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司坚：两个世界之间

文/小詹姆士•T•丹尼森（James T. Dennison Jr.）  译/李小家   校/张瑞

 

那个周三的下午，出席魏司坚（Geerhardus Vos）葬礼的人并不多；实际上，人非常少。他所在的宗派，没有人来；他服事了将近39年的机构，没有人参加；他的家人中，也只有一位出席；还有当地卫理公会的一位弟兄和一位姊妹来到了现场。他们一起唱了一首赞美诗。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在1929年成立时曾邀请魏司坚去服事，但他拒绝了；讽刺的是，这所神学院却有人来参加，而且是其中最负盛名的荷兰人——当然，在这里他们不再站在对立面，而只是一个荷兰人来悼念另外一个荷兰人——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和他的荷兰朋友约翰•德沃德牧师（Rev. John De Waard）出席了葬礼。德沃德是位于纽约罗彻斯特的正统长老教会的牧师。来自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正统长老教会的范泰尔和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生、正统长老教会的德沃德，这两位荷兰人把魏司坚的棺材从乡间的卫理公会带到半山腰的简易墓园，要埋葬他们的同胞。1949年8月17日，星期三，范泰尔、德沃德抬着魏司坚的棺材，出现在宾夕法尼亚一个名叫罗灵布兰奇（Roaring Branch）的小村庄里。在那个绿草如茵的墓园中，埋葬着魏司坚的妻子凯瑟琳，她是1937年9月14日过世的。他们把魏司坚的遗骸安置在他妻子凯瑟琳的旁边。

 

在这个小山村，魏司坚埋葬的地方离他们的度假屋很近，他和凯瑟琳，还有他们的四个孩子曾在那里一起愉快地度过了无数个五月到九月间的夏季时光。在那些快乐的上午，魏司坚在研究学习之后，总是有一英里长的步行，直走到镇上的邮局。下午是他在走廊上跟孩子们一起读书的时间，之后还会有一次直到邮局的散步。晚上他则沉浸于书籍、报刊和论文之中，再次潜心工作。星期天，他会走去卫理公会的教会敬拜，这是村子里唯一的一间教会。美国长老会按立的牧师，在卫理公会的教会敬拜；改革宗神学院的教授在一间阿米念神学立场的教会中度过暑假。

 

跟他在罗灵布兰奇的教会生活同样具有讽刺意味及不和谐的，是1949年8月的那个下午，范泰尔和德沃德站在了他那打开的棺材的左右两边。魏司坚，埋葬于一个岌岌无名山村里的无名墓园，被美国长老教会忘记，被普林斯顿神学院忘记，被二战后的福音派和改革宗世界忘记。他的墓碑旁边，仅仅站着两位来自正统长老教会和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人。并且，五十年后，美国长老教会和普林斯顿神学院依然不曾纪念他，而在正统长老教会和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他依然是一个谜一样的人。

 

然而，五十年前的范泰尔却不这么认为，即便回溯到1924—1925年在老普林斯顿上学的日子，范泰尔对魏司坚的评价也相当之高。“魏司坚教授是我师从的最优秀的教师”，1981年范泰尔唯一一次访问加州威敏时，他这样跟我说。但是，在普林斯顿，魏司坚也是一个谜。他从未在长老会中活跃过；他的授课多数学生很难理解（但梅钦[J. Gresham Machen]曾说：“我要是有魏司坚教授一半的知识就好了。”）；而在神学院中，除了渊博的学识之外，他唯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经常与他的朋友华菲德（B. B. Warfield）散步。而且，在一战结束后，他的名字已经几乎不在他所服事的神学院的校报中出现了。他最具洞察力的研究著作——《保罗的末世论》（The Pauline Eschatology），是在1930年私下出版的。想象一下，这部给凡研究保罗神学的人带来革新的巨著，居然没有主流出版商愿意出版！实际上，魏司坚对保罗思想的诠释是哥白尼式的革命。魏司坚如此被忽视，是因为他的荷兰口音很重，日耳曼式的语言很难懂吗？1918年之后，他在普林斯顿被孤立，是因为他在一战期间对德国皇帝抱有同情吗？他究竟做了什么，使他一直处于边缘位置，他又忽略了什么，使他无法在普林斯顿赢得一席之地呢？是他的课太难懂了吗？还是他研究启示的有机特征（organic character），方法太过独特了呢？在神学院里，他让学生感到自己像主日学的孩子一样需要详细指导，当然是不受欢迎的。此外，是因为他的身体格外脆弱，长期受疲劳、失眠和精神紧张折磨吗？是因为他不善社交吗？因为顺从父母而错过了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在阿姆斯特丹所创立的自由大学的邀约；在布里格斯的异端审讯达到巅峰的前一年，拒绝威廉•亨利•格林（William Henry Green）首次发出的离开大激流城这潭死水、加入普林斯顿的请求；很少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礼拜堂之外的场合受邀演讲；1929年不肯离开普林斯顿，1936年也不肯离开美国长老教会；还曾经在1926年打发妻子和孩子坐车，自己却乘火车从华盛顿西雅图到普林斯顿——这就是魏司坚不善社交的个性。

