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文/魏司坚（Geerhardus Vos） 译/诚之 校/甘林
校长、董事会的各位先生们：
我毫不迟疑地接受这项工作，这是各位召我来从事的，并且在今天我也被作了更正式的介绍，这令我深感荣幸。在得出这个结论——也就是我有责任接受你们给我的呼召——之前，对于我的名字竟然能和那些杰出人士沾得上边，我深深感到不协调。神在这个学校曾藉着这些人使祂得荣耀。当我还在这里做学生时，曾在这些人的门下受教，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睡了；少部分人今日仍然健在。对前者的记忆和与后者的同在，让我意识到自己的软弱，甚至更甚于意识到我将要履行之责任的艰难。然而，我和这些人的相交一方面或许会让我此时充满疑虑，而另一方面，我也不会企图隐瞒，他们更是激励我的源头。因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对我的四周围绕着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我反而会愈加感到欢喜。我深信再也没有其他地方和环境，可以用一种比这里更纯净、更有力的动力来坚固我、激励我，使我受到昔日的神圣影响了。我刚才所签署的誓言本身，就象征着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这种延续性；而我觉得它将会在我身上起作用，不仅成为外在的节制，更成为内在约束的力量。这是一项特权，更是一种责任。
前言
尽管圣经神学不是一门新的学问，在这所神学院里却属于新的教席；这个事实决定了我为何选择它作为这场演说的主题。在一般情形下，讨论一些特殊主题，而非讨论一般性的原则，可能更为适合，各位或许也会更有兴趣。但是，圣经神学既然是神学院新加入的课程，我也受托要特别看顾、维护它；所以，我认为我的职责就是要向各位介绍这个神学科学的分支，并且，至少要概括地描述其本质，以及我所期望的教学方式。
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各界对这个新的神学科目的看法有相当大的分歧。有人对其推崇备至，认为它是“系统性的神学”的完美典范（the ideal of scientific theology），用这种夸张的说法，也严肃地反映出其姐妹科目的特质（这些科目年代久远、存在较早）。其他人则对此新秀抱着怀疑的态度，甚至公开反对它在神学家庭中有一席之地的权利。我们当然有义务，要为它、为我们自己，针对此问题建立一个有良好根基的明智的判断。我期盼以下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会给这些有争议的议题带来亮光，并使各位能按照事实公正地加以评断。
圣经神学是一门科学，也是神学科目
1、 什么是神学
（1）基本定义
一切关于该如何理解圣经神学的讨论，都必须先对什么是神学有清楚的认识。比起一些推理式的解释（a priori constructions），在许多情况下，词源学（Etymology）是更可靠的指引，它告诉我们：神学就是关于神的知识；这个古朴的定义受到各种广博原则（encyclopedic principles）的支持。因为只有把神学定义为是关于神的知识，我们才有权称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科学的形成，并不是毫无章法的，而是根据一套客观的划分原则建立的。总体来说，科学会受到其研究对象的限制，而且必须容让自己受现实状况的塑造；同样地，要对各种科学进行分类，要在普遍知识的主体里，搞清楚其不同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必须遵循上帝用来标示宇宙浩瀚领域的一些伟大分界线。对于一定数量的知识，其头衔是否能被称为独立的科学，乃是取决于它与这个独立和具体对象的关联，因为这是由上帝绘制的分界线所划分出来的。例如，当我们讨论到生物学时，是因为上帝的创造已经使生命的现象与那些非有机物质有所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说：没有一种科学比神学具有更清晰的头衔。上帝是创造者，所有其他事物是被造物，他们之间有着绝对的区分。在宇宙之内，没有其他的区分有如此巨大的鸿沟。上帝是神学唯一合法的对象，因为上帝与受造物是有别的。
（2）神学的对象
然而，在片刻的反思之后，我们会在下面看到：神学与其他科学的不同，不仅仅在于其对象的不同，更在于神学与其研究对象之间保持着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严谨模拟的。在所有其他的科学里，跨出第一步接近客观世界的是人，使客观的世界臣服在他仔细的观察之下，迫使它服在其实验之下——简言之，是人主动地促使大自然揭露出它的真相和法则。而在神学里，这种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则被倒转过来了。在这里，是上帝为了揭示祂的本质，跨出第一步来接近人类；不只如此，祂创造了人类，使他们具备有限的心智，能够领受祂各种无限完美属性的知识。在神学里，客体（研究对象）绝非是被动的，祂在创造的行动中，首先安排让主体必须依附自己（客体）；然后，永生上帝才授予主体那种无法靠他自己获得的知识。因为，除了上帝的灵，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林前2:11）。因此，严格说来，我们应当说，神学的对象不是上帝自己，而是上帝所启示出来的、关于祂自己本身的知识。
尽管这个独特的特质，在抽象层面和各种情况下都被用在神学身上，但是当罪进入到人类世界之后，这种特质就被凸显出来了。在有罪的情况下，人尽管保留了某些关于上帝的知识，但是人对于一切神圣事物若想要获得纯正、足够的信息，却绝对要倚靠上帝全新的自我启示——这就是我们所称的“超自然启示”（supernatural revelation）。藉着重生，被罪蒙蔽的心智得到光照，一个新的主体被创造出来。藉着上帝客观地自我显明祂是救赎者，事物的新秩序就产生了。并且，藉着把关于这个事物新秩序的真理，寄存在圣经里，人类的心智也能够从那里获得崭新的知识；而这知识，不过是在被重生之人的知觉意识中，对一个出自上帝的行动和话语之客观世界的一种反思。
（3） 研究神学的态度与方法
既然如此，我们很快就可以作出推论说，我们神学的起点是在于“转化取用”（appropriation）这个超自然的过程，上帝藉着这个过程使祂自己成为我们认识的对象。至于要从何处开始神学研究，是我们无法自行选择的。神学的本质，迫使我们必须要从那些与这门科学的启示基础有关的部分开始。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具备一种倚靠和领受的心态，要让圣经里上帝自我启示的影像，尽可能完全并清晰地映照在我们的心智里，这乃是每一个神学家最首要和最重大的责任。为要遵循此原则，在历代系统性的神学发展过程中，有一组研究便渐渐与其他的研究脱离，并且在它们当中形成一个较小的有机体（organism）。这是因为这种神学意识对启示源头的领受心态，是它们背后共同的观念，这种观念也主导着它们的思想。这一组研究通常被称为解经神学（Exegetical Theology）。解经神学的形成既非出于偶然，也不是神学家之间明确的协议；而是因为这门学科的内在发展法则（此法则乃是根植于其源头），是以一种自然的方式产生的。
