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期刊 2008年09月号(总第13期) 现代与后现代处境中的“圣徒相通”

现代与后现代处境中的“圣徒相通”

文/曾劭恺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拉太书3:26-28

 

 

引言

 

这段经文讲在基督里的圣徒相通,告诉我们,不同的人如何藉受洗归入基督,因信成为神的儿女,在主里合而为一。在当代的处境中,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因为它告诉我们,教会如何处理不同的人之间的差异性。在本文中,笔者将说明,现代主义如何藉由抹杀差异性来试图建立群体,而后现代主义又如何赋予“差异”神圣的地位。这两者同样面临一个非人性化的两难之境:各人的独特性遭到压抑,与此同时,人在社会中愈来愈被孤立。本文将讨论当代教会应该如何明白这段经文,进而指出一条走出当代非人性化处境的道路。

 

 

差异的“相通”:非“抹杀”亦非“相加”

 

加3:28告诉我们,在基督里“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在此,我们可能以为,主里的合一是抹杀各人间的差异,犹太人不再是犹太人,希腊人不再是希腊人,中国人也不再是中国人。这样的解经显然有问题。如果主里的合一是抹杀各人间的差异,那么照这段经文所说,男人不再是男人,女人也不再是女人,基督徒都变成无性生殖的生物了——这是无稽之谈。圣经在男女之间做出明显的区别,神造男造女,各有不同的角色与功能,新约圣经也赋予男女不同的责任,男人舍己、女人顺服。在教会中,神也给男人与女人不同的吩咐。在基督里的合一,绝非抹杀男女间的差异。由此推论,教会众圣徒蒙召在主里合而为一,并不是要抹杀各人间的差异。

 

这段经文所说的“不分犹太人、希腊人”的意思是,神在基督里的恩典,是白白赐给每一种人的,这些人本身没有什么特质值得神施恩给他们,全是神无条件的拣选。在神的恩典里,没有任何种族、阶级、性别歧视。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明白,在主里合而为一,并非简单地将一群不同的人聚在一起;不是把所有的差异加在一起的总和。26节告诉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信主耶稣基督。27节说,我们都同样地受洗归入基督。这意思是,在我们的差异与每个人的独特性之外,有一个东西是我们所共有的,我们有一个相同的本质,这本质就是:我们都是同一位上帝的儿女,有同样的信仰,受同样的洗,归入同一位主耶稣基督。保罗在以弗所书中的描述相当美:“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又住在众人之内。”(弗4:4-6)是在这相同的本质之上,我们在主里合而为一;是在这合一的基础上,各人的独特性及教会群体的多样性才能够发挥出来。就连将来到了天上,我也仍旧是独特的我,你仍旧是独特的你,十二使徒还是十二个,圣徒穿上了白衣是同一批圣徒,撒拉弗是撒拉弗,基路伯是基路伯,米迦勒是米迦勒,加百列是加百列,长老是长老,四活物各有不同的外貌;天上的耶路撒冷,是将多样性与独特性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地方。

 

然而,在天上,一切的受造物都敬拜事奉同一位三一真神,他们一同高呼:“圣哉、圣哉、圣哉。”圣洁是这些属天的受造物共有的本质。圣灵呼召我们,也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因此,主里的合一虽然目的不是要抹杀我们之间的差异,但有一些不圣洁的差异需要在真理的基础上被解构。

 

20世纪教会学家提亚德(Jean-Marie-Roger Tillard)指出:“教会并非对‘差异’的‘抹杀’(abolition)或‘相加’(addition),而是‘相通’(communion)。抹杀差异会使得一切变得单调。相加差异并不保证一切被囊括进来的要素都能使众人得着益处:它只不过是一堆个体的总和。反之,差异的‘相通’要求所有的参与者皆持有一共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尽管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表现出这相同的本质。”[1]

 

这段话隐藏着很深刻的思想。现代主义对于差异性的处理,就是试图抹杀各人间的差异;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将差异性赋予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把各种差异相加起来,试图建立多元社会。

