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徒的讲道

文/钟马田   译/梁素雅、王国显      校/杨征宇

 

如果大家还搞不清楚现今这个世代基督教会所面对的当前急务，那就请让我引述近代一位教会历史学者查尔斯·史密斯博士（Dr. Charles Smyth）最近在对《宗教改革、信从国教与不从国教》（Reformation, Conformity and Dissent）的书评中的一段话。他说：“17世纪的清教徒被迫要面对的问题，今天我们不幸也要面对。”他说的一点都不错。因此我们该庆幸今天大家能这样聚在一起探讨这些问题。

 

圣公会和清教徒两者思想的差异并不限于表面。这两派之间的歧见，并非只见于一些无关重要的细节，而是与最基本的问题有关。我不止一次提及约翰·纽博士（Dr. John F. H. New）所写的《圣公会和清教徒》（Anglican and Puritan: the Basis of Their Opposition, 1558-1640）这本书。其中所说的虽有不足之处，但也指出了圣公会和清教徒之间的分歧并不是零星的表面上的分歧，而是根本的看法差异。

 

之前我们已经谈到过权柄这个问题，谈过彼此对教会的观念、功能、治理、聚会房子的形式及大小、礼仪的采用等各方面的主张，这一切的探讨，可说都是为讲道这个问题做好准备。在约翰·纽的书里面，只用了两页的篇幅谈到讲道，实在可惜。这本书实在很不错，但他只用了这么少的篇幅谈这个重要的题目，几乎叫人难以相信。我要指出在目前这世代，这是个极其重要的题目，这个世代专爱问难，尤其怀疑讲道的价值和目的以及它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人蔑视讲道的价值，而偏爱各种形式的唱诗，还要加上不同的乐器伴奏；还有人回头去采用戏剧化朗诵圣经的方式，或索性以戏剧方式去表达圣经，也有人退回去以舞蹈和各种不同方式来崇拜。这一切都影响了讲道的地位和价值，把它贬低了。

 

清教徒看重讲道的重要性

 

大家知道，甚至在清教徒的主张出现以前，宗教改革就已把一切繁文缛节一扫而光了。中世纪那种所谓的“神秘剧”和在教会内一切戏剧性的表演，早已被扫除净尽。而现在一些自称为相当属灵的人，却在开倒车，恢复采用这一类使福音和真理受蒙蔽的方式，真是可悲！如果用模拟表演或戏剧的方式来表达圣经的话，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叫人领会不到圣经话语里的真理。但讲道的功用是把经文里面的真理带出来，下面我就要指出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讲道的重要性，不但因为上述原因，更因为有人主张让更多信徒参与在聚会中的话语职事。工业管理所要求的制度也开始在基督教会范围内出现了。

 

我同意教会内所有肢体都有自己不同的恩赐，应该有机会来让这些恩赐显明出来，但我肯定，不是每个信徒都有讲解圣经的恩赐，也不是每个信徒都蒙召讲道。讲道的恩赐是特殊的，我们必须纠正观念，不能以某种讨论或交通方式，来完全取代一个或两三个蒙召的人站出来讲道的方式。

 

我们所取法的是清教徒式的讲道。他们认为讲道是以属灵的教导为依归，不是随从人的口味，而是说明一个人属灵的领会和对福音的看法。这一点我可以用历史，甚至从宗教改革前的历史来说明。在宗教改革前，在罗马天主教会内，也有一些圣灵的工作。其中有在德国的陶勒（John Tauler），他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讲道大有能力，很受欢迎，众人一窝蜂去听他讲道。在英国有14世纪的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以及追随他的罗拉德派（Lollards）。威克里夫是个满有能力的讲道者，随从他的罗拉德派信徒周游全国传道，甚至在露天空地上讲道。如果你视威克里夫是宗教改革的“晨星”，那你便可以领会，他专心致力于讲道是得着圣灵的结果，这往往是改革与复兴时期的主要特色。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就更无需多论了。马丁·路德、加尔文都是那个时代伟大杰出的讲道者。还有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一提起他，你一定会联想起他出色的讲道。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在听他讲道的时候会全身发抖。她从他的讲道所感受的畏惧，远胜于由英格兰来捉捕她下狱的兵丁的恐吓。瑞士的慈运理也是一样。这些属灵的伟人都是卓越的讲道者。在英国还有休·拉蒂默（Hugh Latimer），他在圣保罗大教堂的讲道，吸引了不少听众，他的表现更接近清教徒的讲道者，虽然认真说来，他本人并不是个清教徒。

