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与城市

文/曼纽尔·奥尔蒂斯      译/文睿        校/毓惠   赵刚

 

萨拉斯(Rafael Salas) 预测到了20世纪末，全世界将要经历根本而巨大的变化，大部分人口将要居住在城市中心，主要生活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城市里。科克斯(Harvey Cox)说得更严重：“将来的历史学家要把20世纪描述为全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城市的世纪。”

 

城市的发展不仅是社会学方面的一个事实，而且还成就了神在时间开始以来的计划。“神在伊甸园赋予亚当和夏娃遍满、治理和管理全地的文化使命（创1:28），这正是建造城市的使命。”这个问题在宣教学方面的表现就是万民正涌入我们的城市，要作新市民，而不仅仅是暂住人口。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来的移民教会要持续按加速度增长。

 

在这些国家里，随着宣教士的不断派出，宣教运动正在蓬勃发展。最近刊登在《基督教宣教》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讲西班牙语的宣教士正在接触在伦敦和巴黎的拉丁裔移民……正把福音带到西班牙的穆斯林当中……这是按照南美方式进行的欧洲宣教行动！”这些教会被圣灵点燃，要把基督的福音传遍世界。这种宣教活动要继续进入我们在北美的城市，要成为新的宣教时代一个不断发展的因素。现代宣教运动中，西方宣教的主导角色正慢慢消失。下面这几个需要考虑的问题要求我们改变思维方式：(1)宣教的教会，（2）牧养和植堂的牧师，（3）差派教会与接受教会之间的新关系，（4）宣教工作的新模式。

 

宣教的教会

 

在20世纪，教会与城市必须有更密切的联系。在世纪初的时候，教会所关心的事和教会的宣教活动与城市所关心的问题有很大的距离。康恩(Conn) 博士注意到：“教会看起来是在城市里的，但其实并不真的属于城市。占据四周的是城市，而不是教会。”

 

教会为什么一定要投入到宣教当中去呢？这首先是出于神学上的原因：教会是神国度的社区。

 

教会拥有大君王的目的绝对不能是独占神的国度。教会是因着传讲神的国度而出现的社区，作为国度的象征，以不完全的方式向人表明国度是怎样的，教会以此来服事国度。教会要让世人看到什么是与作王的基督相交并向他顺服。教会要成为“神在人类世界的侨民，神在地上的实验园。”教会是那将来世界的标记，同时也是那世界将要临到的保证。

 

教会是神的子民在社会上的呈现，也是神国度的代理。神要使用教会，使之作君王、先知和祭司，带来社会的改变。先知的角色（珥2:28-29；民数记第11章）是见证真理，在众人面前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彼此劝戒，像复活的人那样生活在世上。我们是祭司（太27:51），所以要为我们的社区祷告和代求。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伟大的中保耶稣面前（来4:14-16）。我们得到神的告诫和装备，向一个受伤的世界施怜悯（来13:16）。我们像君王一般，要作王（弗2:6）；世界要认出我们是公义的器皿，有权柄胜过邪恶和这个世界。我们是已然而未然地作王、胜过世界。

 

基督正在作王，这是教会和国度的基本主题。教会把神的百姓召聚在一起来敬拜，因为他们承认基督作王治理世界。教会是神在地上的侨民。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住在这个社区中，向世界行事(林前12:12-27)。我们也承认耶稣基督是国度的头，这会使城市的教会大大增长，就像新约初期阶段教会大大增长一样（弗1:10,22-23）。主就是那传福音的，他宣告他的来临，他是福音的使者，福音是国度的道。教会因此成长、倍增（太13:3,23）。耶稣是天父差遣来的伟大宣教士。耶稣是大牧人（约10:11-13），从地上四方把神的百姓召聚来，应许要救他们脱离那恶者。耶稣事奉国度的福音，他的治理遍布生活的各个方面，他看见百姓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怜悯他们（太9:36）。“牧养是教会的使命——以奴仆的样式跨越疆界。”克罗尼（Edmund Clowney）说：

 

