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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七年的中国内地会(五)[注1]

译/《亿万华民》译友会       编撰/亦文

 

“眷顾贫穷的有福了!”

——诗篇41:1

 

光绪三年的暮春时节,柳絮点点、牧笛声声,长江下游某个山村沿岸,停泊着一艘普通的小船,舱中的客旅正在书写一封寄给英国教会的“公开信”。作为差会的领袖,戴德生既要巡视中国各地的宣教站,又要兼顾英国各地的支持者,他常常利用旅途的空闲撰写和编辑《亿万华民》中的文稿。我们今天读到的很多戴德生的中国来信,恐怕都写自长江沿岸的各式轻舟。

 

眷顾贫穷[2]

 

“眷顾贫穷的有福了”——戴德生在这封信中,以诗篇41篇的首句开篇。圣经中的“福”字比比皆是:神“赐福”给我们,我们成了“蒙福”的人,也常常被称作“有福”,我们也当“称颂”神。[3] 但究竟怎样“眷顾贫穷”,才能蒙受从神来的祝福呢?戴德生指出,通过捐输善款来沽名钓誉的人,固然不能蒙福,那些通过施舍抚慰良知、转眼即将穷人屏蔽出自己的安乐窝的人,不配蒙福。甚至如果未曾积极主动去寻找蜷缩在社会底层的苦难中人,而仅仅怜悯那些来到眼前的有需求者,也仍然不合神的心意。

 

神所期待于他子民的,是以实际行动尽其所能将关爱浇灌在穷乏人身上的人。这样的人,既有神的样式(Godlike),也有基督的样式(Christlike)。这样的人,也将蒙受神的祝福。接下来的经句透露出那将是何等不寻常的祝福:“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诗41:1-3)

 

熟悉《戴德生传》的人,都知道戴德生本人便是一位眷顾贫穷的人。他所传讲的,也正是他所实践的。当年他还只是一名实习生,雇主又忘记按时支付薪水,他仍然顺服圣灵的感动,将身上仅存的一块银钱给了一个子女众多、妻子濒危的工人之家。他晚年回顾这件往事,深感那天晚上若非鼓起勇气信靠神的供应,自己的属灵生命可能就此一蹶不振。神不仅在第二天通过一封友人的信,赐给他一英镑(相当于四倍的偿还),还在日后的学医期间“扶持他”在罹患猩红热的情况下步行两英里;在中国各样“遭难的日子”里“搭救他”,“保全他,使他存活”。而在伦敦因为背伤而瘫痪在床的日子里,戴德生也一定更深地体会到“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的祝福。

 

一方面,戴德生提醒他的基督徒读者,切勿过度灵意解经,从而失去了字面的本意;另一方面,他也提醒英国读者,神的穷人遍布英伦三岛以外的世界各地,“属灵的穷乏”更是不分海内外。就在他停泊的这个小村子里,住着很多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听到福音的穷人。虽然他们也觉得眼前这个英国人讲的道理新鲜有趣,但是福音的信息对中国的农民而言,实在太陌生了。如果一日的听道,便能把他们带入基督的救恩,那实在是神迹中的神迹。单单在这个安徽省,便有两千万“属灵的穷人”,然而只有内地会一个差会在此掘地深耕,而内地会也只有贝贻士(Edward Pearse)和他的新婚太太这两位欧洲同工常驻在此。虽然本地的传道人散布在七个福音站,但是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和监督,绝非区区一位宣教士可以提供的。这还仅仅是中国十八省中一个省的属灵状况。行笔至此,戴德生的心被圣灵感动,因而乞求广大的英国读者明白神的心意,眷顾福音未及之中国九省中的一亿五千万“属灵的穷人”。

 

长江沿岸的福音站[4]

 

戴德生此次沿江巡视的路线图,则刊登在七月号的《亿万华民》中:

 

