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文/林慈信 译/诚之
一、综论
19世纪之来华宣教士，多是30与60年代英、美复兴运动所结的果子。他们愿意牺牲一切，为着福音的缘故，被差遣至福音未传到的国家。他们这种献身精神，带着一种独立的个人主义心态。华人基督徒多从西教士身上学了这种独立生存的“开荒牛”思维方式。踏入20世纪，华人宣教士也为着福音的缘故牺牲了一切，独自去偏僻的地区传扬真道。这种宣教精神在今天“第三世界宣教时代”，正在不断伸延下去。
这种开荒精神，值得敬佩的是：教会着重宣教事工及个人与主的活泼灵命。不过，负面的影响是：“开荒牛”往往不善于与其他同工或其它差会合作，宣教事工不知不觉地带上了“地盘主义”的色彩。
二、个人主义：西方教会传统？
这种个人牺牲精神，与顺服大使命有密切关系。从司提反、使徒保罗，到中世纪的修道士、圣徒，他们把福音带到西欧、北欧及亚洲。现代宣教士都跟随这二千年的传统。
16世纪，马丁·路德呼吁罪人直接来到神面前，面对基督十架，接受因信称义的恩典。人到十架面前，罪的重担得脱落，在神面前委身，为主而活，从此以后，凡事荣神益人。宗教改革之后，英国的清教徒运动也呼吁人不断地自省、悔改、为罪忧伤，立志顺服神的律法。不过，清教徒的属灵神学与当代西方个人主义大不相同。清教徒的异象，乃在建立与神立约、守约及彼此立约的教会。他们中间一部分人移民至北美洲（1620，1630），在新大陆建立“山上的城”（参太5:14）。清教徒的圣约神学将个人与群体（教会）放在主耶稣的主权下。
清教徒属灵神学影响了十八世纪德国的敬虔主义。敬虔主义者看见德国教会死气沉沉的现象，因此组织了查经祷告聚会，重新强调个人与神的关系。他们也建立了自己的社团。不过，经过了19世纪的凯锡克（Keswick）等运动，敬虔主义传到中国时，多注重个人灵命，少注重团体之建立。
三、个人主义：历史（世俗）的影响
教会内的个人主义，也受到历史和社会的影响。美国人在1776年革命成功后，纷纷到（当时的）西部开荒。1750至1850年间，卫理公会和浸信会在美国的人数剧增（相对之下，公理会与长老会则增长缓慢），与当时的开荒精神不无关系。卫理公会与浸信会强调个人的属灵经历及自立、自治的教会（或团契）。美国历史学家注意到，美国人有一种个人主义及实用主义的性格，这与他们所居住的“待开发之土地”（the virgin soil）有密切关系。
开发者从东岸移居到西部（即今天美国之中西部与南部），建立新的家园、市镇、教会、学校；19世纪，一种温和、亲切的乡土文化被建立起来了。宣教士就是从这个乡土文化被差至19世纪中国的乡土社会去开荒！不幸地，当两种乡土文化相遇时，因着种种的误会而产生冲突。这误会至今仍未完全消除。
四、19世纪中国基督徒之个人主义
天津条约（1858）、北京条约（1860）之后，基督教的宣教士开始向中国内陆传教。他们所面对的，是一种敌视西方的、狭窄的民族主义心态：当时最反对宣教士的就是士大夫与官绅之辈。宣教士最初所结的果子自然就是与他们接触最频密之人士：他们的佣人、厨子、秘书、翻译员、中文老师等，还有他们医疗或教育（办学）宣教的受惠者。这些人信了基督，很多被家人赶了出来，《暗室之后》的作者蔡苏娟女士就是著名的例子。早期华人信徒被情势所迫，自然成为强烈个人主义的、独立的宣教士。
中国的官绅对这批早期信主的基督徒十分蔑视，称他们为“二毛子”，认为他们是“洋鬼子”的走狗。因此第一批的中国牧师与传道人做出了极大的牺牲。
感谢神，无论环境多么恶劣，福音总被传开了。20世纪初，华人信徒组织了宣教队，往内地及南洋传福音；30年代的伯特利布道团尤为著名。中国内地福音的需要自然要求宣教士做出极大的牺牲。
1950年之后，在西方、现代处境长大的海外华人信徒，学会了新一代的个人主义：第一代信徒多是透过学生工作、基督教学校或青年福音工作接触福音而信主的。现代西方之青年布道法，多注重个人生命的意义，及个人决志信主之重要性。相对之下，全家归主之福音策略不大发达。随着后现代的来临，家庭瓦解，人心破碎，向“个人”传福音之需要日益迫切。群体之建立愈来愈显得困难。
五、21世纪之基督徒个人主义
今天，华人教会已差派出数百位跨文化的宣教士，在“10/40之窗”开荒、植堂。21世纪的基督徒个人主义又会带上怎样的色彩？
我们必须继续牺牲一切，不顾代价地将“X一代”与“Y一代”的后现代人带到基督面前；在未得之地更需如此。今天的宣教士尤需长期作战的毅力，走当走的路，打美好的仗，至死忠心。为主舍己的精神，必须在21世纪传下去！
不过，21世纪的宣教士同时要建立团队合作的精神。今天，无论是西方教会或海外华人教会，上一代教会与宣教领袖都已到退休年龄，我们正在渡过一个漫长的领袖转型时期。接班人是谁？他们会活出怎样的团队精神？这是普世教会拭目以待的。
中年的华人领袖能作X一代青年领袖的好榜样，活出彼此坦诚、支持、帮助的事工形式吗？
我们极需学习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和罪过。我们需学习作“透明人”，承认自己的成圣工夫尚未完全。X一代的青年同工，知道上一代的领袖不是完全无罪的！他们不会再接受“完全领袖”的神话。他们要看见的，是上一代领袖的挣扎、跌倒、再起来，他们要看见神的恩典在软弱人中是够用的；他们要看见上一代不断地长进再长进；事奉再事奉。
这种不断的长进是需要别人扶持的──可能是华人、西方或第三世界的主内同工。
十多年前，蔡元云医生在《呐喊》杂志中提出了心中的呼喊:“我需要弟兄！”，这不正是21世纪教会主人翁（即今天之青年信徒）的渴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