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牛肉面

文/康来昌

 

有没有“基督教牛肉面”？

 

没有，只有好吃或不好吃的牛肉面。基督徒做的牛肉面，不一定比非基督徒做的好吃，如果手艺不佳，材料不好，缺工具，厨师再敬虔爱主，也做不出好牛肉面。如果手艺好，材料好，即使厨师打老婆、酗酒、赌博，他仍能做出好吃的牛肉面。牛肉面好不好吃，与厨师信不信耶稣，有没有重生得救，死后上不上天堂无关，而与他的手艺、材料、工具好不好有关。这是常识和经验，你去某餐馆，不是因为那儿的师傅勤读经，爱祷告，是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你去是因为那儿的菜好吃；你找油漆工，是因为他油漆得好，不是因为他是基督徒。烹调、油漆行业如此，医生、律师、老师行业如此，生活中每件事都如此。

 

有没有“基督教数学”？没有，只有正确和错误的数学[1]。基督徒算帐和非基督徒一样，都是一加一等于二，不因为他的种族、信仰等而改变。基督徒可能因为懒惰、愚笨而数学不好，非基督徒可能因为勤奋、聪明而成为好的数学家。数学如此，每门学问都如此。

 

有没有“基督教篮球”？没有，只有打得好或不好的篮球。美国职篮球星大都败德败行，但因神的一般恩典，“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太5:45），他们球打得好，比许多基督徒好，“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路16:8），这是主的断语。

 

有没有“基督教音乐”？没有，只有好或坏的音乐，贝多芬、莫扎特信仰很不纯正，但他们的音乐很好。音乐如此，艺术文明中任何一环皆如此。[2]

 

有没有“基督教政治（家）”？没有，只有好政治（家）或坏政治（家），耶罗波安一世、二世是“大有才能”（王上11:28）、有“勇力”（王下14:28）的国王，但他们信仰很坏，惹耶和华的怒气。卡特总统敬虔，但他的政绩和他的敬虔成反比。“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诺贝尔奖得主中，可能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没有。

 

有没有基督徒老板或员工？没有，只有好老板、好员工或坏老板、坏员工。与基督徒共事，未必比与非基督徒共事更好，基督徒的老板员工，未必更成熟懂事。

 

以上的观点就是两国论（doctrine of two kingdoms）：三一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地治理万事，包括天堂地狱、圣徒魔鬼、麦子稗子、信徒和非信徒。神既治理那蒙拣选、基督永恒的国，也治理最后会被弃绝的世界国。“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巴比伦王）……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但2:37、44）；“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22:21）。

 

在“基督国”这个属灵国中只有基督徒，完全靠圣灵，凡事凭信心，绝对敬畏神；而在“世界国”这个国中，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并存，每个人外在的行为要依神在世界设定的理性法则即自然法（natural law）而行，他们内心如何，那是世界权力不应管也不能管的，古谚云“法不及心”（De internis non judice praetor），法只及言行，“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上16:7）。

 

“人如想像得他人之财产、妻奴以为乐，此不为犯法，又如于其所恶者而想像其死，亦不为犯法……凡有盗窃杀害之意……为上帝所不许，但必其意由言行表之，乃成罪……其意之未表现者，则人间之法律无由科其责焉”。[3]

 

越能遵循、掌握、运用烧牛肉面的法则，刷油漆的法则，做数学的法则，打篮球的法则，音乐艺术的原则，政治管理的原则，就越能烧好牛肉面，刷好油漆，做好数学，打好篮球，创作好艺术，成为好的管理者、政治家。

 

基督徒内心相信神的救恩，外在则接受神在世界所定的法则，顺服神在世界所使用的权柄而生活。人的内心决定性、全面性地比外在重要：“你所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诗51:6）；“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4:23）；“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林后4:18）；“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太15:18、20）；“不要以外面……为妆饰，只要以里面……为妆饰”（彼前3:3、4）。而来生、永恒也绝对地、无限地比今生重要：“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西3:2）；“不要爱世界”（约壹2:15）；“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可8:36）

 

两国论-自然法的传统在这两百年受到非基督徒和基督徒的猛烈批判，非基督徒的批判，本文不谈，基督徒批判的包括：1）此传统未让神全面掌权，而让理性独立自主；2）此传统使基督徒只注重内心，而把社会政治问题让政府独揽。

