功，宣教机构和基督教会势必会得到一部分圣工的荣誉。如果神按他的旨意，命定我们的事工会进入如低洼般无法跨越的山谷，如大山般无法克服的障碍，倾众教会之热心无法修直的曲径，超乎人力可以削平的崎岖之地，我们当灰心丧胆吗？作者从个人、教会事工和对华宣教三方面来反思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中间很多人不正因为如飞蛾扑火般又爱又怕地沉湎于试探而丧胆，或为了能力、勇气、信心、坚定各“匮乏之谷”无法填满而担忧吗？或者我们的本性容易产生无法削平的“大小山冈”，包括火爆的脾气、冲动的性格、辖制和掌控别人的欲望。难道我们内心和身边没有高低不平、无法修直之处，以及险峻崎岖、无法铺平之地？难道我们不常常觉得无助而非得胜有余、无力而非在主里坚强？无论是国内布道、还是海外宣教，基督工人中的那个老我才是最大的堡垒。作者提醒读者，我们的失败可能摧毁了应得的平安。我们可能在为自身的救恩而将人的努力掺合在内（work in），其实我们当做的只是释放（work out）神在我们心中所动的工而已。
其次，每一位基督的工人，在个人的处境中，都会遇到只有神能解决的高山和低谷。但他仍能欢庆的，不仅是任何处境中神的恩典都是够他用的，而且这些困难的本质是使神的能力变得可见与显著。同样，我们需要特殊的困难来彰显神奇妙大能的运作。
作者由此引出最后的论点：使整个中华帝国福音化所面临的巨大困难，正是帮助众教会找到这些宝贵应许的完全价值——中国幅员之广大，交通之落后，亿万人口之稠密和被差遣宣教士之稀缺，语言之难学，东方思维之特殊，自尊心以及被鸦片贸易和西方的高压手段所加剧之仇外心态，古老文明以及伴随着祖先崇拜所带来之信仰障碍，宗教观与怀疑主义或无动于衷并行之意识形态——所有这些原本可以压垮宣教士的重重困难，现在只能加深他对福音最终得胜的确信。
4、5节之后，以赛亚又在6、7节宣告：“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台湾的女宣教士作家李约，在《他展开翅膀》的跋里提到，很多优秀的作者，尤其是中国的文人，把读者带到“草必枯干、花必凋残”的境界便黯然收笔，然而认识神的传道人却可以把受众带到更高之处，即“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也许1877年这篇讲道辞的西方作者也捕捉到，这几节经文或是打动东方人的切入口。但愿从鞑靼[4]到西藏各内地省份“凡有血气的”，在咏叹“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之余，也能看到造物主的荣耀，“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浙江禾场的高山低谷[5]
浙江是内地会最早的禾场，若将戴德生与玛利亚创立内地会之前的服事也计算在内的话，这一团队已在此耕耘了二十年之久。卫养生（James Williamson）在1876年第三季度的报告中罗列了台州各地福音传播所遭遇的“高山低谷”。首先是场所问题，台州、黄岩现有的聚会地方都太小，太平县的福音堂位于闹市，适合做布道站，但现在需要更安静的地方供会员在没有路人环伺的环境中崇拜祷告。其次是传统势力的阻碍和迫害。杨府庙有位年轻人，大胆在土地公诞辰进庙作见证：“一个月前，我们都在此拜偶像，我还主持仪式。现在我明白了真道，知道这些事务都错了，我劝你们也能归信真神。”这事传到他父亲的耳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做爹的用刀威胁儿子，如果敢再接近教会就杀死他，并常常“突袭”礼拜堂看他是否在那里。这个年轻人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一个个受洗，禁不住涕泗横流。卫教士唯有劝这个年轻人在各样本分上勤勉尽力，孝敬父亲，为他代祷，长存盼望，神或可改变其父的心肠。[6] 此外，仙居一个有势力的家族，也是当地人参与教会的巨大障碍，以至于此地的福音工作多年来进展迟缓。