 

我的用意是要指出，我们对讲道的判断是以属灵的领受为标准。清教徒们，还有所有看重讲道的信徒，都宣称主传讲真理的方式就是讲道。我们的主是一位讲道者，祂的先锋施洗约翰也是传道者。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发现同样的情形：在五旬节那天彼得站起来讲道，以后他就一直专心传道。使徒保罗首先是位讲道者，在雅典他向当地人民宣讲真理。这就是清教徒对讲道的基本主张。

 

圣公会的不同主张及清教徒的应对

 

我接着要指出，对于讲道，圣公会和清教徒各持异见。首先看看圣公会的主张，他们的《公祷书》，没有规定在早祷和晚祷时要有讲道。这一点很重要，充分表明了他们的主张。《公祷书》的作用在于调整规划各样仪文，而里面并没有明文规定在早祷和晚祷时要有讲道，那意义就很明显了。第二点，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和主教们都极力反对所谓“先知讲道”，结果在1576年勒令禁止，这正是圣公会的作风。英女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元首，她的话具有无上的权威，因此有权透过主教们明令制止“先知讲道”。同样，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这位圣公会思想和精神的代表，反对清教徒方式的讲道，只准许信徒在家中和在教会聚会时读经文，也可以读事先已按专题写好的劝勉文，可是无论在性格上或理智上，他都反对讲道。到了17世纪，威廉·劳德（William Laud）大主教，以后还有一位颇受人欢迎的罗伯特·索思（Robert South）牧师，经常拿清教徒们的讲道开玩笑，嘲讽他们。换句话说，圣公会整个心态就是反对清教徒式的讲道。

 

现在来看看清教徒的主张，对他们来说，讲道在聚会里是占中心地位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埃德蒙·格林德尔（Edmund Grindal）大主教——一位值得注意的非凡人物——就十分相信讲道的必要，在血腥玛丽女王时代的大逼迫中，他曾走遍欧洲大陆，他说：“在讲道的时候，从警戒、责备、劝勉所表现的热诚，要比念劝勉文更能感动听道的人。”我同意有些人所说的，他不过是有几分清教徒的气质。他本来是彻头彻尾的清教徒，可是后来慢慢放弃清教徒的主张。但是后来在他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以后，他呈文向伊丽莎白女王明确表示，他不反对先知讲道。他说：“论到讲道，圣经明说要传讲福音，要差派更多工人去收主的庄稼。这是传扬救恩的普通途径，听道的人也因而得着教导，明白如何顺服上帝，如何听从官长。读劝勉文虽然也有好处，但比不上讲道，因为讲道的人能按时间、地区及听众的需要，更有功效地传讲真理。劝勉文的用途，只是补救缺少传道人不足之处。依照爱德华六世的法令，如果有讲道的话，就用不着劝勉文。因此企望女王陛下不要反对这么有功用且是上帝所指定的方式。”接着他还指出，女王不应该干预教会的事务，因为她并没有那样的资格。因着这篇陈词率直的呈文，他被降级，不得行使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职权。这篇可敬可佩的文章，特别是因为出自格林德尔的手笔，显得更加重要。

 

清教徒托马斯·卡特赖特（Thomas Cartwright）——英格兰长老会派的真正创立人——说：“上帝的话，只有在借着安慰和劝诫直接摸到听道的人的心灵和良知的时候，才产生活泼的功效。”他还说了下面的话来说明他的意思：“就如火被拨动的时候会发生更多热力，上帝的话语借着讲道被吹动，在听道的人心中激起的火花，比仅仅读出上帝的话更炽烈。”我认为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叫人印象深刻。这句话也凑巧说出了讲道的目的。讲道主要的功用，不在传授知识，而要像卡特赖特所说的，将这些知识加上热、加上生命、加上能力，打入听道的人的心中。站在讲台的传道人，并不仅仅在传授知识给听众，而是要借此激励鼓舞他们，叫他们的生命活泼起来，享受圣灵的荣光。