他从镇江坐船出发,因水位过低而耽搁行程,抵达汉口和武昌时,祝名扬(Charles Judd)和巴子成(James Broumton)已经启程。[5]好在他见到了祝夫人和孩子们,以及戴亨利(Henry Taylor)和从陕西返回的秀耀春(Francis James)、德治安(Joshua Turner)。自内地会在武昌设立宣教站以来,祝名扬已为17人施洗,其中仅一人被停止聚会。在彼逗留期间,戴德生与伦敦会、循道会以及美国圣公会的宣教士们也有很好的交通,并和循道会的李修善牧师(David Hill)和米教士(Mitchell)前往他们在武穴[6]的教会参加主日崇拜。这位李牧师日后和内地会有很多进一步的合作,转过年来,李牧师和德治安同赴华北赈灾,并悬赏征文,因而结识了一位当时陷于烟瘾的秀才,这位中国文人便是后来成为著名教会领袖的席胜魔。而多年后将席胜魔按立为地区监督、分派众西教士为他副手的,则是戴德生。在中国这个巨大的禾场上,经常可以看到保罗撒种、亚波罗浇灌的案例。

 

当然,1877年的戴德生和李修善都无法预见后事的发展。告别武穴的教会后,戴德生来到九江和大姑塘(Ta-ku-tang),在那里他见到了由高学海(J. E. Cardwell)施洗的六位信徒中的四位及一位慕道友(此人后来由贝贻士在安庆施洗)。这是一块仅次于湖南省的硬土,但仍然有要收的庄稼。分手之际,两位美以美会[7]的宣教士沿江送了戴德生很长一段路。

 

戴德生顺路走访了湖口县(Hu-k’eo-hien),下一站便是安庆(Gan-k’ing),并在那里受到贝贻士夫妇和冉教士(Horace Randle)的热情接待。加上来自九江的那位慕道友[8],当地共有十二位受洗申请人。为其中五人施行完洗礼后,贝氏夫妇陪同戴德生沿江而下,走访了另外四处福音站:池州府的九位申请人中七位通过了考核接受洗礼;大通的四位、芜湖的三位和太平府的几位申请人和慕道友则仍“有待观察”。内地会自从在安徽设立宣教站以来,共有二十四位被带到主前,其中多年前由童跟福(George Duncan)和麦卡悌(John McCarthy)带领信主的四名信徒仍在事奉主,没有一人反悔跌倒;此外除了两位未及受洗便已去世(die in the faith),一位等待受洗,其余的都在团契之内(in communion)。并且还有十五位申请加入教会的候选者。正是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早期信徒引发了戴德生对“眷顾穷人”这一教导的反思。申请被拒的那些候选人中,有一位是算命先生。他年迈的父亲已经失明,完全依赖他的赡养,如果他放弃算命,就没有其他谋生之道可以养活父子二人。明知这是神不喜悦的职业,他也为此深感痛心,却尚没有足够的信心完全依靠神的供应。而另一位被接受的申请人对戴德生说:“我虽然又穷又笨,但请不要小看我或弃绝我,我要跟随耶稣,我想受洗已经想了四年了,但一直不能如愿。我实在想一心一意事奉主。”[9]

 

内地会在江苏各宣教站的成果也颇为不俗,鲍康宁(Frederick Baller)在扬州和镇江两地各为三人施洗,南京另有三人受洗。自1869年以来,各宣教站累计受洗人数如下:镇江30人,南京9人,扬州46人,清江浦(Ts’ing-kiang-p’u)15人。这百人中,20人被停止聚会或受到教会纪律的管教,8人已去世,22人去了别的省份,剩下的50 人都活在主内。近来,很多人愿意来礼拜堂听道,扬州和镇江女子寄宿学校的人数也已达到21名,扬州男子寄宿学校也有14名学生。1877年距扬州教案的发生仅九年,抚今追昔,戴德生定然感慨万千,他呼吁英国教会的读者为淮扬一带的福音种子祷告,愿主使今年被救的灵魂大大超过以往,且快快将现有的50位信徒的人数加增十倍。

 

宣教士的保障[10]

 

六月号的《亿万华民》也刊登了履新不久的贝贻士(Edward Pearse)教士的信。在安徽各地亲眼目睹了当地迫切的属灵需求后,他向一位英国好友如此感慨:我在中国呆的时间越长,就越感到中国人需要福音,也越觉得本会在中国内地的使命极其重大。我们的事工方式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实现福音传遍全中国这一愿望。