 

 

现代主义的难题

 

现代主义最基本的动机就是“自主地掌控世界”——人类想寻求自主性,并掌控他自己的世界。但如果要掌控自己的世界,人就必须定义自己的世界,因此现代主义就发展出许多的宏大叙事(metanarratives)。基本上,所谓宏大叙事,就是一套无所不包的世界观,描述宇宙及人类的起源、性质、存在目的(或者存在是否有目的及意义),人类知识的可能性、证成,关于善与恶的种种问题,包括人类的道德责任、政府及法律的角色等。但现代主义不接受圣经所启示的宏大叙事,因此人类就只能靠自己来定义这个世界。用古希腊怀疑派哲学家普鲁泰戈拉斯(Protagoras)的说法,人变成了“万事的尺度”。

 

现代主义时期的思想家,除了尼采之外,大部分都没有发现,这套人类独立于上帝而发展宏大叙事的计划,最终会变成相对主义——“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绝对真理并不存在。”现代主义没有想得那么远。它只不过想要靠着发展宏大叙事来定义这个世界,进而掌控这个世界。但很明显,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喜好、利益来发展他的宏大叙事,到后来,每个人对世界的描述都不一样。这就造成了暴力冲突,因为世界观的差异不只是意见上的不一致,其背后其实是利益上的冲突。例如,中产阶级会支持资本主义,而无产阶级则支持共产主义,这两种世界观的背后其实是阶级间的利益冲突,而不单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见。自从现代主义抬头,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许多阶级革命,其实都是不同的宏大叙事背后的利益冲突所造成的。不同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试图抹杀其他人的差异。无产阶级想要打倒所有与自己不同的人,包括帝王将相、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等,让大家都变成无产阶级。欧洲的殖民主义,试图将自己的文化、世界观强加在殖民地的人民身上,目的就是要掌控这个世界。希特勒甚至希望建立一个只有亚利安种族的优越世界。极端的女权运动想要抹杀男人与女人之间一切的差异,所谓“女人能顶半边天”,其实也是藉由一种扭曲的世界观来帮助女人达成掌控世界的欲望。

 

我们看见,现代主义试图抹杀一切种族、阶级、性别间的差异,而其结果是战争、革命、冲突。现代主义试图抹杀差异,不是为了使人人都能够和平地享受群体生活,而是为了使与我不同的人能够照我所期望的方式来生活。有影响力的人独断地定义了他的世界,并要求每个人都照着他的定义去活在这世上。现代主义如此试图抹杀差异,就造成了暴力与冲突。

 

然而,人都有向往和平的一面。为了避免冲突,同时又不让异于己见的宏大叙事入侵到自己的生活空间,现代人只好把自己孤立起来。一位当代福音派的社会学家说,所谓的“现代化”,包括将社群(community)转变为社会(society)的过程。[2] 意思是说,人与人之间只有功能上的互动,但缺乏心灵与思想上的沟通。如此,现代主义同时带来不同世界之间的冲突,又造成个人从群体中被孤立。

 

 

后现代主义的难题

 

后现代主义正确地看见,对差异的不容忍(intolerance towards differences)是现代主义的一大盲点,但后现代主义却未能采取一个不同于现代主义的出发点。后现代主义最基本的精神与现代主义一致,即寻求人类的自主性,并自主地掌控这个世界。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是,后现代主义采取了另一个途径以达成此目的——后现代主义主张对差异的绝对容忍(toleration towards differences)。用哲学家李维纳斯(Levinas)及德里达(Derrida)的术语,就是“对他异性(alterity)的纯粹友善(pure hospitality)”。意思是,我必须无条件地接纳一切与我不同的人,以及我所不认同的思想。申言之,后现代主义试图让每个人都照他自己的方式作一个自主的人。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西方许多健康食品、瘦身产品、心灵治疗的广告都喜欢标榜“定义你自己”(define yourself)的存在主义观念。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给予“差异”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我就是我,我与你不同,你不可以照你的观念来试图改变我,否则你就侵犯到我神圣的差异性。台湾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蔡康永有一次邀请一位双性恋者上节目。蔡康永自己是同性恋,但当这位双性恋者在节目上标榜自己的生活方式,并试图说服观众接纳并尝试这种生活方式时,蔡康永义愤填膺地质问:“你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向我们传教的吗?”蔡康永这位后现代主义的实践者,坚决拒绝这种试图改变他人的行为;对他来说,这是一种亵渎,因为差异是神圣的。在此必须补充说明一点,后现代社会对差异的绝对容忍,并非一种人人坚守的教条,而是一种愈来愈多人潜意识所接受的意识形态。