在为这门科学作分类时，一些统称很容易获得若干不明确的涵义。它们倾向于变成一些制式的说法，用来表明某些研究，从实用的角度或是依照其方法论的原则而言，是属于同类的。在许多情况下，除了以实用为目的，将某些分支归属在一起以外，其他的目的，都属凭空的想象。因此，从表面看来，虽然许多分支被归类在解经神学系（the department of Exegetical Theology）里面，但与其中心思想，却仅有一种非常遥远和间接的关系。有一些位于边缘的从属和预备性质的研究，松散地连于这个具有生机的中心（organic center）。然而，如果解经神学不只是要成为一些性质不一的研究的聚合体，仅有实用上的合一，我们就必须期待在其发展的最高峰上，解经神学将作为所有神学基本思想的必要表达形式之一登场；并且在最严谨的意义上，自我展现出它是关于神的知识。当这件事实际上发生时，这个科学就会成为解经神学这个有机体的中心。
（4）解经神学、圣经神学、系统神学
解经神学就是按照这个观点，来处理“上帝”这个议题的：上帝是其自身的启示者和圣经的作者。它自然地被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要处理圣经是如何形成的问题；另一部分则要处理圣经的形成过程中，上帝如何启示祂自己。我们更进一步注意到，圣经形成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将上帝自我启示的记录永久传达给人类全体。相较于启示本身，圣经的形成似乎是达到其目的的方法。因此，圣经学（bibliology）及其附属的研究，并非解经神学的中心，而是为要处理启示的本身，在逻辑上，它乃是从属于其他部分的。或者，从人的观点来说，所有关于圣经来源的研究和调查、正典的集成、原始的文本以及释经上的研究（圣经内容乃是藉此得到归纳性的确认），其最终目的，乃是要教导我们上帝自我启示的内容。这些研究都不是以其本身为目的的，其价值的定位和地位的分配，都来自于那个核心性的研究；它们都朝着这个核心性的研究迈进，也在那里找到其本身的终极目的。而这个对解经神学的观念提供了一个最适切、最自然的解释和说明的核心性研究，就是圣经神学。
如此，总体来说，圣经神学就是解经神学中处理有关上帝启示的那个部分。它应用了这个部分里所有先前研究的成果。但我们仍然必须努力更准确地判定，在什么意义上来认识此概括的定义。因为这个定义也可以套用在系统神学上，甚至是整个神学上，这个定义对它们来说都是真的，因为它们都是在处理超自然启示。圣经神学的特性在于：它是从上帝本身的启示活动的角度，来讨论启示的形式和内容。换言之，它是在一个主动的意义上来处理启示。它把启示视为上帝的活动，并且试图（在人的能力所及的范围里，并且不排除我们有限观察的条件下）去理解、追踪、描述这个活动。在圣经神学中，启示的形式和内容都被视为是上帝工作的成分和产物。而在系统神学中，虽然也有同样的启示内容，却不是从上帝工作的许多阶段的角度来看这些内容，而是将这些内容视为给人类工作的素材，他们要按照逻辑原则来加以分类和系统化。圣经神学在组织并安排这些内容时，只会使用在启示本身的神圣工作中所赐下的方法，而不会用其他方法。
由此可见，为了要对圣经神学有一个较确定的观念，我们必须试着整合上帝启示工作的一般特质。在这里，如同其他的情况，唯有透过对结果怀抱着盼望，才能思想并描述此科学所具有的有机组织。因此，我们不可根据一种推理的解释来看待以下的陈述，它们只是在阐明圣经神学本身的教导。
2、超自然启示的一般特质：历史特性
超自然启示的第一个特质就是启示的历史进展（historical progress）。上帝向我们传递的真理知识，并不是如同在永恒的静谧之光中以祂无始无终的目光那样呈现的。他也没有以合乎逻辑关系的、系统化的抽象命题形式赐下这种知识（系统神学的任务就是以这种形式来重新复制启示的真理）。这个简单的事实说明了：从一开始，超自然启示就不具备此形式。上帝的自我启示，是一个涵盖不同时代、出现在漫长的时间过程中，以一连串启示性的话语和行动所进行的工作。这真理是以不断发展的形式出现的，而非静止不动的真理。无怪乎对这个事实的解释，部分必须藉着人有限的理解力来寻求。就连上帝向我们启示出来的那部分的知识，也是极其伟大，远超乎人的能力的；它是如洪水般涌出的亮光，并非一次性完全的放射，而是一束接着一束，渐渐地照进我们的心智里。上帝以祂所安排的顺序，将关于祂自己的知识内容传授给我们，藉此向我们指出一条道路，使我们可以渐渐领悟并真实地认识祂。这个启示是打算赐给所有的世代、世上的列国、各种不同的阶层、在人类一切光景中的，因此，其本身必须作出调整，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特质和个性，并且得到整合。我们若记住这一点，事情就会更加明朗了。
（1）启示之历史特性的基础一：启示的本质
然而，我们感到这种解释无论本身多么合理，还是不够完整，无法使人完全满意。启示的历史特性，其更深的基础不能建立在人类主体的各种限制上，而必须藉由启示本身的本质来获取。启示不是上帝孤立的行动，和其他一切的超自然行动没有关连。启示构成了新创造（new creation）这个伟大过程的一部分。藉着这个过程，现今的世界（一个有机的整体）会从罪的后果中被救赎出来，并恢复到其理想的状态——也就是上帝最初的心意。如今，就客观、普世性的意义而言，这个新创造不是藉着单一的行动，一次就到位的，而是本身有自己的有机发展法则的一段历史。这样，在每一点上，新创造都是基于这个世界和人类的自然发展，也和它脱不了关系；而后者（世界和人类的自然发展）既然是以历史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前 者（新创造）也必须采用同样的形式。就是因为我们习惯不正当地将关于上帝的启示，与上帝整个救赎工作全面的背景分开，所以我们才无法认识到启示历史之渐进的本质。我们将它视为是抽象真理一系列的传递，自我形成一体；却看不出为什么这个真理应该是一步一步、一点一滴地，并不是全部一次传达给人的。我们一旦认识到，几乎在每一点上，启示都是与上帝广义的救赎行动相互交织在一起，并以其为条件，又与后者一道，与现今世界的自然发展相连，我们就可以完全清楚其历史的特性，不再感到惊奇了。
