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文/李晋 马丽
《海德堡教理问答》（1563）（以下有时简写为《问答》）是宗教改革之后使用范围最广泛、时间最长的一部教理问答，不仅被归正宗的教会作为信仰告白接受，也被一些路德宗[2]的教会使用。因为《问答》所具有的牧养性和对于个人的安慰，它也常被人称为“安慰之书”。遗憾的是，在中文世界中，对于《问答》的研究和使用以及相关书籍的翻译非常稀少，以致未能用此宝贵资源帮助教会在真道上扎根。《问答》本身的内容丰富，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一一介绍，因此将重点讨论《问答》中关于“福音末世性的安慰”，也就是关于“身体复活和永生”的主题。鉴于《问答》在汉语文献中长期被忽视，所以本文也会对《问答》本身的历史和神学背景进行介绍。
本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问答》产生的历史和神学背景以及作者简介。第二部分论及《问答》在当时教会中的地位和应用。第三部分讨论的是《问答》的结构及其对于福音的论述。第四部分是本文的中心部分，讨论《问答》关于末世论的教导，以及“身体复活和永生”教义对基督徒的意义。文章的第五部分将探讨《问答》对今日教会和基督徒的意义和帮助。
一、《海德堡教理问答》的历史和神学背景
宗教改革开始于1517年，起初并没有带来社会的稳定，相反，整个欧洲政局都充满着动荡。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之间的战争、农民战争和国家内部的反叛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神圣罗马帝国的君主查理五世（Charles V）特别在奥格斯堡（Augsburg）地区召集了德国境内的贵族们（princes）处理路德宗和天主教之间的问题。他们相继在1547-1548和1555年召开了两次奥格斯堡会议（Diet of Augusburg）。在第二次会议上（1555），路德宗和天主教之间达成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Religious Peace of Augsburg），提出了著名的拉丁格言“谁的领域，谁的宗教（cuius regio, eius religio）”[3]。也就是说，各个地区的信仰，由神圣罗马帝国各地的领主来决定，以此来结束各地长久以来的战争冲突。然而，这个协议只是在路德宗和罗马天主教之间达成的，却将归正宗新教（如苏黎世地区和德国境内的归正宗）排除在外。而且，就路德宗内部而言，随着路德的去世，也逐渐分为两派：一派坚持认为，路德的教导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是不容修改的（特别是在圣餐礼上），他们自称为“正统路德宗”（Gnesio-Lutherans）；另外一派则认为可以修改路德的一些教导准则，因为源自墨兰顿（Philipp Melanchton），这些人被称为“墨兰顿派路德宗”（也称为“腓力派路德宗”，他们在教义上非常接近归正宗）。结果是，这个协议并未像所期望的那样起到化解地区之间冲突的作用。[4]
在这一背景下，1562年，普法尔茨地区（Palatinate）选侯弗里德里希三世（Elector Frederick III），期待在他所统治的区域缓解冲突，并将他的领域转变为墨兰顿派-归正宗信仰。为此，他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教理问答来提供信仰和教导的标准，并用来教导民众。在《海德堡教理问答》的序言中，弗里德里希写道：“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不断地劝诫和教导基督徒们对于全能者和他神圣救赎之道的敬虔知识和敬畏，以此作为一切美德和顺服的唯一根基。”[5]对于敬虔的弗里德里希三世来说，准备一套正统、敬虔的教理问答，不仅能够让他统治下的人民荣耀上帝，同时也能提供民事纪律和秩序的准则。[6]但是，编写《问答》的目的绝不是要让它成为一个宗派（归正宗或墨兰顿派）的教理问答和信仰告白。