 

在17世纪初期首先著书论清教精神的威廉·布拉德肖（William Bradshaw），就曾说过下面的话：“清教徒们认为教会牧者最首要的职责，就是借着讲解上帝的话语，把福音严正地向会众公告，并借着劝勉和责备，把福音真理应用出来。”到了1640年代，威斯敏斯特大会所编印的礼拜条文录中，就有这样的说明：“讲解上帝的话语，就是传递上帝使人得救的大能，这也正是福音事奉中最重要、最美善的工作。作工的人应以此为荣，因为这样做，能救自己，又能救听道的人。”

 

这样看来，圣公会成员和清教徒对讲道的重要性的看法显然有相当大的距离。

 

清教徒如何对待讲道及其原因

 

现在看看清教徒如何实践他们与众不同的看法，这一点很有意思。在谈到教会的定义和教会的本质的时候，你往往发现清教徒会提出两个要点，以后他们会改为三个。但不管怎样，第一要点总是讲道，就是认真传讲上帝的话，接下来的要点是圣礼的遵行，第三是属灵的操练。在所列出的这些要点中，讲道往往放在首位，比圣礼的遵行还优先。

 

其次我要谈谈先知讲道。前面我已提及过先知讲道。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从1563年起遭受禁止，至1576年为止，清教徒都颇为重视先知讲道。先知讲道的程序相当特别：有时几个传道人和其他人聚在一起，有时只有传道人在场；又有时聚会是公开的，别人可以旁听。在场的传道人轮流讲解同一段经文，年轻的先开始，各人依序讲解，一次聚会中可能有四五个人发言。形式好像先知学校，让人有机会受训练学讲道。在罗马天主教的影响下，没有人重视讲道，因此很少有讲道的传道人。人所重视的是圣职、圣礼及其他活动，例如宗教戏剧等，结果能讲道的人不多。刚才我已提及：格林德尔提醒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劝勉文的用途只限于没有人讲道的时候让会众听读，只是一种暂代品。清教徒们晓得教会需要传道人讲道，而训练人讲道的方法，就是让一些人在聚会中一同讲解同一段经文，然后大家讨论并提问题。当时他们就是采用了这个方法，而这方法也很管用，但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反对。她无疑对这事有点疑惧，而附从她的主教们既为了讨好她，也为了保持秩序和维护自身地位，同时也感到疑惧，因此至终在1576年同意禁止先知讲道。清教徒们引进这种先知讲道方式，是他们重视讲道的明证。

 

先知讲道的方式遭受禁止以后，他们又引进另一种应变的方式，这方式广受欢迎，就是所谓“讲座”，由有属灵亮光的传道人负责。教区内通常有牧师和一位或多位副牧师，但负责讲座的传道人并没有教会行政职责，他只负责讲解圣经和传道。这些讲者往往不是由教区支持，而是由一些富有的弟兄或地方议会支持。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执政期间，有些贵族大力支持这样的方式。当时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莱斯特伯爵就是其中之一，他甚至多次运用权力和他的影响力，保护这些清教徒。当时许多市镇都有这一类“讲师”在教会内讲解圣经。沃尔特·特拉弗斯（Walter Travers）是圣殿教会的“讲师”，但该教会的主任牧师却是胡克。清教徒就是用这个方法来维持福音真道的传讲。

 

还有一个证明清教徒强调讲道的现象是，在他们的会堂里，他们将讲坛放在前台中央，这样聚会的人所注意到的就不是圣坛，而是讲坛，上面放着打开的圣经。很可惜，现在有些非英国国教的教会，并没有把圣经放在讲坛上，有时候还把讲坛放在角落！我总觉得这样的摆放有些特殊的意味。清教徒可是把讲坛放在中央，而且上面放着圣经。

 

