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文/禾壮
一、《要义》及其背景
加尔文1559年版《基督教要义》（以下简称《要义》）汉语简体版全译本刚刚面世。[1]这部自诞生起一直不断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巨著，终于可以被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所挖掘、思考和研究，这本身就是一桩意义重大的事件。
加尔文一生勤于笔耕，著述等身。他几乎为每一卷圣经正典都写了注释书，还有多部讲道集、书信集，并为教会制定了要理问答等等。但《要义》无疑是他倾注了最多心血的著作，凝聚了他思想的精华。《要义》首版（1536）问世之后，一时洛阳纸贵，很快售罄。在随后的23年中，加尔文又五次精心充实内容，调整架构和编排。最终版《要义》（1559）的篇幅是初版的五倍，总计80章，洋洋50万字（拉丁文）。它没有因篇幅之巨令人望而却步，反而行文简洁流畅，节奏稳健明快，几乎每句话都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可读性极高。
《要义》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文学家们赞叹它是文学世界的杰作；语言学家发现加尔文自己将本书翻译成的法文，形塑了法语的发展；政治学家推崇它蕴含了后来共和体制的蓝图；而经济学家们公认它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茁壮。但从基督徒的角度简而言之，“《要义》是全部基督教信仰的梗概，是加尔文其它释经著作的导言，是教会生活实用指南和手册，是基督徒个人敬虔操练的初阶教程，是神学生的教科书，是改教运动的辩护文，是神学发展的里程碑。”[2]
粗略分析一下500年前加尔文及其写作《要义》的历史背景，我们会发现加尔文所处的时代和我们现今的时代有惊人的相似性。首先，当时的欧洲社会正处在从农业社会向都市化发展的急速变迁中，政治动荡不安，外有伊斯兰政权的觊觎，内有诸城邦间的倾轧，“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绝于耳，人心惶惶，路德甚至认为基督即将回来。[3]今天的中国，虽然没有战云笼罩的恐惧，但人心浮躁，没有安宁。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入城市，社会政治与经济正经历着难以预料的深层变化。其次，加尔文所处的社会虽然经历了文艺复兴的繁荣，但从中世纪承继下来的传统正在分崩离析，社会文化道德秩序混乱，其根源可追溯到“人本主义”。[4]今日的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影响式微，红极一时的乌托邦理想名存实亡，肆虐全球的后现代思潮（以人为中心的思潮发展到极致的产物）正畅行无阻地掳掠着年轻人的世界观。
当时的教会与今天中国教会所面临的内外挑战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加尔文时代的基督教信仰正陷入混乱，各种声音喧嚷，争相号称各自的正统性；以路德为代表的改教运动虽然重创了天主教王国，但尚未建立起完整清晰的信仰体系，“圣经的权威性、福音的恩典性和教会的合一性仍然没有确立；”[5]外有教庭的严厉逼迫，内有极端改革派（重洗派）的分裂干扰，改教事业失去明确的方向，风雨飘摇，面临存亡的危机。今天中国教会的状况是，信徒普遍灵命浅、真理弱；“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还看不到解决的前景；而家庭教会又包含有多种不同形态，农村教会面临“五多一少”（老人多，妇女多，文盲多，纷争多，异端多，工人少）的危机，城市教会虽然人数在增加，但在向建制化转型的摸索过程中，同样遭遇内外重重困难。
