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编译/亦文
1900年伦敦的内地会年会，如期在5月29日举行。整整一个月之后，6月29日，内地会第一批宣教士（伙伴差会瑞典圣洁会的十位同工）在山西朔平殉道，枭首示众。抚今追昔，更显得这次年会上的证道信息极具历史意义；而这次的主要客席讲员，乃是伦敦会负责海外宣教的干事汤普森牧师（Rev. R. Wardlaw Thompson）。
“中国这一宣教禾场的当前局势”—— 伦敦会干事汤普森牧师[1]
今天下午能站在贵会的讲台上，与你们共享这一年会的喜悦，并对在那庞大的宣教禾场服事的内地会同工们表达善意，乃是我极大的殊荣。
我代表一个多年深深关注中国的差会，来到你们中间。众所周知，我们是基督教新教差会中，第一个尝试为了神的荣耀而在那个国度服事的差会。[2]从那日直到如今，我们始终坚持在那个国度建造宣教事工，一份如你们的事工一样逐年稳步增长、持续拓展疆域、不断领受神祝福确据的事工。我们和你们的宣教士们在禾场相遇，相遇之际彼此有很多愉快的团契情谊，因而我欢喜地前来；不仅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我的那些同工们，对内地会伟大的服事表示最诚挚的善意，以及为神已经在中国内地会宣教士们的服事上所赐的丰厚祝福，对神深深地感恩。我也代表同工们献上恳切的祷告：过去的祝福，只是未来年月中、尚未在你们面前展开的更为丰富和完全之祝福的预尝。
神已呼召你们投入一项伟大的服事，神在过去的服事中祝福了你们。这是征途中一个少歇之处，不是为了放纵，而是为了更完全的预备，更彻底地认识等候诸位的伟大任务，以及神赐给诸位的伟大殊荣。
如今的情势如何？
好吧，先说一句，确有一时的不安。我们必须用“不安”这个词，虽然也因清醒地认识到在所有患难背后的那位神，而自我修正。今天下午来此聚会的路上，我看到给晚报做广告的海报上印着：“来自中国的令人惊恐的新闻。”其实，过去几个月来，我们一直收到从中国传来的令人惊恐的新闻，让人不得不为当前的局势感到不安。福音自入华之初直到如今，中国每年都动荡不安。在过去五十年里，任何一年都会在某地出现不同程度的迫害之事。而这次导致女王陛下政府和其他政府如此不安的动乱，似已传播覆盖了非常宽广的地区，也似是受到中国当局暗地的培植和纵容。可能对中国信徒而言，这正是承受极大患难的时期。他们中很多人可能会蒙召为基督而失去所有，甚至一些人可能不得不为基督而舍命。我们中那些已身赴禾场的弟兄姐妹，可能会在中国某些地区陷入极大的灾难，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为基督殉道。因此，遍地不安。然后呢？可以这样说，在我所结识的圈子里，若是出于基督，没有一名宣教士未曾为基督舍命一事做好准备。若世人都可以为一个地上的君王付出一切，基督徒却没有相应的准备为基督舍命，我们着实是基督的士兵和百姓中可怜的样品（specimens）。论及为基督的缘故而害怕，是很可悲的话题，因那是更伟大也更高贵的服事。总是会有患难，但总应面对，神也会赐我们的宣教士朋友们以恩典的能力来面对；血色的迫害性统治，只能显明它始终所证实的——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神的事工将会因着中国的动乱而更进一步，更上层楼。一时的不安乃是更大的祝福的序曲，我们无需担忧。
本世纪以来大部分岁月，神都以最奇妙的方式在中国作工，而神的工也不会被中止。何等奇妙，祂打开了神州大地的辽阔疆域，以至于如今我们中有人得以站在讲台上，指着地图上远离日常通讯的偏僻省份告诉众人，宣教士们在那里服事、布道、把归信者组织成教会，在各方面为主的道路而预备。想一想，你们自己的宣教同工们花了多少年尝试进入封闭的湖南省，他们耗费了何等的努力，又经历了何等的焦灼。想一想，1890―1891年那段可怕的日子，在扬子江流域，在那个中国人排外情绪的中心，成千上万带插图的揭帖曾扩散到全国。[3]这些揭帖污蔑基督教，诋毁基督，竭尽所能散播有关基督徒的各种谣言，鼓动百姓把他们驱逐出境。想一想那些百姓定意引起的灾祸，想一想那个不论中国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基督徒和外国人都一律不能进入的省份。谁会想到，十年之内，湖南全省会对外开放。如今，本会在三湘一带的宣教区便有两百以上受洗的信徒。我们在扬子江流域的宣教区，已建成一处宣教站，其他四处也已购置了房产，并在长江沿岸的主要城市选定了宣教士常驻之地。循道公会的同工们进去了，长老会的同工们进去了，美国的同工们进去了，中国反对福音的最后大堡垒已从头至尾地开放。忠心的中国信徒，为了基督的缘故，冒着生命危险首先进入那里，基督教的文宣材料如今在该省处处可见，神也祝福了他们的劳苦。