其序言中没有提到墨兰顿、加尔文、贝扎（Theodore Beza）或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任何一个人的名字，相反，序言中提到，这本教理问答是“基督徒的教义”、“基督徒的指导”、“神圣福音的纯正和一致的教义”，是“按照上帝的话语，关于我们基督徒宗教的教理问答”。[7]这也表明，在宗教改革之后，改教者们从没有认为他们是创立了一个新的宗教；相反，他们始终认为，只有一个大公教会，并且，真正的教理问答必须是纯正的普世信条。这是《问答》编写时反映出的一个根基性的信念。
关于《问答》的作者问题一直都有争议。通常，人们将首要的贡献归功于乌西努斯（Zacharias Urisinus，1534-1583），其次是奥利维努斯（Caspar Olevianus，1536-1587）。从乌西努斯对撰写教理问答的专注程度来看，他无疑是对《问答》贡献最大的一位作者。在1562年，他相继写完针对孩子和一般信徒的《小教理问答》（Catechesis minor），以及用于大学教育的《大教理问答》（Catechesis maior）。其中很多内容都与《海德堡教理问答》相近，并且都同样强调了福音的安慰性这一主题。[8]乌西努斯在15岁的时候（1550）曾在维腾堡（Wittenberg）大学求学，尽管那时路德已经去世，但墨兰顿却是这所大学的领袖。在维腾堡大学学习了七年之后，乌西努斯又在苏黎世、斯特拉斯堡，以及日内瓦、巴塞尔等地求教于当时的改教者们，包括布林格、沃米格里（Peter Martyr Vermigli，意大利的改教者）、加尔文、贝扎，他们都影响了乌西努斯，并且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例如，加尔文曾将自己的著作送给他，作为私人的礼物。[9]无疑，这些经历都促使乌西努斯能从不同的改教者学到信仰要道的精髓，也为写出这部超越各宗派界限、符合圣经的教理问答预备了条件。
人们对奥利维努斯的贡献存在争议，但却不能否认，特别是他在将《问答》从拉丁文翻译到德文的过程中的贡献。然而，从历史文献和改教者的通信，以及弗里德里希三世所撰写的《序言》中，我们可以推测，这部《问答》的完成是一个团队的结果。其《序言》提到，这部《问答》是“我们这里所有神学教授、一切教会的监督和出色仆人的建议和合作。我们能够确保正是这些来源帮助我们预备出了这部基督教信仰的指导或教理问答”。[10]在另外一封通信中，弗里德里希的医生、医学教授伊拉斯图思（Thomas Erastus，平信徒神学家）在给布林格的信中，也谈到“我们创作完成了一部教理问答……我一直希望这部教义能够公开。”[11]此外，在第一版《问答》发表后，弗里德里希三世自己又添加上第80问关于对天主教的弥撒的批评，来回应1562年天主教天特会议（the Council of Trent）关于弥撒的决议。因此，这部《问答》以集体创作的形式出现，既坚持强调了基要真理上的合一，也淡化了宗教改革各个宗派之间在神学细微争议上的差别，因此更具有大公性。
二、《海德堡教理问答》在教会中的地位和应用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提到了撰写《问答》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提供一套纯正的基督教教义的教导和信仰告白，来促使不同立场的教会和地区的合一，并且《问答》中十诫的部分也为普法尔茨地区提供了处理民事法律的圣经教导基础和法律根基。除此之外，《问答》在教会中还有其他几个重要的作用。
首先，《问答》有教导的功能。
宗教改革之后，新教教会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培训懂得纯正教义的传道人。因此，《问答》拉丁文版一出版，就被海德堡大学的神学生广泛使用。此外，这种问答的形式和系统化的信仰体系，让教会中的平信徒（特别是初信主的人和在天主教教导下的老年人）能够清楚地明白福音、祷告和基督徒生活，以及圣礼的意义。在海德堡地区，很多教会秩序（church order）中明确规定：“因为一些曾在教皇治下的老年人，不清楚或者忘记了基督宗教的一些内容，需要传道人在主日和节期诵读《问答》，为使得他们明白信仰要义。”[12]这种问答形式的教理问答，成为宗教改革之后各教会普遍使用的信仰教导方式，而《海德堡教理问答》无疑是流传最为广泛的一部。
