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文/戴德生 译/《亿万华民》译友会 编校/亦文
译者按：若从戴德生抵达上海的1854年算起，到1878年，他已献身中国的福音工作24年；从内地会成立的1865年算起，至1878年，这个宣教团队已在中国耕耘了12年，恰好是戴德生“宣龄”的一半。在这12年间，内地会在杭州被其他宣教机构批评（1867年）、在扬州被暴民攻击（1868年）、在英国被支持者们质疑（1868-1869年）；戴德生本人失去了女儿（1867年）、失去了儿子（1870年）、失去了新生儿（1870年）、最终失去了发妻玛利亚（1870年）、脊椎摔伤几乎致残（1874年）。然而，在种种打击、意外与误解中，戴德生与他的同工们没有失去最初的异象，仍然坚守神的托付。1878年（光绪四年）3月，戴德生在内地会会刊《亿万华民》上推出一份有关中国福音事工的汇报，可以说是内地会向当时的英国教会呈上的成绩单，也给今天的中国教会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这篇报告兼具了数字、名字和文字[2]：戴德生不仅告诉我们，在1878年初，内地会一共有多少位宣教士、叫什么名字、分布在哪里、每个宣教站开创的年份、信徒的人数，他还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宣教策略最适用于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内地那样的处境，使当时和现在的读者，都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
前言
在中国和我们的宣教士们相处近13个月，探访完40个我们的福音站和福音支站(out-stations)之后，我想介绍一下现阶段事工的主要特点，并尽我所能地向你们分享我对近期这次探访的印象。
我们于1876年9月9日离开伦敦，9月11日离开马赛，10月22日抵达上海。走完这9500英里的路程，我们所用的时间不到一个半月，所花的旅费不到50英镑。当我1853-1854年间第一次去中国时，费时近六个月，费用约90英镑。赴华宣教变得日益便捷，实在令人感恩。
我们在中国的事工分为两大部分——旅行布道（itinerant）和驻地布道（localised）。前者为后者预备道路，后者则为前者的目标。在这份总结里，我会首先介绍驻地事工，不仅因为这些地方的事工历史较长、也较成熟，也因为我们期望目前的旅行布道能达成同样的结果。我们把驻地事工的具体数据列入附表[3]。读者可以把表中所列的省会城市同爱丁堡或都柏林相比较，只是要记得，这里任何一省的平均人口都是苏格兰的八倍、爱尔兰的四倍。以“府”为名的城市一般是管辖六到十个县的首府，其面积和人口通常都和威尔士相仿。而一个“县”的平均人口约在三十到五十万之间。
表中有关信徒人数的栏目，题为“除名者”（excluded）一栏包括所有暂时被停止聚会和已被彻底逐出教会的人。题为“转会者”（removed）一栏包括以下几类人：1）他们带着良好声誉离开原居地的母会，但是所去之地我们无法跟进；2）转入和内地会没有联系的其他教会。“领餐者”（in communion）指仍在内地会所属的教会聚会，但未必是他们最初受洗的母会。对于仍定期领圣餐的那些信徒中数度搬家等变动，还有少数从其他教会转入我们教会的人数，若都标明出来，这张表格就会变得不必要地复杂。
表格显示，57间之多的众福音站中，44间已有信徒聚会，平均每间受洗人数近18人。因为各种原因受惩戒者的人数近11.5%，去世者人数则近12.5%。要知道，这些福音站和支站很多是最近才设立；此外也请记得，另外许多福音站也是新近才显出事工的果效，直到今年才开始接纳信徒加入教会团契生活。
目前有五间教会参与对本土传道人的供养。在过去的12个月里，有四五位本地传道人新被按立。
在以上初步介绍之后，我们将按照表格所列的顺序一一介绍每个福音站的事工。
