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纪念《教会》杂志创刊十八周年与发刊100期,本刊于第99期发出了征稿启事,诚邀杂志的读者、作者、译者和曾经的同工执笔撰文,记述自己与杂志的往事,阅读杂志文章时得着的帮助,以及自己对文字事工的目的与意义的思考。邀约发出以来,陆续收到弟兄姐妹们发来的文字或信件,本刊特别表示感谢,并汇编九篇刊登于本期。这九篇文稿分别从“以载道”、“以传承”、“以相通”、“以服事”几个方面谈到文字事工。这些内容对《教会》杂志而言,是极大的安慰和鼓励,相信对身处出版寒冬却仍委身文字事工的同行而言,也一定是极大的激励。正如我们在征稿启事中所说的:“这样的文章不止于纪念,更能深广持续地影响到更多的读者、更多的教会。”盼望有更多的读者、作者、同工继续投稿,分享“我与《教会》杂志的二三事”,我们将在随后的几期陆续刊载。
文以载道
宋代理学家周敦颐提出,文学像车,“道”即是车上运载的货物,文学是用以传播儒家之道的手段和工具,即所谓的文以载道。对基督徒而言,文字事工之车所载的“道”一定不是人的道,而是神的道。在希腊文中有两个词来描述神的“道”。一个是Logos,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神的话”、宇宙背后的“理性”与“规律”。约翰福音开篇多次使用“道”这个词汇描述耶稣基督,此“道”即是Logos。另外一个是rhema,是现时的、即时的神的话,往往如同音符跳动般带着活泼、即时力量的神的言语。罗马书10:17说:“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的“话”就是rhema。《教会》杂志已经发刊100期了,我为此非常感恩。感谢神呼召一批同工在文字事工的禾场上耕耘,传扬那亘古长存的道,见证那即时的、鲜活的道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作为。非常荣幸能够和这群宝贵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工。愿主继续祝福《教会》杂志的事工,打开现有的格局,突破当下的困境,向更多的人说话!
——《教会》杂志编委及作者 易君弟兄
1440年,德国人约翰·古滕堡发明印刷术;1455年,他印刷武加大译本,为欧洲的北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拉开帷幕,西方回归圣经。105年,东汉蔡伦造纸;1045年,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用的是泥土烧制的陶活字;1313年,元代王祯把六万多汉字刻在木头上,革新了活字印刷。中国作为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文明,有着先进的农业、中医技术,丝绸和瓷器更是让早期西方赞叹不已,为什么中国的活字印刷早于西方400年,而中国的文化却没有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是中国文字复杂,六万多汉字学习起来很是困难;二是,农业和医学典籍与圣经的地位和影响力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文字在载道与传道上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上帝差遣主耶稣在罗马帝国的特定历史时期,取了肉身的形状降世为人,又用希腊文记录祂的生平与教训——这文字便成为了道的载体。许多基督徒,像丁道尔(William Tyndale,1492–1536),为了翻译圣经甚至赴死。1784年,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1758–1843)出版了《美国单词拼写课本》,倡导自然拼读,好叫孩子们能够早早独立阅读圣经,明白圣经。
迄今为止,不论世界如何变化,成文的圣经仍然是承载和传递主话语的唯一方式,仍然是传扬福音和教导基督徒生活的唯一根基——直至天地废去,主的话语依然存留。
我与杂志的合作始于十多年前,曾被戏称为“铁打的翻译”。我也盼望能够有更多主内文字平台兴起,可以使自己一生做个“铁打的文字人”。祝贺《教会》杂志第100期的出刊。盼望教会复兴,主话语兴盛,文字事工兴旺。
——《教会》杂志译者 笔芯姐妹
作为一种媒介,文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安静。安静地躺在那里,等着读的人用目光将它拾起,放在心里。这份安静在如今即时讯息、短视频泛滥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安静,对于现时代的人,是稀缺资源;于神的百姓而言,也是如此。
神的百姓需要安静,安静在神的面前。这安静说到底离不开神的话语。神选择了用语言文字启示祂的道,这样的选择不会因为科技发展和媒介转换而改变。圣经的话语——成文的道,依旧是根本,一切信仰相关之事的根本。对这成文之道的文字性解释和传承,依据这道对世间人和事作出的文字性解释和传递,就成了这根本之上的绝对必要。
如今,愿意读文字的人越来越少,愿意用文字做媒介输出信息的人也越来越少。但神的百姓需要安静在神的话语面前,因此,阅读文字依旧重要,更显重要。文字事工因此也依旧重要,更显重要。仍坚守在神面前安静写字、安静译校、安静编审校读的工人,是蒙恩的,也必蒙记念!期待有更多这样的文字事工者兴起,以带领更多的属神儿女在神面前安静阅读,由此共同经历在神里面的平安与宁静、成长与复兴!