回顾教会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加尔文在关键时刻挽救了改教运动”[6]，引导当时的许多基督徒归回正统信仰；《要义》成为指导教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大全”，圣经的终极权威重新得到坚立，关乎教会存亡的核心神学教义被明确有力地阐明和护卫，改教的正当性得到巩固，因而得以继续和深化。而加尔文和他的《要义》对今日华人教会有何直接意义呢？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题目，包含着浩瀚的内容，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中详尽论述，这里仅择要简略探讨之，恳请不吝赐教。
二、《要义》与属灵生命
华人教会对“属灵”之事向来非常关注。但何谓属灵之事？在加尔文看来，对上帝的颂赞崇敬、个人的委身、门徒的训练、教会的纲纪、圣道透过圣灵的光照、生命的更新变化、以基督为中心的心思意念和荣耀基督的心志，[7]这些事都是“属灵”的范畴，亦是《要义》详细阐释的内容。我们都活在三一上帝的面前，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鉴察人心，且拥有绝对主权，所以我们必须以信实和敬虔，借着圣灵来顺服并敬拜圣父和圣子。[8]
《要义》经常被称为“敬虔大全”，其拉丁文书名Institutio Christianae Religionis中的Religionis一字直译就是“虔诚”。“敬虔”还是其首版的副标题之一。加尔文称“敬虔是出于对上帝的益处的认识而产生的对他的敬畏和爱慕”（1.2.1）。换言之，第一，敬虔源自对上帝的认识，第二，敬虔也包括崇拜和事奉他当有的态度与作为；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结果，二者密不可分，彼此促进。这与我们传统中所谓的知行合一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今教会中有一普遍做法：高举读圣经，轻视学信条。读经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两千年的教会历史证明，学习信条对正确理解圣经的作用不可轻忽，是属灵生命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步骤。信条如大公教会诸信经、教理问答或信仰告白，简单、明了而系统地教导儿童和成人什么是信仰中最重要的真理，及如何实际活出这些真理。就篇幅而言，《要义》的内容远非任何信条可以涵盖，但这并不意味它与信条在造就信徒成为敬虔的目标上相左。事实上，《要义》在结构上就采用了使徒信经提供的圣父、圣子、圣灵、教会的四点大纲，全书也分为四大卷：卷一论述创造者上帝，卷二，在基督里的救赎主上帝，卷三，领受基督恩典的内在途径（圣灵），卷四，保守救恩的外在工具（教会）。《要义》的基督论也借鉴了使徒信经中对基督的阐述；对十诫和主祷文的解释也是从信条的角度来陈述的；关于基督徒的生活原则的教导（3.6-10）本身就是地道的信条，经常被抽出来作为单行本印刷，内容涵盖了谦卑顺服，效法基督，舍己，背十字架，默想来生，善用今生。总之，《要义》不是空谈“属灵”的道理，而是要帮助我们切实活出属灵的人生，因此认真学习《要义》可弥补当今中国教会的不足。许多基督徒体悟到《要义》对灵命长进之宝贵，以它作为每日灵修的内容，反复诵读它。
中国教会在敬虔上有过为主受苦、舍己、背十字架的心志与经历，这是神特别恩赐的宝贵属灵财富，我们恳切祷告神无论教会将来面对的内外挑战有多大，但愿这财富能一直传承下去。但另一方面，毋庸讳言，许多中国教会对敬虔的理解和实践，还停留在重洗派与敬虔主义的影响之下，与加尔文所教导的、更合乎圣经的敬虔观相去甚远，这是我们的一大亏损。实际上，加尔文认为，真正的敬虔不是在狭隘的圣俗二分的基础上取舍。基督徒不应当从世界中消极撤退，试图建立一个孤芳自赏的世外桃源，放弃上帝托付我们的文化使命，反而应当积极投身到世界中，用我们的真诚和上帝的律法，充分发挥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和恩典，成为光和盐，在上帝所创造的每一个领域荣耀他，享受他。加尔文时代的日内瓦遗留了中世纪两种不正确的观点：第一，只有在教堂里的祷告才蒙垂听；第二，敬虔是与教会相关的事务，操练信仰只需在教堂四面墙内。为了改正这两个错误，加尔文坚持要求日内瓦教会在两次崇拜之间锁上教堂的大门，不让会众在崇拜之外的时间待在教堂里，而是让他们进到社会里、市场上、家庭中；因为基督教应当跨出教堂的四壁，基督徒的敬虔不只是来教会听讲道而已，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应当是为了基督。[9]