“耶稣来召聚人，呼召那些召聚人的人，培训那些与他一道召聚人、在城乡的大街小巷寻找穷人和无助之人的人……对基督的门徒而言，宣教是无可选择的使命。如果他们不是召聚者，就是分散者了。一些人认为教会可以把敬拜神和培养信徒作为主要使命，把召聚当作次要职责……宣教被简化为偶尔的奉献、几个精疲力尽的宣教士以募捐为目的来参加的野餐会、被人忽视的宣教委员会的辛苦工作。这样的教会是在积极参与分散的工作，因为忽视宣教的会众要退化，不久就会因内部的纷争而四分五裂。”

 

我们效法基督的榜样。他受差遣，顺服地来（约1:1-14），我们也是这样被差遣来到世人当中。“宣教表明了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

 

教会必须参与宣教的第二个原因，是世界中四面八方的人正涌入城市。城市化和城市化观念是生活之道，促进了宣教的新浪潮。这个过程在上一个世纪一直在进行，但教会对此的回应很迟缓。“一本由亨特（James D· Hunter） 在1983年发表的书指出，‘在大城市中，福音派信徒所占比例大大低于正常水平。’ 根据亨特的调查，在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城市当中，只有8.6%是福音派基督徒。”康恩博士意识到，要让北美的大型福音派团体相信，神关心世界上的大城市，保罗的神学深深植根于城市宣教中，他必须为此努力奋斗。保罗的宣教重点集中在以希腊－罗马世界的大型城市里。

 

在《使徒行传》里，保罗的宣教团队几乎总是首先去犹太人的会堂，找机会在固定的安息日聚会上发言、辩论。他们在那里遇到抵挡，或者没有遇见拦阻时（16:13-15；18:2），有时会在一些人的家里住下，比如在腓立比的吕底亚家（16:15），在帖撒罗尼迦的耶孙家中（17:5-9），在哥林多的百基拉和亚居拉的家中（18:2-4）。

 

康恩问道：“如果郊区和乡间的人都有自己对教会的异象，我们怎么才能够招募人去接触我们城市里的一代人呢？”教会一定要靠着作王的主的能力，充满活力和信心地去面对这个挑战。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你会禁不住被这个事实所震撼，那就是它大部分内容是特意在一个宣教的场景中写成的，这特别的场景大部分都位于城市之中。

 

新约圣经是不分教会和宣教的。除了发展出宣教策略的会堂，当时并不没有宗派或教会以外的组织架构，也找不到与教会平行的宣教机构。康恩博士注意到：“在第一世纪之后，甚至没有专门负责未得之民的使徒或传福音的人。”

 

在使徒时代之后，教会的使徒特征已经淡化了。我们在考查教会与宣教关系的几次转变时，就能看到这一点。第一，罗马天主教内担任使徒职分的人所关注的中心，已经由差派宣教士转变为维持使徒传承的权威性。然后，宗教改革的教会把它们的重点从宣教和传福音转移到树立正统观念和维护真理上。差派宣教再一次被忽视了。

 

第二，罗马天主教会关于圣灵的教导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她淡化了对圣灵加力量给教会来祷告和宣教这些作用的认识，更注重把圣灵视为教会的合作者。这也影响了改教家，他们主要把圣灵看作是解释圣经的那一位。五旬节派和灵恩派教会则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认为圣灵是通过超凡能力加给信徒力量的那一位。我们再次看到一种转变：圣灵和宣教的灵被分开了。

 

第三个转变与教会作为差派团体的角色有关。在19世纪，人们主要把宣教理解为呼召那些受神感动的人去参与“国外”的宣教工作。个人，而不是全体教会，被唤醒，接受呼召去未开拓的领域宣教。个人受呼召，被差遣，这导致宣教的重点变成了拯救个人的灵魂。个人成了国度和圣灵的代理人，这限制了植堂的策略。个别的宣教士也成了宣教的代理人。“这导致了一种轻看教会的现象。”这在20世纪中期发生了切实的改变，现在教会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在植堂这一使命上的责任。

 

