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期刊 2008年09月号(总第13期) 神退民进的盛宴:一个关于存在与意义的历史素描——读薛华《前车可鉴》笔记

神退民进的盛宴:一个关于存在与意义的历史素描——读薛华《前车可鉴》笔记

/老漫

 

 

经济学家朗咸平写过一篇《国退民进的盛宴》,讲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过程中,国有资产如何被贱卖,肥了个人。最近我读了美国思想家薛华(Francis A. Schaeffer)的经典护教之作《前车可鉴》,作者以先知般焦灼之心,向深陷人本主义泥沼的西方社会大声疾呼,并对反基督教的思想潮流作了有力的回击。该书使我更加厘清了整个西方及人类主流思想变迁过程中,人本主义精神如何一步一步把上帝挤出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当我有感动写下一些笔记的时候,“神退民进的盛宴”就成了最好的标题。

 

存在(existence)与意义(essence)的关系,是宗教、哲学和文化探讨的核心,也是每一个世代、每一个人不能回避的题目。这类哲学命题不只是神学家和哲学家们的问题,也关系到每一个老百姓。台湾作家李敖说:“每一场政治运动其实都是一场思想运动。”此话不错。每一次新的哲学思想出现都像原子弹爆炸,冲击波从核心一轮一轮扩张开来,先波及到文化艺术领域,然后冲击意识形态领域,随后引发更广泛的社会运动,产生流血或不流血的政治运动,等到普通老百姓们感受到它的时候,这思想已经渗入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既成事实;芸芸众生也许从来不关心衣食住行以外的任何“理论”,不明白那些名词,但某种预设的、主流的哲学思想却早已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主宰着他们的言语行为、生活态度、待人接物,甚至吃喝拉撒睡。

 

这样,我们基督徒确有文化使命。世俗的思想都有改变人心的力量,何况我们所献身的真理呢?我们更要传扬这真理,传扬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我们相信福音必要影响、更新、改变一个时代中人们的生命,“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 10:3-5)

 

 

一、存在与意义思想的演变轨迹

 

 

从存在与意义之关系的角度,我们可以非常粗略地把历史上这个从神本到人本的思想演变进程分为几部分。

 

(一)存在的意义先于存在:神的启示

 

我们常常谈到启示(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从存在与意义关系的角度看,启示意味着:意义先于存在,即,我们存在的意义在我们存在之前就被赋予了。

 

换句话说,人类如何知道自身存在的意义呢?靠我们自己,从我们自己,我们不知道,找不到!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领受启示,因为我们存在的意义超越我们自身,是先存的,被赋予的!赋予我们存在意义的就是上帝。上帝是先存、自存的,昔在、今在而永在(启 1:4),不仅如此,上帝也是有位格的,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14:6),他在我们不存在之前,在我们不知何为道路、何为真理、何为生命之前就存在了。存在的意义必须从上帝那里找,不能从自己找;上帝是主动的,我们是被动的;真理不是客体,而是主体;我们不是主体,而是客体;不是我们寻找真理,而是有生命、有位格、有爱、有恨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来找我们!感谢主!

 

启示就是上帝对我们说话,我们被动地领受(我们能够领受进去也是上帝的恩典);上帝不对我们说话,我们就不能认识他,不能认识真理,就找不到出路,得不到生命。感谢主!当然,接受启示论的前提是,我们接受有一位创造的上帝,而我们是被造的。被造的地位意味着,我们在本质上与上帝有区别,没有能力去了解超越我们以外的任何事物。这样,启示就是创造者主动对被造者说话,与被造者建立关系,这关系是创造者和被造者之间最重要、最基础的关系。[1]

 

可以用这样一个比方来描述启示。如果我们买了一台精密的数码仪器,这个仪器知道自己的用途是什么吗(存在的意义)?它知道自己如何被操作,才能实现这个目的吗?不知道。一台数码相机不知道它自己到底是照相用,打电话用,还是别的用处。那么,我们有什么途径知道呢?两个,一个是看说明书,一个是找造它的人,给厂家打热线电话。这个世界上,最复杂、最精密的“仪器”是我们人类(当然我们不是机械,我们有灵魂,有神的形像)。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用途、存在的意义和使用规范也是两个途径,看我们的使用说明书(圣经)以及与我们的创造者建立关系。上帝是借着圣经和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的上帝。感谢主!