 

当时英国外交界和教会界在对华宣教方面最激烈的议题,仍停留在扬州教案时期的焦点:宣教士是否应该先得到外交条约的保护才能展开事工?贝教士的答案是否定的:早在中国对外开放之前,便有宣教士潜入中国传道;无论那时人们怎么评价他们,现在已经没有人指责他们在没有确保的情况下就冒险拓荒。以前大家会觉得那种鲁莽作风会阻拦事工,现在反而将他们视为福音先驱。这些人中,宾惠廉(William Burns)是当之无愧的宣教士榜样:他在没有外交条约保护的情况下深入内地,乃是顺服了主的命令:“去到地极,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外交条约是从人来的保护,然而主才是我们应当倚靠的保护,那发出大使命的主耶稣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主按着他的应许保守了宾惠廉,他也同样会保守我们。

 

在赴华宣教士群英谱中,宾惠廉似乎寂寂无名,他的中国听众根本不知道这位其貌不扬的“洋教师”在苏格兰原是万人空巷的布道家。1847年,32岁的宾惠廉以英国长老教会首任海外宣教士的身份奔赴中国。1850年代中,他从英国述职回来,寄居上海时,与刚到中国没多久的戴德生一见如故,两人很快成为忘年之交,结伴到南浔、汕头等地旅行布道。戴德生比宾惠廉小十七岁,故视其为属灵的父亲,并从他身上学到对后来创建内地会极有助益的三样功课:一、神给门徒的试炼,乃是为了使我们看见生命“新的一面和新的价值”;二、宣教是教会的大使命;三、平信徒传道的重要性。教学相长,宾惠廉从年轻的戴德生身上也学到一项功课,便是效仿他改换中国服饰。[11]后来宾惠廉转去北京,一向不愿照相的他,为了母亲的要求,破例由一位俄国朋友为他照了一张相:右手拄着雨伞,左手拿着圣经,仍然保留着头戴瓜皮帽、身着长袍马褂的造型。

 

宾惠廉在东北去世那年,正好是扬州教案发生的那年,距贝贻士写这封信已有九年。戴德生则继承了这位先驱的遗志,在中国进一步推动内地宣教的策略。贝教士也深深认同戴德生的异象,他认为,圣经的命令足以担保宣教士去任何地方传道。在当时的条约限制下,安徽省仍未对外开放,但是内地会的同工进入之后,福音之门次第打开;如果安徽省的福音之门能打开,为什么其他省份不可以呢?至少在尝试之前,不要先入为主地下结论说某某省福音化的时间还不到。

 

内地会的宣教策略与众所周知的方法大相径庭:宣教士若非先通过长期巡回布道使当地人对洋人的出现习以为常,不会在内地省份建立定居点。在这一过程中,神州各地成千上万人听到了福音,圣经也自由地传递到人们手中。贝教士当然明白,要达到中国福音化的目标,还需要克服很多艰险;但同时他又反问他的读者:“我们要等到毫无危险的时候才开始工作吗?”正相反,主耶稣对众门徒的警告是:不但不能指望任何属世的帮助和保护,还要准备好迎接世界的逼迫,甚至是死亡。门徒将被拉到君王、诸侯面前,还要因为对主忠心而“被万民恨恶”。但是主应许那些为了他和福音的缘故撇下家人和朋友的门徒们“今世必得百倍”,“并且要受逼迫”,而且“在来世必得永生”。

 