湖北省——武昌和宜昌
我曾探访武昌福音站两次，从那里出发溯扬子江上行三百英里才能到达宜昌福音站。宜昌福音站是1876年底才开辟的，到了1877年4月，由于租界规划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暴乱，福音工作被迫中断。所以，那里的事工可以说才刚刚开始。
在武昌我们看到已有17人受洗。我在那里时，除了一人以外，其余人都参与团契生活。我对他们的属灵状况也甚感欣慰。我想受洗的人数今年并未增加是因为祝名扬先生（Judd）常常奔走于湘、蜀两省进行旅行布道，并协助巴子成先生（Broumton）在贵州开辟事工，同时还要处理宜昌的困境。武昌福音站设立的目的，只是为了在开拓未及之地（region beyond）之际能有一出入集散之地。由于武昌位于中心地带，我们也可能在那里设置一个永久性的办事处，但若是把此处扩展成为大批同工办公的本部，则违背了我们的宗旨。目前，我们在那里还没有对外开放的礼拜堂，也没有常驻本地的同工。我深感在此地拓荒植堂的重要性，特别是临近的城市汉口和汉阳已经有伦敦会、卫理公会和美国圣公会的事工。也请你们切切为他们代祷。他们所展现的信徒相通的亲切和意气相投深深鼓舞了我和我的弟兄们。我们4月间在武昌召集了会议，在甘、陕、豫、湘、贵、桂、川、滇诸省拓荒的众多同工，以及我们在江苏和安徽的宣教士们纷纷赶来。团队之间那种彼此关爱和体贴之情谊使我们终生难忘。
江西省——九江和大姑塘
这两间福音站我都去探访过。高学海先生（Cardwell）不在的这段日子里，本地同工仍然推动着各样事工。虽然信徒人数没有增添，但是也没有人跌倒退后。高先生离任期间，美以美会（American Episcopal Methodist Mission）[4]的弟兄们给予了很大的协助，令人非常感激。我们将看到，藉着与稻惟德先生（Douthwaite）主持的福音站的关系，福音事工已经在本省其他地区开展起来，并且已有好几名信徒领受了洗礼。
安徽省
我和贝贻士夫妇（Pearse）一起走访了扬子江沿岸的福音站，包括安庆、池州、大通、芜湖和太平。另外两地（宁国和徽州）我未能去成。
该省当下的福音工作比任何时候都兴旺。贝先生和蓝教士（Randle）负责走访各福音支站，休伯蒂姑娘（Huberty）和贝夫人则在省会安庆府城的妇女中开展事工。去年，他们在城里新开了一间礼拜堂和福音站，希望两处聚会点每天都有传福音的工作，户外布道和探访家庭的事工也一直在进行。该省已受洗的25人中，半数以上都是在去年被接受的。请朋友们在祷告中特别记念这一省，以及在此的同工和本地信徒。虽然该省的面积和英格兰相当，可是除了我们以外，尚没有别的差会在此投入福音事工。安徽人的性格远比临近的江苏人更容易接受福音；他们比江苏人更具活力，一旦归信，就会更加大胆地见证基督，对周围同胞的得救也更有负担。
江苏省
在这一省我也只是探访了扬子江沿岸的福音站，包括南京、镇江和对岸的扬州。位于清江浦和东台县的两处福音支站我未能踏足。当地民众的迁徒习惯使这里的福音事工比别处更具挑战性。不仅是那么多慕道友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还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受洗信徒离开了我们的牧养。此外，由于缺乏作见证的勇气，许多信徒虽然心里相信，却从未尝试过公开承认对基督的信心。尽管如此，仍有102人在这些福音站受洗，其中67人坚持聚会，有些人还成长为宝贵的同工。
终于有一间女子寄宿学校在扬州落成了。有12到20名女孩子在我们女宣教士姐妹们的精心栽培之下。女宣教士们也发现，家庭探访的机会逐渐增多，以至于她们分身乏术。几乎和所有其他的福音站一样，这里亟需能干的女传道（Bible women）。
浙江省
浙江省被划分为浙西、浙北、浙东、浙南四个道[5]，很像古时的爱尔兰被划分成伦斯特（Leinster）、阿尔斯特（Ulster）、康诺特（Connaught）和芒斯特（Munster）四省一样。但差别是，爱尔兰有六百万人，而浙江省有两千八百万灵魂。浙北和浙西的人口非常密集，浙南和浙东相对稀少。
