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期刊 2017年09月号(总第67期) “信徒皆祭司”是宗教个人主义吗?[注1]

“信徒皆祭司”是宗教个人主义吗?[注1]

文/菲尔·牛顿(Phil Newton)    译/江文宇     校/光盐

 

“粗鲁而质朴的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2]于一个争取立足之地的新兴民族国家而言,是行之有效的。当历史学家们描述美利坚建国者的品性时,“粗鲁而质朴的个人主义”常作为一项主要特征而被提及。事实也确实如此。试问若无此等精神,谁人愿意挺进未知的疆域,面对极端的艰难困苦,在荒无人烟之境开拓一生?然而此等精神却并不适用于在基督里彼此联络,联合于同一个身体并竭力持守合一的各个地方教会中。

 

作为对基督教影响与权威的反击,并伴随着源于科学发现的兴奋,自启蒙运动中诞生出一种个人主义的精神。正如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所指出的,相对于早期那些大有发现并且承认上帝的科学家们而言,那些毫无发现并且否认上帝的哲学家们所拥戴的,是启蒙运动的后裔们所持有的自由且反权威的思想。罗素(Bertrand Russell)称之为“对独立个体智力活动价值的重估,毫不夸张地说,是在迄今黑暗盛行之处散播光明。”他的观点是:黑暗存在于宗教之中,因此启蒙思想家们散播了没有基督信仰的光明。[3]

 

对于罗马教廷对信众的控制并使其无法发挥作用,改教运动先于启蒙运动做出了反应。路德支持“信徒皆祭司”,并以之作为反驳罗马天主教铁腕统治的圣经依据。提摩太·乔治(Timothy George)指出了对这一教义的种种误解,他用这样一句话解释了路德的立场:“每个基督徒都是别人的祭司,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是彼此的祭司。(这)是一种职责和义务,同时也是一种荣幸的特权;是一种服事,也是一种地位。”路德解释道:“我们都是祭司与君王,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到上帝面前为他人代求。若我注意到你没有信心,或信心软弱,我就能祈求上帝赐给你坚强的信心。”[4]

 

我们在基督的身体中彼此服事、牧养,并不必需一位教皇或许多神父。在如此一种行使祭司职分的方式中,“信徒皆祭司”得以被强调。在这一教义中,并没有提到说基督徒要想出什么新奇的、个人主义的解经,也没提到要发展每个人各自版本的基督教,或是谁应该以刻薄酸腐的评论搅扰教会的聚会。“信徒皆祭司”的基础在于与基督的联合,对“唯独圣经”的信靠,以及对圣徒共同体的关注。众肢体联合为一体,彼此服事,并且共同在真理之上稳固站立。在“信徒皆祭司”这种祭司方式中,没有任何所谓粗鲁而质朴的甚或极端的个人主义得以抬头。

 

且让我们快进到19世纪。浸信会[5]领袖威兰德(Francis Wayland)向他父亲承认说:“我只是略懂一点系统神学。”然而他却通过自己的大量写作,塑造了未来历代浸信会的神学思想。受启蒙运动影响,威兰德推进了个人主义,而非在与基督联合的身体中的共同体生活。他认为基督徒没有必要委身于任何地方教会,因为“信仰唯独关乎个人与其造物主之间的关系。”但在约翰福音17章中,耶稣并不这么认为;在以弗所书2-4章中,保罗也不这么看!诺曼·马林(Norman Maring)观察到:“威兰德的倾向,是将个人判断(private judgment)的权利,从基督教社群的语境中剥离出来。”威兰德写道:“我们的基本信仰,就是相信圣经是上帝启示的……是对每个独立个人的启示。经文被赐予了每个独立个人,以使他可以独自理解领会……因此没有任何标准可以宣称其拥有凌驾于我们之上的权威。”所以,他拒绝任何信仰告白及教会规约。他的极端个人主义,对新约关于教会治理的教导及对共同体生活的强调,留下了能够予以否定的破口。[6]

 