其次，《问答》可作为家庭敬拜的指导。
现代的很多基督徒不仅不熟悉《问答》，对于家庭敬拜更是陌生。在宗教改革之后，家庭敬拜始终是归正宗和清教徒所看重的。《问答》通常成为教育儿女和指导家庭敬拜最好的工具书。每日父母（特别是父亲）要按照《问答》来对儿女进行教导，让儿女在幼年的时候就背诵《问答》，来培养他们敬虔的信仰。宗教改革最早的路德的《小教理问答》（1529）在序言中就指出：“要用教理问答来培养敬虔的信仰，要教导年轻人分辨善恶。”
第三，《问答》可以指导、规范讲道。
《问答》的129个问题，被分为了52个主日，这样划分的一个目的就是作为讲道的指导。今日，当释经式讲道被抬高为一个好教会的标志之一时，我们要知道一个历史事实就是，在很长一段教会历史中，特别是在宗教改革到后宗教改革时期，释经式讲道并不被人们认为是一种“标准”。1529年，路德发表了作为他讲道纲要的《大教理问答》，他的讲道涉及到的，无疑都是主题性和信经式的，涵盖十诫、使徒信经、主祷文和圣礼。并且，他提倡要根据教理问答来讲道。[13]历史神学家古特哲思（Gootjes）指出：“是路德宗、慈运理主义和加尔文主义建立起了教理问答式的讲道。”[14]因为《海德堡教理问答》本身扎根于圣经的系统性、牧养性和教导性，成为四百五十多年来在主日被传讲最多、使用最广泛的教理问答。周毕克（Joel Beeke）博士在总结了《海德堡教理问答》讲道的九大优点之后，精辟地说：“《问答》历经四百五十年，其牧养性是通过了时间的考验的。它曾安慰、教导、劝诫，让无数基督徒的灵命成长。”[15]
第四，《问答》可作为指导个人属灵成长和安慰之书。
《问答》在被用于教导时，也促使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省察自己的灵命成长。同时，它之所以被称为是“安慰之书”，是因为我们可以在其中不断地发现它对个人的牧养性和激励、安慰、劝勉的内容。《问答》开篇第一个问题（“在生与死中，什么是你唯一的安慰？”）就已经表明了其在福音里的牧养性和劝慰性。
三、《海德堡教理问答》的结构和其中的福音
《问答》第二问列出它自身的三重结构，即：“首先，我的罪和愁苦（misery）是何等大；第二，我如何从我所有的罪和愁苦中被拯救出来；第三，对于拯救，我如何感谢上帝。”这种教理问答的结构，不仅存在于乌西努斯的小教理问答中，在墨兰顿的Loci（拉丁文“位置；分类”，指按照一定顺序编排的系统教义的解释）的第一部分，其结构安排也是如此。在宗教改革时期，这无疑是按罗马书的结构来安排的，即关于人的罪（罗1:18-3:20）、上帝在基督里的救赎（罗3:21-11:36），最后是基督徒怎样活出感恩的生活（罗12:1-16:27）。我们也能发现，《问答》处理了最重要的几个基督教信仰主题，包括使徒信经、十诫和主祷文。作者这样的安排，其目的无疑是为了表明《问答》所具有的大公信仰的标准，也就是新教的改教者们所持守的信仰，不是一种新的宗教，而是基于圣经真理、从使徒而来的大公信仰。此外还需顺带提及一点，就是《问答》对于律法的处理，在一开始第一部分关于人的罪和罪责时，第三问就指出上帝的律法能使人知罪，并且律法表明了审判。而在第三部分，关于人的感恩和顺服（圣灵中的新生命）时，将十诫放置在这里，表明了律法的三重功用，即对任何人而言，律法使人知罪，并且是上帝审判的标准，但是对于基督徒而言却成为了成圣的指导和拐杖。
《问答》的第二部分是关于救赎。第21问讲明什么是真信心，[16]接着第22问是：“那么，什么是基督徒必须相信的？”回答：“上帝在福音中对于我们的所有应许，这福音就是在使徒信经中总结出来教导我们的，不容置疑，为普世基督徒所认信的信条。”这里，改教者们也指出，宗教改革并非要脱离大公教会，而是真正继承了大公教会的传统，真正以先知和使徒的教导为根基，指出福音的核心就是总结在使徒信经中的。[17]接着，第23问中论述到使徒信经，第24问提到：“这些信条是如何划分的？” 回答是“分为三部分，天父上帝和我们的被造；圣子上帝和我们的救赎；圣灵上帝和我们的成圣。”在路德最早的《小教理问答》（1529）中，第二部分也如此划分了使徒信经的内容，即创造（圣父）、救赎（圣子）和成圣（圣灵）。显然，对于改教者们来说，福音不仅局限于“因信称义”这个主题（尽管是最重要的之一），而是要用一种更广阔的、基于圣经教导的视野，去理解什么是整全的福音，这后来也被总结论述为“创造-堕落-救赎-成全”（creation-fall-redemption
