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文/布莱恩•纳尔逊（Brian Nelson） 提摩太•保罗•琼斯（Timothy Paul Jones） 译/王培洁 校/煦
家庭事工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在教会生活中处于从属地位，现在却突然间变成了热门话题。在搜索引擎里输入“家庭事工”，很可能你的计算机在不到十秒的时间里会跳出来两千五百多万个结果。一个又一个会议都宣称能够给教会提供错失的密钥，帮助教会成功地开展家庭事工。
作为一个牧师和父亲，再次重视家庭事工让我喜忧参半，既倍受鼓舞，又有些不安。喜的是许多基督徒似乎再次回到了圣经的父母观，看到神对父母角色的异象。过去太多年，教会和父母都鼓励雇佣专职人员担当带领孩子作门徒的主要职责[2]。然而连相关研究都持续显明：虽然其他成年人也很重要，但是，在孩子的属灵、社会和行为发展上，父母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人。[3]
那么，为什么重新强调家庭事工也存在潜在问题呢？简单说来，许多时候，教会之所以看重家庭事工，是对惨淡的存留率统计的回应。据过去几年的反复报道，65%到94%的参加教会的年轻人在大学二年级之前就离开了教会[4]。结果，许多教会转移事工模式的重心，并非出于对圣经和神学进行持久的反思之后的结论。恰恰相反，持续糟糕的数据，是激励他们的动因，他们想开办一系列家庭事工项目，来解决这个危机。他们对家庭事工的关注不过是实用主义者的应对方法，其根源是人数问题，除了不断增长的可见数目之外，再没有其他衡量的标准[5]。
与此相反，本文的目标乃是要号召教会改变对家庭事工的看法，建立扎根在神学上、以圣经为基础的家庭事工，然后在每个事工中都作出类似的过渡，让圣灵来带领，有智慧地改变为同样的事工模式。类似的改变可能会在总结教会的建筑物、财务预算和人数的电子报表栏上带来数字的增加。或者，这些改变在数字上带来的改变会微乎其微，甚至也可能是不利的改变！但是，电子报表上的数字并非重点，忠于圣经的家庭事工才是目标。
家庭事工的曾经
在探索家庭事工的希望与未来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家庭事工的过去。在过去两百多年中，处在西方工业社会中的教会在家庭事工上曾经出现了三个显著的趋势。提摩太•保罗•琼斯（Timothy Paul Jones）追述这三种模式的历史发展，将它们命名为综合协调式家庭事工（comprehensive-coordinative）、分割项目式家庭事工（segmented-programmatic）和教育项目式家庭事工（educational-programmatic）。[6]
综合协调式家庭事工
综合协调式家庭事工协调教会的事工，好让每个事工都能积极地和综合性地与父母配合，一起在孩子的灵命塑造上同工。我们可以从一位名叫撒母耳•W·迪克（Samuel W. Dike）的19世纪牧师的工作中看到综合协调式家庭事工的一个历史性案例。迪克看到佛蒙特教会的基督徒父母与孩子的属灵成长脱节，就创办了一个行动规划，称之为“家庭部门”（Home Department）[7]。
撒母耳•W·迪克的家庭部门提供必要的材料和培训，来装备父母把圣经真理印在孩子生命中。迪克在19世纪80年代开创家庭部门的时候，他并没有想要去取代年轻人的社团或者主日学。迪克的目的是让教会和父母合作，让孩子不仅在教会的课堂里，也能在家庭日常生活中获得信仰训练。
尽管家庭部门在初期获得了数千个教会的接纳，但很快就遭遇锐减，主要是因为对最初目标的误解。到了1907年，迪克最初的计划几乎已经被完全忘记，家庭部门蜕变成一个仅仅向圈内人分发学习册的一个项目[8]。在整个20世纪，一个更加分割式的事工方式占据了主导地位，特别是在美国教会。
分割项目式家庭事工
在一个分割项目式的教会中，每个教会事工都按照年龄段分割开来，彼此之间没有相互关联或者连续性。家庭事工意味着分别为每个家庭成员提供的事工。分割项目式事工是从19世纪以教会为基础的青少年社团发展出来的。从某种意义来说，教会的分割项目式方法反映了大范围美国文化中出现的事物：不断增长的公共教育体系把年轻人聚集起来，放在严格按照年龄划分年级的班级中。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繁荣发展的时期，随着教会逐渐增加为牧养某个特定年龄段的人而选派的特定的牧者，分割项目式的运作方式渐渐固定了下来。