新教建立差会，这部分（但不是全部）是由于宣教工作并没有从地方教会开始的缘故。宣教责任从地方教会转移到差会和宗派组织的原因之一，是教会的神学狭隘地集中在教会身上，而没有集中在基督和他的国度上。总体而言，欧洲的教会在参与宣教工作方面行动非常缓慢。宣教工作的另外一个障碍就是过于强调维持教会的责任。教会存在着一种导致停滞的维持心态，不关注能让教会充满活力的宣教工作。这样，宣教的责任就逐渐转移到宣教机构身上。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们可能会认同这种改变。教会与会众关系密切，因而形成了一种生存神学。教会不能应付宣教带来的挑战，认为宣教任务太沉重了。教会发现，要执行宣教的使命的话，她们的效率太低；所以宣教工作被转移给了专注于“一件事情”而更有效率、更讲求实效的机构。这种从宣教到维持的转变，成了地方教会的核心价值观。这里观念发生了转变，即从新约圣经视教会为一个预备好、被赋予能力跨越城市疆界去服事的团体，转变为一种实用主义的、视教会为专注于自我提高和固守的团体。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发现在北美的移民教会和非英语教会中不一定会发生这样的改变。讲西班牙语的教会继续凭信心行使差派的权柄，因而从美国而起的宣教主要就是面对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其他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教会继续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开展植堂的使命。这种宣教活动最初是自发发展的，现在以更有组织、更有计划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可以从北美讲西班牙语的教会身上学习很多的东西。

 

到了20世纪中后期，圣灵在美国的地方教会中动工，赐给人城市宣教的异象。这就要打破教会作为看守者（而不是农夫）的孤立主义或身处隔离区的心态。这也要打破教会在宣教中所表现出的征服世界、把其他人纳入自己管辖范围的形式。在这场运动中，从地方教会（一些是独立教会，但很多是宗派团体中的教会）差派基督徒的做法，复兴了教会使徒特性的原本面目。非常有趣的是，一些人认为这些教会是创新、富有创意、愿意冒险的教会；而其他人，特别是那些管理宗派机构的人，认为这些教会不忠诚，甚至可能有颠覆性。然而这些教会既受到第一世纪宣教史的感动，也受到当代宣教运动的感动。她们主要遵循新约圣经的教训，把圣经原则应用出来，这赋予了教会能力和权柄去面对宣教的挑战。教会再生出教会似乎不合常例，但却被看作是焕然一新的事奉模式。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上，教会是国度的代理机构和社会改良的催化剂。教会一定要用显明的方式来表明她对大使命的委身。地方教会一定要装备好自己去迎接日益全球化的社会所呈现出来不计其数的宣教挑战。雷·贝克（Ray Bakke） 常说，大约有52个国家的人住在伦敦。东伦敦基本上变成了亚洲区；南部伦敦大部分是黑人区，居住有来自西印度群岛、牙买加和乌干达的人；阿拉伯社区正渗透进入西伦敦。这种现象正在世界上许多城市中发生。我们发现世界就存在于我们自己的社区里。这种信仰和文化的多元化，正在我们的城市社区中变得本地化，宣教的禾场已经跨越海洋，进入我们的社区和地方教会中。再认真看看吧，要留意那宣教之神的手。如果我们要有效而合乎圣经地尽我们宣教的责任，我们就一定要恢复教会差派的本性。

 

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其他人有手段或资源，就把宣教工作分配给其他人去做。这不是一个讲求实效的问题，而是一个以收获的主所关心的事以及教会对大使命的忠心为重点的问题。“面对复杂的城市生活，基督徒的回答不应当是回到乡下‘昔日美好时光’的简单生活方式。神正在世界上的城市中动工，要求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向他将要降临的国度负责，他要在他的时候完成这工作。”教会必须为自己所处城市的宣教工作制订策略。这些宣教工作要在她们自己的环境当中进行，从那个参照点转移到其它的宣教疆域。教会要比从前更加注重使自己成为宣教工作的差派平台，她们要采用多重模式，而不是单一模式。她们要去到比自己所希望的目标区域更远的地方。换言之，她们对福音要忠心，对她们植堂的环境要敏感。同样，也要用不同的手段对领导层进行培训。要完成此任，多种模式的神学培训是至关重要的。门徒培训要成为优先解决的事项，这比我们过去所认识到的更重要。教会是由被赎之人组成的，他们为了基督去救赎世人。

 

牧养和植堂的牧师

 