浙西
浙西道的首府是衢州。稻惟德夫妇住在该城，稻先生撰写的事工总结，刊登在《亿万华民》今年一月号上。
位于兰溪的福音站始建于1871年，衢州的事工则于1872年开始；但是这个地区三年之久没有常驻的欧籍宣教士，截止到1876年11月，仅有三人受洗。从那时起，又有18人受洗，受洗者总数因而达到21人。我探访该地期间，看到为数不少的慕道友。最近听说，稻先生预计很快会为其中几位慕道友施洗。
一些老朋友应该记得，我们早在八年前就在金华设立了福音站，但是卫养生（Williamson）先生被敌视福音的地方官驱逐离开。现在，我们已经返回旧地，目前那里已有九人认信，并被接纳入会。虽然还是有当地居民仇视洋人洋教，但是我们仍然相信福音一定会在这座城里以及周围地区获得更大的胜利。
在兰溪，我们从一开始就要与反对力量抗争，很遗憾，这股势力到现在都未减弱。我们在这里唯一能争取到的场地，与我们的要求相去甚远，但是我们仍然保留了这个地方，并期待在神看为合适的时候，稻先生能够找到一处更靠近大道通衢之处，也期待着神打开当地人的心门，令他们在爱中接受福音。
关于此地的事工还有一点说明：藉着我们本地信徒的努力，福音已经从衢州一带传到邻省江西。浙赣边界在过去的一年半，接受福音的人数已经超过了我们在赣北九江经营多年来受洗人数的总和。这些新人中，已有六位被接纳入会，其中一位告诉我说，还有不下二十位在不同程度地实践着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
严州福音站的开辟也和别处一样困难重重。我们的本地同工租下一处地方，可是因为地方士绅的挑拨，他们被抓被打，并被逐出城外。稻先生出面向衢州道台申诉，道台当即写信给严州知府，谕令他给予基督徒应有的保护。这样，稻先生得到了地方官的承诺，保证基督徒不会再受袭扰。据最新获得的消息，情况依然不尽理想，但我们仍希望在神的赐福下，不会再发生严重的困难，也恳请读者为此事代祷。
浙北
以杭州为主的五所浙北福音站，已有139人受洗，其中87人仍在聚会。因去世和转会的缘故减少了27人，另有25人正在接受教会的惩戒。
在没有欧裔宣教士的监督下，过去几年此地的福音事工皆由本地同工承担。威尔斯先生（Wills）近期抵达那里，从事一些协助性的工作。目前的计划是，由之前全权负责此地牧会的本地主任牧师，转去前文述及的严州城主持事工。读者应当还记得，数年前杭州教会进行过一个本土布道会，余杭的小教会便是这一事工的果子。当地众教会已决定承担杭州本地牧师的全部供养，以及余杭本地牧师的部分供养。盼望这一新安排，会使当地福音工作更加兴旺。
浙东
绍兴——该地区的事工最早由范明德先生（Stevenson）于1866年开创，继而由宓道生先生（Meadows）负责。
表格中所提到的各福音站的各项事工使我大为欢欣、深受鼓舞。当地基督徒信心之全备、态度之诚恳，既体现了当下领受的祝福，也预示着将来福音愈加广传的累累硕果。
除了绍兴十英里外的Bing-si没有去成之外，我拜访了这一地区所有的福音支站。每到一处，都受到热情欢迎。回想起短短数年前，我从这里经过时，如今被接纳入会的111名信徒中，连一个知道福音救赎计划的人也没有。抚今追昔，唯有感恩。这些福音站所处之地向来都有很多的逼迫，但是这里的弟兄姊妹以极大的耐心和坚韧忍受一切。无数双眼睛都盯着他们，而他们的精神和样式在周遭外邦人中所作的美好见证，绝不亚于他们直接的努力。外邦人虽然看到他们的信仰又怕又恨，但不得不钦佩他们的坚忍。神若赐下祝福，我们便可期待不久的将来在此定见到福音发扬光大。
东梅岭姑娘（Turner）负责绍兴城里的女子学校已有多年。本刊对这一事工时常报道，其中可见神对这一事工的掌权。东姑娘不在的时候，由穆素英姑娘（Murray）代理校务，新近几位小女生的归主，令她十分欣喜。