 

后现代主义试图藉由对差异的绝对容忍,避免现代主义所造成的暴力及孤立现象。正如提亚德所说,后现代主义是“差异的相加”——世界观的差异、文化差异、个性上的差异等。人与人聚在一起、族群与族群相遇,必须彼此尊重对方与自己的差异,不能试图去改变对方。

 

但有些差异是极端的。差异造成疆界;极端的差异则带来极端的疆界。相互间有差异的人,是难以沟通的。我们所熟悉的例子,包括现代社会中两代间的代沟。观赏蔡康永所主持的《两代电力公司》,就能发现当代社会代沟问题的严重性。语言学家史洛宾斯基(Peter Schlobinski)在一篇论文中,发表他研究德国“青年语言”(Jugendsprache)的成果。[3]他发现,年轻族群为了突显自己与主流社会的差异,会发明一种特有的语言,是成年人无法明白的。近来在华语社会中,这种年轻族群特有的怪异语言,被称为“火星文”,即年轻人的黑话。但语言是人与人沟通不可或缺的管道;社会学家汉克尔(Martin Henkel)与陶伯特(Rolf Taubert)宣称:“我语言的疆界,就是我世界的极限。”[4]如此,语言的差异,在两代间竖立了一道高墙,使之成为两个不同的世界。

 

1998年五月,日本媒体大肆报导前X-Japan摇滚乐团成员松元秀人自杀的消息,一系列的报导震惊了当时的日本社会,原因并非这位年轻有为的乐手如此轻生,而是在此之前,绝大部分的日本家长都未曾听说过X-Japan这个风靡全世界的乐团,但参加葬礼的年轻人,却多达七万人。这次事件让日本社会惊觉代沟问题之严重,以及社会次文化族群的孤立现象。这种现象,其实在世界各地所有后现代化的社会中,都非常普遍。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对他异性的纯粹友善”,带来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融洽,而是族群的孤立。

 

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处理“差异”的方式,带来的不只是族群的孤立。2004年风靡全亚洲的日本电影《电车男》,讲述所谓“御宅族”的生活方式。御宅族指的是那些几乎足不出户,将自己孤立在家中,整天只能与计算机、模型玩具、网络游戏、动漫来往的人。这种人无法与他人沟通,只能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与其说他们是一个族群,不如说是一批孤立的个体,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族群生活。御宅族在极度后现代的日本,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些人之所以自我孤立,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个性及兴趣与众不同,较难与他人沟通,而家长、同学、导师由于“尊重”他们的差异性,因此也不试图来改变他们。

 

如此我们看见,后现代主义对差异的处理,带来的是个人与族群的极端孤立。然而,正如现代主义所造成的暴力令人感到厌烦,后现代主义所造成的孤立现象,也是人类本性所无法接受的。没有人真的喜欢孤独。因此,为了突破这种孤立,同时又不触犯他人“神圣”的差异性,后现代主义就藉由极端的疆界瓦解,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福音派神学家伯斯马(Hans Boersma)评论道,对德利达而言,“纯粹友善”的意思就是“一种完全开放的态度,随时准备好无条件地将我所有的一切,给予那在我家门口敲门的陌生人”。[5]申言之,不管是什么人在我门口敲门,我都必须为他开门。这样讲或许有些抽象,但当我们环顾四周,看看后现代社会中各种疆界的瓦解,就能明白他的意思了。

