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文/Little Paul
编者按：1936年至1937年上半年，宣道会甘藏边区的各项工作都在平稳推进，且显露出一些复兴的迹象。然而，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断了这一趋势。除了战火纷飞、交通阻断等外部困难之外，教会内部的隐忧，如人才断层、结党纷争等问题，也一一暴露。在极大的艰困之中，宣教士与中国同工们选择坚守，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终于，在1944年，教会迎来转机，信徒人数增长，生命渐趋成熟。本文为“艰困与坚守”篇的上半部分，重点考察临洮、岷县、陇西等地汉族教会的发展状况。本篇的下半部分将转入对同一时期宣道会甘藏边区在藏族及穆斯林地区事工进展的探讨。相关内容将于后续连载中呈现，敬请读者期待。
一、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初显一线曙光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波及甘肃政局，驻甘东北军与中央军、地方武装进入紧张对峙中。[1]通往东部地区的道路被阻断，邮寄服务停止，电报通讯也暂停了。甘藏边区的宣教士通过一些渠道得知：东北军计划将在甘的外国人扣为人质，作为与中央政府谈判的筹码。随后，东北军一部逼近临洮。幸而对宣教士友善的鲁大昌抢先率军进城，严密布防，危机始而消弭。[2]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东北军被调离甘肃。此后，忠于蒋介石的贺耀组、朱绍良先后出任甘肃省主席，全省政局渐趋平稳。[3]
这样，甘藏边区在两年之内三经试炼的风暴（红军两次过境及“西安事变”）。因着上帝恩典，外国宣教士和中国信徒大蒙保守，没有重大损伤。此时，多年的劳苦初见成效，希望的曙光也显露出来了。
1、中国传道人日渐成熟
（1）临洮教会的苟乐天、苟成义和王颂真
甘藏边区长期以临洮为汉区工作的总部。临洮教会也一直是信仰根基最稳固的教会之一。
1906年8月12日那个主日的清晨，苟乐天作为临洮第一位信主的人，在洮河中受洗。为其施洗的艾自新如此说：“苟先生35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他此前即已考中秀才，十分熟悉本地风俗，口才很好，身材比平常的中国人高大，面容饱满，神色和蔼。他向人讲解信仰时，谦恭有礼、不事浮夸，却又令人信服。”因此，宣教士们相信：“上帝可能会藉着苟乐天满足甘藏边区对中国本土助手的需要。”
苟乐天不负众望，于1912年接受宣教士的按立，成为甘肃全省的第一位中国牧师。他勤勤恳恳地牧养临洮教会，也曾多年担任狄道圣道学堂的校长。自1927年起，甘肃迭经变乱，苟乐天苦苦支撑，带领信徒共渡难关。[4]
长期在临洮教会服事的还有苟成义。他是苟乐天牧师的侄子，原先是一位制香的手艺人。苟成义在1910年受洗，取圣经名为“约翰”。制香的工作虽然报酬丰厚，但与偶像崇拜有染。于是，苟约翰放弃这份工作，进入圣道学堂学习。
从圣道学堂毕业后，苟约翰作为传道员跟随克省悟在岷州、临洮服事了两年。克省悟说：“这是一位高个子年轻人，记忆力极佳。他不住地祷告，用从神而来的智慧处理纷繁复杂的事务，很少对人发怒或是失去耐心。苟约翰讲道特别诚恳，无论在何处，听众都会因他的信息而认罪、回转。教会的会众更喜欢听他分享圣经，胜过任何一位外国宣教士……”
1916年以后，苟约翰成为临洮教会驻堂牧师。莫大猷曾这样评价他：“聆听苟约翰的讲道，犹如参加一场属灵的盛宴。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在海外事工中，鲜有哪位宣道会的工人能在传道或牧养上超越这位弟兄。他那温柔的爱心、在试炼中的忍耐，以及对灵魂的热忱，都源自深入的祷告生活和勤勉的读经操练。”[5]
图一：华西宣道会委员会合影（1932年9月，摄于临洮）[6]
后排（从左至右，下同）：王焕章、王焕理、斐文光、侯世勳、苟成义、莫大猷
前排：葛卫道、德文华、苟希天、吕成章、胥耀西
此外，王先生也是临洮教会最为得力的工人之一。这位王先生在1920年临洮教会的献堂聚会中信主。他是一个样貌古怪的中年人，穿着老式衣服，留着已经过时的长辫子。此前他曾作为画工，靠为寺院绘制佛像、纹饰谋生。王先生身世坎坷——他和妻子此前已经生下13个孩子，但无一存活。
走投无路之际，王先生被新修建的福音堂所吸引，于是走进福音堂，并接受基督为救主。进而，他鼓足勇气，将家中的神龛、佛经和偶像全部烧毁。通过他的见证，王夫人也归向主。随后，王夫人再次怀孕，整个教会都为此迫切祷告。可是，母子二人竟然双双离世。藉着众人的祷告与关怀，王先生不但没有在试炼中跌倒，反而进入圣道学堂，改名为“颂真”，预备全职服事主。
年逾四十的王颂真缓慢而艰难地学完全部课程，毕业后加入了“甘南宣道会布道团”。1927年，宣教士被迫离开，教会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维持。由于财力有限，王颂真和其他一些新加入的工人被辞退了。然而，他没有因此灰心，仍坚持自费传道。在多年贫穷、卑微和忠心的事奉后，临洮的全体会众一致推崇王颂真担任牧师。于是，王颂真成为负责乡村布道的受薪传道人。
1934年下半年，莫大猷、王颂真有一次外出布道。他们在盛夏骑马赶路，忍受烈日的烤灼。投宿的客栈四处蝇虫飞舞，土坑上爬满虱子、跳蚤。在日复一日的奔波中，两人双双感染斑疹伤寒，高烧不退，一度昏迷不醒。博德恩医院派一名医生前来诊治，宣教士护士白姑娘也在旁殷勤照料。经过多方祷告、精心治疗，莫大猷和王颂真的性命才得保全。[7]
1935年末，红一方面军过境甘肃，宣教士们又一次撤离。这一次，年近六旬的王颂真牧师依然忠心地牧养群羊。他不但在城内讲道，还步行前往远处的乡村服事。[8]
（2）陇西教会的胥耀西
1927年，甘藏边区在推行“教会自养”政策之初，陇西教会就面临较大的困难。正如时人所述：陇西“男女信徒无多，又多穷寒之家，加之连遭年荒，累受兵灾，并土匪种种苦害，实无丝毫自养自传之力”。所幸当地传道人胥耀西、胥志仁父子在供养不足的情况下，甘心牧养群羊，且亲手做工，仰仗神的恩典度过“吃树皮、草根、人肉的天年”。[9]
1930年12月圣诞日晚，陇西教会数十名弟兄姐妹在福音堂礼拜。聚会临近结束之时，后院忽然起火，结果男女讲堂、礼拜堂及牧师的住宅全部焚毁。胥耀西全家九口仅以身免，尽皆“无衣、无食、无铺、无盖”。此后一段时间，每主日“男女信徒坐于灰土中礼拜上帝”。陇西教会众肢体彼此扶助，美国教会的爱心奉献也陆续寄到，教会终于在中山大街（今万寿街）租到一处房舍，用于主日聚会。1933年初，莫大猷夫妇应邀来陇西举办三天的聚会，惊喜地看到140余名信徒和慕道友“热切地寻求上帝的旨意……”
胥耀西是天水甘谷人，生于道光二十一年（主后1842年），历经清朝五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和民国等六个时期，此时已年过九旬。中国人向来有敬老的传统，所以信徒都尊称其为“胥爷”（Sui-ieh），教外的人也心怀恭敬地听他传讲福音。满头银发的胥耀西站在台上讲道，已然成为陇西教会的一道风景线。担任甘藏边区主席多年的莫大猷说：“胥爷对众人怀有如此温柔的爱。他那雪白的长须、族长般的风范常常令我联想到挪亚。”[10]
图二：晚年的胥耀西（1936年，陇西）[11]
胥耀西深爱主所托付的群羊。他的事工不只限于陇西城内。只要体力允许，便步行前往乡间，抓住一切机会传扬福音。他格外注重教导归信者，始终确保他们明白福音真理，也懂得如何祷告。
胥耀西与主关系亲密，神也垂听他的祈求。有一个陇西的青年人没有儿子。某日，他在街上看到一个因患重病被弃于灰堆中的男婴，就立刻抱起来，向胥耀西求助。经胥耀西按手祷告后，孩子奇迹般地活过来，被那位年轻人收养。后来，这个孩子还进入宣道会设于临洮的男校学习。
2、自立原则下中西同工合一事奉
（1）相爱之谊
自从汉区教会在1932年完成重组、成为真正的自立教会之后，宣教士与中国信徒的合作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喜乐、顺畅。从前，宣教士领导他们（over them）；如今，宣教士在一种全新的和睦、尊重的关系中，与他们同工（with them）。宣教士必须决定一切、筹划一切和负担一切的日子，已经去而不返了。现在，中国信徒自己组织特别聚会，邀请宣教士作为“外请讲员”，不但拒绝让他们支付伙食费，还想方设法提供各样便利，甚至用自家的马车把他们送到目的地。宣教士也无需通过赠送大量礼物做“隐性的支付”——教会通过了一项规定，即宣教士的奉献不得超过本地奉献最高的人。这有效地帮助宣教士避免“过度热心”，以致破坏自立原则。
宣教士将更多的精力投入未得之地的布道工作中。几乎每个星期，他们都会带上色彩艳丽的海报、描绘圣经故事和场景的卷轴、主日学卡片、福音单张、赞美诗歌单和一盏乙炔灯，按南、北、东、西的次序交替前往一些村庄布道。中国传道人、女传道，甚至是经营小本生意的年轻人，也自发与他们同去。男人骑牲口、女人坐马车、年轻人骑自行车，一起踏上了布道之旅。他们吃同样的食物，宣教士为了避免“特殊待遇”，甚至放弃了多年喝牛奶的习惯。在去旅店的老板那里付款时，宣教士经常惊讶地发现：一位中国信徒已抢先为所有人结了账！
图三：甘藏边区的宣教士在岷县使用福音海报布道（1930年代末）[12]
最让人欣喜的，莫过于宣教士与中国同工之间彼此相爱的关系。教会重组前，甘藏边区有35名领取薪水的中国传道人。尽管宣教士偶尔会对中国同工的违规行为（如在传道之外经营副业）进行劝诫，但靠着多方祷告与基督里的智慧，从未有过反目成仇的情况。自立之后，中国同工仍然保持着对宣教士的尊敬与信任，他们没有试图凌驾于宣教士之上，反倒经常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13]
（2）通力协作
