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文/本刊编辑部 译/王一一 校/王濯扬
编者按：张瀚中（Geoff Chang）牧师是美国中西部浸信会神学院（Midwestern Seminary）教会历史和历史神学助理教授，以及司布真图书馆馆长。今年夏天在一次特会中，他讲道并向会众分享了司布真的故事及其教益。在这次特会中，本刊编辑就教会历史与历史神学对于建造教会和教牧事奉的助益采访了张瀚中牧师。
本刊编辑（以下简称“编”）：您为什么愿意从事教会历史的研究？
张瀚中牧师（以下简称“张牧师”）：我的导师狄马可（Mark Dever）和迈克尔·劳伦斯（Michael Lawrence）都是教会历史学家。在我向他们学习并观察他们如何牧会时，了解到教会历史对于教牧服事是何等有助益、何等实用。
我们常常觉得今天教会所面临的A是前所未有的崭新挑战，需要我们自己开始去摸索和解决。但实际上，这样的挑战贯穿整个教会历史，历代基督徒早已面对过。所以，当我为了更好地牧养教会而攻读博士学位时，就选择了教会历史专业。我当时考虑过新约研究或系统神学，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教会历史。因为我感觉教会历史对一名牧师而言最有用，并且我对此也有很大兴趣。
编：您现在也在神学院教授历史神学课程，在研究和教授这门课程的过程中，您有哪些收获？
张牧师：研究历史神学让我很享受的一点是，不仅可以阅读现代神学家的著作，还可以阅读历世历代神学家们的著作。不同时期的神学家都各有千秋。早期教会的神学家们对三位一体、神的位格、神的属性以及神的超越性都有着非常深入的思考。中世纪时期，宗教改革前，像阿奎那和安瑟伦这样的经院神学家在神学精准性上对我们很有帮助和挑战。而像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这样的宗教改革神学家，在福音、称义和基督的工作方面都讲述得很清楚。加尔文可能是我最喜欢的神学家之一，他不仅拥有深厚的圣经知识，并且能以一种教牧性的、鼓舞人心的方式将之呈现。
清教徒们也是出色的神学家，他们的研究不仅涉及了神学的各个领域，还涉及了基督徒的生活实践、“心”的问题、和我们对神的顺服。现代神学家如贺治、华菲德、司布真和巴刻，在面对理性主义和神学自由主义的挑战时，都展现了基督教信仰。今日，当我们试图成为一名忠心的神学家时，历史上这些声音会帮助我们按着圣经思考，带着福音进入世界。
我们需要意识到基督教信仰并非源自我们祖父母那一辈。这是一个被历世历代教会所持守的、可以追溯到基督的信仰。我们是站在基督教的历史长河中，认识到这点大有意义，因为基督应许建立祂的教会，祂也在历世历代一直保全着福音的信息。
编：您刚才谈到，您观察到狄马可牧师把教会历史应用到教会服事中，您能举例谈谈吗？
张牧师：2000年初，多堂点教会（multi-site campuses）在美国教会中引发了重大争论。有些教会为了解决会众人数过多、一个堂点容纳不下的问题，选择分成多个堂点播放牧师的讲道视频。我认为当时狄马可牧师的观点在讨论这个议题背后的神学问题上大有助益。他指出，问题不单在于是否可以使用视频讲道，还包括我们对教会治理和教会本身的理解，一些涉及 “教会是什么、会众是什么、按照圣经如何治理教会”的重要议题正是我们需要考量的。在许多方面，多堂点教会与主教制的教会治理形式并无太大区别。但会众制教会长期以来却对这些结构持反对态度，理由在于牧职的性质以及会众权利的本质。换句话说，这些都是基督徒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的话题。而针对这些议题，历史中的基督徒们已经讨论过很长时间，他们相信圣经的充足性，并严格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治理教会。狄马可牧师可以从整个教会历史中汲取资源来思考这些问题并提供指导。
编：这真是一个好例子，使我们看到对历史的了解，能提供丰富的资源和纵深的视角来认识当下的问题。您在自己所牧养的教会中会怎样应用教会历史呢？
张牧师：在我的教会里，我们唱诗时尽量唱教会历史上的诗歌，而不仅仅是现代赞美诗。我们会唱在教会历史不同阶段创作的圣诗。例如，十八、十九世纪福音复兴运动中写的诗歌。我们会唱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时期创作的非常有名的《坚固保障》。唱这些赞美诗使我们与神在教会历史中的作为相连，我们应该向会众讲述这些赞美诗背后的故事。
我们的教会采用历史性的信仰告白——《新罕布什尔信仰告白》（1833年）。当我们教导它时，会讨论它的历史，并且强调这不是我们教会自己撰写的，而是基于更早的历史信经，并且世界各地都有基督徒与我们共同持守这一信仰告白。
在我们的敬拜中，我们常常宣信《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和《迦克墩信经》，我们也开设教导这些信经的课程，来帮助会众明白这些是基督徒从起初就持守的信条。我经常在讲道时使用教会历史上的例子来表明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是这个更广阔故事里的一部分。