这样的方法是否应该被称作“家庭事工”还有待商榷。毫无争议的是这种事工范式在教会占据了主导地位，特别是在美国的教会中。分割项目式的家庭事工彻底主导了美国20世纪的教会事工，甚至在21世纪初的时候，许多教会会友除此之外对其他方法一无所知。不到两个世纪，分割项目式范例就变成了“传统”，至少在人们的观念中是这样的。在采用了分割式项目的情况下，怪罪父母放弃自己的责任，有些过分和以偏概全。还有，给每个年龄段都安排专门的职业牧师，很容易就会让父母觉得训练孩子敬畏神是别人的责任。
教育项目式家庭事工
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之前非正式的改善家庭的社团变成了正式的“家庭生活教育”项目。等到20世纪中期，不光在大学，在许多州和县里也出现了特色的家庭生活教育部门[9]。不久，许多宗派和教会也成立了家庭生活教育部门。这种教育项目式的方法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与分割项目式事工并存。家庭生活教育很容易就能够与教会中按照年龄段分割的现存项目结合起来。
教育项目式事工的观点在20世纪通用和流行的教会家庭事工课本中被倡导和推广。在1957年，奥斯卡•福克特（Oscar Feucht）编辑了一篇文章《通过教会来帮助家庭——对家庭生活教育的讨论》（Helping Families through the Church: A Symposium on Family Life Education）[10]， 福克特的方法在项目发展形成上提供了实践性帮助，来教导家庭建立健康关系，装备父母来训练孩子。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许多教会扩展了他们的家庭生活教育项目，为有问题的家庭成员提供咨询和支持小组。查尔斯•赛尔（Charles Sell）和戴安娜•加兰（Dianna Garland）的课本为结合治疗内容的教育项目家庭事工提供了基础[11]。虽然家庭生活事工并没有不理会父母带领孩子作门徒的责任，但是其主要目标还是要培养健康的家庭关系。
图表1：现代和当代家庭事工方法
家庭事工重回起点
进入21世纪之后，许多福音派牧师和学者重新认识到，父母需要按照圣经倡导的方式参与孩子的门徒培训。现在，新兴一代的职业家庭事工工作人员呼吁重回古老的圣经真理，号召父母成为训练孩子信仰的主力。其中出现了三个清晰的家庭事工模式：基于家庭式（family-based），整合家庭式（family-integrated）和装备家庭式（family-equipping）[12]。每个模式都承认家庭是带领孩子作门徒的主要环境，然而没有一种模式否认更大的信仰共同体在孩子基督徒生命塑造上所起的关键作用。或许，这些模式最重要、最权威的倡导者都明确表明，他们所追求的不是一个项目式的万能药，来改善存留率，而是家庭和教会之间基于圣经的合作关系。
这三种家庭事工模式都没有绝对排除其他两种。譬如说，整合家庭式的教会里的敬拜，看起来与装备家庭式的教会里几代人联合敬拜时的方式很相似。尽管基于家庭式的教会中的许多项目尽可能让父母参与进来，但是其项目和之前几十年间的分割项目的模式看起来很相近。提摩太•保罗•琼斯如此定义这三个当代综合协调模式的共同点，他们都要求整个教会参与在其中：不断有意识地和持续地教导和实践，以至于父母们认可并接受训练，成为孩子生命中带领孩子作门徒的首要力量，并为此负责。同时，每种家庭事工都代表一种让家庭和教会同工合作的独特和清晰的方法，应对改变生命的挑战。
整合家庭式教会事工：彻底打破按照年龄段进行划分的结构
整合家庭（family-integrated）的模式彻底摆脱了“新传统化”的分割项目式教会。整合家庭式的倡导者们认为，按照年龄段进行划分的方法完全违背了圣经命令，甚至阻拦父母去顺服圣经中管教子女的命令。结果就是，整合家庭式的教会取消了所有按照年龄段进行组织的班级，其中包括青少年小组、儿童敬拜，甚至包括按照年龄段来划分的主日学。几代人一起学习和敬拜，整个教会号召父母亲，主要是父亲，来承担给孩子传福音和带领孩子作门徒的首要责任。