1934年末，一间女校在临洮创办，培贞女校的毕业生李守贞被聘为教师。莫大猷夫人和李守贞在开学之前赴新添铺支堂布道。此前不久，一伙土匪刚刚洗劫新添铺，肆意拷打勒索民众。姐妹们却带来和平的福音。她们先使用福音海报将布道所布置一番，再邀请人来听道。从公立学校来的孩子们很快坐满整个房间，从早到晚兴高采烈地听姐妹们用挂图传讲圣经，也学唱赞美诗。[14]
何佩道姑娘、林路得姑娘作为1927年大撤退后首批返回甘藏边区的单身女宣教士，于1933年4月从西安飞抵兰州。考虑到陇西是当时甘藏边区主要的汉族教会中最亟需援助的，且长期没有宣教士驻守，两人决定搬到那里居住。她们选择从事长期遭到忽视的妇女、儿童事工，以扶助教会成长。
女宣教士在陇西工作的起头十分艰难。她们此前没有在陇西服事过，是地道的“陌生人”。这里的教会既没有女传道，也没有得力的平信徒姐妹，只有看门人偶而能和她们一起出去布道。但两位姐妹还是坚持挨家挨户地探访妇女，定期去远近乡村布道，又为教会妇女举办查经班和特别聚会。
两位女宣士存心谦卑，从不在主日聚会中讲道，并刻意回避教会重大决策的制定。在协助调解教会内两派的争议时，她们也极其谨慎，不偏不倚。成熟的生命和忠心的服事使她们得到了教会长执、信徒发自内心的敬重。1937年5月，林路得姑娘回美国休假之前，陇西教会赠送她一面锦旗，上面赫然绣着“为主宣劳”四个大字。
图四：陇西宣道会欢送林路得回国（1937年5月）[15]
后排姐妹队列右一、右二：林路得（锦旗旁）、何佩道；前二排弟兄队列左一：胥耀西
锦旗内容：中间题词“为主宣劳”；左边落款“陇西中华基督教宣道会全……”
礼拜堂对联：“冬至生一阳劝大众信仰真神庶物同望，春回更万象愿同胞皈依救主群伦所安”
除了中国传道人和外国宣教士的通力协作外，尚有外地布道家接续来到甘藏边区，扶助当地教会。1935年5月22日，王载来造访临洮，布道三日。神的仆人“言言玑珠，语语金石，发人猛醒，导人归正”。教内外听众由此“或悔改，或复兴，或立志献身事主，均大不乏人”。[16]
3、华西中华基督教宣道会第一次年议会
1937年5月16日至23日，汉族教会在临洮举办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华西中华基督教宣道会第一次年议会”。来自陇西、岷县、卓尼、录巴寺、临潭旧城、新城、临夏、官堡（今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会川镇）和临洮的62名教会代表，以及斐文光、德文华夫妇、海映光夫妇与何佩道姑娘等宣教士一同赴会。一些代表乘马车、骑驴或步行，另一些乘木筏顺洮河的湍流而下，还有一些骑骡子翻越高山、踏过泥泞，冒着盗贼劫掠的危险赶来。这次会议已经筹备了三年，但由于资金短缺、盗匪猖獗和红军过境等原因，被迫推迟到此时。代表们预备就工作中的进展、所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并制定全区的工作计划。
为使中国信徒和外国宣教士的灵性得着更新，莫大猷夫妇还特别邀请中国教会的著名传道人王明道来临洮讲道。早在1935年末，莫大猷夫妇为躲避过境红军暂住北平，曾在王明道主持的“基督徒会堂”聚会。他们认为王明道是“主耶稣基督的忠实跟随者”与“真正的十架精兵”，盼望“甘肃的基督徒也能因他的服事而蒙福”。尽管事工繁忙，王明道仍然乐意接受他们的邀请。
图五：王明道在临洮–兰州的旅途中（1937年5月）[17]
在八天的会期里，王明道白天向中国信徒与宣教士讲道，夜晚则举办布道会。他的服事蒙神祝福——基督徒们经历了深刻的认罪悔改，对于“教会领袖的职分”也有了更为丰满、全面的认识。不只一位中国基督徒说，他们从未听过如此充满属天智慧的信息。一些宣教士觉得，在美国也没有比这更好的讲道！晚间的布道会也大大地感动慕道者的心灵，平均每次有500人参加。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晚，可容纳千人的临洮福音堂被挤得水泄不通。为将座位留给福音朋友，留着灰白胡须、德高望重的基督徒老者自愿坐在地上，场面十分动人。
与会代表们也讲述了在过去六年中，他们如何忍受苦难、尽心竭力地建造自立教会。他们中的许多人甘心领受微薄的供应，过着清贫的生活，坚忍地面对教会内部的困难和外部势力的反对。他们那“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彼前1:7）的信心，极为令人鼓舞。
苟希天牧师（苟保罗）再次当选为华西中华宣道会委办长，王焕章（王提多）被选为副委办长。委员会其他成员从各地教会中选举产生，每个地区均有自己的代表。会议在对主耶稣基督的再来、祂的宝贵与能力的深刻体认中闭幕。与会代表们靠主重新得力，满心喜乐地返回各自的教会。[18]
图六：华西中华基督教宣道会第一次年议会合影（1937年5月）[19]
前四排（有座位者）左四：海映光夫人，左六：何佩道姑娘，左七：德文华夫人，左八：胥耀西（陇西），左九：莫大猷，左十一：苟希天（委办长），左十二：王明道，左十三：德文华，左十四：苟乐天（临洮），左十六：王焕章（副委办长，官堡），左十七：葛卫道（岷县），左十七：苟成义（临洮），左十九：王焕理（临夏）；前五排左五：莫大猷夫人，左九：侯世勳（临潭、录巴），左十三：苟和天（临洮），右二：张树青（临洮）；后排左四：斐文光
二、抗日战争期间：忧患阴霾中的坚守
1、战火肆虐之秋，宣教士逆向奔赴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7月底，日军进占天津、北平。8月末，甘藏边区的宣教士齐聚临夏，参加当年的年会。会议期间，他们每天通过收音机了解各地的战况，怀着深切的同情为中国祷告。正当宣教士们担忧无法留在中国时，忽然接到电报：“美国领事馆建议在甘宣道会宣教士集中于临夏，静候事态发展。” 宣教士们立即跪下，既为没有被命令离开宣教工场而感恩，又向神发出强烈的呼求——愿中国得享平安，更愿屡遭扰乱的甘肃四围安靖，福音不被拦阻。[20]
图七：宣道会甘藏边区1937年宣教士年会合影（临夏）[21]
后排（从左至右，下同）：骆德生（怀抱儿子Samuel Edward Notson）、骆德生夫人、白姑娘、季维善夫人、胡其华、胡其华夫人、季维善、海映光夫人、斐文光、莫大猷；中排：德文华、德文华夫人、何佩道姑娘、孙守成夫人、Beth Harrison（胡其华长女）、斐文光夫人、莫大猷夫人；前排：Carol Carlson（孙守成之女）、胡约翰（Robert Malcom Harrison，胡其华之子）、Marion G. Griebenow, Jr.（季维善之子）、孙名世（Robert Carlson，孙守成之子）、Bruce Harrison（胡其华长子）、Frank S. Harrison（胡其华之子）
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陷上海；12月，首都南京陷落。1938年5月，中国军队弃守徐州；10月，武汉沦陷。至此，“北平—包头—兰州”、“郑州—西安—兰州”、“武汉—汉中—兰州”等陆路交通线全部被切断。
随着日军侵华战事的升级，宣道会在中国的各个宣教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在华中区，上海宣道会的房舍在“淞沪会战”中损毁严重。武汉三镇自1937年下半年就遭受严重的轰炸。经美国领事馆建议，宣道会安徽、湖北和湖南三省的宣教士及在当地求学的宣教士子弟（含三名来自甘藏边区的孩子），于12月末撤往香港。在华南区，广西宣道会各会堂、神学院频遭日机轰炸，多名牧师、教职人员和信徒遇难。[22]
1941年12月，日军突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至此，中国广大日占区的美、英侨民不再享有人身安全保障。随后，英属马来亚半岛、美占菲律宾等太平洋岛屿相继被日军攻占，“美国西海岸—夏威夷—东南亚—中国”的海路交通线完全中断。1942年，宣教士须乘飞机转道印度，再改乘轮船，经停葡属东非，驶入大西洋，方能返回美国。1943年末，情况稍有好转，但仍需经印度、绕道澳大利亚才能回国。这两条路线旅费高昂、旷日持久，还常常一票难求，所以身在美国的宣教士鲜有能在二战结束前来华的。[2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多数时间里，甘藏边区空前孤立——与宣道会美国总会的联系“道阻且长”[24]，向宣道会其他在华区会求援亦成奢望。除此之外，战火也蔓延到甘藏边区所在的各个区域。1937年11月至1942年8月期间，日本空军在甘肃的兰州、陇西等地进行“无差别的狂轰滥炸”，造成一千余人的伤亡，房屋等各类财产损失惨重。1941年6月，日军空袭松潘（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炸死近两百人，受伤近五百人。甘藏边区的宣教士和中国信徒几次从轰炸中死里逃生，生活和服事都大受影响。[25]
绝大多数在华的西方侨民于战火逼近时选择了撤离[26]。然而，甘藏边区的宣教士为基督的名和中国教会选择坚守，甚至是逆向奔赴。
1937年9月初，甘藏边区年会后，宣教士获准暂时回到各自的宣教站。但此行仅为取回过冬衣物和贵重物品，仍要预备随时撤离。10月初，他们按美国领事馆指令，再次集结于临夏、临洮待命。宣道会美国总部也发来急电，建议全体宣教士转移至汉口。宣教士们经过恒切祷告和审慎评估，作出回复：“考虑到甘肃地处偏远，现在撤退既不明智，也非必要。”不多几日，他们喜出望外地从美国领事馆、宣道会总部收到“同意返回驻地”的回电。于是，这群基督的精兵继续坚守在甘藏边区。[27]
1939年初，吕成章夫妇及女儿吕有志（Miss. Ruth Ruhl）、艾名世夫妇、胡其华夫妇、德尔克夫妇、林路得姑娘等十名宣教士，携七名子女，毅然从美国启程，前往战火纷飞的中国，使甘藏边区得到急需的增援。因日本早在1938年8月就宣布封锁中国港口，他们只能先在香港登陆，再转道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入境中国，经云南、四川到达甘肃。以往至多需要三个月的行程，本次竟然耗时近八个月，途中之艰难、劳累亦是难以名状。[28]
