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强尼不会讲道？[1]

文/大卫·戈登（T. David Gordon） 译/王一一 校/无声

 

“现代宗教改革”（Modern Reformation）的编辑们友好地邀请我写一点关于我的新书《为什么强尼不会讲道：媒体如何塑造传道人》（Why Johnny Can’t Preach: The Media Have Shaped the Messengers）[2]的内容。

 

书名的由来

 

这个书名是双重借用。书名中的“为什么强尼不会”（Why Johnny Can’t）借用了鲁道夫·弗雷什（Rudolph Flesch）的《为什么强尼不会阅读：你能做些什么》[3]和阿瑟·温比（Arthur Whimbey）与迈拉·林登（Myra J. Linden）的《为什么强尼不会写作：如何提高写作技能》[4]这两本书的标题；而副标题则借用了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名言——“媒介即信息”。[5]

 

尽管有剽窃之嫌，但每个借用都有其重要意义。

 

第一个借用，是前后相隔将近25年（1966年和1990年）[6]出版的两本重要书籍，它们追溯了两项重要文化实践——“阅读”和“写作”的衰退，并提出了这种衰退发生的原因。衰退的原因主要是：一个曾经以书籍为主要媒介的印刷文化，自20世纪中叶以来，转变为一个以影像和（或）电子媒介为主的后印刷文化。但如果我们的文化整体上无法或不再像以前那样阅读或写作。这将如何影响以仔细阅读古代文本和创作性地构思讲章为要求的讲道呢？

 

第二个借用也很重要。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信息”（尽管有些模糊）肯定包含了一些真理：媒介的存在会改变一个文化的习惯，并影响个体的感知能力或意识。例如，拿我的童年（那时索尼随身听还没有出现）与我女儿的童年做个比较。我小时候，当我和家人每周末从里士满开车去切萨皮克湾时，我们经常在车里唱民谣和著名的圣诗。但到了现在，当家庭一起出行时，唯一的“共同点”是身体在一起。每个人都会把自己“包裹”起来，沉浸在属于自己的音乐世界里。如今，音乐是私人化的，而不再是共享的；音乐是听的，而不再是唱的。音乐的基本社交属性几乎完全改变，这也彻底改变了它在人类历史上所有文化中的角色；而这种变化发生得非常迅速，且毫无争议。商业带着它的工具如剑一般刺入了我们的文化，但我们却无视麦克卢汉的格言，而是去拥抱这种刺入。也就是说，媒介有着令人深刻的影响力；如果信息的目的是产生影响，那么媒介本身就是“信息”。

本书的关注点

 

因此，我的关注点在于，研究主流媒介的这种转变及其对文化和个体能力与感知的影响，是如何影响了讲道——这是我们这一特定宗教群体的独特媒介。书的开头部分提出了一个痛苦的话题：强尼不会讲道（至少，他不能像曾经那样或曾经可以的那样讲道了）。如果讲道没那么差劲，当然就没有理由解释为什么差劲了。本书第一章列出了一些原因和观察，使得我和许多人得出如下结论：当下的讲道水平，充其量只能算是平庸。

 

我预计会遭到一些牧师的反对，他们已经厌倦了别人对他们讲道的批评。对他们而言，最不需要的就是有人站到他们批评者的阵营中去。但这一问题太重要了，它关乎教会的健康和使命，我们不能对此保持沉默。如果讲道真的在衰退，那就没有什么比这一现象更值得讨论的了。当我的医生在2004年告诉我，我已经是癌症三期（存活率为25%）时，我不愿听到这一诊断结果。然而，如果这个诊断属实，那么我唯一的康复机会就是接受诊断，并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教会也是如此。如果讲道确实普遍较差，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用，那么教会这位“病人”的健康，要求我们必须正视这一诊断。

 

我的部分诊断采用罗伯特·刘易斯·达布尼（Robert Lewis Dabney）在其《讲道修辞学讲义》[7]中提到的“讲道的七个基本要素”。我首先简要描述了达布尼的七个要素：一致性、次序性、发展性、要点性、教义性、阐释性和福音性的基调，或者说以基督为中心。然后，我指出当今很少有讲道能具备所有这七个要素；事实上，许多讲道连其中一个都没有。另外的诊断是，在过去三十年里，我最常听到的人们关于自己牧师的评价：“他不是个好的讲道者，但……”无论是东海岸还是西海岸，北方还是南方，这是我听到的近乎普遍的评价。这是一种礼貌的说法，意思是，这位牧师还是有许多值得真诚赞赏的优点，即使他的讲道并没有太大帮助。试想一下，这么评价一个主厨：“他不是个好厨师，但……”；或者评价一个汽修工：“他修不好我的车，但……”；再或者评价一位作者：“他写的文章不好，但……”这样的说法在其他任何领域都是不可接受的，然而对于牧师，在今天却是司空见惯。

