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合一的吗？[注1]——天主教的“教皇无误论”

文/史普罗（R.C. Sproul）    译/杖恩    校/煦

 

编者按：本文出自史普罗所著《我们是合一的吗？》（Are We Together?），该书是为了回应1994年“福音派与天主教合一”（Evangelicals & Catholics Together）运动，以及2009年一些更正教信徒、罗马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联合发表的《曼哈顿宣言》（此宣言呼吁所有“基督徒”在“福音”里联合起来）。史普罗认为，此运动和这份宣言是他所经历的福音纯正性面临过的最大危机。《我们是合一的吗？》共六章，本文是第五章。本刊“宗教改革纪念系列专刊”将其翻译转载，以呼吁中国教会来关注更正教与天主教的差别，继续坚守宗教改革的立场，传讲圣经里的福音。

 

1870年7月18日，作为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以下简称“梵一大会”）的一部分，罗马天主教正式出台了对“教皇无误论”的定义。它被宣告为de fide（该作为信条遵守的），意思是说，它是教会官方的教义，否定它就会被定为异端。大会上投票决议是否赋予这个教义以de fide地位的票数比是533:2。

 

所以，对“教皇无误论”教义的正式宣告是相当近期才出现的，是在宗教改革之后很久的事情。然而，教皇无误的观念以及对于它的真理性的确信却是在教会历史中很早就生根了的。因此，简要地回顾一下导致在梵一大会上出现这个教义的历史背景会对我们很有帮助。

 

一、历史背景

 

使徒时代到东西方教会分裂

 

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中所看见的，教会是在耶路撒冷开始的，耶路撒冷也是早期教会的中心。正是在那里召开了教会的第一次大会，以解决犹太主义的问题（徒15）。然而，使徒行传的记载结束在保罗去往罗马的行程。没人知道谁建立了罗马教会，但不久以后罗马就成为了教会的中心，特别是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以后。

 

显然，作为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罗马教会因处其中自然也就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地位。有人认为，教会在首都的存在也影响到其领导结构的发展。一位瑞士的天主教神学家汉斯•昆（Hans Küng）主张，罗马天主教会朝着一种君主式的主教制和教皇权威方向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被罗马政治体制裹挟。他相信罗马教会不过是采纳了许多当时的教会成员每天都能看到的罗马政府的政治和司法架构而已。

 

要发现罗马教会重要性的迹象并不困难。保罗的罗马书是一卷有着极重分量和意义的书信，我们也知道保罗非常渴望到那里事奉（罗1:11-13，15:23）并期待罗马教会帮助他前往西班牙去（罗15:24、28)。教会传统也记着说——也有许多圣经之外的证据支持这一点——保罗和使徒彼得都是在公元65年左右尼禄王逼迫教会期间在罗马殉道的。考虑到这一切，我们就不会对在早期教会中，地处帝国首都的罗马教会的领袖，被认为是整个基督教运动的重要领袖而感到惊讶了。

 

《革利免一书》是向我们表明罗马教会领袖在早期教会中地位显赫的资料之一。这卷圣经外的书信通常被考证认为写于公元95年左右，作者被确认是当时的罗马主教。根据传统的看法，革利免是第四任主教，在他以前是彼得，利奴（Linus）和亚那革利图（Anacletus）。革利免曾写信给在哥林多的教会，保罗也曾至少给这个教会写过两封信：哥林多前书和后书。哥林多前书中充满了对一个问题丛生的教会的警戒。哥林多后书表明，哥林多教会留心听从了保罗在前书中许多警戒的话，但问题却仍然存在，包括挑战保罗权威的假先知仍然存在。有时我们想知道，哥林多教会日后的光景究竟如何？她照着保罗所劝诫的，有效地处理了罪和分门结党的问题吗？还是说她仍然在问题当中？

 

可悲的是，《革利免一书》表明，这个教会之后的光景并不好，因为在四十年之后罗马主教必须要介入哥林多教会去处理一个问题。问题似乎出在教会组织方面，一些自认为有圣灵恩赐、被上帝直接引导的人起来反叛，要推翻教会正统的领袖。因此，罗马主教革利免写了一封信，恳请那些被宗教狂热冲昏了头脑的人凡事要规规矩矩按次序行。