因此，如今我们在中国拥有的是空前的机会，足以开展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事工。我不认为福音传遍中国是外国人的工作。只有中国基督徒投入福音事工时，中国才会被福音化。神赐我们作领袖的殊荣。福音将通过中国自己的儿女赢得中国，神将在中国兴起一个优秀的群体：一群信实、有能力、分别为圣的男女信徒。我们已经听到他们中的一两位，为祂在同胞中忠心服事，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空前的机会，在那个伟大帝国的未知之民中成为领袖，也会在这份事工上得到丰厚的鼓励。你们已经听到了洗礼的统计数据。我认为，在呼吁大家注意洗礼数据的小幅增长方面，史洛恩先生（Mr. Sloan）[4]颇为正确，并且他在请求你们为此祷告一事上，也是对的。但是请容我说，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把对事工发展的估测局限于洗礼的人数上。你们不知道做成了什么事。你们不知道在某些地区，必须投入多少预备，神的事工才能显出可见的迹象。我们绝不可把自己和统计数据捆在一起，也绝不可因统计数据而过度气馁。我们当做的，乃是祷告：1194名归信者中的每一位，都被基督的灵所充满，在耶稣基督里成为坚强、真实、纯全、信实之人，并因此在所处的环境中成为基督的见证人。
接下来，不妨想一想，要是这1194名新信徒中的每一位都为基督成了传道者，将会成就何等样的事。那些掌握当地人的语言、熟悉他们的思维、对同胞境遇的了解胜过我们所有人（我们再怎么设身处地都无法超越）、真正为主作见证的人，他们能为基督所作之工，胜过诸位从本国和其他基督徒国家差派出去的八百多人能做的。哦，我的朋友们哪，尽你们所能为这些归信者们祷告吧！
我们拥有一个空前的机会，从过去的成果中获得丰盛的激励，且为将来积累不可悉数的资源。对于宣教事工而言，正如对其他事工一样，所涉及的第一个问题似乎都是：“谁足以胜任这些事？”我们如何尝试，或曰如何预备才能满足摆在面前的巨大事工需要？谁能承担？然而对于基督徒的心肠而言，很快便有了答案：“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林后3:5）如果神呼召祂的儿女为祂作工，神会让他们认识到，他们背后乃是祂一切的资源，他们只需开口便能领受。我们在神里面有不计其数的资源，我们要做的一件事便是，当相信，当祂赐给我们的时候便领受。
译者感言：“永久性危机”时代的宣教
内地会和伦敦会是两个渊源颇深的“兄弟单位”，因此伦敦会的负责同工连续两年成为内地会年会的外请讲员。年会在5月底举行之际，从中国朝廷到地方各省所酝酿翻滚的仇外情绪，在万里之遥的伦敦也能感受得到。义和团运动平息之后，有人质询旅华外侨，尤其是宣教士团体，为什么未能审时度势，及早退出危险地区。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在“北京使馆——一次全国性的暴动和国际事件”一文中的分析，和汤普森牧师的判断惊人地相似：
不能说我们事先没有得到过警告。……即使那时有人大声疾呼，我们也不会在意，因为我们已经听惯了这种叫声，比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还不在意，我们都认为那不过是中国式的叫喊：‘狼来了！’一直以来，每年，不，每个月，报纸或地方传言都像卡桑德拉[5]一样在预言灾难……所以毫不奇怪，很多人认为对义和团的恐慌和以前的事一样很快就会过去，义和团既不会对中国政府也不会对外国利益造成什么危害。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中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次义和团的问题很严重，不过仍没有料到在秋天之前它就会造成威胁……[6]
因此，无论是内地会，还是伦敦会，在1900年中的聚会上，都没有撤离中国的计划。宣教士们并非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书呆子，或者是把头埋进沙堆的鸵鸟，而是始终戴着属天的眼镜，在万事中都能看到中国福音化的大契机。五口通商以来，中外关系一直在风雨飘摇的动荡中，宣教士要是等到海清河晏再进入禾场，恐怕永远不会踏足中国。福音使者进入中国本土之后的每一年，都会听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太24:6），然而正是因为他们视抢救灵魂的机会胜过一切的动乱和危难，福音才有可能在中国最荒蛮、最排外的地方传开。