为了完成宣教这一重大使命，教会一定要认真考查对牧师和其他带领者的预备和挑选工作。要完成这一任务，地方教会必须更新。当国度的原则被应用出来，在根本上重建目前的领导模式，把它转变为一种以在城市充满变化、有时甚至人情冷漠的环境中以仆人服事／事奉为模式的生活方式时，这种更新才会发生。北美的教会变得越来越地域化，越来越缺少本地的特征。选择地点时，应当更加注重是否有利于宣教之目的。会众选定地点时，常常看有无方便的设施，汽车是否可以通行，是否有充足的停车位置，但是他们极少关注直接的宣教环境。地域性教会肯定是必需的，特别是在城市聚集的社区，但这变得太普遍了。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教会把关注点放在了错误的人群身上。大部分教会主要关心的是教会内部的人，最像“我们”的人。她们对宣教环境的关注不足，而这环境可能代表的是一种不同的文化、人种和社会经济的人群。这意味着我们选定教会模式时，忽视了宣教环境。我们没有认真制订策略去接触本地社区的人们，而是把人接过来，坐满教堂里的座位，找有经验的领导者，寻求充足的财政支持。在这讲求实用的举动中，教会的宣教就被精简了。

 

教会制订策略时需要考虑到本地社区的情况。这在短期内可能会很艰难，但从长远来看，教会将会更健康。我们生活在需要福音的多元化社会中，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安逸舒适而与世隔绝。但大多数教会并没有一个清楚的宣教策略。宣教的工作常常交给了牧师，而牧师可能又对乡村或郊区教会有怀旧的情结，缺乏宣教的动力和异象。牧师和领导者可能身处城市却不属于城市。

 

在这样的情况下，牧师的职责受到了挑战。牧师不是把注意力集中于满足会众的基本需要上——通过传道、教导、辅导、治理和引导等方式——，而是为周围在文化上越来越疏远的社区担上越来越多的责任。这不是说牧师要做所有的事奉工作，或者建立新的教会，但他们要作策略家、有异象的人、推动者。我们需要用宣教工具来装备我们的牧师，以便他们可以在处境化的过程中，按着圣经向我们的新邻舍解释和传达圣经。卡夫特（Charles Kraft）在他的《为基督徒作见证的人类学》中，这样描写他受到的神学培训：

 

“我的一个重要认识是，如果我需要向神呼召我去服事的人解释我对神及其作为的认识，包括我对圣经的认识，我需要在文化方面对它们加以调整。让我感到有些震惊的是，我在基督教大学和神学院所学的大部分东西，并不适用于我与之打交道的尼日利亚人，甚至与他们毫不相干。”

 

戴尼斯（William Dyrness）也表达了对神学院培训之现实意义的忧虑。“经过三年在北美的事奉，以及在亚洲的这次新经历，我开始认为西方的神学研究离人们的生活有一些距离。”

 

牧师需要技巧来分析城市和宣教的环境，以便他们和会众能够形成有效的事奉观。熟悉宣教历史可以提醒牧师注意宣教策略。他们需要重新研读圣经，明白宣教和教会增长的原则实际上就是被正确应用出来的圣经原则。这种灵活处事和追求宣教的能力能够带给处在转型社会中的教会持久的能力。

 

无论自己是否意识到，牧师都是处在一个宣教的环境当中。如果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点，因着社区迫在眉睫的快速改变，教会必定会衰落，继续与身处的环境脱节。除非我们得着基督宣教的心，迎接正在转变的社区发出的挑战，否则我们要朝哪里奔跑呢？这些转变主要是在文化、种族、世代和社会经济方面的变化。雷贝克说：

 

“我那些在城市里担任牧师的同僚，如果明白他们所肩负职责的真正意义，就能在原本冲击不断、使人灰心的环境中发现意义。他们需要关注本地的教会或社区，但是他们也需要拓展视野，看到整个世界将要进入到他们的城市当中。在将近2000年的基督教历史上，我们第一次能够很现实地谈论地方教会的全球宣教问题。”

 

贝克博士在她的论文中列出了我们这些21世纪的牧师和领导人需要的更多具体工具。然而我们在此要强调，处境化的呼召是我们要在宣教的环境中行出圣经，以它作为生活中一切的权威。在这个对圣经的曲解正不断流入教会的时代，我们只有在神的话语中才能发现改变社区的能力。不仅基督被人忽视，不被视为得救的唯一方法和道路（约16:1-2），而且圣经的权威也正遭到破坏。宗教融合和自由主义并不像人通常以为的那样，只存在于宣教工作当中，它们也存在于对基督和圣道的认识不合乎圣经、传福音和宣教遭到曲解或忽视的地方。