然而，最大的问题却来自动机不纯的慕道者。Dien-Tsi的慕道友人数不断增长，但一旦被告知教会不会协助他们打官司后，很多人就不见了。卫教士的本地助手们告诉他，有人开出大价钱，想借用教会的名义打官司，据可靠消息，有些天主教徒便是通过这种途径积累财富。这一带有很多天主教徒，利用政治势力包揽词讼，引起地方官的嫉恨和广大民众的不满，当地人用同样的眼光看待新教宣教士。太平县的慕道友挤满教堂，对福音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兴趣。离城四十里的一个大村Nyuoh-Wong请人写信邀请卫教士前去“开教”，说有大批人马等着加入教会，并会献一座房舍作为礼拜堂。卫教士接受这一提议时满心怀疑。就在他前往该村之前，太平县教会的一位成员遇到了一点麻烦，卫教士刚拜访完地方官，上述之信的具书人便心事重重来到礼拜堂，在一人耳边窃窃私语说有些官司上的事要打理，便匆匆离开，第二天也爽约没有再来。同村其他人也不再来聚会，他们所谓“开教”的要求无疑出自自利的目的。后来自称“慕道”的人数大为减少，即便如此，台州北部的听道人数仍是各支站中最大的。[7]
即便环境如此险恶，神仍然不断地将得救的人加给浙江众教会。[8]在诸多受洗者中，卫教士记下了一位老农夫（Kyin Nyu-ing）的见证：
此翁65岁，来自小镇扎岭（Za-ling），多年来都是偶像崇拜的牵头人，在乡间组织烧香团进庙拜佛。然而，消耗在神佛上的热心和精力并未带给他面对死亡的勇气，于是他诉诸于更严苛的修身法：持斋。他把想法告诉一位姓童（Tsong）的朋友。童先生因为对西方科学感兴趣，接触过福音，便劝他：“如果你想修来世，应该去台州的福音堂，他们会告诉你如何料理来世。”老农闻言，不顾年事已高，也不顾天气炎热，走了60里路进城，找到一位姓林的做医生的朋友带路，在某周二的晌午找到了福音堂，且每天都来问道。本地的刘牧师和他有过多次长谈，他迫切想知道“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与信徒一起守过主日后，他才回家；两周后的周六晚再度回来。他之所以选周六进城，是因为想和信徒一起享受主日的安息。他告诉大家，上个主日[9]，他带着儿子爬上楼梯，关上木窗，双膝跪下，向神祷告，这就是他能想到的在家守安息日的方式了。回去之后两周，他又来了，并且申请受洗。他说在听到救恩的喜讯之前，他像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盲人。当我们向他陈明成为基督徒后将会面对的敌对和迫害时，他平静地回答说：“人寿几何？吾余年不多，失去生命只不过是更早地被引进喜乐之殿。”他受洗的时候，观礼者中有童先生和林先生，即向他推介教会和为他引路的两位朋友。老农返乡之后，确实从亲友乡邻处忍受了不少敌意。
无独有偶，同期的《亿万华民》上还登了一篇浙北朱老太太的故事。[10] 朱老太太的儿子有段时间搬到宁波，在那里他的视力开始退化，几近盲人。他听说有位有名的洋大夫医术高超，便前去就诊，希望能重获光明。候诊时，他被请去听道，虽然他肉眼的视力未能恢复，福音的柔光却吸引了他的灵魂。回到家乡后，他把所听到的有关耶稣的事告诉了老母。朱老太太听了福音，好比种子进入沃土，被当做珍宝滋养着。然而，同样的种子在儿子的心中却被荆棘和蒺藜挤住了。双目失明的他决定改行算命，虽然有昧良心，却轻松好赚。与此同时，朱老太太来到了杭州，在内地会的小礼拜堂听到了关于救主的爱的更多信息。她与一位意气相投的年轻女子同住，这对忘年交常常结伴参加聚会。可惜，这名年轻女子抽上鸦片后便停止聚会了，可以说她代表另一种土壤：试炼来临便一蹶不振。被主光照后，朱老太太开始为儿子的志业而担忧，但是她又怎么舍得离开可怜无助的瞎眼孩子呢？