-consumation）。对于福音的整全性理解，避免了将福音简化为仅仅纪念十字架上基督救赎的那种苦修主义，[18]而是强调一种既基于三一论又以基督论为救赎核心的福音，从创造一直到信徒的成圣，都是福音在基督里、因着圣灵所做成的。[19]
乌西努斯非常清晰地论述了以三一论作为福音的根基，说道：“因此，通过被先知和使徒传讲的确实无疑的上帝的话语，由神圣上帝（圣灵）的见证启示出上帝的神性，圣父和圣子、圣灵在三位一体中创造出了天地和世间的万物；并且上帝通过护理和事工来保守、治理一切美善之物，向万物彰显上帝的荣耀；在具有他形像的人类之中，因着圣子，上帝拣选、聚集他永恒的教会，也是通过基督，从上帝，这独一真上帝，以圣灵默示的话语相连，让拣选之人认识并且敬拜他；在永生中所敬拜的是这位真上帝，也是这位真上帝将要判断义和不义的。”[20]因此，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内在彼此合一和爱的关系，外在地彰显于对人的救恩计划中。[21]
四、《海德堡教理问答》强调末世中的安慰：我信身体复活和永生
1、愁苦
《问答》第1问中对“唯一安慰是什么”的回答是：“我不属于我自己——身体和灵魂，生与死——都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宝血完全偿付了我一切的罪，使我免受魔鬼的残暴，并且看顾我，没有天父的旨意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落下：事实上，万事为我的拯救互相效力。因为我属于基督，藉着他的圣灵，确保我永生，并且使我从今以后全心全意为他而活。”紧接着的第2问提到了人的愁苦。
我们人生中有许多苦难，比如疾病的痛苦。因为技术和医疗的发展，现代人所遭遇疾病的痛苦，相对于宗教改革时的人而言，已经缓解了很多。当时的人常常早逝，许多改教者（如加尔文）都身患严重的疾病，却依旧坚持写作和牧会。所以，他们显然对身体疾病的痛苦要比我们现代人想得更为透彻，那时的神学家们常在著作中表露出渴望脱离将死的身体、盼望永生的愿望，显然比现代人更为迫切，因为他们更深深经历着在这世上疾病的折磨和身边亲人的早逝等许多的痛苦。此外，当时的基督徒也面对许多逼迫。伴随着宗教改革而来的，是欧洲基督教政治秩序的瓦解，[22]弗里德里希三世筹备《问答》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减少宗教的冲突。很多改教者也是在这一期间经历流亡和迫害，无论是在德国、尼德兰地区还是英格兰、苏格兰，都是如此。例如，《比利时信条》的作者就是为了回应新教所遭受的迫害而在1561年写成这一信条（也称为《尼德兰信仰告白》）的，而且他在1567年为信仰殉道。
但是，《问答》所说的愁苦的含义绝不仅是身体的疾病和外在的逼迫那样简单。第一版德语《海德堡教理问答》中使用的是德文（das Elend），这个词的原意是“流放”、“驱逐”， 这更表明了人因为原罪而堕落，与上帝的隔绝，并且今生永世面对这位至高者公义的审判和刑罚，这是人最深的愁苦。神学家普兰丁格对此有一个很恰当的总结：“在《海德堡教理问答》中，‘愁苦’表明的，是一切原罪所带来的绝望的后果，它表明人在堕落后的状态和绝望的处境。”[23]并且，在《问答》中，这种堕落后的绝望还包含了人在得救上的焦虑，就如同路德当年的挣扎一样，我们凭借什么来逃避将来的忿怒呢？
乌西努斯指出这种深层含义的愁苦包含两个层面，一种是对于罪责（guilt）的愁苦，一种是对罪的刑罚的愁苦。在人堕落之后，人就处在这种可悲的状况之下，“首先，人是堕落、充满罪并且与神隔绝；其次，在这种堕落中，人面对着永恒的定罪，本应当被神所弃绝。”[24]没有律法，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愁苦和将要面对的审判（罗3:20；申27:26），但是没有安慰和救恩，知道这些愁苦只能让我们绝望，因此只有通过真信心所获得的真知识，牢牢抓住基督的救恩和应许以及圣灵在成圣中给我们的确据，才能带给人面对审判却能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的安慰。而这安慰使我们在面对今生的病痛和逼迫时，得着真正的安慰和力量。
