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文/何当
一、教会与中国
2008年是很特别的一年，对中国社会如此，对中国教会也是如此。
对中国人而言，这是活在夹击中的一年：冰雪、地震、洪水等等已经有的天灾和股市、楼市乃至菜市、街市上不知道是否会有的人祸，与试图展现“最崇高的人性”和“最完美的中国”的奥运会这两种毫不和谐之事物的夹击；而对中国基督徒而言，这也是活在夹击中的一年[1]：四川地震同胞的苦难对于教会承担责任，伸出援助之手，同心抗灾的呼召，与随着奥运这个最大的政治而来的，使家庭教会面临以北京之大，却容不下一张平静的讲台的艰难这两种完全矛盾之处境的夹击。地震与奥运，如同郎朗的钢琴和他家乡的二人转，奇异地交织成了2008年的主旋律。
现在有一个说法叫“浮出水面”，意思是说，今天的教会不能再保持地下状态，要在社会公众的视野中显露出来，以公开的聚会，自由的活动，积极的社会参与和职能承担来彰显神的荣耀，见证基督。不少人即使没有提出类似的口号，也其实有类似的心情，在做类似的事情。对于这样一个“浮出水面运动”，我基于神学的理由而持保留态度。[2] 但是，在2008走过一半之时，在地震之后，奥运之前的日子里观察家庭教会的现状，思考她的未来时，我发现，教会的发展，包括信徒数量和人群组成的变化，已经使我们越来越不可能脱离社会的现实，忽略教会与社会的互动和相互影响来思考教会的生存处境与发展课题。
可以这样说，教会是否应该“浮出水面”，这是否是一个信仰上的真问题，也许还可以商榷，但是，正如当今的中国不得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内面对全球化浪潮，思考如何在更好地与世界互动的同时，不至失落自己作为一个有自身独特历史脉络和现实需求的国家的身份意识和行动方向一样，中国家庭教会、我们这一代基督徒也必须面对自身存在形态越来越社会化，基督徒群体越来越多地和中国乃至全球社会产生纠葛的现实，思考如何在成功地适应这种转变的同时，不至于被这个世界所同化，仍然持守她古旧的信仰道路。
不论是否追求“浮出水面”，家庭教会迟早要对面“水落石出”这一局面的挑战。这也成为我思考地震和奥运主旋律下教会现状与行动的基调。
二、教会与地震
地震撼动人心，教会赈灾事工也引发诸多反思。心态的偏差、经验的不足、理念的冲突、现实环境的压迫，种种因素导致教会的行动看起来比较初步、零散和混乱，热情有余而智慧不足。我从教会建造的角度，对以下三个问题非常有兴趣：
1）传福音与救灾的关系
这个问题在灾害初起，人员急救时期更显突出。救灾（或者说慈善）和传福音都是教会应有，彼此也往往紧密配搭的事工。但这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事工，它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本质关系，在突发事件到来时，教会又该如何实际协调这两个事工，使之不至相互影响，而是彼此配搭，这成为中国教会要思考和学习的一个课题。此次四川地震，各教会和机构之间的配搭、协调困难，很多都与此有关。[3]
有肢体称，地震发生了，人心都震柔软了，传福音特别容易，要趁着这难得的机会，赶紧收割。有人印制了有“耶稣爱你”字样的T-恤，打着“基督徒救灾”的旗号奔赴灾区，有人希望可以比台湾的佛教慈善团体更早到达现场。我相信，灾难确实会让人心受到震动，救灾的实际行动，也会为基督徒传递爱心，以生命传播信仰带来一些契机，去和不去绝对是不一样的。但是，面对灾难时的人心惶惶，这和面对福音时的“人心柔软”毕竟有所不同，“福音”和“慈善”更是必然也必须有所区别。基督徒要付出爱心，要作慈善，但我们不能仅仅以慈善为福音，或以慈善为福音的准确表达，对于灾民而言，耶稣教徒的面包和佛教徒的面包味道是一样的。
灾区既有救灾的需要，也有福音的需要，既需要救灾的志愿者，也需要福音的使者，所以，具体到每一个基督徒或者教会，有什么感动，神有什么托付，就做什么事工，也尽力存着感恩的心，认同其他人的负担可能和自己不一样，不管他实际的做法是否欠妥。同时，从总体来说，在地震后的一段时间中，北川的救灾需要远远紧急过其他地区，而北京、北美甚至北海道的福音需要却是和北川一样的（毕竟赶着去给地震中、废墟下将死之人传福音的不多）。我们若对抢救伤员，服事四川同胞有负担，尽可以紧急奔赴灾区；若是觉得对拯救灵魂，传播福音更有负担，就不应该眼中只有北川，只有地震之后的那几个礼拜而已。传福音是基督徒一生的使命，不是赶集。