在这个伟大的救赎过程中，我们必须区分出两个阶段。首先是那些具有普世性和客观性的救赎行动，其目的是要产生出一个有机组织的中心，以建立万物的新秩序。在此目的达成之后，接下来是第二阶段的救赎行动；在这个阶段中，这个客观的救赎被主观地施行在许多个体身上。两个阶段都具有超自然的成分，尽管因为前者的客观特质，使得其超自然的特质彷佛比后者更为明确。整个系列的救赎行动——以道成肉身、中保的代赎、圣灵的浇灌为顶峰——表面上都带着神迹的特征。尽管在客观上不好把握，但是超自然的成分却存在于第二阶段的每个案例当中，个别的灵魂就是在此阶段获得重生。不过，严格来说，在这两个阶段中，行动启示并不是均匀散布在整个过程中的。这种启示的历史仅仅发生在前半段，也就是说，在其历史进展中，它乃是伴随着核心的、上帝的客观救赎行动的渐进而展开的，而一旦核心、客观的救赎行动完成之后，启示也走到了尽头，启示之声就止息了。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上帝的启示在本质上不是主观的、个人性的，而是客观的、要告诉整个人类的；所以，这个启示被埋藏在伟大客观的救赎历史的各种渠道之内，不再继续发展，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事实上我们看到，当这个在以色列人当中被施行出来的、已经完成的救赎工作，其独特的外在形式被除去，并延伸到万国万民之际，上帝就将祂已经完成的神谕完整地赐给人类，好叫人类从此可以主观地加以研究，并转化取用此完整的启示。期盼在使徒时代结束以后还会有启示，是不合理的；正如认为那时期的救赎事实会无限重复和延长，也同样是不合理的。
然而，即便如此，仍不足以完整说明启示的历史特质。我们目前仅仅看到，真理的揭示总体上是如何沿着救赎历史的过程进行的。我们现在必须补充说，在许多情况下，启示与历史是等同的。除了使用话语之外，上帝也用行动来启示真理的许多伟大原则。在这方面，不要以为我们想到的只是狭义的先知异象或神迹。我们尤其是指那些伟大的、超自然的、缔造历史的行动，例如：圣约的百姓从埃及被救赎出来，或是基督被钉十字架和复活。在这些案例中，历史的本身就构成了启示的一部分。在这些行动中，包含了上帝的自我启示。即使我们不理会它们，它们也会为自己说话。这些启示行动既然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它们之间就必然具有历史性的关系，并且会按照清楚界定之历史时序法则，一个接着一个地展开。此外，我们观察到，这个启示—行动（revelation-acts）的系统，并非是以富于想象的、机械性的方法，安插在圣经历史这个更大的系统当中的。这两种系统之间的关系乃是活泼的、有机的。上帝神迹式的介入（被赋予了启示的特性），成为将整个神圣历史框架连结在一起的关节和韧带。上帝救赎的行动标记出历史的一些关键时代，如此，在这些事件发生后的几个世纪，也就持续不断地塑造历史的行进方向。
当然，我们绝不可忘记，每当启示与上帝救赎的行动互相重迭时，后者经常具有进一步的目的，会延伸到启示的范围之外。基督被钉十字架和复活的行动，不仅仅是要向人类启示一些事，而主要是为了达成与上帝有关的某种确切的目的。因为这行动满足了神的公义，所以无论是唯独或主要从启示的角度来看待它们，都会是错误的。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启示的成分也是必要的，因为启示和满足上帝公义这两个目的也是合而为一的。其次，我们必须记得，上帝启示的行动和祂用话语来表达真理是不能分开的。话语和行动永远是同步进行的，而从它们的互相依赖，也可以说明我们先前的论述，相当于是说，“启示”与“将事物的新秩序带入罪恶的世界”，这两者之间具有一种有机性的紧密关联。启示是这个新世界的光，上帝说话，这个世界就存在了。这光需要实体（reality），而实体也需要光，才能看见上帝恩典的美丽创造。为了把康德的用语套用在更高的主题上，我们可以说：没有上帝的行动，话语是空洞的；而没有上帝的话语，就看不见上帝的行动。
（2） 启示之历史特性的基础二：实用性
启示之历史特质的第二个根基，在于其明显的实用性。启示所传达的关于上帝的知识，绝非纯粹为了理性的目的。从开始到末了，这等知识就是为了要进入人实际的生活中，要由人透过实际的影响实践出来。闪族，特别是圣经，对知识的看法与希腊文化是有别的（后者偏向唯智主义 intellectualistic的观念），更强调这种实用的性质。在闪族文化中，认识（to know），就是指透过最亲密的交流和沟通，将人对于某件事物的事实和特质的知觉，与人的生命交织在一起。如此一来，藉着超自然的传达方式，上帝就将藉着超自然方式传递的、关于祂自己的知识，与蒙拣选族类的历史生命交织在一起，以便从一开始就为它确保一种实用的形式。启示与以色列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它是从那个国家的需要中产生出来的，并且是随着其能力而调整的。它是活生生的历史事件，塑造了这个国家中每个人的生命，也进入到他们的生命中。启示在这方面的重要性可以从这个观念里得到最清楚的表达：圣约是上帝以渐进的方式向以色列人启示自己的形式。上帝并没有在课堂上，而是在圣约里启示祂自己；而圣约作为生命的交流是全面性的，涵盖了立约者所有的处境和关心的事物。这里也包括一种知识和知识的传递，但不仅仅是靠理论的教导，而是透过一种最实际的方式。
3、启示的第二个特质：有机性
倘若我们在前面已经正确地描述了启示的一般特质，现在就可以扩大我们对圣经神学的定义了：它是解经神学的一部分，从历史延续性（historical continuity）的角度来处理上帝的启示。我们现在必须进一步、更具体地探讨：上帝选择以何种特别的历史，具体体现祂的启示？历史发展的观念本身并不足以解释上帝的真理如何渐进地被启示出来。除非我们将一种有机特质（organic character）加入此启示的过程，才能明白历史原则之意义的全貌。
（1）启示过程是有机的
若要维持其神圣和绝对的特质，启示的真理从一开始就必须是完美的。圣经神学将上帝启示的真理看为是上帝超自然活动的产物，因此是受其自身的原则所约束的，以便在每一个阶段中维护启示的完美。然而，当圣经神学也试图证明真理是如何更完全、更清晰地渐渐展开时，上述的两个事实就只能以这种方式得到调和：假设启示的进展有如一个有机的过程（a organic process），藉着这个过程，完美的植物、花朵、果实接续不断地从这个完美的胚芽中产生出来。
