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译/《亿万华民》译友会 编撰/亦文
“眷顾贫穷的有福了！”
——诗篇41:1
光绪三年的暮春时节，柳絮点点、牧笛声声，长江下游某个山村沿岸，停泊着一艘普通的小船，舱中的客旅正在书写一封寄给英国教会的“公开信”。作为差会的领袖，戴德生既要巡视中国各地的宣教站，又要兼顾英国各地的支持者，他常常利用旅途的空闲撰写和编辑《亿万华民》中的文稿。我们今天读到的很多戴德生的中国来信，恐怕都写自长江沿岸的各式轻舟。
眷顾贫穷[2]
“眷顾贫穷的有福了”——戴德生在这封信中，以诗篇41篇的首句开篇。圣经中的“福”字比比皆是：神“赐福”给我们，我们成了“蒙福”的人，也常常被称作“有福”，我们也当“称颂”神。[3] 但究竟怎样“眷顾贫穷”，才能蒙受从神来的祝福呢？戴德生指出，通过捐输善款来沽名钓誉的人，固然不能蒙福，那些通过施舍抚慰良知、转眼即将穷人屏蔽出自己的安乐窝的人，不配蒙福。甚至如果未曾积极主动去寻找蜷缩在社会底层的苦难中人，而仅仅怜悯那些来到眼前的有需求者，也仍然不合神的心意。
神所期待于他子民的，是以实际行动尽其所能将关爱浇灌在穷乏人身上的人。这样的人，既有神的样式（Godlike），也有基督的样式（Christlike）。这样的人，也将蒙受神的祝福。接下来的经句透露出那将是何等不寻常的祝福：“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诗41:1-3）
熟悉《戴德生传》的人，都知道戴德生本人便是一位眷顾贫穷的人。他所传讲的，也正是他所实践的。当年他还只是一名实习生，雇主又忘记按时支付薪水，他仍然顺服圣灵的感动，将身上仅存的一块银钱给了一个子女众多、妻子濒危的工人之家。他晚年回顾这件往事，深感那天晚上若非鼓起勇气信靠神的供应，自己的属灵生命可能就此一蹶不振。神不仅在第二天通过一封友人的信，赐给他一英镑（相当于四倍的偿还），还在日后的学医期间“扶持他”在罹患猩红热的情况下步行两英里；在中国各样“遭难的日子”里“搭救他”，“保全他，使他存活”。而在伦敦因为背伤而瘫痪在床的日子里，戴德生也一定更深地体会到“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的祝福。
一方面，戴德生提醒他的基督徒读者，切勿过度灵意解经，从而失去了字面的本意；另一方面，他也提醒英国读者，神的穷人遍布英伦三岛以外的世界各地，“属灵的穷乏”更是不分海内外。就在他停泊的这个小村子里，住着很多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听到福音的穷人。虽然他们也觉得眼前这个英国人讲的道理新鲜有趣，但是福音的信息对中国的农民而言，实在太陌生了。如果一日的听道，便能把他们带入基督的救恩，那实在是神迹中的神迹。单单在这个安徽省，便有两千万“属灵的穷人”，然而只有内地会一个差会在此掘地深耕，而内地会也只有贝贻士（Edward Pearse）和他的新婚太太这两位欧洲同工常驻在此。虽然本地的传道人散布在七个福音站，但是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和监督，绝非区区一位宣教士可以提供的。这还仅仅是中国十八省中一个省的属灵状况。行笔至此，戴德生的心被圣灵感动，因而乞求广大的英国读者明白神的心意，眷顾福音未及之中国九省中的一亿五千万“属灵的穷人”。
长江沿岸的福音站[4]
戴德生此次沿江巡视的路线图，则刊登在七月号的《亿万华民》中：