——《教会》杂志原主编 吴提摩太弟兄
文以传承
直到被编辑同工约稿,我这个曾经的杂志同工,才惊觉自2006年9月创刊的《教会》杂志,已经做到了第100期。当回顾过去的岁月,我们会发现,每个时代都如同大浪淘沙,留下一些经久不变的事物。现今的时代如同是更新换代的大潮,其中也必有一些不变的,使我们能够在风浪之中站立得住。而我相信,文字事工,正是这些不变事物中的重要一部分。
在神百姓的历史中,文字一直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旧约时候,因为百姓不敢就近听神亲自说话,所以神藉着摩西,把成文的历史和律法教导赐给与祂立约的百姓。在王国时代,因为百姓的悖逆,不愿听神藉着先知所传达的责备和审判的信息,所以神吩咐先知把神将来必成就的话语记录下来,留给那些经历了先知预言的审判信息之后,想要回转并寻求和明白神的心意的百姓。
在新约时期,神也藉着使徒和他们身边的同工,来记载使徒们所见证和教导的,使其成为书卷,留给后世更多被神所呼召的人,持续教导他们所确信的真理,传递他们所见证的福音。
从2000年前的初代教会直到如今,在波澜壮阔的教会历史中,出现了很多伟大的人物,也发生了很多巨大的、引起时代变革的事件。但是这些最终都成了往人往事,随风而去,而真正沉淀并流传下来的经典著作,却在神的手中成为世世代代的教会和圣徒的祝福。
我想,我们在今天藉着这整整100期所摆上的服事,期盼着同样也能够在现今时代为神所用,并在将来时代成为一份沉淀的祝福。
——《教会》杂志原编辑及作者 子衿弟兄
我最初尝试文字事工,写的是两三千字的短文,陆陆续续在不同的主内期刊发表。后来,随着事工方向的转移,我的文章越写越长,内容开始聚焦于小众的历史话题,风格开始偏重于反思与研究,似乎离弟兄姐妹日常属灵需要越来越遥远;相应地,寻找合适的发表平台也越来越难。
在这个时候,神让我认识了《教会》杂志的同工,他们愿意接纳万字左右的深度长文,愿意连载编译成系列的冷门文献和讲章,愿意以专业精神和作者一起打造每一篇文稿,愿意成为作者和读者之间承重的桥梁和管道。这些长期主义的特质,在这个追求短平快的时代,越来越罕见,却正是我这些年来整理研究宣教历史的过程中,看到的最重要的特质之一。
若教会的历史(包括跨文宣教史),不是以文字的形式流传下来,我们今天便无法知道福音数度入华的过程。早期使徒进入汉代中国的猜测,虽有考古发现(徐州东汉石刻),却因缺乏文字记载而仍为疑史;景教入唐代中国则因“大秦景教碑”上的文字而被定为信史。十六、十七世纪的耶稣会海外福传,和十九世纪的新教宣教运动,皆因当时的宣教工人勤于书写,才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遗赠。
这些文字细腻、优雅、厚重,至今仍有难以超越、不可复制之美。今天的世代,科技的发展使得沟通日益碎片化;而AI(人工智能)的兴起,逐渐取代了原创。文如其人,今世的我们有幸通过古人的文字认识先圣先贤;后世的人又通过什么可以来认识我们呢?我想,非文字,尤其经久不衰的文字所能比拟。
——《教会》杂志作者 亦文姐妹
文以相通
对中国的家庭教会而言,有两个现实正在让我们陷入愈发封闭与孤立的危机之中,一是众所周知的社会大环境让我们进入地下和更为隐藏的状态;二是我们所处整个时代的危机,封闭着每一个人的信息茧房也在缠裹着教会。教会作为圣徒相通的团契正面临着双重的挑战。而《教会》杂志作为独特的文字事工突破了这双重茧房,使众教会得以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共同分享死里复活的经验,使得我们在真理上、在福音的体验上可以认出彼此,并且有美好的圣徒相通。正如新近的畅销书《智人之上》[1]所提示的,信息所具有的连结共同体的功能使我们与众不同。虽然我们不必同意书中的观点,但我们可以因此认出,《教会》杂志这一独特的媒体在茧房重重的世界中为我们彼此连结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教会》杂志编委及作者 狮亚弟兄
