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运动到教会

文/迈克尔·霍顿（Michael Horton） 译/本刊编辑部  校/梁曙东

 

引言

 

大卫·韦尔斯（David Wells）在《勇守真道》（The Courage to be Protestant）一书中指出，平行教会事工正越来越多地取代教会本身。问题在于：福音派运动本身是否已经成为实体教会的威胁？现今的许多基督徒认为，去参加一场基督教音乐会、布道会或特会，就等同于圣约共同体在每个主日的群体聚集。乔治·巴纳（George Barna）在《革命者》（The Revolutionaries）中主张，大多数基督徒很快就会（他希望如此）在网上获取属灵资源，甚至觉得没有必要参加一间本地教会，更不必说加入其中成为成员了。柳溪社区教会（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的内部自我调查报告《揭示》（Reveal）给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许多参与度最高的会众，恰恰是对自己灵命成长最不满意的人。报告由此得出结论：信徒已经成长到超越教会的地步。然而，受访者的实际反馈是：薄弱的教导应对他们灵命的贫乏负责；教会领导层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需要更努力地让会众学会“自我喂养”，并减少对教会事工的依赖。

 

纵观各类教会，无论是传统教会、巨型教会还是新兴教会，对教会的本质、标志和使命似乎都存在大量混淆。这篇短文无法涵盖我在《子民与居所：圣约教会论》（People and Place: A Covenant Ecclesiology）一书中处理的所有议题，但我在这里提出其中的几个要点。在此之前，我想先声明：以下这些误解（我视之为误解），没有一个是新鲜的。它们都在福音派中有着悠久的历史。

 

误解一：生活的每个层面都是神圣的

 

从薛华（Francis Schaeffer）等人那里学到上帝关切整个世界和整全的人，对我来说是一次思想突破。不仅仅是宗教，而是生活的每个层面，都在上帝的审判和恩典之下，而这位上帝既是创造主也是救赎主。我学习到，宗教改革恢复了新约对于信徒皆祭司的教导的强调。不只是预备讲章的牧师，也包括在画布前工作的艺术家，他们同样是在彰显上帝的美善，在履行上帝赋予的呼召。你不必在画作上印上约翰福音3:16，使之“基督教化”；我们在世上的职业呼召，也不需要靠宗教功能或传福音的效用来证明其正当性。但作为在基督里的新造之人，我们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我们不再把职业仅仅看作一份工作，而是看作一个呼召，并且努力思考圣经对我们全范围活动的实际意义。这并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体会，许多年轻基督徒也正从一种狭隘化的“敬虔主义”倾向中走出来。那种敬虔主义制造了一个“基督教小圈子”，形成了一套替代性的亚文化（其整体质量往往有限）。

 

然而，在这股热潮中，我们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之所以肯定这个世界和我们的在世呼召，其中一个理由就在于：上帝不仅是圣洁之事的主，也是寻常之事的主。我们不需要把事物“神圣化”（sacred），才能肯定它们是高贵的、上帝所赐的，并且能够荣耀上帝。无神论者或许并无此意，但当他们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创作精彩的剧本，研发出医治困扰全人类疾病的方法时，他们也在荣耀上帝的普遍恩典。

 

在堕落之前的伊甸园里，一切都是圣洁的。亚当和夏娃领受了一项神圣使命：通过日常劳作（耕种土地、驱逐蛇、看守和保护圣所）来扩展上帝公义的统治。堕落之后，这对夫妇领受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好消息：将来会有一位救赎者。但他们此后的工作要在“伊甸以东”完成。园子不再是圣洁之地。在西奈山，上帝颁布了以色列立约宪章的详细条款，将圣洁与寻常重新联合：不仅赐下了用以重申创造之初刻在良心上的指令的道德律，还有规范日常生活每个细节的民事律和礼仪律。随后，上帝领以色列进入祂的圣地。然而，当以色列违背了这一圣约时，上帝便像当初驱逐亚当和夏娃一样，逐出了祂的子民。在被掳巴比伦期间，犹大的子民要为他们所被掳之地的城市祷告，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在不妥协信仰和行为的前提下参与巴比伦人的日常生活。他们也被呼召在被掳之地“生养众多”，维系一个圣约群体，预备弥赛亚的最终降临。即使后来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他们依然知道自己仍处于被掳之中，受外邦压迫者的统治。

