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洛桑会议”赴会一事

文/霍或

 

随着2010年“洛桑会议”被阻事件落幕，据说还会有“大动作”，此事看来还未“尘埃落定”。这个时候，我们当然不需要惊慌，因为教会总会遇到逼迫，除非我们传的不再是福音，除非我们不再坚持天下人间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才可以得救，否则，无论我们多么小心翼翼，总会有冲突，一些本质性的冲突注定无可避免。这个时候，去查找内鬼和指责某某不谨慎，都没有太大意义。当然，该谨慎还是要谨慎，但神许可这事发生，背后必有他预定要给爱他之人的美意。

 

面对主内弟兄所受到的无理对待，我们当然该有足够的同情和代祷，为那些承受这一切的肢体们，为我们同一阵营的弟兄姐妹们。连今世之子都知道“团结就是力量”，我们却总有那么多的纷争和内斗，这是教会的耻辱，也让主耶稣基督的名受辱。他的身体不是分开的，所有的信徒，每周念诵“我信圣徒相通”的人们，应把这话实践在实际生活中，切勿令亲痛仇快。

 

除了这个，我们还需对中国家庭教会整体参加“洛桑会议”的渴望本身进行反省，算是弟兄之间的彼此劝勉，也是出于凭爱心说诚实话的需要。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似乎把“洛桑会议”看得太高了，也把参加会议这事本身看得太重要了。

 

2008年3月12日，在香港举行“中国家庭教会赴洛桑大会咨询会”时（到场有33位，包括洛桑主席，还有28位各地家庭教会同工），我几乎是那次会议受邀代表中唯一一个对《洛桑宣言》和赴会事件提出异议者，差点成为众矢之的。但我当时并非意气用事，而是有着无法妥协的神学原因。合一若没有真理作为基础，这种合一是没有意义的。《洛桑宣言》的英文原文中，有着近乎“先相信后重生”的表述，违背了圣经中“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神让我们活过来”的经文；此较仓促草就的宣言也高抬文化，忽略了罪对全人类和全部文化玷污的事实（它根本不能成为新教联合事工的信约基础）。

 

而且，我知道洛桑会议的两位重要发起人都有严重的信仰问题，葛培理牧师晚年是一位普救论者。1997年6月1日，美国南加州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普救论者罗伯特•舒勒（Robert Schuller）访问葛培理。葛培理说：“……从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团体和基督教以外的团体。我认为每一位爱慕基督或认识基督的人，不论有意或无意﹐都是基督身体的成员。我也不相信在任何时间将会有一个伟大的、席卷全球的复兴使全人类转向基督。我认为雅各已回答了这问题（耶路撒冷第一次教会会议的使徒雅各），当他说，神对这个时代的旨意，乃要为自己的名呼召一群子民出来。这就是神今天在做的。他正在为自己名字的缘故，从世界呼召人们出来，无论来自伊斯兰世界、佛教世界或无信仰世界；他们都是基督身体的成员，因为他们都被神呼召了。他们可能不认识耶稣的名字，可是他们在心中知道，他们需要一些他们没有的东西，而他们转向他们唯一拥有的亮光；我相信他们是得救的，并且他们将在天堂里与我们在一起。”舒勒感到吃惊，请他的客人作个澄清：“我听到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有可能进入人的心灵、人的灵魂与生命里，就算他们在黑暗中出生，从来没有接触到福音。这个讲法，是否正确解释了刚才你所说的？”葛培理以肯定的语气回答说：“是的。”[1]

 

至于斯托得，众所周知，他质疑地狱永火的真实性，他认为有些人死后会绝灭、消失。[2]

我不是不知道，中国家庭教会之所以看重洛桑会议，确实有美好动机：追求普世教会的合一，让中国教会学着承担起宣教重任。我也为此求上帝保守会议的圆满和顺利，无论如何，基督的名能被传开总是好的。但我的忧虑在于：很多中国家庭教会的领袖，竟认为这就是追求合神心意的合一的标准模式。不要忘记：仅仅事工上的合作，很可能会牺牲掉真理原则。连外邦人都知道“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们有必要回到圣经来看真正的合一。圣经中的合一首先是真理里面的合一，其次也非常重要，那就是教会体制上的合一。这一点，美国托马斯•史密斯牧师的《教会治理问答》给了我很多帮助和看见。圣经中，最明显体现教会合一的例子，除了约翰福音17章主耶稣的祷告之外，就是使徒行传15章。那时，教会出现了严重异端，传讲除了信耶稣之外，还必须得行割礼，不受割礼不得救。各教会就派出代表，作为长老来召开长老会议总会，连使徒们也不再以使徒身份，而是以长老身份来开会，很显然雅各是本次长老会议的主席，最后形成了会议决议和信条，明确写下来，通知到各教会。而教会长老的产生，在圣经中绝非稀罕事，从旧约到新约，比比皆是。据托马斯•史密斯牧师解释，长老制体制是上帝借摩西设立的，各地方将难以解决的重大争端提交上级长老会议（申17:8-12；出24:9），这种治理形式借大卫传给教会，教会绝非各自为政，而是处于更高长老会议的管理下（诗122:4-5）。这一制度由约沙法重新确立，他在耶路撒冷设立会议，接受申诉，并宣判（代19:8-11）。而到了新约，主耶稣基督的吩咐体现了当时犹太会堂中堂会长老会的劝惩原则，当时还没有新约教会，但门徒们没有任何异议，说明已经是众所周知（太18:15-20）。这也是使徒们的做法（提前4:14；徒15，14:23），而且耶路撒冷、以弗所、哥林多、安提阿等教会均有一个以上的堂会，但处于同一长老会治理之下，圣经中用到的“教会”一词是单数（徒5:11，11:30）。[3]