2016年,牧者推荐我来到《教会》杂志工作。我那时还不知道文字事工的重要性,但牧者说:“去吧,在那里会极大地扩展你的视野。”后来全职牧会,我开始越来越意识到它的重要。一个原因是看到自己视野的狭窄,一段重要经文不确定如何解怎么办?牧养中遇到严重问题当如何思考?教会如何治理才更健康并彰显神的荣耀?单间教会如何与大公教会连接?这些当然可以通过与其他传道人直接交往来学习,但文字却极大地扩展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连接于历史传统的父兄,也和同时代甚至素未谋面的传道同仁,彼此学习如何释经,如何牧养、治理教会。主也藉此一直牧养祂自己教会。甚愿自己以后也更能投入这项事工,以饱含真理和祷告的文字来事奉主和祂的教会。
——《教会》杂志原编辑及作者 以思弟兄
文以服事
我最初关注《教会》杂志,是在200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唯独十字架是我们的神学——世纪婚礼事件引发的反思》[2]。关于“世纪婚礼”事件,我已经有所耳闻,但对其中的乱象,我当时不知道如何看待。那篇文章叙事清楚,分析严谨,让我心中觉得很踏实——因为中国教会界终于有了合乎圣经、富于责任感的发声。
2014年2月我回家过年,顺便在一间家教会聚会。负责接待的弟兄提醒我要留意《教会》杂志第45期刚发表的几篇文章。几个月之后,我仔细阅读了那一期的《非“非福音”的福音》[3]。起初觉得文字很晦涩,有些读不懂;但反复阅读几遍后明白了其中的意思,竟然有茅塞顿开之感。当时,那篇文章回答了我近几年来在服事中的困惑,并且让我很得激励与安慰。此后,我把这篇文章打印出来,分发给几位弟兄姐妹看,他们也得帮助。这是更新我对《教会》杂志认识的转折点。从前,我只是把这把这份杂志当作众多主内刊物中的一种,偶尔才去浏览一下。后面,我几乎把每一期都用A4纸打印、胶装出来,反复阅读、学习。
概括起来,《教会》杂志对我个人成长和服事的帮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个人成长方面。第一,我把各期杂志当作资料库,遇到问题时,从中寻索答案。例如,有段时间,世俗心理学被引入了我所在的教会,我就把“圣经辅导专刊I”[4]打印出来,作为自己装备和应对的“武器库”,打这场属灵的争战。最后,虽然未能扭转教会中的形势,但至少保住了自己的家庭免受世俗心理学的侵扰。第二,帮助自己对一些重大时事进行理解、分析。《教会》杂志公众号发表的《从哈巴谷书看温州十架被拆事件》[5]《反省新加尔文主义中的“文化使命”》[6]等文章都让我很受启发,也被归正、得激励。第三,作为神学专著、属灵人物传记的补充,帮助自己保持“学习的习惯”。杂志的文章比较成系统,信仰也纯正。我就在阅读一些经典著作之外,通过阅读这些文章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也发现新的资源。康来昌牧师的《谁是“好撒玛利亚人”?》[7],亦文姐妹的“亿万华民系列”(内地会历史)等,都让我受益匪浅。
第二,在教会服事方面。我在教会中主要负责儿童主日学和青少年事工。我的服事理念深受《教会》杂志影响,在预备主日学的信息方面,我也从杂志得着帮助。最初,我所在教会的做法是:为了不影响成人的聚会,把小孩子集中至一个小房间,教导一些简单的诗歌和经文。延续多年后,孩子们已经习惯于游戏、零食和浅易的分享,很难再进入正式的主日敬拜。在2015年,我读到了杂志的《就福音教会取消儿童主日学访谈高真牧师》[8]和其他系列文章,我开始训练自己年幼的孩子和成人一起听道。转眼十年过去了,我的孩子已经由幼童成长为少年人,也早已习惯于和成人一起听道、做笔记。周围的一些肢体看到我们的实践,开始试着去行,效果也很好。渐渐地,我所在的教会,以及一些兄弟教会都采用了“与成人一同听道,会后再参加主日学”的模式。无论是家长,还是儿童,都十分受益。还有,近期的文章《收刀之勇——马太福音26:47-56讲道》[9],给我提供了以福音为中心向孩童讲道的范本。那段时间,我自己的思路比较枯竭,就把这篇讲章吃透,分三次在主日学分享。孩子们的反响很好。
