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六年的中国内地会（五）

文/亦文

 

九月

听见的人也该说：“来！”

——启示录22:17

 

幕后主编

约一年前，即1875年，内地会内部发生了一个不引人注目却影响深远的变化，那就是戴德生的妹夫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和妹妹戴贺美（Amelia Taylor）加入伦敦本部的团队，丈夫任总干事（General Secretary），妻子主持宣教士之家。这一年，海班明46岁，戴贺美40岁，他们已有十个孩子，还要照顾戴德生和玛丽亚及福珍妮所生的六个孩子。但自1875年8月搬到培兰路，他们在那里一住就是四十年。当时，内地会成立不过十年，观望、批评的人很多，以前的总干事不善调停公共关系，所编辑的《不定期报》（Occasional Paper）偏于呆板；而经商出身的海班明则见多识广、善于交际，迅速而周全地应对外来的质疑和批评。虽然《亿万华民》名义上的总编是戴德生，具体的出版发行却都是由细心的海班明负责，很短的时间内就在英伦三岛获得好评。但是低调的海班明很少署名，多半以“编者按”（E.D.）或名字的缩写（B.B.）淡化个人色彩。现在戴德生将于本月带领新宣教士返回中国，编辑月刊的重任便完全落到了这位“幕后主编”的肩上。

 

由于海班明社交圈广，使他能够征集联络不同背景的牧师发表文章。这一期《亿》刊上登载的是一位埃德蒙牧师（Rev. Edmond）的证道：不同的人传福音，会陈述福音不同的层面。从某种角度而言，福音是“历史”，即事实的记录；在这些史料的基础上，福音也是“君尊的伟大宣告”。从另一个角度看，福音也是“命令”；在更多的时候，福音是以“邀请”的样式引介于人的。“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在福音书中，“来”的信息是如此反复出现、令人难忘；而《启示录》中这节以“来”字收尾的经文则告诉我们“来”并非事情的终了。^[1]首先，这节经文强调福音呼召的普世性，神不仅欢迎每个人“来”，而且赐给每个“来”的人权柄去邀请别人。其次，这节经文将邀请变为责任和义务。在任何时代，宣教机构要为宣教事工而向基督徒申辩都是奇怪的现象。宣教也不是可有可无的选项；有谁可以一边与基督的工作隔绝，另一方面又指望能与基督本身联合？最后，宣教是个人的呼召。所有的邀请都是针对个人的。布道家不是对一只集体的耳朵布道，而是对很多只耳朵；不是对一个大众的灵魂呼召，而是对所有人、也是每个人的灵魂。^[2]

 

在埃德蒙牧师的年代，“异教世界对很多人而言，只是放纵贪欲之地，而非福音未得之地”。今天，因着公共用语必须符合“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异教”一词很少再被使用了。用词变了，基督徒对这些地区的态度恐怕还没有变。是的，在任何一个时代，全职宣教士永远是少数，但并不是说留守家门的就可以放任自流。让我们接住埃德蒙牧师在137年前提出的挑战：“如果我们想做得更好，就让我们先成为更好的人。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邀请带着果效，就让我们自己先成为定意向锡安迈进的朝圣者。”^[3]

 

二访河南

 

显然，河南之行再度引起读者的兴趣，戴亨利的宣教报告在九月号中被移到首要版面：戴、张二人抵达开封，尽管在城门受到兵丁的盘问，总算顺利过关。戴亨利没有刻意伪装，但竟没有人认出他是个洋人。城里的客栈老板却颇有“识人之明”，诚恳地说，他虽不愿得罪“尊敬的老外”，但却不敢留他们住宿。两人只能求见府台，府台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却派了四个人，日夜守在客栈门口，形影不离地跟踪了两人五天。很多读书人也跟到客栈，当他们得知两人不是罗马天主教的传道人时，既惊且喜。^[4]

 