 

强尼不会阅读

 

本书的中间部分讨论了当代讲台贫瘠的两个原因。在我之前提到的《为什么强尼不会阅读》和《为什么强尼不会写作》两本书中，这两个原因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论证。许多“现代宗教改革”（MR）的读者都熟悉2004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EA）发布的一份报告[8]，指出在我们的文化中，阅读正在显著衰退。2009年1月，NEA发布了另一份报告，指出诗歌阅读的衰退尤为严重。根据该报告，2008年只有8.3%的成年人在过去一年读过诗歌，而在1992年这一比例是17.1%。在十五年里，这个已经很小的比例减少了超过一半。

 

这种文化变迁的后果本身就非常严重，我们正逐渐陷入一种由电子媒体传播的庸俗主义（Philistinism）。但我将这种文化悲剧留给其他人去哀叹（例如，玛莎·贝尔斯（Martha Bayles）的《灵魂的空洞：美国流行音乐中美与意义丧失》和约翰·麦克沃特（John H. McWhorter）的《做自己的事：语言和音乐的退化以及我们为什么应该在乎》）。作为一名教会成员，我的哀歌为教会和讲台而唱。那么，阅读少，而且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少的后果是什么呢？

 

阅读或浏览信息不同于阅读文本。当我们谈到文本阅读时，指的是所阅读内容的表达方式本身，也应被视为其所传达内容真实的一部分。我们阅读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9]的《摘苹果之后》（After Apple-picking）或《白尾黄蜂》（The White-Tailed Hornet），既是为了欣赏他的文字技巧，也为了理解他所要表达的内容（他的作品理解起来并不容易）。若把这两首诗歌浓缩成一两句话，提炼出“中心思想”，就错失了诗歌的真正含义。因此，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可以培养我们细致而深思的阅读感知能力，不仅仅是去欣赏文本字面所谓的“内容”，更是去欣赏文本真正要表达的意义。

 

这种仔细阅读文本的方式，对于以解释性为基本特征的事工有着明显的意义。麦克卢汉称书籍时代为“古滕堡银河”（The Gutenberg Galaxy）[10]，而他的学生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则称之为“诠释时代”（The Age of Exposition）[11]。麦克卢汉以主流媒介的发明者来定义这一时代；波兹曼则根据这一主流媒介所催生出的文化活动来定义“诠释”——即对文本进行解释和论证。此种文化媒介（古滕堡的印刷术）催生了此种文化活动（文本阐释）。

 

在我偶尔听到有人引用弗罗斯特的诗句“好篱笆造出好邻家”[12]时，我会提醒他们，这句话并非弗罗斯特本人的观点，而是诗中叙事者邻居的观点。这是诗中仅有的两句被重复的句子之一，而另一句是：“有一点什么，它大概是不喜欢墙。”[13]它不仅是诗的第一句，也代表着叙事者的立场。也就是说，我会通过文本本身来反驳他们对这首诗的解读。根据波兹曼的观点，这在文本、阐释和印刷的文化中，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行为。仔细阅读文本，反复思考其含义，并围绕其意义进行辩论，是这一特定文化中的活动。文本迫使那些有思考力的读者捍卫自己的解读，或者至少能为自己的解读提供合理的依据。在这种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人，自然养成这种仔细阅读文本、讨论和辩论文本意义的习惯。

 

所有真正的基督教讲道都是诠释性的；每一篇合法讲道中的要点都应当源自经文本身。在得出神学性或应用性结论之前，每一篇讲道都当先为某个特定经文的解读提供合理的依据或辩护。然而，在一个缺少阅读文本，“浏览”书籍只为获取显性信息的文化中，释经活动消失了。

 