 

于是，圣经中合神心意的教会治理模式也便呈现如下：1．基督是教会唯一元首（弗5:23；西1:18；来8:5）；2．教会治理应由被按立的合格长老们来施行（长老、监督、牧师同类。牧师注重教导，算教导长老，一般长老多是治理长老，开会时都是长老，见徒20:17、28；彼前5:1-4；出3:16；申21:19；出24:1；民11:16；利4:15；士8:14；撒上16:4；王下19:2；结8:1，14:1，20:1-2；拉5:5；来13:17；处世为人的品格、对纯正教义的认识、家庭生活的见证，见申1:13；出18:21；提前3:1-7；多1:5-9）；3．教会治理应由“长老团”来监督（徒14:23；多1:5；提前4:14；堂会-区会-总会）；4．教会治理应根据圣经的信仰准则和原则来施行（约壹4:1-3；徒15:24；太18:15-20）；5．教会执事协助长老执行慈惠等事工（徒6；提前3:8-10；腓1:1）；6．教义信仰和实践相同的地方堂会，应同心成立区会和总会，好使每个堂会都受到监督（弗4:4；林前1:13；徒9:31）。[4]

 

这才是新约中所践行的合一模式，上帝也并非没有启示，因此才有了历史上清教徒秉承此志，在1640年代用了三年多开了一千多次会议的威斯敏斯特大会，最后制定了宗教改革运动之后最为完备的《威斯敏斯特信条》和大小要理问答。

 

而目前中国家庭教会，多是走堂会主义路线，内部体制也要么是主教制架构（“天主教只有一个教皇，新教处处是教皇”之谓），要么是公理制架构（“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之谓），难以有教会合一的真理和体制基础，于是很多人就力图以事工的联合、联祷来代替内在的合一建造，其失败或妥协结局可想而知。

 

另外，特别让我忧虑的是，中国家庭教会的领袖们中间弥漫着一种妄称神名和自我赋魅的倾向。很多领袖，动不动就把自己的负担甚至感觉，说成是从上帝而来的感动、异象，是大家都应该这么做的，动辄就拿上帝的旨意说事；一些个人遭遇也立刻跟为义受逼迫划等号——若说在国内为义受逼迫，谁能比得上王明道他们那一辈？但他却认为自己坐监是因为耶和华向他发怒——谁要对此稍微置喙，就会被扣上宗派主义、怯懦和不属灵的大帽子。这不仅成了一种事工策略，更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神学倾向。我在“土豆网”看过林慈信牧师的《启示论》神学课程视频，他提到古代教父们特别看重上帝的不动性、无名性和超越性，结果带来某种偏颇，但今天我们则走到另一个极端，教会把上帝的超验性、神圣性、沉默性和不动性统统都给忽略了，时常陷入以经历、情绪来投射和揣度上帝而不自知的境况。我常为此迫切祷告，求上帝责备我们，也让我们不犯任意妄为的罪。“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诗131:1）弟兄姊妹啊，这不是怯懦，而是谨慎。

 

积弊已深，单凭此篇小文，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也许还徒增误解和指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知我罪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请回到圣经，回到古道，让真热心加上真知识，否则如何向主交帐？！

 

2011年1月24日夜深，雪后草

 

 

 

 

[1] Iain H. Murray, Evangelicalism Divided: A Record of Crucial Change in the Years 1950 to 2000, Edinburgh: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 2000. pp. 73-74.

[2] 参[英]约翰•斯托得：《再思地狱之火》。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02e6b70100j9al.html.

[3] [美]托马斯•史密斯：《教会治理问答》，华逊译，威斯敏斯特出版社，2004年版，第59-68页。

[4] 参吕沛渊：《圣经的“教会治理”》。http://www.teacherlu.org/brc/prg/web/Home.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