 

这两个批判可用于路德宗及近代福音派，而不能用于路德。1）路德一贯把理性置于信仰之下，以致轻率阅读路德的人，会误以为路德反对理性而主张唯信主义（feidism），其实路德非唯信主义者，他肯定在信心之下的理性。[4] 2）路德宗及近代福音派正是缺少了路德那种内心对上帝的虔信、敬畏以及对世界的轻看（这也是路德之后的清教徒和他之前的修士所有的），所以路德宗及近代福音派只会被政府、世界、文化牵引，而丝毫不能有路德、清教徒、中世纪修道院那种了不起成就，既批判文化，又开创文化。路德的确要国家管好外在的事，要教会尽力传道，教会和国家本当如此行，况且路德禁止世界国进入基督徒内心，又提醒教会履行世界治理之责。

 

诚于内，形于外。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神的儿女内心对神的信靠与敬畏，他们在永恒、属灵的基督国中的生命，会呈现在作为过渡的今生、在物质和世界国之中。这个呈现，有诸多弹性、自由、模糊、相对、多元、错误、不确定和历史的局限。

 

我们不一定能从人外在的言行，断定他的心是不是属主，看来像麦子的，可能是稗子；外面是羊皮的，里面可能是狼；外面卑贱如税吏、妓女、被钉死的强盗、麻风病人，可能内心属神；外面行礼如仪，完全遵照圣经，去献祭、守圣日、严肃会、祈祷（赛1:11-15；摩5:21-23；诗80:4）、擘饼（林前11:17-34）、传道、赶鬼、行异能（太7:22-23）、传基督（腓1:15、17），可能内心是死人的骨头（太23:27、28），充满了邪恶、嫉妒、纷争与结党（腓1:15、17）而根本不属基督国，不被主认识。在主再来之前，基督国是属灵的，“外面作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惟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罗2:28）。基督国是肉眼看不见的，人不得说在这里、在那里（路17:20、21）。亚拿、该亚法是根正苗紅的亚伦后裔，身穿正式的大祭司道袍，但他们内心无神，甚至把神的祭司钉死了；物质的耶路撒冷的确是圣地，是神的居所、神的住处（代下6:2），但前提是，其中的人是在灵和真理里敬拜神的（约4:23），否则，耶路撒冷和加利利比所多玛和撒玛利亚还邪恶（结16:49、51；太11:23-4）。

 

我们不能说，基督国就是教会，世界国就是政府，除非我们说的教会，是指目前看不见、属灵、包罗万有、永恒的教会（弗1:23）。也不能说，读经祷告敬拜赞美传道医病赶鬼就是属灵，就是基督国的活动，而吃喝嫁娶工作盖造食衣住行育乐就是俗事，是世界国的事。要从内心来看，内心信神、爱神，就算在巴比伦作宰相也属灵；相反，在教会禁食祷告，如心中无主，那是惹神愤怒的（赛58:3-5；摩5:21-23）。内心信主敬主，这是最重要的，可惜这个部分，往往被讥刺为“敬虔、属灵、遁世、不实际”。改造派热衷的，是外在文化的改造，他们不重视信神、敬神，而他们在专业上（循自然法的能力）又不出色，如何能奢言改造呢？

 

信心（或说信仰、信条）呈现在行为中，信心是体、是主、是根、是纲，行为是用、是从、是果，是目。基督徒个人的行为、集体的文化，应当是世上唯一正确和美好的，因为只有他们认识神，只有他们的心思意念被神重生、更新、洁净、光照。所以，我们可以同意改造派说的，不仅有基督徒牛肉面、基督徒数学、基督徒政治、基督徒艺术、基督徒伦理道德、基督教文化等；甚至，我们坚信，除非肯定圣经中的，基督教的神，牛肉面数学政治艺术伦理道德文化都不可能。非基督徒如有任何正确美好的牛肉面数学政治艺术伦理道德文化（他们也确实有，而且有很多，而且常常胜过基督徒，正如前述），那是因他们运用了自己不相信、不认识的神的法则；因为他们自我矛盾，违反了自己的无神或异教神信仰；因为他们享受了他们不承认的上帝给他们的一般恩典，这是圣经，也是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等正统信仰者一贯的观点，范泰尔把它讲得最直接。[5]