图八：宣道会甘藏边区1939年宣教士年会合影（岷县）[29]
后排（从左至右，下同）：德尔克、吕有志、佚名、孙守成夫人、白姑娘、季维善、胡其华、骆德生、骆德生夫人、林路得姑娘、艾名世、艾名世夫人、孙守成；第二排：德尔克夫人、斐文光夫人、吕成章夫人、何佩道姑娘、海映光夫人、胡其华夫人、季维善夫人（怀抱女儿Lois Ruth Griebenow）；前排：吕成章、孙名世（孙守成之子）、Samuel Edward Notson（骆德生之子）、Carol Carlson（孙守成之女）、Marion G. Griebenow, Jr.（季维善之子）、
胡约翰（胡其华之子）、Frank S. Harrison（胡其华之子）
莫大猷一家的情况稍有不同。1940年初，正当回国休假的莫大猷预备返回甘藏边区之际，宣道会总会延请他出任乃役宣教士训练学校校长一职。对此任命，莫大猷夫妇内心相当挣扎——他们难以割舍甘肃的中国信徒，也不愿辜负孤军作战的宣教同工。但为了推动、激发美国国内更多年轻人投身海外工场，莫大猷最后还是选择了顺从这一安排。[30]
抗日战争期间，甘肃民众身处苦难之中，坚守在甘藏边区的宣教士也同受苦难。多名工人在服事中“按着力量，也过了力量”，以至健康受损。几乎所有宣教士都饱受骨肉分离之苦——他们与子女远隔千山万水，直至数年后方能见面。斐文光、艾名世夫人和吕成章，为汉、藏两族同胞燃尽自己，把生命永远留在甘肃。（关于吕成章一家的见证，请参看文末“外一篇：至死忠心、前仆后继的榜样——吕成章一家在岷县的事奉”。）
2、时局危难之间，中西同工矢志不渝
自1925年起，冯玉祥的国民军主政甘肃，“以一省养兵十万余”，激起“河州事变”，波及甘青宁三省，死伤者数十万。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甘肃作为国民军的后勤基地，饱受盘剥。1931年，甘肃重回割据时期，各路军阀大肆搜刮，多地遭遇烧杀掳掠的惨事。适逢全省在1928年至1930年出现罕见的旱灾，“死亡达300万人”，民穷财匮之状况更为加剧。
1942年，甘肃南部、中部地区发生严重灾害，政府无视灾情，依然要求完成各种征购任务。1943年1月，临洮、临夏等地饥民揭竿而起，很快发展成数万人的暴乱，波及康乐、陇西、岷县、榆中等20余县，持续半年有余，史称“甘南民变”。期间，甘肃全省社会治安急剧恶化。[31]
因战事频仍、生活艰难，许多农民聚啸山林，打家劫舍。地方部队军纪败坏，基层士兵也经常参与抢劫。早在1938年，在一些地区的旅行便因匪患猖獗而变得十分危险。当年5月，斐文光等人从陇西赴岷县途中，遭遇一伙掳掠行人的士兵。他们趁夜逃进山谷隐蔽，又在黎明时分骑马赶路，才躲过一劫。1942年，几位宣教士乘汽车外出时，甚至遭遇了危及生命的枪击。1943年，“大股全副武装的土匪在甘藏边区流窜”，严重地阻碍了宣教士和中国工人的巡回布道事工。林路得姑娘一次外出时，遇到一伙正在打劫其他行人的土匪，幸得上帝约束恶人的手，她才得以从路旁安然经过。数月之久，各个方向的道路都不安全，宣教士们不敢出城，多地的夏季年会也被取消。一时之间，匪患看似永无平息之日。直至次年，人们才可以相对安全地出行。[32]
受日军侵华战事的影响，由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持续贬值，食品、衣物及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在甘肃，因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银元，通货膨胀尤为严重。1943年初，一对宣教士夫妇每月的津贴共计为52块银元，而此前单个宣教士的月收入就有60块银元。由此，宣教士们的生活十分拮据，很难像从前那样用自己的积蓄支持事工、帮补穷人了。[33]
如前所述，甘藏边区在宣道会的中国各宣教区中率先实现了“自养”——1931年至1937年的六年中，华西中华宣道会委员会（由中国本土的工人组成，简称“华会”）委办长、牧师、传道人、学校的教师以及售经员，没有收到外国差会的任何补助。[34]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自养”是以当地中国信徒的财力状况为基础的。与华中区、华南区相比，甘藏边区的中国信徒实乃最穷困、人数最少和最为分散的一群。信徒时常忍饥挨饿，如何奢望教会的奉献丰足有余呢？这样，无法从教会得到供应的传道人也有被迫从事他业，甚至转投其他差会的情况。1934年，甘藏边区的中国传道人已由七年前的40余人下降为17人。抗战时期，这样的情况就更为严重了。[35]然而，坚守在事奉岗位上的中国牧者们，仍以牧养群羊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外国宣教士也与他们同心事奉。
华西宣道会委办长苟希天全年栉风沐雨，在各处汉族教会往来奔走，尽布道、牧养之责。
在临洮，几位重要的中国同工于1938年相继离世。其中包括为福音多受劳苦的苟乐天牧师，和为跟随主付出高昂代价的杨博拉女传道，还有热心事奉多年的平信徒孙太太。此后，由苟成义、王颂真这两位不再年轻的传道人坚守岗位，教会长老赵成武也在一旁扶助。赵成武是宣教士在临洮按立的第一批长老，长期负责主持教会、接待宣教士等工作。他在临洮城内经营一间银匠铺，因诚实守信，所以生意红火。银匠铺每年经营的收入，除了自家用项以外，几乎全部投入到教会的各项事工中。自1940年末起，海映光夫妇时常从临夏赶来，每次停留数周之久。期间，他们指导圣经学校的学生，也在福音堂讲道，稍微弥补了莫大猷夫妇去职的缺憾。[36]
在陇西，胥耀西老牧师依然在教会中忠心事奉。每当有弟兄姐妹生病，他总是最早去看望的人——尽管因为家中不宽裕，有时只能给孩童们带一把烤豆子当礼物。1938年夏，时任甘藏边区主席的斐文光与苟希天一同来到陇西，主领为期一周的聚会，见证了十几位信徒的受洗。1941年夏，时任甘藏边区主席的孙守成和妻子来陇西服事一周，年近百岁的胥耀西几乎一场不落地出席了每天四次的讲道。同年8月5日，日机轰炸陇西。城内死伤枕藉，宣教士与中国基督徒却无一伤亡。一条街上有两间基督徒开设的商铺，胥耀西当时正坐在其中一间内。两家铺面安然无恙，但它们之间的建筑却被夷为平地。事后，全城居民都在谈论基督徒大蒙眷顾的事。[37]
胥耀西直至101岁（1943年）才安然归主，而在其离世前一个月仍能精神矍铄地讲道一个小时。除了胥耀西、胥志仁父子二人外，在陇西教会服事的中国基督徒还有张和平、康昶荣等人。张和平是天水甘谷人，幼年时被天水内地会学校收留。后信主，在兰州博德恩医院学习、服事，复又迁至陇西，以开办药房为生，热心教会事工。康昶荣早年毕业于狄道圣道学堂，深得宣教士信任。后被聘为看门人，协助从事乡村布道，是极为得力的福音工人。张和平、胥志仁等人曾于1938年赴陇西城西七十里处的莲峰（今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莲峰镇），发展组建“陇西宣道会莲峰支会”。[38]
坚守在官堡的有王焕章。他长期使用自家的房产设立教堂，忠心服事弟兄姐妹，遂于1932年被选为华西宣道会委员。1937年起，又出任华西宣道会副委办长。1941年，孙守成曾赴官堡参加主日聚会，与信徒团契交通，认为“教会属灵状况甚好。”1943年，甘肃省政府决定成立会川县于官堡。1945年，因原委办长苟希天已担任甘宁青基督教联合会会长一职，所以王焕章被推举为新一任华西宣道会委办长。[39]
3、青黄不接之际，圣道学堂艰难复校[40]
宣道会自创办之初，就极重视神学教育。诚如一位宣道会的传道人所讲：“创办神学院，不仅是造就人才，使福音事业发展得更为广泛，而且我们不忘为下一代着想，是继往开来的一个工作重心。保罗在工作之余，极留心寻找青年人，加以训练，然后将传道责任托付他……”[41]
狄道圣道学堂[42]建于1910年。这间圣经学校一直秉持很高的办学标准，提供全面、均衡的学术性训练。此外，在宣教士和中国传道人的带领下，神学生每日进行露天布道，假期开展巡回布道。每隔三年，就会有一批神学生从这里毕业，成为各地教会的中坚力量。
培贞女子学校在1910年建于洮州旧城，后迁至岷州。这间寄宿制女校提供系统的基础教育课程，又增设师范教育、神学训练两科，培养出许多有学识且敬虔爱主的女生。其中一些成为女传道和牧师的妻子，还有人在当地女子小学任教。[43]
1927年，因北伐战争而爆发的大规模排外风潮，迫使甘藏边区宣教士撤出中国。在此剧变之年，中国人此前对教会学校的疑忌，伴随着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彻底爆发出来。狂热的民众将宣教士创办、资助的学校一概视为民族团结的威胁，又辱骂其中的师生为“帝国主义的走狗”。
与此同时，新出台的教育法规强制教会学校向政府注册，且禁止在校内开展基督教教育。这样，甘藏边区所有学校的关闭已成定局，狄道圣道学堂、培贞女子学校也从此落下帷幕。1927年之后五年里，教会学校和基督教教育已经成为一个无人提起的“死命题”。
神学教育的停滞使得甘藏边区不复有充足的人力支持。在1915至1927年间，宣教士去未得之地拓荒时，常有中国传道人或女传道伴随左右。及至1937年，甘藏边区已经陷入无女传道可用的境地。1944年，在甘藏边区接受按立的王焕章、侯世雄（又作“侯世勳”）和王颂真，均为1927年之前从狄道圣道学堂毕业的工人。这意味着，全职工人老龄化的状况已经较为严重。事实上，随着老一代牧师的辞世，甘藏边区的传道工作即将进入青黄不接的窘境。[44]
图九：宣道会华西区（甘藏边区）按立牧师证书（1944年）
值得一提的是，神召会在1927之后因势利导，竭力维持各类圣经学校的运行。新普送之女陈佐华（Louise M. Chenoweth）于1921年在岷县创立的圣膏女校，持续办学至1930年。此外，新普送于1928年在岷县、宕昌等地成立贫儿院，在持续多年的旱灾、饥荒中，收容5岁至15岁之间的儿童，救他们脱离饿死、被拐卖的命运。孩子们在贫儿院学习识字，被教导圣经，操练制鞋、织毯等手艺，终能自立于社会。截至1931年初，贫儿院已经先后接收500余名儿童。之后，又继续收纳家境贫寒的儿童，直至1937年左右才停止办学。贫儿院的孩子离校时，多数已经建立坚实的信仰根基，一些还成为优秀的传道人。正是在这一时期，神召会在多个地区出现“后来者居上”的势头。[45]