加尔文的敬虔观后来发展成为新教工作伦理，深刻影响了西方文明，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对当代中国教会有非常重要的提醒作用：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修道院”，无论职场的工作还是教会的事奉，都是神呼召我们操练敬虔的场所与机会。中国迫切需要一大批专业技能超群且属灵生命美好的基督徒，在各行各业见证主，活出与世俗和潮流不同的人生，这是当今教会的重大使命之一。
需要补充的是，尽管加尔文教导我们善用今生，但他对永恒的盼望更为热切；在地上的生活与天上的生活无法相比，且有本质的区别：“如果天堂是我们的家园，那么这世界除了是我们的流放之地外还会是什么？与天上的生活相比，在地的生活无疑立刻被藐视并被置于脚下”（3.9.4）。[10]这一点其实也是今天的基督徒需要常常被提醒的：对未来的态度决定我们今天的作为；只看重今生，缺乏永恒的眼光，是我们灵命成长的一大拦阻。
三、《要义》与加尔文的谦卑
敬虔的生命蕴含着多重要素，其中加尔文格外强调“谦卑”，认为这是基督徒最重要的品格。在《要义》中他写道：
“我对屈梭多模（Chrysostom）的一个见解常觉欣慰，那就是：我们人生哲学的根基是‘谦卑’；但奥古斯丁对此的见解更让我窝心。他说，一位雄辩家被问到，雄辩的第一个要诀是什么，他回答说是‘表达方式’，又问第二和第三个要决是什么，他的答案仍旧是‘表达方式’。类似地，假如有人问我，作基督徒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条格言是什么，我将始终以‘谦虚’作答。”（2.2.11）
《要义》许多处都透露出加尔文对谦卑的重视。他在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若不是上帝透过圣经启示他自己，人就没有能力认识他，也无能真正认识自身。人若承认自己有限，无能做什么，无力行律法，而必须依靠上帝，那他就很难再骄傲得起来（1.1.1；亦见2.8.3）。在第三卷中加尔文多次呼吁读者放弃对这个世界的荣耀的渴慕，拒绝傲慢与自我膨胀（3.7.2；3.7.10）。至于预定论，加尔文认为本质上这是恩典的教义，若能正确理解的话，只会引导我们更加谦卑，对上帝更加感恩、挚爱、依靠和敬畏（3.21.2；3.22.2；3.22.6）。
对加尔文的误解在历史上层出不穷，但真实的加尔文却是一位谦卑的牧者。年仅27岁就一鸣惊人，写出流芳百世的经典，他是有资本骄傲一番的，但他却选择默然离开使他出名的城市巴塞尔（Basle）；因在日内瓦第一次改教引发不满，他被羞辱地驱逐出境，他本有权利感到委屈不平，但他对当权者没有一句恶言相向；重返日内瓦之后，他领导的改教终于取得成功，成为改教的旗帜，赞誉之声鹊起，但他并未以此为资本谋求任何权力；他殷勤诚恳，全心奉献，无怨无悔地服事教会，却从没有为自己谋求一丝利益；他公开表示对路德、慈运理、布塞尔等改教家的衷心敬佩，从未把他们当作竞争对手，而认定他们是改教的同路人，[11]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开创性的，而他自己只不过将他们的看见加以综合整理而已；他不允许他的跟随者冠他之名成立新的宗派；临终前仍能虚怀若谷又恰如其分地评价自己的一生，并嘱咐不让人知道自己的坟墓何在，也不可树碑纪念他。
《要义》作为一部“敬虔大全”，其作者的一生切实活出了他所教导的合乎圣经的敬虔。加尔文是“向自己死，向基督活的人，他愿意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路9:23），好让他能够服事神和托付给他的群羊（3.15.8）；他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罗12:3），但看别人比自己强（腓2:3）（2.2.11；2.2.25）；他为人处事完全彻底寻求神的喜悦（西1:10；3:23）；而从不为了取悦于人（3.14.7）；他的字典里没有个人的国度，他活着只为了上帝的国度（太6:33）（3:15.5; 4.20.26）；他追求在神的眼中看为忠心，不企求世人眼中的成功（启2:10）；他从不为自己得荣耀，但在凡事上都要让上帝得荣耀（林前10:31；西3:17）。”[12]加尔文伟大，因为“他对上帝的感悟之深刻和他对上帝引导的降服毫无保留，均无人企及。”[13]