 

在我看来，“两个世界之间的人”是对魏司坚生平最根本的诠释。就他的童年来说，他在弗里斯兰，由出生于德国的父母带大；就青少年时期的搬迁来说，他从荷兰搬到美国；就神学学习而言，他先在大激流城，后到了普林斯顿；就研究生学习而言，则从柏林到斯特拉斯堡；就神学教授而言，从改革宗神学院到长老会神学院；就退休生活而言，他先在加州的圣安娜参加一间盟约教会，后来到女儿的家，并融入了20世纪40年代密歇根州大激流城的改革宗文化。凡此列举，不一而足；魏司坚确实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的人。

 

他出生于旧世界。1862年3月14日，在弗里斯兰的海伦芬，魏司坚的母亲（Aaltje Beuker Vos）生下了第一个孩子。父亲魏杨（Jan H. Vos），是海伦芬改革宗教会的牧师。魏司坚是四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弟弟伯特•约翰，生于1867年，后来成为约翰•霍普金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的著名德语教授。两个妹妹，1864年生的安娜，同样生于海伦芬，她后来嫁给一个改革宗教会的牧师，还有生于1870年的格特鲁德，她终生未婚。魏杨夫妻生来是德国人，住在德国本特海姆的迪加史卓普，也就是东弗里斯兰，位于德国的西北角，与荷兰毗邻。霍杨和妻弟亨德里克斯•贝克都是德国本特海姆老改革宗教会的信徒，但他们都在荷兰接受了神学教育，毕业于坎彭的神学学校。分布在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老改革宗教会，为德国和美国的改革宗教会培养了数位著名的学者和牧师。

 

虽然父母是德国人，魏司坚生来却是荷兰人，他精通这两个世界的语言——德语和荷兰语。但是，魏司坚出生之后数年，这两个世界的关系却日渐紧张。纵然我们不能断言魏司坚的父亲多而短的牧师任期（他在23年来牧养6间教会，每次任期还不到4年）都是从这种紧张关系而来，不过魏杨一家于1881年移民至美国却跟这个家庭的德国民族主义有关。魏杨在旧世界的牧会生涯（1858—1881年）刚好赶上德国总理奥托•冯•俾斯麦的短暂崛起。俾斯麦的目标是统一德国，德国南部和普鲁士若是和平统一，就可以以中间人的身份来主宰欧洲的命运——法国对抗俄罗斯，俄罗斯对抗法国，俄罗斯和法国共同对抗英国。无论是向奥地利宣战（1866年），普法战争（1870—1871年），还是跟奥匈帝国的协定（1879年），俾斯麦每一项小心翼翼的外交策略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即提升德国的权力和影响力。1881年，当魏杨带着妻子和四个孩子登船时，他不仅是在参与“世纪大移民”，不仅是在回应大激流城涌泉街改革宗教会的邀请，也不仅仅是重新考虑1877年拒绝入美的决定。1881年魏杨登船，是因为听到了德国骑兵的马蹄声，因此，他召聚自己的家庭，向新世界启程。

 