没有她整理房间，点燃香烛，摆放其他各样算命所需的物件，儿子便不能开业。她厌恶这个行业，而且因为她在巫术的事上有份，尽管她信靠耶稣、勤奋读经，教会仍不能吸纳她为基督的肢体。全教会为她殷勤代祷，求神为她清除障碍。这一祷告很快被垂听：儿子娶了一位异教徒太太，虽然他们婚后仍愿赡养母亲，但朱老太太为了基督的缘故，决定放弃与儿子媳妇同住的今世益处。趁自己身体还过得去，她开始摆个小摊养活自己，有时也接受一点信徒的周济。她是一位模范学生，虽然目力不佳，但是戴上眼镜可以坚持不懈地把经文读完。由于没有受过任何关于记忆的训练，她只能不厌其烦地重复音节[11]和生字，直到掌握其意。她曾被请去照顾王来全师母，便抓住这个机会努力学习。她起居的房间正好在其他同工住的那间楼下，大家常常听到她拼读经文的声音，若有某字或某段不解，她也会请教旁人。每次撞见教牧同工，她都会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让人乐意回答。现在她已经开始读第二遍新约了。因为健康每况愈下，她已不再摆摊，而是靠纺纱度日。宣教士离开杭州时，曾留了一块钱给她，对她悉心照顾病中的王师母略表心意。朱老太太却说：“哦，我不能用这个钱去买米，或给自己置办东西。现在我有能力了，一旦我找到同行的人，就会回到我的老家，把我学到的告诉所有人。我实在是太想告诉他们有关耶稣的事了。”不久，她真的回去了，成为家乡第一名宣教士。她笑容可掬的面庞，正是她口中所传“喜乐平安”福音的最好注释。这篇见证的作者挑战每一位读者：我们不知朱老太太心中的种子究竟结实多少，但至少可以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心中的种子近况如何？
内地会在邻省江苏的事工不多，11月中的某个主日，三名男子被镇江教会全体通过，由桑小梁（Tsiang Soh-liang）牧师主持洗礼，并由在场的戴德生对新信徒加以训勉。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位弟兄来自三个不同省份，其中一位是陕西人。[12]
陕西的拓荒之旅[13]
上一期谈到，“十八士”陆续抵达中国后，经过短暂的语言学习，便被戴德生两个两个“炸”向全国：新手通常跟随一名年资较长的前辈，一起探索“未得九省”的高山低谷。
金辅仁（George King）在安庆迎来了鲍康宁（Frederick Baller），一起于8月9日向汉口出发。11日抵岸后，他们直奔伦敦会杨格非（Griffith John）的寓所。杨教士热情接待两人之后，派人带他们前往祝名扬（Charles Judd）之处。祝教士的教会中有一名陕西人，他告诉鲍、金二人，汉口和樊城[14]之间水陆交通都很便利，陆路距离1000里（300英里），水程1240里；再从樊城去陕西首府也有两三条路线。
周一，桑小梁牧师也从镇江赶到。翌日，三人用11000钱（两英镑）雇到一艘船，在船上过夜，准备日出时分解缆启程。谁知，到了上午十点才等到有利的风向。开船20里之后，停靠到一个厘关[15]，船主的朋友已在那里等候，为要了断一笔因抽鸦片而借的旧债。船夫不肯清偿，一场斗殴在所难免。结果是一名帮伕弃船而遁，而船主本人却凯旋而归。这便是拓荒团第一天上路遭遇的下马威，促使三人更加依靠神的恩典。好在一路风景如画，当天船行40里。
18日，船来到一个叫蔡甸（Tsai-tien）的小地方，当地人很不友善，一直与布道、售书的宣教士们争辩。再往前经过一个小湖，第二天顺风顺水抵达Kih-ma-k’eo。翌日因是主日，三人没有继续赶路，鲍教士在河岸、金教士在街上分头布道，民众虽然很乐意接受福音小册子，但打量“洋鬼子”的眼神则充满怀疑。很多人听过福音，耶稣的名字对大部分人并不陌生。