有位回民军官接连几晚拜访两人，他可以读写阿拉伯文字，熟谙回教教义，在当地穆斯林教徒中，影响很大。虽然通过自学，他承认基督教的超越性，却还未决志信主。他恳求两人能长住开封，如果没有居所，他甚至愿意把自己的大房子卖给教会。戴亨利将这一提议上报差会考量，但他本人却不甚热衷：“不单纯因为在任何一个‘府城’（尤其是首府）取得容身之地极其困难，我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在那些偏见较少，士绅官吏反对较弱的小地方，往往能开展更大、更持久的工作。”戴亨利的深思熟虑不是多余的，就在两年前，三个欧洲人从北京到开封寻找犹太人的居住区，就被驱赶出城，他们住过的客栈也被夷为平地。^[5]戴亨利此行之所以能生还，也完全出于神暗中的保守。直到他和花国香在数月后三访河南时，才从一个路人口中得知此事：“去年十二月，有个洋人到府城讲道、卖书。士绅老爷们去见府台大人，要求他把洋人赶走。府台大人做的是朝廷的官，无权下此命令。士绅老爷们同心起誓，准备杀了洋人，因此十人一队散布在城中各处伺机下手。偏巧那天洋人没有上街传教，所以第二天他们又到客栈找人，却发现他已经走了。士绅老爷们恼羞成怒，把那家店的招牌都打烂了，还扬言要放火烧店。店东只招得出一件事：洋人在昨天离店时形色匆忙。”^[6]

 

显然，这个路人并不知道戴亨利就是故事中的“洋人”，而戴亨利当时也并不知道士绅们的密谋，但是神知道，也有大能救与他同行的人“脱离凶恶”。廿五年后，清朝每个省府都已有宣教士长住，开封府仍然拒绝开放。直到1902年，才因着内地会宣教士包崇德（Robert Powell）不懈的努力和金纯仁医生（G. Whitefield Guinness）的高明医术而允许宣教士定居。

 

开封府到河南府城的500华里，盗贼出没，来往的行旅都有保镖随行。戴亨利却安之若素：“我们也有保镖：天使组成的火墙。”然而两个传道人竟未在河南府城引起任何“基本的轰动”，冒着生命危险跋涉500里路，换来的竟是如此的冷漠，失望是不言而喻的。河南府城外五英里处便是著名的龙门。两人走进每个石窟，当着所有偶像的面（其中不乏对两人“怒目而视”者），用粉笔写下“假的、迷惑人的、命定要毁灭的”，并高声向耶和华祷告，求神使这些迷惑人的东西加速败亡，归于鼹鼠和蝙蝠之家。祷告声在石窟中形成庄严的回音。^[7]

 

华北的气温骤降，两人突然发现未带足够的冬衣，便匆匆踏上回程。“任何一个城镇都足以使人耕耘一生。行色匆匆的巡回布道能对这些可怜的人们做什么呢？微乎其微。单在这一省，就有97个县城、外加9个府城。如果万军之耶和华，能派遣106名福音精兵分驻各城，我们当何等喜乐啊。”1876年1月15日，两人回到武昌，离春节只剩十天，此行共历84天。^[8]

 

武昌的流浪儿

 

在收留流浪儿童的“工人之家”服事多年的花国香，当然会特别留意福音站的儿童事工。虽曾多年从事贫民窟的福音事工，初到武昌的他仍被中国的贫穷落后所震惊。他观察到，即便没有预算、也没有余力，任何一个宣教士夫人都会像祝名扬夫人那样，狠不下心来将一个又一个送到门口的弃婴拒之门外，因为拒收几乎等同谋杀。每个弃婴背后都有一个悲惨的家庭、一段辛酸的故事。几经祷告后，内地会的福音站办起了一个男校，在短短三周时间里，学生从六名激增到廿六名。对养不起孩子的家庭而言，到了教会就像到了天堂一样。^[9]

 

武昌城另外一家教会学校的男孩子们，已经做到了“听到的人也该说：‘来’”——他们不仅与身边的人分享基督，有的还跑到府衙门口发放福音小册子，向路人讲道。当守门的兵丁命令他们散开，并威胁说大老爷快来了时，其中一名“小布道家”毫不胆怯地回答：“他来倒好，我就可以把同样的福音传给他了。”用英文写下这个故事的下午，花国香在街头看到一个讨饭的盲童，心生怜悯，他拿出几枚铜钱，用尚不纯熟的中国话对他说：“耶稣爱你。”但这个小乞丐从未听过这个名字，花国香重复了几次，他仍面无表情地说：“我不认识他。”^[10]