19岁的魏司坚离开了阿姆斯特丹的高级中学，来到大激流城。在阿姆斯特丹时，他因学术上的荣誉脱颖而出。到了美国，魏司坚再一次发现自己置身于两个世界之间：父亲的德国—荷兰背景，以及荷兰移民社区中日益扩张的美国化。大激流城的神学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加尔文神学院）校长称魏司坚为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因为他可以用荷兰语和英语两种语言演讲、讲道。如此，他的荷兰传统和移民社区的实际需要，将魏司坚塑造了起来。在大激流城接受了两年的神学装备后，他又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学习了两年。这又是两个世界：从学究式的荷兰改革宗神学学校，到老普林斯顿神学院这正统长老会的学术堡垒；从师从拥有寥寥学术证书的教牧老师，到受教于威廉•亨利•格林、弗朗西斯•兰迪巴顿（Francis Landy Patton）、A•A•贺治（A. A. Hodge）、C•W•贺治（Casper Wistar Hodge）这些学术大师。在大激流城的两年和在普林斯顿的两年，并非是说他在改革宗和长老会学习了“一样长”的时间。我们当中有些人会惊讶：“这不公平！怎么会有这么聪明的人呢？”然而在1883年8月17日的信中，魏司坚列举出了自己的学术成就，借以申请跳级，免修普林斯顿第一年的课程：“我学了两年神学，修读过普林斯顿一年级的所有课程，修读过希伯来语，且拥有毕业证书。我可以直接进入中年级吗？”学校通过了他的申请，而两年后，为了得到希伯来奖学金，他写了一本书——《源自摩西的五经法典》（The Mosaic Origin of the Pentateuchal Codes，1885年完成，1886年出版），同样说明了他的早成和勇敢。他的旧约教授——备受尊敬的威廉•亨利•格林为此书作了序。这本书虽没有完美地证明摩西是五经的作者，却证明了魏司坚严谨的学术风格，以及他从浩如烟海的观点中提取信息的能力。

 

希伯来奖学金到手后，魏司坚重渡大西洋，从新世界回到旧世界，为要在柏林大学修读博士学位。不同于本土美国人，他不需要首先“学习语言”。魏司坚可以在奥古斯特•迪尔曼（August Dillmann，批判释经大家）、伯恩哈德•韦斯（Bernhard Weiss，革命性著作《新约圣经神学》的作者）和赫尔曼•斯特拉克（Herman Strack，就是和比勒贝克[Billerbeck]合著了从塔木德和密德拉什[Midrash]的新约注释的那个斯特拉克）的课堂上游刃有余，他不仅可以吸收多种最新的德国批判学派的观点，还可以活用批判的眼光，用之评估所有他读到的和听到的信息，跟那具有超越性的新旧约圣经做出对比。

 

然而，柏林太大、太多样，也太充满压力了，因此魏司坚于1886年秋天搬到了斯特拉斯堡。斯特拉斯堡虽在德国境内，却跟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毗邻，魏司坚借此完善了他的法语能力。并且，他师从保罗神学的自由派批判家、建构者H•J•霍兹曼（H. J. Holtzmann）。霍兹曼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从事保罗神学研究，他把使徒保罗的影响力降低成了一种希腊式宗教理想主义的形态。另一种说法可能更合适：霍兹曼把保罗神学降低成为了希腊道德教训。对霍兹曼来说，保罗神学的要点绝对不在其末世论。他认为保罗的宗教只不过是耶稣的宗教的惨淡回响，也把保罗的信仰和耶稣的信仰对立起来。

 

这在那位来自大激流城的24岁的学生心中，造成了何等大的张力，他的改革宗神学背景和普林斯顿给他的正统信仰让他无法接受这种新约保罗神学的论调。魏司坚的两个世界——正统和圣经批判直接发生了碰撞。这位学生，他是会屈从于现代地、科学地研究保罗神学的途径的魅力，为其欢呼喝彩呢，还是会继续走那安全的“古道”，坚持其正统观点呢？又或者，他是否会以一种完全无法预料的方式，以更好的什么来代替他的两个世界呢？在斯特拉斯堡，魏司坚是否会开始认识，这两个世界不都是水平的，在其重叠和交界的部分，却是兼有竖直和水平的呢？

 