周一的风向仍然很好，晚上在一个叫杨林沟（Yang-ling-k’eo）的小村子过夜。大雨滂沱，船身进水，蚊虫肆虐。三人无法入睡，索性起身捕蚊，等候天明。23日中午抵达仙桃镇（Sien-tao-chen），当地人听道时很认真。第二天在下一个码头，却因为谣传过盛，连听众都很难召聚。27日在距沙洋（Sha-yang）二十里的Lo-pa-wan停留了一天，金教士进城布道，时逢皇上圣寿[16]，街道上悬灯结彩，喜气洋洋。鲍教士和桑牧师则穿过棉花、大麻、小麦和稻米交错生长的田野，散布乡间的丰茂树丛让鲍教士联想起英格兰的肯特郡。路边的小庙，在一些丑陋的偶像头上写着“有求必应”[17]，让人难以置信身在中国。周四（31日），小船已经抵达樊城外三十里。桑牧师进城打听情况，两位西教士留在船上祷告。
翌日，桑牧师回到船上，带来的信息不容乐观，因为乡试在即，地方官严令所有船只护送官兵前往武昌维护秋闱时期的治安，剩下的两三架木车，前往陕西首府的路金高达40两（10到12英镑）一车。最近的陕西府城兴安府（Hing-gan-fu）距此也有1280里之远。祷告之后，三人决定继续走水路。然而一舟难求，最后说定的船钱是40000钱（7英镑）。周五、周六两天，三人在汉水两岸的樊城和襄阳城街头布道。主日那天，地方官[18]差人请两位宣教士去拜会他，桑牧师带着宣教士的信和一些书册前去回拜。五点左右，地方官果真来访，说因为乡间不平靖，他会派两名兵丁护送三人到他管辖地的边界。
周二（9月5日），船只抵达一个市镇，长街上汇集了陕西和其他北方省份的旅客和货物。洋人抵达的消息很快传开，第二天上午便有一名低级官员造访了两名宣教士，寒暄之后，说驻守当地的武官希望见他们。武官是南京人，差人看完两人的护照后，进一步邀请他们第二天共进早餐。7日上午十点，两名西教士来到将军府，发现主人收藏的西方珍玩中包括一本卫三畏（Samuel Williams）的中文词典。将军请西教士为他解说该词典的设计与布局，对一个“夷人”花费如此时间精力编辑这样一份著作而颇为满意。将军告诉两位宣教士有些洋客人在他的席上饮酒作乐，并请他们也不必拘礼。原来，此地有八名常驻的天主教洋神甫，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中，大部分是老信徒的儿女。将军认为，洋神甫们是善于凑趣的宾客，却对他们与其信徒不断为诉讼之事向他申诉而不满；这些常客们也从未把福音的基本事实向他解释清楚。
三人于周五（8日）重新启程，将军派了一艘炮船和七名水手护航。这段汉江山势渐高，水势渐急，风景迥然不同。第二天晚上，他们抵达均州（Kuin-chau），在那里度过主日。周一风向很顺，入夜前走了100里路；周二（12日）下午两点抵达郧阳府（Yuen-chang-fu）[19]。地方官派了四名兵勇保护他们，并向民众解释洋先生们此行的目的不是来剪众人的辫子，而是售书布道。晚上，鲍教士和炮船军官做了一席长谈，他是聪明人，却对福音一无所知。分手前，军官终于明白了耶稣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的事实。
周五（15日），船停在一个叫天河口（T’ien-ho-k’eo）的小村。村民极其讨厌福音，一名坐在自家店门口的男子以身为天主教友为由拒绝购买福音书，当被问及信奉天主有多久了，他说从出生起就是，因为祖上几代都是教友。天主教在鄂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雍正禁教期间，很多信徒逃往谷城县磨盘山避难，形成“教友谷”，促进了当地天主教信仰的发展。两位宣教士发现，在鄂陕边界很多小地方都有类似的情形，人们为了祖上的遗传以及洋神甫的势力而自称天主教徒。
周六（16日）抵达陕西境内第二个城市白河县（Peh-ho-hien）。拓荒团赶在黄昏时上街布道，发现当地人既保守又多疑，不肯买书，对真理也不感兴趣。但是第二天主日，三人分散在城里城外召聚了几群人，尤其是在县衙附近的听众，问了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周三（20日）抵达建在山边的一个小城：山阳县（Sun-yang-hien），这里人口很少，衙门很大。当地人看上去很穷，却热情地接待了宣教士们，听道也十分用心。
