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编译/亦文
编者按：2020年是庚子教难一百二十周年。庚子年之前，甲午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的拐点，洋务运动的失败引出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当年因循守旧、妄自尊大的满清统治者对义和团的利用，似乎是其向衰亡命运所做的最后反击。但盲目排外的残暴行动，却引发了更多的事件，带来国民的自省与觉醒，因此后人称庚子年为“旧中国与新中国的转折”。庚子前，1881年到1900年，华北各地教会快速发展，差会总堂增加了将近三倍。庚子教难中，多处教堂被捣毁，更正教中189位宣教士殉道，五千名以上中国信徒殉道。庚子教难之后，到五四运动前的这二十年，成为教会成长的黄金时期。这段时间设立的宣教站，等于前93年的总和，信徒的人数也增长了一倍多，许多中国教会领袖兴起，华人教会自立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多年来历史学界对庚子教难的研究专注在当时的民教冲突、中西文化矛盾，并不以教会、神学的视角来看这段历史；而教会界中，目光多集中在纪念“殉道者”上，不太有关乎教会建造、公共神学、宣教策略的思考。因此，为了纪念庚子教难一百二十周年，本刊邀请作者亦文编译出庚子年前后的《亿万华民》，以期能以这些尘封多年的珍贵报道，重现当年内地会及其所建立的教会受难与重建的历程，并为弟兄姐妹探寻那些年间神在教会中的工作，提供一点可用的史料。
将《“福音鲨鱼”明鉴光之死》作为纪念庚子教难系列的第一篇文章，一方面是因为来自澳洲的明教士于1898年在贵州被害，是中国内地会第一位殉道宣教士，他的经历似乎是一年多后大批同工殉道的前奏，因此也名列内地会庚子年殉道的宣教士及其子女的纪念碑中；另一方面，明教士在贵州的服事，直接承接上一期关于内地会1877年初入贵阳的报道，与明教士一同殉道的第一位苗族信徒潘寿山，正是当年来到贵阳常驻的宣教士巴子成为他施洗。当我们得以一窥这段尘封的历史，所得的勉励正如明教士生前最后一封信中所言：“去，努力做工，从祂得力，为祂耗尽！”
引言
在整个赴华宣教史上，代表西方世界的宣教士，始终是远近各处多方势力争端的替罪羊，在各种政治经济冲突中担惊受怕。自从戴德生于1854年3月1日踏上吴淞口那一刻起，他便需每天面对各种天灾人祸的威胁，而“历险”也成为整个内地会的主旋律。由于他和同工们频繁地深入内地旅行布道，在穷乡僻壤与草根民众同吃同住，环绕他们的风险因素远远大于定居通商口岸的宣教士们。但是“兰茂密尔团队”（Lammermuir Party）赴华十周年之际，[1]戴德生回顾以往，数算恩典，发现内地会同工的“耗损率”奇迹般地低于同期赴华宣教士的平均数。[2] 1895年10月震惊中外的古田教案[3]发生之后，内地会和其他在华差会一样，与哀哭的人同哀哭。没想到，三年后内地会也出现了第一位殉道士，明鉴光（William S. Fleming）；一起遇难的还有苗族第一位信徒，潘寿山。有人认为，这桩在贵州发生的谋杀案可以归因为“百日维新”[4]失败之后，全国守旧势力所爆发的复仇情绪。当时川东余栋臣的“反洋教起义”正在邻省四川如火如荼、风起云涌。[5]而三湘文人周汉撰写刻印的反教言论也遍传天下。有宣教士散发福音书册的地方，就有人散发排外反教的书册和揭帖。[6]全国上下到处都酝酿着一股杀洋人、烧教堂的戾气。“洋鬼子”们撺掇汉人忘祖背宗已属大逆不道，若还要怂恿向来在社会最底层的“苗子”上进自强，则更是动摇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一场悲剧在所难免。过去对明教士殉道的介绍比较简约，一方面是因为被一年多后大规模的庚子教难的惨剧掩盖，另一方面也因为英国内地会的相关资料比较单薄。现在笔者结合纽澳版《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的内容，以及其他中西史料，重现这段历史，以飨读者。
“福音鲨鱼”明鉴光[7]
明鉴光原名William Small Fleming，亲友们亲切地叫他Willie。他于1867年9月25日出生于苏格兰的布劳提渡口（Broughty Ferry），家里有三个姐妹，一个兄弟。十七岁那年，他成为一名水手，一做就是五六年，最后在澳大利亚安顿下来。通过参加阿德莱德（Adelaide）基督教青年会（YMCA）在皇家剧院的聚会（Theatre Royal services），Willie归信基督；信主之初，他便认识到，个人灵修和团体敬拜这一“双规制”的重要性，因此属灵生命成长很快。由于他出生基层，所受教育有限，对圣经和教义几乎一无所知，但是他如饥似渴地补习圣经知识，成为那几年里青年会查经班里最积极求道的学生，并很快随同其他弟兄进入各贫民区，挽回失足青年。他在洋海陆地两种世界的人生经验，以及对同龄人共情同理的诚挚之心，乃是对这一事工很好的预备。后来，Willie还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属灵同伴，在快乐谷自来水厂（Happy Valley Waterworks）的工友中发起主日露天布道会。这一事工所结的果子，在他殉道之年，仍是众人中的见证。他分享福音的语言，虽然粗浅直白，甚至难免冲动兴奋，却始终带有能力，令人印象深刻，并以真诚和善意赢得很多朋友。在服事过程中，他慢慢意识到，神对他的呼召乃是海外宣教，于是他又参加了城市布道团（City Mission）的华侨事工，热心帮助当地华人，带领他们信主。