因此，《问答》所要提供的安慰是基于圣经的，是最深层的，也是指向永恒的，不仅仅是让人能在面对尘世中暂时的苦难和逼迫时有安慰，更是面对上帝震怒的审判提供基督徒从圣经而来的救恩的确据，使我们在基督里得着安慰，而不是在焦虑中没有盼望。
2、安慰
在《问答》中，只有三个问题直接用“如何带给你安慰”这样的表达法：第52问，“基督的再来‘审判活人和死人’如何带给你安慰？”第57问，“‘身体复活’如何带给你安慰？”以及“关于‘永生’这条如何带给你安慰？”在《问答》的其他部分，特别是谈到耶稣基督的救赎部分，所用的表达都是“对你有什么益处”（如第49问“关于升天”等）。《问答》在这里所表明的安慰，很显然直接指向的是末世审判，也就是永恒的安慰。在《问答》中，我们可以发现，关于基督在历史中所成就的救恩工作，如道成肉身、赎罪，以及复活、升天等已经成就的事情，显然是对蒙拣选的圣徒有益处的，让我们脱离罪的权势，而与上帝和好，不再是处于一种隔离的状态。但是，救恩将要成就的末世性工作，对于现在怀着盼望等待的基督徒而言，则是我们今生行走成圣天路的最大安慰。
在这种末世论的视角中，有两点对于我们而言是切实的安慰，那就是身体的复活和永生。这两条被安排在同一主日的讲道中（主日22）。
第57问：“‘身体复活’如何带给你安慰？”回答：“此生之后，我的灵魂将立刻被为元首的基督所接纳，而且我的身体也因着基督的权能而复活，将再次和我的灵魂联合，如同基督荣耀（第一版做圣洁）的身体。”
第58问：“关于‘永生’这条如何带给你安慰？”回答：“因为我现在已经在心里初尝了永恒的喜乐，此生之后，我将拥有完全的福乐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并在其中赞美神直到永远。”
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将人作为物质性、自主的存在，失去了人对自身真正知识的认识，这也是人在末世没有永恒盼望的原因之一。相反，在福音中所揭示出来的人的愁苦状态，就是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是无法凭借人自身而脱离罪的状态的。因此，对于现代人（特别是无神论者）而言，他们所面对的，不仅是苦难和死亡的问题，更是面对这些苦难和死亡所产生的无意义和虚无感，因为一切的意义都被死亡所终结了。相反，福音启示出人在末世中的状态、以及我们死后的状况。如果人们按二元论理解人的存在（即身体和灵魂），那么灵魂和身体在死亡之后的归宿，才是我们今生的意义和安慰所在。圣经指出，“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林前15:19）。《问答》这种对人愁苦境况的安慰，首先是指出基督徒不再是处于与上帝隔绝的愁苦中，而是在死后，他们的灵魂被上帝所接纳，首先与基督有着亲密团契，然后是等待着最后审判时他们身体的复活，得着如同基督一样荣耀的身体。因为基督作了初熟的果子（参林前15:20-23），这一历史事实确保死人在末日审判时会复活。《问答》这里所强调的是，作为中保的基督，他成就救赎工作的权能是我们复活的确据和保障。这是我们基督徒得着安慰的源泉，不仅仅是复活，并且这个复活是指向永生。
乌西努斯在对于《问答》的注释中，写到了复活的目的：
死人复活最终的目的是上帝的荣耀：在那时，上帝要将他至高的怜悯彰显在那些得荣耀的充满信心的基督徒身上，而他的正义将彰显在对那些被弃绝之人的咒诅中；因此上帝将宣告对于信徒确实无疑的应许和对弃绝之人注定的威吓。其次的目的，和最终的目的相关，就是蒙拣选之人的救恩和荣耀以及对于被弃绝之人的惩罚和弃绝：因为前者将复活得着永生，而后者将得到永久的刑罚，正如圣经中所应许的那样（但12:2“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约5:28-29“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希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另参：启3:21；7:13；太13:43；25:41、46）。这将是死人复活的状况。[25]