他从镇江坐船出发，因水位过低而耽搁行程，抵达汉口和武昌时，祝名扬（Charles Judd）和巴子成（James Broumton）已经启程。[5]好在他见到了祝夫人和孩子们，以及戴亨利（Henry Taylor）和从陕西返回的秀耀春（Francis James）、德治安（Joshua Turner）。自内地会在武昌设立宣教站以来，祝名扬已为17人施洗，其中仅一人被停止聚会。在彼逗留期间，戴德生与伦敦会、循道会以及美国圣公会的宣教士们也有很好的交通，并和循道会的李修善牧师（David Hill）和米教士（Mitchell）前往他们在武穴[6]的教会参加主日崇拜。这位李牧师日后和内地会有很多进一步的合作，转过年来，李牧师和德治安同赴华北赈灾，并悬赏征文，因而结识了一位当时陷于烟瘾的秀才，这位中国文人便是后来成为著名教会领袖的席胜魔。而多年后将席胜魔按立为地区监督、分派众西教士为他副手的，则是戴德生。在中国这个巨大的禾场上，经常可以看到保罗撒种、亚波罗浇灌的案例。
当然，1877年的戴德生和李修善都无法预见后事的发展。告别武穴的教会后，戴德生来到九江和大姑塘（Ta-ku-tang），在那里他见到了由高学海（J. E. Cardwell）施洗的六位信徒中的四位及一位慕道友（此人后来由贝贻士在安庆施洗）。这是一块仅次于湖南省的硬土，但仍然有要收的庄稼。分手之际，两位美以美会[7]的宣教士沿江送了戴德生很长一段路。
戴德生顺路走访了湖口县（Hu-k’eo-hien），下一站便是安庆（Gan-k’ing），并在那里受到贝贻士夫妇和冉教士（Horace Randle）的热情接待。加上来自九江的那位慕道友[8]，当地共有十二位受洗申请人。为其中五人施行完洗礼后，贝氏夫妇陪同戴德生沿江而下，走访了另外四处福音站：池州府的九位申请人中七位通过了考核接受洗礼；大通的四位、芜湖的三位和太平府的几位申请人和慕道友则仍“有待观察”。内地会自从在安徽设立宣教站以来，共有二十四位被带到主前，其中多年前由童跟福（George Duncan）和麦卡悌（John McCarthy）带领信主的四名信徒仍在事奉主，没有一人反悔跌倒；此外除了两位未及受洗便已去世（die in the faith），一位等待受洗，其余的都在团契之内（in communion）。并且还有十五位申请加入教会的候选者。正是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早期信徒引发了戴德生对“眷顾穷人”这一教导的反思。申请被拒的那些候选人中，有一位是算命先生。他年迈的父亲已经失明，完全依赖他的赡养，如果他放弃算命，就没有其他谋生之道可以养活父子二人。明知这是神不喜悦的职业，他也为此深感痛心，却尚没有足够的信心完全依靠神的供应。而另一位被接受的申请人对戴德生说：“我虽然又穷又笨，但请不要小看我或弃绝我，我要跟随耶稣，我想受洗已经想了四年了，但一直不能如愿。我实在想一心一意事奉主。”[9]
内地会在江苏各宣教站的成果也颇为不俗，鲍康宁（Frederick Baller）在扬州和镇江两地各为三人施洗，南京另有三人受洗。自1869年以来，各宣教站累计受洗人数如下：镇江30人，南京9人，扬州46人，清江浦（Ts’ing-kiang-p’u）15人。这百人中，20人被停止聚会或受到教会纪律的管教，8人已去世，22人去了别的省份，剩下的50 人都活在主内。近来，很多人愿意来礼拜堂听道，扬州和镇江女子寄宿学校的人数也已达到21名，扬州男子寄宿学校也有14名学生。1877年距扬州教案的发生仅九年，抚今追昔，戴德生定然感慨万千，他呼吁英国教会的读者为淮扬一带的福音种子祷告，愿主使今年被救的灵魂大大超过以往，且快快将现有的50位信徒的人数加增十倍。
宣教士的保障[10]