离开海上生涯后一年，Willie便进入莫顿牧师（Rev. William Lockhart Morton）在贝莱尔之舍（Belair Lodge）成立的培训之家（Training Home）[8] 接受装备，预备自己成为宣教士。在第一批那五名神学生里，他不算善于读书的人，但他坚持不懈地发奋用功，最终完成了三年的课程。经过两年半左右的观察，中国内地会的纽澳分部终于于1894年10月10日正式录用他。翌年1月20日，Willie从悉尼搭乘“卡特顺姆”号（Catterthum） 前往中国，因为他的水手背景和海上经验，他获准在船上做工，抵偿船票。一个月后，他抵达上海，开始艰难的汉语学习，并获得了一个中文名字——明鉴光。
明鉴光在安庆[9]西门短暂实习了几个月，便被分派到贵州独山（Tuh-shan）宣教站。1896年底，明教士在信中告诉澳洲的肢体，自己结束了四周的旅行布道，回到独山时，发现当地的中国朋友在为他们哭丧，因为曾有消息传来，说明教士一行被人扔进河里溺亡。[10]这虽是谣传，却又像是预言，因为明教士和他的苗族助手，两年后便是在河边遇害。
1898年9月6日，明教士离开贵阳旅行布道，经过清平县城（Ch’ing-Ping hsien）时遇到卜庸德（H. E. Bolton）教士的仆人，从仆人口里听到卜教士在旁海（Pang-hai）病倒的消息，便马上前往探望，发现卜教士确实病势沉重，立即安排他回贵阳调养。卜教士于9月24日（周六）抵达首府，按韦思德（Webster）医生的诊断，至少需要两到三周的彻底调养。因此贵阳宣教站的负责人文藻（Thomas Windsor）教士[11]写信给明教士，指示他把旁海宣教站锁好，交给当地信徒看管后，不必久居，因为贵阳更需要他。[12]
旁海隶属都匀府（Tu-yun）清平县，位于贵阳以东五天脚程之处，离清平县城约90里。[13]有一条河横穿全镇[14]，河的两岸一边是汉人村，另一边是苗人寨，汉苗两村相距半英里，隔河相望。明鉴光到达旁海时，那里的福音事工刚刚起步。
在旁海的日子里，明鉴光给一位澳洲的朋友写了封信，这很有可能是他生前最后一封信：
9月27日——刚才查日期的时候才发现我的生日是周日，而今天已经是周二了。你有没有过了生日才想起来的经历？嗐！嗐！我年纪老大——上周日满31岁。我原本希望过去这一周能做些功课，但被一件又一件事打扰，连书本都没打开过。我到这里之前，在路上走了十四天。走的是所谓的‘马路’（horse-road），通常没有行人会走这条路，因为坡道太多，而且一百华里外（约三十英里）有另外一条平行的路，风景很美，就像美丽的苏格兰。我沿路发现罗马天主教很兴盛，很多人以为我是神甫，但发现不是后，对我的态度大为好转。
10月3日——写完上一句话已过了一周。周日，那个和卜先生一起去贵阳的人带着信件等东西回来了。其中一封发自贵阳的信说卜先生病得很重，几近崩溃。还好我来了，也算及时。医生不许他一个人回来住。事实上，医生担心他有必要到沿海地区接受治疗。我会在周末前把他的房子打理好，收拾干净，锁上门，因为我要出门几天再回来，我觉得到那时多半有信使会从贵阳过来取卜先生的物件。
我相信你会在为祂所作的工中享受主的美善，“去，努力做工，从祂得力，为祂耗尽”（spend, and be spent）。遵行天父旨意时人会有一种特别的喜乐。我希望你被主使用之际，也赢得了灵魂。为灵魂而饥渴吧。有人曾说我是“福音鲨鱼”（gospel shark）[15]，因我和他提起他的灵魂。如果所有教会会友都是“福音鲨鱼”的话，神的教会该有多么壮观呢？哦，主，我们的神，把对灵魂的负担压在你仆人的心上吧！[16]
第一位苗人信徒：潘寿山[17]
潘寿山是一位在黄平州（Huang-Ping）出生长大的黑苗[18]，有泥水匠的手艺，1880年左右携妻搬到贵阳谋生，不久便听到福音。内地会首位驻贵阳的宣教士巴子成（James Broumton）为他们夫妇施洗。1895年，当陈教士（Samuel R. Clarke）准备在贵阳开拓苗人事工时，便请潘先生做他的语言老师。黑苗没有自己的文字，但用诗歌的方式代代相传保留了很多传说，潘先生从小一一背熟，成人后仍能记诵，其中有些故事接近圣经中有关创世和洪水的记载。他把这些口传文学记述成文字，还协助陈教士编译整理出一套英语和黑苗语对照的字典和入门读本。
1896年8月，洪教士夫妇（Fred & Ellen Webb）准备在黑苗人中建立宣教站，好不容易在旁海集市附近的苗寨租到半间只有三面墙的简室。汉人先是吓唬他们说住在“苗子”中间不安全，要护送他们出境；见他们不为所动，索性动手拆房子、抢东西来硬赶他们，甚至聚集了一百五十多名匪徒上门闹事。陈教士为此赶来调解，洪教士在各种软硬兼施面前坚守岗位，慢慢租下整套房子，修葺干净。汉人无可奈何之余，更加记恨把宣教士带进苗寨并忠心协助他的潘传道。到了第二年，洪教士夫妇因为健康原因，不得不离开，从5月起由卜庸德教士接手，潘传道继续留下来做他的助手。卜教士为苗人办了一个小学，教二十来名男孩读写汉字和苗文。后来有位叫潘思印（Pan Si-yin音译）的苗人信主受洗后做了老师，和潘传道一起配搭事奉。[19]卜教士的一些旧信中留下了关于这段时期的珍贵记录：
主日进来的人们，显然是来听潘传道用苗语讲道的……晚上，屋里挤满了人，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听他结合魏医生（Wilson）[20]那幅‘宽路和窄路’的图画，讲述马太福音第七章。