1932年，在甘藏边区汉族教会的重组会议上，代表们提出恢复圣道学堂的动议。但因本地汉族教会的财力不足以支持学校的运行，而负责汉区工作的宣教士又认为自养原则不可动摇，所以重开圣经学校的计划只能一再拖延。五年后，在“华西宣道会第一次年议会”上，三年全日制圣经学校的重要性又被提起。然而，由于资金匮乏，只能以开办短期神学培训班作为替代方案。
1938至1940年，在委办长苟希天的带领下，甘藏边区各地教会均举办了为期十天至两周的短期圣经学校。这种系统性的圣经学习使众教会获益良多。1938年，有250人参加学习。1939年，参加的学员达到315人。许多基督徒的生命得以进深，大量非信徒决志信主。一些在公立学校担任老师的穆斯林迫于同族的压力，不敢走进福音堂，但连续几晚站在寒冷的窗外听人讲解圣经。此外，在经济状况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教会的奉献款却在不断增加。[46]
1940年末，孙守成在出任甘藏边区主席伊始，便决定从宣教士的整体经费（General Fund）中拨款，启动三年全日制圣经学校。苟希天任校长，海映光定期从临夏赶来协助，王焕章带领学生们进行布道实习。差会支付学校教师部分的薪资，汉族教会承担其他费用，还为神学生提供经济支持。
1940年12月，狄堂圣道学堂终于复校。此时，该校已停办13年，造成严重的神学人才断层。
1941年10月，圣道学堂迎来第二学年。当时，圣经学校在师资方面捉襟见肘（中国教师担负外地教会的牧养之责，宣教士不能常驻临洮），学生的质量也不尽如人意。但孙守成凭着在基督里的信心，如此说：“学校的进展令人鼓舞。目前共有十二名学生就读。虽有几位似乎难堪大任，但想到从前看来资质平平，如今却成为教会栋梁的人，我就希望倍增。……明年能否继续，取决于我们的资金状况。但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停办。”[47]
1944年初，六名学生毕业。他们立刻接受呼召，作为生力军投身于教牧人员减员严重的汉族教会中。[48]
4、纷扰撕裂之处，众教会播种和平
1914年，席儒珍因“圣灵恩赐”一事的分歧，愤而退出甘藏边区。1918年，更名为“新普送”，作为神召会的宣教士重返甘肃，造成极大的分裂。一位宣教士曾沉痛地回忆道：“因着这场不结果子的争执，多地教会的增长、进深势头停止了，众教会、亲族乃至最亲密的属灵伙伴反目成仇，而仁爱与恩慈已彻底消声匿迹。”[49]然而，上帝的恩典胜过人的过犯。1926年，宣道会与神召会终于达成睦邻协议。随后几年中，彼此之间的嫌隙也被弥合。渐渐地，两个差会在甘肃的教会都达到一定的成熟度，荣耀了主的圣名。可是，倘若弟兄们在当初传讲基督时不含结党、争竞之心，服事的果效岂不更要加倍临到吗？[50]
但是，人并非都有“寻求和睦，一心追赶”的知识。在甘肃全境之内，宗派纷争此起彼伏。基督复临安息日会（Seventh-day Adventist Church，以下简称“安息日会”）[51]、耶稣家庭[52]先在内地会系统的教会造成混乱与分裂，后来又进入宣道会甘藏边区，给宣教士和中国信徒带来无尽的困扰。
安息日会因其自身的教义与主流教会迥异，所以视诱导其他宗派信徒改宗的活动为“传福音”。1928年，安息日会进入甘肃。他们很快就在兰州和西宁以“提供工作机会”、“发放津贴”等手段“收买”内地会的基督徒。1933年，池维谋牧师来兰州期间，曾造访安息日会，礼貌地说，他不认可这种“偷羊”（Sheep Stealing）的工作方式。[53]
图十：池维谋（左六）访问兰州的安息日会（1933年7月）[54]
1937年下半年，安息日会租下临洮主街上最宽敞的房屋，预备开展活动。他们许以更高的薪金，试图引诱宣道会的传道人转至安息日会工作。莫大猷夫人心痛地说：“我们并不反对新的差会进入我们所在的地区。毕竟，福音需要是如此巨大。但是，这些人来，不亲手建立自己的根基，却预备蚕食其他的教会。宣道会的宣教士在临洮历经多年的忧患与试炼，方才建立起一间坚固和纯正的教会。这个新来的团体却不打算效法其他宣教士的榜样，只想用金钱收买……”
此时，甘藏边区在临洮的教会已在各个方面实现“自养”——中国信徒自行支付牧师和女校教师的薪资，甚至供养华西区的委办长。安息日会为了与原有的差会竞争，就倚仗美国总会丰富的财力，并不尝试推动“自养”，这本来就是一种倒退。令人欣慰的是，临洮宣道会平安地度过了这一次试炼——无论是中国传道人还是信徒，没有一人被引诱离开。[55]
安息日会诚然给甘藏边区造成不小的冲击。而耶稣家庭进入甘肃后，肆意破坏教会秩序，所造成的损害更甚于前者。
1933年，耶稣家庭的段彩炬等人到甘肃布道。内地会甘肃省主任任守谦表示欢迎，进而邀请他们到兰州的内地会教会分享。1934年，敬奠瀛本人带领张凤云、巩守仁[56]等人赴甘肃天水布道。鉴于一些信徒开始追求“圣灵充满”、高举“属灵恩赐”，教会出现分裂的苗头，任守谦不再接纳耶稣家庭的传道人到内地会讲道。
自1936年起，天水、兰州两地的内地会教会开始发生大规模的分裂。持守原内地会信仰的保守福音派信徒，和倾向于耶稣家庭的“灵恩派”信徒之间的矛盾日渐激化。双方在聚会中互相争吵，甚至为礼拜堂等教产的归属，以“盗窃”的罪名将对方告到法庭。与此同时，为争夺“甘肃中华基督教会”这一名称的使用权，内地会的任守谦与已转至耶稣家庭的巩守仁对簿公堂数年之久。巩守仁最终胜诉，但这起争端没有真正赢家——任、巩二人在基督里的情谊被彻底撕裂，各地教会所受的伤损更是大得无可弥补。[57]
1942年，巩守仁、张凤云、李明曜等耶稣家庭的领袖在天水发起成立“甘肃中华基督教会”，尔后呈请甘肃省政府备案，同期向全省各地派遣传道人“接办教会”。此举实则是以“创立中国自办教会”为名，行“神学干预和行政控制”之实，故而在各地教会中引起连续的分裂。
在甘藏边区各教会中，首当其冲的是陇西、临洮。在1942年末的《宣道周刊》中，登载了这样的代祷事项：“请为陇西和临洮的教会祷告。愿各教会的基督徒能潜心查考神的话语，不被所谓‘耶稣家庭’游行传道者的错误教义迷惑，并能分辨谬妄的灵。这些人正处心积虑地获取会众信任，进而分裂教会。”[58]
1942年，耶稣家庭的五位游行传道者首先来到陇西。他们极度仇视外国宣教士，倚仗当地教会中两位“富有且极具影响力”的女性信徒，吸引一些人支持自己。后来试图摘下原宣道会的牌匾，改为“中华基督教会”，以全面接管教会。林路得、吕有志两位宣教士心如火烧、极其窘迫，只好与少数洞察到事态严重性的中国信徒恒切祷告。耶稣家庭的传道人最终未能得逞，但还是有四个家庭离开宣道会，另立“陇西县中华基督教会”。这一支分离出去的信徒人数只有十余人，其负责人去世后便基本停止活动。[59]
在临洮，耶稣家庭派出的传道者以“扫除帝国主义利用教会侵略之阴谋”、“追求圣灵充满”等教训，在教会中挑起争端。海映光说：“他们的教义与多年前的（神召会）如出一辙，只不过此次规模大得多，且有雄厚的资金和强大的组织作支撑。除了关于圣灵恩赐方面的极端教义外，他们还多了一样机巧的排外主张，令真正关心基督徒属灵福祉的人深感忧虑。”
与陇西教会的应对相仿，临洮的中国传道人以及宣教士亦未与耶稣家庭作正面冲突，只是坚定仰望神，持续地向信徒传讲真理。最终，耶稣家庭带来的纷争止息了。但仍有一些信徒，如曾陪同苟希天接待王明道来访的张树青，宣布脱离宣道会，加入耶稣家庭。更令人痛心的是，许多受耶稣家庭影响的信徒，后来脱离这一运动，却因羞于重返教会，且充满灰心、怀疑，“陷入比不信者更难接近的境地”。[60]
甘藏边区的宣教士为使甘肃民众听闻福音，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有人为服事主终身未婚，有人承受丧妻、丧子之痛。不知以“耶稣家庭”自称的主内弟兄何以如此仇视他们？耶稣家庭进入甘肃之前，宣道会已经在此辛勤耕耘近40年。可他们的传道人下车伊始便要求“接管教会”，是否过于粗暴？
平心而论，耶稣家庭中有许多愿意受苦、舍己的信徒，赴边疆布道也显示他们跟随主的决心。但是，他们在甘肃多地的活动既无谦卑之心、和睦精神，也无建设性，给当地教会造成的损失无可挽回。
为对抗安息日会、耶稣家庭等教派的侵扰，内地会陇南区会的吴宝琇（又名吴洁天）等人提议各差会体系的教会加强联络、彼此扶助。这一倡议很快得到众多教会的响应。1944年3月24日，内地会、宣道会和协同会所属兰州、河西（今甘肃武威、张掖、酒泉）、陇南（今甘肃天水）、甘南（今甘肃定西、甘南）、陇东（今甘肃平凉等地）和青海、宁夏等地近70间教会的代表齐聚兰州，正式成立“甘宁青基督教联合会”。宣道会的苟希天牧师出任会长，内地会的吴宝琇医生、李摩西弟兄任副会长，李摩西兼任总干事；兰州的沈矶法长老、宁夏的孟昭翰牧师、陇南的刘基医生、平凉的辛西轩长老四人担任常务委员会委员。内地会的白约翰（John Bell）、艾荣德（Howard H. Knight）、席德思（L. A. Street）和宣道会的季维善等宣教士受邀出任联合会顾问。
众人在祷告中经历团契交通的美好，甘心放下分歧、除去偏见，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会议期间，中国同工肯定、赞赏外国宣教士以往的工作，共同表达与他们继续同工的强烈意愿。参会代表一致同意：尽管不同差会体系的教会在教义和治理方面存在差异，但应当彼此尊重、接纳。由此，联合会的宗旨定为：“联合西北各教会，促进自立、自养、自传。各教会遇到问题、需要帮助时，即派人前去调解。但是，被邀调解是站在友谊（而非权柄）的立场上，绝不干涉各教会内部行政。”大家还讨论了开办神学院、组织布道活动等合作事宜的可行性。
3月29日，中西同工在圣餐仪式中同领主的饼和杯，心被恩感，一同见证在基督里的合一。[61]
图十一：甘宁青基督教联合会成立大会全体会员合影（兰州，1944年）[62]