六月号的《亿万华民》也刊登了履新不久的贝贻士（Edward Pearse）教士的信。在安徽各地亲眼目睹了当地迫切的属灵需求后，他向一位英国好友如此感慨：我在中国呆的时间越长，就越感到中国人需要福音，也越觉得本会在中国内地的使命极其重大。我们的事工方式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实现福音传遍全中国这一愿望。
当时英国外交界和教会界在对华宣教方面最激烈的议题，仍停留在扬州教案时期的焦点：宣教士是否应该先得到外交条约的保护才能展开事工？贝教士的答案是否定的：早在中国对外开放之前，便有宣教士潜入中国传道；无论那时人们怎么评价他们，现在已经没有人指责他们在没有确保的情况下就冒险拓荒。以前大家会觉得那种鲁莽作风会阻拦事工，现在反而将他们视为福音先驱。这些人中，宾惠廉（William Burns）是当之无愧的宣教士榜样：他在没有外交条约保护的情况下深入内地，乃是顺服了主的命令：“去到地极，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外交条约是从人来的保护，然而主才是我们应当倚靠的保护，那发出大使命的主耶稣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主按着他的应许保守了宾惠廉，他也同样会保守我们。
在赴华宣教士群英谱中，宾惠廉似乎寂寂无名，他的中国听众根本不知道这位其貌不扬的“洋教师”在苏格兰原是万人空巷的布道家。1847年，32岁的宾惠廉以英国长老教会首任海外宣教士的身份奔赴中国。1850年代中，他从英国述职回来，寄居上海时，与刚到中国没多久的戴德生一见如故，两人很快成为忘年之交，结伴到南浔、汕头等地旅行布道。戴德生比宾惠廉小十七岁，故视其为属灵的父亲，并从他身上学到对后来创建内地会极有助益的三样功课：一、神给门徒的试炼，乃是为了使我们看见生命“新的一面和新的价值”；二、宣教是教会的大使命；三、平信徒传道的重要性。教学相长，宾惠廉从年轻的戴德生身上也学到一项功课，便是效仿他改换中国服饰。[11]后来宾惠廉转去北京，一向不愿照相的他，为了母亲的要求，破例由一位俄国朋友为他照了一张相：右手拄着雨伞，左手拿着圣经，仍然保留着头戴瓜皮帽、身着长袍马褂的造型。
宾惠廉在东北去世那年，正好是扬州教案发生的那年，距贝贻士写这封信已有九年。戴德生则继承了这位先驱的遗志，在中国进一步推动内地宣教的策略。贝教士也深深认同戴德生的异象，他认为，圣经的命令足以担保宣教士去任何地方传道。在当时的条约限制下，安徽省仍未对外开放，但是内地会的同工进入之后，福音之门次第打开；如果安徽省的福音之门能打开，为什么其他省份不可以呢？至少在尝试之前，不要先入为主地下结论说某某省福音化的时间还不到。
内地会的宣教策略与众所周知的方法大相径庭：宣教士若非先通过长期巡回布道使当地人对洋人的出现习以为常，不会在内地省份建立定居点。在这一过程中，神州各地成千上万人听到了福音，圣经也自由地传递到人们手中。贝教士当然明白，要达到中国福音化的目标，还需要克服很多艰险；但同时他又反问他的读者：“我们要等到毫无危险的时候才开始工作吗？”正相反，主耶稣对众门徒的警告是：不但不能指望任何属世的帮助和保护，还要准备好迎接世界的逼迫，甚至是死亡。门徒将被拉到君王、诸侯面前，还要因为对主忠心而“被万民恨恶”。但是主应许那些为了他和福音的缘故撇下家人和朋友的门徒们“今世必得百倍”，“并且要受逼迫”，而且“在来世必得永生”。
