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与基督徒亲子教育

文/亦文

由于近代传教运动的渊源，华人教会受敬虔主义影响颇深，不仅体现在灵修方式上，也体现在生活方式上。“敬虔爱主”固然是每个基督徒应当追求的目标，但当“敬虔”成为一种主义后，往往会使福音变味。曾几何时，看电影、读小说在教会中被视为“不敬虔”的表现，教牧同工若被人在影剧院门口看到，似乎是一件不名誉的事，流行小说也不应该出现在“基督化家庭”的书架上。今天，教会对流行文化的态度已经柔和很多，但在思维惯性的作用下，我们仍不自觉地沿袭着同样的教牧方法。“圣俗两极”的世界观和“分别为圣”的教会观，也容易促使教会在现代化所带来的世俗化冲击下，更保守地退回教堂四壁之内。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对与基督教信仰相冲突的大众文艺的态度是不了解、不观看，当然更不会让孩子们去接触。电影《金色罗盘》最初推出时，我甚至在同工会上呼吁大家不要去看；几个月后，我经过一家电影院，发现该片已在国内上映，那时我忽然改变主意，决定要去看看当代西方的影视业是如何“妖魔化”基督教传统的。看完后才发觉，影片的内容虽然有“敌基督”倾向，原作者的意图固然是为了“带人远离神”，但在家长正确的引导下，未必不可做反面教材，至少无需采取逃避的方式。加上近年来对护教学的了解，更加觉得教会和家庭这两把“保护伞”，其实根本无法将所有的社会思潮都隔离开来；不如趁早有计划地让初信者和基督教家庭的孩子打点“无神论疫苗”，可以增强他们成长过程中面对各种信仰危机时的免疫力。

所以，一听说有一部叫《2012》的末世科幻片已经上映，我就和先生带上两个女儿前去观摩。挪亚方舟的故事她们在主日学早已经听过了，但看电影之前，我俩还是给她们做了一回“属灵热身”。通常孩子们只热衷于数点船上的动物，对船上有几个人不甚了了。于是，先生用 “船”这一汉字“舟八口”的结构加深女儿对挪亚全家的印象。接下去我又以“挪亚方舟造了多少年？”为引子，重申了基督徒的生活原则：

“你们想想，挪亚一家花了一百年的时间造船，一定被别人笑话了一百年。就像我们今天上主日学、做礼拜，也有人会说我们：‘多无聊啊，还不如学点奥数呢！’‘时间太多的话，还可以打游戏啊！’”因为联系到自己的生活处境，大丫头听了会心地笑了。

整个电影的过程有很多“机会教育”。整部电影由英、法、藏原声配制加上中文字幕，所以有些场景需要加以解释才能理解。比如，荧屏上出现街头布道人举着黑板，上面写着“Repent, the End is near”，意思是“你们当悔改，因为末日将到”，这引申自施洗约翰和主耶稣传道之初的信息：“你们当悔改，因为天国近了”。稍后，美国总统对全民的发言被掐断：“The Lord is my shepherd …”；译制者对圣经文化的隔膜，仅意译为“上帝会保佑我们”， 其实可以直接引用诗篇二十三篇的首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除了语言翻译问题，影片中也有不少伦理问题可以引导孩子思考。比如，对那位撇下家人只身逃命的白宫高级官员，大丫头很快就认为他很“自私”；而对留下来与民众同生共死的美国总统，大丫头认为他很“负责任”；看到有人评论说总统选择祷告是个好主意时，大丫头脱口而出：“祷告确实是个好主意”。家破人亡的场景确实令人心悸，但你可以安慰孩子们“肉体的死亡并不是最可怕的”。电脑特技合成的世界毁灭、桥折路断的镜头，是告诉孩子们“人手所造的在神面前不堪一击”的最佳时机。当镜头中出现有人付不起巨额船票而不能上船时，不妨告诉他们“主耶稣的方舟是免费的，人人都可以上船”。如果孩子们因南美洲的耶稣像倒了而惊疑时，你可以提醒他们“耶稣永远不会倒”。

电影虽然看完了，但亲子互动却延续到了饭桌上。当着全家人的面，我们在谢饭祷告中加了一句：“主耶稣，请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末日的准备’。”刚满五岁的二丫头虽然在电影院里一边睡、一边看，关键问题却不含糊。我问：“世界末日那天，你准备上谁的船？”“主耶稣的船。”大丫头也想考考妹妹：“你是上要付钱的船，还是免费的船？”“免费的船。”为了确认二丫头选择“免费的船”不是为了省钱，过了两天，我追问她：“为什么上免费的船？”“因为免费的那条才是主耶稣开的。”