过去四天，我们在村里举行了节期庆典。从清晨直到晚上十点半、十一点，礼拜堂都是人，整天都有讲道。晚上的聚会更是可观，屋里挤满了人不算，屋外的人也是一样多。潘传道和苗语老师交替领会，两人的讲道都很出色。每个周日专有一间屋是给男子和孩子们的，他们的表现令人惊叹，在这些人中间生活，好处多多。
主实在大大祝福我们，事工也不断发展。潘传道和苗语老师努力服事，无论在集市还是节期庆典的讲道都很出色。
1898年10月，明鉴光教士来到旁海，潘传道自然又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山雨欲来风满楼
种种迹象表明，明教士和潘传道的殉道，不是突发事件，而是一场有预谋的杀戮。同时代的陈教士认为，事情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98年春汉苗两族对集市地点的争执。[21]驻守旁海的卜教士在8月29日的信中透露了更多端倪[22]：过去两个月里，有一群85人组成的汉族强盗在河对面的村庄聚集，发誓要杀洋教士、洗劫苗寨。村民们因恐慌而四散逃走，但神回应了卜教士和当地信徒的合一祷告，阻止了强盗的侵扰，并打散他们。同样在这两个月里，有九名黑苗男子每个周日都从凯里（Kai-li）镇走45华里的路到旁海慕道，住一晚后周一早上再回凯里。这些人情辞恳切，饥渴慕义，打水、砍柴、扫地、生火、洗碗，什么都做，手脚麻利。8月28日聚会后的晚上，也就是其中两位苗人信徒受洗之后，这些苗民告诉卜教士，在凯里镇已兴起一场排外运动，正向旁海推进，准备杀戮洋教士，洗劫当地。发起人杀了一只小母牛和一头猪，切成碎块后，分发到每一个愿意参与杀害旁海洋教士的人手中，据说有45人领了这种“饵”（bait）。这九名苗民拒绝碰这些肉，因此成为全镇“被咒逐之人”（anathema），如果他们正式信主的话，连生命都会受到威胁。尽管如此，九人中仍有八人如期来到旁海聚会。卜教士和潘传道等人用浅显的话向他们讲明福音真理：若信耶稣便必然受苦，但神保守的大能也必然同在。
后来卜教士回贵阳休养、明教士替他留守旁海之际，排外仇洋的情绪显然在各地发酵。10月11日，明教士和潘传道从旁海出发，到镇远府（Chen-yuan）和思州府（Sze-chau）一带布道，为期16天。在思州府城，有一群暴徒对他们追喊“打！杀！”，地方官不得不派官兵护送他们出境；在镇远府城，他们也需被护送。两天后，他听说旁海遭到强盗的打劫，回到镇上发现对岸的汉人村里两三百间房子几乎都被烧毁，八十多家苗人因为怕强盗会过河打劫，也逃走了。汉人逃进城里，苗人逃到山上，旁海几乎成为无人之境。连潘传道的太太也带着两个孩子搬回娘家去了。
殉道始末[23]
10月27日或28日，清平县令刘茂槐抵达旁海，视察劫后情形，弹压汉苗矛盾。几天后，他命令一名差役去传唤洋人。这名差役自己不去，只打发其他人去见明教士。因为去的这个人没有县令的名帖，所以明鉴光不相信他真是县令的差役，所以没有去拜访。不久，县令悄悄地离开了旁海。
11月1日或2日，武官刘复礼[24]带兵前往旁海，其中有人砸了宣教站的招牌、劈开一块板，打翻一个花盆。一名尊爷（Tsung-yeh音译）[25]带着几名兵丁，跑到明教士的住处敲门，执意进屋搜查私藏的枪支。明教士起初拒绝这样的无礼要求，后来在潘传道的建议下，允许他们彻底搜寻。因着事情的发展不断恶化，明教士按照当时中国的礼节，先是送去自己的名帖，接着本人亲自去拜访刘武官。但只见到侍从，对他扬言：“我们就是冲着你的事来的，大人不会接见你的。”鉴于武官的态度和兵丁的言行，明教士感到这些恶作剧都是有意而为的。同潘传道和潘老师商量后，他决定马上返回贵阳。
11月4日一早，他们从旁海出发，走了四十华里后，在一个叫重安江（Tsung-ngan-chiang）的村子吃午饭，此处乃是湖南到贵阳的大路交汇之处。休息了约一小时后，继续赶路，先是搭乘一艘像浮船码头般的大渡船，由河两边粗竹缆牵拉过江。下船后，明教士骑骡走在最前头，之后是担行李的苦力，再后面是潘思印老师，由潘寿山传道殿后。走了约四分之一英里（三百码）时，一路跟着他们的四个人开始赶到他们前面，其中一人抽出随身所挎的一把骑兵用的马刀，突袭潘传道，当他倒向田里挣扎起来时，又快速补了几刀，将他砍死。这个持刀的凶手发出暗号，江上便冒出一条船，杀声震耳。明教士看到潘传道受袭，便从骡子上下来，大喊：“不可如此！” 持刀者对着明教士的肩重重地斜砍下去，却被他一把抓住马刀——潘老师逃生前看到的最后景象便是这些。有两个人追了他一小段路，幸好附近山上树木茂密，他手脚并用爬了数里地，总算死里逃生。他先跑回潘传道岳家住的村子，把他被害的噩耗告诉了他的妻子，然后雇了两个男孩，带他从沟渠小路绕道逃到贵阳，那已是七天之后的事了。
案发四日之后，贵阳地方官[26]曾拜访过一次贵阳宣教站，与文藻教士寒暄时，随口问起全省各地的宣教士是否安好，又提到清平县令从旁海到镇远调兵时，曾邀请明教士同行，说那是躲避流寇的唯一办法。当时文藻教士并不知道这是来探他口气、推卸责任的做法。等到潘老师冒死赶来报信时，他才恍然大悟。当再次与贵阳地方官会面时，当事人潘老师指出：县令大人从未见到过明教士本人，明教士也未收到与他同行的邀请，县令不告而别，当时也没有强盗出没。文藻教士分析和推测下来，事情是因为汉人嫉妒西方宣教士在苗人中的工作；原计划很有可能是将同行人都赶尽杀绝，再把罪名嫁祸于无辜的苗人。种种迹象表明，官方默许甚至纵容了这场冷血的谋杀案，譬如官兵的旗帜和重安江头人的旗帜，在杀人现场飘扬；暴徒们涉水而过，甚至与明教士同船渡河。好在神出手掩护，潘老师得以活着见证清平县令谎言中的种种漏洞。[27]
