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文 / Little Paul
编者按：1915年至1927年，宣道会甘藏边区快速发展，进入“丰收与前进”（Harvest and Advance）阶段。这个时期始于宣教士从白朗之乱和迭部突袭中脱险，结束于在甘全体宣教士因1927年大规模的排外风潮撤离中国。在此期间，甘藏边区的汉族教会日益壮大，藏族宣教工作取得新的进展，正式认领河州[1]（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等地的穆斯林福音工作，以及开启中国教会的自立进程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本文为“甘藏边区简史”中篇的上半部分，作者先行考察“丰收与前进”阶段的历史背景，再重点讲述汉族教会的发展和成长。中篇余下的部分：“藏族宣教工作的新进展”、“对穆斯林福音工作的认领”和“宣教士的撤退与中国教会自立进程的开启”，将后续刊登。
“丰收与前进”阶段的历史背景
1、相对稳定的宣教禾场与热情高涨的宣教后方
就中国的大环境而言，从1900年庚子教难之后，直至1919年巴黎和会做出损害中国利益的决议之前，是教会“颇受（国人）欢迎”的时期。再从1919年巴黎和会之后，直至1928年北伐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则为教会因内战、民族主义兴起和“非基运动”而“大遭内忧外患的阶段”[2]。
在1915年至1927年的十余年中，张广建[3]、陆洪涛[4]和刘郁芬[5]先后主政甘肃。全省政局相对稳定，没有发生大的战乱。1925年之前，甘肃因地处西北边疆，消息闭塞，所以受“非基运动”等排外思潮影响较小。从行政长官到普通民众，均对宣教士的态度友善。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兰州各中等学校学生纷纷上街游行示威。内地会创办之“华英中学”的学生也罢课参加，学校因此停课[6]。然而，甘藏边区位于甘肃的“偏僻之地”，所受波及不大。由此，边区的教会获得一段相对平静的发展期。
从宣道会的状况来看，这十余年也是教会中宣教热忱空前高涨的时期。宣道会发起人宣信博士在其服事生涯的尾声（1915年至1919年），不遗余力地为普世宣教事业奔走呼喊。宣信的继任者雷保罗牧师（Rev. Paul Rader）[7]也在其任职期间（1919年至1924年），再次挑旺了宣道会的布道和宣教热情[8]。
数以百计的年轻人，从农场、工厂、商界、教育、军队等各个行业被呼召出来，在宣教士训练学校接受两至三年的装备后，便投身海外禾场的事工[9]。留在后方的弟兄姐妹在火热爱主方面也不遑多让，他们不遗留余力地献上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恒久殷切地祷告，从各方面支持前方的宣教工作。
宣道会的领袖们曾惊讶地看到奉献箱中装满了多种多样的捐献，其中包括：房产、土地、债券、股票、存折、周薪袋（weekly wage envelopes）、手表、戒指、金饰、银器和珠宝等物。除了工人的薪水和寡妇的积蓄，还有许多弟兄姐妹立下遗嘱，将自己全部或部分财产奉献给宣教事工。[10]在这一时期《宣教周刊》的版面上，最常见的话就是：“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帖前5:25），“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撒上30:24）。[11]
2、众差会并肩作战
这也是一个众宣教差会“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时代。自成立之初，甘藏边区的宣教士就与同在甘肃辛勤耕耘的内地会、协同会（Scandinavian China Alliance Mission, SAM）的同袍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作为最早进入甘肃、在甘人数最多和资源最丰富的差会，内地会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在信息、通信和医疗等各方面给予宣道会无私的协助，很好地实践了“圣徒相通”的真理。
三间差会先后于1918年9月、1924年7月，在兰州的内地会博德恩医院和狄道的宣道会甘藏边区总部，举办第一届、第二届甘肃省宣教士联合会议（United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Kansu）。[12]
图一：第一届甘肃省宣教士联合会议参会人员合影（1918年9月，兰州）[13]
后排左五：莫大猷，左六：斐文光，右三：吕成章；后二排左四：德文华，左五：克省悟，左六：安德烈（内地会甘肃省主任），左七：饶约翰，右一：柯尔备；后三排左四：何佩道，左六：巴美义，右一：柯尔备夫人；前排左三：德文华夫人，左四：克省悟夫人，右三：甘维雅
通过这两次联合会议，差会之间的联接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宣教士们也成为心意相通的好友。各差会在开拓新的宣教区时严格遵循睦邻礼让的原则。如此，“兄弟阋于墙”的冲突和内耗得以避免，宝贵而有限的宣教资源被有效地用于福音广传。
更宝贵的是，美好的事工配搭不断出现在不同差会之间。内地会得以在属于宣道会宣教区的河州建立医院和麻风病院，专司回族事工，而宣道会则继续向当地的汉族人传道。虽然同处一地，但两间差会的工人彼此扶持，毫无龃龉。宣道会的宣教士深入藏区旅行时，常有一位内地会的医疗宣教士结伴同行。宣道会的宣教士或中国信徒生病时，也经常到内地会的博德恩医院求诊，更是有数不清的“宣道会宝宝”在这间医院出生……
3、新生力量开赴前线
1914年末，因为多间宣教站都在白朗之乱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再加上席儒珍夫妇的辞职，甘藏边区将人员重新进行部署：克省悟夫妇和美爱仁姑娘北上狄道，接管狄道宣教站和圣经学校；德文华夫妇、饶约翰与何佩道留在洮州，负责旧城和新城的汉、藏布道工作以及女校的运行；吕成章夫妇和邸理斯夫妇前往岷州，负责那里的布道、牧养工作，并管理宣教士子弟学校；麦约翰夫妇仍回卓尼。[14]