后排左四至左八：艾荣德、苟希天、李摩西（内地会-兰州）、李湛恩（Eric R. Liberty）、席德思，左十一：连福川、左十二：王焕章（宣道会-官堡），左十四：季维善，左十五：白约翰；前排左二：薛仁勇（内地会-武威），左四：赵成武（宣道会-临洮），左六：吴宝琇（内地会-天水），左八：沈矶法（内地会-兰州），左十二：马伯良（内地会-银川），右五：辛西轩（协同会-平凉），右四：王焕理（宣道会-临夏），右三：侯世勳（宣道会-临洮），右二：王颂真（宣道会-临洮）
三、抗日战争末期：忍耐到底，云开见日
1944年3月，甘藏边区主席孙守成返美。季维善被任命为教区监督（Superintendent）。他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新的事奉中，一年骑行近5千公里，有100天在马背上度过，另有60天参加13处教会的特别聚会。
在甘肃服事逾40年的吕成章夫人虽持续患病、健康堪忧，但仍坚持从事常规的驻堂事工。林路得、吕有志除了在城内的工作外，还积极前往乡村探访、巡视教会支站，举办妇女聚会，组织儿童事工。
1944年4月至12月，侵华日军发动豫湘桂会战。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在各条战线溃败，陪都重庆为之震动。因战势急转直下，又有“日军可能从华北向甘肃推进”的传闻，季维善遂于1945年初向宣道会美国总部提出“全员撤退”的预案，并获得“俟时机必要，即可撤离”的批复。在1945年的宣道会祷告手册上，甘藏边区被标为“（宣教士）已撤离区域”。[63]
苟希天听到这一撤退计划，急忙给吕成章夫人写了一封情辞迫切的信：“吕老师娘：你现在忙的好么？昨日……才知季牧师……叫师娘和教师（吕有志）先回国。我觉得此种办法是不对（的）。又听见师娘和教师不愿回国，向总会求请准住甘肃。这是弟十二分赞成的。若总会答应就好。若是不答应，可以二次再请求，非达到目的就不要止住。有师娘、教师和林教师在这里，不久总会必定再派人来甘（肃）省传主福音。若师娘和教师都去了，将后再有谁肯到这里来呢？……弟苟希天敬礼”
图十二：苟希天致吕成章夫人的信件（写于1945年初）[64]
吕成章夫人与女儿吕有志恒切祷告，祈求主让她们继续留在甘肃。感谢上帝，因着祂的眷顾，时局持续好转，撤退计划也自然取消了。季维善以及三位女同工得以继续留在岷县、陇西等站点服事中国人。
这一时期，甘藏边区各汉族教会的工作虽然开展得十分艰难，但上帝终于带领他们进入了宽阔之地。
1944年，甘藏边区的11个教会举办了年会，共计147人受洗。1945年，受洗人数有69人。全区的教会成员总数首次破千，达到1169人。岷县、陇西两地在受洗人数、慕道人数等方面均居领先地位。[65]
在陇西，乡村布道事工蒙神赐福，特别是在首阳镇（今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首阳镇）的进展极为振奋人心。1944年夏，虽然时常有防空警报，但陇西教会委员会还是凭信心举办了特别聚会。他们此前在整理名册时，发现一些常来聚会却尚未受洗者的名字。于是，中国同工和宣教士每周日晚为此祷告，同时开办栽培课程。特别聚会开始时，季维善夫妇专程赶来，担任讲员。他们心中火热、灵里谦卑，不仅参加了陇西县城的大会，还赶往其他三个支站讲道。陇西教会共有63人在本次聚会中受洗。林路得在甘肃服事多年，从未在哪次聚会中见过这么多人受洗，心中十分感恩！
接受洗礼的信徒中有下至9岁的幼童，上至72岁的老人。一些人非常贫穷，连受洗时穿的衣服都是借来的；一些人身体虚弱，但甘心冒险受浸水礼；还有9名来自基督徒家庭的高中男孩——他们在学校中为同学所嘲讽、被老师逼迫。县政府的一位官员亦在受洗者之列。几年前，他为迎娶一位基督徒姑娘，曾口头敷衍“会信主”。后因妻子被鬼附[66]，也才在绝望之中阅读圣经，认识到唯有上帝是真神，又请教会来家中清除偶像。此外，一户被邪灵苦害的人也全家受洗，婆婆长年在庙中拜偶像，花很多钱做法事，但毫无用处。受洗之后，他们一受搅扰就唱诗、祷告，得着平安。如今人们知道，唯有基督的名——而不是牧师、宣教士自己——有能力赶逐污鬼。
因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陇西教会委员会便请求按立胥志仁、康昶荣两位弟兄——他们曾是差会的受薪传道人，如今业已实现自养。另外，陇西教会在1941年初送往狄道圣道学堂学习的一位学员已经毕业。在其读书时，教会便提供经济支持。此时，更决定聘请他作为正式的传道员，负责乡村布道工作。这位年轻弟兄花费大量时间在乡下服事，常常步行数十公里去首阳、莲峰、安家门（今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文峰镇安家门村）等各支站主持聚会。[67]
在岷县，吕有志自1944年初起，应岷县中学（今岷县一中）之请，每周都要花一些时间给200余名学生教授英语。她利用这一机会传讲福音，还邀请学生来教会参加英文查经班，收效甚好。在吕有志的带领下，岷县的青少年事工蒸蒸日上。在一次聚会中，有30人悔改信主，其中7人在参军、奔赴前线之前接受了洗礼。因着年轻人持续不断地归主，岷县教会的青年团契得以成立，固定在每周六晚聚会。[68]
同年5月，岷县教会年会召开。乡下的基督徒们步行赶来，与城中信徒一同参加为期3天、每天6场的聚会。吕有志邀请岷县中学的师生来参加年会，结果校长、教育主任和120名学生一起涌进礼拜堂。座位迅速坐满，不得不增加长凳。苟希天牧师倚靠圣灵的大能，满有恩膏、挥洒自如地讲道，既为已认识耶稣之人预备灵粮，也给初闻福音的人提供最简洁、清晰的教导。听众兴致盎然，十分专注。头一场聚会结束后，原定半小时休息被取消，由季维善继续讲下一场……
年会的最后一天是一个主日，又有大批学生前来参加聚会。讲道结束后，教会的会众和慕道友一起来到洮河边，观看苟希天为11位成人和1个男孩施洗。随后举行圣餐礼拜，当众人重新记念主的受难时，心灵被神大大触动。吕成章夫人充满感恩，在年会闭幕时的致辞中说：“神以‘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赛61:3），我们要感谢祂的作为！”[69]
教会的生命见证不只局限在礼拜堂内，还在各行各业中发出光来。例如，一位内地会的基督徒出任陇西监狱的典狱长。他拆毁监狱的偶像，设立了一个礼拜堂，定期邀请陇西教会的弟兄姐妹布道，带领不少囚犯信主。1941年8月，日机轰炸陇西，几枚炸弹落在监狱附近，一枚恰好落在院子里。囚犯们当时正在监内祷告，但院中的炸弹竟然没有爆炸，故无一人丧生！在岷县，一位在公办马场工作的年轻基督徒热心为主作见证。受其影响，九位同事先后受洗归主。他们每天早晨祷告，晚上查经。从重庆来岷县视察的官员看到这群弟兄和睦同居，十分受感动，也称赞他们的信仰……[70]
图十三：甘藏边区中西同工合影（摄于1945年末）[71]
前排左二至左四：苟希天、吕成章夫人、康昶荣；后排左三：林路得，右二：吕有志
在甘藏边区坚守的外国宣教士与中国传道人、信徒同心合意地建造教会，神也坚立他们手所做的工。主的道日渐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
外一篇：至死忠心、前仆后继的榜样——吕成章一家在岷县的事奉
在抗日战争这段艰难的时期，甘藏边区有许多“为做基督的工夫……不顾性命”（腓2:30）的宣教士与中国传道人。其中，论到服事年限之长，付出牺牲之大，薪火相承之盛，当首推吕成章一家。
吕成章夫妇长驻岷县。岷县教会作为甘藏边区最早建立的汉区教会，长期以来在全区宣教事工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1930年返回甘肃后，吕成章曾多年担任甘藏边区负责汉族事工的副主席。
吕成章顾念宣教士同工的需求，返美休假期间多次接受牙科培训，后在岷县宣教站创立一间设备齐全的牙医诊所。1933年初，宣教护士白姑娘又在此开办药房。同年11月，宣教士住宅被火烧毁。但是，吕成章殷勤筹划，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完成重建工作。新建成的院落包括主日学室、培训基督徒工人的教室、一个装备中英藏三种字模的印务所、一间牙科诊室、几间客房，甚至还有一个网球场。因此，岷县成为各地宣教士接受治疗、稍事休憩的避风港和进入藏区的中转站。在20世纪30和40年代，岷县一直是甘藏边区开办宣教士年会的首选之地。[72]
图一：吕成章和中国传道人站于岷县礼拜堂外（约摄于20世纪20年代）[73]
吕成章待人诚恳、极其谦和，与不同族群的民众、各个宗派的基督徒都能和睦相处，年龄、背景各异的信徒也甘心与他同工。
一位在清朝担任过官员、仰慕吕成章为人的满族士绅，曾对他说：“我们缘何成为莫逆之交？莫非我俩前世是亲生兄弟？”岷县的孟名世牧师早年与吕成章同工，后来转会至神召会。1926年5月，孟名世被藏兵殴打，身受重伤，被家人抬到宣道会抢救。吕成章牧师不计前嫌，看护周到，以至孟名世“十分感谢他们的厚意”。[74]
吕成章在医疗领域的服事大有成效。无论是“腹涨如水缸、呼吸困难，生命濒危”的少女，还是“一条腿变成深黑色，需要截肢”的小女孩，都曾在他这里得着医治。因甘肃全省受过牙科训练的人才凤毛麟角，许多人长途跋涉来岷县寻求治疗。一些被救治的孩子进入宣道学校就读，还有一些得着帮助的乡亲始而信主，都成为教会得力的成员。
20世纪30年代初，岷县全境饿殍遍野，吕成章协调引入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资金，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救助饥民、修筑公路。事后，岷县当地民众向宣教站敬赠一幅“德盛再造”的牌匾。
图二：宣道会甘藏边区1933年宣教士年会合影（岷县）[75]
前二排左二、左三：吕成章夫妇；宣教站前悬挂牌匾“德盛再造”
1936年前后，与吕成章配搭事奉的中国传道人是葛卫道、陈天祥。两人都是狄道圣道学堂的毕业生。葛卫道是一位长者，在岷县教会任牧师，曾出任华西宣道会委员会委员。陈天祥（或称陈子明）年富力强，担任青年会的主席。他通晓汉、回、藏三种文字，在吕成章负责的印刷事工中甚为得力。此外，还有一位忠心服事吕成章多年的回族人马爷。他原先是穆斯林，但与吕成章朝夕相处中，被其生命的见证感动，最终归信基督。