整合家庭式的倡导者们相信，“完全按照年龄段进行划分的门徒培训并没有圣经基础，按照年龄段进行划分的方法是基于不符合圣经真理的进化论和世俗的思维侵入教会。”结果就是，整合家庭式的教会“拒绝强调以设施为本的分割家庭式的项目，这些项目并不尊重教会是人与人的团契相交，且取代了家庭的服事和福音工作。”从整合家庭式的角度来看，“教会的关系主要通过日常生活中每天的门徒训练来培育，特别是父亲和母亲训练他们的家庭来完成大使命，在对圣徒的服事中和对失丧之人的见证中活出福音。”[13]
整合家庭模式事工的倡导者们有的时候会把地方教会描写成“家庭之家”[14]。然而，家庭模式的教会并非是要重新界定教会的核心本质[15]。提到教会的本质，整合家庭式的教会和其他模式的教会事工一样，确认正统的信仰告白。“家庭之家”是一个功能性的描述，讲到整合家庭式教会的传福音和门徒培训的结构。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教会植堂的亨利•瑞因格（Henry Reyenga）和加州希望教会的雷布•布兰德力（Reb Bradley）在美国教会中倡导整合家庭模式。德州恩典家庭浸信会的沃迪•包柴姆（Voddie Baucham）和保罗•冉弗如（Paul Renfro）最近也加入了维护整合家庭模式的行列中。其他倡导和实践整合家庭事工的人还有异象论坛的道格•菲利普斯（Doug Phillips）和整合家庭教会的国家中心的苏格特•布朗（Scott Brown）。
整合家庭式教会中的家庭把自己的家当做彼此带领作门徒的所在，也看做是向非基督徒传福音的所在。因此，他们常常会邀请非基督徒来家里吃饭。通过这种有意图地款待客人，不信的家庭能够观察到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如何彼此相处，信徒家庭能够有机会传福音。圣经学习小组把所有家庭聚集在一起，其中包括单身、单亲家庭，以及非基督徒家庭中的孩子们，被基督徒家庭环绕。
基于家庭式教会事工：按年龄段划分的架构内的各项活动，强调装备父母
基于家庭（family-based）的模式是在仍然普遍存在按年龄段进行划分的许多当代教会中加入综合协调式的异象。马克•迪福瑞（Mark DeVries）在《基于家庭的青少年事工》（Family-Based Youth Ministry）一书中首先指出了这个模式，他在书中这样说：“信仰塑造的真正力量并不存在于青少年项目中，乃是在于家庭和教会这个延伸的大家庭中……单独青少年事工项目并不能与家庭的塑造力量相比。” [16]迪福瑞指出建造和维护基于家庭模式的两个关键优先要素。首先，教会必须装备父母来参与自己孩子的门徒培训。其次，就是要装备教会这个延伸大家庭，好让几代人能够在彼此间建立关系。
在这个模式中，对按照年龄分割的事工作出的改变很小，但是教会常常制造机会，让父母和其他成年人参与进去。雷吉•乔伊纳（Reggie Joiner）所说的“补充式家庭事工”可能更多描述的是基于家庭的事工项目活动的那一面[17]。基于家庭式和典型的分割项目式之间的差别在于，基于家庭的教会有意识地在各个事工中举办几代人联合的活动，也持续训练父母起到造就孩子成为门徒的作用。
这个模式的倡导者迅速宣称说，分割项目的方法既没有错误，也不支离破碎。片段式的视角只要简单重新平衡一下即可，让父母得到装备，让几代人的关系的重要性得到强调。布兰登•希尔德（Brandon Shield）断言说：“对于当前的事工模式，我们并没有任何紧迫性的理由，非要进行彻底重组或重新组合。当然也没有理由彻底整合各个年龄段。教会所需要的就是简单地把现存的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小组重新聚焦，专注在门徒培训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和家庭合作。”[18]
基于家庭式的教会增加新的活动，扩大现有机会，让几代人能够增进彼此欣赏。在这个过程中，教会的带领人也呼吁父母在家庭里积极从事门徒塑造。
装备家庭式教会事工：转变按照年龄段组织的事工，共同维护家庭与信仰共同体