收尸者的见证
事发之际，同为苏格兰老乡的党居仁（James R. Adam）教士[28]正好从安顺宣教站来到贵阳，听到消息之后，在一位本地传道人和候补同知李钟杰的陪同下，马上出发去重安江。他追根究底的调查结果，揭示了一幅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图画：[29]
自从10月24日，旁海的汉人民居被强盗烧毁之后，重安江的人就定意要害洋人的命。11月2日，约有13人跑到旁海去刺杀明教士，当他们与刘武官的兵丁商议时，被刘听到，出言阻止。于是这些人返回自己的村子里伺机而作。所以，当明鉴光踏上重安江的那一刻，他已是将死之人。没有人愿意卖米饭给他，但他还是想办法弄到了一盆面条。他吃面的时候，凶手许五斤（Hsu-wu-chin）[30]就在冷静地磨刀；而这把骑兵才用的马刀居然是黄平州的团甲首领谭子成递给他的，唯恐许某自己带的木棒杀伤力不够。因为随身佩刀护身是贵州一带的风俗，所以一路没有引起明教士一行人的惊疑。
镇上每个人都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与明教士一行搭乘同一条渡船的有二十来人，包括两名道士，各个都准备随时响应，流无辜人的血，其中有四五人后来确实做了帮凶。明教士一下船，镇上的人就沿着河边排开，约有两百人袖手旁观了这场谋杀，如果这群人里有任何人良心未泯，预先将眼前的凶险透露一点给明教士，他或许还有死里逃生的一线希望。在整个漫长搏斗的过程中，当地人好像是在看一场好戏，在河这边跑来跑去，为要抢占到能够看到对岸这场搏斗全景的最佳位置。整件事乃是一桩官方默许的冷血谋杀，在很大程度上，全镇人都罪不可恕。
明鉴光体魄强壮，给他体检的澳洲医生的评语是“健壮如马”，中国人也以为他是倒拔杨柳的鲁智深，常有人问他能不能举起一座房子。因此在与许某的搏斗中，明教士一度占上风，牢牢抱定凶手，但许某又从绑腿拔出一把小刀，扎入明教士的身体。搏斗到后来，明教士把许某按倒在地，并坐在他身上，但是另一个叫田香亭（T’ien-Hsiong-ting）的人过来，用一根铁耙猛击明教士的肚腹，令他倒地而亡。明教士和潘传道断气后，衣衫被人剥下，赤裸的尸体在清平县和黄平州之间的通衢大道上曝露了三天之久。
党居仁到达重安江时，两人的尸体被草草放进两口薄木棺材，扔在路边，无人掩埋。他立刻为两人换了一副好棺木，深知汉人轻视苗人，他特意向地方官强调，潘传道的棺木也要过得去。为了调查案情，党教士显然重走了一遍明教士生命最后一刻的旅程，他特别指出：明教士在殊死搏斗中，渐渐离开潘传道被击杀的斜坡，挪移到约220步左右的一座小桥后面的弯道之处，在一座叫观音山（Kuan Yin san音译）的高山脚下停止了呼吸。
由于汉人造谣，说洋教士提供枪支弹药给苗人。上到官员士绅，下到平民百姓，都相信了这种离奇的谣传。明教士和潘传道死后第三天（11月6日），为了证实这个说法，丹江卫千总彭福安（Pen）和另一名陈姓（Ts’en）武官的儿子，带人把旁海宣教站的东西抢的抢、毁的毁，洗劫一空。[31]
当党教士问重安江百姓，为什么要杀害明教士时，没有人回答。党教士就说：一个被杀，会有十个来替代；十个被杀，会有一百个来替代。百姓们很害怕，显然为误杀一案悔恨不已，纷纷说，许某人害了全镇人。有些人对党教士说：“他们都说洋人卖火药给苗人，但是他们搜查洋教士的行李，洗劫他的住处，除了教人学好的书以外，没有找到任何武器。他实在是个好人，被人错杀了！”
党教士来到旁海时，发现沿河两岸的百姓，无论汉苗，都非常友善，对洋教士之死大为哀悼，对差会保留当地宣教站的决定，似乎又很欣慰。党教士也攀爬高山，到潘师母的娘家去探访遗孀。潘师母显然受到惊吓，但仍然勇敢地说：“这是神的旨意，一定是好的。”她极其害怕凶手们会追上山来，伤害她和两个孩子。
凶杀案发生的第二天，四名头人[32]联名写了一份假报告给衙门，说有强盗杀了一个无名洋人后逃走了；地方官的奏报中也说许、田两人是“误杀溃匪”。[33]后来，其中一位有功名的头人深夜跑去见党教士，说虽然报告的署名中有他的名字，但他当时不在家，所以毫不知情。党教士从他手中获得了更多的证据，皆指向头人和官府对凶杀一事的默许。
1899年2月，党居仁再次回到旁海，地方官提供了一块墓地，在几十名苗人慕道友的见证和协助下，明教士和潘传道的遗体于2月22日入土为安。那一次，党教士在各乡苗寨旅行数日，确保各地都张贴起两道告示，一道是针对旁海的，另一道是对贵州全省的。他所到各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各乡苗民都对福音敞开大门。党教士还在旁海买了一块地，将来可以建新宣教站，并请凶杀案的幸存者潘老师负责当地布道事工。
驻重庆的英国领事烈敦（Litten）于1899年1月间来到贵阳，和云贵总督崧蕃和贵州知府王毓藻一起查办此案，积极要求将肇事者和涉嫌人绳之以法。据烈敦的观察，作为封疆大吏，崧蕃显得冷漠无情，即使两三次面谈之后，仍然觉得这是件无关紧要的案子。这件凶杀案最终以许、田两名凶手处决（1月26日），从犯监禁，文官武官革职降级，头人夺去功名，悬赏五百两银子捉拿其余逃犯，赔偿22000两而结案。作为民间差会（非政府组织），内地会对这一国际案件的交涉和判决，几乎没有发言权。[34]戴德生虽然知道对明教士苏格兰家人的赔偿，完全是英国外交人员的要求，绝非贵州同工们的意思，他仍做最后的努力，写信给内地会伦敦总干事史洛恩（Walter B. Sloan），请他协助婉拒这笔抚恤金：[35]