今天教会的讲台上，释经式讲道极其匮乏。很少有人在讲道中进行解释性论证；实际上，一些人甚至反对在讲道中进行解释性论证。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牧会期间，曾经遇见一对夫妻，他们觉得我的讲道有问题，希望我可以改进。经过一番客气的寒暄之后，我询问他们不喜欢我讲道中的具体哪些内容。妻子说：“嗯，你的讲道太哲学化了。”这很令我吃惊。我不记得在自己的任何讲道中提到过什么哲学家，而且实际上我也没读过太多的哲学书。所以，我表示不太明白她所说的“太哲学化”是什么意思。她的丈夫随即解释道：“我们已经在PCA（美国长老会）教会待了将近三十年，以前的所有牧师总是直接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或者相信什么。而你总是试图通过圣经向我们展示应该做什么或者相信什么。”

 

对于这对夫妇来说，释经过程纯属浪费时间。显然，他们听道的方式就像逛超市，只是挑选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东西。他们只希望听到牧师的建议，然后自己作出同意与否的决定。他们并不关心圣经是怎么说的，至少在听道中不关心。我显然无法迎合他们的需求，因为无论是十九世纪的达布尼，还是当代的哈登·罗宾逊（Haddon Robinson）[14]、约瑟·皮帕（Joseph Pipa）[15]或柴培尔（Bryan Chappell）——和他们一样，我相信讲道的权威和释经密切相关。没有释经，就没有权威。只有通过耐心地展示讲道的要点是如何从经文当中合理推导出来的，讲道才会成为神对其受造物的权威宣告。

 

然而，某些关于“释经式讲道”的抱怨也是合理的。一则，有些人讲道时会读一节经文，对其做一些评论，然后读另一节，再做一些评论，如此反复，直到读完所有经文。这种讲道并没有把经文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或传达。如果将每一节经文（由中世纪的抄写员随意编号而成的圣经经节，而其中一些抄写员甚至无法翻译他们所抄写的希腊文）当作独立的单元来处理的话，听众听到的讲道就不是一篇连贯的讲道，而是一堆支离破碎的片段。此外，也有一些人在讲道时，会把他们在研经过程中做的几乎所有的释经笔记都带到讲台上，然后将这些材料毫无条理地倾倒出来，只是拼凑出一场杂乱无章的释经式讲座，而不是在呈现一篇真正统一的释经式讲道。

 

真正的释经式讲道避免了这两种错误。它会按照圣经自然的文学单元进行释经，而不是被中世纪抄写员随意编号的经节所限制。而且，它只提供必要的解释性论证或论据，以证明讲道的要点正当地源自圣经文本——仅此而已。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溥伟恩（Vern Poythress）博士曾对此教导说：“给你的会众面包，而不是面包工厂。”一个习惯于阅读诗歌的文化，在释经上几乎不需要任何帮助，他们已经被训练得习惯于仔细阅读文本——这已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他们能够对作者的意思作出有理有据的判断。

 

诗歌也会训练人们对重要之事的敏感度。除非被自恋或毒品弄昏了头脑，诗人不会写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比如呼啦圈或《超级减肥王》（The Biggest Loser）[16]之类的。何必耗费创作诗歌般艰辛，而仅仅去评说那些不值一提的迂腐之事呢？相比之下，电视本质上是琐碎的——它要么以琐碎为直接内容，要么即便在极少数试图讨论重要议题的情况，也以肤浅的方式加以处理。试想一下，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台（PBS）的《新闻一小时》（The NewsHour）做了一个十分钟的电视节目，然后称之为“深度报道”。我们大都心知肚明，一个重大的公共政策问题几乎不可能在十分钟内被界定或介绍清楚。只有电视上那种荒唐可笑的习惯性做法——将新闻事件“压缩”到15–20秒以内——才能让十分钟的讨论被称为“深度”。

 

因此，经常看电视的人往往对重要信息变得充耳不闻。他们很少注意到重要之事，因此，当重大事件出现时也不会留意到它。而圣经经常处理最为严肃的议题，其中几乎没有任何事是微不足道的。圣经讲述了两个亚当的故事，它们承载着深远的后果，而像弥尔顿[17]这样的诗人或许比任何人都更加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后果。那些经常看电视的牧师，最终会变得像他们所处的文化一样——一切都带有讽刺意味，什么都不再重要。对于这样的牧师，即使读到充满深刻意义或极具分量的圣经段落，他们也无法察觉到其中的深刻意义或感受到其中的分量。他们——就像自己所处的充满嚷闹、商业化、琐碎式的文化一样——对处于神的审判与恩典之间摇摆不定的人类生命的一切重要之事都充耳不闻。正如华兹华斯（Wordsworth）所说：“为此，为一切，我们已失谐；万物难动我心弦。”[18]