“拓荒团”又经过两三处急流险滩，才抵达兴安府。府城占地颇大，分新老两城，为了防止雨季河水倒灌，城墙建得非常雄伟。连续两天（24-25日），无论在老城还是新城、城里还是城外，三人的布道都受到欢迎。人群中有不少穆斯林，甚至还找到船上继续问道。最打动他们的信息之一莫过于主耶稣复活的事实，当鲍康宁指出，一位永活的基督远远胜过古往今来所有已经作古的圣徒，很多人似乎被这个惊世骇俗的观点所打动。
这次旅行，远比两位宣教士预期的昂贵和冗长。盘缠将尽，他们于9月26日开始返回汉口。神也将初熟的果子赐给拓荒团的三人行，就是11月中在镇江受洗的那位陕西籍弟兄。
河南之行[20]
读者应该还记着戴亨利（Henry Taylor）和花国香（George Clarke）的豫南巡回布道。这期河南之行的连载日记已近尾声。4月23日那天，从汉口赶来一位低级武官，携带六名士兵。他听说有洋人也在此店借宿，便找上门来，很快打开话匣，海阔天空地聊起来。他第一次用心听福音，并问道：“如此说来，普天之下只有一位基督？”两位宣教士送了一些书册给这位武官，请他回去慢慢阅读。
武官走后，宣教士们想到，或许一场大雨会化解很多问题。[21]于是，两人向神求雨，很快，他们便听到雨声淅沥。第二天雨水不断，道路泥泞。武官一早登门，就他所读到的内容问了很多问题，并与两位宣教士一起跪下晨祷，还说：“你们背井离乡来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若我学到此道，当然也要告诉其他人。”雨天给他更多听福音的机会。第三天早上，武官起行，临行时希望能在开封再会，两位宣教士则希望与他在新耶路撒冷再会。
有些慕道友对神的认识，仍然受到民间信仰的影响。譬如4月26日早上，有位常来谈道的人造访两位宣教士，他刚读完一些福音书册，也愿意跟随耶稣，却提出这样的请求：“你能给我一些耶稣的名号吗？我想把这些名号写在一块木牌上，每月初一、十五焚香祭拜。”
翌日，花教士一行人在太昊陵投宿。此地风景壮美、建筑高大、城墙坚固、树丛环抱。据说有位皇帝为了纪念他的母亲，建了两个祠堂，现在被改为庙宇。庙的后面据说埋着大洪水之前某位皇帝的部分遗体[22]，他的身体可以收容所有疾病，所以死后尸体被分成几块送往各地安葬。现在，每年都有病人前来朝圣。当地人还告诉两位西教士，远古第一人是位皇帝，穿着干草织成的衣服。从种种传说来看，此地似是中国的伊甸园，万事起源于此。每年在此有大型的集会，宣读圣谕，训导百姓。
4月29日，花教士想起，今天是他从美国波特兰返回英国老家的一周年。萦绕在他心头的经文是：“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然而，也是从这一天起，他们开始遭遇车夫带来的困境。先是一名车夫病了，于是雇了一个新人做他的帮手。很快，两人都开始发烧，距家四百英里，附近也没有医生。没有生病的车夫们都很自私，一点都不关心病倒的同伴；若见他们的病情稍有起色，便给偶像焚香烧纸。当姚传道和他们交涉此事时，竟被诅咒。两名病友中较年轻的那位，若被别人碰到，也会咒骂；但当宣教士对他表示善意时，他却感动得流泪。两位教士给了他们一点西药，同时也担心万一他们病重不治，会引起误解。宣教士对所有车夫一路所表达的善意，并未阻止他们第二天弃车而去。
5月4日，年轻的车夫开始吐血，两位宣教士唯有向“大医生”求治。同时也想到，因为车夫病重而滞留的这家客栈虽然破旧，但很清静，适合养病；如果住在原计划的那一家，恐怕早就被挤死了。等候车夫康复的日子里，戴教士和姚传道在周边几个城镇布道。这时，听说因为士绅们禁止洋人进城，开封府起了点风波。有位士绅来问道，看上去很感兴趣，他离开不久之后，店东却说地方官命令宣教士走人。无疑，刚才的访客是衙门中人。难怪主差派工人的时候，吩咐他们既要有鸽子的驯良，也要有蛇的灵巧。