图三：（从左至右）马爷、陈天祥、吕成章、仆人Fu tsen、印刷工孟先生
（摄于1933年，岷县宣教站院内）[76]
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过境甘肃，甘藏边区宣教士全体东撤。国民政府的省长因需治疗牙病，挽留吕成章停驻兰州。1936年初，甘肃局势刚刚恢复平静，吕成章便赴岷县等地看望信徒，此后回国休假。
1938年，年过六旬的吕成章夫妇面临一个抉择：是留在美国退休、颐养天年，亦或是重返甘肃的宣教工场。若是选择前者，很难设想岷县宣道会将落入何等光景；如果选择后者，两人的身体又恐怕难以承受繁重的宣教工作。吕成章夫妇以拓展神国为念，对自身安危一无挂虑，遂于12月从美国启程，第5次前往中国。次女吕有志自小在甘藏边区长大，谙熟中文，又服从了父母的教训、品行、志向和爱心，也一同出发。
借道法属印度支那入境，途经云南、四川前往甘肃途中，时年65岁的吕成章需要亲自驾驶卡车穿过崇山峻岭、激流险滩。为看守汽车及车载物资，他连续几个月都睡在街头。经过数月的旅行到达岷县后，吕成章夫妇虽已疲惫不堪，但还要打起精神，救治两个被火烧伤的当地人，也预备接待即将来岷县参加年会的宣教同工。[77]
因着吕成章夫妇的坚守，许多宣教士在岷县宣教站舒适的客房中精力复原，他们的子女也得以在此度过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岷县宣教站定期印刷英文版《甘藏边区快讯》（Kansu-Tibetan News），供美国的代祷者了解前线的进展；制作藏文福音单张，供合作、卓尼等地宣教士使用。1941年初，吕成章还主持印制了甘藏边区第一本藏文赞美诗歌集。[78]
在这一时期，岷县教会面临许多艰难。1939年末，多年来忠心耿耿地帮助宣教士的回族基督徒马爷安然离世，与他所信的救主耶稣同在。1942年，在岷县教会事奉多年的葛卫道牧师也息了地上的劳苦，归回天家。而原本被寄予厚望的陈天祥竟然公开犯罪，令教会蒙羞。
1942年11月26日，吕成章突发大出血，经确诊为食道癌。此后病情逐渐恶化，但信心仍然稳固。12月15日，他在致德文华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年老时为主忙碌，实在好得无比。”癌症末期，吕成章身体虚弱，需要两人搀扶才能走上讲台。一个圣餐主日，在祝谢、分饼时，陈天祥竟然将饼扔到地上，吩咐会众践踏。众人惊惧万分，没有一人敢走上来。吕成章挣扎着站起来说：“你们不愿这样做是好的，可你们每天都以犯罪践踏主。你们要悔改！”言毕，再无力支持，经人搀扶坐下来。陈天祥之后悔悟，找到病卧在床的吕成章，请求宽恕。吕成章以仅有的力气紧握他的手，表示原谅和安慰。[79]此后，陈天祥的生命发生翻转，成为一名忠心的工人。其他会众看到吕成章老牧师至死忠心的榜样，亦被复兴。
1943年7月19日，吕成章平安辞世。岷县宣道会的弟兄姐妹将其埋葬在礼拜堂院内，旁立一块小小的方墓碑，上书：“我已战善战，当途程，守主道，今而后有义冕为我而备，其文光牧师之谓也。”[80]吕成章夫人虽年迈体弱，但仍承接亡夫遗志，继续在岷县坚守。为照顾母亲，吕有志获准转至岷县教会事奉。其时，除了次女吕有志外，尚有长女吕以斯帖在宣道会华南区服事，儿子吕新民则在美国牧会，也预备前往中国宣教。[81]时人称赞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宣教士家庭。这也实在是至死忠心、前仆后继的一家人！
图四：吕成章的墓碑（摄于1987年）[82]
[1] 1930年，随国民军主力撤出甘肃（3月）、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彻底失败（11月），甘肃回到军阀割据的时期。1931年，甘肃又历经“雷、马事变”（8月）、杨虎城陕军入甘（10月）等混乱局面。1933年3月，中央军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师进驻陇南。1935年，张学良的东北军被调到陕甘一带“剿共”。同年11月，东北将领于学忠出任甘肃省主席，所部五十一军嗣后进入兰州。时至1936年，甘肃全省已经形成东北军、中央军及各地军阀并立的局面。资料来源：《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甘肃解放前五十年大事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122–27、160–61、166；《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四十九辑——胡宗南上将年谱》，沈云龙主编，（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2），49–50。
[2] Eva M. Moseley, Moh Ta-Iu, Man of Great Plans: The Biography of Dr. Thomas Moseley (Harrisburg, PA: Christian Publications, 1963), 185–87.
[3] 《甘肃近代史》，丁焕章主编，（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337–53、436–37；王劲、杨红伟，《甘宁青民国人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74–75、96。
[4] David P. Ekvall, Outposts (New York: Alliance Press Co., 1907), 56, 202–03; “Extracts from Kansu (China) Letter,” The Alliance Weekly, September 28, 1912, 426.
[5] David P. Ekvall, “A Letter from the Tibetan Border,”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January 21, 1911, 259; W. Christie, “The Beginning of the Harvest,” The Alliance Weekly, April 6, 1918, 9; The Thirtieth Year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926, June 2–8, 1927, 31–32.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国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三期）》（上海：广学社，1936），370。
[6] 照片来源：由宣道会档案馆（C&MA National Archives）提供。
[7] Mrs. Thomas Moseley, “Our Foreign Bag,” The Alliance Weekly, December 10, 1932, 798; Eva M. Moseley, Moh Ta-Iu, Man of Great Plans: The Biography of Dr. Thomas Moseley (1963), 155–56.
[8] Mrs. R. B. Ekvall, “Kansu-Tibetan Border Mission Annual Conference of 1934,” The Alliance Weekly, December 8, 1934, 778; Howard Van Dyck, William Christie: Apostle to Tibet (Harrisburg, PA.: Christian Publications, 1956), 120–22.
[9] 胥志仁，<教讯：陇西福音堂被灾之呼吁（甘肃）>，《兴华周报》，1931年，第28卷第5期，32。
[10]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国基督教会年鉴（第十二期）》（上海：广学会，1934），264；陇西县志编纂委员会，《陇西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366；Rev. Thomas Moseley, “Finished …. By Faith,” The Alliance Weekly, January 6, 1934, 10; Rev. Thomas Moseley, “Missionary Echoes from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The Alliance Weekly, October 29, 1927, 713.
[11] 照片来源：Miss. Ruth E. Lindstrom, “Our Foreign Mail Bag,” The Alliance Weekly, December 5, 1936, 781。
[12] 照片来源：由孙守成的孙子Ted Carlson先生提供。编者注：这张照片的原件应为黑白，孙守成之子孙名世（Robert Carlson）可能做过上色处理。孙名世曾加入“基督徒海报”（Chinese Christian Posters）事工，对于民国时期的基督教海报原件有相当的研究。详见网页：https://ccposters.com/zh/pg/about/。
[13] Moh Ta-Iu, Man of Great Plans (1963), 153–54, 173.