穆姑娘一到中国，就在一名当地女传道的协助下走访各家妇女。主的作为很快彰显，一位老太太欢喜地接受了基督，离她荣归主怀只有短短几个礼拜，而此时穆姑娘抵达中国的年日还不到12个月。此后，一位吃斋的老人家和他太太也从靠积德得救的信仰转变为靠恩典得救的信仰，在基督已成就的救恩里得到安息。尽管学校的事务使她无法像以前那样频频外出服事，穆姑娘仍然负责这项探访事工，同时督导两名当地的女传道。
宁波——宓道生先生也监督我们在宁波府的事工，他曾在那里住过几年。从表格中可以看到，此处乃是本差会历史最久的事工，早在1857年就已展开。在138位受洗人当中，超过47人已离世，13人迁离本地，再减去接受惩戒的21人，目前聚会的人数仅余57人。考虑到这里的事工和本省各地事工关系密切，我们决定仍有必要保留宁波的福音站；若非如此，我们便当从该城撤走，因为这里已有许多其他宣教士常驻。从表格中可以看到，我们在那里没有派驻外籍同工。
奉化——附属奉化的福音支站包括台州府最北的两座城，以及从那里到奉化之间的四个乡镇。在江郞笔先生（Crombie）离任期间，由卫养生先生监理这一带的事工。我此行只探访了奉化的福音主站及天台城。天台城里的福音事工特别兴旺，自1865年年中[6]以来，尽管反对势力重重，非信徒百般刁难，但仍然已有十人被教会接纳。当地同工满怀信心，期望信主的人数能够翻倍，我们也相信这一定能成就。
在萧王庙，有一座新开辟的福音支站，那里的信徒不止一次遭到暴力迫害，但是福音事工进展稳健。在溪口镇，我们的当地助手（也就是那位许多读者都熟知的编篮工[7]）健康堪忧。在O-z，带领聚会的那位老农夫[8]的身体也日渐老迈。看来，这两位同工都难以再继续事奉了。
台州——这个地区所有的福音支站在过去一年中，信主人数都有令人鼓舞的增长。我得以探访了所有的福音站，并有幸见证了不少人的洗礼。我和路惠理先生（Rudland）于8月3日离开台州，翌日抵达溪岙。那里的小教堂是从一座庙宇改建而成的。5日是主日，我们和当地三四十名信徒一起领圣餐。路先生为三人施洗，并考察了其余十到十一名洗礼候选人，决定暂时推延他们的受洗日期。6日（周一），我们抵达杨府庙；周二到太平县，两地都有好几名信徒因为不可避免的环境因素而迟迟无法受洗入会，希望他们都是真信徒。[9]我在仙居考核过关的两名候洗人，由威尔斯先生施洗；我考核过的另两名信徒则在台州受洗。经过Dien-tsi庙，路先生为11名信徒施洗。大仇敌撒但企图挑起嫉妒和纷争，以此搅扰我们的工作，衷心感谢为我们恳切代祷的朋友们，求主败坏撒但的作为，使基督的工作得以在那些已经信主的人心里扎根，并使那些听到福音的人能被深深吸引，得救归于基督。
浙南
浙南和浙西一样，绝大部分地区的方言口音非常独特，无论是本地同工还是外国宣教士都需要经过特别学习，才能有效地传讲福音。正因如此，我们的事工进展相对迟缓，建立的福音站也为数不多。在我离开中国之前，温州地区已有38人受洗；离开之后，至少又有八人受洗。
福音事工基本上在处州府建立起来，我们为此非常感恩，也期待很快就会看到硕果累累：这也是多年祷告的结果。几年前，我们刚刚租下现在所用的这个场地，当地人对我们非常友好，似乎创启阶段可以就此和平地展开。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有一名地方官极其仇外，他查到那位帮我们租房的人，传讯他进衙门严刑拷打，逼他跪在烧红的铁链上直到皮肉烫焦至骨，然后又用酷刑把他打得死去活来。那时，我们的事工不得不暂停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仍然保留了那个场地，耐心等待了一个漫长的季节，终于以和平的方式重新开始宣教事工。去年秋季我走访了那座城，停留了近一周，非常感恩地看到各方面情况有所好转。我恳请读者们特别为那位因我们而受刑的可怜人代祷，求神把他带到基督面前，并使他全家得以蒙福。他的儿子好像对福音特别感兴趣。
在附属温州的两间福音支站里，我非常欣喜地看到当地信徒所展现的活力。他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真诚、喜乐，积极参与事工。我毫不怀疑，他们那里很快就会经历大丰收。同样令人欣喜的是，在上述该地区46名信徒中，不少于22名是在1877年归主的。