又有一些持传统家庭教会神学立场的人认为，基督徒个人可以参与救灾，但以教会的名义就不合适了，教会是属天的群体，唯一的任务就是主的大使命。新生代基督徒群体则往往以实际行动来表达对这种观点的反对和漠视。这很可惜，我们本来彼此应该有更多的沟通和理解，彼此相爱本来是我们的责任。如何从走向社会的第一步起，就警惕和防范那些可能最终导致教会走向社会福音的因素，这是未来“水落石出”局面中的教会另一个重要的课题。
2）专业机构与教会的关系
警惕教会走社会福音的道路，不应该，也不可能通过高举“圣俗授受不亲”的二元论方式。万有都是神的，也是我们的（而我们是属基督的），若凭着信心面对，没有一样是属地和世俗的。“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林前10:19-20）关键不在于正统信仰教会是否和自由派一样关注社会，参与经济、文化或政治议题，而在于我们是否失去了那一颗心，不再将世界当作快捷酒店，将自己当作在北京没有暂住证的，热切盼望、渴求天上那更美的家乡。没有这样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生命张力，基督徒就会变成莫比乌斯环[4]上二维的驴子，永远在平面上打转，找不到自己属天的维度。
“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徒6:2），这岂仅仅在说主日的爱筵么？教会若不照顾寡妇，忽略关顾的事工，我们就只有口舌的见证，没有手脚的见证；同时，蒙召喂养人灵粮的天天下厨房，或者本该用来敬拜上帝、教导门徒的资源，都拿去支持希望小学，怕也不合宜。使徒们坚持教会的正当功用，同时也肯定关顾事工的必要，就挑选了执事，用一个技术性的办法解决了这个冲突。而今，中国教会内福音使命和社会使命关系的理论争执，也正因为一个逐渐发生的技术性转变而演化为福音机构（Para-church Organization）和地方教会（Local Church）关系建造的实践问题。
福音机构主要并不负责基督徒的日常牧养，它的作用有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以专业技术、专项资源和职业活动服事教会，弥补教会的不足；对外服事社会，直接接触外部社会群体，在高度信息化和专业化的世界中成为传播信仰，见证基督的重要力量。
这次教会赈灾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福音机构和教会合作体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信息的沟通与汇总、人员、物资的组织与调配、工作进度的规划和协调，等等。以我有限的观察，教会合作体比教会单独或者基督徒个体更有效率，更能平衡、广泛地开展赈灾事工，而机构又比教会合作体更有果效，更少内耗，更有能力长期参与灾后重建。虽然此次参与赈灾的机构绝对力量仍然弱小，但是机构化运作在专项事工方面的优势已经初步体现了出来。
因此，国产或合资福音机构的培育与发展，代替教会在公共事件中的直接参与，而教会则潜心专事神的道，这有可能成为回答文化使命争论的一个答案。机构为教会提供所需的专门服务，成为教会外向型事务的先锋；教会向机构提供人、财、物的支持，并在属灵上为机构代祷，守望。机构与教会因而成为相互取长补短，彼此配搭、彼此扶持，比翼齐飞（para）的事工力量。
然而，长远来看，这种发展趋势也并非没有隐忧。机构和教会的关系若处理不好，可能会成为产生类似美国基要派和新福音派的争论和分裂的肇由。这个问题后面会谈到。
3）圣经辅导与心理辅导的关系
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如此重视灾后的危机干预。[5]所应用的当然都是认知-行为主义或人本主义等世俗心理学方法。官方媒体则毫无批判能力地将这些信息传播到全中国。教会也应急培训一些义工去救助灾民，或把开展灾后心灵重建列入事工规划。然而，世俗心理学对灾民确有实质性帮助，还是仅仅给他们一些暂时的慰藉与宣泄，并不能真正解决人的心灵问题，对此，教会或者没有意识，或者尚无暇深思。[6]