在斯特拉斯堡，魏司坚也邂逅了当时最前沿的哲学学者——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他所著的《哲学史》（History of Philosophy ）一直是公认的范本。魏司坚有信件表明，他虽不接受文德尔班所持的新康德主义，却很欣赏其研究；他常常去听文德尔班的课。在我们的认识中，魏司坚是释经和圣经神学方面的大师，那么在攻读博士学位时，他为何花费这么长时间听哲学史的课呢？那是因为，任何一场思想运动，其支撑都是哲学；虽如今鲜有学生明白这一点，魏司坚却深知其意。在十九世纪后期，连旧约、新约和保罗神学都是深受哲学影响的。如果说霍兹曼是后黑格尔派的理想主义者，那么格拉夫•奎年•威尔豪森（Graf Kuenen Wellhausen，底本说的提出者，认为摩西不是五经的作者）就是改革家，他们把旧约圣经简化成为从原始到复杂螺旋上升、渐进发展的模型。因此我们需要读魏司坚，他是看透本质的人——看透了那些批判学者，揭开他们的假说，把他们的体系拉回到水平的层面，让他们无法死灰复燃。不仅如此，魏司坚也揭开了保守派的问题，无论是基要主义者，还是广义的福音派道德主义——他们跟随自由主义的脚步，认为圣经文本只在水平层面。对现代保守派来说，“实用”就是“非末世论”的同义词。

 

有些讽刺的是，魏司坚的博士毕业论文既不关乎旧约，也跟新约没什么关系，而是闪族语研究。他的指导老师西奥多•诺尔德克（Theodor Nöldeke）是阿拉伯语和叙利亚语专家（实际上，魏司坚在普林斯顿本来是要教阿拉伯语和叙利亚语的）。魏司坚在他的毕业论文中练习了文本批判——阿拉伯语文本批判，他选择了中世纪的两个伊斯兰教派系，整理了他们各自的阿拉伯文献中的冲突。这篇文章用德语写作，再一次突显了来自家族遗传的语言恩赐。

 

必须承认，魏司坚的博士课题选得让人困惑。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安全”的选择，不会引起跟斯特拉斯堡神学教员的冲突。当大激流城的改革宗教会总会允许魏司坚去欧洲读书时，期待他能够回来在神学院任教，而魏司坚的博士选题正是为了完成这个目标。然而，就魏司坚毫不起眼的选题和无足轻重的论文，我想再尝试做一下解释。魏司坚意识到，他无法适应霍兹曼、威尔豪森，甚至迪尔曼和韦斯的圣经批判世界，而对于返回大激流城，可以预料，荷裔宗教界又在他身上有所期待。因此，面对改革宗教会总会的议员们，这个博士学位只是不得以而为之的决定。只有同意以年轻的代言人的身份回到加尔文神学院，他才会被允许出国；实际上，为了让他能够顺利返回神学院，改革宗教会总会在1886年的夏天就已经任命他为神学教授，而那时他正从柏林去往斯特拉斯堡。魏司坚的两个世界——学术世界和教会世界，再次处于冲突当中；他选择了简单的解决办法：选一个不具冲突性的博士课题，拿到学位，回家，以满足各方的期待。

 

关于魏司坚博士选题是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我还有一个佐证，就是发生在1886年春天的著名事件，即魏司坚跟亚伯拉罕•凯波尔在柏林的第一次遭遇。为了对抗世俗权柄的介入和加尔文神学院高等教育带来的自由主义，凯波尔于1880年创立了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6年后，他需要一位旧约神学教授，因此联系了在柏林的魏司坚。在写给凯波尔的信（1886年的5月、6月、10月）中，魏司坚透露了他的健康状况不是很好（他的精神状态使他不适合长途旅行），表示了他对凯波尔和自由大学的尊重，也提到了他对父母和他们所存期待的倾向。魏司坚拒绝凯波尔的邀请，不去自由大学任教的最根本原因，是他的父母期望他回到大激流城，回到新世界。我觉察到，魏司坚尤其强调他父亲的愿望，就是告别旧世界和其中的不确定，而对凯波尔及其神学，我并未发现有任何潜在敌意。最终，我觉察到了魏司坚的顺从——对父母、对制度、对新世界的顺从。1886年秋天，魏司坚去了斯特拉斯堡，而无法前往阿姆斯特丹，这是因为他正在返回大激流城的路上。而拿到博士学位，正是通往这一终点的学术方面的途径。