还有，这些清教徒传道人讲道次数甚多，有人一个星期内每天都讲道，而且主日讲道还不止一次。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往往忘了加尔文首先是个讲道者。有时他天天讲道，并在主日讲道两次。清教徒就是这样把着重讲道的传统持续下来。这些讲道不但是经常性的，而且是系统性的。听道的人长途跋涉赶来听道。这种强调而且爱慕听道的表现，实在是清教徒的特色。还有，这些讲章往往集印成册，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清教徒的神学教导，大部分就是靠这些编印的讲章留存下来的。我要再说一遍：属灵教导的最佳方式，岂不是应该借着讲道讲解上帝的话吗？如果是依据上帝的话语来讲道，就能维持平衡，不会有偏差，而且能提醒信徒实践这些教训。

 

清教徒为什么会如此看重讲道呢？原因有几个。第一，正确的讲道是讲解上帝的话，不是在阐述该教会的信条或教导，这是很重要的特色。罗马天主教的人，如果有讲道的话，就只是讲解他们的教会信条，清教徒绝不会这样做。对他们来说，讲道就是讲解上帝的话语，没有别的掺杂。他们甚至认为在忠心讲解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事实上是上帝自己在说话，因为所讲解的是上帝自己的话语，而不是人的话语，因此他们认为讲道是首要的，我们实在必须好好思想这一点。如果有人问我：一般宗教和基督教之间主要的区别是什么？我会说：宗教往往强调人如何敬拜神、如何讨祂喜悦。世上所有其他的宗教大抵都是这样，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不管他们崇拜的仪式礼节如何，着眼点都是人的努力，献上他所能的，一般宗教都是这样。可是基督教不是这样，基督徒在上帝面前聆听，因为上帝在说话！一般宗教是教导人去寻求上帝，而基督教告诉我们，是上帝在寻找人，将自己向人显明，吸引人到祂那里。我相信清教徒着重在讲道的时候要专讲解圣经的原因，也是在此。

 

清教徒强调讲道远比一切圣礼或仪式重要，他们认为听道也是一种敬拜，就像守圣餐一样，应该在聚会中占较重要的地位。他们认为圣礼不过是印证所讲解的圣经真理，因此是附属于所讲解的，这一点理解相当重要，这是他们对圣礼的看法。我们别忘了他们其中有些人十分看重主的晚餐，尤以加尔文为甚，他不同意慈运理的看法，后者认为圣餐只不过是个纪念性的聚会。加尔文相信在纪念主的晚餐中，主的灵实在同在，不过他也认为“守圣餐的时候，如果没有讲道，就没有意义”。换句话说，清教徒认为圣礼只是印证上帝的话语，并不能把上帝的心意传送。讲道是传讲上帝的话语，圣礼就加上印，向我们证实所听的道，因此讲道的重要性是超过圣礼的。

 

同样，讲道也比规定的崇拜仪式更重要，因为讲道可以教导信徒如何为自己祈求。清教徒认为教会的众肢体是“有君尊的祭司”。假如崇拜仪式太长的话，就没有时间讲道，信徒就得不着造就，也不晓得如何为自己祈求，但是他们应该是可以自己祈求的，因为圣经的教导指明所有的信徒合起来就是普遍的祭司，凡是教会内的肢体，都是这“有君尊的祭司”的一分子，都应该有祷告的职事，因此他们都必须接受教导，懂得如何祈求。而讲道、解经与教导都应该有充分的时间，比任何仪式都更重要。

 

此外，清教徒认为讲道是圣经鼓励人追求圣洁所用的方法，因此他们特别注重讲道。他们看见被胡克等人接纳为基督徒的人的那些可耻行为，就感到震惊，因为这些人主张教会和国家分享同一的界限。照圣公会的主张，所有教区内的人，不但是国家的公民，而且是教会的肢体，可是这些人有不少是过着罪恶的生活。对清教徒来说，这有违新约圣经的教导，因为上帝的话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而且教会是“圣洁的国度”。激励信徒追求圣洁的方法，不是叫他们去相信守圣礼的祝福，也不是叫他们向神甫告解，而是用上帝的话语教导他们，并把这些教导深印在他们心中。柯林森（Patrick Collinson）在他那本谈论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清教徒思想的著作中，就曾引述这样的话：“讲道是最主要的，但圣公会却把它视为附属品，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讲道，他们仍旧可以聚会。”圣公会以礼拜仪式和圣事为首要，讲道不过是附加进去的。

 