 

信仰呈现在过渡的今生、物质的世界国中，有弹性、自由、模糊、相对、多元、错误、不确定和历史的局限。左派基督徒如巴特和主流教会说社会主义是正路[6]，右派说资本主义才合乎圣经；环保基督徒说我们有责任防止全球变暖，发展派说“全球变暖”是骗局；统派基督徒说中国万岁，独派基督徒要地方自决。信心要有行为，信心不变，行为不可制式、刻板、铁板一块。耶稣的门徒里有独有统；大卫与非利士人时敌时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罗14:2、5）。如果有基督教牛肉面，我们也不能说，加尔文或路德烧的牛肉面才是基督教牛肉面；如果有基督徒的政治观点，我们也不能说，只有某党某主义才是基督国的。刚好相反，基督国目前是属灵的，不是属世的；牛肉面及政治等是属世的，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世界国的生活，有弹性、自由、模糊、相对、多元、错误、不确定和历史的局限。这些生活，有时不是信仰在改造文化，而是文化在改造、影响基督徒的思维，这不一定不好，基督徒在世界应该学“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迦勒底的文字……学问”（徒7:22；但1:4、17），但这些外在的生活，不论对错，都不是基督国。

 

基督徒内心（基督国）对任何人都要爱，对害人者及受害者都爱，但爱的方式决不相同（世界国）。对害人者，我们用制裁、监禁、责罚等方式来爱，对受害者，我们用安慰、鼓励、保护等方式来爱。用“两国论”来解释登山宝训是最恰当的，既符合耶稣要求的绝对的爱，又实际合理，让人有路可走。我们内心有主的爱，外在的行动则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不同。世人外在的行动也有弹性，也可能做法和基督徒完全相同，但我们内心不一样。基督徒是因神的爱激励（林后5:14），是因信神而做（林后5:7）。世人做事，不论做得好不好，都不是信神而做，但他们所做的，可能因为神的一般恩典，做得很好很漂亮，有助基督徒“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提前2:2）。很好的外在行为，在神所统管的世界国度中，有很大的价值，但不能叫人称义，叫人得永生。而有信心，固然能叫人得永生，但外在的行为，即便是从信心中发出的好行为，也未必比不信者的表现更好。基督徒烧的牛肉面不一定更好吃。

 

（神在）世界国的目标，是使人温饱，“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王上4:25），而基督国“不在乎吃喝”（罗14:17）；（神在）世界国要求的，是社会在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等方面的和平、平安与公正，“耶和华……藉……耶罗波安拯救他们……收回大马士革”（王下14:27、28），而天国之君则拒绝“作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路12:14），拒绝强力，“收刀入鞘吧”（太26:52），“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约18:36）。基督国的王，在世界国里，要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太16:21）。

 

这十字架的道理，彼得不能接受，许多强调神掌管宇宙“每一寸土地”的神治主义者（Theonomist）也不能接受，因为那意味着教会要同基督“一同受苦”（腓3:10）。基督国在今世是属灵的，这不是遁世，不是“袖手谈灵性”，不是“罔顾民间疾苦”，两国论完全肯定基督徒在世界国的责任，只是它强调，那是基督徒在世治理之责，是基督徒在世界国，同非基督徒共有的责任，不是基督徒在基督国里，活出“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罗14:17）的责任。

 

家庭教会中的基要派，因着历史因素，强调政教分离，不愿政府管教会；家庭教会中的改革宗，因着神学训练，强调教会要关涉政治。中国教会的社会、政治、经济力量还很弱，中国的改革宗还不大敢讲要影响、改变政府，范泰尔的学生路斯德尼（Rushdoony）则大声疾呼要把美国重建（reconstruct）为“神治理的国家”(theonomy, theocracy)。

 

教会“涉政”是发挥盐与光的作用，还是破坏了政教分离的原则？我们看历史。

 