 

文章到此戛然而止，可以想象，这些真实的远东故事在英国小读者心里所激起的震撼不亚于身历其境的宣教士们。不知有多少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因为从小阅读《亿万华民》而献身基督，其中不乏亲身奔赴中土，邀请中国人同赴羔羊筵席之人。

 

宁波话圣经

 

在忙碌的现代社会，维持一个“主日基督徒”（相当于“安息日犹太人”）的团队似已不易，很多教会在推动周间活动时都甚感吃力。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看到早期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们，“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徒5:42）；又看到庇哩亚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恐怕也贤于各地的人），跟着保罗“天天考查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徒17:11），我们心中常常疑惑“真的是每日吗？真的是天天吗？”。然而，在内地会的史料中，我们不断看到教会“每日”开放，信徒“天天”聚集。《造访我们的宣教站》的作者告诉我们：几乎所有内地会的福音站每晚都举行公开聚会，类似于英美国家的家庭祷告会，台州教会也不例外。当时中国文盲比例极高，即便信徒有心读经，也没有能力独自在家学习神的话，这些每天举行的常例聚会为时不长，因为聚会后还有人留下来继续参加查经班或识字班，也有很多不信主的人被吸引来。虽然台州话与宁波话不尽相同，但当地信徒已学会读宁波话圣经，并学会看页边的注释。他们唱的赞美诗，歌词也是罗马字母拼成的宁波方言。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大概从未想到这本“土版”圣经在浙江省如此被重用，向草根百姓传道，使神的工人受益，甚至连读书人都夸说：从没有一本圣经像这一本可以直达心扉。^[11]

 

这本圣经很可能是戴德生于1860年返英期间，与王来全牧师一起修订并说服圣经公会重印的那本新约圣经。宁波话属吴语系，核心地区不会超过5000平方公里^[12]。但是，宁波人移民各地经商谋生，在外埠人们的印象中，宁波话成了浙江话的代表。^[13]宁波话圣经的《创世记》如此开篇：

 

开初，真命创造天搭地，地唔索个相貌，土是虚空个……真命看看亮光是好，真命就分出亮搭暗来，真命呕亮是日里，呕暗是夜里，有夜到、有天亮，该是头一日——

 

滇案的结局

8月底、9月初的伦敦教会，举行了一系列欢送内地会宣教士的聚会，因为戴德生将于9月7日带领九名宣教士返回中国，其中有兰茂密尔团队的老将，也有刚刚加入的新丁。其中路惠理夫妇因健康原因仓促回国，但台州的事工不但没有中断，反而在当地刘牧师和阿梁（Ah-liang）的主持下，稳步发展，在短短两年里，增加了三、四十名新信徒，^[14]使他们可以安心在英国养病，这次与另一位兰茂密尔团队老同工、瑞士籍的夏安心姑娘（Miss Desgraz）一起返回宣教工场。W. A. Wills教士是这个团队中唯一一位单身男宣教士。从8月1日，在他的母会、位于帕克汉雷区（Peckham Rye）的公园路礼拜堂（Park Road Chapel）举行的欢送会上，我们了解到：神带领Wills经过了丧父、丧母、病痛等各样苦难，直到他明白神将有更多的工作要交给他后，他的脊椎病开始慢慢康复。他先在家里开办了一个主日学，逐渐扩展到户外，这便是贝尔花园路使团（Bell’s Garden Road Mission）的起源。^[15]其他五位都是未婚的女宣教士：柯丽梅（Anne Crickmay）^[16]、何丽（Celia Horne）^[17]、休斯小姐（Miss Hughes）^[18]、杰茜·莫里（Jessie Murray）^[19]及比利时籍的休伯蒂小姐（Miss Huberty）^[20]。前面两位女宣教士这次随戴德生从英国到中国，两年后又将随戴德生夫人福珍妮从江浙北上太原，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单身女宣教士。

