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约圣经的正典性

文/蒋虹嘉    译/简思茗

 

“正典”(canon）意指一种度量标尺，而在宗教的语境下，“正典”指的则是一种信仰准则。有关新约正典的问题对基督教神学家来说并不是新事物。然而，过去几十年中，在这一话题上涌现出了许多由所谓的圣经学者撰写的、供非专业人士阅读的著作。[1]这些著作借着挑战新约圣经的权威性，来试图影响普通基督徒的认信。这些圣经学者们所主张的观点之一便是：新约正典是直到四世纪才出现的。[2]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只是出现的时间，而是对正典的定义，以及用什么样的框架来鉴定正典。

 

在本文中，笔者首先将陈述这种“四世纪出现说”的观点，包括该观点对正典的定义、主要论据、结论以及影响。随后，笔者将讨论改革宗信仰的立场，即：新约正典在一世纪，当二十七本经卷作为神所默示的话语被赐给教会之时，就已经存在了。笔者会基于对正典的定义，从“启示”的角度和救赎历史的框架加以论证。

 

对“四世纪出现说”的看法

 

首先，我们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正典是如何被定义的。A.C.桑德伯格（A. C. Sundberg）是持这种“四世纪出现说”的主要学者之一，按照他的说法，正典是指含有二十七经卷的最终固定列单。[3]换言之，只有等到“确定正典经卷不容更改的列单”这一过程最终完成，正典才产生出来。虽然这些经卷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也要等到教会就正典经卷的最终列单达成共识，这些经卷才能被算为属于正典。

 

支持这一观点的主要论据至少有三个。第一个论据是：正典性并不是指某卷书的内在本质，而是解经的人对该卷书所赋予的特别“地位”。[4]从这一意义来说，所有经卷最初都是“平起平坐”的，没有一卷书是作为圣经的一部分来被撰写的。[5]第二个论据是：在公元一到四世纪，教会面临着独特的宗教、社会文化、政治环境。教会与诸如马吉安派（Marcion）、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孟他努主义（Montanism）等异端邪说争战；[6]要向社会表述教会的身份；[7]为要在诸多的基督教派别中“稳操胜券”，教会发展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8]教会还要应付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基督徒受迫害、书籍被焚烧这样的状况。[9]在这种局面下，教会需要建立一个正典来满足上述的多重功能。第三个论据是：由于正典的确定是一个彻底由人来完成的过程，那么教会所扮演的角色就必须是决定性的。[10]在建立正典的过程中，正是教会在对这些经卷进行筛选。

 

要讨论这些论据，一种比较有意义的做法，便是追溯一下教会历史，来明确教会在“确定正典”这件事上，完全达成共识所涉及的具体事件及时间。事实上，直到十六世纪的天特会议（the Council of Trent），这种正式的教会行动才出现。[11]然而，到二世纪末，四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的十三封书信（希伯来书除外），以及彼得前书和约翰一书已被广泛接受为正典经卷；[12]对其他经卷的争论又持续了两个世纪。初代教会用于评估正典的标准（并非每条都是平等的）包括[13]：1）使徒性——该经卷是由某位使徒撰写的；2）正统性——该经卷符合信仰准则；3）远古性——该经卷是在使徒时期撰写的；4）使用程度——该经卷被东西方教会普遍使用。到四世纪末，通过教会的种种裁决，形成了二十七卷正典经卷的最终列单。由此，现代的学者们便得出结论：新约正典是在四世纪出现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观点有几点重要涵意。首先，如果新约正典纯粹是人为过程的产物，那么其权威性就仅仅来自于人的裁决，而非来自于神，这意味着否定了新约经卷的神圣权柄（divine authority）。基督徒顺服正典作为其信仰和生活的准则，这必须以圣经的神圣起源（divine origin）为基础。如果这个基础被除去，正典也就变得像人写的书一样，无权宣称对基督徒信仰和生活有着绝对的权柄。

 