 

我们看见国界与经济体疆界的瓦解(欧盟)、语言疆界的瓦解(愈来愈多所谓的“火星文”是借用外来语)、文化疆界的瓦解(例如,麦当劳及好莱坞在世界各地大受欢迎)、性别疆界的瓦解(同性婚姻合法化、变性人、双性恋等)、肉体疆界的瓦解(网交、电交、同性性交、3P、集体性爱、人兽交)等。许多年轻人会发现自己无法与身边的人沟通,找不到恋爱的对象(孤立),因此上交友网站找不认识的人出来约会,甚至性交(疆界的瓦解)。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后现代主义首先造成的是孤立感,然后这种孤立感就带来疆界的瓦解。这是一种十分吊诡的现象,正如现代主义所造成的暴力与孤立一样。

 

我们看见,现代主义试图藉由抹杀差异来建立社会,而后现代主义则主张差异的相加;两者皆造成矛盾的难题——个人与族群遭到孤立,而个人空间却又遭到粗暴的侵犯。现代与后现代主义皆未能建立真正有人性的群体,即人与人有真正的沟通,每个人又有自己空间的社会。

 

 

圣徒相通的教会信仰

 

爱神与爱人

 

正如先前所言,神建立他的教会,并非藉由抹杀各人及各族群间的差异——这是现代主义的错误;亦非藉由对差异的绝对容忍——这会带来后现代主义所造成的两难之境。提亚德指出:“反之,‘相通’的前提是,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有一相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并参与在其中,尽管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参与。每个人的独特性是在一个极端合一的基础上得以兴旺。”[6]

 

每个人之间都存在着差异。教会中有犹太人、希腊人、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俄罗斯人;有年长的,有年幼的;有些人有好几个博士学位,而另一些人却没受过教育;有总统、君王,也有平民百姓;有资产阶级,也有受压迫的贫民。有些人喜欢摇滚乐,有些人喜欢古典音乐。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兴趣、嗜好、文化背景、家庭成长背景,也因此有着不同的恩赐。

 

保罗如此教训哥林多人:“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林前12:28-30)在此,保罗不只肯定了在加拉太书中所提到的各人背景的多样性,更肯定了神藉此多样性所设立的多种恩赐。每个人由于背景不同,恩赐也各不同,就算都是使徒,保罗与彼得也因其背景的不同,而领受不同的呼召。保罗熟悉希腊哲学,因此蒙召做外邦人的使徒,但彼得就未曾领受这呼召。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列出一系列的“岂都是”,说明了教会肢体多样性的重要,反对将这些差异抹杀掉。保罗告诉我们,每个人的领受都不一样,要尊重这些差异,不要试图去强迫改变其他人,也不要强迫自己去寻求那不属于自己的恩赐。

 

但是,有一项恩赐是所有信徒都必须寻求的。保罗紧接着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林前12:31)这“最妙的道”就是爱:“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林前13:1-2)

 

换句话说,虽然每个人领受的背景、恩赐都不一样,但神命令所有的信徒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也要彼此相爱、爱人如己。爱的恩赐,是所有信徒必须学习的。爱神爱人,是圣徒相通的基础;众圣徒是在爱中彼此相通。我们是在爱中接纳、欣赏彼此的差异。

 

然而,这并不代表对差异的绝对容忍,因为有些差异是不圣洁的,例如有些人标榜自己特殊的同性恋倾向,这些人来到教会中,不但他们自己需要寻求改变,教会也有责任来督促、鼓励、帮助他们改变。与基督奥秘的身体联合的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认罪悔改。对于那些拒绝改变自己不圣洁的生活方式的人,保罗说要“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林前5:2);保罗也吩咐哥林多人“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林前5:9)。保罗说明,他所指的并非这世上的人(林前5:10),而是“称为弟兄”的(林前5:11)。不只是淫乱的人,还包括“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都一概要被逐出教会。可见,保罗对有形教会中的信徒是非常严厉的,如果有硬心不肯认罪的,都必须与基督的身体隔绝。