另一种帮助孩子认识问题的方法是通过比较。首先，我让大丫头比较 “圣经中的方舟”、“影片中人造的方舟”和“神造的方舟”之间的区别，接着，先生用5W1H模式[1]，引出女儿的答案。

在中国日渐崛起的国际环境下，西方制片人开始慎重塑造华人形象，以求迎合中国观众的口味；同样，在福音日渐衰微的美国，即便是有关末世的科幻片，制片人都会尽量削弱基督教精神，以免“不合时宜”、影响票房。《2012》所宣扬的无非是“人类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包括技术、智慧、甚至道德良心）自救救人，战胜灾难，重新开始”，这一切都无需神的介入。但是，作为基督徒家长，我们仍可以帮助孩子将电影和圣经真理联系在一起：“确实会有世界末日，即便不是2012”；“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可怕的不是死，而是审判”；“电影里的方舟只能救命，但我们所信的神可以救灵魂”；“进了方舟的人还是会死，只有信神的人才有永生”。

和《达芬奇密码》一样，《2012》赐给基督徒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借着热门话题引进福音的内容。最初听说这个电影，是侄女在饭桌上问我（她知道我是基督徒）：“世界末日真的是2012年吗？真吓人！要十亿欧元一张票，谁买得起啊。”我借机告诉她：“十亿欧元的票我们当然买不起，但是有一条船，是免费开放的，你愿意上船吗？关键的问题不是买不起票，而是有船也没人愿意上。” 我们的信仰才是帮助人正视末世的力量；若耶稣基督没有为人类预备救恩，我们今天教导孩子的内容应该是及时行乐、吃喝玩乐，而不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若不是神赐下希望之光，在这个充斥着世界性毁灭因素的世代，我们除了无助感便是颓废感。越是临近末世和末世的传说，基督徒的信仰越能够显出光与盐的本质。我们所信的，不能隐藏，放在斗底下，而是应该拿来“放在灯台上（或饭桌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太5:15）。即便唠叨了一百年，也只有家里几口人上船，我们仍当尽我们的本分。

本文刊出之际，《2012》已经过了全国大城市影院的档期。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继《基督最后的诱惑》、《达芬奇密码》、《金色罗盘》、《2012》之后，影视界仍会不断推出扭曲基督教信仰的大片。其实，除了这些极端而典型的例子外，在这个“淫乱悖逆的世代”，几乎任何一部影视片（包括动画片）都会或多或少带有抵挡基督教的色彩。作为教牧同工、主日学老师、基督徒父母，一味抵制或回避，显然既不明智，也不实际，反而让孩子们觉得教堂四壁之内所说的真理是“古旧迷信”，摆不上台面，经不起推敲，也不能与时俱进。（当然，更严重的问题可能是基督徒父母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对孩子在信仰上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其让孩子们在没有引导的情况下自己接触这些信息，儿童主日学或青年团契不如主动组织孩子们一起去看这些影片，然后，在教会群体这一安全网（safety net）中来探讨观后感，正面回应世俗主义的挑战。消极方面，教会对时代充满自信的“接招拆招”增强了孩子们自身的“属灵免疫力”，防止他们成人后因对信仰的失望而流失，或以逃避世界的方式保持圣洁、仅以身免；积极方面，也装备教会下一代更好地应对来自同龄人和师友们的质询，加强他们在社会群体中作见证的能力，带领更多的人信主。

进一步而言，教会的责任，除了在“冲击-回应”模式下被动地护教，也应当主动出击，付出人力和财力的代价，打造符合基督教信仰的文艺作品，挑战世界上的靡靡之音。当广播这一现代传媒最初面世之际，西方教会曾有人惊呼为“空中恶魔的声音”，竭力抵制。数十年之后，福音电台、福音电视甚至福音网站已成为当代传福音的有力工具。西方基督教著名作家鲁益师（C. S. Lewis，又译刘易斯）的力作《返璞归真》（Mere Christianity）一书的原稿，便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应邀到英国广播公司发表的战时系列演讲。在那生命如芦苇般脆弱的时代，鲁益师在空中向教堂之外的羊群传讲超越宗派藩篱的基督教信仰。这是否也可以成为中国教会牧养子弟的目标之一呢？

[1]“5W1H模式”又称“六何法”，是归纳法查经的基本方法，即观察圣经记叙性经文内容中的“六何”：何时（When）、何地（Where）、何人（Who）、何事（What）、为何（Why）以及如何（How），以此作为进一步观察、解释经文的内容和主旨，并最终应用经文的基础。——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