 

李敖说的没错,每一个朝代的兴起,首先是一种文化思想的兴起,而这思想,在根本上是对先前那个失败、腐朽思想的一种“否定、变革和超越”。然而,我们无一例外地看到,虽然每个朝代一开始似乎都启动得不错,都有一些“盛世”和“复兴”什么的,但是很快,这个朝代也变质,抛锚,跑不下去了。因为这些思想运动不是基于神的启示,而只是来自人的智慧!离开了神的启示,人的智慧是本质上先天无能,道德上先天无力,自相矛盾的,到了时候,几十年、几百年以后,它会像定时炸弹一样引爆。薛华打的比方是,一座桥,如果你用塑料一类的低强度材料建成(产生于人类智慧),那么,当行人、自行车、马车经过的时候,它不会暴露出任何问题,但是当大货车(人类罪性大爆发时的社会危机)经过的时候,它一定就垮了!我喜欢的另一个比喻是,人类(个人和社会)好比一辆车,本来是应该烧汽油的,却注进了汽水,那跑了几百米以后,不抛锚才怪呢!

 

启示的必要意味着人之智慧的无能(人凭自己不能找到存在的意义),以及神不可思议的恩典(神若不主动怜悯、启示我们,我们就永远生活在黑暗和无知中);人类必须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以自我为中心的宇宙观,在我们未有以前,就有一位远远比我们伟大的、人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上帝存在;并且,不是别的,唯有上帝他自己,在没有世界之前,就已经决定了我们存在的意义,并为此创造了我们——就是使我们认识他,荣耀他,敬拜他,全心爱他,以他为乐、为全部的满足!感谢神!

 

今天世上主要的宗教里,只有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相信独一上帝和上帝的启示。犹太教只接受旧约律法书,伊斯兰教篡改了圣经,唯有基督教相信上帝真正的启示、他最终的救赎、他全备的应许,在他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里都成就了!我们和上帝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只有一条道路,只有一个桥梁,就是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

 

(二)存在先于存在的意义:西方文明理性与非理性的寻求

 

薛华在《前车可鉴》中提到,自古希腊时代始,一直到18世纪之前,非基督教哲学家都是理性主义者,他们相信理性的可靠性,相信理性可以把我们带到人生意义的彼岸,但他们否认和拒绝从人以外而来的一切知识,也就是否认上帝启示的必须;同时,他们也都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通过理性,人类能够建立一套统一的、囊括一切的知识体系,可以通过自身理性的努力寻找到真理,为自己的存在寻找到真确的意义。高举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便处于这个漫长的“理性乐观”时代的最后阶段。

 

这期间的哲学家数不胜数(薛华称之为“旧的一代”哲学家),在此我只略略提到其中影响最大的柏拉图,来解说薛华这样分类的意思:一方面,柏拉图思想是高举理性的,在他的理念框架里,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组成,其中,理念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人类所感受、接触到的这个现实世界,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影子,由暂时的现象组成;另一方面,柏拉图思想是“乐观”和排除启示的,作为一名影响深远的教育家,他先验地认为,人的一切知识都由天赋而来,知识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人的灵魂之中,而人类通过思想和推理,能够“实现对理念世界的回忆”,即恢复、再现灵魂中固有的理念知识(排除了外在启示的必须)。这是一个非常人本的、乐观主义的态度。

 

薛华打比方说,“旧的一代”哲学家们都好像在画圈。一个哲学家画了一个圆圈说:“实体真实而全面的知识就在这个圆圈里面了”;然而很快,另一个哲学家来了,一笔涂抹掉了这个圆圈,另画了一个说:“那个是错的,这个才是!”然后,又来了第三个哲学家……这样,周而复始,过了一个又一个世纪,去了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许多的圈被画了又涂,涂了又画,每一个哲学家都否定上一代的体系,提出新的体系,却又被下一代的否定——虽然没有一位思想家能够真正画出这个圆圈,但共通之处是:他们仍乐观地相信,后来总有人能够把那个圆圈画出来。