 

不久以后，魏司坚表示，他后悔没有去自由大学，加入凯波尔和他的教师团队。但是，神知道！神知道，若是魏司坚加入了凯波尔的政治与教会运动，他会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因此，神差遣魏司坚返回大激流城这潭死水，让他预备他真正的工作——成为英语世界中杰出的改革宗圣经神学家。想想看吧，如果魏司坚的所有作品是以荷兰语写成，我们这些人还能做些什么呢？

 

魏司坚是在1888年夏天返回的。带着博士学位，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离开了旧世界，回到了大激流城。作为释经学教授，他每周要讲22-25小时课，预备哲学、教义学、系统神学和非基督教宗教学的教学大纲。有人还认为他写了一部希腊语语法书（我对此存疑，因为加尔文神学院那部手写的希腊语语法书在我看来并非魏司坚的笔迹）。好像这些还不够多，大激流城的改革宗教会还期待魏司坚用英语讲道。在这个日益美国化的荷兰社区内，魏司坚被看作关键人物。移民教会正融入主流文化，而语言则是连接荷兰语世界和英语世界的第一步。1885年至1912年，改革宗教会开始转型，寻求与大环境更多的相融。又一次，魏司坚被夹在了两个世界之间：有着他信仰根基的世界和充满宿命观念的新兴美国世界（实际上，说美国加荷兰世界更加合适）。只不过，在跟随凯波尔的加尔文主义者看来，美国的宿命论是把加尔文主义强加在日益繁荣的美国文化之上的结果。认识世界压倒了认识圣经经文，魏司坚被夹在了这种两极分化的状况中，他的两个世界再次出现严重的张力。

 

这种张力在1891年爆发了。跟亚伯拉罕•凯波尔一样，魏司坚持堕落前预定论，至少在大激流城担任改革宗教义教授时是这样；但跟亚伯拉罕•凯波尔的不同点在于，魏司坚在表达上要温和得多。但是，荷兰社区视多特信条为特别的、不可妥协的堕落后预定论；这种争论在大激流城的报纸上连篇累牍，因此魏司坚又身陷其中。我想，魏司坚是被他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所受的教育诱导进入这一辩论的，因为老普林斯顿在救恩次序的事情上相当宽容。魏司坚在普林斯顿的系统神学教授A•A•贺治承认说，堕落前预定是最具逻辑性的，但他也说前定论似乎不符合神的公义属性。然而，A•A•贺治继承了他父亲查尔斯•贺治的观点，争论说威斯敏斯特文件并未排除堕落前预定观点。实际上，威斯敏斯特大会最初的主持人威廉•特维斯（William Twisse）就是持堕落前预定观，正如加尔文的继任者西奥多•贝札一样。无论如何，魏司坚对堕落前预定观相当温和的认可引发了一场大辩论。《守望者》（De Wachter）主编L•J•赫尔斯特（L. J. Hulst）反应异常激烈，坚决拥护多特信条，他称这位在宗派神学院中的年轻教授为“扰乱以色列”的人。

 

魏司坚写信给阿姆斯特丹的凯波尔和普林斯顿的华菲德，寻求建议和信息。他向凯波尔请求详细阐释说明多特会议（1618—1619年）上众位先辈们的观点。而对华菲德，他说明了自己跟凯波尔某些观点的不同，并索求英国改教家和威斯敏斯特大会成员有关盟约神学的书籍和信息。这种“无用的争论”（正如魏司坚所说的）正在把大激流城中荷兰社区的某些狭隘特点表现出来。1891年2月，魏司坚写道：“在我们的小教会中，鲜有神学性的进展。”6月，他写道：“缺乏历史观，不能摒弃某些历史的观念，会引致危险。”然后，他又写道：“最近，我愈发觉得，从长远来看我要离开现在的职位。”回到新世界中3年之后，魏司坚看自己在大激流城是寄居的，是客旅。1891年，受环境所迫，魏司坚不得不正视其所处教会环境的狭隘特点。

 