和传统社会相比，当代社会是一个“商业-效用社会”，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对技术和专家的迷信。不仅传统社会结构被持续的变革所打破，很多的常理、常态和常识也被打破或忽略。基督徒未能免俗。美国一个牧师曾经被告上法庭，因为他选择自己帮助一位试图自杀的青年，而没有把他引介给心理专家，检察官认为牧师因此要为这个青年的死负责。[7]中国虽然还不至于此，但是，灾后教会邀请心理辅导专家而不是牧师给志愿者培训，由此就能看出我们的真实心态：专家而不是牧师才是真正的好牧人。
可能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这难道不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吗，心理学难道不是在了解人心上很有建树吗？事实上，我相信真正到了灾区一线的人都会由衷地感到，心灵重建是一个如此长期甚至常年的工作；真正可以帮助那些灾民的，不是理论和技巧[8]，而是长期的委身，是常年的关怀和生命的付出。比起专业知识，更关键的是你是否有恒久、圣洁的爱心和对心灵的洞察——而这本应是基督徒，更是牧者的“专业特长”，因为我们有启示神之奥秘的圣经，有基督不能隔绝的爱，有洞察人之心灵的圣灵。
真正能释放人，重建人破碎心灵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基督胜过世间一切的爱和良药。比起用言语说“耶稣爱你”，或者带孩子们画画、做游戏宣泄心情，更重要的是恒久忍耐的事奉，把人切切实实地带到基督的面前，否则，即使一个人声称接受“耶稣爱你”，即使他的心情得到了宣泄，也仍然于他无益。
然而很可惜，正如林慈信牧师说的，教会已经把医治和牧养心灵这个“长子的名分”让给了心理学。[9]很多牧者和教会领袖花大量时间研究如何提高讲道技巧，如何有效地吸引人来教会，如何拓展堂点，建立完善的治理制度与门徒培训体系，规划和完成更多的事工，简言之，把教会做成了公司，把事奉做成了事业[10]，甚至也有很多人对神学理论极有兴趣，却没有在思想神的话语，更多地认识神，借此更多地认识人，更好地按着神的教导具体帮助、牧养、建造每一个人上下应有的功夫，而满足于泛泛地教导信徒。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比起很多牧师，心理学家确实更像好牧人！
在社会科学所谓的“后宗教时代”中，至少在教会内部，我们应立志夺回长子的名分！否则，我们就应该把教会的讲台也让给心理辅导专家——如果他们在危机干预，在灾民的心灵重建上胜过传道人，难道在日常生活辅导，在普通人的心灵建造上不也胜过传道人吗？我们是否应该停止传讲保罗过于强硬的教训，转而宣扬体贴入微的罗杰斯[11]呢？
三、教会与奥运
从奥运的角度，政府和教会其实有一点同病相怜。
和1990年的亚运会不同，奥运如今已经成了中国人的鸡肋。中国一直声称反对把奥运与政治挂钩，事实上体育在中国一直是政治，关乎春秋大义、民族气节、国家精神。既不存在同一的世界，也不存在同一的梦想，奥运根本承载不了这许多的神圣职责。在从亚洲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的梦之路上，中国要做好的，不是这种对外公关的功夫，而是自身公民社会、法治社会的建设——信仰自由是衡量这种建设的标杆之一。我们可能因为经济等原因受世界欢迎，正如小姐受客人欢迎，但是，没有信仰自由的国家无法真正被世界信任。
虽然最近北京的教会因为奥运而被“优待”，但诚恳地说，中国的信仰环境在好转，教会的生存空间在扩大。所谓“中国威胁论”，与其说是西方世界越来越敌视中国，不如说是因为中国在崛起。同样，教会遇到打压，不是政府更加不容忍，而是教会在发展。一些人对教会在中国社会的崛起也怀有梦想，对于遭受政治打击比较敏感。我不想赘言圣经对教会与世界关系的教导，只想指出，教会要有真正可持续的发展，首先要做的不是外部公共空间权利的争取，而是内部公共空间的建设，是教会社会性结构的搭建。[12]
这次赈灾，我注意到一些教会际沟通和互动网络的出现，特别是福音机构的行动，这是教会公共空间在形成的一个明证。这诚如前述是好事，但也有问题。首先，这种发展尚为初步。一些有实力的机构在赈灾中往往只走自己的管道，联络自己既有的资源，从海外到北京，到成都，再到地震现场，形成“条条大路通四川”的局面，虽有收纳“散兵游勇”之举，这些管道之间还较少横向联络，沟通还没有网络化和结构化。
其次，机构与教会的关系需要更好的协调，彼此需要更多的互动与认同。从理论上说，机构是教会的功能性补充，为在这个高度专业化的时代更好地传福音而派生出来的；机构的出现，并非教会形态本质性的改变，更不是对教会的替代。