白朗军肆虐岷州、洮州的暴行，宣教站所遭遇的重大损失，以及宣教士和中国基督徒面临急难时的英勇事迹被《宣道周刊》广泛报道，牵动着美国基督徒的心。巨大的挑战和机遇激发了年轻肢体的热忱，1915年末至1920年，十余名青年宣教士陆续开赴甘藏边界，为各处宣教站注入了有生力量[15]，他们是：莫大猷弟兄（Mr. Thomas Moseley）、傍佳圣姑娘（Miss. Eva Marie Palmquist，即后来的莫大猷夫人）、柯尔备弟兄（Mr. William G. Colby）、巴美义姑娘（Miss. Edith Marie Beyerle）、哈恩贞姑娘（Miss. Grace J. Harkless，即后来的柏立美夫人）、斐文光弟兄（Mr. Albert R. Fesmire）、韩卫道弟兄（Mr. Arthur J. Hansen）、路易丝·斯托茨姑娘（Miss. Louise Stotts，即后来的柯尔备夫人）、斐文华姑娘（Miss. Martha L. Fesmire）、蒂拉·阿道夫松姑娘（Miss. Tyra M. Adolphson，即后来的韩卫道夫人）、明妮·安娜·戈布尔姑娘（Miss. Minnie Anna Goble，即后来的斐文光夫人）、林路得姑娘（Miss. Ruth E. Lindstrom）。
一战结束后，在1920年末至1922年初，又有新一批的宣教士增援甘藏边区：汪肃鹤弟兄（Mr. Charles Richard Koenigswald）、季维善弟兄（Mr. Marion Grant Griebenow）、胡其华弟兄（Mr. Stanley B. Harrison）、雷道蕴姑娘（Miss. Helen Frances Ray，即后来的汪肃鹤夫人）、布兰奇·维拉斯姑娘（Miss. Blanche Willars，即后来的季维善夫人）、碧翠斯·希比姑娘（Miss. Beatrice Shippey，即后来的胡其华夫人）。
1922年至1926年期间，又有19名宣教士加入甘藏边区：魏性初夫妇（Mr. and Mrs. Wood. B. Williston）、孙守成夫妇（Mr. and Mrs. C. Edwin Carlson）、艾名世夫妇（Mr. and Mrs. Robert Brainerd Ekvall）、安姑娘（Miss. Margaretta Ahlquist）、万姑娘（Miss. Carolyn Warner）、海映光弟兄（Mr. Carter D. Holton）、刘姑娘（Miss. Lora Newberry，即后来的海映光夫人，婚后更名为“海慕德”）、宋昌仁夫妇（Mr. and Mrs. John Oliver Carlsen）、戈登·霍兰夫妇（Mr. and Mrs. Gordon Holland）、柯提斯·卡特夫妇（Mr. and Mrs. Curtis B. Carter）、科拉·麦克马洪姑娘（Miss. Cora McMahon）、德尔克弟兄（Mr. Francis H. Derk）、乔治娅·劳伦斯姑娘（Miss. Georgia Cope Lawrence，即后来的德尔克夫人）。
这些恩赐各异但抱有同样热忱的宣教士的到来，使得甘藏边区一时间兵强马壮，人才济济。无论是开荒布道，还是牧养教导，抑或是行政管理，都人手充裕。
“汉族教会日益壮大” [16]
1、概述
汉区教会在1914年之后出现复兴，宣教士们清楚地意识到：藏区在短时间内依然是一片禁地，汉区“宽大又有功效的门”却已经打开。于是，克省悟夫妇、吕成章夫妇和德文华夫妇等人先后转赴汉族聚居地区。这一时期新抵达甘肃的宣教士也大多留在汉区服事。
狄道教会发展势头良好，成为甘藏边区的新总部。位于狄道以东、以西的两个宣教支站——巩昌（今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与河州——首次迎来外国宣教士的长期驻守，成为宣教总站。在南部的岷州，教会继续蓬勃发展，人数不断增加。在位于汉藏交界地带的洮州，甚至在藏族人口占多数的卓尼，汉族信徒也不断增加，成为教会的主体。随着几处教会的日渐壮大，福音就从这片“蒙福之地”流淌出来，给分布于崇山峻岭之间，坐落在山坡的梯田或被开垦的谷地之旁的乡村带去深远的祝福。这些村子规模不大，但延绵不绝，居住着成千上万的乡民。几千年以来，这里的人民终于第一次听闻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图二：汉区的主要宣教站
截至1917年8月，甘藏边区已有近600人受洗，除去因背教或犯罪而被革除教藉的80至90人之外，实存会友500人。全时间本土传道员、售经员21名，牧师2人（苟乐天、周肇南）。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名牧师也是当时甘肃全省惟有的中国牧师。[17]狄道圣经学校常年有5至10名学生就读，源源不断地培养出更多的传道人，其他差会的信徒有时也来此学习。
1916年，甘藏边区设有教会小学5所，其中初小4所，高小（女校）1所，在校学生共计65人。又过了4年，在校学生人增长至106人，含初小男生51人、女生28人，高小女生27人。[18]学生人数的增长也是福音稳步发展的一个反映：各地的教会在早期大多是四五个人的小团契，现在却已经有人数可观的会友了。在一些地区，每年归信的人都有二三十位。
从当时的情势看，多年来累积的祝福很快就要倾倒在这片土地上了！
然而，在甘藏边区，激烈的属灵争战从未停息。多年前，因为对“圣灵恩赐”认识的分歧而导致的教会内部纷争，随着新普送[19]在1918年以神召会（Assembly of God）宣教士的身份重返甘肃而死灰复燃。
新普送在宣道会甘藏边区业已建成的每一间教会附近，通过购置或租赁房屋的方式另设礼拜堂，吸引原宣道会的传道人和信徒加入神召会。仅在1918年6月至1919年8月期间，就有78名信徒、5位传道人（周肇南、孟名世、冯自新、魏镇魔、梅葆贞）和2位教会学校教师（王少瑚、牛殿佐）离开宣道会，加入神召会[20]。正如艾名世所评估的那样：“在成立之初，（甘肃）神召会通过使（原宣道会）基督徒改宗而获得的增长，几乎与向不信主之人传福音而赢得的信徒一样多。”
长达数年之久的误解与试探所产生的后果对于所有人都是灾难性的。由恶意而生的纷争接踵而至，神召会与宣道会双方都无可避免地犯下许多错误。宣教差会之间的睦邻通则被彻底破坏，本应该“彼此以恩慈相待”的主内弟兄相互攻击诋毁，失去了合一的见证。原本对福音抱有好感的慕道友们因教会分裂感到无所适从，甚至望而却步。
让人心感安慰的是，1926年，两个差会之间的嫌隙终被弥合，团契相交也得以恢复。而基督的工人们在这许多年中虽带着伤痕负重前行，却依然靠着一步一脚印的服事，结出累累硕果。
2、狄道教会——甘藏边区的新总部
因着艾自新牧师在前期奠定的坚实基础，狄道教会发展十分迅速。
1912年6月，即艾自新去世一个月后，苟乐天[21]在狄道被按立为牧师，填补其老师留下的空缺，承担起牧养教会之责。除此之外，他还担任圣经学校的主管教师。此后两年有余的时间里，狄道教会在没有常驻外国宣教士的情况下仍然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1914年11月末，克省悟夫妇、美爱仁姑娘来狄道服事。克省悟负责牧养当地教会，管理圣经学校。苟乐天担任他的助手。克省悟夫人和美爱仁一起承担狄道的妇女和儿童主日学的工作。
宣道会外事部部长高乐弼也在此时到访狄道教会，劝勉当地信徒。苟乐天带领狄道圣经学校的学生热烈欢迎几位宣教士，摆设丰盛的宴席款待他们，并送给高乐弼一幅中国书法的卷轴。随后，克省悟、高乐弼和特地从岷州赶来的吕成章参加了在狄道举办的本土传道人会议。[22]