虽然新签署的《烟台条约》进一步打开了在华宣教的大门，但可能离英国保守人士心目中所认为的“安全度”仍相差甚远。然而，贝教士深信，即便英国政府及其外交人员无力保护他们，内地会的宣教士仍有主的应许，因他比万有都大。等待只能使中国与福音隔绝的时间无限度延长，上百万人没有得救便将死去；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每一省都已驻有罗马天主教的代表，传播和异教相差无几的异端邪说。贝教士提醒他的基督徒读者：试想一下，如果使徒保罗那样的福音先驱，等到有了十分安全的保障之后才去外邦传道，罗马帝国各城成熟的庄稼就不会被收割，不会有灵魂得救，神也不会在各地得荣耀。几乎所有的宣教事工起初都会面临一些危险；但神总是在急难之时显为全能，神也必不会撇下当下在华宣教士。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基督教已经成为“合法”宗教之一，中国信徒的人口基数足以承担起本土传道的责任，“外交风险”不复是传福音主要考量的要素之一。然而，世界的逼迫、家庭的拦阻、物质主义的冲击，恐怕将伴随主的教会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当如何像戴德生继承宾惠廉、贝贻士跟随戴德生那样推进福音的国度？求神继续施恩给我们这一代人，并亲自带领我们“去”。
第二次湖南之行[12]
在武汉与戴德生失之交臂的祝名扬，也寄来了二次湖南之行的报告。戴德生特意在编者按中指出：位于洞庭湖之南的湖南省，面积是苏格兰的二又三分之一倍，拥有2,550,0000人口却没有一位基督教宣教士。湖南的属灵需求如此迫切，湖南的百姓更如狮子般凶猛，但是神捆绑狮子，赐给宣教同工旅行的安全，使他们得以传扬主名。
1877年1月2日（周二）晚上，祝名扬和巴子成离岸登舟，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贵州，但是必须取道湖南，因而留下这份宝贵的“湘行散记”[13]。当地助手告诉宣教士，小船过洞庭湖不安全，故而他们以18,000的价格（约3英镑5先令）订下一艘比两人预期的大得多的船只。船夫中有一位是信徒，在伦敦会归信，数月前刚受洗。他是附近辰沅县人，把沿途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如果宣教士在常德换船，他希望能一路跟随到辰溪县（Shen-k’i-hsien）[14]，此后的河道迂回曲折，改走陆路更为便捷。
头两天的风向很顺，但由于船帆不好，每天至多航行百余里。起初的四天一行人在途中几处布道，售出一些书册。周六晚上到达新堤（Sin-t’i）[15]。周日，曲弟兄、姚弟兄、祝教士和巴教士四人上岸，到一条僻静的街头布道，派发书册，没有受到什么干扰。新堤乃贸易集市，人口颇多。河边并排停泊的船只连绵不绝，足有一英里长，船上搭载无数旅客。耶稣基督也为他们的灵魂而死，却没有一人向他们传讲神和救主的慈爱。这些未得之民没有神，也没有盼望。行笔到此，祝名扬不禁感慨，英国的信徒虽然对中国的情况略有所知，但还远远不能感同身受，惟愿神进一步激励英国基督徒传福音给万民听。
周日那天，一行人到达城陵矶（Chen-lin-ki）[16]，这个小集市位于岳州（Yoh-chau）东北约六英里。他们途中还经过了一些小地方，数次停留传道。布道团分成几组，以便使更多的人听到福音。税关派来一名胥吏，很有礼貌地说，地方官已经晓谕过百姓，不可惊扰街头传道，百姓也都愿意听从官府；但是奉劝宣教士不要下乡，因为那里的村民极为粗野，不听官府的话。宣教士当然对他的嘱咐表示谢意，但也难以保证一定不去什么地方。根据经验，乡下人往往比城里人更容易接近。此人交待过后，径直前往岳州，通报宣教士即将到达的消息。
