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读《亿万华民》

文/亦文

 

编者按：《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是中国内地会的会刊，按月发行，从1875年出版至1952年内地会离开中国。这77载的《亿万华民》不仅记录了一个宣教机构的成长历程，也为研究当年的中国教会历史、中国社会生态，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本刊2012年开始连载亦文姐妹编译的《亿万华民》，不少读者反馈从其中得着帮助，不仅感动于那些浸润着对神、对教会深切之爱的文字，也能在教会牧养、治理、传福音和宣教等方面“借古知今”、“以史为鉴”。这些百年前的宣教士们，对于今日中国教会的工人，不仅是前辈圣徒，也是为同一片土地上的灵魂流汗流泪甚至流血的同路人。因此，我们期待能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打开这套尘封已久的文献。网上能搜索到欧美图书馆所藏《亿万华民》的电子版，但比较零散。感恩的是，今年上海教育出版社推出了1875–1912年间《亿万华民》的影印本，在出版说明中称是“遍寻海外图书馆、传教机构及私人藏家，终于汇编而成”，殊为难得。所以我们邀请了一直在做《亿万华民》编译工作的亦文姐妹，简要介绍《亿万华民》的历史与内容，以及如何阅读查考这套英文文献。

 

一、了解《亿万华民》

 

1、《亿万华民》的办刊宗旨

 

绝大部分宣教机构都有自己所属的期刊，可以理解为“会刊”，按国内的说法就是“机关报”。戴德生本人就是中国传道会（China Evangelisation Society）的期刊《拾穗者》（Gleaner）的忠实读者。内地会成立后不久，他就意识到文字事工的重要性，所以推出了《不定期报》（Occasional Paper）(1866年3月–1875年3月)，近十年后改为定期的月刊《亿万华民》（1875年7月创刊），取义“中国每月有一百万不认识神的人在死去”（A million a month in China are dying without God）。换言之，每一期新月刊出版之际，就有一百万中国人在没有永生盼望中死去，而编辑这份月刊，正可以将“亿万华民和我们在他们中间的事工”（China’s Millions and our work among them）生动地展现在西方读者面前。这句话，便成了这一月刊的刊名和副标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因内地会撤出中国，《亿万华民》一度改名为《东亚亿万》（East Asia Millions）。以《亿万华民》的刊名发行的年份，超过四分之三个世纪。

 

这份期刊的宗旨主要是向内地会的支持者汇报在华事工，同时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对华宣教的异象。戴德生呼吁现有读者们协助推广这一新期刊，尤其希望能够引介到基督教青年会（YMCA）与主日学老师中间。当时，《亿万华民》（以下简称《亿》刊）一年的订费含邮费为1先令6便士。曾有不少家庭因着订阅《亿》刊而奉献自己的子女；也有不少读者，因着订阅《亿》刊而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的福音工作。

 

2、《亿万华民》的发展历程

 

《不定期报》时期的（1866年3月–1875年3月）主编，先后为柏迦先生（William Berger）和一位女宣教士白爱妹（Emily Blatchley）。《亿》刊早期的主编是戴德生，1878–1895年之间是他的妹夫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到了庚子教难前后成了他的内侄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1]

 

可以说，这份刊物77年的发展过程，体现了科技的演变，也从侧面得窥中国近代史的起伏。譬如：1875年创刊时，戴德生采用了当时比较精美的印刷技术，后来慢慢引进摄影技术。到了二战期间，各类物资匮乏，部分宣教同工和子弟成为战俘，禾场退缩到“大后方”，《亿》刊也一度相应减缩为双月刊，纸张油墨的质与量也因陋就简，战争结束后才慢慢恢复。

 

由于大部分差会同时开拓不同的禾场，所以一份机关报里，会兼顾亚非拉各地的禾场。但内地会只专注中国内地的禾场，所以在十九世纪后期，《亿》刊是唯一一份从头到尾报道中国事工的宣教期刊。[2]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内地会撤离中国大陆，转往东南亚，期刊也相应改名，并开始报道不同新禾场的动态，中国禾场基本淡出。

 

3、《亿万华民》的版本与常设栏目

 