5月12日，生病的车夫虽已康复，两位宣教士却并未完全摆脱因车夫而带来的窘迫。新雇的车夫们年轻力壮、举止粗俗、爱自我、热衷钱，他们的乐子正在于把主顾逼到困境诈到一点钱。日头渐高，两位宣教士急着赶在一天中较凉爽的时辰赶路；但是车夫却吆喝伙计多提两壶茶水来，还买了点花生，这还不算，他们还得抽两口烟，聊一会儿天，最后，车轮还得加点油——总算可以上路了。5月18日，花教士在日记中感慨，安排独轮车去汉口这样的琐事，在中国却需要一位费城律师来监管整个流程。当所有的事都像是即将谈妥之后，一些新细节竟导致整个合同推翻重写。在中国生活，真的是特别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恩慈。5月24日至31日那一周，车夫们变得更难对付。他们中途回家一次，害得布道团多耽搁一天的脚程。最后，车夫们把三人的行李撂在离汉口约一百里的地方，一步也不肯多走了。宣教士们不得不为了五里陆路多给他们四天的工钱，外加两千钱本来已经包括在合同里的水路的船钱。
见识到了中国底层民众的狡诈的同时，花教士也体会到一点中国式的温情。新雇的车夫中有一个人没有家，找活时只能随身带着八岁的儿子。两位宣教士决定带他们父子一起去汉口，把小男孩送进教会学堂。抵达汝宁府时，宣教士们发现，带着孩子继续上路困难重重。祷告之后，宣教士们决定把父子二人留在汝宁，等到戴亨利重返此地再做进一步安置。与车夫父子分离着实让人不舍。做父亲的泪眼迷离，可爱的小家伙则大惑不解：“为什么把我扔在这里？我做错什么了？你们去哪里，我也要去那里。”善良的店东见状，保证说孩子在店里等候的日子里，“有我一口，就有他一口”。
中原农村的景象也给花教士留下深刻的印象：收割小麦的短柄镰刀（bill hook）和摇篮式大镰刀（cradle scythe），打谷场附近买老婆的汉子，山泉环绕的水库，青黄相间的稻米种植区，用连枷脱粒筛糠的农家老少，在磨坊和田埂间蹒跚劳作的缠足农妇。在回程途中，花教士也特别体会到“盗贼的危险”和神的保守。譬如，他们从前文所提到的那位武官口中获知戴教士上次在开封府城停留布道时，当地士绅曾布下天罗地网要他的性命。而走过之前因车夫生病滞留过的小村子时，宣教士们发现一间小屋外多了几把用来保家护宅的茅枪，听说上次布道团离开两三天后，流寇在这家客栈杀死了三五名客人。第二天，他们又听说离他们昨晚投宿客栈两英里外的一个小村落，一群流寇抢走了十多家独轮车的货物。花教士一次比一次强烈地感受到耶稣当年处事的睿智：当他知道恶人要索他命时，没有引诱他们作恶，而是退到安静之处。这八十天巡回布道的旅行试炼，更加强了他对神的信心。
结语
与卫养生巡视浙南，与鲍康宁初访陕南，与花国香重温河南，不知读者们看到哪些高山与低谷？十九世纪末中国内地的宣教路上，不仅有崇山峻岭、险滩急流组成的天险，还有庙宇祠堂所代表的民间信仰、包揽词讼的天主教神甫、固守遗传的天主教教友、企图狐假虎威的假慕道友、狡黠粗俗的车夫、猖獗的乡间盗贼等盘根错节的重重困难。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在农家老翁、朱老太太身上，看到了中国福音化的曙光。平凡的宣教士、平凡的信徒，交织谱写了中国内地教会最早的篇章。基督教会真正在各地被建立起来的今天，这些人早已不在我们中间，而当年支持着他们不惜代价发出旷野之声的，正是“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的信念。
[1] “China for Christ”,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rch 1877, pp.29-30.
[2] 以戴德生为代表的内地会体系的宣教士，通常持“前千禧年派”的神学立场。
[3] 约伯记33:17的原意。
[4] 指漠北的蒙古。