遗憾的是，之后的历代教会，都有所谓加尔文的门徒，打着他的旗号，却与他的言行背道而驰，当今的中国教会也不例外。有些加尔文的崇拜者似乎总是对他们的教牧不满，要帮助他们“进步”；另有些认同加尔文神学的基督徒热衷于使其它教会的信徒皈依到自己所属的宗派；更有一些人，熟背预定论或加尔文主义五要点（“TULIP”），但却似乎忘记或偏离了福音的核心。“当TULIP教义被当作他唯一重要的教义，并将之与基督徒的温柔和敬虔相割裂时，人会倾向‘好斗’且自以为是。”[14]难怪传统中国家庭教会怀疑、反感并拒绝这些轻狂的“加尔文主义者”。
这一切都不是真正的加尔文主义。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也当是真正的基督徒，不狭隘偏执，不冷酷无情，而是因为活在神的恩典之中，出于对上帝、对灵魂的爱，满有怜悯的心肠，更加恢弘大度。透过《要义》和历史上真实的加尔文，我们看到，加尔文的灵命表现在：他的谦卑、对祷告和传福音的迫切、以基督为中心的心意、悔改受教的精神、感恩的心肠、顺服的意志、圣洁的生活和凡事荣耀上帝的目标。[15]中国基督徒不应只学习加尔文的神学，也当效法加尔文的生命，活出加尔文的神学所倡导的生命与敬虔的榜样，才能最有效地吸引人认识加尔文和他的倡导。
四、《要义》、圣经与神学
中国教会发展的最大瓶颈之一就是教会同工们神学造诣的薄弱。教会亟需神学普及化教育，而《要义》正是最好的神学教科书之一，因为它不仅是一部敬虔大全，也是一部神学大全。加尔文自己在最终版的引言中说道：“本书的目的是预备和教导神学生们研读上帝的话，以便他们容易理解它，正确传扬它。”[16]
尽管加尔文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但他从未宣称过他的任何神学观点是原创的。作为第二代的改教家，他的目标不是创新，而是保守与承传，系统、准确地整合属灵前辈们的观点。在他的心目中，或多或少，圣经神学中所有主要真理都已经被发掘了，他需要做的，就是将前人（从初代教父到改教先驱）的洞见系统化，并在此基础上发掘出它们的蕴涵。[17] 《要义》就是这样一部著作。
如果我们进一步问加尔文，《要义》的内容是什么？他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用圣经自己的观点对神学和敬虔的归纳总结。那圣经又是什么样的书呢？加尔文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巧妙比喻：圣经就像一幅眼镜，戴上它可以矫正我们因罪而导致的“视力扭曲”，让我们对上帝和他创造的世界有正确的认识。他坚信：如果我们允许圣经自己来说话，就会发现它的内涵是贯通一致的，而且为人的生命中所有可能遇到的问题提供一个审视的角度和解决原则。[18]请注意，加尔文并不认为圣经是人生的百科全书或操作手册，而这两点正是华人基督徒对待圣经时常犯的错误。加尔文透过《要义》为研读圣经奠定了一个根基，提供了一套解释和应用圣经的原则。他的神学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由于他对上帝的启示毫不妥协地忠诚，一切从圣经出发，再回到圣经。凡是不能反映圣经明显教导的，他一概拒绝；凡是上帝在启示中联合的，他绝不分开。所以，《要义》呈现的是掷地有声的以基督为中心的神学和信仰。在这一切的背后，是贯穿整本《要义》所有内容的一个重要原则，加尔文称之为“神的知识”。这一原则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将所有的圣经真理与教义和基督徒的信仰经历与实践统一起来，圣经不能只被视为一本阐述上帝是谁的神学书籍，而是上帝的自我启示，让我们认识他进而事奉他。[19]
加尔文对待圣经的态度和解释圣经的原则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他总是带着敬畏、谦卑、仔细、顺服和祷告的心，持守以基督为中心的原则，与古今众圣徒一同研读和明白圣经。他不是发明了一套新的解释圣经的传统，而是恢复并改善了单单以圣经为本、为权威，回溯到初代教父和教会历史的正统解经传统（姑且称为T1）。天主教的解经原则是把圣经和“使徒传承”的教导都当作神的话，前者是“文字”的，后者是“口传”的（T2）。[20]而重洗派则丢弃了所有的传统解经原则，直接诉诸圣灵对个人的光照，是个人主义式的解经，这种不要传统的思维也渐渐成了一个传统（T0）。[21]