译后感
从这份事工汇报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内地会发展的几个轨迹：
1、从慢到快
跨文化宣教通常是一个熬心熬肺的漫长过程，从动员、差派、抵埠、适应、拓荒、撒种、再到护苗、浇灌、收割、再生，没有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心血与劳作，都未必能见果效。戴德生和他的同工们，在中国耕耘了二十多年，才在鄂、赣、徽、苏、浙五大省设立了13个宣教总站和44个分站。一个宣教站刚成立的那几年，往往只有一两个人慢慢归信，五六年后，或许逐渐增多，信徒人口达到一定基数，才有可能出现几何级的增长。譬如浙南地区的46名信徒中，将近一半是在1877年（也就是曹雅直先生抵瓯十年后）那一年受洗的；同样，安徽各地的25名信徒，一半都是在1877年受洗。最初的那几年拓荒阶段是最考验宣教士和支持团队的信心的。近年来网上流行一篇有关竹子生长的文章，如果文中“四年三厘米、六周十五米”等植物学数据可信的话，宣教便如种竹。
2、从动到静
1877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在华宣教士大会上，戴德生发表的唯一一篇专题报告，便是深入探讨旅行布道的必要性和策略性。可见在当时诸多驻华宣教机构中，内地会在这方面的尝试是颇为引人关注的。戴德生始终强调，旅行布道只是一个过程，最终的目的是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城市建立福音基地，并展开深耕细作的事工。因此内地会的事工，在任何一个阶段，都呈现出旅行布道（itinerant）、过渡事工（semi-localised）和驻地事工（localised）三类宣教禾场并列的景象。
3、从点到片
建立宣教总站后，下一步便是在周遭的乡镇中建立一个个福音分站。分站和总站的数目达到一定的数量，便会结成如同蛛网般的宣教区片。常驻在相邻两省的宣教士原先可能是孤军作战，若干年后，由于宣教区片的扩展，福音的版图便可能接壤。戴德生所提到的福音从浙西传入赣东的报道，便是一例。竹子生长的过程再次可以成为宣教策略的比喻：整个竹林其实都是同一株竹，譬如筇竹，先是用四年的时间将根系在地下横向延伸并找到合适的突破口，然后再费时四年将突破口处的根系加粗，到了第九年才开始破土而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快速成长。
4、从外到内
这里的“外”是指外国宣教士，“内”是指当地传道人。戴德生建立内地会之初，就很注意培养中国传道人，希望尽快地把外国宣教士的工作转移给当地人。杭州和宁波两处宣教站，分别累计为近一百四十人施洗，大大超出其他各处，由当地传道人当家、教会直接供养传道人应为主要原因。戴德生也在报告中特别指出，在这些当地领袖非常成熟老道的福音站，外籍宣教士或是被撤往别处、或是只从事辅助性的工作。
结语
戴德生出发到中国的时候，只有21岁；1877那年，成为差会领袖的他，带领新一代的宣教士前往中国时，已经45岁。24年过去了，因着科技进步和世界格局的变通，自英赴华的路线也变得大为便捷，时间从六个月缩短到一个半月，旅费从90英镑降低到50英镑。1877年的戴德生为此大为感恩，而他恐怕无法想象到一百四十年后的今天，无论从英国还是中国，去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超过三天，旅费与人均年收入相比也日渐低廉，出国游甚至环球游，已日渐成为普通人触手可及的梦想。然而，出行的便利似乎并未带来宣教的复兴。与此同时，交通的便利和快餐文化带来另一种宣教可以速成的错觉。然而，我们可以在三天内抵达另一个地方，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三周内真正领人信主，或在三个月里建立一家完整的教会。