我们听说这里的领事先生为了帮助明先生的父母，出于好意而争取到2500英镑的赔偿。…… 你能不能以你对他们的影响力，请他们不要接受这笔钱……因为这事在中国人中起到的果效将会很糟；在古田教案中，英行教会（CMS）拒绝了所有的血钱（blood-money）。在中国人眼中，接纳抚恤金如同表明他们的父母甘心出卖儿子一样。如果我们助长宣教士的生命可以用钱赎买这种思想的话，实为遗憾。
同工们的回忆
贵阳的宣教团队本来就小，明鉴光的惨死对同工们打击极大。据文藻教士的回忆，明鉴光虽然在他们中间只住了一年，却已与贵州的同工们建立了快乐互助的主内情谊。每次他出门布道，大家都祈盼他平安归来。而他每次回来，说出“又能回家的感觉真好”、“看到这些孩子们真是一种享受”之时，也给大家带来很多欣慰。无论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个肢体，明鉴光都赢得了同工们的激赏。他贴近主而活，把事奉神视为己任。在无私这一点上，他实在酷似他的主。对明鉴光而言，最快乐的事莫过于能给别人带来快乐。他具有一名真正宣教士的心志和热情，热爱事奉。文藻教士最后说：“我们相信弟兄的死，意味着生命的门将向这些可怜的苗人打开，这件事就如同抽离了阻碍苗人听到救主真道的那扇大门的最后一道栓。正如一位弟兄所言：‘也许他在生命最后几秒所做的宣教事工，超过了他有生之年所有的事奉’。”[36]
而由明教士替他代守旁海的卜教士，更是百感交集：“那些凶手所索之命，不是我的弟兄，而是我。主把我藏在贵阳养病，所以我得以事奉祂略久一些，然而祂也赐我们所爱弟兄以殊荣，允许他被杀。他宽广的胸怀、喜乐的笑声、甘愿为人效力的精神，赢得了无数人的爱戴。” 卜教士曾见过明教士旅行布道所用的地图，标明了他在短短三年半里走过的各种路线。可惜，因为宣教站被洗劫一空，这些珍贵的遗物都荡然无存。[37]
《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驻渝记者写道：“狂徒杀害宣教士的事，请允许我说，我们已经习惯了。但是这样一件冷血得手的案件，对我们而言还是第一次听到。明教士原有逃生的机会，但他勇敢地去救助苗人传道，并因此遇害。这样的英雄精神配得最高的荣誉。毫无疑问，禾场上有这样的人，华夏大地被说服脱下旧衣、穿上新人的日子不会太远了。”[38]
1899年6月，内地会纽澳分部举行年会，纽澳干事的报告在提到半年多前明教士的殉道时，哀悼之余，充满祈盼：
但是正如司提反被石头打死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场一样，祂是最关切的旁观者，等着接收祂第一位殉道者的灵魂。同样的，祂也在旁海守候接收内地会第一名殉道士的灵魂。对明教士而言，他如此蒙福地做好了准备，渴望见到主的面，主仆相逢之时，一定没有悲伤。主从不贱卖祂仆人们的性命。难道我们不能期望，这些生命的倒下会带来荣耀归神的辉煌丰收吗？[39]
黑苗人崎岖归主路[40]
历史的发展，是否真如当时宣教同工们所预期的呢？一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只能说，“是”，却又“不是”。
先说“不是”。明教士、潘传道殉道之后，确实激起了苗民对福音的兴趣，不断有人到宣教站来问道，但内地会始终抽不出人手常驻旁海来帮助他们。两年后，也就是义和团运动在华北爆发的1900年，黔东南黑苗人的稻田不断被汉人抢割，而官府又不闻不问。11月14日子夜，一群两百来名黑苗盗贼袭击了凯里县城，纵火烧毁一百多套房子，杀死数名文武官员。拂晓时分，这群盗贼带着掳物跑到八英里外的赏郎（Sanglang），以死威胁当地人提供饭食。官兵很快在雷公山将这群盗贼捉拿归案，为首的是一名曾在旁海慕道，后因品行不端被斥责后改入天主教的投机分子李秀考（Li-hsioh-kao音译）。
对于这样的汉苗冲突，汉人官员的一贯做法，便是抓普通苗民来抵罪，而苗人的头人也感到，基督教的传播威胁到了他们的传统地位，便对官府说，造反的都是信了耶稣的苗人。于是地方官派衙役兵丁到二十多个村庄抄查搜刮了所有与教会和洋人有关的苗家。赏郎这个汉苗杂居的小村里八十户人家中，三十多家苗人是基督徒，每一户的当家男丁都被传唤见官，严刑拷打、敲诈勒索，这些人也是两年前为明教士和潘传道挖墓殓葬的慕道友，因为最早加入旁海教会，年纪在五六十岁以上，不仅在苗寨是长老，也被视作教会领袖。其中七人不经审讯便被斩首，而稍后加入教会的其他27人，则被迫目睹了这幕惨景。前后共有三十余人斩首示众，数百名苗人被逼具保画押，缴付罚金，官府和头人这样做，既为了镇压苗民，又为了打击教会。
其中一位叫王金亭（Wang-Chin-t’ing音译）的老人在关押期间，被打断数根肋骨，即便释放，也成废人。但他仍不忘循循劝导前来探监的儿子，尽自己的本分好好信靠神、事奉神。过了几天，他的儿子在凯里集市上，听到路人说一些基督徒会被枭首示众，马上跑过去，正好看到自己的老父亲被拉出来，他无法靠近父亲，也害怕被人认出会一起被斩。
这次又是1898年那场凶杀案的幸存者潘老师赶到重庆，请英国领事韦礼敦（Wilton）[41]出面为无辜的苗民求情；同时，新上任的云贵总督也向英国领事抗议，说苗民基督徒杀人放火，造反闹事。在云贵总督和英国领事的双重委托下，党居仁和陈教士于1901年7月10日赶到凯里复查此案。好几家苗人向党教士哭诉：“他们逼我们画押，说我们背教了，但是我们心里并没有。他们这样做，只是要钱而已。”调查结果也显明，没有一名苗人信徒参加了凯里的变乱。因为无法完全相信洋人的翻案，云贵总督又私下差人暗访，结果也如出一辙。虽然水落石出，但是鉴于中国官场的陋习，最终无法推翻旧判，只能由官府发出新告示，声明没有基督徒和慕道友参与此次叛变。