尽管从历世历代以来，关于上帝的知识已经有了长足的增长，这种增长并未显示出任何外在层层累加的特质，而是纯粹的内在扩张，一种从里到外的有机展开。真理的元素绝非毫无生命地、机械式地一个一个加上去的，而被视为是从彼此的联结中生长出来的；每一次更丰富、更完全的关于上帝知识的启示，都有先前的启示为它作好预备；而后来的启示，又为接下来的启示作预备。确实如此，首次启示的真理就具有救赎的目的，接下来的启示也都以此为目标。历世历代，从开始到末了，启示的真理都与人类当时的需要和突发事件有密切的关联。虽然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外在环境，但人类的这些需要，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因此，人类生存所依赖的真理核心，必然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而且接下来的每一次增长，都只是在渐进地展开那包含在原始胚芽中的启示真理。伊甸园的福音（The Gospel of Paradise）就是这种启示的胚芽，其中孕育着保罗的福音；而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以赛亚、耶利米的福音，都属于那个原始救赎信息的扩展，也都指向下一阶段的发展，使福音的观念与其完整的实现更靠近一步。虽然圣约正式的概念还没有表明出来，但是我们在伊甸园的福音里，已经可以分辨出圣约关系的一些主要特质。并且，在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圣约应许里，这些特质重新出现，表现出更明显的特色，并且可以被视为一同生长、具体化，而成为正式的圣约。从此，圣约概念所具有的扩展性就显明出来了。亚伯拉罕之约（covenant of Abraham）包含着西奈之约（Sinaitic covenant）的应许；西奈之约又因本身的特质而产生出先知预言；而先知预言则守护了西奈之约，使其免于沦为一种固定的、不可更改的形式。先知的话是一种具有创造力的话语，在其影响下，圣约属灵的、普世性的胚芽就被激活了，然后，从摩西的神治国度（Mosaic theocracy）中，就有机地发展出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秩序——即耶利米所说的，也是我们的救主藉着祂舍身流血所表明的新约。所以，一个时代（dispensation）是从另一个时代里发展出来的，而最新的时代不过是最古老时代所完全绽放后的花朵。
（2）基督是这个有机启示的核心
若我们考虑到上帝是如何按照祂原始的目的更新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也可以更客观地建立起相同的原则。这种更新并不是机械式地、一部分一部分的改变所造成的，而是在现今世界的有机体里，创造一个救赎世界的核心，然后有机式地围绕此核心建造起这个新秩序。因此，从一开始，上帝一切的救赎行动，其目标都是为要创造并导入这个有机的原则——基督，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目的。旧约中所有的救赎事件，都是上帝为要实现此目的的拯救行动，是基督道成肉身和赎罪的伟大序曲。当基督显现为新造人类的元首，并且完成祂的赎罪大工之后，宇宙的进一步更新，就透过祂的权能，以不断扩大的圈子的方式所达成的有机性扩张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使徒保罗讲到基督要“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祂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是“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腓3:21）。那么，这种超自然的转变若是以有机的原则进行的，并且，若如同我们已经证明的，启示的本身不过是伴随着此过程的光芒，是其神圣事实（divine reality）在知识范畴里的反射，我们就无法躲避这个结论，即启示的本身必须表现出一种类似的有机发展过程。事实上，我们发现旧约中朝向基督道成肉身的工作，其实际的实现，以及有关基督启示知识的推展，在各处都维持着相同的步伐。在关于弥赛亚预言之逐渐浓缩的各阶段，例如当我们救主的人性被逐步指明为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犹大的后裔、大卫的后裔，在每一次收窄其范围时，祂的形像都获得了更明显的特征。这些特征除了是揭示出对应于每个藉由祂的救赎权能所创造出来的新事实和新情况的神圣计划之外，还能是什么呢？还有，正如在救赎历史中，有许多关键性的阶段，上帝伟大的行动在其中可以说是逐渐累积的；同样，我们也发现，在这些重要的关头，启示的过程也相应地加速进行着，或许，几年的时间就会比几个世纪之间的时间，显出更加快速的成长和更大的扩展。因为，尽管根部的发展或许缓慢，而枝干和叶子的成长或许几乎难以察觉，但是，总会有这种时刻：花苞会在一日之内冒出，而花朵会在我们的惊奇注目下，在一个小时之内完全绽放。[2]这些加速进展的启示时期，就是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的时期，尤其是人子的日子。
（3）上帝超自然启示之最终发展
此外，这个发展过程越接近其最终的目标，越会快速发展。何等的丰富发展，何等的开花繁盛、结实累累，都被压缩在那个由新约圣经涵盖的狭窄时期内——不超过人的一生！确实，在这点上我们有启示进展之有机特质最令人惊奇的证明。每一个有机发展都是为了体现一个观念而预备的；而一旦此观念被完全且充分地表达出来，这个有机体就得到完美的印记，不再发展了。由于新约时期已经带来神圣救赎计划的最终实现（这是就其一切客观的、核心的事实来说的），因此新约的启示就带来完整成熟的上帝之道（the full-grown Word of God），藉此圣言，这个新生的世界（在基督里完成的世界）就将自己映照出来。在启示的这个最后阶段中，永恒的极深处就向使徒和先知开启了。因此，“创立世界以前”这种说法，就经常出现在经文中。在每一个历史节点上，我们都感觉到最后的幔子被拉到一旁，我们正面对着伟大奥秘的揭露，这奥秘是历世历代都隐藏在上帝的计划之中的。完整的救恩，一切与人类有关的真理，都永恒地奠基于三一上帝本身。就是这位三一上帝在此启示自己，祂就是那永恒的事实；无论是伊甸园里的纤纤细流，还是与浩瀚永恒海洋相汇合之新约所启示的宽阔大河，一切的真理都是从上帝发出的。在这之后，不会再有任何更高的启示了。一切分隔的发展脉络（历世历代以来，启示是沿着这些发展脉络被传递的）都已经集中在，也交汇在同一个点上。女人的后裔与耶和华的使者，藉着成了肉身的道合而为一了。正如基督一次完全地进入荣耀里，同样，我们于祂在新约启示里的最高荣耀和完美上，也不能删去什么，或在其上加添什么。
（4）启示的多元多样性