虽然新签署的《烟台条约》进一步打开了在华宣教的大门,但可能离英国保守人士心目中所认为的“安全度”仍相差甚远。然而,贝教士深信,即便英国政府及其外交人员无力保护他们,内地会的宣教士仍有主的应许,因他比万有都大。等待只能使中国与福音隔绝的时间无限度延长,上百万人没有得救便将死去;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每一省都已驻有罗马天主教的代表,传播和异教相差无几的异端邪说。贝教士提醒他的基督徒读者:试想一下,如果使徒保罗那样的福音先驱,等到有了十分安全的保障之后才去外邦传道,罗马帝国各城成熟的庄稼就不会被收割,不会有灵魂得救,神也不会在各地得荣耀。几乎所有的宣教事工起初都会面临一些危险;但神总是在急难之时显为全能,神也必不会撇下当下在华宣教士。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基督教已经成为“合法”宗教之一,中国信徒的人口基数足以承担起本土传道的责任,“外交风险”不复是传福音主要考量的要素之一。然而,世界的逼迫、家庭的拦阻、物质主义的冲击,恐怕将伴随主的教会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当如何像戴德生继承宾惠廉、贝贻士跟随戴德生那样推进福音的国度?求神继续施恩给我们这一代人,并亲自带领我们“去”。

 

第二次湖南之行[12]

 

在武汉与戴德生失之交臂的祝名扬,也寄来了二次湖南之行的报告。戴德生特意在编者按中指出:位于洞庭湖之南的湖南省,面积是苏格兰的二又三分之一倍,拥有2,550,000人口却没有一位基督教宣教士。湖南的属灵需求如此迫切,湖南的百姓更如狮子般凶猛,但是神捆绑狮子,赐给宣教同工旅行的安全,使他们得以传扬主名。

 

1877年1月2日(周二)晚上,祝名扬和秀耀春离岸登舟,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贵州,但是必须取道湖南,因而留下这份宝贵的“湘行散记”[13]。当地助手告诉宣教士,小船过洞庭湖不安全,故而他们以18,000的价格(约3英镑5先令)订下一艘比两人预期的大得多的船只。船夫中有一位是信徒,在伦敦会归信,数月前刚受洗。他是附近辰沅县人,把沿途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如果宣教士在常德换船,他希望能一路跟随到辰溪县(Shen-k’i-hsien)[14],此后的河道迂回曲折,改走陆路更为便捷。

 

头两天的风向很顺,但由于船帆不好,每天至多航行百余里。起初的四天一行人在途中几处布道,售出一些书册。周六晚上到达新堤(Sin-t’i)[15]。周日,曲弟兄、姚弟兄、祝教士和秀教士四人上岸,到一条僻静的街头布道,派发书册,没有受到什么干扰。新堤乃贸易集市,人口颇多。河边并排停泊的船只连绵不绝,足有一英里长,船上搭载无数旅客。耶稣基督也为他们的灵魂而死,却没有一人向他们传讲神和救主的慈爱。这些未得之民没有神,也没有盼望。行笔到此,祝名扬不禁感慨,英国的信徒虽然对中国的情况略有所知,但还远远不能感同身受,惟愿神进一步激励英国基督徒传福音给万民听。

 

周日那天,一行人到达城陵矶(Chen-lin-ki)[16],这个小集市位于岳州(Yoh-chau)东北约六英里。他们途中还经过了一些小地方,数次停留传道。布道团分成几组,以便使更多的人听到福音。税关派来一名胥吏,很有礼貌地说,地方官已经晓谕过百姓,不可惊扰街头传道,百姓也都愿意听从官府;但是奉劝宣教士不要下乡,因为那里的村民极为粗野,不听官府的话。宣教士当然对他的嘱咐表示谢意,但也难以保证一定不去什么地方。根据经验,乡下人往往比城里人更容易接近。此人交待过后,径直前往岳州,通报宣教士即将到达的消息。

 

祝名扬等人抵达岳州后,从北门入城。读者或许还记得,两年前(1875年)祝名扬在饶传道的陪同下初访湖南时,便曾来到岳州。当时的府台与暴民勾结,先由后者聚众闹事、大打出手,再由前者出面“平息民愤、送客出城”。在神保守之下那有惊无险的情形,对祝名扬而言仍历历在目。[17]

 