 

阅读诗歌的最后一个好处是，它能培养人的语言表达能力。讲道，就如诗歌一样，对听众而言，本质上属于听觉类事物。我们不是“看”讲道，而是“听”讲道。恰当运用口头语言，使沟通不仅得益于成熟而恰当的词汇，更得益于语调和节奏的变化——进入主要的子论点时，语速自然而适当地加快；阐述更重要的内容时，语速自然地适当减慢，甚至停顿。想要有意识地做到这些，需要许多的努力。当一个人长期接触那些口头表达能力强的人而塑造自己的语言表达时，便自然学会了。例如，要想读好一首诗，需要反复地读。我通常会在默读一首诗至少两三次之后，再读出声。在出声朗读时，我必须决定采用哪种语调、节奏和韵律将其读出来。一位娴熟的诗人会在写作过程中温柔而巧妙地引导读者，他智慧的用语对读者来说是“自然而然”的。

 

查尔斯·奥斯古德（Charles Osgood）的《作为恩典途径的诗歌》，由当初在1940年于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斯通讲座”（Stone Lectures）中的篇章构成。（斯通讲座意义非凡，比如，凯波尔著名的《加尔文主义讲座》最初就是在1898年的斯通讲座发表的。奥斯古德被邀请参加斯通讲座，足以说明他当时的声望之高。）在讲座中，他鼓励神学院学生要致力于成为终身的诗歌阅读者，他认为这会对他们的讲道带来不可估量的益处——而他讲的这番话，是在商业电视出现的15年之前，离电视取代阅读成为我们文化中的主流媒介大约还有三四十年。所以，奥斯古德在1940年就如此努力试图说服牧师们阅读诗歌，试想他今天还活着的话，在一个按照他那时的文化标准来看几乎是“文盲”的文化中，他岂不需要花费更大的精力来说服牧师们吗？也就是说，比起奥斯古德的时代，当代牧师更需要藉着阅读诗歌，来助益讲道。

 

不过，在这一点上尽管一些读者态度很客气，但他们其实并不服气。这个责任在我，而非奥斯古德——我在书中没有更多地讲述他的推理和论证。许多读者在某种程度上同意我的消极观点（即看电视不会培养出好牧师），但在积极观点（即对于牧师来说，很少有什么比成为终身的诗歌阅读者更为有益）的认同上却犹豫不决。不过，令我高兴的是，几位读者告诉我，他们已经在二手书店找到了奥斯古德的书，并且已经开始阅读了。

强尼不会写作

 

我的第二个重要论点是，强尼写作能力的缺失对于他的讲道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我们的文化不再是一个重视写作的文化。今天去问一个大学生，他在高中时写过多少篇“作文”，他可能会像看待一位希腊语教授那样地盯着你。他甚至不知道“作文”一词是什么，除非它指的是音乐创作。[19]但我已故的父亲曾告诉我，在他上高中时，除数学外，每门课每周都要有写作。在我的这一代人中，也要写作，尽管不像我父亲那样频繁。在大学四年和神学院的三年里，我每周都会给父母写一封信（他们每周都会回信）。七年来，我每周都必须回顾上周的情况，评估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如果有的话），然后决定如何安排这些事情的描述顺序——我在写作。我在做每个作者都会做的决定——该留下什么，该省略什么，以及哪些该放在哪个位置。在这一过程中，就像我的父亲以前所做的那样，我无意中培养了作为一个思维缜密的作者当有的文字敏感度，而这种敏感度对那些通过手机与“朋友和家人”沟通的人来说是完全丧失的。

 

显然，讲道也是一种写作。牧师问的问题和任何作者问的问题都一样：这个要留下吗？那个该省略吗？如果留下这三点，我应该按照什么顺序来排列？理由是什么？可是，对于今天的许多牧师来说，他们唯一的写作时间就是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因此他们在这一实践上，远不如他们的前辈熟练。他们的讲道缺乏达布尼所说的“秩序”——前一论点未必在为后面的论点作铺垫；应该留下的内容被省略掉了，不该出现的内容却被留下了。

 

结语

 