另外一方面，清教徒经常聚会讲解圣经，完全不把圣事或其他仪式包括在内，这就是基本上与圣公会的作风相异的作法。清教徒强调只有借着讲道，才能激励信徒追求圣洁。讲道的时候，是把上帝的话教导人，应用到人身上，正如卡特赖特所说的。

 

清教徒讲道的内容

 

威廉·帕金斯（William Perkins）对讲道有如下的见解：“讲道的果效，是把教会召聚起来，添满被召的人的数目。”这正是教会首要的使命。讲道还有另外一个果效：“把狼从主的羊圈中赶出去。”就是在真理认识上把信徒建立起来，好叫他们能运用上帝的话，把那些引进异端邪说及谬误教训的灵性上的豺狼赶走。讲道的果效是添满被召的人的数目，并且用上帝的话保护他们。

 

在讲道的方法方面，两派之间也有强烈的分歧。一般来说，圣公会的做法，是挑一个题目，或是有关神学的，或是伦理性的，甚至是一些一般性的题目，然后加以发挥并探讨。他们所采用的劝勉文和其他的东西就是这样。另一方面，清教徒却十分注重经文的准确阐释。先选出圣经中的一个词，或一节，或一段，然后把正确的意思找出来。找到以后，就把经文中的教义说出来，这个次序是清教徒讲道的基本原则。他们的目的是把教义阐明，而教义必须从上帝的话语中找出来，绝对不能把教义勉强套上上帝的话。不是先有了教义，然后去找经文支持它，应该先有了上帝的话，然后在上帝的话语中把教义找出来，还要提出理由来支持这个教义，并且提出其他的与这教义相关的经文以供参考。这样，把各处经文作比较来提出证据，支持所要说明的教义，就是从选定的经文中得出的教义。印证了教义以后，还得更进一步提到教义的应用。清教徒往往是这样做的，从来不会只解释一些经文便算数，他们一定会提到如何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而且往往能提出多点实用之处。此外他们还会讨论到一些反方面的意见，然后找出答案等等。这就是他们所坚持的讲道形式。

 

帕金斯在他所著的《先知讲道的艺术》（The Art of Prophesying）（这是他有关讲道的早期著述中的一本）一书中，提到有四点讲道者须依遵的大原则，这四点原则如下：

 

（1）清楚读出所引用的圣经中的经文。

（2）根据圣经本身把经文的意思说出来。（换句话说，解经必须根据圣经，必须把经文和其他经文作出比较。）

（3）照着经文的原意，总结出几点叫人得造就的教义。

（4）（如果讲道者有这个恩赐，）把正确总结出来的教义，用简单浅白的话语应用到人的生活和行为上去。

 

以上这四点，不但把清教徒式的讲道恰切地形容出来，也说明了正确的讲道的模式。我们所讲的，并不是要在某一个题目上发表宏论。有些人讲道，把经文读出来以后，就把圣经合上，放在一旁，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讲章读出来，这并不是个好现象。讲道者所传讲的，应该从开始到末了都是出自上帝的话语。要紧的不是讲道的人或他的主张，而是上帝的话，因为只有上帝的话是传道人话语权柄的根据。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见圣公会和清教徒间的分歧。

 

清教徒讲道的风格

 

再谈谈另一方面更显明的分歧，就是在讲道的作风上。在这一点上，两派之间的迥异是显然可见的。老实说，在17世纪初期，也曾出现过一些非常伟大的圣公会传道人。安德鲁斯主教（Bishop Andrewes）无疑是其中之一，圣保罗教堂教长约翰·多恩（John Donne）和杰里米·泰勒主教（Bishop Jeremy Taylor）也是其中的典范。我这样称许他们，并不是依清教徒的标准，而是像维多利亚时期我们的先辈们所惯常用的评审标准，所谓“讲坛上卓越的讲员”或“大受欢迎的传道人”。多恩是伦敦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讲道家，他实在不凡。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悔改信主、离弃世界的追求的时候，已经是四十多岁了。他也是个颇负盛名的诗人，但他悔改信主的经历很特别。他天生有口才，言语流利、讲章动人，常常谈到死亡的事。受吸引去听他讲道的人很多，主要原因是他讲道的风格，不是讲道的内容。他爱运用华丽的词藻和巧妙的雄辩，也喜欢引经据典，所引用出自拉丁文或希腊文书籍的语句，相当冗长，这种引用经典的作风，当时的人都公认是讲章所不可少的。换句话说，这种讲道俨然是一项表演。还有，讲道者一般都是诵读讲章，不是照章诵读，就是照记忆背诵出来，就如一些戏剧性的朗诵。当时的人去参加政治性的集会，目的是去听一场政治性的演讲；照样，人去参加聚会，目的是去听一篇措辞美丽、口齿伶俐、音调抑扬顿挫而且引用动人比喻的讲章。