《亿》刊先后出现过英伦版、北美版、澳纽版和少量的德语版，内地会的伙伴差会（Associate Mission）可能还发行过其他北欧小语种的期刊或通讯。不同版本（Edition）的区别，主要在于侧重报道本国所差派同工的背景介绍和事工跟进，以及本国举行的不同聚会的预告和报道。但不同版本之间也经常转载其他版本的文章，互通有无。

 

《亿》刊几乎每一期都有：1）一篇教牧性的文章或讲章；2）各省各地的事工汇报；3）宣教同工的生老病卒、婚丧嫁娶、启航返程、述职休假等消息；4）差遣礼、纪念大会、宣教特会的时间地点；5）内地会本身的宣教策略和动向；6）中国传道人和宣教新人的背景；7）中国的风土人情和个别省份的简介。每期扉页都公布上个月所收到奉献的明细，封底则推介新书。此外，《亿》刊不时跟进整个中国禾场的动态，刊登宣教联会的声明（如1877年的在华宣教大会），报道其他在华差会的重大事件（如1895年英行教会的“古田教案”），其他宣教领袖的重要发言（如公理会富善牧师1901年对庚子教难的反思）。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内地会伦敦办事处在纪念兰茂密尔号（Lammermuir）赴华的日子举行年会，每年年会的讲章和事工报告都会全文刊印发行。

 

值得一提的是《亿》刊中为下一代所设的宣教教育专栏。我们都说，百年大计要“从娃娃抓起”，内地会的文字同工切实地做到了这一点。在华的同工会为母国的小朋友撰写适合他们年龄段的文字，而订阅《亿》刊的父母或儿主老师也会诵读给孩子们听，犹如当年戴德生的父母讲述宣教士们的故事给戴德生兄妹们听一样。有些内地会同工在英国就是儿主老师，他们写信把中国的事告诉自己的学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们也确实在历史上看到师生传承、前仆后继的果效：在英国，花国香（George Clarke）就是路惠理（William Rudland）班上的学生，后来师生两人都到了中国服事；在新西兰，王廉（Francis Worley）教书育人期间就常常提到中国的属灵需要，他的学生赵宽爱（Ella Salisbury）后来也跟随老师夫妇来到了温州。

 

二、《亿万华民》与今日读者

 

1、《亿万华民》的价值

 

首先是史料价值。对一些已知的历史（如剑桥七杰赴华宣教、庚子教难这样的大事），白纸黑字的报道让我们可以确信，这些事在历史上发生过。对一些已湮没的事件（如清末宁波传道人的退修会，庚子前后晋南的联合聚会），甚至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亿》刊上的记载，我们都不知道历史上发生过这些事。

 

我也发现，发表在《教会》杂志历史专栏中的系列《亿》刊编译文章会被一些非教会背景的学术平台所转载，进入主流社会的视野，恐怕也正因为其“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偶尔，会有个别非信徒学者通过不同渠道和我联系。譬如，有一位研究浙江台州方言的语言学学者，想更多地了解台州语圣经的译者路惠理的背景，网上搜寻的结果，似乎只有《教会》杂志历史专栏中有相关资料。

 

其次是内参作用。中国教会史，是华人传道人神学培训中比较被轻视的一门课，很少被列为必修课。过去学习中国教会史，只是了解一些通史性的知识。中国教会史很大程度上，尤其在最早那一百年，基本上是赴华宣教史，我们都会为宣教士的献身精神而感动，知道中国教会是建立在西方宣教士的血、汗、泪之上，来之不易，但往往仅此而已。而《亿》刊中的史料会为中国教会史的研究提供许多能“丰富血肉”的细节和故事。并且，当今天中国教会思考、探索、参与、投身跨文化宣教的使命时，这些史料又起到了另一种“教学作用”，成为一份“案例教材”。西方宣教士在中国禾场，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参考，哪些失败的教训需要吸取，我们都可以以史为鉴。

 