今天的世代是加尔文所持守的圣经无误性与权威性被挑战的世代，所以也是解经原则混乱不堪的世代。这一时代精神与上述诸家传统相互作用，衍生出形形色色的后代，最具代表性的有：1）后现代主义与T0一拍即合，产生了当代一波又一波的灵恩运动；2）启蒙运动导致了理性至上主义和对“圣经无误”的反对，它们与T1、T2结合的变种产生了自由派神学；3）自称为加尔文的跟随者，但却不肯像他那样坚持全部圣经是神无误的话语，而且误用加尔文的“圣灵见证圣经论”，产生了新正统派；4）对现代主义和当今教会不耐烦，但热情拥抱后现代主义，并高喊归回初代教会，结果是新兴教会模式（Emerging Church）。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当今，上述形形色色的新花样引起中国教会的关注是必然的。事实上，这些观点和神学已经透过“宣教”和文字形式，在中国教会中产生了某些影响力。我们需要严肃思考的是：难道这些真比加尔文所代表的T1（新教传统）更可靠、更合乎圣经吗？在中国新一代基督徒知识分子当中，越来越多能够听到“超越宗教改革”、“连结大公传统”、“回到初代教会”的呼声。其实加尔文代表的传统才是真正的大公传统，真正的初代教会传承。中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既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遗风，又有后现代学者的特点，但更需要像加尔文一样，有属灵的洞察力和分辨力，毫不妥协地坚持圣经是神全备的话语。《要义》实在是我们中国基督徒不可或缺的属灵食物！
五、《要义》与神恩典的福音
更具体地说，加尔文的《要义》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完整的神学体系。他把圣经所启示的重要真理，按逻辑顺序编排，用当时代的人能够明白的方式，前后一致地表达出来。这些真理中包括：认识论、启示论、原罪论、基督论、圣灵论、基督徒的生活原则、预定论、教会论、圣礼论、政府论等。
《要义》是否有一个神学架构来统筹所有内容？对此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但因信称义的教义是“支撑宗教的枢纽”（3.11.1），也是改教时代神学的中心，所以加尔文不惜用长达八章的篇幅（3.11-18）来详细讨论因信称义的本质，并刻意把这些章节放在整本书最中央的部分。在它之前的内容，可以看作是因信称义的必须性的论证；在此之后的内容，可以理解为我们这些被称义的罪人的“属灵健康实施计划”。加尔文不仅是深邃的思想家，也是充满怜悯的敬虔牧者，在陈述这一切的教义时，他心里最殷切的盼望是每个人都能认识上帝的恩典，而且穷其一生来荣耀他，因为“一切关乎他的知识都唯独出于他启示的圣经，不是出于人自己的洞察与想象；救赎带来的所有祝福，包括与神相和，被称为义，得儿子的名分，重生，将来得荣耀，等等，都唯独来自基督，不是出于人的善行和功德，也不是由于教会具有祭司的中保功能；基督的恩赐唯独凭信心才可以得到，不是靠人的努力可以赚取的；上帝把得救的信心赐给我们，且保守它不至失落，是唯独出自他的恩典，为要让我们知道人在救赎中的贡献是零；所以这一切的荣耀也当唯独归于上帝，不可归给任何人。”[22]改教运动的核心诉求在《要义》里得到最充分和有力的表达。
谈到加尔文的神学，不可能不提到他关于神的主权的教义。他在《要义》里强调，人类全然败坏，从本质上是封闭的，既不肯也无能寻找上帝，而是要自寻出路，自力自救。要让人类得拯救，上帝就必须有所作为。他必须是有恩典的上帝。人类只能完全依靠上帝的救恩。但显然上帝恩典的作为并没有惠及所有人。他没有选择把救赎的恩惠赐予每一个人。他以自己的主权预备了救恩泽被雅各、以色列和彼得，但却没有以扫，埃及和卖主的犹大的份儿。加尔文坚持认为，在施恩典给人时上帝有他的主权，没有任何人可以指望这份恩典一定会临到他，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假设他有权利得到它。上帝的救赎计划不可能被阻挠和挫败，被上帝拣选的人，既不可能抗拒救恩，也不可能失去救恩。这就是所谓加尔文主义五要点（TULIP）的核心。