这一次,两位宣教士进城后一路走到西门,没有引起很多注意,又沿着下坡路出城,朝河边停泊的船只走去。这时,几个流氓认出他们,大声喊道:“洋鬼子又回来了!”好在尾随的人不多,因为有些人还不能断定他们是不是外国人[18]。宣教士向其中几人讲了神爱罪人的道理。一位老者听后,好像有些兴趣,他取了一本书,另外一两个人也买了几本。一行人回到船上不久,一位姓丁的炮船校尉来访。[19]他说岳州人格外骁勇,他来的目的是保护宣教士们免于骚扰。祝教士询问丁老爷,当地是否张贴过准许外人自由出入内地的告示。丁回答说因为当地百姓性情跋扈,官府不敢张贴。祝教士由此推测,这是地方官吏迟迟不愿遵守新签订的《烟台条约》的借口,恐怕湖南全境都没有张贴过类似的告示(虽然按理全国都应当已经贴过了)。

 

宣教士们不久再度上岸,找到一处安静地方布道、售书,没有受到干扰。事后才发现丁老爷已经派了两三人下船在此维持秩序。祝名扬觉得作为宣教士,本不应当请求军方的保护,不过神在他们尚未祈求之时,便在这一以彪悍出名的地方用大能保守他们,他亦深深感恩。

 

11日(周四)上午九点钟左右,宣教士们离开岳州;并于中午时分抵达约十英里外的Pu-teh-k’eo,此地是河水入湖的河口,因此得名。从周四中午至周六早晨,一行人一直等候开船的顺风。这里极其荒凉,远远望去,小河两岸只见泥岸沙滩而已。

 

周六晚,为了防备水贼,他们和另外一些船停泊在湖中央水浅之处,且尽量泊在其他船只的中间。此时,洞庭湖的水位尚低,若是夏季,水位可涨至城墙。湖的东西宽约六七十英里(约二百华里)。湖面上的风波甚大,看来要横渡如此广阔的大湖,小船的确不够安全。周日下午,一行人到达洞庭湖西南岸,驶入清澈的河中。前几天吃够了浑浊湖水煮的米饭,现在终于看到清流,实在令人欣喜。

 

临近傍晚,他们抵达了Liu-sin-t’ang,一直停留到15日(周一)。这是一座规模颇大的渔村,宣教士在此看到载着鱼鹰的渔船。这些水鸟从船上扎进水里,用长长的喙叼住鱼儿,再飞回船上。他们也看到另一种特别的捕鱼方式:一种长约25英尺,宽度仅27英寸的窄长渔船,一侧系着一个竹篾编成的筐,长度与船相同,宽两英尺,上端白色。渔船趁月色出来,鱼儿看到竹筐上月光的反光,就会自投罗网,无法逃脱。渔船的另一侧系有渔网,防止鱼从筐里跃出。祝教士看见一条船上装着满满一竹篮的鱼,看来这种捕鱼方式相当有效。观察完湘人捕鱼,宣教士们则于翌日清晨上岸去做“得人的渔夫”。听道者甚众,秩序亦很安静,卖出了不少书册。

 

有一位同行者带祝教士去观看一件特别的事情:岸边沿水的斜坡沙地上,挖了许多小洞,深约六到十吋,有人用火纸凑到一个洞口,立刻从地上冒出蓝色的火苗,可持续燃烧数分钟,甚至更久。火苗上下窜动,沿着地面燃烧,很像酒精一类的燃料,没有任何气味。

 

1月16日的早晨,一行人抵达了龙阳县(Long-yang Hien),宣教士与华人同工一起,带着书册上岸布道,没有遇到干扰。船开动后,他们沿着岸边行走,身后跟着一大群人,随身携带的书全部售罄。在头一次见到欧洲人的人群中布道殊为不易,唯有恳求神祝福他们在此的微不足道的初次布道。事后,他们听说,当布道团还在岸上的时候,地方官打发了两个信差,勒令船夫马上离开此地,并呵斥他们不该把外人带到此地。在这些或明或暗的阻碍中,唯有主是宣教士们旅途中的盼望、保守和引导,唯有神“定睛在你身上”,“指示你当行的路”(参诗32:8)。

 

1月17日早晨,他们行过一处急流。虽然船夫们认为这样的水流不算急,但是祝教士看来,行船已经十分艰难危险,纤绳几乎要挣断。急流大概只有两百码长,水浪翻滚,水花四溅,不时冲刷掉一块砂质的岸沿,在清澈的水中产生一股亮闪闪的浊流。他们随后上岸,沿着岸边的农田和乡村走了三英里。许多房舍的周围种植着漂亮的棕榈树。他们还经过一个果园,约有一百株橘树。现在的风向很顺,天气也好,希望一小时之后能抵达常德府。而祝教士的这封信,便是从常德寄到武昌的。