 

正如摩西在西奈山领受了圣洁国度的律法，耶稣在登山宝训中颁布了祂自己的命令。这不是用刀剑将外邦人赶出一块地缘政治意义上的领土的时代，而是忍耐受苦、为仇敌祷告、将福音传到地极的时代。上帝的国就是罪得赦免的宣告。基督藉着十字架已践踏撒但的头；基督复活，已推翻撒但的国度。

 

此刻，基督正藉着祂的圣道和圣灵攻破撒但的监牢，将其中的人夺回，加入祂凯旋的行列。但是同样的，这个属灵的国度有别于今世的国度。前者通过圣道和圣礼带来的罪得赦免不断扩展；而文化活动属于寻常领域。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并肩工作，通过提供商品和服务爱邻舍、服事邻舍，促进公共福祉。这种工作并不是救赎性的；它并不能促成基督统治的终极成全——那要等基督亲自再来，使死人复活，施行审判与拯救，使万物更新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升上高天之后，将祂为自己子民赢得的一切恩赐浇灌在教会中，其中特别提到牧师和教师的恩赐——他们用圣道建造基督的身体，使之成全，连于元首耶稣基督。耶稣交给教会的大使命，不是到普天下去推行民主、救赎文化或研发癌症疗法，而是传道、施洗和教导。新约中凡涉及信徒在世生活的指示都很基本：与人和睦相处，亲手作工，周济缺乏的人，并活出圣灵所结的果子。信徒发现一种药物疗法，与非基督徒所做的工作一样，都是圣灵在普遍恩典（common grace）中运行的结果。

 

“属世的”（secular）一词的本意是“属于今世的”。耶稣和保罗都一再用“今世”（this age）和“来世”（the age to come）作为对照。前者指的是现今这个处于罪和死亡权势之下的秩序，后者则被定义为对这个世界的再创造，得荣耀的基督正是它初熟的果子。

 

所以我们不是只用两个范畴，即圣洁与邪恶来看待世界。还有第三个范畴：寻常（common）。在这个意义上，信徒的活动领域与非基督徒邻舍的活动领域是重叠的。他们共享普遍的祝福，也共担普遍的苦难。但基督藉着祂的圣道和圣灵所建立的那个圣洁国度，则是从一切文化中、跨越一切时空所召聚的余民（remnant），是圣洁的，而不是寻常的，因为那是上帝藉着自己的救赎恩典所宣告归属于祂的宝贵子民。借着祂的福音——这福音在洗礼中向我们以及我们的儿女作表征与印记——这圣约群体就是那圣洁的共同体，上帝从我们始祖犯罪之后就宣告并开始建立的这个圣洁共同体。

 

享受上帝的创造属于寻常之事。按其寻常的性质，这是对上帝的美善、大能和其他不可见属性的有力见证，保罗在罗马书第1章和第2章论述到这一点。然而，聆听上帝的福音则属于圣洁领域，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3章（以及第10章）所论述的，听到并领受福音就使我们成为圣洁。一场精彩的音乐会或许能见证上帝在人类创意方面的荣耀，但上帝却是在圣约群体的聚集中赐下祂拯救的道。上帝是全在的，祂的创造大能藉着祂所造的万物显明出来。然而，对于罪人而言，真正的问题是：上帝以恩典和怜悯与人同在的应许之所在哪里？

 

上帝仍然在六个普通日子之外分别出一个圣日。上帝仍然分别出一些特定活动：传讲圣道、公共祷告、认罪与赦罪宣告、施行洗礼和圣餐礼、歌唱基督的道，以及圣徒彼此相交。这些活动与工作、友谊和娱乐等寻常活动是不同的。因此，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确实都蒙上帝普遍恩典的祝福和扶持，但在寻常与圣洁之间、普遍恩典与救赎恩典之间，以及那些正当的、荣耀上帝的、有益于邻舍的事物，与那些具有救赎性质的事物之间，仍然存在着区分。