但是，当逃离的机会到来时，他又没有接受。威廉•亨利•格林请求他执教普林斯顿神学院新设的圣经神学课程，他拒绝了。为什么呢？！1892年3月，格林的请求是如此有说服力，他用密西西比河的河岸作比喻，说荷兰需要一个像堤坝的人，来拦阻不断涨溢、带来毁灭的理性主义洪水。魏司坚为什么拒绝阻挡将带来毁灭的洪水呢？我想是旧世界的联系依然太过强大，无论是否是出于责任、忠诚、谦逊、寡言等等，魏司坚都无法舍弃他的父母，以及他的荷兰大激流城文化。

 

但威廉•亨利•格林依然坚持，他比魏司坚看到的更多。格林看到，魏司坚极有能力，有资格也精通批判式讨论的语言，有在自由主义批判中的一手经验，并且委身于圣经的超自然主义和正统改革宗教会。格林也看到，在日益下滑的美国属灵世界中，魏司坚是一个为正统神学争战的老兵。他看到了纽约协和神学院的查尔斯•奥古斯都•布里格斯（Charles Augustus Briggs）强大却有害的影响力，也看到了美国长老教会在日益上扬的简化主义中把教义简化为上帝是父、人类大同。他知道在所爱的美国长老会中重拾威斯敏斯特文件是多么重要，也看到身边所有新教教会的急剧衰微，因此，他请求魏司坚加入普林斯顿神学院，来阻挡这场狂潮。

 

格林的坚持是有用的，1883年2月，魏司坚做出让步，同意在9月中旬搬到新泽西，出任普林斯顿神学院的第一位圣经神学教授。亚伯拉罕•凯波尔非常高兴，他说魏司坚搬到普林斯顿的决定让他免于“学术自杀”。魏司坚自己则意识到，他是把荷兰文化中的内讧抛在了身后。大激流城的旧世界留在了他的身后，而普林斯顿那令人兴奋的崭新世界出现在他的眼前。

 

魏司坚投身到了那个世界当中。教室就是他的舞台，他的精力全部用来传达旧约和新约圣经那丰富的内容。他偶尔也讲道，多数是星期天下午在普林斯顿的小教堂里，极偶尔也在普林斯顿或费城的美国长老教会讲道。有些讲章存留了下来，《恩典与荣耀》（Grace and Glory）一书便收录了他一生当中的6篇讲章。这本书的最终版本于1994年出版，增加了10篇讲章，大多是我1975年从他私人讲道笔记中整理出来的。但是，自1893年起，他的生活主要是在教授新旧约圣经神学、旧约末世论、保罗的末世论、从罗马书到希伯来书诸书信中的神学、主前八世纪的先知、耶稣的弥赛亚意识、使徒行传中彼得的讲道、约翰福音、阿拉伯语、叙利亚语。在他的书中，你可以通过题目认出其中的某些课程来。

 

魏司坚在普林斯顿的第一年，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他在贺治楼的单身宿舍住下来，1893年9月末开始教课。1894年4月24日，他被美国长老教会位于布伦瑞克的区会按立为宣教士。两周后，即1894年5月8日，他在普林斯顿第一长老教会发表了著名的就职演说——“圣经神学既是一门科学，也是神学科目”[2]。在普林斯顿的年日中，魏司坚和他的家人一直在这间教会聚会。1894年9月7日，他跟来自密歇根大激流城的凯瑟琳•弗朗西丝•史密斯（Catherine Frances Smith）结了婚。她本是公理会的会友，因此她的世界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魏司坚和他的新婚妻子住在默瑟大街52号普林斯顿的校舍，一栋专为神学院教授预备的宽敞的房子中。华菲德住得不远，二人几乎每天都在校园中散步。一位系统神学家和一位圣经神学家成了最好的朋友！

 

忙碌的第一年结束后，生活开始有了常规的轨迹：预备和讲课，偶尔在神学院教堂中讲道，写书，写文章，在宾州中北部的山里度过夏天。他们也生了孩子。魏司坚是家里四个兄弟姊妹中的一个，同样，他也生养了四个孩子。约翰内斯（Johannes）出生于1903年，他后来成为位于费城比弗福尔斯的日内瓦大学的圣经教授（也是我和我两个兄弟的圣经老师）；伯纳德（Bernardus）出生于1905年；玛丽安（Marianne）出生于1906年，她写了数本著名的儿童书籍；还有魏司道（Geerhardus  Jr.），出生于1911年。