四世纪后，东都君士坦丁堡渐渐成为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西都罗马城和整个西罗马帝国则日益混乱，教会众望所归，常常担负起本来属政府的责任。安波罗修主教曾数度制裁皇室，410年西哥特人在亚拉里克（Alaric）的率领下入侵罗马城，主教英诺森（Innocent）减低了洗劫的残暴；452年主教利奥（Leo）劝匈奴王阿提拉（Attila）退兵；6世纪主教格里高利（Gregory）独力领导罗马城甚至全意大利的国防、内政、外交；中世纪教权兴盛时，可废立、奖惩、指挥君王，教宗撒迦利亚（Zacharias）批准丕平（Pepin III）为王，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滥觞；教宗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否决洛塔尔二世（Lothair II）的休妻；克呂尼（Cluny）修会提倡的“上帝的休战”（Truce of God）减缓了许多战争的伤害；教宗格里高利七世（Hildebrand）禁止皇室授任主教；教宗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对几位国王如腓力二世（Philippe II）、阿方索九世（Alfonso IX）、阿拉贡的彼得（Peter of Aragon）、约翰王（King John）的感情、婚姻、政治生活都有君父式的约束、训斥和惩治，这与中国家庭教会领袖对会友的支配相呼应。学者彭小瑜认为，中世纪教权的伸张，基本上对社会有正面的作用。包括宗教裁判所（the Inquisition，通译异端裁判所），用纠问式诉讼程序（inquistio）代替控诉式诉讼程序（accusatio），乃是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7]历史的发展造成教会做祈祷传道（徒6:4）以外的事，宣教士在华宣教，碰到天灾人祸时，也做许多官府当做而没做的事，如维持社会秩序安宁。而且不一定仅在非常时期，圣殿的祭司、教会的同工在平时就要作法官的工作（申17:8-13），审判今生的事（林前6:4）；祭司耶何耶大护卫王室，发动政变，辅助幼主（代下23、24），俨然张居正之于万历皇帝。教会必然有属世的治理（不论教权涉政或政权干教），包括中世纪教会促成大学，十字军的兴起。这些事的对错是另一回事，但它们是以教指政的结果，包括伽利略的天文学得服从教会对创世记的解释。

 

教会“涉政”未必错（虽然常常错），政府管教会也不一定不对（虽然常常不对）。

 

犹太国从大卫起，就以政指教，圣殿人事行政，多由王室而非大祭司主事（代上6:31，15:16，16:4、37，23:2，25:1；代下8:14，19:8）。希西家和约西亚王他们看到圣殿的荒凉，神职人员失职，就负起宗教改革的责任，他们内心敬畏主，虽是皇宫（国务院）领导圣殿（教会），神喜悦这事；乌西雅王“心高气傲”（心不属主）而强行烧香（代下26:16-20），亚哈斯王因政治理由（心不属主）而主导的宗教变革（王下16:10），就得罪神。

 

以政指教在四、五世纪东罗马帝国后发展甚快，皇室逐渐介入教会，包括建教堂、召开主持教会会议，任命主教。狄奥多西（Theodosius）皇帝329年下令，异教者罪同谋反，刑唯一死。后世教会共同接受的大公会议信条，无一不是皇室主事的。八世纪东罗马皇帝利奥三世（Leo III）发动洁净教会、祛除迷信运动，要废掉教堂里的圣像（icon），这是典型的皇帝兼教宗（Caesaropapism）。十世纪德国皇帝奥托（Otto）迫罗马人同意，教宗的人选须先得他许可。奥托废立教宗，并任命所有主教及修院院长，这些人，是教会兼行政领袖。德国的国家统治，建立在政府任命的教会领袖上，这种局面延续到拿破仑时代。英王亨利（Henry）在1164年制订《克拉伦登宪章》（Constitutions of Clarendon），限制教权，规定神职人员当受国法审判。改教运动时，慈运理的学生伊拉斯都（Erastus）主张，教会无权惩治会友，政府才有权。他的思想影响英国，圣公会的主教由皇室任命，而教会礼仪改革须经国会同意。在法国，这叫高卢主义（Gallicanism）。

 

不可以把政教分离理解为：“基督徒犯法，与庶民不同罪”；不可以用“基督是主，是唯一的主”为理由，主张基督徒不在政府的权柄下，这等于制订基督徒独有的交通规则。

 