 

圣公会的卡洛林教士们（Anglican Caroline divines）的讲道就是这样。巴克斯特有一回听安德鲁斯讲道以后，说：“当我读到像安德鲁斯所写的这类的文章，或者听到这一类的讲章，我感觉到里面全无生气，我认为他们不过是在属灵的事上舞文弄墨。”这句话简直是一针见血，他们讲道等于在表演。17世纪，法国也有些出色的传道人。雅克·波舒哀（Jacques Bossuet）无疑是当时最伟大的，他是罗马天主教徒，演说口才十分动人，此外有马西隆（Massillon）和费奈隆大主教（Archbishop Fénélon）都很长于讲道，这些人称为“演说家”的传道人的讲道，就如一场演说、表演一般，真理居次要地位。他们不是否认真理，但外表的修饰把真理掩盖了。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批评杰里米·泰勒的讲章，形容他就像一具“大理石的幽灵”，缥缈虚幻，并且像大理石一般冰冷。这是只注重讲章的体裁和词藻，把真理撇在一旁的结果。

 

回头来看看清教徒的作风，我们就不得不提古德温（Thomas Goodwin）这位最出色的传道人。他年轻的时候，非常羡慕一位在剑桥的森豪斯博士（Dr. Senhouse）的讲道，但后来他发现这位博士的讲道出色之处，“不外是那在表面的修辞，而不是在真理的清楚说明”，他又说那些“文学性的字句也很出色”，“讲章流畅通俗，却非叫人得益处的福音性讲章”。古德温还将“严肃认真的讲道”和这些“华丽的讲章”“华而不实的雄辩”作出对照。可怜的古德温！他本人天生有口才，但早期的时候却偏爱这批在剑桥的演说动人的讲道者。他起初决心效法他们，好叫自己也能讲道动人。但他后来说：他一生中最厉害的争战就是要胜过这个“主要欲望”。他这个“主要欲望”并不是属肉身或道德性的，而是要得着讲道口才出众的名声。有一个故事是和他这个争战有关的：有一回他被邀在剑桥大学讲道，他准备好了一篇词藻绚丽流畅的讲章，深信必会大受赞赏。可是圣灵突然在他良知里提醒他，叫他看见他的用心不对，里面起了极大的争战，就像治死了他的理智一般，他马上把所有堆砌华美的词藻全部删去。他看重属灵的事的心志，使他决心要令听众中最卑微的人都能听懂他的讲道。

 

清教徒们一直指责圣公会的讲道作风，也避免自己的讲道染上这种陋习。不但在当年是这样，就是后来如蒂洛森（Tillotson）、斯蒂林弗利特（Stillingfleet）和索思等，还有其他后世跟随他们脚踪的人，他们的作风也是如此。直到这个世纪，他们还是主张“浅白、坦率、实用和能使人得救的讲道作风”，认为讲道应该是“简易明白、诚恳忠实”的，因为他们是蒙召在恩典中借着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去讲道。

 

可是大家不要以为清教徒既然反对堆砌华丽词藻的演讲方式，他们的讲道就一定会乏味或沉闷。不少人确实是这样嘲讽他们的，但事实上他们其中不乏有识之士，只是他们坚持必须把人的智慧隐藏起来，因为讲道的人是在传讲从上帝而来的信息，而不是说出自己的话。帕金斯说得一点都不错，他说：“传道人必须明白他可以——甚至他必须——在预备讲章的时候，私下参考各种艺术及哲学的书籍。”他可以在准备的时候参考各类书籍，而且他必须是个学识丰富的人，他阅读的范围越广，越能使讲道有更大的效用。不要以为清教徒既然反对讲究修辞的讲章，就是反对知识，反对学问修养。帕金斯的意思并不是这样。他是说，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可以广泛参考各种有关书籍，但在讲道的时候，就要把这些参考资料隐藏起来，不作任何炫耀。