第三是护教性的价值。后殖民主义学者往往对西方宣教团体有很多批评，认为宣教运动是殖民运动和种族主义的一部分，宣教士不尊重东道国民众的风俗习惯。但是我对《亿》刊的精读恰好反驳了这种观点。与同时代的西方读物相比，宣教士的事工报告洋溢着对中国人的关爱和尊重，对中国人灵魂的负担。从福音真理的角度，西方信徒当然会把祭祖、扫墓、烧香、拜佛、算命归入“偶像崇拜”，从全人关怀的角度，也会抨击鸦片贸易（包括英国鸦片贩子）^[3]、刑求逼供、溺婴缠足等陋习。宣教士不仅常常为中国信徒辩护，还不时挑战批评母国信徒的冷漠和伪善。毋庸否认，宣教士的行文中会使用带有时代烙印的语词，如“异教主义”（heathenism/paganism）、“本土助手”（native helper），这只能证明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人，并非有意冒犯中国人。宣教士的报告不仅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每次读到中西信徒彼此相爱，甚至生死与共的段落，都让我深深感动。十九世纪的外语文献中，恐怕很难找到其他情文并茂的类似记载。

 

2、《亿万华民》的局限性

 

《亿》刊的对象是十九世纪的西方读者，当时的编辑同工恐怕没有想到一个半世纪之后，会有一些中国信徒来研读编译他们当年的文字。《亿》刊虽然不是为我而写，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华人信徒，读来却倍感亲切，内心常觉温暖。我读《亿》刊中记载的英美本部发生的事情（譬如年度大会、差遣礼、纪念特会等），都会觉得进入了西方差会的“幕后”，因此能够更好地理解“台前”（中国禾场）发生的事。但阅读《亿》刊时，需要记得：

 

第一，《亿》刊只是诸多史料中的一部分。仅就中国内地会而言，除会刊外，还保留着很多传记、单行本的出版物，如：《年度故事》（Story of the Year），《禾场通讯》（Field Bulletin）及领袖通函等内参型资料，准宣教士申请资料，还有家族影集、私人通信、幻灯片等原始资料。需要综合考虑，“长编考异”。

 

第二，《亿》刊的内容虽然丰富宝贵，但作为机关报，它倾向于“报喜不报忧”，对“成功的故事”（success story）的报道比较详尽，负面消息相对比较简略。当然，也看当时的人和现在的人对“负面消息”的定义。譬如，同样是负面事件，在“庚子教难”期间，对众宣教士逃难殉道过程的报道仍十分详细；但是历届宣教士不适应跨文化生活的挑战，“被遣返”母国的个案，可能只是一笔带过。还有些缺席的细节，是出于时代局限性，譬如“庚子教难”之后的《亿》刊中，只看到新老宣教士请缨扬帆、重返禾场，没有提及受难家属和幸存者创后复原的心理路程。这一方面可能是考虑到这样的报道会打击士气，也出于对同工隐私的尊重，另一方面辅导学在那个时代尚未起步（连“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也没有进入大众的认知）。

 

我非常欢迎读者带着问题来读《亿》刊，但同时也需要有心里准备：《亿》刊不是万宝全书，无法解答所有的历史问题。这里可能牵涉到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史学不仅是历史、文献，也是一种方法论，和其他学科相比，有其独特性和局限性。譬如经济学，我们需要什么数据，可以从现在开始收集，以前没有的，以后可以开始积累。但是历史文献，只能是“前人留下什么我们读什么”，不可能穿越时空回去收集采访，有些问题只能将来在宝座前问神，在天国里问当事人。

 

三、如何阅读《亿万华民》

 

《亿》刊中的英文表述风格非常多元，有难有易。大部分内地会的同工是平信徒，受教育程度也未必高，所以他们的平安家信和事工报告，文字很平实，按部就班地翻译出来并不难，但讲章则另当别论。理论上作为讲台信息，讲章应该是非常口语化的，但实际上有些英文原句非常冗长复杂，双重否定再加复合句型，脑筋要转很多弯才能明白作者的意思。我翻译富善牧师（Chauncey Goodrich）反思庚子教难那篇讲章^[4]，就充满这样的挑战。

 

还有一个需要特别留心的现象，就是十九世纪的西方信徒，会在行文中不加引号地引用圣经。当时的读者对圣经都很熟悉，而且读的都是同一个英文版本，即英皇钦定版（King James Version），所以都能领会；但对一百年多后的华人读者而言，则是不寻常的挑战。为此，需要准备一本英皇钦定版与和合本对照的双语圣经。

 