基督是主，不仅是基督徒的主，也是悖逆之子的主，“管理你（伯沙撒，及万人万事万物，包括撒但）一切行动的神”（但5:23）。然而圣经提醒我们，单单以基督为主，“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8]，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好像服事主”（弗6:5-7）；“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9]，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彼前2:18）。这些经文，同样用两国论来解释是最正确合理的：基督徒内心相信神的救恩，外在接受神在世界所定的法则，顺服神在世界所使用的权柄而生活。人的内心“决定性、全面性”地比外在重要，而外在的实践，会有弹性、自由、模糊、相对、多元、错误、不确定和历史的局限。

 

任何时代的基督徒，在任何事上，都必须内心（基督国）绝对而全面地敬畏和信靠神，而他们顺服、听从他们肉身的主，包括父亲、丈夫、老板、奴隶主、政府、国家的表现可以有诸多不同，比如“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撒上26:19）；“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撒上27:1）；“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撒下12:9）；“你当自强，留心怎样防备”（王上20:22）；“我必使灾祸临到你”（王上21:21）；“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王下11:17）；“你……必定要死”（王下1:16）；“不要使以色列的军兵与你同去”（代下25:7）；不“求王……帮助”（拉8:22）；“求王赐我诏书”（尼2:7）；“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耶37:17）；“我们决不事奉你的神”（但3:18）；“愿王万岁”（但6:21）；“逃到那城”（太10:23）；“一言不答”（路23:9）；“治民的官府和长老啊……你们…当知道”（徒3:9-10）；“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徒4:20）；“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在你面前分诉，实为万幸”（徒26:2），等等。

 

基督徒是自由的，没有一定的外在规定。认为基督徒对世界国的态度和政策，只能有一种反应，其它的都是“投降派”，这与那逼迫他们的人是同样“以我划线”的心态。基督徒的自由也指我们不被生死祸福所捆绑，白刃可蹈、赴死不辞。

 

教会的牧师由政府任命，家庭教会对此深恶痛绝，但基要派牧师福尔韦尔（Jerry Falwel）登高一呼，使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基要派和改革宗对此就梦寐以求。如果教会应当拒绝政府指派牧师，那么，当教会几个牧师、几派会众（执事会、小会、中会、总会等）互相争执，到了水火不容的时候，是不是非由神所设立的世俗权柄来仲裁不可？聚会所在香港、马尼拉分裂时，就是法院（世界国）作裁决；中世纪教会曾同时有三位教宗，最后是德皇亨利三世撤掉三人，另选一人定谳；西方越来越多牧师（不是政府指派的，而是教会总会或会众选任的）是同性恋，造成教会分裂、争教产，解铃的不是系铃人（教会），而是法院；华南教案、东方闪电等问题，不论是由信徒、本国政府还是海外人权组织插手，都是干涉教会。不能说，“我们”就可以代表教会，“你们”、“他们”就不可以，谁让“我们”代表教会的？这些都没有绝对的答案，如同前述，教会在世界国的治理，有弹性、自由、模糊、相对、多元、错误、不确定和历史的局限。教会和政府在世上都犯了极多的错误，其中一个大错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21:25）。路德和霍布斯对无政府主义的憎恶与害怕，是有圣经及历史根据的。

 

政府积极热心地动用国帑，动用公权力取缔异教、异端，建教堂，印圣经，促进伦理，改善社会风气，都是好事，是圣经以及奥古斯丁、天主教、路德、加尔文都赞许的事；但是政府也会帮助异端、异教，它在世界国的治理，有弹性、自由、模糊、相对、多元、错误、不确定和历史的局限，不是教会在基督国的工作。在基督国里，教会做的是，用敬虔的心，祈祷读经传道施行圣礼。不论在基督国或在世界国，基督徒首要的是全面、绝对地相信、敬畏神，这不能有丝毫宽松；其次是加强专业，与世人合作，按着大家共有的自然法改善生活，这要有最大的宽松，不可铁板一块。