图三：甘藏边区本土传道人会议中西同工合影（1914年12月，狄道）[23]
中排左一：冯自新，左二：胥耀西，左三：吕成章，左四：高乐弼，右三：克省悟，右二：苟乐天，右一：孟名世；前排左三：苟希天；后排左一：魏镇魔，左二：梅葆贞，左四：苟成义。
克省悟长年担任甘藏边区的委办长，所以本次调整驻地也标志着甘藏边区的总部已经由洮州旧城（亦为全区第一间宣教站）转移至狄道。1915年至1949年，狄道一直是甘藏边区重要的宣教基地。克省悟多年在此筹划全区汉族和藏族宣教事宜，也从此骑马出发，巡视各个宣教站的工作。许多新抵达甘肃的宣教士在狄道接受语言和文化培训，从圣经学校毕业的神学生更是从这里前往远方的宣教点。
1916年11月，克省悟夫妇返美休假。在临行前，他们为养女姜满盈举办婚礼。姜满盈是克省悟夫妇在1905年收养的弃婴，当时被迷信的父母戳伤眼睛，遗弃在洮州旧城的街头，现在已经长成一名亭亭玉立的少女了。新郎陈永昌也是洮州人，他的母亲被白朗军士兵砍成重伤，经过克省悟夫人的精心照料后得以痊愈。母子二人在治病时听了福音，几乎同时归到主的名下。这是当地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基督徒的婚礼，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连一百多英里外的卓尼土司都派人送来礼物。[24]
在克省悟夫妇休假期间，有德文华夫妇接替他们主持狄道的工作。1918年上半年，克省悟重返狄道，还特别调派莫大猷夫妇前来协助。莫大猷在克省悟离任后被选为甘藏边区的新任主席，继续在狄道统管全区的工作。
这一时期，驻狄道服事的宣教士还有甘维雅姑娘、何佩道姑娘、林路得姑娘、艾名世夫妇和宋昌仁夫妇等人。其中，艾名世曾任狄道圣经学校的校长，后因对藏族工作的负担而申请调至洮州旧城。宋昌仁有管理方面的恩赐，曾帮助克省悟处理行政事务，后又被选为副司库和委办长助理。
1924年7月27日至8月3日，在宣道会的总部狄道，又举行了第二届甘肃省宣教士联合会议。除了53位宣教士外，还有来自各地的40余位中国基督徒出席此次会议。内地会副总主任唐进贤（Mr. George W. Gibb）也作为特别嘉宾，专程赶到狄道参会。[25]
图四：第二届甘肃省宣教士联合会议中西同工合影（1924年8月，狄道）[26]
中排左九：克省悟，左十：唐进贤（内地会副总主任）
从1905年建立之初至1927年，狄道教会十分兴旺，受洗归主者共有二百余人，兴起牧师、传道员和教师二十余名，包括：苟乐天、梅葆贞、徐应魁、苟成义（又名“苟约翰”）、王焕文、陈尚智、苟希天（又名“苟保罗”）[27]、梁任栋、张露天、王焕章（又名“王约瑟”）、任清若、魏学濂、康昶荣、苟守真、马文炳、苟富撒（女传道）、杨博拉（女传道）、周彼息（女传道）、卢亚那（女传道）、苟梅香（女教员）等。
宣教士、中国传道人和信徒们同心合意地在狄道城内传扬福音。只要教会内部与社会公共环境允许，教会从岁首到年终都会举办各式各样的布道活动。无论是临街会堂中的见证分享会，还是在县衙前广场的露天布道，抑或是售卖圣经、乡村布道和挨家挨户的探访，都吸引成群的民众参加教堂的晚间福音聚会。在新年期间，特别是在元宵节那一天，人们涌上街道，辞旧迎新，也来听福音——一种新的道路，注入新的生命，也引向新的结局。
狄道男校的办学事业也蒸蒸日上。男孩子们在学校中接受了良好的文化课程教育，信仰也得以坚立。一些人成为日后的传道人，还有一些成为教会的平信徒领袖。1922年，学校引入了编织地毯的技术课程。1924年，学生们在课余时间制作的地毯已经远近闻名，销路甚广。售卖地毯所得可以补充学校的办学经费，学生亦可学到赖以谋生的一技之长。[28]
随着教会人数的增加，始建于1906年的教堂已不敷用。尤其是在1919年的圣诞节，当参加福音活动的朋友和儿童挤满会堂时，松动摇晃的墙壁几乎酿成事故。1920年3月，狄道宣教站的宣教士住宅毁于火灾。惊惶过后，宣教士们意外地发现棘手的难题已经迎刃而解——房屋烧毁后刚好空出一块合适的地皮，而美国弟兄姐妹慷慨解囊的捐助也预备了新建教堂的资金。结果，一栋巍峨美奂的礼拜堂在当年便拔地而起。神真是“使万事都互相效力，让爱祂的人得益处”的神！[29]
图五：狄道的宣道会教堂（建于1920年）[30]
真理从狄道城中的福音堂传遍了周边的地区。1925年，狄道教会有支堂两处，一处在城东南八十里的官堡镇（今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会川镇），陈尚智任传道；另一处在城西北四十里之新添铺（今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新添铺镇），王仕杰任传道。
此外，在狄道城东的黑石湾（今临洮县窑店镇黑石湾村），王焕文一家四代人几乎带领全村的乡亲归主；在城西南九十里的景古（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康乐县景古镇），一位富有、受人尊重的老奶奶勇敢地为主做见证，直至一间教会被建立起来。在庆坪（今渭源县庆坪镇）、陈家嘴（Cheng-chia-tsui）等多地，起初艰难赢得的灵魂都成为祝福的管道，带领乡邻和亲属离弃偶像崇拜，转向神。[31]
3、河州教会——在纷扰中坚强成长的教会
河州教会于1909年悬牌挂匾，正式成立福音堂。1912年，艾自新牧师逝世后，狄道圣经学校毕业生梅葆贞携家眷来河州，专任传道之责。1916年，宣道会再派圣经学校毕业生王焕文前来协助。
王焕文起初在河州被艾自新的布道吸引，进而相信福音。归信之后，他受到父兄的逼迫，可依然对主忠心，病重的母亲也看到他生命的改变。一天，王焕文不忍见母亲被病痛折磨，便祷告：“主耶稣，如果你医治我的母亲，我就奉献自己的一生去传道。”结果，母亲决志信主，很快得着医治。王焕文按所许的愿进入圣经学校学习，毕业后成为一名传道人，后在河州忠心服事几十年。[32]
此后，克省悟、德文华、吕成章等宣教士时常来河州，勉励信徒、坚固教会，信主的人日渐增多。1918年起，德文华夫妇调至河州，在北大街买到基地一处、铺面七间以作礼拜堂之用。此后，德文华牧师在河州深耕近二十年，全心投入传道与牧养工作。在德文华夫人的努力下，河州的妇女布道工作得以渐渐开展。1920年8月，17名宣教士齐聚在河州，举办甘藏边区第十七届年会。此时，河州的教务已略显兴旺之气象。
年会结束后不久，德文华夫妇回美国休假。未曾想到，河州的宣道会在此期间大受神召会的搅扰——梅葆贞已经过会至神召会，新普送牧师又亲自来河州开展活动。结果，许多信徒离开宣道会。王焕文忧心如焚，虽尽力维持，但独木难撑，只得恳切祷告，求主挽此狂澜。
1922年7月，德文华夫妇返回河州，重新治理教会，纷争方才止息。又在河州以南的宁河堡（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县）设一支堂，由王焕文任传道。传道员徐文若、苟和天，妇女传道员周彼息也先后来到河州，同心协力，传扬福音。