这一教义在历史上为加尔文招来许多反对者，在现今的世代也照样不受欢迎，因为它与主流文化思潮太脱节了。首先，传统的人生来就有罪的原罪论，与当代文化早就格格不入了。今天大多数西方人士都认为人的本质是善良的，且人对自己的拯救可以有所贡献，而贡献的方式就是行善，因为“上帝帮助那些自我帮助的人”。其次，当代的西方民主社会讲究的是性别平等、种族平等、机会平等；良善的上帝必须是公平的，应当给所有人相同的得救机会，这样的上帝才值得信。如果上帝决定拯救谁，不拯救谁，冒犯了人类“天赋的得救权”，那么这位不公平的独裁者就不值得相信。[23]中国文化中历来就有人性本善、行善积德、中庸之道和包容天下的思维，对于加尔文主义如此“极端”的教义，中国教会接受起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加尔文主义者“好斗”的刻板印象，更让许多华人教会对TULIP敬而远之。
是否接受预定论，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喜欢，或者我们所处的文化氛围是否认同。加尔文之所以坚持这一真理，因为圣经的确如此教导（3.21.2），不是他自己发明的。基督的福音在很多方面与文化观念相抵触，到底以神为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才是二者的本质区别。其实，TULIP让人更懂得珍视福音的恩典性，使人谦卑，知恩感恩，给人得救的确据，对未来充满向往，进而激发他完全依靠神，满有动力过圣洁的生活。[24]有迹象显示，中国教会对加尔文主义的接受程度仍在逆势成长中，这实在是神格外的恩典。
六、《要义》与加尔文的“好斗”
最终版《要义》还包括了加尔文与之不懈争战的一系列异端和错误，如：反对三位一体论、伯拉纠主义、灵光派、反律法主义、自救主义、僧侣制度，以及在称义观、教会权柄、圣礼观等方面的偏差。他认为，一个切慕上帝荣耀的人不可能对这些让上帝的荣耀受辱的教义袖手旁观，所以他为真道竭力争辩，对敌手毫不留情。加尔文有律师训练的背景和争强好胜的倾向，辩论之犀利让对手无力招架。16世纪通行的争辩方式允许他在攻击敌手观点的同时进而对其本人不假辞色。《要义》中加尔文使用了一些争辩性的文字，是他刻意的做法。既然圣经是要在理性和智慧都遭到扭曲的世界宣扬上帝的真理，那它必然会包含许多强烈的争辩性内容；既然加尔文是基督徒和传道者，那他必然也是一位真理的战士；既然改教运动是在教会已经沦为异教的处境下要来恢复合乎圣经的信仰，那它必然也是一场争战性的运动；而《要义》作为改教的宣言和辩护书，也必然是一本争战性的著作。用上帝的话语对抗人的错误和罪，是加尔文一生的执着，其程度之甚，令人钦佩。所以他在《要义》中辩论性的内容不是他正面教导可有可无的补充，虽然现代人读起来会觉得刺耳甚至反感。[25]对加尔文而言，有些不可妥协的真理是需要不惜生命去捍卫的，正如亚他拿修当年为三位一体教义所付出的一样。加尔文留给人以“好斗”的印象，概源于此。
但实际生活中的加尔文却是一位和平爱好者，他对争论感到烦恼和痛心。他也不是一位宗派主义者，而是对教会合一非常注重的牧者。[26]他最大的负担之一是愈合改教运动内部出现的裂痕。为此，他不顾身体病痛、路途险恶甚至性命之危，不知疲倦地穿梭在当时的改教家之间，在16世纪40年代中几乎跑遍了当时所有的改革重镇，与其他改教家共商合一之道，为要在无休止的争辩中寻求和解与和平。[27]从他对路德的圣餐论（同质说）和慈运理的圣餐论（纪念说）的修订可以看出，他不仅提出了更合乎圣经真理的第三种观点（属灵同在说），同时也竭力试图弥合他们二人的极端对立，而采取了较为中道的路线。路德本人在了解了加尔文的观点之后曾经意味深长地写道：“我也许从一开始就应当把（关于圣餐性质的争论）这件事交托给加尔文处理。如果我的反对者（慈运理）也如此的话，我们本当早就彼此和好了。”[28]路德宗与改革宗的分道扬镳非常令人遗憾，但若把它归咎于加尔文，就是对教会历史的不尊重，对加尔文的不公平了。在对待改教运动中的极端重洗派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加尔文竭力保守改教运动合一的良苦用心。当时几乎所有的正统改教家都视重洗派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更别说与之来往。与第一代改教家不同的是，加尔文虽然也写了许多文字强烈批判重洗派的错误，[29]但他愿意主动接触激进的重洗派成员，给他们耐心讲解圣经，当面指出他们的错误。这一做法挽回了一些人，其中包括一位重洗派的牧师，他的遗孀依蒂丽（Idelette）后来成为加尔文钟爱的妻子。[30]