《为什么强尼不会讲道》这本书更深入地探讨了这些问题，还处理了其他一些问题，在最后一章讨论了如何改善的建议。如果我的声音在当代教会评论家的合唱中有所贡献的话，则是因为我从媒介生态学的视角来审视这个问题。根据这一视角，当强尼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下降时，他的讲道能力也必然会下降。而且，随着电子技术的广泛普及，这一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因为这些技术培养了浏览而非阅读的习惯，以及因使用即时聊天工具而养成了输出不完整句子的习惯。除非个体作出反文化的选择，培养良好讲道所必须的敏感度，否则问题将会继续恶化。

 

 

 

作者简介：

大卫·戈登（T. David Gordon）博士是格罗夫城市学院（Grove City College）宗教与希腊语的退休教授。他曾为多本书籍和学习圣经作出贡献，且在各种期刊和学术杂志上发表过书评和文章。他的著作包括《应许、律法、信心：加拉太书中约的历史推理》（Promise, Law, Faith: Covenant-Historical Reasoning in Galatians）。

 

[1] 本文取自Modern Reformation网站于2009年9月1日发表的文章。网址链接：https://www.modernreformation.org/resources/articles/why-johnny-cant-preach，2025年3月11日存取。文中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承蒙授权翻译转载，特此致谢！——编者注

[2] T. David Gordon, Why Johnny Can’t Preach: The Media Have Shaped the Messengers (Phillipsburg, NJ: Presbyterian & Reformed, 2009).——编者注

[3] Rudolph Flesch, Why Johnny Can’t Read: And What You Can Do About I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5).——编者注

[4] Arthur Whimbey and Myra J. Linden, Why Johnny Can’t Write: How to Improve Writing Skills (Oxford: Routledge, 1990).——编者注

[5]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出自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于1964年出版的著作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理解媒介：人的延伸》）。麦克卢汉是加拿大的哲学家及教育家，曾在大学教授英国文学、文学批判及传播理论，也是现代传播理论的奠基者，其观点深远影响人类对媒体的认知。在没有“互联网”这个词出现时，他已预示互联网的诞生，“地球村”一词正是由他首先采纳。

[6] 根据脚注3和4，第一本首次出版是1955年，第二本是1990年，相差35年。所以这里的年代及差距可能是作者的笔误。——编者注

[7] Robert Levis Dabney, Sacred Rhetoric: or a Course of Lectures on Preaching (Richmond: Presbyterian Committee of Publication, 1870; repr.,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79).

[8]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Reading at Risk: A Survey of Literary Reading in America, Research Division Report #46. 报告链接地址：https://www.arts.gov/impact/research/publications/reading-risk-survey-literary-reading-america。——编者注

[9] 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是20世纪最受尊敬的美国诗人之一。——编者注

[10] The Gutenberg Galaxy是麦克卢汉在1962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书名中的“Galaxy”是一种隐喻，表示书籍和印刷文化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麦克卢汉在这本书中探讨了古腾堡印刷术如何彻底改变了人类的认知、文化和社会结构。——编者注

[11] “The Age of Exposition”是波兹曼在其著作《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中提到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个以印刷文字为主的文化时代，即在印刷机发明后，书籍和文字成为传播信息、思考和学习的主要媒介的时代。——编者注

[12] “good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rs”（“好篱笆造出好邻居”）出自弗罗斯特的诗作《修墙》（Mending Wall）。中文翻译引自梁实秋的译本。——编者注

[13] 原文：“Something there is that doesn’t love a wall”。中文翻译引自梁实秋的译本。——编者注

[14] 哈登·罗宾逊（Haddon W. Robinson，1931–2017）是美国福音派人士，“奥肯加杰出讲道教授、事工博士项目”高级主任，戈登—康威尔神学院前临时院长，工作神学项目创始主席。——编者注

[15] 约瑟·皮帕（Joseph Pipa）曾在加州威敏神学院担任高级研究主任和实用神学副教授，负责神学博士项目，并教授系统神学、历史神学和实用神学。从1998年1月1日起，皮帕博士成为格林维尔长老会神学院（Greenville Presbyteria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首任院长。——编者注

[16] 《超级减肥王》是美国的一档减肥真人秀节目。——编者注

[17]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诗人、思想家。因其史诗《失乐园》和反对书报审查制的《论出版自由》而闻名于世。——编者注

[18] “For this, for everything, we are out of tune; It moves us not.”出自英国湖畔诗人华兹华斯的诗作《我们太沉湎于俗世》（The World Is Too Much With Us）。——编者注

[19] Composition，在英文中同时有写作和作曲的意思。——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