 

然后,薛华笔锋一转,说:“不久,抹掉前人圆圈的过程停了下来,历史上发生了一个突然的转变,这转变就是使现代人成为现代人的关键。”

 

这个转变发生于18世纪,薛华认为,主要是由四位哲学家促成了这种转变:卢梭、康德、黑格尔和祁克果。就这四人的影响,薛华评论到:“他们扬弃以往那种乐观思想,转向缺乏乐观盼望的现代道路。这种转变的产生,是因为人文主义的理想已经失败了。”“他们的影响力一起发挥出来的时候,以前那种以为单凭理性就可以建立起统一而真实的知识的乐观主义,便一去不复返了……这种影响的力量极为巨大而普遍,甚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徒,也无不受影响。”[2]

 

而这四位哲学家的方法论,其实仍是古老的二分法。比如,康德把世界分为“本体世界”(存在意义范畴)和“现象世界”(科学理性范畴),祁克果则分为“悲观主义”(理性范畴)和“乐观主义”(非理性范畴)——仍是古老的二分法,但结论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第一,“新一代”哲学家们认定:这两个世界无法再统一在一起了;第二,寻找人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不再归在理性的范畴(“下层”),而是放在了非理性的范畴(“上层”)!

 

薛华准确地分析了近代哲学转变的动因,他说,人文主义的理性运动不可避免地把人的存在缩减(reductionism)为一团毫无意义的分子和原子、一个概率事件、一个机械运动,就如一名哈佛大学化学教授说过的:“400年前,一组名叫莎士比亚的分子,创造了《哈姆雷特》。” 所谓“新的一代”哲学思维的出现,便是对这种困境的反动。之后的存在主义哲学是这种转变的深入与扩展,代表人物有萨特、加缪、叔本华、海德格尔等。他们认为人生的答案根本与理性无关,在理性范围内一切事物都是荒谬的;借着意志采取行动,是唯一肯定人的存在,赋予人存在意义的途径。这种思潮继续发展,就越来越进入神秘主义,注重挖掘人里面所谓的“神性”和超理性体验,就形成了“新纪元运动”,越发站在敌对上帝的立场上。

 

过去,我们追随思想家们,用理性的工具高举自己,荣耀自己,反叛上帝,现在,我们用非理性的工具来实现同样的目的,手段不同,本质却是一样,甚至变本加厉。这就是整个“神退民进”进程中人类思想加速堕落的又一个环节。

 

顺便提一下,理性主义的衰落和“新二元论”的兴起,造成了现代人“心与脑”的分裂。如果我们相信,理性和非理性不再能达成一致,不再有任何东西能够统一支配我们的言行,赋予我们存在的意义,那意味着,我们脑子里接受的信仰,根本不必落实到行动上,也不必从心里流露出来(这也是今天许多基督徒生活的写照)。唐崇荣牧师说,脱离开启示的人本思想潮流都是定时炸弹,因为它们在根本上都是自相矛盾的,到了时候,就要自行爆炸。这种自我矛盾性,不仅会暴露在历史进程当中,也会呈现在作为个体的人身上。看一看大多数存在主义哲学家们的生活就知道了——他们在著作中大谈意志、秩序、伦理和道德,然而,他们的私生活一塌糊涂。尼采长年光顾最肮脏的妓院不能自拔,叔本华也过着极度自私、放纵情欲的生活,罗素在他编写的《西方哲学史》中说:“假若我们根据叔本华的生活来判断,可知他的论调也是不真诚的。”一位护教家说,一个人不能接受基督信仰,往往不是因为在理性上过不去,而是因为,他们在感情上不愿放弃不道德的生活方式。这是很有道理的。

 

这样,在近代哲学思潮的带动之下,悖逆的人类继续着自己离弃上帝,在理性或非理性中寻找意义的旅途。我们最不愿意接受和面对的事实就是:我们不仅是有限的,更是有罪的;我们不是世界的主宰,只是被造的;我们活在这世上,便要对创造主负责,有一天,我们都要在他绝对的标准之下接受审判。归根结底,我们需要神在钉十字架的基督里对我们的救赎!人类这种光景,使徒保罗在2000多年以前就指明了:“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罗 1:21-22)求神怜悯我们!