祝名扬等人抵达岳州后，从北门入城。读者或许还记得，两年前（1875年）祝名扬在饶传道的陪同下初访湖南时，便曾来到岳州。当时的府台与暴民勾结，先由后者聚众闹事、大打出手，再由前者出面“平息民愤、送客出城”。在神保守之下那有惊无险的情形，对祝名扬而言仍历历在目。[17]
这一次，两位宣教士进城后一路走到西门，没有引起很多注意，又沿着下坡路出城，朝河边停泊的船只走去。这时，几个流氓认出他们，大声喊道：“洋鬼子又回来了！”好在尾随的人不多，因为有些人还不能断定他们是不是外国人[18]。宣教士向其中几人讲了神爱罪人的道理。一位老者听后，好像有些兴趣，他取了一本书，另外一两个人也买了几本。一行人回到船上不久，一位姓丁的炮船校尉来访。[19]他说岳州人格外骁勇，他来的目的是保护宣教士们免于骚扰。祝教士询问丁老爷，当地是否张贴过准许外人自由出入内地的告示。丁回答说因为当地百姓性情跋扈，官府不敢张贴。祝教士由此推测，这是地方官吏迟迟不愿遵守新签订的《烟台条约》的借口，恐怕湖南全境都没有张贴过类似的告示（虽然按理全国都应当已经贴过了）。
宣教士们不久再度上岸，找到一处安静地方布道、售书，没有受到干扰。事后才发现丁老爷已经派了两三人下船在此维持秩序。祝名扬觉得作为宣教士，本不应当请求军方的保护，不过神在他们尚未祈求之时，便在这一以彪悍出名的地方用大能保守他们，他亦深深感恩。
11日（周四）上午九点钟左右，宣教士们离开岳州；并于中午时分抵达约十英里外的Pu-teh-k’eo，此地是河水入湖的河口，因此得名。从周四中午至周六早晨，一行人一直等候开船的顺风。这里极其荒凉，远远望去，小河两岸只见泥岸沙滩而已。
周六晚，为了防备水贼，他们和另外一些船停泊在湖中央水浅之处，且尽量泊在其他船只的中间。此时，洞庭湖的水位尚低，若是夏季，水位可涨至城墙。湖的东西宽约六七十英里（约二百华里）。湖面上的风波甚大，看来要横渡如此广阔的大湖，小船的确不够安全。周日下午，一行人到达洞庭湖西南岸，驶入清澈的河中。前几天吃够了浑浊湖水煮的米饭，现在终于看到清流，实在令人欣喜。
临近傍晚，他们抵达了Liu-sin-t’ang，一直停留到15日（周一）。这是一座规模颇大的渔村，宣教士在此看到载着鱼鹰的渔船。这些水鸟从船上扎进水里，用长长的喙叼住鱼儿，再飞回船上。他们也看到另一种特别的捕鱼方式：一种长约25英尺，宽度仅27英寸的窄长渔船，一侧系着一个竹篾编成的筐，长度与船相同，宽两英尺，上端白色。渔船趁月色出来，鱼儿看到竹筐上月光的反光，就会自投罗网，无法逃脱。渔船的另一侧系有渔网，防止鱼从筐里跃出。祝教士看见一条船上装着满满一竹篮的鱼，看来这种捕鱼方式相当有效。观察完湘人捕鱼，宣教士们则于翌日清晨上岸去做“得人的渔夫”。听道者甚众，秩序亦很安静，卖出了不少书册。
有一位同行者带祝教士去观看一件特别的事情：岸边沿水的斜坡沙地上，挖了许多小洞，深约六到十吋，有人用火纸凑到一个洞口，立刻从地上冒出蓝色的火苗，可持续燃烧数分钟，甚至更久。火苗上下窜动，沿着地面燃烧，很像酒精一类的燃料，没有任何气味。
1月16日的早晨，一行人抵达了龙阳县（Long-yang Hien），宣教士与华人同工一起，带着书册上岸布道，没有遇到干扰。船开动后，他们沿着岸边行走，身后跟着一大群人，随身携带的书全部售罄。在头一次见到欧洲人的人群中布道殊为不易，唯有恳求神祝福他们在此的微不足道的初次布道。事后，他们听说，当布道团还在岸上的时候，地方官打发了两个信差，勒令船夫马上离开此地，并呵斥他们不该把外人带到此地。在这些或明或暗的阻碍中，唯有主是宣教士们旅途中的盼望、保守和引导，唯有神“定睛在你身上”，“指示你当行的路”（参诗32:8）。