苗人教会的名誉和损失虽然得到了部分补偿，但是这次大面积的迫害，远比两年前的凶杀案，给萌芽期的黑苗福音事工带来了更深远更致命的打击。14年后，当另一对澳洲夫妇来到黔东南一带的苗寨时，仍能感受到这场冤案给黑苗人带来的阴影[42]：“有些人开始诅咒带领我们进村的当地助手。他们既不想要洋人，也不要他的福音。因为他们说：多年前，所有和福音堂有关的人都被杀了。”
新中国成立之际，也就是凯里冤案半个世纪之后，五十万黑苗人中，约有百来名正式受洗的信徒（0.02%）。[43] 建国七十年的风风雨雨中，黑苗教会艰难缓慢地成长着，时至今日，三百万黑苗总人口中约有七千名信徒（少于0.5%）。[44] 虽然从比例和人数上都有所增长，但是从宣教学的角度而言，信徒人数少于该民族总人口2%，便是“未得之民”（unreached people group）。不仅如此，也没有基督工人长住黑苗人中委身于拓荒植堂的异象，所以也可以说，黑苗也是“未被领养之民”（unengaged people group）。[45]
再来说“是”。1898年为明教士和潘传道收尸殓葬、1901年调查凯里冤案的党居仁，在安顺一带推动的花苗事工，却得到了神超乎寻常的祝福。当党居仁为苗人翻译圣经时，当地苗寨甚至以为他就是传说中会把苗文带回来的“苗王”。随着圣灵工作的展开，苗民开始大批归主，甚至远在云南的苗民也慕名而来。党居仁不忍心他们长途跋涉，就写信介绍他们去离家乡比较近的昭通找圣道公会（United Methodist Church Mission）的宣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间接促进了滇东苗寨的灵魂大丰收。党居仁生前为6449名苗人施洗，当时安顺一带约有5590名定期领圣餐的苗人。[46] 1915年，文藻、党居仁和柏格理三位资深同工在两个月内相继去世；第二年，陈教士也被主接去。但云贵少数民族事工仍然继续发展。一个世纪之后，贵州四十万大花苗中信徒比例达到八成。[47] 相形之下，黑苗教会的凋零更加令人扼腕。
译者感言
作为一名汉族基督徒，整理编译这段历史时，实在是百味杂陈。我们不仅欠西方宣教士很多债，也欠了身边很多少数民族的福音血债。一方面，汉人社会对福音的抵挡，长时间牵制了海量的宣教资源，大部分差会和圣经公会都将主要人力财力投入汉人的福音事工，为不同汉人群体翻译的圣经达到三四十种（包括文言、官话和方言版本）[48]，而绝大部分少数民族连一套完整的四福音书都没有，也鲜有宣教士能长期定居在他们中间。另一方面，当极少数宣教士抽出心力，向其他民族学语言、传福音、施医药、播文教时，汉人的传统势力（包括官府和士绅）出于嫉妒不甘心，百般阻扰，不仅自己抵挡福音，也不许别人信福音，甚至不惜杀人放火，嫁祸“土人”，以期吓倒洋人，达到一石二鸟、杀鸡儆猴的效果。从洪教士夫妇初入旁海、重安江命案，到凯里冤案，都在不断重复这一可怕的三角模式。汉文化的狡诈、伪善、冷血、狂妄，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展露无疑，绝非一句大汉族沙文主义可以搪塞过关的。
宣教士所到之处，汉人们（包括信徒和非信徒）都警告他们，“土人”与“苗子”何等野蛮无礼。而同样被汉人视为“鬼子”的西方宣教士却以基督的心与眼，在这些“未开化”的男女老少身上看到了他们灵魂的宝贵。福音在黔东南的黑苗人中未能广传，有多种原因，包括没有常驻宣教士、没有翻译成母语的圣经，但是1900年那场迫害始终是他们集体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梦魇。在凯里冤案中被错杀的苗人中没有一人有幸在生前受洗，对福音的了解也只是刚刚入门。若没有汉人的阻扰和迫害，各地的苗寨、彝乡可能都会催生出安顺和石门坎那样的灵魂大丰收。难道我们汉人信徒，不应该为黔东南那被扼杀在摇篮里的稚嫩小教会负责吗？我们的双手，难道真的没有沾染无辜苗人的血吗？即便是今天，中国教会的增长，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都局限于汉人群体，而汉人无论到哪里，都只是在汉人中间传。宣教史上很多记载显明，部落民族一旦信耶稣，往往是整个村子、整个山头一起归主，这在所谓的汉文明中是极其罕见的。如果单从事工果效和教会增长的角度而言，用在汉人中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很有可能会在众少数民族中得到数倍的回报。当宣教士们质问西方信徒，他们凭什么比异教徒领受更多的牧养？作为汉人，我们也要扪心自问，我们凭什么比少数民族接待更多的宣教士呢？又凭什么继续占用海量的福音资源呢？
今天国内的汉族教会，不出国门便能向“近文化”的55个少数民族传福音，在普世教会和偏远地区之间起到桥梁枢纽的作用，这样的“皇后的位份”，也是无人可比的。但是有多少汉人教会，愿意跨出这一步，脚踏实地地去“领养”、接触、关心一个异族团体？若不改变以汉文化为导向的思维方式，恐怕我们将来在天上遇见少数民族的信徒，将无法面对他们的质问：“为什么是外国人传福音给我们？而不是汉族人传福音给我们？”“为什么是外国人为我们翻译圣经？而不是汉族人为我们翻译圣经？”