我必须再简略地提到启示有机性质的另外一个特点。历史性的进展，并非是上帝用来揭示其永恒圣言全部内容的唯一方法。伴随着历史进展，我们见证到为了同一个目的而采用的各式各样的教导，这是令人非常惊奇的。沿着启示的历史主干，我们也看到许多枝条会冒出来，一次经常出现好几枝，而每一根枝条都为它自己那一部分、以它自己特殊的方法，帮助真理的完整观念得到实现。旧约中的律法、先知、诗歌的元素，很明显是不同形式的启示；而在新约中，我们有相对应的福音书、书信、启示文学。此外，在这些大分类的范围内，有各种不同的小变异，与其各自独特的性质有着密切的关联。以赛亚书与耶利米书是独特的，约翰福音和保罗书信也一样。而随着神圣历史的进展，这些变异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种变化，比起旧约，在新约时期更加明显。为以色列人圣约生活奠定历史根基的，是由一位作者——摩西所记录下来的；而新约时代的历史基础，则被记录在四卷福音书中。新约其余的著作，是以书信的形式写成的，很自然地，个人的要素占尽了优势。当这道光芒，越完整地照在上帝全盘计划的实现上，并且揭示其广阔的范围时，就越有必要从各方面来阐述它，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它，如此就阐明了保罗所谓的上帝丰富的、多重的智慧。因为上帝选择透过人类作为其启示的媒介，所以这些媒介也必须是多种的，而且为了共同的目的，要作不同的调整。因此，个人色彩和特别形式的表达，不但不会伤害到真理的完整陈述，反而直接为其所用。上帝启示的方式，也包括祂按照自己客观的目的，塑造、雕琢一些个体。更具体来说，我们千万不可认为，彷佛上帝认为保罗可以说是一个现成品（ready-made），并且，在使用保罗作为启示的器皿之时，必须迁就一个事实，就是保罗的辩证思维，会以一种辩证和教义的形式将真理反映出来，以至于损害了真理。事实是这样的：真理的本身（除其他方面之外）就具有辩证和教义的一面，而上帝定意要将这方面的真理完全启示出来，所以从母腹开始，就拣选了保罗，塑造他的个性，使他接受这样的训练。这样，上帝借着保罗启示出来的真理，就必然具有他思维中辩证和教义的模式。上帝启示的客观性和人类的个人特质，在此并没有冲突，也不会互相抵消；因为，保罗身为人，其全部的性格、才华、训练都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人仅仅像玻璃一样反射上帝的光，玻璃被切割成多种平面、多种角度，都是为了要向我们传递上帝色彩丰富多样的启示。
在某些情况下，启示这个有机体的生长会紧密地依赖这种多样化的教导。有的时候，同一个真理会以两种或多种形式同时表现出来，每一种形式都会影响其他的形式，使它们逐渐加深并扩大。约翰福音包含了与对观福音同时期的启示，所以，按照时序，我们可以将其数据分配到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然而，从整体并就其统一性来看，约翰福音则代表了一种比对观福音更丰富的、更宽广的基督的自我启示；不但如此，它也代表一种启示类型，是将其他福音书记载的事实和教导作为其预设的立场；并且，从次序的角度而言，它接续在其他的福音之后。以赛亚书和弥迦书也可以说具有同样的关系。如此，启示多样性的本身就有助于启示的进展。甚至在这些沿着特定的脉络，并且以独立的方向同时发展的案例中，也有一种奥秘的力量在运作，使得“全身都靠祂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弗4:16）。
4、圣经神学的定义与历史
现在或许可以对我们的学科尝试提出一个完整的定义了。以上的论述使我们看到，上帝启示的工作并没有抵触任何的法则，而是按照一组精密的有机原则进行的。每当一组事实与其环境有明显的区别，并且受到某种有次序的法则所决定时，我们就可以合法地将这些事实当作科学论述的对象。圣经神学的内容与神学的观念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根据已经启示出来的上帝的知识。我们发现，后者甚至直接以前者为先决条件。因此，圣经神学的正确定义就是：透过超自然启示的历史连续性和多样性（continuity and multiformity），来展示其有机的发展进程。
（1）理性主义和进化论哲学的影响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不是所有挂着圣经神学之名的，都能满足这个定义的要求。从上一个（十九）世纪末开始，这个学科从最早开始，就以不同于教理神学的样貌出现，直到现在，它仍处于“不合圣经”的魔咒之下，好像是从一颗邪恶之星生出的一样。理性主义（Rationalism）的幽灵，首先将圣经的内容区分为纯粹属于人的、个人性的、地域性的、暂时性的——总而言之，就是被作者主观意见所制约的——内容，和具有永恒价值的“真理”。后者，当然就是当时肤浅的理性主义的教导。因此，只能以启示作为其根据的圣经神学，打从一开始就否认这个基础；而圣经神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工作是要列举启示的历史原则，却是在一个以缺乏历史意识而恶名昭彰的学派中得到充分训练的。因为对这种理性主义的历史来说，确切而言，它是属于附随的、相对的、随意的范围，而只有纯粹理性（pure reason）的判决，才具有“绝对性”和“普世合法性”这种用处。因此，在这种理性主义的圣经神学中，历史的原则只是用来除去或抵消启示的原则。而从那时开始，所有曾经影响神学的哲学倾向，大体上也已经失去它们对神学，特别是圣经神学的影响力。就我们眼下的目的来说，本不需要去追溯此复杂历史的不同发展脉络与潮流；而既然它们毫无疑问地正快速融入进化论哲学（Evolutionistic Philosophy）的洪流中，这就更没有必要了。进化论哲学，无论它被应用在某些现象上会得到什么样的“真理”，然而作为宇宙的一种普遍理论和启示的基本原则，与基督信仰却是完全对立的。
任何仔细观察最近一些事件的人都不会否认，这种表现并塑造这个时代精神的哲学思想，确实影响了神学的各个领域。但是圣经神学所受的影响，可能远超过其他的学科，这是因为圣经神学所主张的启示的历史进展原则，似乎表现出某些类似于进化论的观念，而且似乎为后者的应用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而不至于过分地偏离圣经真正的内容。当然这种比喻仅仅是形式上的，而且从实质的观点来看，历史的哲学（这是圣经本身所勾勒的，也是唯有圣经神学有权纳入的，若它要合于圣经的话），与被强加在进化论的惯用套语内、所谓的“圣经的真相”之间，具有天壤之别。这种哲学的诸多原理（这些原理是基督信仰的超自然特性和神学的本质所规定的），特别是在两方面彻底偏离了我们对我们学科的正确处理方法。首先，进化论尽其可能地想要显明，任何发展的过程都是从低层次和不完全的启示，发展成为高层次和较为完全的形态；从一些不纯净的开端，经过一种逐渐洁净的过程，达到理想的结果。所以，对于认识上帝的知识而言（在圣经著作中我们发现到这种知识的发展），除非演化论可以从感官的、实体的观念，追溯其渐进的进展，到一些道德、属灵的观念，从泛灵论（Animism）和多神论（Polytheism），到一神崇拜（Monolatry）和独一神论（Monotheism），否则演化论就会坐立难安。但是，这必然会将启示的因素排除在圣经神学之外。从有神论的角度来思考，启示作为上帝的一个行动，绝对不会与任何不完全、不纯净或低于绝对真理的任何事情有所牵连。基督徒无论多么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结果都会显明（其实它已经显明了）：超自然救赎与自然进化的原则是互相排斥的。因此，即使是现在，那些接受进化论所建构的圣经历史的人，要么是公开并毫无保留地弃绝超自然启示的观念，要么是剥去启示的客观特质，以至于削弱了它与自然发展之间的对立。然而，同样地，当启示的客观性被除去之后，启示也就失去了其独特的有神论特质，开始采用越来越多的泛神论进程（Pantheistic process）的特色，也就是说，它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启示了。