提摩太•保罗•琼斯发明了装备家庭事工（family-euiping ministry）这个词，来描绘他和兰迪•斯廷森（Randy Stinson）为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教会事工系所开发的家庭事工模式。之后不久，兰迪•斯廷森找到一些将他和琼斯拟定的理论实践应用出来的牧师们，组织了一个非正式的联盟。早期使用装备家庭模式的主要实践者们有田纳西州布兰特伍德浸信会的杰伊•斯特罗瑟（Jay Strother）、德州廷斯兰德浸信会的布莱恩•海恩斯（Brian Haynes）以及北卡罗来纳州护理浸信会的史蒂夫•怀特（Steve Wright）[19]。装备家庭模式在许多方面都代表整合家庭式和基于家庭式之间的中间路线[20]。在装备家庭式的教会中，按照年龄段组织的事工样子仍然保存完好。许多装备家庭式的教会甚至还保留青少年牧师和儿童牧师的职位。然而，事工每个层面的每个活动都得到了修正，来支持父母作为孩子生命中主要门徒塑造者的位置。因为父母是首要的门徒塑造者和装备家庭事工中至关重要的伙伴，所以每个儿童或青少年的活动都必须为父母提供资源，且要训练父母，或者直接请父母参与进来[21]。装备家庭式的教会培养会众文化，协调每个事工，来维护父母在孩子生命中主要信仰训练者的角色。
因此，基于家庭式的教会在当前的分割项目式的结构中增加几代人一起参与的活动，并在现有的框架内增加家庭活动；装备家庭式的教会重新组织教会的结构，培养和更新文化，让父母接受作为孩子生命的首要信仰训练者的角色，也让父母得到相应训练，担负起此项责任；在整合家庭式的教会中，非信徒的孩子们和成熟的基督徒建立各种类型的关系，正如保罗写给提多的书信中提到的（参提多书2:1-8）。会众生命的各个层面都被有意识地重新组织，来“共同支持”教会的事工和父母的责任。
预想一下装备家庭模式在实践中是什么样子的：想象一条河流，里面有大石头突出水面。河流代表教会中孩子们在基督里生命的成长和发展，一个河岸指的是教会，另外一个河岸代表的就是家庭。有了两岸，河流在流淌中才能有目的地和力度。除非有两岸在支持孩子的发展，否则很可能最后会有河流泛滥的破坏性力量展现出来，而不是建设性的结果。引导和改变河流方向的石头代表已经过去的里程碑或仪式——值得教会和家庭一起庆祝的标志性关键发展点。
我们这里提到的大部分作者都把装备家庭模式看为理想方法。同时，他们使用的原则不仅适用于装备家庭模式的教会，更是能够用在整合家庭式的教会和基于家庭式的教会，连分割项目式和教育项目式事工在为他们的家庭事工寻求神学基础时，也会发现这些文字很有益处。
家庭事工并非答案
在你计划建立自己教会的家庭事工之前，以下几句关于家庭事工的警告是必要的——这几句话似乎与本文所讲的成功相抵触！我们的警告如下：家庭事工本身不是答案；家庭事工无法解决教会的问题；家庭事工不能改变人的生命。
改变人生命的是福音，并非项目或实践，也非模式或方法，单单并且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每个地方教会首先要关注的是福音是如何在教会中被描绘、被展现和被实践出来。这包括注意地方教会是如何教导婚姻和父母的主题，是如何鼓励和牧养家庭的。然而，目标并非是要建立健康家庭。教会的目标是通过福音经历神的荣耀，将另外的任何东西看做教会的目标，就是在制造偶像，家庭事工偶像和迦南纵情的神殿、古罗马的万神殿一样让神憎恶。虽然基督徒的家庭是仇敌攻击的目标，但是基督徒家庭并不是解决人类问题的答案。福音才是答案。我们的家庭成为仇敌的目标，并不是因为基督徒家庭毫无瑕疵。我们的家庭成为攻击的目标，是因为这是神设立的场所，在其中以十字架为中心且被福音赋予能力的生活能够常常被演练和实践。藉着日复一日福音演练，孩子与父母一样，都在敬畏神上得到训练。
本文作者布莱恩•纳尔逊（Brian Nelson）是美南浸信会神学院博士。提摩太•保罗•琼斯（Timothy Paul Jones）是美南浸信会神学院教授。
[1] 本文摘自美南浸信会神学院家庭事工中心《门徒训练与家庭事工期刊》（The Journal of Descipleship and Family Ministry）。选取自：www.sbts.edu/family/files/0191-fm-journal-fall-2010-v3-01-nelson-and-jones.pdf。承蒙授权翻译转载，特此致谢。——编者注
[2] 如想进一步讨论，请参考：George Barna，Parents Accept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Child’s Spiritual Development but Struggle with Effectiveness (http://www.barna.org/barna-update/artice/5-barna-update/