截至1925年，河州地区的男女领洗者共计68人，设有男校、女校各一间，学生30余名。每逢礼拜，前来教堂听道的男女不下数百人。如举办特别福音聚会，则人潮涌动，“大有人多屋少之患”。
4、巩昌教会——殉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种子
直至1917年，巩昌教会只有25名信徒，由甘藏边区的中国传道人轮流牧养，属灵生命十分孱弱。于是，神将继续建造巩昌教会的负担放在宣教士柯尔备的心中。
在1916年驻岷州宣教站期间，柯尔备经常随本地传道人到巩昌布道。他曾感叹道：“在巩昌城及其四围的农村，有如此多的人一生之中从未听过福音，就无望地走进坟墓了。”
1917年底，柯尔备来到巩昌，与之前已经驻扎于此的传道员苟希天同工。因为邪术盛行，巩昌地区被鬼附、“生怪病”的人很多。柯尔备每天与苟希天恒切祷告，祈求神击垮撒但的权势。
终于，有一张姓男子来福音堂寻求帮助。他原来住在巩昌城附近的农村，妻子得了一种身子僵硬的怪病，无法可治，他为了“改换风水”又搬到城内租房居住，但妻子的病情反而加重了。柯尔备把基本的福音真理讲给他听，劝他倚靠耶稣，之后又请苟希天去病人家中祷告。
苟希天来到张姓男子所租住的院子，请他们跪在地上，再奉主的圣名祷告。过了约一个小时的功夫，“妇人苏醒，且坐且食，前之各疾亦完全除去”。自此之后，张姓男子买了一本圣经、一本赞美诗集，且戒掉赌博的恶习，每周参加主日聚会和祷告会，在见证会上讲述得蒙拯救的经历。[33]
还有一位姓李的老者，是一个贫苦的农民，“背患一疮，径有四寸之大，深寸余”，骨头已经暴露出来，“百药医之无效，皆束手无策”。万般无奈之下，遂请苟希天为他祷告。神赐下特别的恩典，只用了一周的时间，恶疮居然不治而愈。老人从此不再参加祭拜假神的活动，归入教会。当宣教士或传道员外出布道时，老人自愿跟随，时常脱下破烂的汗衫，指着背上愈合的伤疤，激动地向人见证神的大能。[34]
其他各种遇有鬼祟和不治之症的病人，因祷告而得痊愈的，不胜枚举。自此，越来越多的人改变了对基督教的偏见，教会的传道工作得以快速展开。
柯尔备清醒地认识到，许多初入教会的信徒虽然坚信神的大能，但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远未达到成熟的地步。在两年的时间里，他尽心竭力地在福音堂、城内的大街和城外的乡村布道，教导基督徒神的话语，带着他们一同祷告，更是在内室中恒切地为事工、病患和受苦的人祈求。他还试图帮助巩昌教会在发展初期便实现完全的自养，教导这一小群中国信徒“在一切的需要上全然倚靠主耶稣的供应”。
由于过度疲劳，柯尔备在服事中忽然病倒。虽经博德恩医院的巴乐德医生（Dr. R. C. Parry）亲自赶赴巩昌为其诊治，还是在1919年8月离世。柯尔备夫人在巴乐德、宣道会的同工韩卫道和一群中国信徒的陪同下，用骡车将丈夫的灵柩送至狄道，葬于艾自新的墓旁。
虽然在缺医少药的甘藏边界，很多宣教士都有重病得医治的亲身经历，也靠着祷告使许多汉族、藏族民众病得痊愈，以至归向基督；但是，他们视医治为神的主权，也将在宣教工场离世看为极大的荣耀。在报道宣教士病逝的消息时，《宣道周刊》经常使用以下词句：“这对他而言是好得无比的，因为离世与主同在”，“蒙主宠召”。因此，宣道会的弟兄姐妹们在遭遇柯尔备等年轻宣教士遽然离世的打击时，虽然眼中含泪，仍可以坦然面对，继续勇敢前行。
柯尔备去世之后，胥耀西[35]与其子胥志仁承担起牧养巩昌教会的工作。胥家父子1901年信主，是内地会韩世箴牧师（Rev. Henry W. Hunt）在伏羌（今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所结的果子。后来，胥耀西举家搬至岷州，遇到在那里开荒布道的艾克仁牧师，从此积极参与教会活动，后来成为宣教士的同工，先后在岷州、洮州服事。1919年，因苟希天调至岷州，胥耀西和儿子遂来到巩昌协助柯尔备。之后他长驻陇西，成为当地教会的牧师，忠心牧养教会。
柯尔备去世时，胥耀西已经年近八旬，须发洁白，可仍然身体硬朗。他熟读圣经，能背诵大段经文，每次讲道都准确无误地引用二三十处圣经。宣教士和中国信徒都尊称其为“胥爷”，教外的人也心怀恭敬地听他传讲福音。满头银发的胥耀西站在台上讲道，已然成为巩昌教会的一个见证。
截至1925年，巩昌教会自创会以来受洗的信徒有90余人，除革退、离世以外，实存者55名。
5、洮州教会——甘藏边界的福音发轫地
洮州旧城的宣教站始建于新普送、克省悟1895年初次到达甘肃之时，是甘藏边区第一个宣教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洮州旧城是整个宣教区的中心，也是女子学校的所在地。
洮州旧城地处甘肃之“僻处边陲”，风气未开，交通不便。在城内及四围地区，汉、回、藏三族杂处，“回族恃其素有之宗教以自矜，藏族守其固有之佛说以自迷，汉族对外来的福音恒抱反对之态度”[36]。虽然面临种种困难，但宣教士们仍在这块坚硬的土地上不懈地耕耘。
1914年底，甘藏边区年会结束之后，德文华夫妇、饶约翰与何佩道四人留驻洮州旧城。德文华负责旧城、新城的汉族事工，旧城的藏族事工由饶约翰协助配搭；德文华夫人负责两地的妇女事工，还要管理旧城的女子学校，何佩道做她的助手。
1916年10月，吕成章夫妇再次来到洮州，接替北上狄道的德文华夫妇。在他们抵达后不久，洮州旧城就爆发了由毗邻藏区传入的肺鼠疫（pneumonic plague）[37]。感染者的死亡率很高，洮州的宣教士紧急将疫情爆发的消息报告给博德恩医院。巴乐德医生收到消息后，带领三名医学生，火速赶到洮州旧城，布置隔离病人、防疫杀毒等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遏制了疫情的蔓延[38]。由于神大能的护理，洮州六位宣道会宣教士的生命得以保全，基督的教会也更加受到官员和民众的尊重了。
1917年，在妇女布道事工领域享有盛名的内地会女宣教士贾贵安（Miss. Jessie Gregg）受邀来到甘藏边区。她依次访问了岷州、卓尼、洮州和狄道等四地的宣教站，每地停留四天，每天举办两场妇女特别聚会。在洮州旧城，吕成章夫人和傍佳圣姑娘走街串巷，邀请汉族、藏族和回族的妇女们来参加布道会。宣道会女校的学生更是全员出席。负责洮州新城事工的何佩道姑娘也苦口婆心地劝已经建立信任关系的妇女参会。旧城、新城两处参加聚会的妇女数都超过100人，其中决志信主的人有20余位。[39]
这段时期，在洮州旧城、新城及录巴寺等地服事的中国传道人有苟希天、雍克忠、常重生、侯世勳和张露天等人。
令人惋惜的是，洮州宣道会的平稳成长只持续了不多几年。1918年6月，新普送重返洮州。抵达之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其作为宣道会宣教士时期所带领过的基督徒，并规劝他们改换门庭，加入神召会”。周肇南[40]率先转会，又在阳坝（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喀尔钦乡阳坝村）建立起甘肃省第一间“神召会”教会。周肇南在洮州及其邻近地区的教会中德高望重，也是该地区惟一经过按立的中国人牧师。在新普送、周肇南两人的共同努力下，洮州旧城的魏喜哥、牛殿佐，新城的王汝器，业路的李攀云，术布的夏维新等十余户人家相继加入了神召会。[41]这些信徒的离开，极大地削弱了宣道会在洮州的力量。