[5] Mr. Jas. Williamson, “The Work of God in Tai-Chau”,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rch 1877, pp.26-27.
[6] 另参Recent intelligence by Ah-liang,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pril 1877, p.50。
[7] Recent Intelligence with subtitle “North Tai-chau”,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pril 1877, p.50.
[8] 9月24日，台州教会两人受洗；10月26日，杨府庙五人受洗。10月初，卫教士原本计划前往溪岙（Kyi-o），但因六英里外某市镇在闹事，临时改派当地的刘牧师前去，免得乡民以为洋教士与闹事者有什么瓜葛。刘牧师于10月12日为九名申请者中两男两女施洗。另外，宓道生（James Meadows）11月1日发自绍兴的信中提到，他此行共为九人施洗：四男四女一童子,外加不少蛮有希望的申请人（嵊县十六人、新昌一人、Tsong-ko-bu三到四人、宁波四到五人，Lih-dzo一到二人）。参Mr. Meadows, “Recent Intelligence” ,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rch 1877, p.36。
[9] 原文用Sabbath，直译为“安息日”，但外邦人教会在使徒时代便改在七日的头一日敬拜聚会，称周日为主日，因此此处的“安息日”不是犹太教的周六，而是指基督教的主日。
[10] “Gospel seed in Chinese hearts; or, the story of Mrs. Dziu”,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rch 1877, p.32.
[11] 当时宣教士是通过罗马拼音教信徒识字读经的。
[12] Mr. McCarthy, “Recent Intelligenc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rch 1877, p.36.
[13] F. W. Baller, “Pioneer journey to Shen-si”,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rch 1877, pp.34-36.
[14] 樊城是湖北襄阳府对面的一个大城。
[15] 厘关即收税点，明朝称钞关，清朝称厘关。晚清时期，海关收进出口税，厘关收过境税，即“厘税”。
[16] 光绪帝出生于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即1871年的8月14日。
[17] 英文原文引用的是马太福音7:7“Ask and it shall be given you”（英皇钦定版）。
[18] 原文为assistant prefect。
[19] 清朝湖北省所辖各府中，只有武昌、宜昌含change的发音，而自鄂入陕的水路应该是经过鄂西的郧阳府。
[20] “Eighty Days in Honan – From the Dairy of Mr. G. W. Clark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rch 1877, pp.30-32.
[21] 上一期花教士的日记中提到当地旱灾迹象严重，途中有些村庄在举行求雨仪式，并有暴动倾向。
[22] 这位皇帝当为伏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