或许，一个愿意花六个月的时间从一国抵达另一国的时代，才更能接受用六年时间带领一个灵魂归主、十六年的时间建立一个信徒团体。抚今追昔，笔者不由想起听道时印象深刻的一段对话：有一天，教皇带领神学家阿奎那参观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和其中珍贵的藏品，教皇禁不住夸耀说：“圣彼得当年没有金也没有银，我们今天却是既有金也有银！” 阿奎那却回答说：“虽然金和银我们都有了，却缺乏圣彼得当年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人起来行走的能力！”[10]我们是否也应该扪心自问，中国教会今天日渐富有，但是否传承了奉救主的名差派人“行走”到各宣教禾场的能力和勇气呢？
附：戴德生事工汇报中的统计表格
驻地事工（localized work）
| 省 | 福音总站和福音支站 | 建立年份 | 宣教士 | 受洗人数 | 去世者 | 除名者 | 转会者 | 领餐者 | |
| 男 | 女 | ||||||||
| 湖北 | 武昌（首府） | 1874 | 祝名扬夫妇（Judd） | 15 | 2 | – | 1 | 1 | 15 |
| 宜昌府 | 1876 | – | – | ||||||
| 江西 | 九江府 | 1869 | 高学海夫妇（Cardwell） | 7 | – | – | – | 7 | |
| 大姑塘 | 1873 | – | – | ||||||
| 安徽 | 安庆（首府） | 1869 | 贝贻士夫妇（Pearse）、
蓝教士（Randle）、魏丽莎姑娘（Wilson）、休伯蒂姑娘（Huberty） |
8 | 2 | 1 | – | – | 24 |
| 池州府 | 1874 | 7 | 2 | ||||||
| 大通镇 | 1873 | 5 | 1 | ||||||
| 芜湖县 | 1873 | – | – | ||||||
| 太平府 | 1874 | – | – | ||||||
| 宁国府 | 1874 | – | – | ||||||
| 淮州府 | 1875 | – | – | ||||||
| 江苏 | 南京府 | 1867 | 奈特姑娘（Knight）、柯丽梅姑娘（Crickmay） | 9 | 1 | 1 | – | – | 9 |
| 镇江府 | 1869 | 夏安心姑娘（Desgraz） | 24 | 6 | – | 2 | – | 28 | |
| 扬州府 | 1868 | 鲍康宁夫妇（Baller）、
何丽姑娘（Horne）、休斯姑娘（Hughes） |
37 | 10 | 7 | (12?)* | 13 | 30 | |
| 清江浦（县） | 1869 | 11 | 4 | ||||||
| 东台县 | 1872 | – | – | ||||||
| 浙江 | 衢州府 | 1872 | 稻惟德夫妇(Douthwaite) | 6 | – | – | – | – | 21 |
| 玉山县 | 1877 | 6 | – | ||||||
| 金华府 | 1875 | 6 | 3 | ||||||
| 兰溪县 | 1871 | – | – | ||||||
| 严州府 | 1877 | – | – | ||||||
| 杭州（首府） | 1866 | 威尔斯教士（Wills） | 80 | 31 | 15 | (25?)* | 12 | 87 | |
| Kong-deo镇 | 1868 | 8 | 4 | ||||||
| 余杭县 | 1874 | 6 | 1 | ||||||
| 安吉县 | 1871 | 6 | 3 | ||||||
| 萧山县 | 1867 | – | – | ||||||
| 绍兴府 | 1866 | 宓道生夫妇（Meadows）、东梅岭姑娘（Turner）
穆素英姑娘（Murray） |
21 | 20 | 6 | 12 | – | 93 | |
| Bing-si镇 | 1876 | – | – | ||||||