 

他们一到常德府,府台就打发一名胥吏前来致歉,说府台身体有恙,故有失远迎,但仍会派人护送宣教士到下一处。祝教士道谢之余,也说明他们不需要护送。胥吏则坚持派一人护送。当晚有几位地方官过来拜会。两位教士虽然不打算在此滞留过久,却因为下一段水程急流较多,船夫需要找几名新帮手才能起航,所以还是逗留了两天。1月18日那天,他们另找了一条人手齐全的小船,船费也更便宜(从常德府出发,只要1200钱)。这段旅程大概费时十到十一天左右。府台的那名胥吏又来见宣教士,说受命保护他们的安全,并询问布道团的去向。

 

随后找来的一条配有八名桨手的炮船,预备翌日为宣教士们护航。当晚,一名姓李的军官也过来拜访,第二天一早他穿着全套官服、带着一队护兵再度来访。这位李大人曾去过上海,对西洋礼节略知一二,因此见了面,先按中式礼节作了个揖,然后伸出右手和两位宣教士热情握手,接着又把左手伸过来握了一遍。他虽然对欧洲的事情略知一二,却对福音不怎么感兴趣,但是他又坚持要派一名亲兵护送他们到三十英里外的下一座城市。这样的军方保护不要也罢,但是他既然主动提出,宣教士们也只能接受。

 

离开常德府后,布道团于19日(周五)抵达桃源县。记得马嘉理(Mr. Margery)生前曾说过,桃源乃法外之地,民风凶悍,他们决定这次不作停留,催着船夫到十里外的一个小村庄过夜。他们请一名船夫背着李大人的亲兵上岸,暗自庆幸终于摆脱了官方的监视。晚上十点左右,大家正要入睡之际,桃源县令派来的一名胥吏找到了他们的船。此人在夜色中驾舟三英里之遥才找到宣教士们。胥吏询问了一些问题,又拿出一纸公文,内容是命令各地官员保护内地旅行的宣教士和洋商之安全。他说大人不能亲来,深表歉意,不过派了一名护卫和一名信差来护送宣教士们。祝教士感谢之余,表示船上地方狭小,无法再容纳两个人,至多再加一个人。那名护卫是瘾君子,所以留了信差。布道团丝毫感受不到此人的“保护”,因为他的模样,要是在英国,早就被人送进流浪儿感化院了。他随行在船那几天,身上的衣服好像从来没有脱下过,也不曾洗过一次脸。不过如果拒绝他的“护送”,恐怕反而会引起别的麻烦。毕竟他是名公差,虽然制服破旧肮脏,民众还是会另眼相看的。

 

船行至此,江两岸的山脉渐多,巉岩突兀,水流变得越来越湍急。[20]由此下行四十里,一座极其特别的岩山矗立在一段河湾处,名曰“穿石”。岩高约三四百英尺,一侧和水面近乎垂直,山顶有座优雅的庙宇。[21]水面向上约二三十英尺处,有一贯穿岩山的洞穴,洞底到洞顶高约二十英尺。他们刚驶过穿石,就遇上了一股激流,此时的场面十分壮观——几艘船正连在一起过滩,每艘船上有十到十二名船夫。当时的风向很顺,但是经过水流最急之处,船夫们也要个个拼尽全力撑杆,加上风力相助,才能勉强通过。船夫们喊着号子,竹竿进退有致,像是由一个头脑指挥一样。竹竿的底端包着铁皮,撞到河床的岩石上,湍急的水流声中迸发出金石相击的巨响。过此险滩一共花了约半小时,才又驶入平缓的水流。

 