[14] Mrs. Thomas Moseley, “The Children of Hsin Tien Pu,” The Alliance Weekly, February 9, 1935, 89, 93. 许自诚，《我一生的感恩记》（非正式出版物），10–13。
[15] 照片来源：由宣道会档案馆（C&MA National Archives）提供。
[16] C. F. Snyder, “West China Annual Conference,” The Alliance Weekly, November 23, 1935, 753； 蠡测，<临洮复兴布道之盛况——王载先生主讲>，于《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35年6月，第1643期 ，第8页。
[17] 照片来源：王明道先生家藏。
[18] Moh Ta-Iu, Man of Great Plans (1963), 170–71, 188–89; Rev. Thomas Moseley, “A Refreshing Conference,” The Alliance Weekly, September 25, 1937, 617; 王明道著，<第四章：坚城铁柱铜墙>，《五十年来》（1950年）。
[19] 照片来源：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ttp://id.lib.harvard.edu/images/8001558224/catalog。
[20] “Kansu-Tibetan Border Mission Conference,” The Alliance Weekly, January 15, 1938, 46.
[21] 照片来源：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ttp://id.lib.harvard.edu/images/8001558453/catalog。
[22] “Emergency Evacuation,” The Alliance Weekly, (October 9, 1937), 312–14; “Our Work in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January 29, 1938, 312–14; “Bombing in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January 14, 1939, 18; “Missionaries in Hongkong,” The Alliance Weekly, September 7, 1940, 562-63; “Department of Prayer,” The Alliance Weekly, September 25, 1943, 616; 梁家麟，《建道神学院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学院，1999），110–11；于力工，《夜尽天明——于力工看中国福音震撼》（台北：橄榄基金出版部，1998），102–03；倪步晓，《差传、基要与自立实践：基督教宣道会华中教区的宗教传播及其身份建构的探析（1889–1951）》（香港 ：建道神学院，2022），226–27。
[23] 彭训厚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编年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49、270、272–73、281、285、289；（英）道格拉斯·福特，《太平洋战争》（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58–60、128；“Last Minute Foreign News,” The Alliance Weekly, (August 8, 1942), 499; Robert D. Carlson, “Vocation in India and Return to the States,” Memories Of Years Pas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08), 6–7; “Kansu-Tibetan Border,” The Alliance Weekly, (January 29, 1944), 74.
[24] Carol E. Carlson, Anna Haupberg, and Ruth Noston, “West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The Alliance Weekly, May 6, 1939, 280.
[25] 尚季芳等，《兰州通史•民国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58–59、264–65；松潘县志编纂委员会，《松潘县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24；甘肃省档案馆，网页： https://www.cngsda.net/hsgs/49019.jhtml。
[26] 陈志刚、张生，<抗战初期美国在华撤侨撤军决策与行动>，于《安徽史学》，2013年第6期。
[27] “West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The Alliance Weekly, May 6, 1939, 280.
[28] Rev.A. C. Snead, “Late News from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April 15, 1939, 234; Ruth Ruhl, Prayer Letters (C&MA Archive Office, August 15, 1939).
[29] 照片来源：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ttp://id.lib.harvard.edu/images/8001560490/catalog。
[30] “Arrivals,” The Alliance Weekly, September 10, 1938, 589-590; “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 The Alliance Weekly, January 20, 1940, 35; The Fifty-Fourth Year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940, May 15–21, 1941, 10; Moh Ta-Iu, Man of Great Plans (1963), 194, 198, 202–03, 205–06.
[31] 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编，《甘肃史稿》（兰州：内部出版物，1964），231–34，305–09；《甘肃近代史》（1989），337–39，473–77 ；《甘宁青民国人物》（2013），99–100。
[32] Rev. A. R. Fesmire, “Our Foreign Mail Bag,” The Alliance Weekly, July 16, 1938, 456; “Kansu-Tibetan Border,” The Alliance Weekly, October 1, 1938, 634; Rev. C. E. Carlson, “In Perils of Robbers,” The Alliance Weekly, January 9, 1943, 24, 32; Memories Of Years Past (2008), 56-60; Miss. Ruth E. Lindstrom, “Lungsi, Kansu Tibetan Border,” The Alliance Weekly, July 10, 1943, 411; “Department of Prayer,” The Alliance Weekly, September 25, 1943, 616.
[33] “West China and Kweichow-Szechuan,” The Alliance Weekly, March 27, 1943, 202; Rev.Carter D. ,Holton, “Streams of Blessing in Kansu,” The Alliance Weekly, November 20, 1943, 745.
[34] Rev. Thomas Moseley, “A Refreshing Conference,” The Alliance Weekly, September 25, 1937, 617. 赵柳塘，<基督教会四十年之我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三辑）》（南宁：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2），139。
[35] 1934年，宣道会甘藏边区的领餐会友共609人，少于华中区的1860人，华南区的2021人。当年，甘藏边区的中国传道人只剩17人，而华中区、华南区的中国传道人则分别为51人和143人。资料来源：梁家麟，《华人宣道会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学院，1998），14–15。
[36] Moh Ta-Iu, Man of Great Plans (1963), 203; Rev. C. E. Carlson, “News from West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September 5, 1942, 569; “A Book of Remembrance for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August 12, 1950, 505; Myrtle Dillon, “Letter from Mrs. Carter Holton to daughters Myrtle and Jean dated November 4, 1941,” My Life and Testimon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16), 75. 兰州YD弟兄（赵成武的外孙）口述史资料一则（访谈时间：2026年5月5日）。
[37] Rev. A. R. Fesmire, “Our Foreign Mail Bag,” The Alliance Weekly, July 16, 1938, 456; Rev. C. E. Carlson, “Our Foreign Mail Bag,” The Alliance Weekly, August 9, 1941, 506; Rev. C. E. Carlson, “News from West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September 5, 1942, 569; Miss. Ruth E. Lindstrom, “Air Raid on Lungsi, West China ,” The Alliance Weekly, October 11, 1941, 648–49. 张世舜，<日本飞机轰炸陇西纪实>，于《陇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内部发行，1995），53–54。
[38] Miss. Ruth E. Lindstrom, “Lungsi, Kansu Tibetan Border,” The Alliance Weekly, July 10, 1943, 411; Miss. Ruth E. Lindstrom, “An Aged Warrior Called Home,” The Alliance Weekly, August 14, 1943, 521–22; Rev. Howard Van Dyck, “A Book of Remembrance for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August 12, 1950, 505. <甘肃宣道会传道史>，《金陵神学志（中国基督教历史特号乙编）》（1925），82；《陇西县志》（1990），389、743；渭源县志编纂委员会，《渭源县志》（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439、735；<民国时期陇西南街的张和平一家考略>，网页：https://www.163.com/dy/article/G21GUB930532B8U9.html。
[39] Rev. Thomas Moseley, “A Refreshing Conference,” The Alliance Weekly, September 25, 1937, 617; Rev. C. E. Carlson, “Our Foreign Mail Bag,” The Alliance Weekly, August 9, 1941, 506; “Requests for Prayer,” The Alliance Weekly, February 24, 1945, 58; The Fifty-Ninth Year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945, May 15-20, 1946, 66. <甘肃宣道会传道史>，《金陵神学志（中国基督教历史特号乙编）》（1925），83；《渭源县志》（1998），735。
[40] 关于甘藏边区各类学校的创立、停办经过，艾名世在其“Gateway to Tibet,(Harrisburg, PA: Christian Publications, 1938)”一书中有详细的说明。本节有大段内容译自该书的“Chapter V. Schools of Part III The Chinese Field and Work”。
[41] 林证耶，《翟辅民传》（香港：宣道书局，1962），19。
[42] 民国18年（主后1929年），狄道县更名为临洮县。为避免引起混淆，本篇中除“狄道圣道学堂”这一名称以外，一律使用“临洮”作为地名。
[43] 岷县地方政府于1934年成立岷县城关女子小学，教员大都是“从福音堂出来的”，“因为福音堂（此前）办有一个女子小学”。培贞女校的毕业生包修德、王淑贞、乔化仙等人，都先后任岷县女子小学教员，乔化仙还于1939年至1942年出任校长一职。资料来源：张扬明，《到西北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92–93；王征瑞等，<岷县岷阳镇女子中心国民学校简况>，《岷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岷县：内部发行，1988），58-60；周文浩，<岷县基督教概述>，《岷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岷县：内部发行，1997），177。
[44] “Kansu-Tibetan Border,” The Alliance Weekly, January 30, 1937, 75. 苟希天等，<甘肃宣道会传道史>，《金陵神学志（中国基督教历史特号乙编）》（南京，1925），81、83。
[45] Louise M. Chenoweth, “Girl’s School In W. China,” The Pentecostal Evangel, July 12, 1924, 10; W. W. Simpson, “Famine Orphans Saved,”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October to December, 1929, 11; W. W. Simpson, “My First Missionary Training,” The Pentecostal Evangel, March 21, 1931, 10–11; W. W. Simpson, “Prayer Requests,”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April , 1935, 2; W. W. Simpson, “News From War-Torn China,” The Pentecostal Evangel, September 11, 1937, 8.
[46] Ruth Ruhl, “West China Conference,” The Alliance Weekly, January 13, 1940, 26; The Fifty-Second Year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938, May 18-23, 1939, 68; The Fifty-Third Year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939, May 16–20, 1940, 62–63, 70.
[47] Rev. Thomas Moseley, “The Indigenous Church in West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December 17, 1932, 814; Rev. Thomas Moseley, “A Refreshing Conference,” The Alliance Weekly, September 25, 1937, 617; “Kansu-Tibetan Border,” The Alliance Weekly, November 30, 1940, 762; Rev. A. C. Snead, “In Lanchow, Kansu, West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March 8, 1941, 154.
[48] “Kansu-Tibetan Border,” The Alliance Weekly, April 26, 1941, 266; “Conference Greetings,” The Alliance Weekly, February 21, 1942, 121; Rev. C. E. Carlson, “News from West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September 5, 1942, 569; The Fifty-Third Year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939, May 16–20, 1940, 69; The Fifty-Fourth Year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940, May 15–21, 1941, 29; The Fifty-Fifth Year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941, May 14–19, 1942, 72; The Fifty-Seventh Year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943, June 1–6, 1944, 39.
[49] Gateway to Tibet (1938), 56, 96.