 

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不断差派新兵上战场，很多人为内地会捏着一把汗，戴德生所恃的不过是简单的信条：有一位永活的真神，他在圣经中说话，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所应许的必然成就。他举的例子简明而犀利：由25个单词所组成的约翰福音3章16节，用英文写一遍大概一分钟而已，但是就在这一分钟内，已有25个中国人的灵魂进入了永恒的沉沦。^[21]

 

远在缅甸八莫的范明德和索乐道二人，翘首以待了几个月，终于迎来了新同工：Harvey医师夫妇。为了扩建住处，宣教士们动手干起了木匠活。当大家终于可以在夕阳下坐在阳台上享用晚餐时^[22]，恐怕还没有想到，阻碍他们由缅入滇的马嘉理事件，已经出现了转机。

 

即将从英国出发去中国的戴德生一行，也同样不知时局的变化。在他们上船一周后，即1876年9月13日^[23]，中英两国签署了《烟台条约》，作为滇案的了结。按照条约，持清政府所颁发护照的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内地旅行，人身安全将受到明文规定的保障。彼时，海行途中的戴德生心头回绕着很多烦心事：挚友史蒂丝小姐（Miss Stacey）[24]四个月前去世了，这个打击曾使他病了整整一周，无法工作；^[25]同工八年的鱼爱德（Charles Fishe）夫妇，因健康急转直下不得不撂下杭州总部的书记工作，借道美国返英休养，^[26]这意味着中国那头将有更繁杂的事工等待着自己；而自己的健康恐怕会熬不过中国的盛暑，以至于他此行只计划停留十个月，连妻儿都没有带在身边。^[27]然而，在翌年夏天到来之前要打开九省的门户，谈何容易？戴德生于10月底抵达上海，才知道使万事效力的神，已悄然打开了福音通往内地的大门，经镇江而武昌，将宣教同工们像火药一样“炸”往四方。烟台条约签订四个月后，内地会的宣教先锋们已经先后进入了六个新省份^[28]；1876年到1877年的一年半间，二十多位同工累计行走了三万里路。^[29]大幕渐起、锣鼓喧天，《亿万华民》的读者可期待的，将是一部更为激动人心的“宣教演义”。

 

十月

偶像必全然废弃。

——以赛亚书 2:18

 

庙堂变教堂

如果你在1876年走进内地会伦敦办事处，会看到桌上陈列着几个原汁原味的中国神像。也许你会困惑不解，难道英国的宣教士去了中国，福音没传出去，反被当地的偶像崇拜同化了吗？十月号的《亿万华民》所刊登的那篇路惠理的回忆文章可以解开这个谜：

 

1872年9月，一个四十来岁的木匠走进黄岩城内的小礼拜堂。起先，他只是安静地听两个当地信徒回答别人的提问，没过多久，他自己问起问题来。他虽然不识字，却买了几本福音书册回家，请一位朋友念给他听。慕道的结果是——两人一起赶来13英里外的黄岩礼拜堂听道，一连坚持了数周的主日。他的家乡是一个叫Dien-Tsi的无名小镇，乡邻们从他们嘴里听到福音，却不是人人都能每周赶到黄岩听道。所以木匠和他那位识字的朋友，托黄岩礼拜堂的传道人写信，请路惠理派一名教师过来讲解，并保证提供布道所和住宿。^[30]

 

他们所提议的场所竟是一座尼姑庵，四周的竹篱高达12至15英尺，篱笆外还挖了一圈灌满水的壕沟，这是太平天国年间民间常见的防御工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路惠理派了一位朱牧师前去打听究竟：原来这位木匠姓林，他的太太本是那家庵堂的信女，老师太死后，他们就把庵堂买了下来。虽然宣教士们一直希望中国大地上的偶像都能被真神替代，但当全能的神真的回应他们的祷告时，路惠理却有点不敢置信。1873年4月，他又请蔡文才前去了解详情。看到“洋先生”的到访，林氏夫妇喜出望外，蔡文才也被两人的信心所感动。周六下午，蔡文才探访回来，发现林先生和当地的流动售书员已经着手清理庵堂残留的偶像了，蔡文才随即也加入了清扫的队伍。第二天，香台成了讲台，观音座成了牧师座，蔡文才主持了庵堂里第一场主日敬拜。这一天，是1873年5月4日。^[31]