明鉴光的死，是内地会于1865年成立以来，首个宣教士殉道事件。在1898年之前的33年，几乎每天都有内地会同工在类似的山路和河道上跋涉旅行，面对类似的敌意和威胁，虽然不断有人受伤、病卒、难产、夭折，但神大能的膀臂似乎在保守着每一个人的性命，救他们脱离凶恶。但是在明鉴光身上，神似乎把保护的手抽离了，任凭祂的忠仆被害。为什么是健壮如马的明教士？而不是久病不愈的卜教士？为什么是潘传道，而不是潘老师？为什么事发在贵州，而不是在云南？为什么殉道者的血没有在旁海化土生根，而是在安顺开花结果？我们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猜测和假设，但苦难说到底是一个奥秘，最终解释权仅属于神。我们所知的是，内地会始终没有撤除旁海宣教站，以水滴石穿的忍耐精神，不数人头、不看环境、不计代价，继续忠心做主的工；而重安江边明教士和潘传道血肉模糊的遗体，旁海苗寨众苗人挖坟立碑的群像，凯里官绅草菅人命、瞒上欺下的嘴脸，赏郎死难家属撕心裂肺的哀哭，一定在党居仁心中叠加为刻骨铭心的印记，激励他在有生之年竭力为主做工，完成同工的未竟遗志。那么一百二十年后的今天，重读这段历史，我们又当如何被激励，“从祂得力、为祂耗尽”，成为现时代的“福音鲨鱼”？
[1] “兰茂密尔团队”是内地会正式成立后戴德生带队出发的第一批宣教士，1866年5月26日扬帆赴华。
[2] 详参：〈一八七六年的中国内地会（四）〉，《教会》41，2013年5月，81-92。原文：“ Review of the past ten years of the Missio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ly 1876, 157.
[3] 详参：〈古田教案〉，《教会》16，2009年3月，46-56。
[4] “百日维新”的起止时间为1898年6月11日至1898年9月21日。
[5] 余栋臣（1851-1912），四川大足人，曾以“顺清灭洋”的口号“闹教”，烧教堂、杀教民，三起三落，主要针对天主教，1898-1899年间是声势最大的一次，最终接受官军诱降，被关进成都狱中。详参：吕实强，〈义和团变乱前夕四川省的一个反教运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反基督教问题论文选集》，马礼逊入华宣教200年纪念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159-98。
[6] 详参：吕实强，〈周汉反教案（1890-1898）〉，《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反基督教问题论文选集》，马礼逊入华宣教200年纪念文集，（宇宙光出版），199-262。
[7] 这些背景资料，综合了Phillip Edgar Brotchie,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tribution of Australians to the Penetration of China by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in the Period 1888-1953,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Work of Australian Women Missionaries, Appendix IV: Biographies of Australian CIM Missionaries who Served in China, No. 199 – William (Willie) Small Fleming; 1899年1月号纽澳版《亿万华民》第2页“The First C.I.M. Martyr”中转载的阿德莱德青年会会刊 Our Herald刊登的纪念文章。
[8] 详参：莫顿是长老会牧师，曾经申请加入内地会，但最终听取戴德生的建议，留在澳洲培训更多的年轻宣教士，参https://openresearch-repository.anu.edu.au/bitstream/1885/12034/1/Welch,%20Ian%20ANZ%20missionary%20training%20homes.pdf（2019年11月1日浏览）。
[9] 当时内地会的男子语言学校在安徽安庆。
[10] “Extracts from Missionaries’ Letters,” China’s Millions, Australasian Edition, Jan 1897.
[11] 文教士是Winchmore Hill 卫理公会会友，22岁加入内地会，1884年2月27日离英赴华，同年4月15日抵岸。
[12] 这一段信息，摘自Windsor教士1898年9月28日的信，引自“The First C.I.M. Martyr,” China’s Millions, Australasian Edition, Jan 1899, 2-3.
[13] 今为贵州凯里市旁海镇猴场中寨（今划为黄平县）。
[14] 当为清水河。
[15] 给明教士取这个外号的人应该是在揶揄他传福音像鲨鱼一样激进癫狂、咬住不放、胃口太大。而明教士希望教会会友都像“福音鲨鱼”一样，是说传福音时能像鲨鱼一样为灵魂饥渴、努力奋进、击中要害。
[16] 引自：“The Murder of Mr. W. S. Fleming,” China’s Millions, Australasian Edition, Feb. 1899, 1-3.