 

麦格兰（Donald McGavran）曾经告诉我们，在传福音和耶稣拯救的大能得到宣告的地方，是不存在宗教融合的。一定要不住地警醒和看顾我们的社区。牧师作为召聚者和守望者，一定要了解他们的社区。这就要求他们通过调查和人口统计正式了解他们的社区，也通过在社区中四处走动来非正式地认识社区。探访是一门已经消失的艺术，一定要在城市中重新兴起。现代技术不能，也不应该取代面对面交流这一需要。牧师要像解释圣经那样，学会解读社区，这是极其重要的。例如，在来自东亚的人口不断增长的社区，牧师一定要知道这样的改变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教会的衰落，还是意味着这将是一个宣教的挑战，要给教会带来增长和更新呢？我们在事奉过程中与人交往的方式，决定了事情的结果。神喜欢增长。

 

鉴于这种社会现象，我们应该如何应用神的话语？我们应当怎样向不同文化和世界观的人传递福音信息？作为基督的教会，我们应该怎样在这个新时代成为王的代理人？在我们的教育机构里极少有讨论社会科学和神学之间的对话，但这应当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牧师要在宣教工作中承担更迫切和重大的责任。他们不能忽视在教会宣教这个环境中聚集羊群的职责。“城市是属世之人最终的扩张，因此能行善或作恶，这既是基督徒行走天路的场景，也是目标。所以城市是基督徒宣教的赛场，因而也就是在全地培植和发展基督教会、并施加影响的战略基地。”牧师和地方教会的仆人－领导，必须接受培训去作国度福音的典范。牧师要装备好去认识和应用福音整体的异象。

 

差派教会与接受教会之间的新关系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要使用一些可能会引起麻烦的术语，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指出，一些现在使用的术语应该抛弃，至少应该重新加以考虑。“老教会”和“年轻教会”这样的分类，显然就属于这类术语。这些术语是有历史的，有时是负面的历史。这些分类今天还在继续使用，但含义似乎略有不同。很难给它们下定义，但在本节中要阐明这一点。我们也使用诸如“母教会”和“子教会”这样的说法。母教会是差派的教会，而子教会是被“生”出来的新教会。然而，这样的分类并不合乎圣经。我们使用的另外一个术语是“宣教教会”，就是还不“完整”和“完全”的教会。各宗派通常认为，一个新建立的教会必须具有更强的自我支持、自我管理的能力，包含一些家庭，才是一个完整的教会。所以宣教教会并不被认为是一家教会，它的实质和能力还不足以使之被称为教会。

 

随着北美差派的教会越来越专注于南方教会（非洲、拉美和亚洲的教会）的宣教工作，“年轻教会”和“老教会”的分类就开始使用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年轻教会是在那些所谓的新兴国家中建立起来的，老教会主要是西方教会和东正教教会。我们应当怎样定义这种秩序？这种划分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吗？是以教会历史的发展主线为根据吗？是建立在依附关系上的吗？哪些教会更依赖于另一些教会？以依附关系为根据来定义教会和下结论，其实是相当糟糕的。我们最好不要使用这样的词汇来定义这一全球性的运动。

 

这些词汇在当代宣教史的早期阶段就已经存在，表明了一种内在的家长制态度，因而是在继续鼓励依赖，引发冲突。现代宣教运动初期，西方的差派教会完全控制着接受教会。差派教会掌握着宣教工作的最高权力和权柄。几乎不存在冲突或紧张的人际关系，至少在外表上是这样，因为一方占主导地位，而另一方处于依附地位。这种殖民式的范例是压制性的，充满了问题。新基督徒被看作是需要接受福音的人，或是宣教的对象。领导、教师和专家则来自占主导地位的宣教组织或差派教会。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早期或中期，然后第二个阶段开始了。

 