为真道竭力争辩的加尔文也是为教会合一呕心沥血的加尔文。他给我们挂心中国教会合一前景的弟兄姐妹树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
七、《要义》、教会、合一与加尔文主义
《要义》所表达的教会论也非常、非常值得中国教会深刻反省。教会到底是什么？根据圣经，教会是普世信徒所组成的合一的团契，她的元首是基督（4.2.6）；教会是圣洁的，因为教会分别为圣归给神（虽然教会也会犯严重的罪）（4.1.17）；教会是大公的，因为教会包括世界各地所有的基督徒（4.1.2）；教会建立于使徒的根基之上，因为她竭力保存纯洁无瑕的使徒教训（4.3.6）。至于天主教的教皇、神职制度和圣经以外的教义，不但是非本质性的，而且事实上是对真理的扭曲；这些多余的教义是她的羞辱，绝非她的荣耀。惟有透过圣经说话的神才是无误的，而非教会或任何神职人员。任何教会内信徒所实行的教训，以及教会所颁布的教导，都必须被“明白记载下来神的话语”来检验和校正（4.2.7-12）。
在加尔文看来，教会最核心的标志只有两个：宣讲上帝的道，正确实施圣礼（4.1.9）；而教会的纲纪（4.12.1）保证这两个标志得到贯彻，如前所述，是属灵之事，不可或缺。在这三点上的任何一点出了问题，教会就会软弱。加尔文非常关心基督“有形的身体”的健康，他在《要义》中花了很长的篇幅论述教会的治理。今天许多地区的华人教会，有轻视神学，不重圣礼，罔顾体制的倾向，这些都千万要不得。加尔文提醒我们，应当同时注重教会的短期建立与长远的建造。[31]
教会合一是所有关心神国度之拓展的人必然思考的题目。从理论上讲，加尔文对教会所下的定义相当宽泛，增加了教会合一的可能性。当今教会中流行着一个非常危险又误导人的口号：“教义导致分裂，经历产生合一”。当有些人看到当今基督教宗派林立，四分五裂，对教义存在许许多多的分歧时，就想当然地把教会不合一的原因归咎于教义：“都是教义惹的祸”，并给出解决的办法：“舍弃教义，经历真神。”但我们真的能丢弃教义吗？一个不在乎教义的教会，还能称之为教会吗？如果它不在乎教义，那么它必然也不在乎福音信息，因为福音本身就是一个教义，它描述并教导我们：为了达成拯救人类的目的，上帝到底做了些什么。教会要合一，在关乎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一核心教义上必须合一；而且只有这个教义才能把教会在基督的爱里联结在一起。如果我们有限的属灵经历成为我们盲信的对象，有可能导致对福音信息的妥协，从而加尔文定义的教会的第一个标志“上帝的话语被正确传讲”——这是教会的命脉——就会荡然无存。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上的口号也许应当反过来才对：“教义导致合一，经历产生分裂。”当然更平衡的说法是：真正合乎圣经的教义和经历都促进教会的合一，错误的教义和经历引发教会分裂。[32]仅举一例以说明。
灵恩派助长了当今教会的不合一，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灵恩派教会高举个人的属灵经历和追求神迹奇事的心态背后，是对教义和传统的懈怠，对上帝启示的完备性的妥协，对受制于上帝在圣经里已经明确记载的话语不服，对平淡无奇而又真实活泼的，天天舍己背十字架的信仰经历的轻视。如果灵恩派弟兄姐妹愿意对教义更认真一点，《要义》中关于圣灵的工作的教导必定会大有帮助，因为加尔文被誉为最懂圣灵的神学家，圣灵论是加尔文最重要的神学贡献之一，也是贯穿《要义》的核心教义之一。加尔文认为，救恩是圣父早在创世之前就已设计预定的，经过圣子道成肉身，十架受死，复活升天，赐下圣灵这一系列救赎性、历史性的作为，在客观上已经成就了；圣灵最核心的工作是使我们与基督联合，把这已经成就的救恩实施、应用到我们身上，成为我们主观的实际（3.1.1）。[33]换言之，我们得救是圣灵的直接的工作，此看法迥异于天主教所言是教会的功劳。该教义对今天教会的重要性在于：它澄清了圣灵工作的本质。圣灵见证圣经的完备、无误和权威（1.7.4），让我们不仅得到救恩，而且透过他赐的话语操练我们的属灵品格，造就我们成为圣洁（3.3.5）。如果灵恩派和非灵恩派教会都对此认真反思，放下成见，谦卑学习加尔文的圣灵论，就可以增加彼此的了解与合一。