 

一个月后，林木匠和另一位同乡来到30英里之遥的台州接受洗礼。6月22日，蔡文才和路惠理一起前去探访“庵堂教会”，发生了一件令两人终生难忘的事：一个在附近翻修庙宇的人，看到庵堂的神像被废弃后，无人供养，便想廉价买去，搬到自己的庙里去。这人提出的价钱，相当于一个木匠一年的工钱，但是不论他怎样说，林木匠都不肯转卖。蔡文才和路惠理在一旁紧张地看着两个人交涉，等到那人走了以后，林木匠把偶像全部交给两位宣教士：“把它们带回英格兰，让那里的基督徒们看看中国人在拜些什么；它们在这里是哑巴，但是我相信，等到了英格兰，他们就会‘说话’了。”泥塑的神像一“下台”就散了架，成为灶台里的燃料。用木块雕成的观音头像被路惠理带回英国，陈列在内地会位于培兰路的办公室里。^[32]

 

一年多后，路惠理返英养病前最后一次前往Dien-Tsi，在200余名亲友与乡邻面前给十名信徒施洗。神的工作并没有因路惠理的离开而停滞，到了1876年，有更多人放弃偶像，归向真神；几位在Dien-Tsi信主的人甚至回到自己的家乡、5英里外的杨府庙（今蓬街），建立了一个小礼拜堂。^[33]

 

 “双庙记”

 

无独有偶，路惠理监督的台州府众教会中，居然还有一处是自寺庙改换门庭的。很早以前，在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Ky’i-O，有一位家境丰裕的劳先生，愿意把他名下的一所寺庙改作礼拜堂。这座庙位于三岔路口，极其适合传福音的需要，但路惠理唯恐引起当地人的猜忌，影响刚刚开始的福音工作，所以一直没有答应。Dien-Tsi林木匠“献堂”之事传开之后，劳先生再度旧事重提，路惠理亲自前往20英里外的Ky’i-O，询问了劳家所有成员，确定没有人反对后，才正式接受这一提议。1873年6月14日，在神座上安坐了60年的神像们纷纷下台，其中一个小泥像被用来修补庙门前的土路，另一些具代表性的偶像则被运往英国。第二天，路惠理在庙中主持了第一场主日敬拜。下午，带领劳先生信主的那位当地传道人寇义全（Koh, Yih-djun）以“变水为酒”的信息讲了一篇道：偶像之酒不能满足人的需要，但是现在我们有了无价之宝、贫富无欺的天国好酒可以白白饮用……^[34]

 

在光绪初年的中国乡间，这样惊世骇俗的事情是不可能不引起争议的，何况劳先生在族中颇有声望。很快就有传言说，劳先生拆庙毁像，迟早会遭菩萨报应的。然而，路惠理重返中国之前，收到了当地传道人的来信：寺庙改为教堂后的三年里慕道者不绝，又有5人申请洗礼。劳先生不但没有倒运，反而在这一年的正月初三生了个大胖小子——要知道他们夫妇成亲15年一直没有子嗣。这件奇事堵住了所有人的闲话。^[35]

 

“偶像必全然废弃。”——2700多年前，主耶和华神通过以色列先知以赛亚之口发出这一宣告，140年前，这一宣告在路惠理眼前不可思议地应验在中国浙江的台州府。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两处庙宇都是本土信徒自愿献出的，神开始使用中国基督徒改变他们同胞的信仰。路惠理感慨地说：“亲爱的读者，你认为，当看到这一景象，我会后悔离开自己的祖国、家庭、朋友，在异教徒中劳苦吗？不！这完全值得我用一生的年月，而非区区几年光阴，去换取见证这幅图画的殊荣。”^[36]