120-parents-accept-res ponsibility-for-their-childs-spiritual-development-but-struggle-with-effectiveness); Dennis Rainey, Ministering to Twenty-First Century Families，Nashville: Thomas Nelson, 2001, pp.57-58; Brian Haynes, Shift: What it Takes to Finally Reach Families Today, Loveland, CO: Group Publishing, 2009, p.37; Steve Wright, ApParent Privilege, Raleigh: InQuest, 2009, pp.17-18.
[3] 关于属灵成长的详细内容，请参考Christian Smith and Melinda Lundquist Denton, Soul Searching: The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Lives of American Teenag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61。相关装备家庭的专业人士的观点，请参考Steve Wright, ApParent Privilege, Raleigh: InQuest, 2009, p.17。
[4] Kara Powell and Krista Kubiak, “When the Pomp and Circumstance Fades,” Youthworker, Sept.-Oct. 2005:51.
[5] David F. Wells, God in the Wasteland: The Reality of Truth in a World of Fading Dream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4, p.221. See also Haynes, Shift, pp.37-38.
[6] Timothy Paul Jones, “Models for Family Ministry” in A Theology for Family Ministry, eds. Michael and Michelle Anthony, Nashville: B&H, 2010.
[7] Edmund Morris Fergusson, Church-School Administration , New York: Revell, 1922, pp.124-125.
[8] Flora V. Stebbins, The Home Department of Today, Philadelphia: The Sunday School Times Company, 1907, p.3.
[9] M. E. Arcus, et al., “The Nature of Family Life Education,” in Handbook of Family Life Education, ed. M.E. Arcus, et al., Newbury Park, CA: SAGE, 1993; Stephen Wallace and H.W. Goddard, Family Life Educ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5.
[10] Oscar Feucht, ed., Helping Families through the Church: A Symposium on Family Life Education, St. Louis: Concordia, 1957.
[11] Diana Garland, Family Ministry,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1999; Charles Sell, Family Ministry 2nd e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5.