 

这样,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由于理性的瓦解,心和脑的分裂,我们的思维、言语和行为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薛华说,今天的人们正活在这样一个个支离破碎的“游戏规则”里面,而这一切的游戏规则,都起着占据我们的心,掳掠我们的光阴,拦阻我们认识真神的作用:“这个游戏规则可能是各种事物中的某一件。它可以是听来很堂皇、高不可攀的论调……也可以是一位只钻牛角尖的科学家,根本不思想物质为什么存在之类的大问题;又可以是一位滑雪专家苦练多年,就是想打破十分之一秒的滑雪记录;又或者是一个存在方法论中玩弄神学名词的游戏。这就是建基于自己的现代人的写照。”

 

(三)存在没有意义:当今社会彻底放弃了的寻求

 

在前面我们看到,人类思想文化演变的轨迹是,人们先否定启示的必须,然后试图从理性角度寻找存在的意义,理性的乐观消失之后,又在非理性的范畴中寻找,当有一天,人们发现非理性的努力也不能带来答案时,就干脆宣布说:“存在的意义本来就是不存在的!”这就是后现代社会。

 

圣经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但12:4) 今天,人们的心好像被油布遮住,社会越来越世俗化和物质化,对真理和信仰的事情越来越丧失兴趣;然而同时,人们往来奔跑,更加殷勤地劳力、研究,似乎更加追求和饥渴,知识量也不断加增。这真是不折不扣的“信息爆炸时代”,广告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连电梯、公共汽车、出租车都装了移动广告媒体。可是,这一切的信息所展现的只是浮华、虚假的价值,毫无实在意义,而这正是后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3]不仅如此,这些信息起到的作用更是反真理,混淆真理,稀释真理,嘲笑真理和挖苦真理。

 

在后现代社会里,连“寻找意义”本身都失去了意义,人不再承认、也不再寻找任何大过我们存在的存在、意义和使命,正如薛华所言,人们唯一所要、所关心的,单单是个人的富足和安定(只关心吃喝嫁娶、建造房屋,并不惜以失去部分个人自由、接受少数人的“精英统治”为代价)。“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太24:37-38);“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腓3:19)这就是后现代社会的另一个特征。

 

提到后现代主义,就应该有现代主义。就如对后现代主义并没有明确定义一样,思想界和文化界对现代主义也没有明确的定义。大体上,现代主义是在近代工业革命之后兴起,源于欧洲的一股乐观的思潮,主要表现为:相信科学可以解决、解释一切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最终达到哲学所不能带给我们的认知水平(即,使主体的观察可能反映客体的实际本相),并且相信,依赖科学,人类可以建立起来一个工业化的乌托邦。

 

然而很快,这一段短命的乐观情绪蒸发消逝,人们对科学的幻想破灭了。作为对现代主义的反叛,后现代主义强势登场,结果社会,从文化艺术到日常生活,都更加陷入到“无意义”的泥潭中。幻想和现实之间的区别更加模糊不清,甚至被认为根本没有区分的必要;语言表达和客观实际之间的一致性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甚至被厌弃;绝对和相对的界限被进一步撤销,甚至被颠倒,被嘲笑;人性和机器之间也没有区别,人变为可完美操纵和驯良的高级机械……在人类思想史和实践史上,我们从来没有如此肆无忌惮,胆大妄为,如此放肆而荒谬地偏离过神和启示真理。“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申32:5)

 

前面提到,每一次社会变革和政治运动都是思想运动,都有某个或一批哲学家作为罪魁祸首;文学、艺术则是随后波及的社会层面。然而,后现代主义却是直接从建筑、绘画和文学等实践领域兴起,然后才是理论层面的整理和跟进。大概,既然人们已经堕落到全然否定任何意义的存在、任何统一性/一致性的存在和必要,那么,还需要什么理论呢?

