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教育现状

文/梁满羊

 

自2006年甚或更早，在国内陆陆续续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基督教教育实践。在摸索出基本可行的不同形式后，其整体数量正逐年增长。本文将立足于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当下，试图分析其起因、描述现状并探究未来。

 

不同概念的基督教教育

 

基于不同的神学立场和不同的理解，在对基督教教育概念的阐述上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有以下三类：

 

其一，教会或机构进行的神学培训和主日学工作。可理解其为“基督教”内部进行的神学“教育”，关注于以圣经为主的学习和神学知识的传递。一般为短期和阶段性培训，不专门开设基于圣经的、系统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习。

 

其二，基督徒参与的教育，其关键理解为：大使命、光盐理论和撒种工作。“我（基督徒）在教育（行业）”即为基督教教育，“我”的光盐作用和只言片语或将成为生命的传递。“我”作为参与者可以是创始人、所有者甚或是教师。一般不考量教育的根基、目的和体制。有基督徒理解其在佛教背景的培训机构工作亦为基督教教育，因其“光盐作用”。

 

其三，以圣经为根基，系统传授圣经和基于圣经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学科、全日制方式，目的是引导学生归向上帝的教育。本文所谈的基督教教育,正是这样一种教育.

 

辉煌的历史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来华后建立了英华书院，其后众多在华教会和宣教机构纷纷效法。1807之后的100年，即1907年前后，中国教会学校的发展逐渐达到了顶峰;而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和非基运动极大地影响了教会学校，直至1951和1952年的两次院系调整后，教会学校在华消亡。

 

三个因素

 

在一切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之上，我们相信上帝的主权和掌管。在诸多因素之外，当仅考虑教会学校的存在方式时，教会学校消亡的原因可以从三个要素来看：教会根基、教育主导权和教育体系。

 

1949年以前的中国本土教会尚未整体成熟，因此在当时教会学校的发展中，其作用甚微。教会学校、宣教机构甚至教会的主导权都在于西方教会，教会学校本土化的进程没有实现。而来自众多不同国家的教会和宣教机构在中国的教会学校事工不可能形成一致的教育体系，本质上其时中国的教会学校仅仅是各国教会学校或事工在华的延伸。没有形成体系的众多学校于社会无法产生长期稳定的影响，故而在变革中必然是一盘散沙，自身的消亡就注定了。

 

上帝必预备

 

八十年代起，中国家庭教会渐渐兴起。至新世纪初，无论从数量和神学装备上，中国家庭教会整体逐渐走向成熟。此其一。

 

除少数地区外，新生教会中成员多数为基督徒一代。当前，进入幼教年龄和小学年龄的基督徒二代逐年增多。其父母在思考信仰的传承时，不得不考虑在校过程中的信仰内容。此其二。

 

新闻媒体对教育行业的真实报道，帮助民众（包括基督徒）越来越严肃地思考当前教育的问题。此其三。

 

近年，留学机会的增多和高等教育之外就业途径的拓宽，增强了社会大众包括基督徒对当前教育体制之外教育尝试的信心。此其四。

 

由于政府对国外资本和教育理念的谨慎，外资无法介入国内的基础教育，随后的中职和高等教育也非常严格。上世纪初美国的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和英国的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1872-1970）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为止，教育在更大程度上围绕经济体制的变化而变化，没有适合中国的创新教育理论。而走向大国之路需要强有力且持续的教育支撑。此其五。

 

对1949年之前教会学校的向往和反思，和中国经济环境的革命性变化，促使基督徒积极思考新时代中国本土教会学校的可能性。此其六。

 

综合以上并非绝对和完全的六点，理解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兴起便稍有眉目。

非本土机构和真正的“三自”

 

基督教教育在欧美的历史存在时间很长。虽然总体上也在衰落，但对于刚刚兴起的中国基督教教育，则有很多地方值得从历史和现状来学习。这种学习在双方都觉得是一种必然。

 

到目前为止，国人对港台和海外基督教教育的学习主要表现在：教材的翻译和引进,资料的翻译和引进,短期讲座,初高中学生的留学等。特别是初高中学生的留学在经济互惠上为双方所共赏。西方的高中和大学（包括基督教背景）因为经济的原因非常欢迎中国学生，而对国内有经济实力和机会的家庭似乎也是在“走投无路”中的选择。

 

基于此的国内学校（机构）、非本土机构和合作机构都处于平稳增长的势头。

 

从当前看以上这些是“神的开路”和发展的必然，也确实在“将来的出路”上增加了大家的信心。但是从长期和整体看，则是不折不扣的短期行为。

 

以ACE在澳大利亚的发展为例：约30年前澳洲的基督教学校有一半以上是ACE学校，但是现在只有1%-2%的基督教学校使用ACE教材。这并非因为其教材不好，而是因为整体和长期发展的教育一定需要基于本土而生发的教育体系。澳洲本身是英语国家，似乎更能说明问题。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基于圣经的、本土的、系统的中国基督教教育体系。而这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工作，是前无古人的开拓。

 

这项开拓工作需要以中国基督徒为主，纵横齐观中西基督教教育并学习，以圣经光照中国文化才能有所得。

 

因西方文化并非等值于基督教文化，西方教育更非等值于基督教教育。

 

圣经如何光照西方，也信必如何光照东方。

 

大国的呼声和大国所具有的多元化教育特征，已经给我们开启了历史契机。故此当有“水落石出”的积极和稳健的等待，而不是“浮出水面”的轻浮和不合时宜。

 

实践分类

 

办学的实践上，在一个最广泛的范围——“基督徒办教育”之内，按照兴学的目的划分，可以有如此三类：

 

第一种，以得人为目的。不介怀于当前教育环境的好坏，只专心努力引导孩童归主。此类学校即便在西方亦非大众。

 

第二种，以教育为目的。起因于对当前教育的问责，而“基督教可以实现好的教育”，故实践之。

 

第三种，以钱为目的。

 

后两种都势必依附于现有体制。

 

第一种的主要实践形式为教会学校，即本土家庭教会兴办的学校。其前提是摸索出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必须是教会认可、治理和管理得法、财务稳健、有长远的规划和发展、适合大多数中国基督徒（不是所有基督徒都想、也有能力去国外）。这种模式已经存在并且运作超过六年，相应的管理和细节在逐步完善。以此模式建立的学校有一定数目，并加速增长。

 

出埃及

 

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兴起是中国教会发展的必然，也信必从“内部宣教”上为教会发展贡献持续的动力。但其发展一定会从“拒绝、不理解、观望”到“加入、实践、成熟”，需要至少两至三代人持续坚定的努力。

 

如同耶和华称“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出12:38）的以色列人为“耶和华的军队”（出埃及记12:41、51）一样，现在委身于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小众多为“薄学之士”，但是异象清晰。而无论是借鉴或直接引用国外教材（如：ACE），还是致力开发本土体系，都需要“博学之士”的参与。更重要的是中国教会整体上能认识到，基督教教育的目的无关乎教育本身，而关乎教会未来存在状态，从而愿意积极主动地开展，而非因他人的认同和支持才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