[12] 在 《神，婚姻和家庭》的新版中，这三种不同的模式以家庭一体化的三种不同方式展现出来。整合家庭式遭到了严厉的批评，被看做是“在整合家庭的看法和应用上的纯粹主义者” (Andreas Köstenberger with David Jones, God, Marriage, and Family 2nd edition, Wheaton, IL: Crossway, 2010, pp.259-260, 也请看脚注20)。然而，基于家庭式的事工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出现的，不是为了修正整合家庭式，乃是在现有的区分年龄段的青少年和儿童事工中进行课程修改(譬如说，请参考Mark DeVries, Family-Based Youth Ministry, 1nd edition.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4)。另一方面，装备家庭式的方法是因为倡导者认为基于家庭式的事工出发点很好，但是并不充分(Jay Strother, “Responses,” Perspectives on Family Ministry, Nashville, TN: B&H Academic, 2009, p.127)。在这个过程中，与他们处于相同时代的整合家庭式的教会从基于家庭式和装备家庭式中形成和发展起来。
[13] “A Biblical Confession for Uniting Church and Family”（http://www.ncfic.org）
[14] 有关这个引用以及整合家庭式的事工的更详细的描述，请参考VoddieBaucham, Family Driven Faith, Wheaton, Illinois: Crossway, 2007, pp.191-195。
[15] 这一点被整合家庭式的支持者们反复澄清，譬如说，请参考Paul Renfro, “Why Family Integration Still Works,” Perspectives on Family Ministry, ed. T. Jones, Nashville, TN: B&H Academic, pp.89-90。尽管有许多澄清，错误使用“家庭之家”引发教会观的改变的情况仍旧反复出现，最近一次请参考Andreas Köstenberger with David Jones, God, Marriage, and Family, 2nd edition, Wheaton, IL: Crossway, 2010, p.259。
[16] Mark DeVries, Family-Based Youth Ministry, 2nd edition,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4, p.61, p.67. 在《神、婚姻和家庭》（God, Marriage, and Family ）第二版的新的一章错误地宣称，基于家庭的事工并没有广泛为人所了解，也不为人广泛使用，完全忽略了基于家庭的事工已经在20世纪90年代的马克·迪福瑞的《基于家庭的青少年事工》的第一个版本中就已经首先出现了，而且从那以后在实践和方法论上作为一个术语持续存在。参考Andreas Köstenberger with David Jones, God, Marriage, and Family, 2nd edition, Wheaton, IL: Crossway, 2010, pp.372-373 (footnote 20)。
[17] Reggie Joiner, Think Orange: Imagine the Impact When Church and Family Collide, Colorado Springs: Cook, 2009, Concentrate 6.2.
[18] Brandon Shields, “Family-Based Ministry: Separated Contexts, Shared Focus,” Perspectives on Family Ministry, ed. Timothy Paul Jones, Nashville: B&H, 2009, pp.98-99.
[19] 关于这些牧师们实践的模式，请参考：Jay Strother, “Family-Equipping Ministry: Co-champions with a Single Goal,” Perspectives on Family Ministry, ed. Timothy Paul Jones, Nashville: B&H, 2009; Brian Haynes, Shift: What it Takes to Finally Reach Families Today, Loveland, CO: Group Publishing, 2009; Steve Wright with Chris Graves, reThink: Is Student Ministry Working? Raleigh: InQuest, 2007.
[20] Think Orange: Imagine the Impact When Church and Family Collide,Colorado Springs: Cook, 2009. 这本书中的大部分内容是有关基于家庭和装备家庭两个范式的重叠部分，至少从组织和项目的角度来看如此；有许多相关的文章可以作为开展基于家庭式和装备家庭式事工的有用资源，尽管它们在家庭事工的神学基础方面提供的都很少。
[21] 关于“提供资源、训练和参与”的原则以及“共同支持”这个术语，请参考Steve Wright with Chris Graves, reThink: Is Student Ministry Working? , Raleigh: InQuest,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