在第二个历史阶段，差派教会仍然处于控制地位，但当地的领导者可以决定一些事情。当地的国家领导人虽然没有被忽略，但仅仅是得到容忍而已。这对国家教会而言是相当沮丧的事情。它们是宣教过程的一部分，但对于它们的价值却一直存在疑问。本地的基督徒觉得没有能力去做有意义的贡献。这使人觉得宣教方是雇主，本国的基督徒是雇员。

 

现在我们正处于第三阶段，“年轻的”或者正在成形的教会显然在掌权，肩负着本国教会的主要责任。本国教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随着国家独立，本国教会自主的机会更大了。安德森（Allan Anderson） 说：

 

“非洲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快速社会变革和随之而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并切从前殖民地时期，经过充满创伤的殖民阶段，进入到同样充满创伤的后殖民地秩序。这些因素影响了全世界新宗教运动的形成，非洲也不例外。”

 

家长作风的态度和做法也导致了差派教会和接受教会之间在组织方面的紧张关系和冲突。这种冲突有时会带来宣教工作的困难，阻碍了宣教工作的进展。当差派教会试图沿用旧模式控制接受教会时，它们限制了在服事与合作关系上互补的机会。然而，大多数宣教杂志、宣教教材、教导课程仍是由西方人士出版，作者仍主要是西方人。

 

当我们进入21世纪时，这个过程会怎样发展变化？应该如何回应新的差派教会？将会共享资源吗？教会、牧师和差会将会纠正上下级的态度和雇主／雇员的关系吗？决定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彼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们一定要回顾历史，从以前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伯拉特（David Barrett）这样谈到“宣教反应”原则：

 

伯拉特认为“非洲人发起教会”运动（AIC）的主要起因是社会经济方面的，因为他认为AIC是在殖民地时期兴起的许多非洲人抗议、抵抗运动的表现。他说，AIC“共同的根本原因”是对欧洲宣教运动的反应，这些宣教运动在对待非洲人的态度上表现出了“爱的失败”。

 

从南方来的差派教会将不顾对方的感受，干涉现有的北美宣教工作吗？应当优先考虑的是控制还是抓住“我们”宣教运动发展所需的机遇？我们应当依靠成熟的灵命，作出牺牲来接受神的宣教工作，更加重视神的家、合一和互惠。这要求在基督里谦卑。这必然要求我们在执行宣教的大使命时，认识到传达神怜悯的必须性。宣教模式必须以合作关系为基础。教会必须互相依靠（林前12章—“我需要你”），这是一种有意义的合作关系，不是独立的，而是互相依靠的（林前12:26-27）。不再是捐献方与接受方的关系。

 

我们要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从其他国家来服事身在美国但保留了自己语言和文化的人群的宣教工作近况。它们所处的宗派和教会团契怎样对待宣教工作？最近由奴斯奥夫（Delia Nuesch－Olver）所做的一份种群分布调查表明，当拉丁美洲的宣教士服事他们特别的亚群体时，他们因这些群体适应和同化的程度而诧异不已。许多差派宣教士来到美国的宗派领袖并没有意识到，即使在拉丁裔同胞中，他们也需要做跨文化的工作，他们没有准备，没有任何的支持体系，即使有也是寥寥无几。奴斯奥夫在题为《身处应许之地的移民教职人员》一文讨论了这种困难。牧师说他们失去了事奉地位。她指出：“哈兰特牧师说：‘像我这样的西班牙裔人士，在这个国家绝不会被选举担任我来这个国家之前所担任的教会领导职务。”移民的宣教士来到这个国家时，有太多的冲突和失落。

 

西方教会无法向非西方教会提供所有的资源、神学培训等等。我们是彼此需要，一定要为着拓展神国度的缘故，分享彼此的恩赐和才能。恩赐和资源是不同的，不应该互相攀比。我们一定要改变心志和意念，看到彼此的不同，互相接纳。我们一定要克服诸如母教会／子教会、被收养的教会、捐助者／接受者、富有／贫穷之类的分类。

 

我们还必须改变宣教架构。宣教机构一定要让来自少数民族教会、国家教会和国际教会的人参与决策过程。一定要建立长期的关系，逐渐培养成熟的关系。在这个互惠的模式中，我们不一定要提供类似的奉献，而应当提供共同向世人传福音所必需、对彼此来说很重要的奉献。一定要有更多的互补奉献，要互相取长补短。