 

一位教会历史学家分析了《革利免一书》，说这封书信在写作中带着弟兄之爱和劝诫，而不是用一种专制独裁的语气。但是这位历史学家说，虽然此信带着弟兄般亲密的动机，却是一种“老大哥”式的动机。我认为这是对《革利免一书》中语气的极佳描述。革利免并不是像20世纪的教皇传达教谕一样讲话，以自己的职权之力来命令哥林多人悔改。相反，他解释自己对哥林多教会状况的教牧关切，就如同牧人的关怀一样，他是有权对他所辖地区之外的教会进行属灵监督并给出教牧性劝诫的。

 

多个世纪以来，罗马主教的权力和权威不断加强。举例来说，在4世纪的北非，关于伯拉纠和奥古斯丁的神学争论，当地教会的领袖一度去询问罗马主教的判断。随着时间的推移，教皇开始宣称对所有的教会都拥有普世性的裁决权。这样的宣称尤其在帝国的东部地区引发了强烈不满。最后，在1054年，一个教皇派出的代表团到了君士坦丁堡，坚决要求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瑟如拉留(Michael Cerularius)承认罗马教会为母教会，而他拒绝了。这也是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大分裂的导火索，这次分裂从来没有得到弥合。

 

高卢主义与教皇至上主义

 

到19世纪之前涌现出两种重要的哲学思潮，可能对梵一大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是高卢主义的出现。这个思想学派发源于13世纪的法国，这也是“高卢主义”一词的来源：“高卢”是在罗马帝国时期的一个区域名称，涵盖现在的法国和一些周边地区。高卢主义起因于法国基督徒对罗马教会法令的抵制。法国的教会想要治理他们自己的事务而不是听从教皇。这一努力后来失败了，但高卢主义继而成为了所有这样的自治努力的别名。它在19世纪达到了高潮，高卢主义这一术语被用来表示一切拒绝教皇干涉而寻求地方自治的渴望。这不仅仅是一种教会权力的斗争，也是一种“教会-政治”权力的斗争，因为当时在欧洲许多的国家，教会和国家没有分离。当然，教皇在当时也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政治权力。

 

另一个学派，是教皇至上论（Ultramontanism）。这个词字面的意思是“跨越群山”。这个术语被用于那些反对高卢主义并支持罗马教会中央集权的人，这样的权力从法国跨越阿尔卑斯山脉。教皇至上论支持罗马天主教会进行中央集权化的教会治理，由教皇掌握最高的主教权。

 

1846年6月，马斯塔伊•费雷提（Giovanni Maria Mastai-Ferretti）被选为教皇庇护九世，开始了有史以来最长的教皇统治，为期32年。在庇护九世刚当上教皇的时候，他被认为还有点开放自由，显然不是一个教皇至上论者。但他在任的前期，试图施行的几项改革计划都失败了，他自己也经历了某种个人性的危机。结果，他成为了绝对的保守派，成了高卢主义运动的坚决反对者，开始大力推行和巩固教皇制。

 

1854年，庇护九世在没有和枢机主教团或主教们商议的情况下，单方面发布了教皇通谕《莫可名言之天主》（Ineffabilis Deus)，在其中他发布了圣母无罪成胎论（教导说马利亚没有原罪），并宣告说这是一个de fide性质的教义。这表明庇护九世逐渐想要在教会中独裁的倾向。他在1864年采取了一个类似的行动，发表了《谬误汇编》（Syllabus of Errors），里面有一个长长的定罪名单，包括自然主义、进化论、自由主义以及政教分离的行为。这份文件也同样严厉谴责了更正教，并明确地否定了以下表述：“更正教不过是同一个真基督教的另一种形式，它以这样的形式讨上帝的喜悦，和天主教并无二致。”[2] 自然，庇护九世和天主教会在这一立场下激烈地批判更正教。

 