| Tsong-ko-bu镇 | 1873 | 4 | 2 | ||||||
| 仙岩镇 | 1873 | 3 | – | ||||||
| 嵊县 | 1869 | 11 | 6 | ||||||
| Sæn-deo-teng（村落） | 1875 | 6 | 3 | ||||||
| Don-deo村 | 1875 | 6 | 4 | ||||||
| Mo-ko村 | 1875 | 9 | 2 | ||||||
| Yih-ko-chun（村落） | 1877 | – | 2 | ||||||
| 新昌县 | 1870 | 8 | 4 | ||||||
| 宁波府 | 1857 | 朱英粹牧师（Chu Ying-tsiu译音） | 66 | 50 | 47 | 21 | 13 | 57 | |
| 孔浦村 | 1865 | 5 | 17 | ||||||
| Lih-dzo镇 | 1870 | – | – | ||||||
| 奉化县 | 1866 | 江郎笔夫妇（Crombie）、
卫养生夫妇（Williamson） |
14 | 20 | 14 | 7 | – | 80 | |
| 溪口镇 | 1873 | 2 | 1 | ||||||
| 萧王庙（镇） | 1875 | 3 | 1 | ||||||
| O-z镇 | 1862 | 12 | 11 | ||||||
| Si-tien镇 | 1874 | 5 | 5 | ||||||
| 宁海县 | 1868 | 8 | 9 | ||||||
| 天台县 | 1873 | 4 | 6 | ||||||
| 台州府 | 1867 | 路惠理夫妇（Rudland） | 11 | 5 | 4 | 5 | – | 69 | |
| 仙居县 | 1874 | 3 | – | ||||||
| 溪岙镇 | 1873 | 10 | 4 | ||||||
| 黄岩县 | 1869 | 2 | – | ||||||
| Dien-tsi（庙） | 1873 | 11 | 3 | ||||||
| 杨府庙（镇） | 1876 | 13 | 3 | ||||||
| 太平县 | 1874 | 11 | 2 | ||||||
| 温州府 | 1867 | 曹雅直夫妇（Scott）、
蔡文才夫妇 (Jackson) |
16 | 1 | 1 | 4 | – | 33 | |
| 桐岭（村落） | 1875 | 12 | 5 | ||||||
| 平阳县 | 1874 | 4 | – | ||||||
| 处州 | 1877 | – | – | ||||||
| 总数 | 福音总站：13
福音支站：44 |
521 | 256 | 96 | 52
(89)# |
39 | 553 | ||
| 777 | 740 | ||||||||
说明：
*原文中此处为空白，译者假设了一个数据，使人数相加等于男女信徒相加的人数。
#原文人数为89人，但是该列各行相加的总人数实为52人，只有加上括号中估算的人数之后，才会达到89人。
过渡事工（Semi-localized work）
| 省 | 福音总站和福音支站 | 建立年份 | 宣教士 | 本地助手 |
| 贵州 | 贵阳（首府） | 1877 | 巴子成（Broumton） | 1 |
| 四川 | 重庆府 | 1877 | 贾美仁（Cameron）、
李格尔（Nicoll） |
1 |
| 缅甸 | 八莫（边境城市） | 1875 | 索乐道（Soltau）、
Adams夫妇、Harvey医生夫妇 |
– |
旅行布道事工（Itinerant work）
| 省 | 面积 | 人口 | 内地会展开事工年份 | 宣教士 |
| 甘肃 | 3个苏格兰 | 16,000,000 | 1876年12月 | 金辅仁（King）、
义士敦（Easton） |
| 陕西 | 1又2/3个苏格兰 | 14,500,000 | 1876年9月 | 布德（Budd）、
巴格道（Parker） |
| 山西 | 1又2/3个苏格兰 | 15,500,000 | 1876年11月 | 德治安（Turner）、