关于永生，很多人将之理解为身体的不朽或不死，但是，在《问答》第58问中，永生并不只是不死。在对《问答》的注释中，乌西努斯基于圣经的经文认为，永生是完全恢复人所应具有的上帝的形像，在上帝里有永恒的欢喜快乐、属天的荣耀。完全的幸福必须指的是一切美善之物的圆满，是人完全地遵从上帝，具有对于上帝真正的认识、全备的知识和爱，人的身体和灵魂都在荣耀之中。并且，乌西努斯指出有两件必须包括在永生之中的事：首先，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连于上帝；其次，我们遵从于上帝，这种遵从包括人具有对上帝和他的旨意、事工清晰和正确的知识；人享受上帝里的公义，有完全的喜乐和言语无法表达的荣耀。总之是，一切美善之事都在上帝里面。而且永生也是通过圣灵上帝永久居住在基督徒中才发生的，这些美好之物都因着耶稣基督临到，是上帝在今天已经白白地赐在我们的生命中，而在将来的生命中将要得以完全的，使上帝能被他的圣徒永恒地赞美和荣耀。[26]因此，乌西努斯在注释中反驳有人将永生等同于不死的看法。他写道：
永生不仅仅是不死，或是身体和灵魂始终存在的状态。更为确切地说，永生就是属灵的生命进入属天的荣耀和福乐，这些是圣灵在基督徒中所运行的大能。尽管恶人在复活后也会不朽，然而，他们的自然本性的“生命”却不是生命，而是永死。这种“生命”的特点，一是被上帝永远弃绝的；二是没有关于上帝的知识和对上帝的爱；三是永无止境、难以形容的折磨（可9:44；太24:41）。从这些经文中，我们可以得知，永死之所以被称之为永死，不是因为恶人立刻就死去而一死了之；而是因为他们将永远在死亡的状态中，并且经历永无止息的折磨。[27]
拉沃（Christopher Love，1618-1651）这位参与威斯敏斯特大会的清教徒在他的《天堂的荣耀》一书中，也写到了对于这种永生的盼望，他说：“上帝因他白白的恩典藉着耶稣基督为他选民在天堂预备了最喜乐、最有福和不变的状态，他们要在审判之日后享受这些，那时，他们的身体会从坟墓中复活，与灵魂联合，二者都满有荣耀，与圣父、耶稣基督、圣灵、圣徒和天使一同直到永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荣耀，是身体和灵魂的联合，借此二者都是荣耀的，享受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以及所有圣徒和天使的安息，直到永远。”[28]
因此，《问答》在这两问中，向基督徒展现了一个对第1问（关于唯一的安慰）和第2问（关于愁苦）的最好回答，也就是，这个安慰是以基督为确据的，而且三一上帝的三个位格都在救恩中参与，确保我们能够在永生中荣耀这位真神，脱离这种由罪带来的最深层的愁苦的状况。《问答》在这一部分，从讲论真信心开始，到福音所带来的得救的确据，不只是给面对逼迫和身体软弱的基督徒以盼望和安慰，对那些如重新发现因信称义之前的路德那样一些对救恩的确据焦虑的人来说，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让他们在基督里可以坦然无惧地走成圣之路。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3.25中鼓励基督徒要默想来世，以“属天的态度”在世上行走天路，于此世在基督的呼召里过敬虔的生活。正如他所说的，“若人可以一直习惯于默想有福的复活，他就能完全得益于福音”。就算在古代哲学家中，柏拉图的突出之处也在于他认识到“人的最高至善……是与上帝合一”。但是，没有任何一位哲学家明白，达成这一至善是唯独靠与基督的“圣洁的联合”。只有在基督里，只有那“已经完成的”、从死人中复活的那一位，才是让信徒拥有完全救赎的应许的。基督徒的生命是一种有盼望的、不断期待基督再来之日的生命，到那日，基督早在信徒中开始了的工作，会达成“完全”。[29]这一切都表明，我们的安慰都在上帝里面，一切的荣耀都出于上帝，最终又都归于上帝。而对于基督徒而言，他们在末世的期待中得着的属天的喜乐，到那时则得以完全。
五、总结：对今日教会和基督徒的意义