 

百余年前这幅“佛堂变教堂”图画固然令人振奋，但是我们若是把目光转换到百余年后的西方、宣教的大本营，便会发现历史的倒退：很多老教堂因为会员减少、入不敷出，而不得不将圣殿变卖给外邦人，甚至异教徒。比如，2007年10月3日，在新西兰这一以“万国之神”为国歌的国家，在其南岛一个以基督为名的城市——基督城，在曾经敬拜独一真神的现代风格的大教堂里，举行了“佛光山开光落成暨三皈五戒甘露灌顶典礼”。建筑本身只是一堆砖瓦，在末世的属灵争战中，不是“佛堂变教堂”，就是“教堂变佛堂”，我们若不努力把福音传出去，便有人把他们的“福音”传进来，教会何时淡忘宣教，何时便是扬起了自掘坟墓的锄头。

 

两件往事

 

1876年8月14日，一个星期一的晚上，威斯敏斯特礼拜堂（Westminster Chapel）举行了内地会宣教士的送别聚会。戴德生在发言中，分享了一桩鲜为人知的往事：由18名成人和4名儿童组成的兰茂密尔团队是近代史上最大的宣教团队，而内地会当时只是一个成立仅一年的独立小差会，没有大财团和大教会在背后支持，当然也没有固定的收入。人有了，从哪里可以筹集到足够的钱支付行装与旅费呢？戴德生想到的第一个办法，是出版一份《不定期报》，将这个年轻差会的需要转告读者。但是封面的雕版拖延了很久，以至于手稿送到印刷厂后，足足等了一个月零六天才被印成铅字。幸好，在这一个月零六天中，戴德生作了另一件事，就是将18名整装待发的准宣教士召聚起来，每天从12点到1点为这事祷告，求神为他们预备1500到2000英镑的经费。首期《不定期报》于1866年3月12日出版，戴德生带着刚印成的创刊号，还没来得及分发邮寄，便匆匆前往每天常规的祷告会。祷告结束后，他取出差会的奉献簿，在众人面前打开：“在寄发这份会刊之前，让我们看看，神已经如何回应了我们每天的祷告。” —— 已有1700多英镑陆续寄到戴德生的名下，还有200多英镑将由内地会之友金尼斯（Harry Grattan Guinness）转交，这样总金额便高达1974磅5先令11便士。这个“筹备祷告会”开始之前同样一个月零六天的时间中，他们所收的奉献合计只有171磅，出于信心的祷告居然使这个数据突增了10倍！戴德生不得不加上副页告诉读者，就在等候印刷出版的过程中，正刊中所需的费用神已经亲自补足了。^[37]

 

在这一期的《造访我们的宣教站》一文中，戴德生又回忆了另一件往事，使当时的英国读者以及今天的中文读者，更感性地了解到，作为一名赴华宣教士，每天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困窘。由于中西方对“起居隐私”观念的不同，生活在中国的西方人常需使出浑身解数自卫。有一次，戴德生和妻子旅行到某个中国内地城镇，为了使自己不至于24小时都处于众目睽睽之下，他们把床帐用细绳高高吊起，一直从天花板垂到床上，而他们所睡的“床”，其实只是泥地上的干草堆。这一方案奏效没几天，就被一个淘气的中国男孩破解了：他用一根鱼竿状的细长竹竿，穿过房子外墙木板上的节孔，悄没声息地挑起纱帐的一角……很快，千疮百孔的木墙上，多了十几双小眼睛，从大大小小的裂缝往里偷窥。听到孩子们的嬉笑欢呼声，戴式夫妇不但不恼，反而被孩子们的机灵劲逗乐了。戴德生不得不认输——保护隐私的唯一方法就是自己站在外院充任哨兵。^[38]

 

 “耶和华作王！”

 