1月17日早晨，他们行过一处急流。虽然船夫们认为这样的水流不算急，但是祝教士看来，行船已经十分艰难危险，纤绳几乎要挣断。急流大概只有两百码长，水浪翻滚，水花四溅，不时冲刷掉一块砂质的岸沿，在清澈的水中产生一股亮闪闪的浊流。他们随后上岸，沿着岸边的农田和乡村走了三英里。许多房舍的周围种植着漂亮的棕榈树。他们还经过一个果园，约有一百株橘树。现在的风向很顺，天气也好，希望一小时之后能抵达常德府。而祝教士的这封信，便是从常德寄到武昌的。
他们一到常德府，府台就打发一名胥吏前来致歉，说府台身体有恙，故有失远迎，但仍会派人护送宣教士到下一处。祝教士道谢之余，也说明他们不需要护送。胥吏则坚持派一人护送。当晚有几位地方官过来拜会。两位教士虽然不打算在此滞留过久，却因为下一段水程急流较多，船夫需要找几名新帮手才能起航，所以还是逗留了两天。1月18日那天，他们另找了一条人手齐全的小船，船费也更便宜（从常德府出发，只要1200钱）。这段旅程大概费时十到十一天左右。府台的那名胥吏又来见宣教士，说受命保护他们的安全，并询问布道团的去向。
随后找来的一条配有八名桨手的炮船，预备翌日为宣教士们护航。当晚，一名姓李的军官也过来拜访，第二天一早他穿着全套官服、带着一队护兵再度来访。这位李大人曾去过上海，对西洋礼节略知一二，因此见了面，先按中式礼节作了个揖，然后伸出右手和两位宣教士热情握手，接着又把左手伸过来握了一遍。他虽然对欧洲的事情略知一二，却对福音不怎么感兴趣，但是他又坚持要派一名亲兵护送他们到三十英里外的下一座城市。这样的军方保护不要也罢，但是他既然主动提出，宣教士们也只能接受。
离开常德府后，布道团于19日（周五）抵达桃源县。记得马嘉理（Mr. Margery）生前曾说过，桃源乃法外之地，民风凶悍，他们决定这次不作停留，催着船夫到十里外的一个小村庄过夜。他们请一名船夫背着李大人的亲兵上岸，暗自庆幸终于摆脱了官方的监视。晚上十点左右，大家正要入睡之际，桃源县令派来的一名胥吏找到了他们的船。此人在夜色中驾舟三英里之遥才找到宣教士们。胥吏询问了一些问题，又拿出一纸公文，内容是命令各地官员保护内地旅行的宣教士和洋商之安全。他说大人不能亲来，深表歉意，不过派了一名护卫和一名信差来护送宣教士们。祝教士感谢之余，表示船上地方狭小，无法再容纳两个人，至多再加一个人。那名护卫是瘾君子，所以留了信差。布道团丝毫感受不到此人的“保护”，因为他的模样，要是在英国，早就被人送进流浪儿感化院了。他随行在船那几天，身上的衣服好像从来没有脱下过，也不曾洗过一次脸。不过如果拒绝他的“护送”，恐怕反而会引起别的麻烦。毕竟他是名公差，虽然制服破旧肮脏，民众还是会另眼相看的。
船行至此，江两岸的山脉渐多，巉岩突兀，水流变得越来越湍急。[20]由此下行四十里，一座极其特别的岩山矗立在一段河湾处，名曰“穿石”。岩高约三四百英尺，一侧和水面近乎垂直，山顶有座优雅的庙宇。[21]水面向上约二三十英尺处，有一贯穿岩山的洞穴，洞底到洞顶高约二十英尺。他们刚驶过穿石，就遇上了一股激流，此时的场面十分壮观——几艘船正连在一起过滩，每艘船上有十到十二名船夫。当时的风向很顺，但是经过水流最急之处，船夫们也要个个拼尽全力撑杆，加上风力相助，才能勉强通过。船夫们喊着号子，竹竿进退有致，像是由一个头脑指挥一样。竹竿的底端包着铁皮，撞到河床的岩石上，湍急的水流声中迸发出金石相击的巨响。过此险滩一共花了约半小时，才又驶入平缓的水流。
21日是主日，一行人在一座名叫Sin-long-kai的村子停留一天。船夫们都参加了布道团主领的早礼拜。经文是约翰福音19章，船夫们虽然听得十分专注，但仍觉得其中信息实在匪夷所思！不过，至少有些人对福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名船夫说自己很想成为基督徒，并希望回到汉口后受洗。祝教士觉得他信得很真诚，也希望那边的宣教士能够跟进。敬拜结束后，宣教士们上岸去给村民们传福音，然后爬到河边的一座小山顶上。这座山和对岸另一座小山遥遥相望，称为姊妹山。两座山顶上各有一座庙宇。河水清澈，风景秀丽，河道蜿蜒曲折，仿佛在群山中寻觅幽径。