 

这与爱的原则并不冲突,因为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林前13:6)。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主我们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的总纲,而十诫也是这两条诫命的表述——前四诫是关于神要我们如何爱他,后六诫是关于神要我们如何彼此相爱。这十条爱的诫命,是以真理作为基础:“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出20:2)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向我们彰显了他大能的公义与慈爱,因此我们要尽一切所有的来爱他,也要彼此相爱。这爱是以神的真理为基础。爱必须是圣洁的,“圣洁”的意思就是“像神”。

 

圣经无误与圣徒相通

 

基督徒蒙召就是要在爱中学习圣洁,尽管各人有不同的背景、恩赐,但共有同样圣洁的本质,在这基础上相通合一。而圣洁不是用人自主的理性去定义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共同的错误出发点,就是假设人是自主的。(黑体为编者所加)何为圣洁、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必须由神亲自借着他无误的话语来启示给我们。可惜的是,提亚德忽略了圣经无误的重要性。使徒和先知受圣灵默示所写下的话语,是教会的根基(弗2:20);没有圣经,就没有教会、没有圣徒相通。而如果圣经有误,那么圣经的教义就必须在人的理性之下接受审核,人可以凭理性来决定哪些圣经教义是正确的、合乎道德的,而哪些是错谬的、不道德的。但若人的理性高于圣经的启示,那么人根本就不需要圣经了。并且,如此将人的理性摆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时,人的理性就变成普鲁泰戈拉斯所称的“万事的尺度”。

 

但不要忘记,人是堕落的,人的理性被私欲所左右,做出来的判断必然是主观、自私的;正如庄子曰:“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7]人类理性这把尺是扭曲不平的,以它来衡量万事,自然不可能客观平衡。如果圣经是有误的,我们就必须拿这把不平的尺来衡量圣经的教导,最后,每个人都会凭着自己的私欲、喜好来决定哪些教义才是真理。例如,同性恋者可以宣称罗1:26-27是保罗在落伍的封建思想影响之下所犯的错误,是对同性恋不公平的歧视。人们可以轻易地宣称,旧约中那些关于上帝发义怒而灭绝人的记载,都是错误的,因为许多人只喜欢慈爱的上帝,却不喜欢公义的上帝。还有,许多难以解释苦与罪的存在的人,会否认圣经中关于上帝全知、全能、预定、护理的教义,声称上帝活在历史当中,无法预知将来,并且有所不能。总而言之,如果圣经是有误而可以批判的,那么人就会开始用自己的理性,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神。

 

德国唯物论哲学家费尔巴哈正确地指出,这种神学只不过是“人类学伪装出来的”,[8] 意思是,这些神学家表面上是在讨论神,其实讨论的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的“神”都是照人的形象造的。难怪从士莱马赫到巴特,每一位自由派的(即否认圣经无误的)神学家对上帝的描述都大相径庭。如果圣经是有误的,就不可能具有绝对的权威,也不可能是全备、必要、清晰可知的;这样,人就只能将自己当作“万事的尺度”,照着自己的形象造假神。每个信徒都有一个自己造出来的神,每个信徒所信的都不一样,各人所追求的圣洁也各不同,圣徒相通的基础就完全被摧毁了。

 

如果没有无误的圣经作为教会一切信仰与生活的至高准则,就不可能有圣徒相通。如果圣经是有误的,那么人永远无法摆脱“自主性”的束缚。在“自主性”的奴役之下,人类必然落入现代与后现代主义非人性化的矛盾当中。

 

恩典外在的媒介:外在生活与内在信仰的表里如一

 