对于这么一份浩大的英文文献，很难说怎么读是最好的入手方法。对我而言，亲自看到、摸到、嗅到《亿》刊的原始合订本，一页一页地手工复印浏览，就是这套文献最好的启蒙。虽然有些刊号已扫描成电子版，读者可以用关键词搜索某个主题，但按传统方法渐进阅读可以复原一副更立体、更丰富的图画。譬如某一期中浙江事工汇报的旁边可能是一篇湖南探险的游记，前者展现出非常成熟的沿海地区本色化教会的样态，而后者则记述了华中腹地的拓荒之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期刊，报道都市学生事工的下一页，很有可能是关于山区少数民族的报道，由此也体现出内地会事工的广度和深度。

 

以下是我对《亿》刊初读者的一些建议：

 

1）从头到尾读完一期。

 

2）英伦版的年度合订本都有索引，读一遍索引，挑出几篇感兴趣的文章细读。

 

3）在电子版搜索关键词（如义和团/Boxer）、地名（如Wun-Chau）、人名（如Broomhall），浏览相关段落，整理成文。

 

4）找出一年之内的所有讣闻，锁定其中一位，按年份找出他或她生前写的事工报道。

 

5）读某一年内地会的年会报道及讲章。

 

史学的长处在于，允许我们等尘埃落定之后，再探视图文。[5]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先多读、多想，不要过早下定论。了解一段教会史，也需要了解当时的大环境，除了看教会和差会的文献，也可以横向涉猎一些同时代人写的文字，这样才能形成立体有机的理解。譬如，看某一年的《亿》刊同时，不妨参照一下《基督教传行中国纪年（1807–1949）》[6]中所列，同一年整个中国禾场各宣教机构的动态，这样才能形成比较宏观的视野。

 

记得我参加2011年香港崇基学院暑期班的时候，梁元生教授提到他当年研究《万国公报》的时期，差不多“天天抱着文献睡觉”，一抱就是几年。他也温和地批评了一些后进的学者，在文本上没有下够基本功，就天马行空地做出不成熟的结论。林美玫老师在《信心行传》的自序里提到，本性严谨爱整洁的母亲，对她“初次处理教会历史资料的茫然与失措”，如何尊重容忍了两年半之久，允许饭厅的长形大餐桌变成研究书桌，文献和资料散放在家中每一个角落。^[7]做学问没有捷径，教会需要“忠心和良善的仆人”，也需要愿意守拙、甘做愚公的工人。

 

 

[1] 早期《亿》刊很少列出编辑同工的姓名，但是其他文献显示，戴德生在1875年邀请妹婿海班明加入内地会团队时，其中一个任务便是让他帮助编排、校对、监督酝酿中的新月刊。1878年之后，海班明以伦敦总干事的身份成为《亿》刊的主编，这段时间反对鸦片贸易的文章比重增加。1900年，从中国返回述职的海恩波出任内地会的编辑干事，而他父亲卸任已有五年。由这些零星的史料可以推算出部分年份的主编人选。参：柯喜乐（Norman Cliff）著，韦华林译，《圣爱的火焰：中国宣教史上的海家班》（台北：宇宙光，2006），68–69，114–15，150–51。

[2] 戴德生早年加入的中国传道会的会刊《拾穗者》，虽然也专门报道中国时事和事工，但该刊随着传道会的解散而停刊，所以发行期很短，影响也不大。

[3] 海班明担任《亿》刊主编期间，也是“英东遏制鸦片贸易协会”（Anglo-Oriental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的执行委员会成员。

[4] <“痛定思痛”——1900年在华宣教团体对庚子教难的声明与反思>，《教会》84，2020年12月，86–94。）

[5] 这个想法，来自于一本英文史书的书名：Nancy Bernkopf Tucker, Patterns in the Dust: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1950。

[6] 黄光域编，《基督教传行中国纪年（1807–194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7] 林老师硕论口试之后，母亲才告诉她，她的外婆如何冒死救护瑞典行道会的宣教士，背着幼弟逃出拳民的包围幸免于难。由此可见林母支持与忍耐的深层原因，乃是纪念亲恩以及宣教先驱们的献身。详参：林美枚，《信心行传：中国内地会在华差传探析（1865–1926）》（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2009年），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