 

误解二：“得救”不意味着要“加入教会”

 

福音派早已习惯于将与基督建立个人关系和加入一间教会对立起来，但这种对立没有任何任何新约依据，事实上也与新约中的具体例子相矛盾。从五旬节那一天起，对于“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这个问题，使徒行传给出的回答就是：悔改，相信福音，并且接受洗礼。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徒2:47）公开认信是必不可少的（参罗10:10）。我们无法洞悉人的内心；同时，也存在一些特例（例如十字架上的强盗），在这些情形下，人无法接受洗礼或成为正式的教会成员。然而，圣经要求的是公开的信仰告白，而不仅仅是拥有与基督个人关系的私下见证。并非所有在有形教会中的成员都与基督有内里的联合，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2章和第9章特别提醒我们的，这一点在新旧约中都是如此。负责考察认信的长老团并不比我们中的其他人更有能力判断人心，但一个可信的公开信仰告白意味着：我们绝不能私自论断同为教会成员之人的属灵状况。

 

使徒们的书信都是写给在特定地点的具体教会的，而且不仅写给教会领袖，也写给全体领餐会友。保罗称哥林多教会为“蒙召作圣徒的”，并凭着他们可见的成员身份，劝勉他们整顿自己的敬拜，管教犯罪的成员。信徒蒙召顺服上帝设立在他们之上的牧师和长老的属灵带领（参提前5:17；来13:17）。这不是“教会主义”（Churchianity），这是真正的基督教。

 

误解三：圣经并没有明确规定教会的外在形式、架构和方法

 

我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我喜欢“赶紧干完”。我们美国人务实，说干就干。别花太多时间想我们在做什么，做就是了！许多福音派信徒想当然地认为：圣经给了我们一个清楚的信息，至于传递信息的方法，那就由我们自己决定了。

 

但即使在大使命中，在吩咐完“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之后，紧跟着的就是对这一使命的具体说明：传福音、施行洗礼，以及教导他们遵守主的一切吩咐。使徒行传第2章告诉我们，在五旬节诞生的群体“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42节）。这些都是群体性的、有秩序的、公开的活动。（在希腊文原文中，“祈祷”前面的定冠词表明，早期基督徒的敬拜在公共祷告方面沿袭了会堂礼仪的形式。）

 

纵观整卷使徒行传，使徒们始终专注于基督大使命中的这些要素。事实上，设立执事职分，正是为了让他们能全身心投入圣道和圣礼的事工中（参徒6章）。此后每当一个地方有了一批初信者时，使徒们便按立教牧长老正如保罗提醒提多的，“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多1:5）虽然使徒保罗可以诉诸复活基督的直接差遣，但他也提醒提摩太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提前4:14）所领受的呼召和恩赐，以此坚固他的信心。最终，这种常规教牧事工将取代使徒这一特殊性事工。前者要建立在后者的根基之上。不仅要在本地教会设立牧师、长老和执事，各教会还要在一个更广泛的团契中彼此负责、互相勉励、彼此劝诫。当安提阿教会把外邦人的加入问题带到全教会面前时（参徒15章），这个“全教会”是以各地方教会的“使徒和长老”为代表的。会议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份书面决议，并要求每间地方教会都予以接受。

 

当读到各卷书信（尤其教牧书信）时我们会发现，其中对于特定的职分和资格都有清晰的说明。对于主的晚餐的意义和定期举行（参林前10-11章）、教会纪律（参太18章；林前5-7章）、公共敬拜（参徒2:42-45；林前14:6-39）以及执事对圣徒的关怀（参徒6章；罗15:14-32；加6:10；腓1:1；提前3:8-13），都给出了明确的教导。圣经甚至教导我们为什么要唱诗。为什么需要上帝告诉我们唱诗的原因？因为在公共敬拜中歌唱，不是仅仅情感的流露、娱乐活动，或表达个人思想、情感和奉献的一种虔诚方式。歌唱的目的与讲道、圣礼和祷告一样，都是为了“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西3:16）。基督之所以如此关切祂有形教会的每一个层面，是因为祂知道我们多么容易偏离正路，为自己立起偶像，坚持按自己的方式敬拜。不仅基督的信息，连祂所设立的蒙恩之道，都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精心安排的，为要在罪人——包括信徒——的整个天路历程中将基督带给他们。同一个福音既将“远处的人”带到基督面前，也将那些近处的人——蒙受圣约应许的“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徒2:39）——带到基督面前。