在现代社会中，各样意识形态的教导将人彻底沦为物质层面的存在。在今日教会的基督徒中，很多人也不像以往的圣徒那样关心身体复活的意义，他们的末世论是模糊的、缺乏安慰的。一方面，我们因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依靠现代技术来缓解身体病痛及其所带来的愁苦。现代所强调的舒适，也将我们本来对于愁苦的感觉，在感官上逐渐淡化、掩盖。另外，无神论对于灵魂的看法也影响到了教会。有时我们将灵魂作为身体的附庸而忽视。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真正当怕的，是那能将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参太10:28）。因此，我们今日的基督徒始终要问自己，什么是我们唯一的安慰？我们能够面对将来在永生上帝面前的审判吗？加尔文提醒基督徒当以默想来世过今生的生活，要求问我们愁苦中真正的安慰是什么。我们真正的盼望是在基督里那美好的永生，也就是奥古斯丁说的，我们的灵魂如果不是在上帝里，就不得安息。《海德堡教理问答》作为安慰之书，提供了基督徒生活在今日的一个指南，这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的，帮助我们在基督里得到安慰。无论是面对任何的境况和逼迫，无论是生是死，都无法将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正是在基督里的盼望激励我们在这世上活出属天的生活，就如圣经中所说：“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林前15:58b）。
[1] 因为篇幅所限，考虑到目前中文版本中都有相关经文，所以本文将《海德堡教理问答》所有相关经文从略。
[2] 受墨兰顿（Philip Melanchthon）所影响的称之为腓力派（Philip）的路德宗。
[3] 又译“教随国立”。
[4] Charles D. Gunnoe Jr, “The Reformation of the Palatinat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Heidelberg Catechism, 1500-1562,”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eidelberg Catechism. Sources, History and Theology, Grand Rapids: Baker, 2005, p.30.
[5] George W. Richards, The Heidelberg Catechism: Historical and Doctrinal Studies, Philadelphia: Publication and Sunday School Board of the Reformed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 p.185.
[6] 同上，第185-189页。
[7] 同上，第189-195页。以及Lyle D. Bierma, “The purpose and the authorship of the Heidelberg Catech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eidelberg Catechism-Sources, History and Theology, p.52。
[8] Bierma, “The purpose and the authorship of the Heidelberg Catechism,” p.67.
[9] 同上，第68页。
[10] 同上，第53页。也参见Richards, Heidelberg Catechism, p.193,195。
[11] 同上，第54页。
[12] G.I. Williamson, The Heidelberg Catechism: A Study Guide, Philipsburg, P & R Pub.; 1993, xi.