 

这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常规：普林斯顿的学术世界，还有罗灵布兰奇的乡村世界。正是在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常规当中，魏司坚看到了另外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是两个让他的朝圣之旅不再墨守成规、不再平淡无奇、不再索然无味的世界，是半末世性的。那些在罗灵布兰奇的大房子里度过的夏天，妻子、孩子环绕着他，他也沉浸在对书、报刊、论文的研究创作之中，那时奶与蜜滚滚而来，激发了魏司坚的创造性和洞察力。在这座宁静的山村夏舍内，他的身体得以休整，头脑得以安歇，灵魂也得以安息，从而在神的话语上继续兢兢业业——保罗、希伯来书、神的国度、史怀哲、布塞特、格雷斯曼等等。在那个宁静的山村中，魏司坚对神话语的参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埋葬魏司坚和凯瑟琳遗骸的小墓园离他们的度假屋不远，我相信这在费城的草坪下埋葬的遗骸是一个注释。不是大激流城，不是普林斯顿，也不是圣安娜，而是罗灵布兰奇！这里才是他最爱的地方，因为他那迥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旧的欧洲和新的美国，旧的大激流城和新的普林斯顿，旧的荷兰地方习俗和新的长老会世界主义——都在罗灵布兰奇被超越了，被神自己的两个世界超越，一个是现今的世界，一个是那将要来的世界。《保罗的末世论》一书中第38页的图表，就展现了现今的时代和那将要来的时代之间的重叠部分，展现了保罗曾生活于其中、教会生活于其中、魏司坚生活于其中，你我也生活于其中的半末世世界。然而，如果没有在罗灵布兰奇的时光，这张图表绝不可能存在。1932年退休后，魏司坚为什么停止了神学创作呢？这正是因为，1932年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到过罗灵布兰奇。直到1949年8月17日，他才被安葬在妻子旁边。为什么他唯一一首诗是在1932年退休之后写下的呢？因为他并不需要罗灵布兰奇书房中的书、报刊和论文，而只需要回忆、感情和精妙的表达。1932年之后，魏司坚又是为什么把几本未完成的书稿留给儿子约翰内斯去预备呢？因为他绝大多数的预备和实际的写作是在宾州那座山中夏舍的书房中进行的。在罗灵布兰奇，将要来的世代抓住了魏司坚，正如基督在他身上工作，在那个小山村中，基督大能、高效地在他的头脑和心中工作。每个主日在那个卫理公会的聚会？这绝不会妨碍魏司坚已经深深理解的。梅钦的分裂，1929年普林斯顿神学院的重组？也根本不可能摧毁魏司坚已经抓住的：在梅钦去世四天后（梅钦于1937年1月1日，在北达科塔州的俾斯麦去世）写给其兄弟的慰问信中，以及在给学生和同僚的教导中，他都亲自言明，现今的世代已经被复活的基督带来的将来的世代所覆盖，凡信靠祂的必不至羞愧。而派系政治带来的分裂——梅钦停职（魏司坚在给新布伦瑞克长老教会的信中对此正式提出过抗议），正统长老教会的建立？面对原教旨主义带来的纷争、偏隘和专横，魏司坚却已经在那“未然”补足“已然”的世界中欢欣喜乐了。

 

1949年8月的那一天，魏司坚的遗体最终返回了罗灵布兰奇。有两位荷兰人来到了现场，除此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他所在的宗派，没有人出现；他服事了将近39年的机构，没有人参加；大激流城也没有人来。终于，魏司坚不再是属于两个世界的人了，他已经在荣耀里连于他升天的救主，在那永恒的世界中连于耶稣。终于，魏司坚回家了，回到了他所爱的末世！

 

作者简介

小詹姆士•T•丹尼森牧师（James T. Dennison Jr.）是美国西北神学院教会历史和圣经神学教授。

 

[1]本文选自即将出版的《保罗的末世论》（古道译丛：圣经神学系列）一书，略有编辑，承蒙授权转载，特此致谢。——编者注

[2]见《教会》杂志总第73期。——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