[50] 关于神召会从宣道会分裂，以及两个差会在甘肃重新达成睦邻协议的过程，详见：<甘藏边区简史（中）>，《教会》92，2022年12月，69–86；<甘藏边区简史（中续）>，《教会》93期，2023年3月，73–98。Gateway to Tibet (1938), 56, 96; Raymond H. Smith, The China Experience: Martin Ekvalls and Howard Smiths, 1892-2013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13), 29.
[51] 安息日会始建于19世纪中叶的美国，自称“余民教会”。他们相信怀·爱伦（Ellen Gould White）的著作“以先知性权威说话，带给教会引导、教训及督责”，强调“遵守第七日（星期六）是上帝永不改变的诫命，是在基督里蒙救赎的表征”，“基督徒要尽可能采用最健康的饮食，并禁止食用（旧约）圣经所指明的不洁净的食物（如猪肉）”。此外，安息日会还持有诸如“基督在主后1844年后进入赎罪工作的第二阶段”等迥异于正统教会的教导。
[52] 耶稣家庭的创办人敬奠瀛于1914年受洗加入美以美会。1918年，进入济南一家教会医院当传道员。服事期间，看到教会中“钱作主”、“势力作主”和“西方宣教士专权”等问题。1924年，赴泰安参加“阿尼色弗之家”孤儿院举办的奋兴会（神召会背景），接受了“方言”、“灵歌”和“灵魂被提升天”等五旬节派的信仰形式，遂退出美以美会。1925年，在神召会孤贫院工作几个月后，复被逐出。此后，自行回到马庄创立教会。因长期与西方差会不睦，再加上“惟独通过读经获得属灵知识”的经历，使敬奠瀛形成一种“除圣经和圣灵之外，不需要任何传统、宗派之解释”的神学倾向。这一倾向也决定性地影响了耶稣家庭的其他传道人，导致他们很难与其他宗派的教会和睦相处。资料来源：陶飞亚，《中国基督教乌托邦研究——以民国时期耶稣家庭为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6–57、63–65、68、80–82、84–89。连曦，《浴火得救——现代中国民间基督教的兴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44–48。
[53] Rev. E. J. Mann, “Advance in North-west,” China’s Millions, December, 1933, 226–27. 张子虔，<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兰州>，于《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民族宗教专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167–68；王建平，《中国陕甘宁青伊斯兰文化老照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59–60。
[54] 照片来源：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ttp://id.lib.harvard.edu/images/olvgroup119/urn-3:FHCL:81091/catalog。
[55] Moh Ta-Iu, Man of Great Plans (1963), 189–90.
[56] 巩守仁（1906-1958），甘肃省甘谷县人，其父巩心得系甘谷最早的基督徒，传道足迹遍及陕甘两省。巩守仁自幼信仰基督教，曾就读于甘谷东街小学，很受在该校任教的内地会宣教士任守谦赏识，后被介绍到位于兰州的内地会华英中学就读。1925年，巩守仁因在华英中学内组织抗议“五卅惨案”的示威活动而被开除。后转入博德恩医院，在医疗宣教士金品三的带领下学习医学，成为天水地区较早的西医。1936年左右，接受耶稣家庭灵恩派教义，又为其受苦、舍己的精神所感动，决心建立脱离外国差会、完全自立的本色化教会。此后，带领一部分信徒与原内地会教会分裂，又出任“甘肃省中华基督教会”理事长。1949年，巩守仁带领原天水仁爱医院的部分医务人员赴新疆哈密行医布道。1951年，被怀疑为“特务”、“间谍”被捕。在狱中关押期间因突发脑血管病而偏瘫，于1956年释放，两年后病逝。资料来源：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宗教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429–30。
[57] 《甘肃省志•宗教志》（2005），343。《中国基督教乌托邦研究》（2012），106、114–15，128。Rev. E. J. Mann, “Advance in North-west,” China’s Millions, December, 1933, 227. 张成之，<基督教传入甘肃兰州的总情况>；李子柔，<我参加“耶稣家庭”的情况>；李明矅，<兰州耶稣家庭与中华基督教会的始末>，于《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1989），140–41、155–57、17–78；黄剑波，《“四人堂”纪事——中国乡村基督教的人类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33–34、168；《甘肃基督教简史》（兰州山自石教堂内部出版物，编印年代不详），94–98。
[58] “West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October 24, 1942, 682. “West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November 28, 1942, 768. 《甘肃省志•宗教志》（2005），344。刘继华，<宗派主义与民末甘肃基督教的本色化>，于《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7月期，124。
[59] Miss Ruth E Lindstrom, “Shadows and Sunshine,” The Alliance Weekly, August 12, 1944, 344–45. 《陇西县志》（1990），743。
[60] Rev. Carter D. Holton, “Streams of Blessing in Kansu,” The Alliance Weekly, November 20, 1943, 745. 临洮苟氏家族的口述史资料一则（访谈时间：2021年6月2日）。
[61] “The Minchow Church Conference,” The Alliance Weekly, September 9, 1944, 377; The Fifty-Eighth Year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944, May 29–31, 1945, 46; “Church Developments in the North-West,” China’s Millions (London Edition), July-August, 1944, 31；《甘肃省志•宗教志》（2005），338–39；刘继华，<宗派主义与民末甘肃基督教的本色化>，于《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7月期，123。
[62] 照片来源：由宣道会档案馆（C&MA National Archives）提供。
[63] The Fifty-Eighth Year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944, May 29–31, 1945, 44–45; “West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February 27, 1943, 144; “West China and Kweichow-Szechuan,” The Alliance Weekly, April 21, 1945, 122; “Last Minute Foreign News,” The Alliance Weekly, January 27, 1945, 19.
[64] 照片来源：《宣道与中华》（1997），214。
[65] The Fifty-Eighth Year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944, May 29–31, 1945, 45–46; The Fifty-Ninth Year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945, May 15–20, 1946, 67.
[66] 宣道会认为，在异教猖獗的地区，“被鬼附”的情况与初代教会时期一样真实（参太8:16；可5:2；徒19:13），而且并不罕见。唯有通过祷告，并由信徒奉主之名发出命令，藉着复活之主的权柄，才能使被鬼附的人真正得着释放。民国时期，陇西地区冠以“道教”名号的本土迷信盛行。宣教士观察：“甘藏边区没有一个地方堪比陇西，有众多的异教神祇得着如此虔诚和狂热的供奉。”故而，当地人被鬼附的情况更频繁、更严重。在《宣道周刊》上，关于偶像崇拜者 退后、背道信徒被鬼附的记载十分多。资料来源：Miss. Ruth E. Lindstrom, “Authority over Demons,” The Alliance Weekly, August 24, 1940, 537; Gateway to Tibet (1938), 114。
[67] Rev. C. E. Carlson, “News from West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September 5, 1942, 569; Miss Ruth E Lindstrom, “Shadows and Sunshine,” The Alliance Weekly, August 12, 1944, 344-345; Miss Ruth E Lindstrom, “Our Foreign Mail Bag,” The Alliance Weekly, June 15, 1946, 378.
[68] The Fifty-Eighth Year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944, May 29–31, 1945, 46; Miss. Ruth Ruhl, “A Stirring in West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June 29, 1946, 408.
[69] “The Minchow Church Conference,” The Alliance Weekly, September 9, 1944, 377.
[70] The Fifty-Third Year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939, May 16–20, 1940, 69; Miss. Ruth E. Lindstrom, “Air Raid on Lungsi, West China ,” The Alliance Weekly, October 11, 1941, 648–49; “The Minchow Church Conference,” The Alliance Weekly, September 9, 1944, 377; The Fifty-Seventh Year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943, June 1–6, 1944, 39–40.
[71] 照片来源：Miss. Ruth Rulh, “Our Foreign Mail Bag,” The Alliance Weekly, April 6, 1946, 217。
[72] Mrs. R. B. Ekvall, “Kansu-Tibetan Border Mission Annual Conference of 1934,” The Alliance Weekly, December 8, 1934, 777; C. F. Snyder, “West China Annual Conference,” The Alliance Weekly, November 23, 1935, 753; Janet Fowler, “Minhsien Revisited … after 34 Years,” The Alliance Witness, December 7, 1983, 9; The Thirty-Seventh Year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933, May 17–22, 1934, 61.
[73] 照片来源：由宣道会档案馆（C&MA National Archives）提供。
[74] 孟名世，<孟氏天路历程>，《神召会月刊》，1929年2月；李璘，<孟名世与孟氏天路历程>，《闲斋漫语》（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156。
[75] 照片来源：由宣道会档案馆（C&MA National Archives）提供。
[76] 照片来源：Rev. Thomas Moseley, “Finished …. By Faith,” The Alliance Weekly, January 6, 1934, 9。
[77] “Work and Workers,” The Alliance Weekly, January 21, 1939, 234; Ruth Ruhl, Prayer Letters (in the C&MA Archive Office), August 15, 1939.
[78] Rev. A. C. SNEAD, “In Lanchow, Kansu, West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March 8, 1941, 153.
[79] Ruth Ruhl, “West China Conference,” The Alliance Weekly, January 13, 1940, 26; “Minchow Church Conference,” The Alliance Weekly, September 9, 1944, 3766; Rev. C. F. SNYDER, “Rev. William Neff Ruhl,” The Alliance Weekly, September 11, 1943, 583, 590; William Neff Ruhl (in the C&MA National Archives); 罗腓力，《宣道与中华》（香港：宣道出版社，1997），219–21。
[80] 碑文为文言体，意为：“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提后4:7-8）——这实在是吕成章（字“文光”）牧师一生的写照。
[81] 吕成章的长女吕以斯帖（Mrs. Esther A. Fowler，1907–1975，即后来的傅证道夫人）于1936年赴华宣教，先后在广西省、越南、香港服事，于1975年病逝于香港。次女吕有志（1911–1996），于1938年赴华宣教，先后在甘肃省、台湾服事。儿子吕新民（Fred Ruhl，1916-1989）于1946年赴华宣教，先后在川黔两省交界、菲律宾和台湾服事。
[82] 照片来源：由克省悟的外孙康纳德大夫（Dr. William Christie Conrad）提供。康纳德大夫曾在1987年8月访问岷县教会。他应吕成章后代的要求，专程寻访吕成章的墓地，拍摄了这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