[13] Joel Beeke, “Holding Firmly to the Heidelberger: The Validity and Relevance of Catechism Preaching,” in A Faith Worth Teaching: The Heidelberg Catechism’s Enduring Heritage, Grand Rapids: Reformation Heritage Books, 2013, p.37.
[14] 同上，第39页。
[15] 同上，第61页。笔者无意批评释经式讲道，但也认为，教会需要在教理问答式讲道和释经式讲道之间有一种平衡。若仅强调释经式讲道，很容易在牧养上导致信徒信仰的碎片化。绝大多数传统的信仰告白式教会（包括笔者所属的传统尼德兰归正教会）通常会用两种讲道方式在主日同时传讲，即在上午、下午和晚上的讲道会有所不同，这样确保每主日都有一次教理问答的讲道，会众也通常是全天的敬拜，以此来遵守十诫。
[16] 即：“信心不仅是一项确定的知识，借此我获得上帝在他的道中向我们所启示的一切真理，而且也是圣灵通过在我里面所造成的全心全意的信靠，因着基督救恩之功，上帝完全出于白白的恩典不仅仅赐予其他人，也赐予我罪的赦免，永久的公义和救赎”。这里《问答》对于信心的描述非常准确地避免了后来被施莱尔马赫所强调的个人经验性的信仰。相反，正如巴文克评价《问答》所定义的信心所说：“信心对于这些改教者而言具有独特的、独立的、宗教意义。这个信心从本质上区别于人们日常所说的信心，也区别于历史性和暂时性的信心，或者对于神迹的信心。这个信心不仅仅只是对于神圣上帝的真理的接受，也成为灵魂连于基督的确保，与永生上帝团契的方法。”见Herman, Bavinck, “Philosophy of Religion（Faith）,” Essays on Religion, Science, and Society,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2008, p.26。
[17] 这也是为什么大公教会的标志之一就是持守使徒信经，因为它是对圣经中纯正福音核心的总结，也是判别异端的基本标准。离开使徒信经就表示离弃了福音。
[18] 在使徒行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使徒所传讲的福音不断指向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如使徒行传前四章中彼得的讲道，最后在徒4:33，总结到“见证主耶稣复活”）。
[19] 这里需要提及的一点是在加尔文的《日内瓦教理问答》（1545）中，也是将关于上帝的真知识等同于使徒信经的总结（第15问），唯一不同的是加尔文在第17-18问中将使徒信经划分为了四部分，将圣灵和成圣的部分扩展为圣灵和教会两部分，加尔文在这里突出了教会在个人成圣中的作用，这点需要进一步研究讨论。
[20] Zancharias Ursinus, Loci theologici, in Opera, I, col.534. 转引自Richard Muller, Christ and the Decree: Christology and Predestination in Reformed theology from Calvin to Perkins,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2008, p.101。
[21] 同上，第101页。
[22] Eric Voegelin,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Vol. 4,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8.
[23] Cornelius Plantinga, Jr., A Place to Stand: A Study of Ecumenical Creeds and Reformed Confessions, Grand Rapids: Publications of the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1981, p.22.
[24] Zacharias Ursinus, The Commentary on the Heidelberg Catechism, Trans. G. W. Williar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4, p.23.
[25] Zacharias Ursinus, The Commentary on the Heidelberg Catechism, pp.317-318.
[26] 同上，第319-320页。
[27] 同上，第320-321页。
[28] Christopher Love, Heaven’s Glory, Hell’s Terror. Or, Two Treatises; The One Concerning the Glory of the Saints with Jesus Christ, as a Spur to Duty: The Other, Of the Torments of the Damned, as a Preservative against Security, london: (T. M.) for John rothwell, 1653. 转引自Joel Beeke, and Mark Jones, Puritan Theology, Grand Rapids: Reformation Heritage Books, 2012, p.823。
[29] Institutes 3.25.2, 转引自Peter A. Lillback, A Theological Guide to Calvin’s Institutes: Essays and Analysis, P & R Publishing, 2008, pp.442-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