 

美国布道家Ravi有一次去俄亥俄州立大学演讲,在校园里看到一个建筑,外表极不规则、非常古怪。陪同的教授得意地对他说,“这是按着后现代主义理念来设计的,如果你进到里面,你还会发现,有的门打开后,里面并没有房间;很多楼梯和走廊走到头后,是死胡同,并没有通向任何地方……整个的设计理念,就是基于无意义性(meaningless)和无目的性(purposeless)的。”这就是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想特征在建筑领域的一个体现。

 

 

二、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

 

后现代主义本身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是一个大杂烩,但它主要的理念,根据美国学者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又译詹明信)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所说的,具有四个基本特征:

 

  1. 主体的消失;
  2. 深度的消失;
  3. 历史感的消失;
  4. 距离的消失。

 

首先,主体的消失。在后现代思维是“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权威消失了,等级制度消失了,中心消失了,意义也消失了;在这个去中心化的过程中,神的主权和启示性真理也理所当然地被去掉了。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所谓80后,都是在互联网的影响下长大的,最近几年成为互联网主流的Web2.0概念所标榜的,也正是去中心化、反权威、反审美、反客为主、自立为王、各行其道、各显身手的理念和心态。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士17:6)主体消失的问题,核心是伦理道德的失丧。主体消失,我们对主体所要担负的伦理责任也就不存在了。于是,我们不必再对神负责,不必再对真理负责,罪人也不必再对主耶稣所传的悔改的道回应了!

 

今天的年轻人已将后现代主义身体力行,并浸泡其中了。后果之一,就是责任感和归属感的完全丧失。我曾读到过一份市场定位策划案,里面对“新新人类”的特征做了这样的描述:“我们没有太多的责任感和忠诚度”,“我允许我立场不坚定,因为我总有抵挡不了的诱惑”,“哪里给我钱多,我就去哪里”……这真是后现代社会中人们心态的写照!

 

然而,无论现在我们怎样硬着心、睁着眼否认神的存在和我们对神的责任,有一天我们仍要向神交帐。要记得主耶稣说过的:“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约12:48)

 

其次,深度的消失。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放弃了对终极真理的寻求,放弃了理性的功用。一切都是感觉、感动、冲动和直觉,热衷于一时之快感和某种说不清的享受(这与极端灵恩派人士的心态何其相似)。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完全放弃文章的中心思想,单单寻求语言上的快感;这在王朔的“新京味小说”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他的小说《玩的就是心跳》中,你无法读出一个线索和目的,文字只是为了文字,语言只是为了语言,没有深度,只有一些表达上的快感,仅此而已。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反真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割裂事实与叙事;混淆事实与幻想;抛弃理性,抛弃绝对,抛弃客观,只要欲望无限制、无约束的满足。

 

Ravi曾说过,今天的孩子们,是thinking by feeling(用感觉思考),listening by watching(用眼睛聆听),这就是他们成长和受教育的方式和环境。真是没错!今天的孩子们,学习人生道理的主要途径是说唱乐里的对白,是漫画书里那寥寥可数的几个字……在“无意义”的文化氛围中,思考真理的功用越来越失去了位置,真是可悲又可怕啊。“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罗3:11-12)

 

第三,历史感的消失。人类历史中不再存在权威、高尚、意义和辉煌……一切都被解构了!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以及余华的《活着》就是这种理念有力的文学表达。在电影《一地鸡毛》中,观众会看到人类历史上的一些辉煌时刻,如总统宣誓、国家建立、战争胜利等,然而镜头一晃,随即跳到主人公的琐碎生活中,一种苟且活着的状态;电影这样的处理,就如一位评论家说的:“没有什么人类血战前行的辉煌历史,只有吃喝拉撒睡和各种天然的欲望和小悲小喜,人类历史就是吃喝拉撒睡的总和,不必赋予意义,仅此而已。”后现代主义这样对历史感的解构,自然也就把神所启示的救赎历史给解构了,这实在是撒但魔鬼的工具!