而我在近年各种教会事件中，观察到一些正在成长中的机构，或者有机构化倾向的基督徒群体，注意到他们的一些相近特征。首先，其领袖一般出自精英阶层，文人、学者、教授、律师，职界闻人或政界智囊，他们既致力于基督教精神在文化层面的传播，也注重教会实体在社会层面的壮大，但教会有时只是他们所思考问题的一个层面；其次，他们不仅和海外教会紧密联系，更与国际社会有丰富和活跃的互动，其中的人很容易采纳各种西方流行的教会发展理念和机构运作模式，并且行动具备国际化的眼光和心态；第三，这些机构的外围聚集了相当密度的高端人群：基督徒名人、企业家或经理人。这样成员组成属于“非典型配置”，在几千万的中国基督徒中绝对是“一小撮”；同时，在我无法也不能去揣测时间的未来，在“水落石出”之后，这事实上又是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最大影响力，最大程度上塑造世人对“中国基督教”概念形象的一个群体。
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些本来应该成为教会“两翼”，辅助教会发展和行动的福音机构，有些实际上和整体中国家庭教会没有什么关系。两个群体中的基督徒既不属于同样的社会阶层，也不属于同样的教会群体，既没有属世的共同利益，也缺乏属灵的团契与交通。他们各自眼中的教会和世界完全不是一个样子，他们各自所憧憬的，中国教会和社会的未来只怕也天差地别。
正如中国工业化进程所导致的城乡二元格局，机构和教会间的这种差距如果无法弥合，可能会在将来的中国制造出两个彼此无关的基督教世界：耀眼的少数派与沉默的大多数。而城市化、城乡二元格局的松动在当下中国所造成的振荡，也可能在教会内部出现。所以，中国的福音机构不能一味地嫁接西方，一味地走高端、精英路线，要“道成肉身”，走“本色化”的道路。要有根植于中国家庭教会土壤的，有生命力的本土福音机构出现。
四、教会与基督
在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中，教会是潜在水面以下，还是可以露出到水面以上，是可以通行遍地，毫无拦阻地发展，在经济、文化乃至公共领域中产生极大的影响力，还是被击打分散，甚至不得不在坟茔中聚集，仅留七千余种，这完全是神主权的作为，不是人所能规划和操盘的。城造在山上，灯放在台上，既然是不能隐藏的，也就不存在需要刻意彰显的问题；“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1:5），属神的教会被逼迫，被压制而不能“浮出水面”，自由呼吸，这本身就说明教会在发出属天的亮光。
2008是很特别的一年，对中国社会是如此，对中国教会也如此；而从另外一个角度，2008又是很普通的一年，至少对于教会应该如此。所发生的，我们所遭遇的，不论是所谓“天灾”还是“人祸”，首先都是必有的，是这世代的本质特色，其次也并非仅仅是“天”灾或者“人”祸而已。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圣经，那么，世界历史根本是一个属灵争战，基督徒的人生也是一个属灵争战，而在战场上，发生什么是值得惊讶的呢？在一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的战场上，还能发生什么是值得惊讶的呢？教会所当关注的，永远应当是自己的位分，就是传播福音直到地极，教导百姓做基督的门徒，一生跟随、仰望与等候主。“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路10:42）
世界很复杂，我们很渺小。我上面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是错的，我可能错看了时局，误听了传言，谬用了经文。这一切其实都不重要。韦尔曼在评论出狱后的约翰·班扬说：“现在他已不去揣测不同政局变化的含义，一心只传扬基督。”[13] 为了他的荣耀和他百姓的益处，神为中国教会预备了今天这样独特而宝贵的生存和发展处境。在2008年已经过了一半的时候，在地震之后，奥运之前的日子里，愿我亲爱的弟兄姊妹都能从各样政局、时局、珍珑棋局的错综复杂中抬起头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并满心喜乐地说，荣耀归于三一真神，阿门！