21日是主日,一行人在一座名叫Sin-long-kai的村子停留一天。船夫们都参加了布道团主领的早礼拜。经文是约翰福音19章,船夫们虽然听得十分专注,但仍觉得其中信息实在匪夷所思!不过,至少有些人对福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名船夫说自己很想成为基督徒,并希望回到汉口后受洗。祝教士觉得他信得很真诚,也希望那边的宣教士能够跟进。敬拜结束后,宣教士们上岸去给村民们传福音,然后爬到河边的一座小山顶上。这座山和对岸另一座小山遥遥相望,称为姊妹山。两座山顶上各有一座庙宇。河水清澈,风景秀丽,河道蜿蜒曲折,仿佛在群山中寻觅幽径。

 

翌日(周一),他们行过两岸连绵十英里的高山,江面上矗立着许多形状各异的岩石,高出水面约八到十英尺。有一座数百英尺高的奇岩,既像一座宝塔,又像一座城堡,临水的一面呈圆弧形,岩顶有一座庙宇。23日(周二)离开烧纸埔(Shao-chi-p’u),这个地名大概源于村人用纸钱拜偶像的习俗。此后,船只又经过全长约十英里的一段险滩。与往常不同,今天船夫们吃过早饭再开船,因为当天的劳作极为艰辛。起初的三英里,乘客都弃舟上岸,以减轻载重。两位宣教士一边走,一边饶有兴致地观看船只艰难地逆流而上。船夫们若非极有经验,根本没有能力安全渡过这段激流。非得身强力壮、耐力持久的人才能在这样的水域胜任船夫。渡过最危险的激流之后,乘客才重新登舟。

 

一行人于同一天抵达苏公溪(Chu-hong-ki)[22]。此处沿江两岸各有一条山涧注入。春夏两季水流大时,可以在涧溪中放下木排,一直漂到江面。有人告诉两位宣教士,这里常有乌鸦光顾行舟。果然不出所料,飞来十几只乌鸦,栖在船上等待喂食。他们把米饭团抛在空中,鸟儿们敏捷翻飞,一衔一个准。

 

一行人于24日(周三)经过北溶(Peh-hong)[23],一座位于河口的秀丽村庄。山岭上男男女女来往赶路,购买由常德府运来的各种货物。此地百姓的外貌,与湖北人和湘北人皆不相同,各人都背着一个装有各样物品的竹篓。布道团向路人介绍永生神和神子耶稣,但众人都急着赶路,无暇细听。他们只能留下几本小册子,继续前行。祝教士在此第一次看见长在树上的柚子。虽然是一月末,茂盛的树木却郁郁青青,结实累累,感觉甚是特别。他们和村里的一位老婆婆交谈了一番。她好像对福音很有兴趣,说:“你们真是好人啊,把这样好的消息带给我们。我们这里的人都去庙里拜佛烧香,给寺里的和尚带供米,忙这忙那,但你看我们光景如何?”可怜的妇人,她显然对自己所拜的偶像很不满足。

 

可能是因为马嘉理事件尘埃甫定、新的外交条约刚刚签署,祝、巴两位宣教士的这次湖南之行尚属平安。各地方官对途经其辖地的外侨一方面敬而远之,一方面避之不及,他们派来见宣教士的“公务员”名为保护,实为监视,以恭送出境为上上大吉。当时谁都没有预见到,整整二十年后,才有第一位内地会宣教士得以在湖南定居。作为全国最后一个开门的省份,洞庭湖一带的急流险滩并非福音最大的拦阻,来自乡绅和民众的攻击和顽抗才是更难摧毁的堡垒。

 

结语

 

年轻的内地会虽然当时已成为在华最大的宣教团队,但对整个中国的属灵需求而言,仍只是杯水车薪。作为差会的领袖,戴德生调兵遣将之际,仍深感捉襟见肘。这一点,我们在诸宣教士的行踪报告中便可一窥端倪:因为祝名扬和巴子成联袂经湖南下贵州,秀耀春和德治安重返陕西,戴亨利(Henry Taylor)刚熟悉的宣教伙伴花国香(George Clarke)被调到湖北去顶替祝名杨的空缺[24],刚到安庆不久的冉教士(Randle)则不得不离开皮教士夫妇,前去陪同戴教士于1月26日从武昌启程再闯中原(河南)[25]。一百多年后,无论是湖南还是湖北,安徽还是河南,都仍是民工和留守老弱最多的地区,谁可以去眷顾这些在物质和属灵两个层面上都贫穷的人群呢?耶和华今天仍在遍地寻找可差遣的人去服事失丧的人。作为基督的门徒,你当如何“眷顾贫穷”,又愿意在主“最小的弟兄”身上做些什么?

