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雅典到耶路撒冷

文/西渔

 

信主的人都是相似的，不信的人各有各的理由。信主的人之所以相似，是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而不信的人各有抵抗，是因着自己所谓的理性。十个月前，我和很多人一样，只是大学校园里一名埋头寻觅真理的学子。而在一个冬天的中午，教会的胡弟兄在饭后闲谈的时间向我传讲了福音，从此，我过上了一段截然不同的大学生活，更开启了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历程。

 

人的差异性在福音面前这样显现出来：不同的人对福音的抵抗之处不一样，但神的大能就在于他往往以此来引导人归信。在信主之前，我是一个十分相信理性的人，因此我抵抗福音也就先从理性的探寻开始——一个既无知又拒绝知道的人算不得明智，所以，我开始到教会连续参加“基督里的新生命”查经，说得专业一点，那应该叫“简明系统神学教程”；很感谢神，在我初识福音的时候就为我预备这么完整的福音信息。

 

在查经的那几个月里，我经历了人生一次重大的信仰危机。于是，我不得不去寻找答案，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到卢梭的《忏悔录》，再到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才知道原来不止我一个人会有这样的际遇：我看到像海德格尔那样的大哲学家在青年时也经历过信仰危机并改宗新教；我看到罗马尼禄皇帝的斗兽场折服不了殉教者们。伏尔泰的一句话怂恿了我，他说：“不敢正视人生两极——信仰（原作‘宗教’——作者注）与统治的人，只不过是懦夫”。在探索教会史、殉道史和众多伟大基督徒的过程中，我开始惊异于基督信仰的力量，这迫使我不得不面对福音，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一次彻底的反思。

 

圣经罗马书8:28说：“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至今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我在大学主修古典学专业，正是这门学问为福音所用，为我扫清了不少思想障碍。西方顶尖大学中都有古典学专业，而现代古典学始于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学家沃尔夫，以古典文献、考据、语言学为学习内涵，是一门很现代的学问，它的研究与灵魂无关，并狭隘地认为现代人比古代人高明。但我所修习的古典学大异于此，简而言之，是以古典文教、文明和语文学为学习内涵，集古典政治哲学、古代经学和自由教育为一体的古典学。

 

理性被确立为人的第一性，并非古今皆然，而是肇始于十六、十七世纪的那场启蒙运动。经过中世纪几千年的遗忘，马基雅维尼正式将基督信仰置于世俗政权之下；霍布斯用利维坦替换了上帝，人为制造了一个有死的上帝——现代国家；洛克接续霍布斯确立了自由主义的原则；卢梭事实上奠定了社会进步论的哲学依据；到了康德，理性被认为是人的第一性；十八世纪，培根将科学和知识变为一种绝对的善；维科将科学原则和进步论用于人文领域，开创出新型科学——社会科学；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历史就这样顺着启蒙哲人拟定的现代性方案走了过来。于是，在科学主义看来，基督信仰成为了迷信；在进步主义看来，基督信仰成了封建；在自由主义看来，信与不信是属于私人的自由；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基督信仰是人民精神的鸦片；在人类学看来，基督的救赎是耶路撒冷民族的神话；在心理学看来，人的归信是因为心灵寄托；在宗教学看来，基督教不过是众多宗教中的一种，耶稣被视为与太上老君、释迦摩尼同等的“教主”——不信，渐渐成为理所当然。

 

可是，我们可曾反思过：在理所当然否定基督信仰的时候，所依据的理由充分吗？事实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被塑造和规训着：现代国家是依照启蒙哲人所设定的现代化方案建立起来的，自由政体和资本运作的诸多原则要求人们只能接受与之相同的信条，而这无异于增加了一个知识笼罩，那么笼子外边是什么呢？自然科学成为了现代学问的主流，但是，自然科学成立的前提是承认人能认知所有，科学真理建立于可重复的实验。但对于基督死而复活这样的非经验性的历史事件，自然科学又如何解释呢？茫茫宇宙，人类认识到的不过是沧海一粟。

 

社会科学将价值和事实分离开来，而同时又将人本性中的恶视为可以被改造的，人的本性真的可以通过法律的完善、经济的发展和政体的健全加以改造吗？社会科学蓬勃发展了近一个世纪，但现代社会的道德堕落如何解释？金钱和名誉所捆绑的人性罪恶如何松绑？“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马太福音16:26a）无论自由主义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无不以绝对平等、自由、普遍开放的社会为终点，那么，一个男女无别、抹平差异的理想社会真的能够实现吗？然而这样的“普遍社会”却意味着灵魂的普遍失丧，现代学问根本不关心灵魂，而所有的这些学问正统治着大学中的几乎所有教育主权，在其中没有我想要的答案。古今之争必须重启，我回到古典政治哲学。

 