 

最后,没有了主体的界定,没有了权威的存在,一切又没有了质的差别,那么,距离感自然就失去,界线也失去了:不再有主体和客体之分,你我都可以是宇宙的中心,可以成为神(新纪元思想);也不再区分男女差别:同性恋是美好的,电影《断背山》里的牛仔之恋被高举为超越了男女之爱的“最高级的人性之爱”;甚至人和动物的差别也不在乎了:动物的生命被看得和人的一样重要,或者把人看作是和动物、植物甚至物件一样的偶然存在,是没有灵魂的机械……这一切为人们随心所欲、心安理得地犯罪,打下了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基础。

 

除了以上所说的四个特征之外,后现代主义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既然没有绝对、客观、唯一的真理,那么一切都在于我们如何诠释,在于我们从什么角度去看了。所以后现代文化也称为诠释的文化(culture of interpretation),这样的文化,篡夺了启示的权威地位。

 

有一位牧师去听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教授Bas van Fraassen的讲座,这位当代知名哲学家的论调是,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客观真理。于是牧师问:“那么,天体物理学与星相学有什么分别?”哲学家说:“完全没有分别。一切任你自己选择罢了。例如你选择活在美国,人人开汽车,常用电脑,好一个科学化的世界,你就自然信天体物理学;但如果你活在一个满天神佛的地方,你就会信星相学。”

 

我们看到,后现代主义虽然不是作为宗教出现,却填补了宗教的真空;虽然不是有意识地被教导和传播,却早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使我们完全浸泡在其中。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哲学系教授F. F. Centore指出:“后现代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非官方的国教,一种新的救世神话,具有普世的有效性,每一个好公民都必须遵守。事实上,不追随这一自由共识的人犯下了叛逆罪……”。我们基督徒虽然是晓得真理的一群,但又是生活在这样社会中的一群,我们的心态与思维模式,不知不觉中很可能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啊!“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语。”(提后 4:3-4)

 

护教家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说过,在末世,连普遍恩典都要减少。普遍恩典包括什么?包括我们残存的良心、羞耻感和道德意识。因为还有这些,这个世界就还不至于太槽糕,不至于完全如同地狱。而在今天的世代,科技和知识越来越发达,人心却越来越败坏,越来越悖逆,越来越狂傲,越来越昏昧,越来越不肯受约束;罪恶成为文化和生活方式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普遍恩典真的是在减少了!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渎,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才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提后3:1-4)

 

这一部分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再回到布道家Ravi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故事:陪同Ravi的教授说:“这个建筑物是按着后现代思想设计的,所以它里外都充满了无意义性和无目的性……因为人生本来就是无意义、无目的嘛,建筑物为什么需要意义与目的呢!”

 

于是,Ravi问道,“你们也是照着这个方式来打地基的吗?”尴尬的沉默……

 

这也是我们该质问自己,质问这个时代,质问这个社会的问题:一切真的都如表面上所看到,所宣告那样,没有意义,没有绝对,没有目的吗?如果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人生也是这样设计,这样奠基的,它如何能够存活、能够站立得住呢?求神怜悯我们!

 

 三、回归永活而有位格的真理:神仍在寻找我们

 

愿每一个蒙恩得救之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腓2:15-16)阿们!阿们!

 

弟兄姊妹们,这便是神为每一个世代、每一个灵魂所预备的,古旧却不变的福音,是我们所要传扬的真理。这福音的大能,不仅能征服人的理性,更能征服人的灵魂;不仅能击垮人本的智慧,更能击垮人内心深处的骄傲和悖逆;不仅能洗涤人的思维,更能洗净人的罪。若你我认定,可以不吃饭,但不可以不传福音,不可以不为主作见证,那这世代之中,将多一名主耶稣基督的精兵(提后2:3)。愿这使命常常鞭策着我们,神的爱常常激励我们,愿神深哉的道、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罗11:33)常常感动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征服我们,直至我们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耶20:9)阿们!