在梵一大会之前的十年，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生，对大会的裁决产生了关键的影响。1860年，意大利王维克多•埃曼纽尔二世打败了教皇的军队并吞并了大部分教皇的领地，差不多只把梵蒂冈留给了庇护九世。庇护九世立刻将维克多•埃曼纽尔开除教籍，但这个国王拒绝屈服于教皇的意愿。然而，这些失败给庇护九世带来了巨大的民众同情。募款运动被发起以支持教皇，到最后庇护九世的财政状况比他失去教皇属地之前还要好。他也继续享有巨大的民众支持以及全世界罗马天主教信众的尊崇。

 

瑞士神学家汉斯•昆，对教皇制多少有些批判，对于庇护九世的民众声望说了这样的话：

 

尽管庇护九世……把意大利天主教带入了不必要的剧烈良心冲突中，但他却作为受到非基督教势力逼迫的人，在他的人格和职分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同情。天主教与教皇之间的教义性纽带现在得到了情感触摸。一个全新的现象出现了：一种极热切的“对教皇的尊崇”，如今被通常的教皇追随者和大批来罗马朝圣的人群大大加强。庇护九世是一个仁慈、富有口才，容光焕发的人物，但他也具有危险的情感，只受过肤浅的神学训练，对现代科学的方法一无所知，严重倾向于听信那些狂热却平庸，不具有现实精神却极为教条主义的幕僚的建言，把教皇属地的危机仅仅看成是上帝与撒但宇宙性争战历史中的一个片段，并希望以一种近乎神秘的对于神护理下得胜的确信来解决这个问题。[3]

 

所以，当庇护九世于1869年召集梵一大会时，教皇权正在受世俗权势的围攻，却享受着广大的民众支持。

 

二、天主教的立场

 

梵一大会的决议

 

教皇至上论是在梵一大会的第四期会议中确立的，其决议陈述于“基督教会的第一教义宪章”中（1870年7月18日）。我们值得花费时间来思考这份文件当中的一些表述。引言部分是这样说的：

 

并且因为阴间的门一直在试图尽其所能胜过教会，不住地以与日俱增的仇恨攻击教会神圣的根基，得到神圣大公会议的认可，也是为了普世教会羊群蒙保守、看护和成长，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此教义的确立、永久性以及本质都是神圣和使徒性的，整个教会的权能和一致性正是赖此才得以坚固。这个教义要被一切忠心信徒相信并持守，正如整个教会那古老不变的信仰一样。不但如此，我们也将要对一切对立观点的错谬进行禁止和定罪，这些错谬大大有损于主的羊群。[4]

 

注意，在这里强调说：“这个教义要被一切忠心信徒相信并持守。”有时教皇通谕和会议声明会说，一个特别的教义要被所有罗马天主教信徒忠心持守。但这里关于教皇无误论的教义却不仅要求持守，而且要求相信。

 

多数会议声明都不只是做出宣告，也禁止错谬。例如，天特会议说：“如果任何人说，不敬虔的人唯独凭信心就可以称义；他要表明的意思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是说不需要人任何别的行为一起配合来获得称义的恩典，而且他不需要以任何必要的方式由他自己的意志来预备和产生意愿。那么这人就是被咒诅（anathema）的。”[5] anathema一词的意思就是“诅咒”或“开除教籍”。

 

梵一大会的声明中也包含了咒诅。在第一章教义宪章里，大会定义了使徒彼得的至上性，宣告说他不仅仅是众使徒之一，而是被耶稣赋予了超越初代教会所有其他使徒的至上性。在这一章结尾处，大会宣称：“因此，如果有任何人说，蒙福的使徒彼得并非被主基督指派为众使徒之首和全教会军队的可见元首；或者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至上的荣耀而已，而不是一种他直接和即刻地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那里领受的真实而有效的司法权，那么这人就是被咒诅的。”[6]

 