[1] 就今年五月份以来的情形而言，这至少是北京教会的境遇。
[2] 期待教会内能就这个问题做更多、更深入的交流。已有的讨论见：孙明义，“认识中国城市家庭教会”，《举目》2007年5月（第二十六期）；陆昆，“今夕何夕——经上所指和我们所在的教会与世代”，《教会》2008年1月第1期（总第9期）；江登兴，“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传承与更新”，《教会》2008年1月第1期（总第9期）；孙明义，“对家庭教会寻求登记的神学反思”，《杏花》2008年3月春季号。另，赵晓在《“筑山上之城：志愿者（机构）如何参与灾后重建”的特别论坛总结》（http://zhaoxiao.blog.sohu.com/90843417.html）一文中认为，现在到了民间NPO（非赢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作为超越于政府与企业以及个人的现代社会的重要力量”在中国大发展的契机。
[3]本文这里的说法与本期提姆•凯乐的文章《平衡的见证：论传福音与怜悯事工》不同，是语境导致的视角不同。提姆•凯乐是“一元论”：教会的目标是见证基督，引人归主，传福音和怜悯则是达致该目标的两类手段，二者紧密关联。而中国教会的传统观念则是“二元论”：传福音和怜悯不是见证基督的不同方式，而是为着不同目标的不同行动，前者关注人灵魂的得救、永远的归宿，而后者关注人生活的需要、今生的福祉，二者有所区别，甚至有所冲突。中国教会这个观念传统有其特别语境，所针对的是社会福音，形成的历史背景是“自由派”与“基要派”神学的争论与冲突；同时，提姆·凯乐也承认，传福音和怜悯在本质上不能分割，但在操作过程中也存在先后、轻重和缓急的问题。
[4] 莫比乌斯环（Moebius Strip或Moebius Band），一种拓扑学结构，它只有一个面和一个边界。由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August Ferdinand Moebius）和李斯丁（Johhan Benedict Listing）在1858年独立发现。
[5] 中国官方最早开展危机干预是在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大火，不过那次没有造成这样大的社会反响和参与。
[6] 成都教会在赈灾通讯《彩虹行动简报》中，呼吁教会各界参与心理重建，并把“心理辅导”和“圣经辅导”两者并列，说明教会开始了解到这其中有所不同，但这不同从信仰的角度意味着什么，可能还没有进行深入思考。
[7] 林慈信、赵辰，“圣经辅导的神学根基及争论”，《教会》2007年3月第2期（总第4期），14页。
[8] 很少有基督徒志愿者意识到，专家教给我们的技巧往往基于相互矛盾的心理学理论，是折衷的产物，或根本违背圣经的教导。
[9] 韦恩·麦克等，《圣经辅导入门：辅导原则与实践的基本指南》，江淑敏译，华神，2003，19-21页。
[10] 若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也可以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凭神的普遍恩典而事业成功，升官发财，名动天下，那么，教会领袖也可能把教会这个事业做得很成功，而和神的国度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教会宏观局面的兴旺，不是属灵的必然标志。
[11] 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1902-1987），人本主义心理学代表人物，在纽约协和神学院读书期间转至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临床和教育心理学，曾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
[12] 事实上，过多地借助外部社会和政治力量（特别是国际力量）进行博弈，这对中国教会并非总有益处，反而使教会被卷入各种经济和政治利益斗争的漩涡。
[13] 萨姆•韦尔曼，《班扬传》，朱文丽译，华夏，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