其次，进化论哲学因为将其形而上学的诺斯底主义（metaphysical Agnosticism）的面酵引进到神学之中，已经使神学彻底败坏变质了。有鉴于只有可见的现象界，而非隐藏于现象之后的奥秘事实，可以成为我们知识的对象，加上古时、传统意义上的神学假装是在处理这种形而上学的事实（meta-physical realities），诸如上帝、天堂、永恒不朽，它进一步的推论就是：神学要么必须被完全废止，要么就必须受制于这样的一种重建，好叫它能在现象主义者的众多学科（phenomenalistic sciences）中保留一席之地。前者是更前后一致的，也更科学，但是后者通常是较受欢迎的；这是因为很难把过去根深蒂固的事情，一笔勾销掉。因此，神学如今被定义为宗教科学，意思也主要是指宗教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religion），将绝大部分的研究专注在宗教肤浅的外在现象上，而问题的核心却乏人问津。这种原则若应用在圣经神学上，就会把圣经著作中所记录的宗教发展，而非把上帝超自然启示的历史发展，当作我们科学的研究对象。当神学成为研究宗教的科学时，圣经神学就必然成为研究以色列宗教（虽然是所有宗教中最伟大的宗教）历史和原始基督教历史的科学。
这种邪恶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深入到神学领域，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出推论：现存的任何一本圣经神学著作，都还没有讨论到“圣经神学的研究对象”这个概念，并且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决定着这些书籍的观点。它甚至在许多方面还污染到像欧莱尔（Oehler）所著的精彩的《旧约神学》。当然，这种主观化的原则在执行和应用上有多么彻底，是有各种不同程度的。从梯子上刚开始往下走的人，和已经到达梯子底端的人之间，是有明显差异的。
（2）三种错误的启示观
首先，有些人认为，尽管上帝已经藉着话语和行动，超自然地启示了祂自己，然而，除非这种启示已经与被赐予这启示之人的宗教意识混合在一起，并且影响着他们的宗教意识，否则这种启示，尽管是纯正、单一的，仍然不能成为科学讨论的对象；因此，我们就必须将圣经里的宗教假定为圣经神学的对象，并且最多只能期盼，能够从这个作为结果的宗教来作合理的反推，从而发现到启示是造成此宗教的原因。针对这点，我们的回答是：没有理由将按照这种思路所建构的圣经神学当作一门独立的科学。将以色列宗教当作是一种主观现象来研究，并研究那些解释此现象的客观因素，都只属于圣经历史系的范围，别无其他。此外，我们相信圣经本身已经为我们记录了神圣历史之客观和主观因素之间的互动，这样，它们共同的产物就从来不曾成为其教导的核心思想，而是从各处邀请我们专注于上帝客观的自我启示，然后接着再去观察这个神圣活动在百姓的宗教意识里所产生的主观反射。
其他人对承认超自然启示的事，采取比较保守的立场。他们将上帝的启示局限在上帝的行动上，并且都从人类对这些神圣行动的反思来获取圣经所有的教义内容。如此就得到了一种妥协，使得启示的客观性和圣经教导的主观发展都可以藉此得到肯定。这种观点无法令人满意，因为它没有看到神的启示与人类传达其思想的一般方式之间所具有的模拟性。对按照上帝的形像被造的人来说，话语是表达自己的最佳工具；而上帝的自我启示若完全省略使用这个媒介，就会是一件奇怪的事。这种看法也没有给先知预言留下任何空间。先知说的话经常是出现在神的行动之前的神的话。尽管，如同先前所见，启示的进展明显是以上帝救赎计划的具体实现为条件的，然而，这绝对不是暗示说，上帝的救赎行动永远必须走在前面，而照亮这些行动的启示，总是必须跟随在后。许多时候，启示的话语是以一种对即将发生之事的展望而临到的，如同闪电出现在上帝审判的雷声之前。正如阿摩司那令人惊讶的说法：“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摩3:7）
然而，圣经神学学者当中，还有第三群人，将超自然的因素减到更小，甚至完全除去其客观性。根据这些人的看法，超自然的启示并不涉及到神将祂的思想以任何直接的方式（无论是透过行动或话语）传达给人。超自然的启示是在于：上帝的灵借着一种无意识的过程，搅动人的内心深处，以至于在这之后，使人从内心中涌出某些宗教思想和情感。这些既是完全属人的，也完全是上帝的启示，因此只是相对的真理。因为受到黎敕尔学派（Ritschlian）和新康德学派（Neo-Kantian）神学的影响，这种观念最近又开始流行起来。他们相信，以色列民族拥有颇具创意的宗教天赋，正如希腊民族在艺术领域被赋予一种具有创意的天赋一样。尽管这种天赋的产生被归属于圣灵的动力，但是，这位圣灵和祂的工作是以这样的方式被描绘出来的，即它们与人类心智自然发展之间的区分，变成只是一种臆测，对以色列宗教现象的解释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这一类作者和最极端的反自然主义者一样，自由随性地处理圣经记载的事实和教导。但是，他们却将圣灵这种奥秘影响的假设（他们乐于称此为启示），和进化论者处理现象的方法结合在一起。不用多说，这种形式的启示，必然永远无法得到客观的证明和验证。在这种理论中，所有可以伪装是科学性的，都与超自然观念缺乏任何关联，并且在其中剩下的、属于“淡化的超自然主义”的，都缺乏所有科学的特质。
（3）正确的启示观
我已经尽力用寥寥数笔勾勒出几乎完全控制着当代圣经神学研究的一些原则和倾向，因为它们对我来说，似乎是表明在真正以圣经和神学基础来建构我们的神学的过程中，应该被特别强调的重点有哪些。这些要点的第一点是启示的客观性。圣经神学必须坚持主张，其研究对象并不是人的思想、反思、思辨，而是上帝的圣言。任何想要削弱或将启示的这个基本理念加以主观化的想法，就是在打击神学和超自然基督信仰的核心，不，是打击基督教一神论的本身。任何一种决心忽略或贬低这个最重要、最核心理念的圣经神学，都是最危险的产品。这是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即启示的所有现代看法，都没有充分地承认其客观的性质，这些看法更符合泛神论，而不符合基督教一神论对宇宙提出的理论。如果上帝是世界无意识的背景，那么，祂的真理和亮光万一以一种神秘的方式，从人类意识背后的处女地赫然出现，而在祂启示自己的行动本身中，祂万一被人制约、纠缠、阻挠，就是完全自然的。另一方面，如果上帝是有意识和有位格的，其推论就是：在祂自我揭示的过程中，祂会坚持并维持祂的位格性（personality），以至于会将祂的神圣思想放在我们眼前，以一种真正客观的方式为它们印上神性的印记。通过使启示（包括其形式与内容）成为一种特殊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期盼圣经神学以其真正的客观性，对维护这个重要的观念作出一些贡献，进而更鲜明地为它下定义，并保护它，免于和一切异质的观念相混淆。