我还没有在自己的教会教导过教会历史的课程，但这些主题会自然而然地穿插在我们的敬拜、成员课程和讲道中。我希望通过这些方式，让弟兄姐妹们感受到他们的信仰是何等地有根有基，并且意识到我们是历史性基督教的一部分。这样的认知也帮助他们与同城的其他基督教团体建立联系。当他们与其他新教徒互动时，他们会认识到福音是我们共同的根基。当他们与天主教徒互动时，他们能够明白尽管我们在许多方面相一致，但我们在福音上有所不同，这一点非常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会众能明白，我们今天依然在书写教会历史，我们各自都在其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编：您在这次特会中分享了司布真的故事，当您向会众讲述这些故事时，您有何期待呢？
张牧师：我希望可以鼓励人们在信仰上持守忠心。我不断强调，比起光辉烈烈的事工果效，在平凡普通日子里的忠心摆上更显宝贵。司布真在大事小情上日复一日寻求忠心的榜样正是我想要强调的。
另一个鼓励是要期待神的伟大作为。我们听到的那些神奇妙作为的见证，应当激励着我们更加信靠祂的大能大力能够成就伟大的事。我们不应该认为，“忠心”就意味着事工总在令人失望的状态中。相反，当我们“忠心”事奉时，一方面不过度担忧事工的果效，一方面又期待神的伟大作为，信靠祂的能力和恩典，始终怀着忠心和盼望来恒忍。
编：请您谈谈司布真图书馆，这是全球最大的司布真研究中心吗？
张牧师：是的，它是最大的司布真研究中心，展示着司布真的文物，论文、手稿、信件。我们从司布真的教牧图书馆中收藏了6000本书，都是他曾拥有和在他教牧事工中使用过的工具。我们虽然称它为图书馆，但它实际上更像一个博物馆。这里的图书是不允许学生外借的，仅供学者研究使用。我们利用这些藏书来讲述司布真的生平和事工。我们还在开展各种研究项目来推动司布真奖学金。
编：有个问题我很好奇，司布真是英国人，为什么全球最大的关于他的研究中心却建在美国呢？
张牧师：因为美国人喜欢司布真。在“降格争论”（Downgrade Controversy）[1]之后，伦敦的神学已大幅转向自由主义神学，人们对他的作品失去了兴趣，认为他的作品过于老旧不入时。所以当司布真的家人在伦敦找不到买家时，密苏里州的浸信会购买了这些书籍。它们于1906年被运到美国，又于2006年，被中西部神学院收购。
编：对于像司布真这样的重要历史人物，您觉得应当如何认识和研究？
张牧师：关于如何研究教会历史中的人物，我认为可能存在两种危险——要么忽视他们的存在，要么过度高举他们。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是在美国，当人们发现历史人物存在各种问题时，往往会有将他们全部“下架”的倾向，不再被提起。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整个人类都堕落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应该被“下架”！但如果我们“下架”所有人，那么我们就无法从过去中学习。所以，我们需要正视爱德华滋曾拥有奴隶，怀特菲尔德是一个糟糕的丈夫。然而，尽管这些严重问题诚然存在，但我相信神的恩典在他们心中工作，他们身上仍然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想在研究历史时保持诚实。我希望当遇到一些我不喜欢的事情——那些不是通过简单论述就能讲明白的事情时，我依然愿意着手处理它们，重要的是认识到这些教会历史人物和我们一样都是罪人，同样需要福音。
编：那您在讲述他们的错误的时候会怎样去讲？
张牧师：应当在合理的背景下正确地解读他们的失败。例如，不要以二十一世纪的价值观来评判爱德华滋，相反，应该试着理解爱德华滋与其同时代的人相比是怎样的。将他置于他所在的时代背景下公正地解读他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神的标准才是终极标准，不管如何解读都不能为他的过犯开脱。理解和怜悯应占有一席之地，但当问题发生时，指出问题也同样重要。
我相信将来世代的人也会回顾我们这一代人，他们也会想了解为何我们会用那种方式思考。我希望他们能带着同情的眼光看待我们；并且我相信，作为最终的审判者，神会做出公正的审判。
编：是的，脱离了时代背景，对于人物的理解就难以准确，而尽可能准确的史实才能使我们真正从历史中有所借鉴。谢谢您的分享，关于教会历史对于教牧事奉的助益、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所应有的谨慎，您所谈到的这几个方面，都给我们带来了启发和进一步思考。
[1] 这场争论发生在1887年，争论的核心是司布真认为当时浸信会联盟中一些人在高等批判运动的影响下，破坏了基本圣经教义，真正的圣经神学正在处于“降格”之中，但联盟却对这些人不采取纪律措施，也不采纳福音派的信仰宣言。这个分歧导致司布真退出浸信会联盟。——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