我回到了雅典，重新阅读柏拉图、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我看到他们笔下的苏格拉底不断提醒城邦：关注德性！关注灵魂！过沉思的爱智生活！苏格拉底在主前399年被雅典城邦判处死刑，他没有逃狱，而是坚决捍卫哲学生活的正当性。这位被希腊人认为最智慧的人，却始终实践“无知之知”——唯一的智慧是知道自己无知。那么，常人所说的智慧，无外乎就是一种自以为知道的无知；只有神拥有整全的智慧，无知的人怎么能够凭借自己的理性认识到全知的神呢？在《申辩》中，苏格拉底说道：“我去死，你们活着，谁更好，没人知道，除非是神”，他将终极关怀的答案交给了神；在基督启示之前的雅典哲人苏格拉底，以一种否定的探寻到达了理性的顶峰，最后留下一个未知的位置，这说明人理性具有绝对的限度，哲学的探寻最终只能留白，而不能触及神的实质。因此，认识神，只能回到神的启示中去。于是，我打开了圣经，从古今之争回到理性与启示之争，从雅典转向耶路撒冷。

 

寒假回来之后，我开始集中精力读圣经，主日参加聚会，听道、在小组里分享，神使用了我的求知欲来引导我。随着“基督里的新生命”学习进入最关键的几课，即关于基督的十字架救赎，我渐渐意识到自己需要面临这样的抉择：如果圣经的记载是真实的，那么基督的死而复活就是真实的；如果基督的死而复活是真实的，那么这件非自然事件背后的神的救恩和审判就是真实的；如果神的救恩和审判是真实的，那么人不信就下地狱，信就上天堂就是真实的，而这些人当然也包括我在内，不认识神的人就是罪人。是的，生死抉择的时候到了，一边是永死的责罚，一边是永生的恩典，而如此巨大的丰盛的白给的恩典，我又怎么会拒绝呢？

 

回到十字架真实性来，基督的死而复活在当时就有很多人见证，从雅各到保罗，从殉道者游斯丁到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从犹太人到外邦人……他们都见证了这事的真实，那么，为什么我却不以为真呢？再者，圣经将这些见证写得明明白白，试问，有哪一部书中记载的哪一个人会多次自称是神的儿子并因此丧命呢？如果有，那就是二千多年的集体大疯狂，或者，就只能是真的——耶稣就是基督，神的儿子。当意识到这一点后，我惊奇的发现自己信了，基督十字架在我心里显得真真实实，一种莫名的喜悦袭来，好像心里一瞬间充满了一个东西，原来，这叫“圣灵内住”。这不是所谓的宗教体验或者是灵异现象，这是无法形容的、只有自己知道的和神实实在在的交往。

 

我重生了！那时，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当尼禄把基督徒赶到斗兽场中并放出饥饿的野兽的时候，基督徒没有丝毫畏惧，因为他们的生命已经有了答案，死后已经有了去处，天堂已经就在眼前；既然这些都是真实的，还有什么畏惧？区别于雅典的智慧，耶路撒冷的智慧是信。圣经箴言1:7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雅典哲人纵然能看百年，生老病死。基督徒却能看到永恒，永生永死；哲人眼中只有好人、坏人。基督徒眼中只有死人和活人；哲人眼中的灵魂有高低贵贱。基督徒眼中的灵魂只有属生属死。

 

哲人再智，也是属于世界的罪人。想象一下，如果能看到五年之后，你就可能会停止浪费时间而专心学业，因为五年后你将毕业工作；如果能看到五十年之后，那么你就可能会停止放纵身体，因为那时疾病将充满老年；如果你能看到五百年，那么你可能会放弃追名逐利，因为历史长河中人不过一粒渣滓；而要是你能看到永恒呢？这世上的欲望、名利、自我保存又有多大分量？！死生亦大矣，还有比永死永生更大的吗？真正的哲人凤毛麟角，而我们大部分人不过是极其短视的普通人。基督的十字架救赎超越一切，这就是耶路撒冷超越的智慧！

 

重生后的生活是基督里的新生命的新生活，这是一种全新的生命经历，总结起来，就是“在患难中盼望，在盼望中欢欢喜喜”（参罗马书5:3）。一边总是为自己的罪愧悔，一边满心感激，因为基督已经为我担了罪，使我免得永死的责罚；一边在传福音时被拒绝、被抵挡而十分低落，一边体会与基督一样的命运，就不再孤单；一边为灵魂的失落感到悲伤，一边在教会来新朋友时欢欢喜喜；学业纵然繁重，但每天读经祷告也能感到与神交往的愉悦。这就是我信主后的大学生活，与我已经走过的二十一个岁月相比，这的确很不一样！

 

从反思到归信，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我从现代返回到雅典，再从雅典走向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我找到了我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而死，使我与他一同复活。同时，他呼召我背上十字架，从耶路撒冷走向雅典，从雅典走向世界。从耶路撒冷到希腊，我之所学接上了智慧的光源；从希腊走向世界，我传讲耶稣的福音。而此时的我已不再是曾经的我，而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

 

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饮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马书13:11-14）

 

亲爱的朋友们，请留意这话。正是这段话曾使伟大的奥古斯丁归信，也一直造就我，它向我们发出严正的提醒和呼吁：快来投靠主耶稣，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白昼将近，也许就在下一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