翌日（周一），他们行过两岸连绵十英里的高山，江面上矗立着许多形状各异的岩石，高出水面约八到十英尺。有一座数百英尺高的奇岩，既像一座宝塔，又像一座城堡，临水的一面呈圆弧形，岩顶有一座庙宇。23日（周二）离开烧纸埔（Shao-chi-p’u），这个地名大概源于村人用纸钱拜偶像的习俗。此后，船只又经过全长约十英里的一段险滩。与往常不同，今天船夫们吃过早饭再开船，因为当天的劳作极为艰辛。起初的三英里，乘客都弃舟上岸，以减轻载重。两位宣教士一边走，一边饶有兴致地观看船只艰难地逆流而上。船夫们若非极有经验，根本没有能力安全渡过这段激流。非得身强力壮、耐力持久的人才能在这样的水域胜任船夫。渡过最危险的激流之后，乘客才重新登舟。
一行人于同一天抵达苏公溪（Chu-hong-ki）[22]。此处沿江两岸各有一条山涧注入。春夏两季水流大时，可以在涧溪中放下木排，一直漂到江面。有人告诉两位宣教士，这里常有乌鸦光顾行舟。果然不出所料，飞来十几只乌鸦，栖在船上等待喂食。他们把米饭团抛在空中，鸟儿们敏捷翻飞，一衔一个准。
一行人于24日（周三）经过北溶（Peh-hong）[23]，一座位于河口的秀丽村庄。山岭上男男女女来往赶路，购买由常德府运来的各种货物。此地百姓的外貌，与湖北人和湘北人皆不相同，各人都背着一个装有各样物品的竹篓。布道团向路人介绍永生神和神子耶稣，但众人都急着赶路，无暇细听。他们只能留下几本小册子，继续前行。祝教士在此第一次看见长在树上的柚子。虽然是一月末，茂盛的树木却郁郁青青，结实累累，感觉甚是特别。他们和村里的一位老婆婆交谈了一番。她好像对福音很有兴趣，说：“你们真是好人啊，把这样好的消息带给我们。我们这里的人都去庙里拜佛烧香，给寺里的和尚带供米，忙这忙那，但你看我们光景如何？”可怜的妇人，她显然对自己所拜的偶像很不满足。
可能是因为马嘉理事件尘埃甫定、新的外交条约刚刚签署，祝、巴两位宣教士的这次湖南之行尚属平安。各地方官对途经其辖地的外侨一方面敬而远之,一方面避之不及，他们派来见宣教士的“公务员”名为保护，实为监视，以恭送出境为上上大吉。当时谁都没有预见到，整整二十年后，才有第一位内地会宣教士得以在湖南定居。作为全国最后一个开门的省份，洞庭湖一带的急流险滩并非福音最大的拦阻，来自乡绅和民众的攻击和顽抗才是更难摧毁的堡垒。
结语
年轻的内地会虽然当时已成为在华最大的宣教团队，但对整个中国的属灵需求而言，仍只是杯水车薪。作为差会的领袖，戴德生调兵遣将之际，仍深感捉襟见肘。这一点，我们在诸宣教士的行踪报告中便可一窥端倪：因为祝名扬和巴子成联袂经湖南下贵州，秀耀春和德治安重返陕西，戴亨利（Henry Taylor）刚熟悉的宣教伙伴花国香（George Clarke）被调到湖北去顶替祝名杨的空缺[24]，刚到安庆不久的冉教士（Randle）则不得不离开皮教士夫妇，前去陪同戴教士于1月26日从武昌启程再闯中原（河南）[25]。一百多年后，无论是湖南还是湖北，安徽还是河南，都仍是民工和留守老弱最多的地区，谁可以去眷顾这些在物质和属灵两个层面上都贫穷的人群呢？耶和华今天仍在遍地寻找可差遣的人去服事失丧的人。作为基督的门徒，你当如何“眷顾贫穷”，又愿意在主“最小的弟兄”身上做些什么？
[1] 本文根据《亿万华民》1877年六月号及七月号的部分内容编译。
[2] J. Hudson Taylor, “Letter from China,”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ne 1877, pp.69-70.