 

在主耶稣诞生的那一夜,天使对牧羊人报那大喜的信息的时候,并没有说,今天在大卫的城中,为你们诞生了一位物理学家、经济学家或者哲学家,而是说:今天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2:11)若我们人类最需要的是物理学家、经济学家或者哲学家,神会毫不犹豫地赐给我们,然而,罪人最需要的是一位能为、愿为我们赎罪的救主!救主耶稣,这位神性完全人性亦完全者,真理与爱的本体,他到世上来的时候,必要发出真理与爱最伟大的光辉,这光辉乃彰显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得以成就,真理的启示得以彰显,邪恶的势力被彻底击溃;在十字架上,爱展现出它最伟大的能力与光辉,就是无罪无暇的耶稣担当了罪人的罪,替代我们受了审判、咒诅和刑罚,甘愿为我们流血牺牲,并从死里复活!感谢主!

 

“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逃离这罪恶的世代。”(加 1:4)“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60:4)在这弯曲悖谬,人心越来越背离神、越来越败坏的世代,在这越来越阻挡真理,不虔和不义愈演愈烈的世代,我们这些人能够得救,真是蒙了神极大的怜悯;若非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在今天的社会里该是怎样的败坏和堕落。而今,我们蒙了主的恩召,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传福音的大使命,为了这个时代人们的需要。我们这首先得救的实在是欠了福音的债!神的道高于一切人类的智慧和学说;我们能够也应当用这道,去认清、批判和抵挡各样的潮流和罪恶,将人心完全夺回,使他们晓得生命的意义和真相,使他们归顺基督,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被引到神面前。

 

写到这,我想到一次有趣的经历。一次礼拜后,有两位第一次来的朋友站起来说:“我们是来看老漫的!”我看着他们,莫明其妙,他们笑着对我说:“我们是上大学时常在一起玩的好朋友,还记得吗?”我过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原来,他们真是我大学时常混在一起吃喝玩乐的“狐朋狗友”,而现在呢,他们都信主了,其中一位就在我们的姊妹教会里服事!那天,我真是感受到了神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奇妙的作为。谁曾想到,当年在校园里最玩世不恭、愤世嫉俗、反叛悖逆的一群人,许多年后在神的家中再次相遇,一同找到了存在的终极意义。感谢主!

 

诸世界都是借着主耶稣基督造的(来1:2),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藏在基督里面(西 2:3),那奥秘就是基督(西2:2)。今天,主耶稣没有放弃我们。虽然一代代的世人不断地偏离神,忘情地在人本主义的盛宴上狂欢,主却不停息地在历史长河中寻回那属于他的人,并且赋予他们传扬这真理的伟大使命,在每一个世代中间,把我们存在的意义宣告给世界。

 

主耶稣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约14:6)不是我们来寻找真理,而是这位有位格的真理来寻找我们!这真理曾到世界上来,就是救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约1:14)

 

无论承认与否,在我们存在之前,真理就已经存在了,并且这真理的本体是有意志、有理性、有感情、有立场的,他就是创造我们的主,他喜爱公义,痛恨罪恶,并且事先决定了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去认识他,归向他,荣耀他,爱他!

 

 

[1] 自然神论者不认为创造了宇宙和人类的上帝还继续对我们“感兴趣”,而是遗弃了我们,任凭我们自生自灭。

[2] 薛华特别提到,被称为“现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其实不属此类“新一代”哲学家,因为笛卡尔仍相信通过数学和数学分析,能够找到统一的真理体系。

[3] 靠卖楼宇广告起家并在NASDAQ上市的分众传媒的CEO江南春谈起他的成功秘诀时说:“人们最无聊的时候,也就是赚他们钱的最好时候”。

 

 

《前车可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弗兰西斯·薛华著,梁祖永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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