第二点必须要强调的是，对圣经神学而言，真理的历史特性与其启示的特质绝对不是对立的，而是彻底附属于其下的。圣经真理并不是独立的，尽管有其历史背景；而历史背景正是上帝为了启示真理（完整的真理、并且只有为真理）所使用的。圣经神学的责任不是首先要找出圣经真理的历史特征，并假设上帝启示真理的绝对特质是次要的，是要在后来才补充的。“启示”这个事实是最终极的因素，历史因素必须受到它的控制。历史虽然有各种不同的层面，但上帝的话却可以是前后一致、没有矛盾的。圣经神学的学生，不应该在圣经中搜寻其中互相排斥的小系统，或是夸口他在发现这些小系统上的个人技能，将这种技能当作其高学术水平的记号。前面已经说过，关于个体在启示计划中的地位，可以同样公平地应用在历史的各个阶段中（真理的逐步传递就是经过了这些历史阶段）。上帝为了在历史中展开祂完整的话语所完成的工作，与祂藉着对个人的塑造和训练来重现祂的话的具体类型和视角所完成的工作，是相同的。正如耶利米和保罗在母腹时，祂就认识他们，祂也这样认识以色列，并且预备以色列完成其使命。这个民族的历史不是普通的历史，而是最高意义的神圣历史，是上帝特别设计的，为要使她成为容器，承受从上而来的真理。
第三，圣经神学应该牢牢扎根在圣经整体的真实性之上。启示本身宣告并记录了上帝的拯救作为，但是仅仅是宣告和记录，还不足以提供一个完整的救赎历史，在事物的新秩序逐渐成形之时，产生出一个活生生的形像。仅仅把事件发生的顺序记录下来，并无法成就真正的历史。唯有将事实之原原本本的记录，放在塑造这些事实的原则的亮光下，并且放在将这些事实凝聚在一起的内在关系中，编年史家的作品才能转化成为历史。因此，上帝自己没有以年鉴的形式来诠释救赎的伟大事迹，而是以受默示之圣经，其历史有机体（historical organism）的形式来解释。上帝的直接启示，在圣经内容中仅占最少的部分。这些不过是分散在各处的钻石，被编织进真理的外袍中。外袍本身和整本圣经的内容是一致的。而作为一个整体，它都是上帝的手所预备的。除了记录下来的直接启示之外，受圣灵感动的先知和使徒对上帝直接启示的解释，也包含在圣经中。最重要的，它包含了以大纲勾勒的关于救赎历史和启示的神圣哲学（如果我可以这样称呼它的话）。任何人，只要他心中确信圣经是圣灵默示的，并且将圣经当作是上帝的话来阅读，作为圣经神学的学生，就不会容许自己拒绝此神圣哲学，并且以自己发明的另一种哲学来取而代之。只有当我们的神学仅仅是从圣经获得其材料，并且从圣经手中接受这个材料被分类和编排的次序，我们的神学才可以说是完完全全合乎圣经的。我起码不羞于指出，保罗有关“旧约经纶”（Old Testament economy；或译为：上帝在旧约时期的工作）的历史有机体的教导，对我而言，其权威性远胜过一切现代学者对旧约历史的重构，无论他们的学问和辩证的智慧如何伟大。
（4）圣经神学名称的误用
最后，在将我们的学科定名为“圣经神学”的同时，对于从这个名称的用法里所得出的错误推论，我们也必须提出抗议。最初采用这个名称的是理性主义，因此它多少带有一点理性主义的味道。这几乎会无可避免地造成一种印象，彷佛圣经是这个过程的起点，然后才有俄立根、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路德和加尔文等人的著作。因此，有些人毫不犹豫地就把“圣经神学”定义为“圣经时期的教理学历史”。对我们而言，这听起来非常奇怪，也不合逻辑，好像我们必须将天幕里的繁星及其历史，和天文学家的工作和历史拿来作比较。正如诸天包含了供天文学家研究的素材，地壳包含了供地理学家研究的素材；而在这个科学式的意义上，上帝话语的大能创造行动（mighty creation）则为神学提供了研究资料。但是，这个创造行动并不是神学；它有时会无止境地高过神学，那是一个属灵事实的世界，是所有真正的神学家都受到永生神的灵引导要进入之地。只有当我们将“神学”这个词最原始和简单的意思当作是上帝实际的、历史性的知识，是经由启示来传达并存放在圣经中，我们才能证明，我们的科学如今得到普遍接纳的名称，其用法是正当的。至于对上帝所赐予的这个素材的科学阐释，则必须被视为是发生在圣经时期之后的事。它只能在启示和圣经的形成已经完成之后才会产生。我们最多只能承认，在新约使徒的教导里，这个过程的起点，其头几个记号是可以被察觉到的。但即使是使徒的整体教导，基本上也绝对不能按照神学的观点来看待。它是在万有之先、受圣灵默示的上帝的圣言。没有任何神学家敢说自己的工作是保罗对加拉太人所说的：“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加1:8）[3]
5、研究圣经神学的四个益处
以上，我以身为我们对上帝的科学知识的有机体中的一员的身份，向你们努力描述了圣经神学的本质和各种功用。然而，我没有忘记，你们呼召我教导此科目，主要是为了一个实际的目的，就是要训练年轻人成为福音的传道人。因此，我不会在这个场合推卸我在这方面的职责，除非你们容许我以一种更实际的方式简短地指出，努力追求这项研究会得到哪些益处。
首先，圣经神学向上帝圣言的学生展示出包含在圣经真理中的有机结构（organic structure），以及因着启示而产生的有机发展。圣经神学向我们显明，圣经中有一种比人体的肌肉、神经、头脑更纤细、更复杂、更精妙的组织；其各个部分以最微妙的方式互相交织与联系，每个部分都受到其他部分的影响，其本身是完整的，却同时依赖着其他部分；与此同时，上帝圣灵活泼真理的统一原则也在它们里面，也经由它们跳动着。如此，是为了使学生相信，圣经所展示在他们面前的内容，并不是许多人的心智偶然构思出来的产物，而完全是上帝自己的作品。圣经中所描绘的真理的有机结构和启示的有机进程，与超自然主义之间的关系，和自然界是经过设计的论证与有神论之间的关系，是完全相同的。两者的论证，完全是沿着类似的思路进行的。如果启示历史实际上就是这个有机历史，充满着经过设计的证据（这点是圣经显明的），那么，上帝的启示行动必定会以全然独特的方式来塑造启示历史。
其次，圣经神学有能力为现在流行的深具破坏力的圣经批判学（或译为：圣经鉴别学）观点，提供最有效的解药。这些现代理论，人无论提出多少相反的论证，都是破坏了圣经的组织结构。他们最大的危险，不在于肯定一些不太重要的事宜、肯定历史细节的错误，而是在于一些激进的论述颠覆了整体真理的内在组织。我们已经看到启示的过程，被视为与圣经中描述的历史有最紧密的关联。最新的批判学宣称：这种圣经历史和整个启示架构所依赖的基础，多半是被篡改的，也是不合历史的。他们认为旧约中所有的历史著作，就它们目前的状态看来，都是具有倾向性的著作（tendency-writing）。即使它们收录了更古老和更可靠的文件，在被掳时期当中和被掳时期之后被敷在这些文件上的申命记式和利未记式的浆糊，却抹杀了历史的事实。基督徒如果意识到，这些理论究竟将圣经组织破坏到什么程度，它们的主要魔咒就会被破解掉了；而且许多人会带着惊恐地驳斥这种他们现在宽容的或漠不关心的观点。指出批判学错误的唯一方法，就是将它们与圣经自己所建构之启示的有机历史拿来作对比。一旦这么做，每一个人都会看到二者是水火不容的。这就是圣经神学一直努力在做的事。圣经神学在面对批判学的攻击时，并不是逐一地以消极的方式进行辩论，因此达不到整体的成效，并且批判的人也总是被允许回答说，他们攻击的仅仅是外在的形式，而不是信仰的核心；而是以最积极的方式，根据圣经阐述启示原则究竟涉及到什么，以及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实。圣经神学的学生可以心满意足地认识到，他对圣经问题的处理并非受制于敌人的策略，而且，当他以最有效的方式护卫真理时，他同时也是把上帝知识的圣殿，建造在信仰的正面基础上。