 

第二世纪，一种严重的异端曾席卷古代教会，就是诺斯替主义。诺斯替主义者试图将福音同化于希腊思想，在灵与物质、不可见与可见、内在与外在之间划出一道鲜明的界线。他们推崇的，不是圣道和圣礼的外在事工，不是牧师和长老这样的外在职分，而是圣灵通过自发的狂喜和光照所施行的内在事工。保罗在希腊文化主导的环境中（如哥林多和歌罗西）遇到的搅扰者（他讽刺地称之为“超级使徒”），很可能就是这一派别的先驱。但耶稣所建立的，并不是一个追求内在之光的神秘小团体；祂所建立的是一间有形的教会，祂应许在其中通过圣道和圣礼的公共事工赐下基督和祂一切的恩惠，并通过爱的管教来保守祂的羊群，看顾他们的身体和灵魂。

 

基督不仅是我们的先知和祭司，也是我们的君王。既然如此，祂不仅规定了我们个人的敬虔生活，也确立了我们作为祂身体当有的群体实践。耶稣救赎祂的羊，不是为了让他们“自我喂养”。圣灵打破我们的常规生活，搅动今世的既定秩序，为的是围绕圣子重新召集并融合祂的子民，而建立一个新的群体。

 

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我和其他美国人一样务实。但这并不是一种无害的性格特点，尤其当它妨碍我们认真对待基督作为教会之王的权柄的时候。美国福音派运动深受查尔斯·芬尼（Charles Finney）领导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影响。作为美国实用主义的典型代表，芬尼把原罪、基督代赎、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以及重生的超然本质，都视为真正复兴和社会道德进步的拦阻。他倡导的“新举措”，例如“焦虑席”（anxious bench，即“决志呼召”的前身），先是补充、后来取代了上帝所设立的蒙恩之道。奋兴运动和其他策划性活动一样平常，其效果取决于一个聪明的布道家所能想象出的最有效的说服手段。

 

正如福音派运动常常将圣灵的内在呼召与外在蒙恩之道相对立那样，它也如此推崇魅力型领袖：他们不需要经过正规神学培训和教会的正式按立，来确认他们的那种自发、直接、来自内心的事奉呼召。关于这一新教热忱，究竟是美国人特有的信奉直觉个人主义、排斥外在权威和群体教导造成的结果，还是引致它的原因，历史学家们或许存在争议，但二者之间的关联显而易见。天主教历史学家加里·威尔斯（Garry Wills）在《头脑与心灵》（Head and Heart）一书中写道：

 

营地奋兴会（the camp meeting）为福音派传道人的资格确认打造了模板。他们靠会众的反应来获得认可。来自组织的资格确认、教义的纯正、个人所受的教育，在这里毫无用处。事实上，有些受过教育的传道人还得装出没学问的样子。传道人的按立是自下而上的，由他所带领的归信者赋予。这流程比政治选举更加民主：政治候选人还得竞选一段时间，而这里宣称这是一种由圣灵直接成就、自发且即时的呼召。自助式的信仰要求一种自助式的事奉。

 

威尔斯引述了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结论：“明星模式并不诞生于好莱坞，而是诞生于奋兴布道家铺设的锯屑小径上。”美国超验主义（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2]是在波士顿知识分子中吸引大批追随者的浪漫主义版本，而芬尼的遗产则代表了“别样的浪漫主义”——一种自力更生和内在体验的大众化版本，“接续了超验主义的未竟事业”。爱默生（Emerson）写道：“人的高贵、人的神性，就在于能够自给自足，不需要任何馈赠，不需要任何外在力量。”也就是说，不需要一位外在的上帝，不需要外在的圣道和圣礼，也不需要正式设立的教牧职分。而奋兴主义正是以自己的方式，在边疆地区推广这一典型的美国式宗教。