威斯敏斯特礼拜堂的主任牧师撒母尔·马丁，在欢送会上建议宣教士们（包括他自己教会的会友柯丽梅），用诗篇第96篇10节的经文作座右铭：“耶和华作王”。保罗带给路司得人、以弗所人和雅典人的信息，同样需要英国人去带给中国人——“耶和华，在他的儿子耶稣，就是基督——道成肉身的那一位——中作王”。马丁牧师勉励准宣教勇士们：“你们被打发到中国去，并非两手空空，至少，你们拥有两个信息：‘耶和华作王’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不要把这两个信息分开来。他们彼此相属。”马丁牧师进一步提醒大家：“传递这一信息的能力来自信息本身。耶和华作王吗？”主掌何事？——耶和华不仅在基督化的英国作王，也在海洋与异国作王。“没有罪恶感，人就不会寻求救恩；不认识神，人就不会有罪恶感。为了唤醒人们寻求救恩，你们需要告诉他们，他们面对的是一位永生神，也是一位个人的神”——而且这位神“作王”。^[39]

 

该月号末尾两页，那些已经到达中国的宣教士所写的来信，正好为马丁牧师的信息作了绝佳的注脚：因为一些白莲教徒混入天主教后所做的出格行为，引发了建平、宣城、广德等地一系列教案，宁国府也未能幸免：一名法国神甫和他的信徒在做弥撒时被杀。每次类似的教案发生，往往因为中国人不能分辨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区别而殃及无辜。幸好这次，贾美仁和他的中国助手桑少良已于一两个月前离开了宁国府城。^[40]

 

耶和华作王，不仅引领他的仆人“远离凶恶”，也救拔他的仆人“脱离凶恶”。金辅仁刚到大通没多久，就遭遇了两场火灾，第一场烧毁了200多所房子，一名五十多岁的老妇葬身火海。火势虽凶，却在烧到福音站之前熄灭了。接下来的主日，晚上的聚会刚结束，另一起火灾在更近的地方发生，两名慕道友赶来救助金辅仁和他的中国助手，当他们把最后一些物品从屋里搬到菜园时，火焰被一排四、五十英尺长的民居转引到别处。等到火熄灭后，约有30多所房子被烧毁，金辅仁和他的福音站却有惊无险。^[41]

 

一位绍兴的官太太信主了，她的丈夫因为她婚后没有生育，几乎一直和另一房太太和她所生的儿女住在一起。这位官太太和她的使女，自参加东梅岭姑娘主持的聚会起，常常一呆就是一天。到了6月，她们交出家里的偶像，要求洗礼。虽然以她们的身份与处境，宣告基督很可能意味着迫害和试炼，她们却仍愿将自己的一切交托在神的手中^[42]，因为“耶和华作王”。

 

因为“耶和华作王”，7月6日，在八莫的范明德身感不适，不得不依从医嘱留在屋内，而没有按惯例回到他那偏僻的木屋。然而，就在那晚，一只老虎在他平日回家的路上、于他平日回家的时间出没了两次，咬死了一个中国人，第二天晚上又将另一人咬成重伤。除了野兽出没，天花、丛林热、痢疾、麻疹争相夺去无数八莫人的生命，包括八莫的政府官员和一名天主教神甫。索乐道在福音诊所护理病人的时候，深深地感叹道：“出于魔鬼的假象和谎言啊，竟使母国的人相信，异教徒若是靠良心生活，他们也能‘进入天国的门’。”他在濒死的华人和缅甸人身上看到的现象却绝非如此。“这些人临死时毫无希望。脸上没有微笑，也没有对天堂的向往。你只需观察他死亡的过程，便能体会到做一个‘不认识神的异教徒’意味着什么。”^[43]

 

 

 

 

特别声明：该文稿曾于2008-2009年间在香港《时代论坛》周报上连载，经作者修订扩充后转载于《教会》，在此特别感谢《时代论坛》报社允许转载。

 

 

[1] 引自“Let him that heareth say, come” – from sermon by the Rev. J. Edmond, D. D.,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Vol.1875-1876, September 1876, pp.186-187。

[2] 出处同上，第187页。

[3] 本段引文出处同上。

[4] 引自同期“The Visit of the Nine”，第184页。

[5] 本段引文出处同上。

[6] 引自“Providential Deliverances”,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Vol.1875-1876, October 1876, p.210。