同样，大会也断言，使徒彼得的至上性被无间断地传承了下来，而这个信条是本质性的：“如果有任何人说，主基督自己并未设立一种制度（也就是说，神圣的律法）让蒙福的彼得可以将其在教会中的至上性长久地传下去，或者说罗马教皇并非蒙福之彼得的至上性的继承人：那么这人就是被咒诅的。”[7]所以，不只是教皇地位被传了下来，连彼得的至上性也被传了下来。

 

最后，大会还说：

 

如果有任何人说，罗马教皇仅仅有监督和引导教会的职位，却没有对整个教会的完全而至高的司法权，并且这司法权并不仅仅涉及信仰与道德，也涉及全世界各处教会的纪律与治理；或者说教皇只有这至高权力的主要部分，而不是绝对拥有全部；或者说他这个权力并不能直接并即刻管辖每个教会、每个牧者和每个信徒：那么这人就是被咒诅的。[8]

 

也就是说，教皇的权威不仅仅是教导性的权威，也是治理性的权威。这样，教皇对整个教会的纪律和治理都具有司法权。这被罗马天主教称为最高司法权。

 

教皇无误论的定义

 

在教义宪章的第四和最后一章中，我们可以找到教皇无误论的定义。它是这样说的：

 

我们教导以下教义并认定它为神圣启示的教义：当罗马教皇以宗座权威（Ex Cathedra）讲话时，即当他行使所有基督徒的牧人和教师的职分时，因着他所拥有的至高使徒权柄，他就设立了一条需要全教会持守的关于信仰或道德的教义，在应许给蒙福的使徒彼得的神圣帮助下，他具有无误性，这无误性是神圣的救主愿意他的教会在设立关于信仰和道德的教义时所享有的。因此，罗马教皇的这个教义出于他们自身具有不可更改性，无需教会认同。[9]

 

该定义有两个关键的概念。第一，教皇无误论仅限于教皇就信仰或道德以宗座权威发表的言论，也就是当他代表整个教会做出决定的时候。因此，梵一并不是说如果我们在罗马大街上遇见了教皇并向他询问去最近的披萨店的路，他也一定会给出绝对准确无误的指点。他可能把我们指到错误的街道上，或者甚至让我们去了错误的市区。教皇在这些日常事务上显然会犯错误。换句话说，大会并非宣称人的无误性，而仅仅是职位的无误性，当教皇讲到与信仰和道德相关的事情时，当他在他的职位上、行使教皇职权而谈到与信仰和道德相关的事情时，他是无误的。第二，根据这份声明，教皇无误性并非教皇内在固有的；相反，它来自于在彼得身上神应许给教皇的神圣帮助。他之所以能够在讲到信仰与道德时无误，是因为有特别的从神而来的帮助赐给他。

 

声明的最后一行产生了巨大的争议：“因此，罗马教皇的这个教义出于他们自身具有不可更改性，无需教会认同。”这里的问题在于教皇的言论是否是ex sese——也就是说，“出于他自己”——或者说，他是否是在更广的全教会环境下讲的。教皇无误论是教皇可以单方面使用的吗？还是说它必须要在合议精神下与教会的众主教和枢机主教商讨而成？梵一大会一点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次大会由于维克多•埃曼纽尔二世入侵罗马而过早地结束了。所以，与会者没能处理所有枝节问题。

 

对于梵一大会声明的各方反应极为不同。一方面，有的人强烈地拥护教皇无误论的教义。这些人开始以夸张的话吹捧一种新教训，暗示教皇拥有内在固有的无误性。有的人甚至拿上帝的绝对无误性与教皇无误性来比较。另一方面，许多人强烈地反对这个教义。当时德国神学和历史学的领军人物多林格（Johan Josef Ignaz von Döllinger）拒绝接受这个无误论的教令，他因此马上被开除教籍。同样，一群罗马天主教徒离开了教会并组建了后来被称之为“老天主教”的教会。到1950年之前，有超过十万人跟从了这个群体。老天主教主要建立在德国、瑞士、荷兰和奥地利，除了不承认教皇无误性以外，几乎每一方面都仍是罗马天主教。

 