 

当年著书反对芬尼“新策略”的改革宗牧师兼神学家约翰·内文（John Williamson Nevin），指出了“焦虑席模式”（即“决志呼召”的前身）与他所称的“要理问答模式”之间的对比：“我自小接受的传统长老会信仰，自始至终都建立在圣约家庭的信仰理念上：首先因着上帝在洗礼中所施行的圣洁作为而成为教会成员，随后对年轻人进行系统的要理问答训练，直到带领他们来到主的圣餐桌前。总之，这一切都建立在圣礼性的、教导性的信仰理念之上。”内文讲述了自己年轻时参加一次奋兴会的经历，他被要求放弃自己的圣约传承，认为那不过是僵化的形式主义。内文总结道，这两套体系“在根本上属于两种不同的信仰理念”。他显然是对的。我们不能只是把加尔文主义五要点钉在一套本质上是伯拉纠主义的方法论上。

 

误解四：我们不能“去教会”，因为我们就是教会

 

我们最近经常听到这种说法，但说到底，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说法。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就是在一种老式的保守福音派运动的影响下听着这样的话长大的。某种意义上，这种看法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教会当然不是一栋建筑。事实上，地上并不存在什么圣洁的场所，除了由活石所建造、联于基督的那唯一的圣殿（参彼前2:4-10）。然而，人们的争论往往超出了这一洞见本身。今天，一些人援引这句话告诉我们：宗教改革用圣道、圣礼和教会纪律来定义教会是错误的；这样的定义，是把教会当成了“特定事情发生的场所”，而不是“做特定事情的一群人”。对此，我们该如何回应？

 

首先，注意这种表述的重点所在。改教家们所确认的教会标志，其关注点在于，教会作为一个场所，上帝在其中主动作工，以拯救的恩惠服事祂的子民，并将他们作为更新了的邻舍，差他们进入世界。而新的说法却把教会（或者至少是个别基督徒）变成了行动的主体。换句话说，其重心落在了我们的行动上，而不是落在领受上帝已经做成的和正在为我们做的事情上。毫无疑问，这种强调也带来了一系列相关的混淆，比如呼吁人们“活出福音”或“成为福音”。我们难道忘了，福音是关于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救赎工作的好消息？福音是为着我们的，但福音并不是关于我们的。福音完全集中在基督的工作、受死和复活上，而不是我们的经历、敬虔或服事行为。福音生出信心与顺服；之所以能够如此，正是因为福音本身就是对基督的顺服、受死、复活、升天与再来的宣告。当然，公共崇拜中也涉及圣约伙伴通过话语、祷告和歌唱进行的回应。但这始终只是一种回应——对上帝藉着圣道和圣礼所施行的审判和应许的回应。

 

其次，除了混淆了我们的工作和基督的工作之外，这个说法还混淆了聚集的教会与分散于世的教会。教会必须首先是上帝施行特定作为的场所（比如审判罪人和赦免罪人），然后我们才能成为“做特定事情的一群人”。我们的顺服是“因上帝的慈悲”而献上的“理所当然的事奉”（参罗12:1-2）。教会作为一种上帝所设立的制度，是基督在地上的大使馆，拥有祂赋予的职分权柄，掌管天国的钥匙（参太16:19）。

 

然而，教会并不只是由教会职员——牧师、长老和执事——所组成。每一个肢体都领受了恩赐，为要使所有人都得益处。此外，信徒和非信徒都领受了普遍的恩赐，好履行他们受造的呼召。所以，聚集的教会体现在所说的“教会标志”中，即宣讲圣道、施行圣礼和执行教会纪律，是可见的；而分散于世的教会则指教会成员作为个别信徒，在父母、朋友、同事、雇主、雇员、公民和志愿者等身份中，活在他们每周日常的各种天职中。因此，教会既是圣约之主用话语产生新创造的“场所”，也是作为这一新创造的传承者、涌入世界的“一群人”。