第三点，我要指出学习圣经神学所想要得到的果实：古旧的真理被注入清新的新生命，使它生动的历史和事实被展现出来，就像清晨的露珠滴在绽放的叶片上那样。上帝没有以一套教理系统，而是以一本历史书，来收录其启示的内容，这当然不是没有意义的；充满激情的趣味性和朴实无华的修辞之间的平行对比，在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能到处触摸到人心、向人说话，呼召人、引导人心顺服真理的原因。除非上帝话语之历史意义的宝库向他打开，没有人能够更有效地处理上帝的话。正是这点，才把上帝的真理带到如此接近我们的地步，使上帝的真理如同我们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使它人性化，正如在基督里的最高启示是藉着道成肉身，而成为最人性化的内容一样。启示的历史特质是丰富、多样的，这使得圣经在各个时代都会产出新的宝藏，而且是永不枯竭和探索不尽的。对上帝启示的话语充满谦卑的信心和敬虔心灵的圣经神学，将会使学生在永活真理的宝藏中得着丰盛，使他在最高的意义上，成为一位管家，从祂的宝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第四，圣经神学对学习系统神学来说，具有最高的价值和重要性。不可否认，圣经神学经常是在对系统神学多少具有敌意的情怀中孕育出来的。圣经神学的名字本身，经常被吹嘘为只是为了抗议教理神学所谓“不合圣经”的特性。我在此要特别强调，圣经神学的本质和目的都没有要合理化这种暗示。在基督教神学的范围里，任何想要取代教理神学的东西，都是没有地位的。一切想要证明教会所发展和形成的教义，在圣经里都找不到真实基础的企图，其本身就超过了神学的藩篱，这等于暗示基督教纯粹是一种自然现象，并且教会在过去的十九个世纪以来，都在捕风捉影。在正确的培育下，教理神学与其较为年轻的姐妹一样，是真正合于圣经的科学，也是一种归纳性的科学。而圣经神学和教理神学一样，都需要一套建构性的原则来安排其研究的内容。唯一的差别是：后者的建构原则是系统的、逻辑的，而前者则纯粹是历史性的。换言之，系统神学是要造出一个圆圈，而圣经神学是要复制一条线。
我用这个比喻，意思并不是说在圣经神学的范围内，完全不存在事实的归类。我所说的那条线，并不是代表启示好像是一种单调的对启示的独奏，尽管它可以被看为是一串珍珠项链（a string of peals），但它却不是一根绳子（a string）。启示的线条如同这些树的树干，沿着年轮生长。每一圈连续的年轮都是从前面的年轮生长出来的。从树干中的汁液和活力，生长出带着枝干、树叶、花朵、果实的树冠（crown）。这就是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之间真正的关系。教理神学如同从圣经神学所完成的工作中生长出来的树冠。圣经神学若带着这种愿意事奉的精神来教导，就必然会使系统神学在不只一个方面受益。圣经神学会宣告我们今天常忽略和否认的事实：真宗教必须建立在真理客观知识的稳固根基上。要压制那些目空一切的伪善之言（即认为在宗教的问题上，正确的信仰无关紧要）的声音，最好的方法就是：显明我们在天上的父如何以永无止境的爱心，以最完美的方式向我们启示关于祂自己和我们的救恩的知识。圣经神学也会证明我们信仰的基本教义，并不是建基在对一些孤立的佐证经文的武断解释上（正如许多人所乐意相信的）。它不是要全力地证明这些教义，而是要使我们看到这些教义是从启示的主干，有机地生长出来的，这远比证明它们来得有效。最后，圣经神学会对系统神学能继续活泼有力地接触到神圣事实的土壤作出贡献；系统神学必须从这个土壤中吸取其所有的力量和能力，以继续发展下去，并超过它所已经达到的目标。
结语
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所有的神学，包括圣经神学，最高的目的并不在于人，或服事任何被造物。神学最佳的实用价值乃是：它赋予我们一个新的眼光看见上帝的荣耀，祂创造万物是为了要赞美祂奇妙的名。祂是非受造、永不改变、永恒的上帝，住在历史的范畴之上。祂是永恒的本体，永远不会还在进化当中。并且，毫无疑问，当时间的帕子一旦被揭去，当我们面对面见到祂，到那时，就不必透过历史的镜子来认识祂了。但是，为了我们和我们救恩的缘故，祂俯就于时间的形式，在其中工作、说话，使祂的行动和祂的话语能有分于伴随着一切有机生长的独特荣耀。让我们竭力认识祂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好叫教会所唱的赞美诗篇——这是我们所有的神学都要发出的——不会缺少任何一个音符。
[1] 本文取自On the Wing网站，http://www.onthewing.org/user/Doc_Biblical%20Theology%20-%20Vos.pdf ，2018年9月1日存取。本文是著名的改革宗圣经神学家魏司坚（Geerhardus Vos, 1862-1949；或译：霍志恒）于1894年5月8日，在普林斯顿第一长老教会（The 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of Princeton），就任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圣经神学教席的就职典礼上所发表的演说。原著由New York：Anson D. F. Randolph & Co.，1894发行，现在可自由复制传播。——编者注
这是一篇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演说，向读者充分说明改革宗圣经神学的本质与定义。对于想要深入认识圣经神学的学生来说，更是必读的作品，让我们一窥改革宗圣经神学的堂奥。题目为译者所加——译者注
[2] 参考伯纳德的《新约教义的发展进程》。T. D. Bernard，The Progress of Doctrine in the New Testament, (Ontario: Alevbooks, 1864), 44.
[3] 有鉴于理性主义对圣经神学这个名称的错误联想，以及实际上使用此名词是为了传播错误的看法，“启示历史”这个名称或许最好被调整为用来表达我们学科的真正本质。这个名称已经被诺斯根（Nösgen）引用在他的著作《新约启示历史》（Geschichte der Neutestamentlichen Offenbarung）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