[7] 引自“The Visit of the Nine”，第184-185页。

[8] 引文出处同上，第185页。另，稻惟德在8月号的China’s Millions中提及（第173页），1876年的中国新年始自1月26日。（第173页）

[9] 引自“For the Young”,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Vol.1875-1876, September 1876, 第192页。

[10] 本段引文出处同上。

[11] 引自同期“Visit to our Mission Stations”，第188-189页。

[12] 大概包括宁波市区、鄞县、奉化、镇海、北仑、舟山和慈溪的东部。

[13] 参《活色生香宁波话》。

[14] 引自同期“Visit to our Mission Stations”，第188页。

[15] 引自同期“Valedictory Service”，第196页。

[16] 威斯敏斯特礼拜堂（Westminster Chapel）的会友，该教会建于1841年5月6日，位于白金汉郡（Bunckingham）门外威斯敏斯特第三医院旧址，网址为http://www.westminsterchapel.org.uk。

[17] 来自布里斯托（Bristol）。

[18] 迈尔德美（Mildmay）的圣犹大教堂（St. Jude’s）的会友，该教堂建于1856年。

[19] 来自苏格兰东部泰赛德区首府敦提港（Dundee）。

[20] 名单引自“Valedictory Service at Westminster Chapel”,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Vol.1875-1876, October 1876, p.202。

[21] “Valedictory Service”,（Sep.）, p.196.

[22] 本段引文出处同上，第195页。

[23] 按条约原文，签署日期是“光绪二年七月二十六日，降生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九月十三日”。史蒂亚著、梁元生译：《挚爱中华》 （J.Hudson Taylor – A Man in Christ）第36章<没有缺乏>日期误作9月14日，大概是缘于“戴德生出发后一周”的概念，严格意义上说，戴一行7日出发，13日正好一周；14日则为一周零一天。

[24] 戴德生的属灵前辈，原为贵格会友，戴德生在托顿咸的布洛克街教堂聚会时曾得到她的帮助。

[25] 参《挚爱中华》第36章<没有缺乏>。

[26] 引自“Recent Intelligenc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Vol.1875-1876, September 1876, pp. 195-196。鱼爱德于翌年（1877）去世。

[27] 引自“Parting Words”,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Vol.1875-1876, October 1876, p.204。另《挚爱中华》第36章<没有缺乏>提到，戴德生此行只预备离开十个月。

[28] 数据引自《挚爱中华》第36章<没有缺乏>。

[29] 数据引自张陈一萍等编著：《惟独基督—戴德生生平与事工图片纪念集》，香港：海外基督使团，第61页。

[30] 引自W. D. Rudland, “Idols abolished”,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Vol.1875-1876, October 1876, p.198。

[31] 引自蔡文才之信，出处同上，第198页。另参同年12月号“A visit to our Mission Stations”中对该庵堂的描述，第224页。

[32] 引自蔡文才之信，出处同上，第198-199页。

[33] 本段引文出处同上，第198-199页。

[34] 本段引文出处同上，第199页。另同期介绍Ky’i- ’O教会的文中，引自同期“Visit to our mission stations”，第207页。

[35] 本段引文出处同上，第199页。

[36] 本段引文出处同上。

[37] 引自同期“Valedictory Service at Westminster Chapel”，第202页。另参卢逸斯著、乐恩年译：《属灵的秘诀：戴德生的信心之旅》一书第十章，第195页，戴德生是以“加入附页”的方法通知读者的。

[38] 引自同期“Visit to our mission stations”，第207页。

[39] 本段引文出处：“Valedictory Service at Westminster Chapel”，第203-204页。

[40] 引自同期“Recent Intelligence”，第209页。另参见《皖政辑要》<交涉科卷五教务一>。

[41] 出处同上，第210页。  

[42] 出处同上，第210页。另参东梅岭姑娘先前的信：“Specimen of Ning-po Romanized colloquial”,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Vol.1875-1876, Mar 1876, p.113。

[43] 出处同上，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