1870年“天津教案”之后，排外情绪由北及南漫延，内地会的宣教士曹雅直（George Stott）问他的新婚夫人曹明道（Grace Ciggie Stott），要不要坐船离开温州避避风头，曹夫人深知她无畏的丈夫提此建议主要是担心自己的安全，便回答说：“一旦离开这里，恐怕再也回不来了，我宁愿守在这里全心依靠上帝。”[7]可以说，很多深入内地的宣教士若不抱持这种静观其变的定力，怕是一年四季都会在逃亡和返回的路上奔波。
1853年，21岁的戴德生第一次去中国时，在利物浦的码头和母亲挥泪告别，母子两人都没有预期将来还能再见面。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报到的宣教士接受培训时，询问老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国述职？”仍会得到非常严肃的回答：“你们去，是准备死在中国。”这些案例可以说都是汤普森牧师发言的背书：他所知的宣教士们都为赴死做好了准备。
汤牧师在内地会年会上发表这篇讲章三个月之后，便与其他赴华差会的领袖一起签署了“基督教新教宣教差会联合声明”[8]，刊登在8月24日的泰晤士报（Times）上，重申福音入华的重要性。现今的世界，无论是疫情前、疫情中，还是疫情后，始终处于一个“永久性危机”的状态中；以至于 permacrisis（永久性危机） 这个单词在2022成为了年度用词。然而，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斯卢克（Reinhart Koselleck）则提醒我们，人类已经在这种状态下生活了至少230年。[9]整个现代宣教运动，就是危机时代的运动。即便时机最理想、最成熟的时候，也总是有人觉得离收割还早；但是在主耶稣的眼中，正因为危机四伏，世界各地的庄稼都已发白（参约4:35）。求主给我们同样的看见，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视之为“空前的机会”。
[1] “China as a Mission Field – The present Position. Annual Meeting Address by Rev. R. Wardlaw Thompson, Foreign Secreta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China’s Millions, July 1900, 99-100.
[2] 伦敦会差派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是新教第一位赴华宣教士，1807年9月抵达广州。
[3] 指余栋臣在四川一带的长江流域发起的反洋教运动。
[4] 史洛恩是当时英国内地会的干事。
[5] 卡桑德拉（Cassandra）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最后一位国王的女儿，具有预卜吉凶的本领。
[6] 收录于：赫德（Robert Hart），《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_Essays on the Chinese Question），叶凤美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1–2。
[7] 曹明道（Grace Ciggie Stott），《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Twenty-Six Years of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台北：宇宙光，2015），37。
[8] 详参：亦文，<“痛定思痛”——1900年在华宣教团体对庚子教难的声明与反思>，《教会》84（2020年12月），2023年2月28日存取，/archives/201209.html。
[9]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2/dec/30/permacrisis-word-of-2022-2023-mental-health， 2023年2月28日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