根据甘南州志等地方史料记载，新普送将中国传道人的薪资由原宣道会的每月五两银子增加至八两，“使宣道会的传道人纷纷改换门庭，投于神召会的门下”[42]。公允地说，相当一部分传道人转会至神召会并不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报酬。以周肇南牧师为例，身为阳坝宣教支站的负责人，他多年来忠心服事，没有从宣教士领过一分钱的津贴[43]，反倒经常为教会的各项事工奉献金钱。周肇南后来加入神召会，除了认同其神学观点以外，也与个人感情有关——当年正是新普送把福音传给他、为他施洗，并陪他走过初信时大遭患难的日子。
截至1925年，洮州旧城、新城和录巴寺三处教会共有会友200余人。从其中兴起传道、教员有11人，包括：姚凤来、姚敏之、常重生、王仕杰、侯世勳、雍绪忠、雍克忠、朱克昌、朱克敏、赵海山等。
6、岷州教会——负重前行的教会
1914年底，吕成章夫妇、邸理斯夫妇调至岷州。吕成章监管全区整体事工，还要负责被毁宣教站的重建事宜，邸理斯在旁协助；吕成章夫人负责妇女事工，兼任宣教士子弟学校的舍监，邸理斯夫人协助她做妇女工作，同时负责宣教士子弟学校的教学管理。
在白朗之乱中，岷州的宣教士住宅被彻底焚毁。教堂险些被点燃，所幸受损并不严重。乱定之后，信徒的生命和爱心都有成长。尽管粮食的收成并不好，一般的信徒还是奉献了相当于往年两至三倍的金钱。为了扩建教堂而做的专项奉献更是达到75美元[44]。1916年初，在吕成章的亲自监管下，一间更为宽敞的宣教士住宅在原址落成，教堂也得到修复和扩建。
1916年，岷州教会在城西五十里处的田家堡建成支堂一处。当地信徒在属灵生命方面渐渐长进，人数不断加增，便提出建造会堂的请求。吕成章鼓励他们专心倚靠神，自己亲手建堂。这一小群初信的弟兄姐妹听从了建议，有人奉献一块土地，有人出钱购买木料、砖瓦，也有人承担修建工作。岷州教会作为母会，亦提供了一些帮助。仅过了一年，一间会堂便建好了。事实证明，实践“自养”对于地方教会是一个很大的祝福。[45]
1916年底，因吕成章夫妇调任洮州，邸理斯夫妇开始独立负责岷州的事工，有传道人孟名世[46]、售经员魏镇魔在旁协助，宣教士莫大猷、柯尔备也在此地见习传道。
1917年，圣灵重生人的工作在岷州特别明显，“几乎没有哪一个星期是没有人得救的”。宣教士与中国同工每周前往四围的乡村布道，都能为主赢得几个灵魂。每次的女子布道会都有几名妇女参加，其中的一位将《宣道会要理问答》（Alliance Catechism）拿回家，请邻居来念（因为全家人都不识字），竟然因此信主。每天都有人来到岷州的布道室，或是做生意，或是礼节性地问候一下，邸理斯抓住机会传福音，最后也有几个人信主。各种背景的人都在福音堂得着救恩：有步行三十多英里路程、每月来聚会一次的妇女，有曾在寺庙事奉假神四十年的阴阳先生，还有十几岁的学生。宣道会在岷州设有初级小学一所，其中22名学生中已有12个人承认主名。此外，传道人冯自新从这里出发，在宕昌（今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阶州（今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设立宣教支站。[47]
新普送在1918年返回甘肃，完成在洮州组建神召会的工作之后，便将儿子新振华、长女玛格丽特（Margarete）和大女婿杰姆森（Robert Jamieson）留在那里。其本人则在1919年带着次女新佐华（Lousie）、二女婿陈维德（Christopher Chnoweth）前往岷州另立聚会，与原有的教会形成对峙之势。
岷州教会随即出现分裂，三位最早全职服事，也是最能干的传道人魏镇魔、冯自新和孟名世一起退出宣道会。一时之间，宣道会只剩下岷州城内一间福音堂，邻近乡村的宣教支站信徒几乎全部转入神召会。此外，位于岷州西南方向的宕昌、阶州（武都）等地的福音工作，也随冯自新转会而归入神召会名下。
那一时期，宣道会在岷州的事工极其窘迫。邸理斯作为一名来华刚满六年的宣教士，在能力和名望方面显然无法与新普送相提并论。因原来的妇女传道员过会至神召会，邸理斯夫人甚至无法再继续推进妇女布道工作。为对抗神召会的影响力，宣道会特别将女宣教士巴美义、传道员苟希天调至岷州，还于1920年在岷州专门举办中国信徒聚会，由克省悟、德文华等资深宣教士做专题讲道，以答疑解惑，坚固信徒[48]。遥想近三十年前，克省悟和新普送搭乘同一艘轮船前往中国，情谊何等深厚，如今在岷州虽近在咫尺，却不能，也不愿意见面沟通，真是让人情何以堪！
1921年，吕成章夫妇来到岷州守牧教会，中国传道人马文炳、张露天等臂助之。自此，宣道会的福音堂从纷扰混乱中稳定下来。这一时期来岷州服事的宣教士还有斐文华姑娘、明妮·安娜·戈布尔姑娘、饶约翰夫人、万姑娘和科拉·麦克马洪姑娘等人。
教会恢复元气之后，吕成章与中国传道人继续忠心牧养信徒、传扬圣道，还组织了许多有益于当地民众的慈惠事工。
自从吕成章夫妇到来岷州以后，宣道会女子学校也从洮州迁至岷州。宣教士们将学校命名为“培贞女子学校”。除了圣经、文化基础课程外，女校还开设了家政课程。其中，手工刺绣课程尤具特色，选用土产亚麻布，由技艺娴熟的女生绣上各种花草图案，运往美国销售，以开源教育经费。培贞女子学校开办时间历二十多年，是那一时期洮岷地区惟一的女校。该校毕业生包修德、王淑贞、乔化仙等人，后来出任岷县女子小学教员、校长等职。[49]
图六：培贞女子学校的中国师生与宣教士合影（1925年左右，岷州）[50]
二排左四：饶约翰夫人，左五：吕成章夫人
吕成章夫人与斐文光、明妮·安娜·戈布尔每天都为岷州的妇女开办圣经学习班，还教她们识字。由于归信的妇女越来越多，参加主日聚会姐妹的人数总是超过弟兄。她们的精神面貌改换一新，常常面带喜乐，梳洗干净，衣着整洁。在岷州的街头，有时从外表就能分辨出信主的姐妹与不信的妇女。教会中的妇女还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团体：官长的太太与女乞丐在同一个屋檐下敬拜神，已婚的姐妹与女校的姑娘们一同凑钱帮助无倚靠的寡妇。[51]
1922年，岷州、洮州遭遇饥荒，吕成章与斐文光、韩卫道、汪肃鹤一同投入赈灾工作，向上千名灾民提供帮助[52]。1925年，岷州耕牛瘟疫流行，吕成章快速购来了防治药品，制止了牛瘟蔓延。为此，甘肃省政府赠予他“术冠中西”的匾额，以资表彰。[53]
1925年，宣道会岷州教会有会友一百七八十人，产出传道人、教师七人，其中除转至神召会的魏镇魔等三人，还有李养源、张士明、葛卫道和陈天祥。
7、卓尼教会——在艰难中推进事工
克省悟在1905年创建卓尼宣教站，此后与妻子长期在此服事。1908年，克省悟夫妇回国休假，熊耀光（Frank B. Baer）夫妇、德文华夫妇又相继在卓尼驻守一年有余的时间。