 

25年前，洛桑世界福音大会宣告，全球的基督教宣教工作不仅仅是西方宣教士的责任，也是全球基督教会的责任。在那次大会上发出的呼吁，以及21世纪对我们发出的呼吁，要求全球的基督教会参与全球的宣教运动。我们需要在宣教中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带着谦卑的灵，建立全球城市宣教的合作伙伴关系。康恩和奥尔蒂斯（Ortiz）说：“新浪潮的特点在于它的地域位置和它加快的速度。这浪潮正拍打着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海岸。像墨西哥城、汉城、金沙萨这样的大都市，几十年的发展就顶得上北美城市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宣教运动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在基督的主权下，在21世纪全球宣教工作中是否有谦卑的心、事奉和资源的互补、以及彼此相爱的心。

 

宣教工作的新旧模式

 

我认为，新模式不一定出于这个宣教年代，而可能出于对旧模式的改革，旧模式合乎圣经，但需要适应新的环境。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意识到，单一的模式（一种类型、一种环境的模式）无法完成21世纪的城市宣教使命。我们一定要以多重模式为标准。为了在城市植堂，我们必须考虑多种形式的植堂、领导培养、社区发展、领导遴选、管家职能、传福音的方式、敬拜、传道、主日学、小组、经济发展。

 

我们一定要记住，城市就像文化一样，是充满活力、不断变化的。城市的活力可以帮助我们制订城市宣教的策略，然而我们必须把合乎圣经的教会论作为一切处境下的权威和原则。城市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和各种各样的需要，变化是与城市共存的。我们只能用发展的过程来描述美国的城市现象。城市是一个不断改变的互动体系――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的体系。这表明在城市中进行事奉时，我们需要多重的教会模式。

 

基本的根基和架构在新约圣经中。第一，新约的教会是一个新的社区。这个新社区的成员超越了所有地上的障碍——语言、文化、社会经济地位、国籍、工作和职业。这个社区的成员互相关心，不自私自利。这个社区是盐、光、身体、新的创造，等等。

 

教会的这种形象向充满多样性的城市发出了挑战。圣经中的这种教会模式应该很好地应用在当今社会中。这种应用在不同的环境中要有不同的形式。这必然要求道成肉身的生活方式。教会成员是以有意义的方式作这个社区的一部分。教会可能是由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经济层次、讲不同语言的人组成。教会可以解决不公义的问题，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压迫，以此作为其核心价值的一部分。新的社区模式是先知性的，扬声反对罪恶和社会的不公。

 

教会的第二个形象是祭司。《彼得前书》2:9告诉我们，整个教会都是祭司。身体有多样的恩赐，每个人都表现出独特的恩赐。但教会，无论个人还是集体，都是祭司。教会当以怜悯和同情的事工作为其主要动力。教会的生活方式以多方祷告，舍己奉献，道成肉身，以及单纯朴素为特征。教会的生活是献祭的生活（罗12:1；腓2:17；4；18；提后4:6）。小组是教会形象的缩影。

 

教会也是朝圣者（来13:13）。教会在“已然”和“未然”之间走她的路。这个教会是创新和注重宣教的，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奉献出来，要使社区得到改变。教会首先是地方性的，但她盼望超越边界。地区性的方面是指教会希望在会众居住的地方建立新的教会，做宣教的工作。小组也受宣教指引的驱动。教会不是根据自己来定义自己，而是根据神和世界来定义自己。教会必须跨过疆界到世界中去。

 

教会和城市的结局就如约翰所描绘的那极美的画面（启21:1-6）。它是“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第2节）。这城市是一群人，打扮得像一位新妇；这城市正被改变；这城市不是向上走的，而是从上面下来的。它是万民得到医治的地方，因为主将一切都更新了（第5节）。这已经在发生，但还没有完成。神正在改变这城市，要在主来的时候完成这改变。

 

 

作者简介：

曼纽尔·奥尔蒂斯（Manuel Ortiz）曾任费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实践神学系教授，主授教牧与城市宣教学。现退休，任该院荣誉教授。他是一个极具经验的植堂牧师，对穷苦人与边缘人群有特别负担，尽全力将福音带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