不论内心如何敬虔，不论外在世界如何因着福音广传、人心悔改、明主清君的治理和科技的进步而改善，基督国都不会等于世界国，“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18:36）；“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22:21）。基督国和世界国一直是并行并进、消长互见的，“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但2:44）。直到主再来，世上的国才会“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启11:15）。在此之前，不论是历史中的以色列、梵蒂冈、君士坦丁、日内瓦、重洗派的蒙斯特（Munster）、清教徒的北美、时代主义的千禧年国度，把任何在世界中的团体当作基督国，都是“直把杭州作汴州”，是过早、过度实现的末世观（over-realized eschatology）。

 

基督的子民，在基督国里又在世界国里生活时，“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传5:18）；“尽力与众人和睦”（罗12:18），包括非基督徒；“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林后6:17）指内心属主；“不……离开世界”（约17:15）指外在循自然法生活（参：林前5:9、10）；“愿你的国降临”（太6:10）；“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林前11:26）。我们不消极对待世界文明，不反对科技进步，不认为世界一定越来越坏（那是媒体给人的印象，不是正确地理解圣经）。笔者很高兴自己活在有抗生素（不是基督徒发明的）的时代；近代的天灾人祸，比起中世纪的瘟疫和蒙古军队，要轻微太多了。进步很好，我们也和世人合作，促进社会进步。

 

但基督徒是自由的，我们不被任何事束缚。“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林前7:29-30），当我们积极在世与世人一起生活，一起按着自然法尽力促进科技民生时，基督徒丝毫不把信心盼望放在这些事上；我们的信望爱，纯然在十架的救恩，在圣灵的工作，在神过去的创造、现在的护理和将来基督再来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22:20），我们不是因为世界太坏了才指望主来，世界即使花团锦簇，我们也撇弃一切跟随主。基督徒做牛肉面时，他一定要遵循做牛肉面的法则，当然他也可以不做，不吃。不论做不做，吃不吃，他内心当乐神、敬神、信神、爱神。内心敬虔、相信、悔改，即使强盗亦可蒙神赦免，同耶稣共进乐园，但这并不免去他违反世上之法而当受的酷刑。这是基督徒的自由。

 

 

 

[1] 参：吉尔松（Etienne Gilson），《中世纪哲学精神》（台北：商务，2001），2：“没有人会梦想要讨论天主教数学……科学无论在原理上或在结果上，都是完全独立於宗教之外的”。改革宗中的“改造派”（transformationist）如凯波尔（Kuyper）、范泰尔（Van Til）等则持相反立场，参：范泰尔，《我为什么信神？》（台北：改革宗，1985），14：“根据基督教的观点来讲授课程，不仅宗教，连代数也要根据基督教的观点”。这两种对立观点不必对立，后述。

[2] 参：王尔德（Oscar Wilde）的名言：“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moral or immoral art. There is only good art and bad art”。另参：自由派神学家James Gustavson的文章：Can Ethics Be Christian?（有基督教伦理吗？）他的答案是：有。

[3] 霍布斯，《利维坦》（台北：商务，2002），11章，134页。

[4] 参：赛伯格·贝克（Siegbert Becker），《神的愚拙——理性在马丁路德神学中的地位》（新竹：中华信义神学院，2007）。

 

[5]“圣经基督教外没有真善美”，这话不狂妄，后现代间接同意这话，因为他们强调，世上没有（客观绝对的）真善美。“如果没有圣经基督教，最可靠的数学也不可靠（mathematics is non-fundational）”，这话也间接被哥德尔（Kurt Godel）的不完全理论（Incompleteness Theorems）所证实，参：David Goldman, “The God of Mathematicians”, First Things，2010/9、10。

[6] 一般认为，巴特和他的学生Yoder、以及Yoder的学生Hauerwas强调教会与世界有别，是强烈反文化的，实际上，他们的伦理，完全是世界文化的一支，而且是世界文化里很风光的一支：平等、环保、反战、和平、非暴力、反资本主义等，这是欧美中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显学。

[7] 参：彭小瑜，《教会法研究》（北京：商务，2003），236页。彭的翻案文章有待进一步考察，但起码新教不应厚颜地说，天主教涉政就是坏的，是“破坏政教分离”，是“爱世界”或“世俗化”，而新教涉政就是好的，是“作盐作光”，是“开创近代资本主义及民主科学”或“改造文化”。

[8] 原文无“人”字，与前面“在主里听从……照着主的教训“的“主”是一个字，复数。

[9] 原文无“人”字，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