[3] 英文圣经中，“祝福”和“称颂”都可用bless一词表达。因此“God bless us”和“We bless God”可以平行。
[4] J. Hudson Taylor, “To the Friend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ly 1877, pp.80-81.
[5] 戴德生在这封信中虽然没有标注行程各站的日期，但按祝名扬二度湖南之行的相关报告，他和巴子成于1877年1月2日出发，戴德生应该是在元旦之后抵达武汉。（参：“Recent Intelligence regarding Mr. Judd and Mr. Broumto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64。）
[6] 武穴在汉口下游约450里，属广济县。原先由美以美会在此传道，该会向江西发展时，将武穴的宣教点转交给了循道会，由李修善负责。（参林辅华、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李修善与席胜魔：向毒品宣战的先锋》，台湾：宇宙光，第31页。）
[7] 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于1868年在九江建立宣教站。
[8] 宣教士的报告中常常能看到他们为外地来的信徒施洗，可见当时中国人口的流动也是比较普遍的。
[9] 参见J. Hudson Taylor, “Letter from China,”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ne 1877, p.70。
[10] Mr. Pearse, “Pioneering work in China,” China’s Millions, June 1877, p.72.
[11] 参见史蒂亚（Roger Steer）著，梁元生译：《戴德生：挚爱中华》（J. Hudson Taylor – A Man in Christ）（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第15章<快乐的日子>中相关情节。
[12] 编辑自以下两篇报告：C. H. Judd, “Second visit to Hu-na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ne 1877, pp.74-75; “Further tidings from Hu-na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ly 1877, pp.84-85.
[13] 《湘行散记》是湖南籍作家沈从文著名的散文集。
[14] 清朝时期，辰溪隶属辰州府。康熙二十八年（1689）颁发县印时，改“溪”为“豁”，但可能民间仍保留原来的叫法。参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E%B0%E6%BA%AA%E5%8E%BF。
[15] 新堤今属洪湖市。明嘉庆三年（1524年），朝廷在茅江口筑新堤五千三百余丈，控制水患，来往川湘和江汉平原的船只在此停靠贸易，使港镇并兴。“新堤”的名称是相对于原来的“茅埠”。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该地设文泉县，为新堤最繁盛时期，镇内行商坐贾云集，店铺作坊鳞次栉比。1861年汉口开埠后，英、法、美、德、日等六国洋行先后在新堤设支行。宣教士经过此地的第二年（1878），英国“立德洋行”的“宜陵”号客轮停靠新堤，从此洪湖客运由小木船变成大轮船。参http://baike.baidu.com/view/4036237.htm。
[16] 城陵矶与燕子矶和采石矶，并称为长江三矶。城陵矶往南逆湘江距离长沙168公里，往北顺流长江距离武汉232公里，由此可以推断宣教士的水路行程。参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9%99%B5
%E7%9F%B6。
[17] 原文为 “Our First Attempt in South-Lake Provinc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November 1875, p.52。详见“一八七五年的中国内地会（三）”，《教会》，2012年9月第5期，总第35期。
[18] 内地会的宣教士一到中国，便改成中国装束，在衣冠外貌上不太容易辨识。
[19] 原文脚注：炮船属小型船只，每艘船上配备8至12名、有时多至20名士兵或武装侍卫，由一小队长指挥。
[20] 桃源县剪市镇辖区有七峰山。
[21] 在桃源县凌津渡镇。
[22] 暂译名。
[23] 暂译名。
[24] “Recent Intelligence regarding Mr. Randl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64.
[25] “Recent Intelligence regarding Mr. M. Henry Taylor,”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