1913年，麦约翰夫妇来卓尼接替克省悟夫妇，正式接管宣教站的各项事工。驻卓尼期间，麦约翰扩建了宣教站的会堂，在新堡（今临潭县新堡乡）开辟一间宣教支站，还忠心地在卓尼城内及周边的农村地区布道。麦约翰夫人（Mrs. Marble C. McGillivray）负责卓尼和新堡的妇女事工。为了吸引民众来听道，麦约翰还率先使用了幻灯片讲述耶稣的生平。[54]
1919年，韩卫道来到卓尼，并于麦约翰夫妇离开后长期在此牧会。蒂拉·阿道夫松姑娘在与韩卫道结婚后，也一同来到卓尼。他们“除平日乡村布道外，每到六月、十月，逢大会时，还作特别的帐篷布道大会”。
这段时期，在卓尼服事过的宣教士还有叶淑珍姑娘、傍佳圣姑娘、哈恩贞姑娘和巴美义姑娘。中国传道人有常重生、雍克忠和任清若先后驻卓尼，协助宣教士作主圣工。
截至1925年，卓尼已开设教会二十余年，居于此地的宣教士“煞费了苦心，勤劳了多年”，但信徒不过数十名，且多系汉人。推究其故，大概有以下原因：“第一，此地系世袭指挥使杨公（杨积庆）署区，其人民都受制于权下，不能自由；第二，此地人民多半求生活于衙署，或为头目，或为总管，或为长宪，若一旦信主，生计上必大受影响。”[55]
8、甘南布道团的成立
以上各处之教会，均有常驻的宣教士或中国传道人负布道之专责。但因会堂事务繁杂，往往不能将福音传到远处的僻壤村落。在甘藏边区所负责的区域中，民众十之八九在乡下务农，对于这等人的布道，便成为工作的当务之急。1918年，在洮州旧城召开的全体外国宣教士和中国传道人大会上，此项事务一经提出，便获全体工人赞成通过，遂定名为“甘南宣道会布道团”。
布道团服事的宗旨为：“切实地帮助各处传道人不及之处，务使福音传到那未到的地方，叫四处的男女老幼同胞，得听福音喜信，蒙救主之大恩，免使发白的庄稼零落于土中。”因为中国同工人数较少，所以布道团起初只有三人，一为团长，二为团员。起初任期以一年为限，到期满再为另换人员。
1924年，又新添一团人员，与原有布道团合称“南北二团”：北团在循化、河州、宁定（今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狄道、洮沙（今定西市临洮县太石镇一带）、渭源、巩昌等县，轮流作工，王焕章为团长，康昶荣、王焕理为团员；南团在洮州、漳县、西固、武都等县，魏学濂任团长，葛卫道、张得荣为团员。
布道团辛勤工作数载，栉风沐雨，“经过之村庄，所遇之人民，讲道之次数，不可以数记”。从前没有听过福音、不知主道为何物之人，现在已经知道其梗概。甚至从前以恶言相向的人，也已停止毁谤，“且称福音为善道，信徒为善士”。收获之日似乎已经不远了。[56]
（未完待续）
[1] 民国二年（1913年）年初，北洋政府废清朝府、厅、州旧制，一律改为县，改河州为导河县。民国十八年（1929年），国民政府改导河县为临夏县。为与“宣道会甘藏边区简史”的上篇保持一致，本文仍沿用“河州”的旧称。洮州、岷州、狄道和巩昌等地名也循此例，不再另加说明。
[2] 汤清，<自序>，于《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viii。
[3] 张广建（1867 – 1938），安徽合肥人，曾在聂士成部为军佐，后分发山东，为巡抚袁世凯所重用，官至藩司。1914年至1920年，张广建出任甘肃都督兼民政部长，掌握全省军政大权于一身。张广建属于北洋系将领，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其下辖的军队装备精良，实力远在甘肃原有汉回各军之上。因此，在其统治期间，甘肃省局势稳定。张广建思想开通，对外国人友善，也对宣教士提供保护。
[4] 陆洪涛（1866 – 1927），江苏徐州人，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此后作为陕甘总督陶模的随从，入新疆省和甘肃省，并在军队中升迁。1921年至1925年，陆洪涛任甘肃督军。在其督甘期间虽无显著政绩，汉回军阀也争权夺利、各自为政，但政局依旧平稳，没有发生大的战乱。
[5] 刘郁芬（1886 – 1943），河北保定人，早年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在冯玉祥的军队中效力，1924年任师长。1925年10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入主甘肃，刘郁芬先行代理、后正式出任甘肃督办，直至1929年调离。1926年5月至9月，甘肃地方军阀曾趁国民军主力与直系、奉系军队在京郊南口激战之机，进攻刘郁芬部，但很快就被击溃，不至于糜烂地方。值得一提的是，冯玉祥早在1912年便受洗，又经常邀请宣教士和中国传道人赴其军中布道，素有“基督将军”之称。1924年，冯部所辖3万余人，士兵领洗者半数以上，军官领洗者达十之八九。虽然冯玉祥后来离弃信仰，其麾下受洗之官兵也多有转身退后的，但国民军仍可算是受基督教影响较大的军队，军中有不少信仰纯正的基督徒。因此，这支军队军纪严明，且对宣教士和甘肃基督徒相当友善。
[6] 时任华英中学校长的富能仁牧师向学生表白说：“我们对上海惨案非常痛心，但教会是人民团体，无法制止政府与资本家的暴行。我们传教士本着圣经教训，舍已吃苦、离乡背井来中国传播福音，我们的生活是大家知道的。”资料来源：《甘肃省基督教简史》（内部使用本，兰州山字石礼拜堂），44。
[7] 雷保罗（Paul Rader，1879-1938），美国人，牧师、布道家，宣道会第二任主席。1912年至1914年，在匹兹堡（Pittsburgh）的宣道会教会接受训练，同时出任助理牧师。雷保罗精力充沛，是一位大有能力的传道人，很受宣信赏识。1915年，出任芝加哥慕迪教会（Chicago Moody Church）牧师。1919年1月，被选举为宣道会副主席。同年10月，在宣信去世后，接任宣道会主席一职。1924年，从宣道会辞职，投入其他福音布道运动。
[8] David P. Jones, A. B. Simpson, The Unlikely Founder of a Global Movement (Colorado Springs, CO: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2019), 221.
[9] “With the Lord, Rev. C. Edwin Carlson,” The Alliance Witness, March 8,1965, 15.
[10] Robert B. Ekvall, Harry M. Ahuman, etc., After Fifty Years, A Record of God’s Working through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Harrisburg, PA: Christian Publications, 1937), 49-50.
[11] Ruth E. Lindberg, “My First Experience,” The Alliance Weekly, February 3, 1906, 64.