1872年，新德意志帝国的总理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面临一些当地主教批评他的政策。于是他宣称，他没有必要理会这些主教，因为他们不过是毫无权力和权柄的“佣工”而已。俾斯麦对梵一大会的诠释是：它从根本上没有给主教们留下任何的权力。在他眼中，这些主教比起教皇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而这些主教非常愤怒地回应说，他们是直接而即刻地领受来自耶稣基督的权柄，他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和权柄讲话的。本质上说，这个争论是关于梵一大会教义宪章的最后一条的。就在同一年，庇护九世申明说，主教们的确是直接而即刻地从基督得到了他们的权柄，并且他们并没有因为教皇无误论的教义而被排除在教会的权柄之外。然而权力的平衡并没有得到精确的界定。

 

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上的解释

 

不出意料，这个问题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以下简称“梵二大会”）上再次出现。在梵二大会中称为Lumen Gentium (意思是“万民之光”) 的教会宪章部分，教皇无误论的一些细节得到了处理。如前文提到的，梵二大会的基本精神和梵一大会彻底不同。梵一大会是在恐惧和情绪动荡的背景下召开的。梵二大会则是在和解和妥协的精神中召开的。举例来说，梵一大会把更正教徒说成是“裂教者”和“异端”。相反，梵二大会则把更正教徒称为“分离的弟兄”。教皇若望二十三世宣称：“是时候打开教会的窗户让新鲜空气吹进来了”，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应该让一种新鲜的谦卑精神成为这次大会的特征。

 

尽管有这样的和解和温暖，“万民之光”却强烈地肯定了梵一大会上关于教皇至上性和无误性的主张。它增加了一些细节，以解决一些关于教皇和主教各自权力和权柄的问题，但它没有丝毫减少梵一大会关于教皇在信仰与道德相关的事情上具有无误性的声明。简要地总览一下“万民之光”中的主要表述是值得的。

 

首先，大会说：“本圣公会议，紧随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脚踪，这次大会教导并宣告说，永恒的牧人耶稣基督建立了他圣洁的教会，差遣了众使徒如同父差遣他自己一样；而他的旨意是让使徒的继承者们，也就是众主教，成为他的教会的牧人，直到世界的末了。”[10] 教会中所有的主教都被说成是使徒们的继承人。教皇是众使徒之首彼得的继承人，主教是其他使徒的继承人。这样，主教们便不是像俾斯麦所说“佣工”；而是像当年在彼得底下事奉的其他众使徒那样重要。

 

第二，大会宣告主教的权柄是由神授命和按立的，而不是由教皇确立或指派的：“为要履行如此伟大的职责，众使徒被基督特别浇灌在他们身上的圣灵所充满，而他们以藉着按手把这属灵的恩赐传给他们的助手，也在主教祝圣仪式中一直传到今天。因而本神圣大公会议的教训是：在祝圣主教时授予圣职的完满性，这在教会的礼仪中和教父们的用语中都被称为大祭司之职，也就是圣工中的至高权力。”[11]为何大会要费这么大劲去教导主教职位的权柄在他承受圣职之礼仪中呢？这是为了表明，主教的权力和权柄是上帝通过圣礼而赋予的，而不是透过教皇的权柄。

 

第三，大会说：“固然，每位主教并不单独地享有无误性的特权，不过，他们虽然分散在世界各地，但只要仍然彼此之间保持联合，也与彼得的继承人保持联合，并且确实地在教导与信仰和道德相关的事，而共同认定某一个要点为绝对应持守的教导时，就是无误地宣告了基督的教义。”[12]所以，教皇拥有无误性的特权，而个别的主教是没有的。然而，主教们可以无误地宣告基督教的教义——只要他们与教皇保持联合，又在某个论点上是一致的，或者是在一次大公会议上认同教皇。在这样的境况下，他们多多少少分享了教皇的无误性。这是一个团体性、共同体性，而非个人性的无误论概念。个人性的无误论唯教皇拥有。

 