 

 

 

[1] 本文根据《亿万华民》1877年六月号及七月号的部分内容编译。

[2] J. Hudson Taylor, “Letter from China,”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ne 1877, pp.69-70.

[3] 英文圣经中,“祝福”和“称颂”都可用bless一词表达。因此“God bless us”和“We bless God”可以平行。

[4] J. Hudson Taylor, “To the Friend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ly 1877, pp.80-81.

[5] 戴德生在这封信中虽然没有标注行程各站的日期,但按祝名扬二度湖南之行的相关报告,他和巴子成于1877年1月2日出发,戴德生应该是在元旦之后抵达武汉。(参:“Recent Intelligence regarding Mr. Judd and Mr. Broumto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64。)

[6] 武穴在汉口下游约450里,属广济县。原先由美以美会在此传道,该会向江西发展时,将武穴的宣教点转交给了循道会,由李修善负责。(参林辅华、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李修善与席胜魔:向毒品宣战的先锋》,台湾:宇宙光,第31页。)

[7] 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于1868年在九江建立宣教站。

[8] 宣教士的报告中常常能看到他们为外地来的信徒施洗,可见当时中国人口的流动也是比较普遍的。

[9] 参见J. Hudson Taylor, “Letter from China,”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ne 1877, p.70。

[10] Mr. Pearse, “Pioneering work in China,” China’s Millions, June 1877, p.72.

[11] 参见史蒂亚(Roger Steer)著,梁元生译:《戴德生:挚爱中华》J. Hudson Taylor – A Man in Christ(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第15章<快乐的日子>中相关情节。

[12] 编辑自以下两篇报告:C. H. Judd, “Second visit to Hu-na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ne 1877, pp.74-75; “Further tidings from Hu-na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ly 1877, pp.84-85.

[13] 《湘行散记》是湖南籍作家沈从文著名的散文集。

[14] 清朝时期,辰溪隶属辰州府。康熙二十八年(1689)颁发县印时,改“溪”为“豁”,但可能民间仍保留原来的叫法。参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E%B0%E6%BA%AA%E5%8E%BF。

[15] 新堤今属洪湖市。明嘉庆三年(1524年),朝廷在茅江口筑新堤五千三百余丈,控制水患,来往川湘和江汉平原的船只在此停靠贸易,使港镇并兴。“新堤”的名称是相对于原来的“茅埠”。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该地设文泉县,为新堤最繁盛时期,镇内行商坐贾云集,店铺作坊鳞次栉比。1861年汉口开埠后,英、法、美、德、日等六国洋行先后在新堤设支行。宣教士经过此地的第二年(1878),英国“立德洋行”的“宜陵”号客轮停靠新堤,从此洪湖客运由小木船变成大轮船。参http://baike.baidu.com/view/4036237.htm。

[16] 城陵矶与燕子矶和采石矶,并称为长江三矶。城陵矶往南逆湘江距离长沙168公里,往北顺流长江距离武汉232公里,由此可以推断宣教士的水路行程。参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9%99%B5

%E7%9F%B6。

[17] 原文为 “Our First Attempt in South-Lake Provinc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November 1875, p.52。详见“一八七五年的中国内地会(三)”,《教会》,2012年9月第5期,总第35期。

[18] 内地会的宣教士一到中国,便改成中国装束,在衣冠外貌上不太容易辨识。

[19] 原文脚注:炮船属小型船只,每艘船上配备8至12名、有时多至20名士兵或武装侍卫,由一小队长指挥。

[20] 桃源县剪市镇辖区有七峰山。

[21] 在桃源县凌津渡镇。

[22] 暂译名。

[23] 暂译名。

[24] “Recent Intelligence regarding Mr. Randl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64.

[25] “Recent Intelligence regarding Mr. M. Henry Taylor,”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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