其次，如果正典是教会造出来的，就意味着教会不仅握有高于正典的权柄，而且这种权柄还是绝对无误的。但哪里能找到“教会无误”的依据呢？教会是容易犯错误的，就像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那样。因此，如果正典要依赖于教会，我们便有充足的理由怀疑正典的无误性。

 

再次，与上述担忧相关的是，这一观点还会产生出另一个问题：我们拥有的正典是“留有余地”（仍未完全），还是“不容更改”（已经完整）？如果现在又发现了某一古卷，其内容相似于或者符合逻辑地延展了正典里的那些经卷，这又当如何处理呢？另外，如果有证据表明这一经卷符合正典性的四大标准（使徒性、正统性、远古性、普遍使用），那么教会是不是应当聚集起来对该经卷评估一番，将其也列入正典，从而使正典更为完整？

 

总而言之，正典“四世纪出现说”的观点呈现了几个根本性的缺陷：1）通过将正典的概念局限在确定正典的最终阶段，将正典与圣经分割开来；2）通过将这些正典经卷视为不过是属人的产物，将神圣起源与人类中介（human agency）混淆起来；3）未能将正典的客观存在与教会对正典的主观接受区分开来。

 

改革宗信仰的立场

 

对比上述观点，改革宗信仰认为，新约正典出现于这些正典经卷成书的公元一世纪。这是根据正典的本体论定义（the ontological definition of canon）[14]，是基于这些经卷最初被上帝所默示出来，而不是基于这些经卷最终如何被教会接受或使用；是基于这些经卷本身是什么性质的书，而不是基于它们的功能。这一本体论确定方式与《威斯敏斯特信条》是一致的：强调神的默示（divine inspiration）是圣经正典自身特有的特征（1.3），圣经正典之所以是权威，乃是因为神是其作者（1.4）。这些经卷的正典性存在于这些经卷的自身当中——这是一种内在的特性。

 

首先，我们要思考一下神圣起源。正如圣经所宣称的那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即：由圣灵“所呼出的（breathing out）”（参提后3:16）。在人类作者“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后1:21）这件事上，圣经既谈到了神圣起源也谈到了人类媒介（human instrumentality）。当中的主动权和所产生的果效都是来自圣灵，而非来自人类中介（human agent）。圣经是属神的产物，而非人的产物，也不是神与人的混合产物。圣经是“神活泼的声音，全方位地直接言说于读者。”[15]

 

其次，因着圣经的神圣起源，我们应当在圣经的客观权威与教会或个人的主观接受之间做出区分。加尔文提到，圣经是自证为真，不受制于人的证明或推理。[16]除了圣灵在人心中作见证，无人能够彻底被说服，从而承认圣经的无误性和属神权柄。[17]从历史的角度看，教会不过是认识到了圣经已然存在的权威性。这种认知过程本身就见证了圣经“自证为真”这一特征。考虑到这二十七经卷在人类作者、撰写年代及地点上是有差异的，我们有理由预期，在某经卷的成书及其被教会所接受之间，存在着时间上的耽延。这甚至会导致出现一些对于个别经卷的分歧和争议。克鲁格（Michael Kruger）却提醒我们：“尽管有这些分歧，我们依然可以确信，教会就这二十七经卷所达成的最终共识，可靠地表明了这些经卷的正典性。”[18]

 

再次，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圣经的作者是神，神向我们启示了祂对人类救赎的整个图景，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正典是已经完整、“不容更改的”（closed cannon）。正如克鲁格所指出的：“从根本上讲，正典根源于救赎史。”[19]从救赎历史的角度看，新约并不是独自存在的，而是与旧约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体。神在旧约里救赎行动的模式——先是救赎事件、紧接着是话语解释（例如：出埃及记）——必然预示着会有新的话语启示从神而来，用以解释神在基督里的最终救赎之工。此外，旧约是伴随着旧的圣约（the old covenant）所写成的文本，与古代近东宗主权条约的写作结构一致。随着末世的到来，初代基督徒相信自己已从神那里领受了新的圣约（the new covenant），因此，他们期盼这个新的圣约也能有书写文本。随着上帝的救赎在作为新圣约之中保的基督身上完成，客观启示也结束了，新约也由此完成了。我们便拥有了已经完整、“不容更改”的正典。