上世纪著名神学家华腓德（Warfield）认为，每一位真正的基督徒，无论他的神学系统是什么，在祷告的时候都是加尔文主义者，因为在此时此刻反映出他单单仰赖上帝的恩典的态度：“所有真正的基督徒在他们的膝盖上都是加尔文主义者；但使得其中一部分成为彻头彻尾的加尔文主义者的是：他们定意在凡事上都要让自己的心思意念和外在的身体保持在他们的膝盖上，而且只用这一个态度来思考、感觉和行事。”因此，他对加尔文主义的著名的评价是：“加尔文主义是最纯粹的宗教。”[34]加尔文主义肯定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无疑是最自觉要使自己最符合全部圣经而又最努力要达成一贯的。今天中国教会中的神学探讨需要这一精神，灵命成长需要这一精神，教会合一也同样需要这一精神！
八、《要义》与中国教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学，每间教会都有自己的教会论，虽然有些人或教会尚未意识到这一点，因为神学是信仰生活实践的基础与指南，生活是神学的落实与体现，对个人如此，对教会亦然。加尔文深谙此道，所以才强调敬虔的根基是对上帝的认识。他的神学中没有哪条教义对教会生活没有指导意义。而且，加尔文的神学体系是一个生命有机体，每一个教义都与其它教义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联，任何个体都不可能取代整体，不可以偏概全。从这个原则来审视和理解每个教义，才不至产生偏差。当今西方教会中似乎出现了“加尔文主义”的一个小复兴，被冠以“新加尔文主义”。但在这一复兴运动中，许多加尔文的崇拜者们不了解这个重要的原则，加尔文的教会论所论及的圣礼、崇拜、教会体制等内容，没有受到当有的重视。他们所接受的“加尔文主义”不可避免地是有点变味的。中国教会在学习加尔文和《要义》时当自勉，避免重蹈我们华人所擅长的“拿来主义”覆辙，即对我们眼前有用、有利的才肯拿、肯学，但却不肯放下自己原有的“本”。
结束这篇长文的时候，让我们再次思想当前中国教会所面对的挑战：那些几十年前在各种运动中屡次被迫成为“运动员”，为主受尽苦楚，视吃苦为“进补”的老一代传道人，随着他们一个个被主接回天家，他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新一代传道人有能力承传吗？后现代主义与世俗化倾向正快速蔓延，大有席卷全球的态势，中国的教会如何增强免疫力？那曾经受住了极大逼迫之“火”的试炼的中国教会，能否在中国经济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巨人的新环境中经受住金钱之“水”的试探？从前一无所有的中国教会，在整个社会进入小康之后，将不可避免有自立、自养、自传的条件，神在物质方面的祝福，否能带来真正、持久的属灵成长？新一代中国教会领袖应当有知识，能明白圣经真理，更应有为主舍己的生命，认定以神的话语为唯一的根基和权柄，传讲纯正的福音，帮助会众活出真正的敬虔，促进众教会合一，带领中国教会在新时代中稳步发展。这样一批人在哪里？
加尔文的《要义》是一部伟大的属灵和神学著作，因为它源于并忠于圣经，所以“象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总不枯干”（诗1:3，新译本），象圣经一样有超越历史和文化的能力。在经过数百年之后，仍然直接向我们的心说话，向今天的教会发声。《要义》所发出的是先知性的信息，是振聋发聩的真理之声。它如同黑暗中的大光，又如同旷野中先知的呐喊，为彷徨中的教会指点迷津——不仅为加尔文的时代，也为后来的时代，包括我们现今的时代。中国教会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答案当然最终在上帝亲自向我们所说的话语里，但也已经被加尔文极为清晰、简要地在写在了《要义》里。
中国教会翘首以盼的《要义》简体版全译本诞生了。赶快“拿起来读”吧！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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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钱曜诚等译，孙毅、游冠辉修订，北京：三联书店，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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