秀耀春（James） |
| 河南 | 2个苏格兰 | 25,500,000 | 1875年4月 | 戴亨利（Taylor）、
花国香（Clarke） |
| 四川 | 5又1/3个苏格兰 | 27,000,000 | 1877年4月 | 见过渡事工表 |
| 云南 | 3又1/2个苏格兰 | 8,000,000 | 1877年7月 | 麦卡悌（McCarthy）
范明德（Stevenson） |
| 贵州 | 2个苏格兰 | 7,500,000 | 1877年2月 | 见过渡事工表 |
| 湖南 | 2又1/2个苏格兰 | 25,500,000 | 1875年6月 | 祝名扬（Judd）、
鱼爱德（Fishe）、花国香曾在该省旅行布道 |
| 广西 | 2又1/2个苏格兰 | 10,500,000 | 1877年7月 | 鱼爱德、花国香曾在该省旅行布道 |
[1] 本文根据《亿万华民》1878年3月和4月号戴德生撰写的一篇名为“事工汇报”的连载文章编译而成。Hudson Taylor, “Account of the Work,”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r & April 1878, pp.37-38, 52-54.
[2] 宣教史研究先驱魏外扬老师在为《舍命的爱——中国内地会宣教士小传》一书所撰的序言“数字、名字、文字”（5-6页）指出，教会历史研究的过程与意义在于：确定数字（一共有多少位宣教士），确定人名（这些宣教士叫什么名字），并用文字述说他们的生命故事（他们如何用生命书写历史）。
[3] 附表请见文章结尾处。——编者注
[4] 美以美会于1847年入华宣教，在1868年开辟九江福音站。
[5] 清初的“道”并非行政区，道员亦无品级。乾隆以后，定道员秩品为正四品，分巡道、分守道的职权也渐趋一致。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清末的“道”实际上已成为省、府之间的行政区划（《清代政区沿革综表》王钟翰序）。
[6] 疑为笔误或印刷错误，很有可能是1875年年中。——译者注
[7] 南贵（Neng-Kwe），在家乡溪口镇附近通过“流动售书”（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散发圣经和福音单张）来传讲福音，参“一八七六年的中国内地会（三）”，《教会》，2013年3月号，总第40期。
[8] 参“一八七六年的中国内地会（六）”，《教会》，2013年11月号，总第44期。
[9] 有关溪岙、杨府庙和太平县的信息另参考了：“Mr. Taylor’s letter from Wenchow,” 13th Aug, Extracts from Correspondenc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Dec 1877, p. 160。
[10] 有研究显示，1850年，英国的年平均工资只有36.10英镑，戴德生赴华的旅费（90英镑）相当于一名普通英国工人两年半的收入；三十年后，1880年英国的平均工资升至55.52英镑，1877年自英赴华的旅费（50英镑）相当于一名普通英国工人一年的收入。参：Gregory Clark, “Average Earnings and Retail Prices, UK, 1209-2010, ” Table 17 – Nominal Earnings, Consumer Prices, and Real Earnings, 1200-2000s, 30 Oct, 2011。（https://www.measuringworth.com/datasets/ukearncpi/earnstudynew.pdf，2017年2月2日存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