这个教训有几方面的含意。首先，教皇无误论是有限定的，是至上性而非绝对的。根据教会法规，有一些事情是教皇不能做的。比如，他不能单方面废除主教制或是篡夺主教的职分和职位。他不能写一份通谕宣告说，他已经无误地决定终止主教们的职位并罢免他们。如果教皇试图这样做的话，教会可以罢免他，因为自梵二大会以来，教皇无误论的概念使一个局部的特性延伸到整个教会。无误论聚焦于教皇身上，但并不是内在于他的。

 

第二，教皇并不具有独裁的权力。教皇的职位被理解为一种职分，而不是统治权。梵一大会把教皇称为“基督身体的头”，或者“教会的头”。但如果说基督才是教会的头，教皇又如何能是教会的头呢？——教皇这不是篡夺了唯独属于基督的地位了吗？这就是为什么梵二大会把教皇说成是基督羊群的牧人或牧师，或者说成是基督在地上的头。在那种意义上，他是教会的头，即作为基督领袖地位的代表或替身；但基督自然才是教会真正的头。

 

第三，教皇和众主教一同拥有治理教会的责任。他的治理不能在没有与众主教商议的情况下单方面进行。

 

三、罗马天主教和更正教的不同宣告

 

罗马天主教继续坚持这些教导。《天主教要理》（1995年）这样宣告：

 

在一次大公会议中，最重要的是“罗马教皇，主教团之首，由于他职位的缘故，当他作为最高的牧者和所有信徒的教师——他要坚固他众弟兄的信仰——以一条明确的教义法令宣告关于信仰或道德的教训时，享有……无误性……当主教们与彼得的继承人一起施行至高的教权时，上帝应许给教会的无误性也同样存在于主教的团体中。”当教会借其至高教权而提出一条教义“作为神启示的信仰”和基督的教训时，这个教义的定义“必须以信仰中的顺服来遵守”。此无误性到一个地步就如同神圣启示本身的担保一样。（891部分）

 

伟大的改教信仰告白及信条写于教皇无误论教义形成之前，记住改教家们对于教皇的信念极为重要。《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13]如此说：

 

无形的大公教会或普世教会为过去、现在与将来在教会的元首基督之下所召集而为一的选民总数所构成。这教会就是主的配偶、身体和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25章第1节）

 

教会除主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元首。罗马教会的教皇并非教会的元首。（25章第6节）

 

我们最好记得，只有一个人的话是从无错误的——我们的主耶稣，也唯独他是教会的头。让我们把他的话——圣经——作为来自上帝的唯一无误的信息来领受。

 

 

[1] 本文取自本文出自：R. C. Sproul, Are We Together? Orlando: Reformation Trust,2012，本文为该书的第五章。承蒙Ligonier事工授权翻译转载，特此致谢。——编者注

[2] Syllabus of Errors, 18, http://www.ewtn.com/library/PAPALDOC/P9SYLL.HTM, accessed March 19, 2012.

[3] Hans Küng, Infallible? An Inquiry, trans. Edward Quin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1, pp.92–93.

[4] Vatican Ecumenical Council I Decrees, Session 4: 18 July 1870—First Dogmatic Constitution on the Church of

Christ, http://www.intratext.com/IXT/ENG0063/_PD.HTM, accessed March 19, 2012.

[5] Canons and Decrees of the Council of Trent, Sixth Session, Chap. XVI, Canon IX,

http://history.hanover.edu/texts/trent/trentall.html, accessed March 19, 2012.

[6] Vatican Ecumenical Council I Decrees, Session 4: 18 July 1870—First Dogmatic Constitution on the Church of

Christ, Chap. 1, http://www.intratext.com/IXT/ENG0063/_PE.HTM, accessed March 19, 2012.

[7] Ibid., Chap. 2.

[8] Ibid., Chap. 3.

[9] Ibid., Chap. 4.

[10] Vatican Ecumenical Council II Documents, Lumen Gentium, Dogmatic Constitution on the Church, Chap. 3,

http://www.intratext.com/IXT/ENG0037/_PA.HTM, accessed March 19, 2012.

[11] Ibid.

[12] Ibid.

[13]翻译中所引用的《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都取自林慈信版译本。——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