加尔文及威斯敏斯特神学家称圣经、教会、圣礼为“恩典外在的媒介”。[9]有趣的是,保罗在加3:26-28及弗4:4-6中皆称洗礼为圣徒相通的基础之一。加3:27-28说,我们因“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因此“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换句话说,我们是因同有一洗,而在基督里合一。原文“受洗归入基督”更直接的意思是“被洗进基督里”。在加拉太书这段经文中,保罗强调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是由于:(1)我们“因信基督”(26);(2)“都是神的儿子”(26);(3)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这与弗4:4-6讲的“一主、一信、一洗”不谋而合。圣徒共有的本质不只是“一主、一信”,还包括“一洗”。上帝是眼不能见的,信心是内在而抽象的,但洗礼却是外在的形式。在修辞学上,保罗用这种平行的方式将这三者并列在一起,暗示这三者是一样真实的。

 

很多当代基督徒喜欢说“神只看人的内心,不重视外在的形式”。但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外在的洗礼,跟你们内在的信心、天上的主是一样真实的。”因此,加尔文跟路德都强调,圣礼(包括洗礼跟圣餐)是真真实实的恩典的媒介。神的恩典是藉由这些可见的、外在的媒介赐给我们的:上教会、唱诗歌、听讲道、读圣经、祷告、受洗、领圣餐,这些外在可见的形式,是我们在这可见的物质世界上,领受上帝恩典的媒介。并且,神是要我们在一个教会的群体里领受他的恩典,而不单是建立自己跟神的双向关系。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3:15),我们必须在教会圣徒相通的条件下领受神的真理,而不是自己在家里读圣经就可以。如果我们真的可以不在圣徒相通的条件下领受上帝恩典,那他也不会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来10:25)。

 

或许有人会质问:“耶和华不是对撒母耳说:‘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吗?”这种质问在解经上有些问题。首先,原文的“外貌”指的是长相,跟外在的形式、行为并无直接关系。其次,这样解释这段经文,是断章取义,因为圣经的总原则是教导我们表里如一。神不是只看外表,但圣经也没有说神只看内心。所以保罗吩咐妇女要“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保罗并没有说“神只看内心,所以你们可以穿得乱七八糟上街,爱穿什么就穿什么”。保罗要求妇女们在外在的衣着上反应出内在的敬虔。耶稣责备法利赛人不是因为他们有敬虔的外表,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爱神爱人的心。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太5:20)在这里,耶稣讲的是律法的诫命。法利赛人的义,是他们在外表上遵守一切“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的诫命,但他们心里却犯这些罪,所以耶稣责备他们。“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意思就是要承认自己的内心犯了这些罪,求神赦免。耶稣并没有说:“你们只要心里不恨人,不起淫念,那么用你们的手去杀人,用你们的身体去强奸妇女,都没有关系。”耶稣不是光看人的心;他要的是信徒表里如一。所以基督教不是一个只看内心的宗教。内在的信仰、上帝眼不能见的荣耀,是要在教会可见的形式、行为上表现出来的。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例如文革期间被抓去劳改的基督徒),有神特别的恩典,否则一旦与有形教会隔离,信徒的信仰必然会枯干,与神的关系也会愈发冷淡。

 

有形教会是“恩典外在的媒介”,如果少了有形教会,人类所生活的自然世界必然会与神的恩典产生隔绝。这就是为什么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社会愈来愈世俗化,人们活得好像神不存在一样。在这世俗社会中,许多人说自己是基督徒,但他们觉得信仰是自己跟上帝之间的事,所以他们也不上教会,没有属灵操练,很少读经祷告,以为工作、婚姻、日常生活的事情靠自己就可以搞定,跟神的恩典没有关系。这种人的生活、思维,其实跟无神论者没有两样。

 