 

最后，联系到救赎历史，简述一下作为新圣约启示中介的使徒们所起到的四个重要作用[20]：

1）他们是基督有权柄的代表（约13:20；林前14:37-38）；

2）他们是教会的根基（太16:18——彼得的宣告；弗2:20）；

3）他们最为重要的任务，便是为基督的位格及一次性完成的救赎之工作见证（约15:26-27；徒1:8）；

4）他们有意要为教会存留使徒见证，在使徒离世之后，这些见证由新约正典所证实。

 

伽芬（Gaffin）在描述使徒性与正典性时这样说道：“由此，使徒见证不仅仅是个人的证言，而是一种有着绝对无误的权柄，且具有法律约束的作证……这种见证体现了正典性原则，为新的正典提供了矩阵（matrix），而新的正典是与旧约中恩约启示所并列的一个新启示体系。”[21]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持守的立场是：在公元一世纪、当这二十七卷正典经卷作为圣灵“所默示的”话语被撰写下来的时候，新约正典便产生了。正典的绝对权威性在于其神圣起源。正典是自证为真的。教会认可正典的历史过程，仅仅是在为这二十七经卷的正典性作见证，而不是在证明或决定这些经卷的正典性。神的救赎之工已经藉着基督圆满成就，新约的启示也由此完成了，正典就已成为不容更改的，即正典已经完成。

 

 

 

作者简介：

蒋虹嘉，毕业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之前也参与基督教书籍的翻译事工。

 

[1] M. J. Kruger, “Deconstructing Canon: Recent Challenges to the Origins and Authority of the New Testament Writings,” in Did God Really Say? ed. D.B. Garner (New Jersey: P&R Publishing, 2012).

[2] M. J. Kruger, Canon Revisited: Establishing the Origins and Authority of the New Testament Books. (Wheaton: Crossway, 2012).

[3] A. C. Sundberg, “Towards a Revised History of the New Testament Canon.” SE 4 (1968): 452-61.

[4] H. Lundhaug, “Canon and Interpretation: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in Canon and Canonicity: The Formation and Use of Scripture, ed. Thomasson (Copenhagen: Museum Tusculanum Press, 2010).

[5] L. M. McDonald, The Biblical Canon: Its Origin, Transmission, and Authority (Peabody, MA: Hendrickson, 2007).

[6] Von Harnack, A Hisotry of Dogma, vol. II (New York: Dover, 1961).

[7] P. Ricoeur, “The ‘Scared’ Text and the Community,” in The Critical Study of Sacred Texts, ed. W. D. O’Flaherty (Berkeley: Graduate Theological Union, 1979).

[8] M. Weber,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Boston: Beacon, 1993); W. Bauer, Orthodoxy and Heresy in Earliest Christianity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1).

[9] L. M. McDonald, “Canon” in Dictionary of the Later New Testament and its Developments, ed. P. M. Ralph and P. H. Davids (Downers Grove: IVP, 1997).

[10] H. Y. Gamble, The New Testament Canon: Its Making and Meaning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5).

[11] H. Y. Gamble, “Christianity: Scripture and Canon” in The Holy Book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 F. M. Denny and R. L. Taylor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5).

[12] R. B. Gaffin Jr., “The New Testament as Canon” in Inerrancy and Hermeneutic: A Tradition, a Challenge, a Debate, ed. H. M. Conn (Grand Rapids: Baker, 1988).

[13] McDonald, “Canon” in Dictionary of the Later New Testament and its Developments.

[14] Kruger, Canon Revisited.

[15] B. B. Warfield, “The Biblical Idea of Inspiration” in The Inspiration and Authority of the Bible (Phillipsburg, NJ: P&R, 1948), 148.

[16]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钱曜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0），1:7。

[17]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1:7；《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1:5。

[18] Kruger, Canon Revisited, 200.

[19] Kruger, “Deconstructing Canon,” 57.

[20] Gaffin, “The New Testament as Canon”.

[21] Gaffin, “The New Testament as Canon,” 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