 

教会作为基督国度的官方使馆，没有权柄对所有可设想的话题发表公开声明，或参与治理世界的事务。但基督徒可以彼此合作，或与非基督徒邻舍一同工作，去爱和服事邻舍，参与政治行动，推动社区改善。再次强调，关键在于尊重“寻常”，而不试图把它变成“圣洁”。作为制度性的教会，其使命限于圣道、圣礼和教会纪律的事奉（包括对成员身体和灵魂的关怀）。但基督徒个人的活动范围则广泛得多，他们在世上投入各种各样的天职。在上帝没有明确指引的领域，信徒有基督徒的自由，可以按照自己更新成圣了的常识来养育孩子、投票、娱乐、奉献时间和才能。

 

被《时代》周刊和《今日基督教》杂志冠以别称“新加尔文主义”（the New Calvinism）的恩典教义，其重新发现有望给那些常常将这一宝藏视为理所当然的改革宗和长老会教会重新注入活力。同时，作为一个在个人主义式福音派运动的影响中长大的人，我时常由衷赞叹教会中那属神的智慧：这些教会施行洗礼、进行教导，兼顾肉身与灵魂，对属上帝的羊群进行从生到死的全人牧养。而这正是福音派运动的薄弱之处。

 

五旬节那天，彼得宣告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召来的。”（徒2:39）那些注重世代相传的圣约牧养的老一代改革宗教会，会帮助我们理解将上帝的应许传递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是什么意思。“新加尔文主义者”可以帮助我们在向“远方的人”宣教方面更加积极主动，接触圣约群体之外的那些人。让我们一起行动吧！随着这场运动走向成熟，我期望它能更深、更广地从宗教改革的泉源中汲取养分。如果“改革宗”只是意味着一个人相信上帝的拣选恩典，那么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也是改革宗了。但正如天主教、东正教、路德宗和其他传统各有自己的信条，以此明确自己的身份，改革宗基督徒也通过经过严谨制定的信仰文件一同告白信仰。在上帝话语的规范性权威之下，三大合一信条（《比利时信条》、《海德堡要理问答》和《多特信条》）以及《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和《大小要理问答》一起，组成了这一共识。

 

教会论是宗教改革所产生的各个教会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圣公会神学家保罗·阿维斯（Paul Avis）观察到：“宗教改革神学在很大程度上受两个问题主导：‘我怎样才能得着一位有恩典的上帝？’以及‘我在哪里能找到真教会？’这两个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按照宗教改革教会的说法，真教会存在于“凡正确宣讲圣道、合宜施行圣礼的地方”。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是：从一场改革宗运动迈向一间改革宗教会。我们不仅必须质疑那种主导大部分美国宗教的、以人为中心的教义，也必须质疑从这种教义自然产生出来的方法和生活方式。圣经教义必然产生一种特定的敬虔和使命观。至少从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开始，相较于敬虔主义与复兴运动所着重强调的内容，宗教改革及其认信传统的独有教义特征所发挥的作用已经变得不那么清晰可辨。事实上，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结束他的美国之行时，用“没有宗教改革的新教主义”来概括他对美国宗教的整体观感。因此，就让我们来一场新的宗教改革，恢复那高举上帝、以基督为中心、宣扬恩典的信仰与实践吧！我们祈求，愿这样的改革不仅能够更新我们的改革宗教会，更能够更新全世界更广泛的基督身体！

 

[1] 本文引自迈克尔·霍顿的白马驿站网站（white horse inn），网址链接：https://whitehorseinn.org/resource-library/articles/from-a-movement-to-a-church/。2026年9月11日存取。承蒙授权翻译转载，特此致谢。——编者注

[2] 美国超验主义是19世纪30–60年代兴起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思想文化运动，是美国本土第一场重要哲学思潮。核心主张：人内在拥有直觉，可以直接超越感官与理性，领悟真理、接近神性；人性本善，自然是神的启示，无需依靠教会、教条作为中介。代表人物：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