第三,在文字服事方面。我原来是文字事工方面的小白,除了偶尔写一些抒发感情的“豆腐块儿”外,很少有成型的作品,也不奢望自己能在这方面有什么贡献。大概在2020年,即庚子教难一百二十周年之际,我读到杂志推出的内地会殉道者事迹[10],深受感动。藉着阅读,我也渐渐培养起对教会史料的敏锐度。因为自己一向对宣道会的历史比较感兴趣,就建议杂志也推出宣道会殉道者的故事。由于主笔的姐妹已经有其他的写作任务,我就萌发了“自己试一试”的念头。从小到大,我的文字一直很普通,所以从未想过在“高不可攀”的杂志正刊上发表什么文章。但是,在《教会》杂志的同工耐心的帮助下,最终把这些宣教士的事迹在公众号上一一发表[11]。我的夙愿得偿,心中十分快慰。之后,又在杂志同工的热情鼓励、手把手的指导下,我颤颤巍巍地写出“宣道会甘藏边区简史”系列的第一篇,并在杂志正刊上得以发表[12]。随后,又陆续发表了另外的四篇。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被福音的大能与宣教士的牺牲精神所感动,成为最受益之人。这些文字意义之深远,是我之前始料未及的。藉着这样的工作,我挖掘出已经在时间的长河中被湮没的故事,帮助自己所在地区的部分县、市的教会,因着这些文字头一次有了较为完整的教会创建史,找到了其属灵的根源。在整个过程之中,对我帮助最多,最需要感谢的,无疑是杂志的同工。完全可以说,没有《教会》杂志,就不会有这些文字的诞生,而这些被尘封已久的历史不知要再过多少年才可以重见天日。谢谢《教会》杂志让我感受到在主耶稣里真实的圣徒相通。
回首过往,我深知是神在使用我这个“无知的小民”做成祂自己的工。感谢神!因祂有说不尽的恩典,藉着一些素不相识的肢体帮助了我,也帮助了我所在地区的教会。衷心盼望《教会》杂志的同工们,在许多的艰难中继续坚守、奋斗,为神的国度同心努力;愿《教会》杂志成为众华人教会的祝福。
——《教会》杂志作者 Little Paul
祝贺《教会》杂志出版100期。作为喜爱《教会》杂志的读者和一位常常不能按时交稿的作者,我把主耶稣曾说过的一句话送给你们:“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10:10)我化用主耶稣这句话来描述基要主义和福音主义之间的关系。基要主义所坚持的真理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离开了这些真理,我们不能得生命。福音主义所宣讲的福音中心的意识、福音驱动的使命,使我们更丰盛,不断更新而变化,不断扩展基督的国度。愿你们是基要主义的,因有当信的道我们要守住;也愿你们是福音主义的,因有当跑的路我们要跑尽(参提后4:7)。
——《教会》杂志作者 彭强牧师
[1] 《智人之上》是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教授的新作,讲述的是信息网络如何塑造了人类社会。尤瓦尔·赫拉利,《智人之上》,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4)。
[2] 《教会》2009年07月号(总第18期)。文章链接:/archives/090701.html。
[3] 《教会》2014年01月号(总第45期)。文章链接:/archives/140101.html。
[4] 《教会》2007年03月号(总第04期)。专刊下载地址:/archives/cts0703.html。
[5] 文章链接:/archives/we140718.html。
[6] 《教会》2015年07月号(总第54期)。文章链接:/archives/150701.html。
[7] 《教会》2008年05月号(总第11期)。文章链接:/archives/050814.html。
[8] 《教会》2015年09月号(总第55期)。文章链接:/archives/150908.html。
[9] 《教会》2024年06月号(总第98期)。文章链接:/archives/240601.html。
[10] 《教会》杂志自2019年12月号(总第80期)的《“福音鲨鱼”明鉴光之死——中国内地会首例宣教士殉道事件》起,开始陆续发表亦文姐妹编译的内地会庚子教难系列纪念文章。
[11] 例,《“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记在山西朔平殉道的福斯伯一家》,文章链接:/archives/gzjn_xdh01.html;《一百二十年前的今天,在山西阳高殉道的宣道会宣教士》,文章链接:/archives/gzjn_xdh02.html,等。
[12] <宣道会甘藏边区简史(上)>,《教会》2022年06月号(总第90期)。文章链接:/archives/2206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