[17] 有关潘传道的生平，取自：S. R. Clarke, “Pan, the Evangelist,”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ly 1899, 121. 在1899年的报道中，潘传道的名字被拼成Pan-ta-ie（如：“Particulars of Mr. Fleming’s Death,”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Feb. 1899, 22），或Pan-Ta-yeh (如：“The Murder of Mr. W. S. Fleming,” China’s Millions, Australasian Edition, Mar. 1899, 1-2.)；但后来的很多文献，则显示为 Pan-sheo-shan（如：Samuel R. Clarke, Among the Tribes in South-West China, London: CIM, 1911, 157），按《清末教案（二）》的文献，中文名当为潘寿山，又名潘老乔。
[18] 当时按照苗族女子的衣裙特征，来区别不同的苗族部落，女性衣裙以藏青色为主的支派被归为黑苗。
[19] 参：Samuel R. Clarke, Among the Tribes in South-West China(London: CIM, 1911), 150, 154.
[20] 当为William Wilson医生，1882-1921在内地会服事。
[21] 参：Samuel R. Clarke, Among the Tribes in South-West China(London: CIM, 1911), 150-152.
[22] “The First C.I.M. Martyr,” China’s Millions, Australasian Edition, Jan. 1899, 2-3.
[23] 综合以下文献：“Particulars of Mr. Fleming’s Death,”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Feb. 1899, 22；“The Murder of Mr. W. S. Fleming,” China’s Millions, Australasian Edition, Feb. 1899, 1-3.
[24] 此人的官衔全称为：管带台凯营练军总兵衔留黔尽先副将（〈贵州巡抚王毓藻奏为照例审明重安江教案各犯及议处文武员弁摺〉，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9年2月7日），《清末教案（二）》〔北京：中华书局，1998〕，822。）
[25] 可能是低级武官的俗称。
[26] 当时的贵阳主要地方官为：知府严隽熙、巡抚王毓藻。
[27] 即便在〈贵州巡抚1899年2月7日摺〉中，在北京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得到的消息仍然是“清平县刘茂槐驰往弹压，即饬人至旁海邀请明鉴光来寓保护。乃明鉴光以苗寨相安，推故不前。”
[28] 党教士出生于Dundee，Bonnethill United Free Church会友，1887年8月25日离英赴华，同年10月8日抵岸，年仅23岁。
[29] 综合：“The Murder of Mr. W. S. Fleming,” China’s Millions, Australasian Edition, Mar. 1899, 1-2；Samuel R. Clarke, Among the Tribes in South-West China(London: CIM, 1911), 155-160.
[30] 中文名按〈贵州巡抚1899年2月7日摺〉中内容，此人又作许茂堂。
[31] 〈贵州巡抚1899年2月7日摺〉里的说法是：“维时丹江卫千总彭福安因闻重安江地方杀毙洋人，带领屯军驰赴所属地面弹压，行至旁海，见教士住宅大门洞开，什物零星，无人看守。因往寻署凯里卫千总事、清江左卫千总陈文炳不遇，将其子陈体英唤至在旁观望，辄将教堂什物代为移回暂存，又未向教士告知，致该教堂以被卫官掳掠具报。”
[32] “头人”又作“团首”，当为监生黄品肃、文生许亢宗、韩祖恩、谭子成等人。其中这位有功名的头人，当为黄品肃。（〈贵州巡抚1899年2月7日摺〉）
[33] 详参〈贵州巡抚1899年2月7日摺〉。
[34] 参：“The Murder of Mr. W. S. Fleming,” China’s Millions, Australasian Edition, May 1899, 4；〈贵州巡抚1899年2月7日摺〉。
[35] 引自A. J. Broomhall, The Shaping of Modern China: Hudson Taylor’s Life and Legacy, Vol. 2: 1868-1900,( OMF & Piguant Editions Ltd, 2005), 625.
[36] “The Murder of Mr. W. S. Fleming,” China’s Millions, Australasian Edition, Feb. 1899, 1-3.
[37] “The Murder of Mr. W. S. Fleming,”1-3.
[38] 转载于“The Murder of Mr. W. S. Fleming,” China’s Millions, Australasian Edition, Feb. 1899, 1-3.
[39] “The Secretary’s Report of the Annual Meeting,” China’s Millions, Australasian Edition, July 1899, 2.
[40] 详参：J. R. Adam, “Persecution of the Black Miao in Kwei-chau,”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an 1902, 11; Samuel R. Clarke, Among the Tribes in South-West China, 161-171. 虽然党、陈两位一同复查此案，但两人的叙述略有出入，需要互相参照，笔者更加倾向于党教士1902年1月那份报告。
[41] 全名Ernest Colville Collins Wilton（1870-1952），1890年来华。
[42] M. H. Hutton, “In Journeyings’ among the Miao,”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ne 1914, 47-48.
[43] Ivan Allbutt, “The Black Miao of Kweichow,”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Oct 1950, 106.
[44] Paul Hattaway, Guizhou: The Precious Province, The China Chronicles Vol. II(Manchester：Asia Harvest/SPCK, 2018), 60 & 236 (Table: People groups in Guizhou).
[45] 有关“未及”和“未领养”的概念，详参：〈福音未及之民的定义、现况及反思〉，原载于《今日华人教会》301，2014年6月，5-7。http://www.cccowe.org/content.php?id=articles/articles_09-029（2019年11月26日浏览）。
[46] John Stevenson, “In Memoriam: J. R. Adam and Thomas Windsor,”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Oct 1915, 160.
[47] 党居仁服事的对象以大花苗（A-Hmao）和水西苗（Hmong Shua）为主，目前水苗的信徒比例仅为2%。 详参：Paul Hattaway, Guizhou: The Precious Province, The China Chronicles Vol. II, (Manchester：Asia Harvest/SPCK, 2018), 94 & 236 (Table: People groups in Guizhou).
[48] 参：亦文，〈《官话和合译本》翻译过程〉，“附录：中文圣经译本名录”，《教会》76，2019年3月，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