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四卷“论外在恩典的媒介”中,开门见山地写到:“正如在前一卷中所解释的,基督是借着我们对福音的信,而成为我们的救主……。但是,由于我们的无知与怠惰,我们需要外在的帮助,信心才能够在我们里面生发、增长,并到达其标竿,因此上帝就将这些帮助赐给我们,来补足我们的软弱。”[10]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我们就必须在外在有形的教会生活中,领受神所赐的帮助。

 

 

总结

 

正如先前讨论到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最根本的罪,就是人想要建立自主性。人以为自己活在这世界上,不需要神的恩典。有形的生活与无形的恩典被隔绝了。属天之事在日常生活中被视为无关紧要,结果地上的事都失去了意义。当保罗将外在的洗礼与不可见的信心、上帝连在一起时,他是在告诉我们,圣徒相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它形而上的基础之外,还必须有一个可见的外表。本质与表象、内在与外在必须前后一致、表里如一。这是圣经所讲的诚实。一个不上教会的基督徒,是个不诚实的基督徒。圣徒相通不只是属灵的,也是外在的。严肃地看待主日的公众崇拜,齐声用物质的嗓音赞美主,穿正派而严肃的衣服上教会,领受圣餐的饼和杯,什一奉献——这些都是圣徒在基督里相通的外在表现。

 

圣徒相通还包括了可见的合一与和好。我们唱着“在主里面我们是一家人”,却拒绝张开双手,用爱来拥抱众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以为圣徒相通已经建立在一个形而上的世界里,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就不与他人分享神的爱。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用金钱及物质来帮补那些有缺乏的人——这类可见的爱心,与圣徒属灵的相通是密不可分的。真正的教会信仰,是一个内在与外在、可见与不可见、属物质与属灵之事皆紧密相连相通的信仰,在教会整体以及每个成员的生活上表显出来。只有在这相通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与他人以及上帝的交通,人与人才能够活在一个真正融洽的群体当中,而每个人的独特性才得以发挥并受到真正的尊重。圣徒相通的教会信仰,是非人性化的现代与后现代处境惟一的出路。

 

 

作者简介

 

曾劭恺,毕业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双主修物理及德文,现于维真神学院攻读道学硕士。温哥华浸信会信友堂教牧,同时在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从事翻译与编辑工作,《信仰与生活》季刊总编。业余嗜好为钢琴及跆拳道。

 

 

[1] J.-M.-R. Tillard, Flesh of the Church, Flesh of Christ: At the Source of the Ecclesiology of Communion. Trans. Madeleine Beaumont. (Collegeville, MN: Liturgical Press, 2001), 9.

[2] Craig Gay, The Way of the (Modern) World: Or, Why It’s Tempting to Live As If God Doesn’t Exis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8), 184.

[3] Peter Schlobinski, “Jugendsprachen: Speech Styles of Youth Subcultures.” In Patrick Stevenson, Ed. The German Language in the Real Worl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5), 317-339.

[4] Martin Henkel, Rolf Taubert, Versteh mich bitte falsch! –Zum Verständnis des Verstehens. (Zürich: Haffmans Verlag, 1991), 67.

[5] Hans Boersma, Violence, Hospitality, and the Cross: Reappropriating the Atonement Tradition. (Grand Rapids: Baker, 2004)

[6] J.-M.-R. Tillard, Flesh of the Church, Flesh of Christ: At the Source of the Ecclesiology of Communion. Trans. Madeleine Beaumont. (Collegeville, MN: Liturgical Press, 2001), 10.

[7] 庄子‧杂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8] Ludwig Feuerbach, 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trans. George Eliot (NY: Prometheus, 1989)

[9] See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Ed. John T. McNeill. Trans. Ford Lewis Battles. Vol. 2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60), Book IV. Also see Westminster Larger Catechism Q.154, in S. W. Carruthers, ed.,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Glaslow: Free Presbyterian Publications, Rpt. 2001), 246.

[10]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Ed. John T. McNeill. Trans. Ford Lewis Battles. Vol. 2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60), 1011 (IV. i. 1). 中文版见: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下册)(谢秉德译,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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