[12] Edith M. Beyerle, “Inter Mission Conference, Kansu Province,” The Alliance Weekly, February 1, 1919, 283; “Second United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Kansu,” The Alliance Weekly, December 20, 1924, 434; 王慧，<1877-1820年的甘肃基督教新教>，于《西北近代社会研究》，张克非、王劲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435-36。
[13] 照片来源：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50, no. 1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19): 2。
[14] James A. Diehl, “The West China Conference,” The Alliance Weekly, February 20, 1915, 328.
[15] 宣教士排序依照来华时间的先后次序而定。关于女性宣教士，如果在赴华之时为未婚，英文名注为“Miss.”；若为已婚，则注为“Mrs.”，附缀夫姓。下文中的宣教士姓名做同样处理，不再另加说明。
[16] “丰收与前进”阶段的“汉族教会日益壮大”等四个特点，系艾名世在其《通向西藏的门户》（Gateway to Tibet）一书中提出。本文在这四个特点的概述部分，有大段内容从该书相关章节（Part II Narrative-Harvest and Advance, 1915-1927）译出。
[17] William Christie, “The Beginning of the Harvest,” in The Alliance Weekly, April 6, 1918, 8-9; 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二期）》（商务印书馆，1915），359。
[18] 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四期）》（上海广学会，1918），101；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1901—1902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330。
[19] 新普送即原宣道会甘藏边区的宣教士席儒珍，在1892年与克省悟同期来华，后复一同来到甘藏边界开荒布道，曾经担任过甘藏边区委办长。席儒珍退出宣道会一事详见“宣道会甘藏边区简史”的上篇。他本次来华更名为“新普送”，即“重新普送福音”之意。
[20] Mrs. Phebe B. Snyder, “Tibetan Border Mission Conference,” in The Alliance Weekly, October 25, 1919, 76; 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六期）》（中华续行委办会，1921），315。
[21] 苟乐天（1871-?），字晓三，狄道人，前清秀才，1905年经艾自新牧师带领信主，1912年被按立为牧师，后长期负责狄道教会的牧养工作，兼任圣经学校校长。带领包括母亲在内的六十余名亲属信主，弟弟苟和天、苟希天，侄子苟成义等人先后成为甘藏边区的传道人。1922年，曾作为宣道会甘藏边区的中国信徒代表，参加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基督教全国大会。资料来源：William Christie, “Extracts from Kansu Letter,” The Alliance Weekly, September 28, 1912, 426; M. B. Birrel,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at Shanghai,” The Alliance Weekly, August 12, 1922, 345。
[22] Jessie Christie, “From Tao-Chow to Tih-Tao,” The Alliance Weekly, March 6 , 1915, 360.
[23] 照片来源：罗腓力，《宣道与中华》（宣道出版社，1997），附录页“华西区中西同工合照”。
[24] Anna E. Galbraith, “A Wedding and a Farewell,” The Alliance Weekly, December 23, 1916, 184.
[25] “Second United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Kansu,” The Alliance Weekly, December 20, 1924, 434.
[26] 照片来源：“The Second United Kansu Conference,” China’s Millions, North American Edition, February, 1925, 30。
[27] 苟希天（1891-1982），狄道人，由大哥苟乐天带领信主，取圣经名“苟保罗”（Paul Keo）。因为在家中排行第四，所以被当地信徒尊称为“苟家四爷”。后在狄道圣经学院学习，毕业后成为甘藏边区的中国传道人，先后在巩昌、岷州、洮州新城等地服事。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苟希天已经成长为甘藏边区汉区教会的领袖。历任宣道会甘藏边区华会主席，甘肃省基督教联合会副会长、会长，还曾在甘宁青基督教联合会灵修院任神学教师。1957年，被打为右派，带高帽游行，但拒绝屈服。文革期间，仍坚守信仰，常劝勉弟兄姐妹“在众人面前不认主的，主也不认他”。在秘密聚会中讲道、主持洗礼。八十年代，狄道教会恢复聚会后，讲道坚固信徒。
[28] Eva M. Moseley, “Conference Letter from Kansu-Tibetan Border Mission,” The Alliance Weekly, December 30 ,1922, 653; Elizabeth F. Ekvall, “Greetings from the Kansu-Tibetan Border Mission Conference,” The Alliance Weekly, February 2, 1924, 791.