当马林斯(E. Y. Mullins)在20世纪初继承了浸信会领袖地位后,他并没有远离威兰德的个人主义——反倒是对此更有所加强。马林斯是个神学家,而威兰德并不是。汤姆·内特斯(Tom Nettles)指出:“对于人类意识和经验的强调”主导了马林斯的神学。[7]直到19世纪,浸信会信徒们都维持着对基督徒共同体的关注,也曾对“信徒皆祭司”有着坚定的强调,“信徒皆祭司”(the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指向的是所有信徒,约翰·汉莫特(John Hammett)称之为“教会的能力”;与之相对的是“信徒是祭司”(priesthood of the believer),指向单个信徒的“灵魂的能力”。马林斯从复数转向了单数——从共同体生活转向了个人主义。他的强大影响力改变了浸信会的立场,使其对于教会作为同一身体的关注转向了个人。这也影响了后来浸信会信徒们对会籍、惩戒、权威及福音传道等议题的看法。他曾写道:“地方会众在教会事务上所做的决定,是‘有能力者的共识’。……教会是自治个体的社群,直接臣服于基督主权之下,因着共同利益的社会盟约而联合一起。”这种“灵魂的能力”意味着“在圣经经文含义上有作出私人判断的权利”,与“共同体的理解”相对立。虽然马林斯所谓“灵魂的能力”之后成为了浸信会信徒的标志之一(甚至被写进了《2000年浸信会信仰及信息》序文中),但汉莫特指出:“即使在浸信会信徒的生命中,灵魂的能力也是一件新鲜事。”他更进一步解释到:“就教会论而言,马林斯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那就是在浸信会信徒的教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教会能力这一概念,而是转向了灵魂能力的个人主义原则。”[8]这就不可避免地逐渐损害了浸信会对于教会的理解,并为无惩戒的会籍、以人为中心的福音传道,以及不健康的教会生活铺平了道路。

 

当我们将启蒙运动的思想,威兰德和马林斯风格的、与共同体生活相对立的个人主义,以及对于个人主义的后现代的强调,全部浇灌进入地方教会里面,会发生什么?我们得到的结果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它轻看教会会籍,它拒绝会众中的问责与惩戒,它怠慢彼此服事,它忽视教会合一,它使基督徒无法在福音的使命和职事中无私地走到一起来,而且它更拒绝了基督为地方会众建立的教会权威。

 

这就远非“同被建造,成为上帝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的教会,远非那藉着其生命与教义合一而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的教会,也远非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的教会。(弗2:22,3:10,4:1-3)这也与那由上帝所立的领袖们共同装备起的教会,那等候各人得蒙上帝建造,“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的教会(弗4:11-13)有天壤之别。这也不是新约中描述的教会,不是那秉持“惟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教义如牢靠的锚,那全身心都向着基督成长,百体各按其职,以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的教会。(弗4:14-16)极端个人主义永远无法描绘出耶稣用他宝血赎买来的教会(徒20:28);它分裂基督的教会,变乱福音,篡夺教会共同体的见证。

 

让我们尽力强调教会的能力,而非灵魂的能力吧!让我们回归“信徒祭司”,而非“信徒祭司”吧!极端个人主义依然存在,是我们这个时代分裂的灵。唯有藉着回归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中所描绘的教会生活,也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2-4章所阐明的教会生活,才能得到医治。

 

作者简介

菲尔·牛顿(Phil Newton),1987年创立了田纳西州孟斐斯南森林浸信会教会并担任主任牧师。此前他在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牧会。他是新奥尔良浸信会神学院神学硕士,富勒神学院教牧学博士以及东南浸信会神学院博士。

 

[1] 本文取自Founders Ministries网站,http://founders.org/2016/07/07/radical-individualism-the-divisive-spirit-of-our-age(2017年8月31日存取),承蒙授权翻译转载,特此致谢。——编者注

[2] 粗鲁而质朴的个人主义,语出美国第三十一届总统胡佛在1928年发表的以此为题的演讲。——编者注

[3] Rodney Stark, 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 How the Jesus Movement Became the World’s Largest Religion ,New York: Harper One, 2012, p.238, p.252.

[4] Timothy George, Theology of the Reformers rev. ed, Nashville: B&H, 2013, pp.96–97.

[5] 作者本身是一间浸信会教会的主任牧师,因而此处并非是对浸信会整体的定性和批判,而是作者对自己所在传统的有益反思。——编者注

[6] Winthrop Hudson, ed., Baptist Concepts of the Church: A Survey of the Historical and Theological Issues which Have Produced Changes in Church Order ,Philadelphia: Judson Press, 1959, p.138, p.150, p.152.

[7] Tom Nettles, By His Grace and For His Glory: A Historical, Theological, and Practical Study of the Doctrines of Grace in Baptist Life ,Grand Rapids: Baker, 1986, p.247.

[8] John Hammett, “From Church Competence to Soul Competence: The Devolution of Baptist Ecclesiology,” Journal for Baptist Theology and Ministry, 3:1, pp.145–163; citations from Mullins, The Axioms of Religion, p. 56, pp.128–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