[29] “Editorials,” The Alliance Weekly, April 17 , 1920, 39; Eva M. Moseley, Moh Ta-Iu, Man of Great Plans: The Biography of Dr. Thomas Moseley (Christian Publications, 1963), 45-48.
[30] 照片来源：由克省悟的外孙康纳德大夫（Dr. William C. Conrad）提供给临洮教会。
[31] Robert B. Ekvall, Gateway to Tibet. Harrisburg (PA: Christian Publications, 1938), 106.
[32] 在王焕文的影响下，整个家族几乎全部归主。弟弟王焕章、王焕理成为甘藏边区的传道人，妹妹王焕瑛、弟弟王焕明赴博德恩医院学习，作为基督徒护士、医生服事主。资料来源：Thomas Moseley, “Carrying On in Western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October 29, 1927, 713。
[33] W. G. Colby, “The Gospel and the Devil in in Kong Chang,” The Alliance Weekly, February 23,1918, 713; “The Power of the Gospel in in Kong Chang,” August 23, 1919, 347.
[34] W. G. Colby, “The Need in Kong Chang,” The Alliance Weekly, September 6, 1919, 378.
[35] 胥耀西（1842-1943），甘谷人，甘藏边区第三位被按立的中国牧师，陇西教会创建初期的主要负责人。
[36] 苟希天等，<甘肃宣道会传道史>，《金陵神学志》（中国基督教历史特号乙编，1925），80。
[37] 肺鼠疫是毒性最强的一种罕见鼠疫，任何患肺鼠疫的人都可能通过飞沫将鼠疫传播给其他人。肺鼠疫如果不及早诊断和治疗，通常会致命。详见：<鼠疫>，世界卫生组织网站，2022年12月3日存取，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plague。
[38] “The Plague at Taochow,” The Alliance Weekly, December 30, 1916, 202; Robert H. Glover, “Good news from China,” February 3, 1917, 282.
[39] Phoebe E. Snyder, “Miss Gregg’s Meetings in West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December 15, 1917, 168.
[40] 周肇南（1853-1929），字善卿，洮州城关教场人，前清贡生、修职郎（文官正八品散阶，虚衔）。洮州第一位受洗归主的基督徒，亦为宣道会甘藏边区最早按立的两位中国牧师之一。信主后不久即捐出地产，设立阳坝宣教支站（又名“福音园”），收容因信仰遭遇逼迫的基督徒。1910年，资助宣教士在洮州筹办女校。1918年，过会至神召会，任洮州福音园牧师，直至去世。其子辈、孙辈很好地传承了信仰，继续忠心事主，而阳坝至今还是一个基督徒人口占多数的“福音村”。资源来源：刘铁程，<甘肃汉藏边界的基督教：历史与现状>（兰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8），31-32。
[41] 陈声柏，<新普送的五旬节经验及其在中国的影响>，《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2013）：114。
[42] 甘南州州志编纂委员会，《甘肃藏族自治州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1731；卓尼县地方史志编委会，《卓尼县志》（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672。
[43] William Christie, “The Beginning of the Harvest,” The Alliance Weekly, April 6, 1918, 8.
[44]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甘藏边区通行的货币是不规则的银块，所以此处指中国信徒奉献了与“七十五美元”等值的银子。资料来源：Mrs. Florence Ruhl, “China-Tibetan Border,” in The Alliance Weekly, February 26, 1916, 346。
[45] “China-Tibetan Border,” The Alliance Weekly, October 28, 1916, 58.
[46] 孟名世（1873-1958），字耀如，岷州人，前清秀才，世居城区洪家桥，初在艾克仁牧师的带领下信主，后赴狄道圣经学校接受造就，毕业后即全时间在教会中服事，是甘藏边区于1912年首批任命的五位传道人之一。后脱离宣道会，加入新普送带领的神召会，接受按立，成为岷州最早的中国人牧师。在神召会历任驻岷州牧师，贫儿院院长等职。1937年，因不满外国宣教士的控制，加之神学观点的分歧，与新普送分开，另创“中华神召会岷县自立会”，租用县城尚氏宅院为教堂，自行礼拜。终因经费拮据而难以为继，坚持至1947年便停止活动，将自立教会的牌子移挂于隍庙街冯自新家庭诊所门口。自此，终身不进外国宣教士所控制的任何教堂，居家经营农田，依规读经、祷告，举行家庭敬拜，直至寿终。资源来源：李璘，《闲斋漫语》（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154-55。
[47] Robert H. Glover, “A Visit to Our Eastern Asia Missions,” The Alliance Weekly, June 26, 1915, 200; James A. Diehl,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at Min Hsien,” The Alliance Weekly, August 4, 1917, 280; William Christie, “First-fruits of Larger Harvests,” The Alliance Weekly, October 27, 1917, 57.
[48] E. M. Beyerle, “1920 Native Conference at Minhsien, Kansu,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June 19, 1920, 184.
[49] 周文浩，<岷县基督教概述>，于《岷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1997），176-77；张扬明，《到西北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92-93。
[50] 照片来源：Research and Reference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the Kansu-Tibetan Border Mission of the C&MA (in the C&MA National Archives), 153。
[51] Mrs. William N. Ruhl, “Then and Now,” The Alliance Weekly, June 30, 1922, 188.
[52] 据民国十年岷县呈省长禀文“暂缓汽车股捐一件”记载，“岷县自白朗过后，连年冰雹，斗价昂贵，民实不聊其生。加之推捐无已，科派不休，一切正贡杂项各诛求，实有不能支持者……”资料来源：岷县志编纂委员会，《岷县志》（兰州：甘肃省人民出版社，1995），421-22；“Pioneer Prospecting,” The Alliance Weekly, December 30, 1922, 653。
[53] 周文浩，<岷县基督教概述>，于《岷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1997，176-77。
[54] Marble C. McGillivray, “A Villiage Trip in Kansu,” The Alliance Weekly, August 4, 1917, 281-82; Phoebe E. Snyder, “Miss Gregg’s Meetings in West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December 15, 1917, 168.
[55] 苟希天等，<甘肃宣道会传道史>，81。
[56] 苟希天等，<甘肃宣道会传道史>，85-86；William Christie, “Evangelizing on the Tibetan Borde,” The Alliance Weekly, March 1, 1919, 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