 

帕金斯这句话提醒我们：博览群书是有益处的，可充实传道人的知识。传道人可以自由运用知识，但绝对不能加以标榜或炫耀。那些引用一大堆别人的见解的讲章，不过是炫耀讲道者的学问，事实上往往还是不学无术的假货！帕金斯相信学问可以帮助人，但讲道的人却要隐藏自己的学问和知识。艺术的精华在于把艺术隐藏起来。要充实，但不要炫耀自己的学问。

 

托马斯·富勒（Thomas Fuller）是17世纪的一位教会历史学者和文笔优美的作家，他曾经说过下面这段有关帕金斯的话：

 

论到帕金斯先生，我可以这样说：就如医生注射的药剂里都已混合了一切要素，将所有药物的精华都浓缩在里面，而把一切的固体块片都滤出来不见了。同样，他（传道人，亦指帕金斯）会把所有丰富的学问注入他的讲道里面，可是听众却不会有特殊的感觉，所听见的字句也只是一些本来就熟悉的。简单来说，在他那由大学内和市镇中的信徒组成的教会里面（在剑桥），学者们能听到隐含满腹经纶的讲章，而市民也能听到再浅易不过的道理。

 

这位学富五车的伟人，就像药剂师一般，把精华都注进讲章里面，所有的效用都灌注在内。药剂师把药物调制后，就把草药丢掉，草药的精华却留在药液里。传道人也该是这样，只把他的学问精华拿出来。我们讲道的标准也该是如此。有学问修养的人来听道，会有所领受，也会感觉到讲者的学识与自己不相上下。可是同时，若有目不识丁的人来听道，他也会感到得着益处。传道人的讲道，如果只适合前者，或只适合后者，他就不适宜做传道人。

 

清教徒虽然对讲道有这样的要求，但不表示他们的讲道都是沉闷乏味的。事实上他们都是满有生气的传道人，其中有一些甚至在讲道的时候用相当激动的手势。加尔文的讲道就充满活力。他们运用比喻来讲解，而不只是以比喻来点缀内容。如果讲道时所用的比喻只吸引到人去注意比喻的本身，那就把讲道玷污了，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讲道。清教徒的讲道叫人感到亲切、坦率、清楚、迫切。有些人甚至批评他们大叫大嚷，因此他们的讲道绝对不是单调乏味的。胡克、索思和其他的人批评清教徒的讲道的时候，往往取笑他们在讲台上所用的动作和手势。

 

一般来说，清教徒不会事先写好讲章来照读，他们甚至往往不用笔录提示。加尔文就从来没有事先写好讲章、聚会时就捧着照读的习惯，他最多只写下一些提示，甚至临时即席就讲，因此他的讲道十分生动。最近我发现一些现象，是我以前没有留意到的，我现在提出来希望将来有机会探讨一下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英国早期的浸信会信徒，有一些不但反对读讲章，而且习惯在讲道的时候，选读经文以后就把圣经合上，然后就讲道。他们认为讲道是一种劝勉式的教导，类似哥林多前书14章所说的“先知讲道”。托马斯·赫尔韦斯（Thomas Helwys）是英国早期一位浸信会信徒。他在比较他自己的讲道方式和约翰逊（Johnson）的方式的时候（约翰逊是当时独立派教会的信徒，不是浸信会的），说了这些话：

 

他们聚会崇拜的方式，是把讲道用的经文和翻译出来的诗篇，读出来就行了。我们却在祷告以后，作先知讲道，颂唱诗篇，把译文放在一旁。我们认为这样做，可以证明在聚会崇拜的时候无须用任何书本，甚至原稿也用不着，但我们仍保留在教会敬拜聚会的时候读圣经和讲解圣经的方式，这是为了辩明真理，分辨是非，建立信心与信仰的基础。

 

这番话的意思是指，他们在聚会的时候，读经文以后就会逐节简略解说一下，但到了讲道的时候，他们会把圣经放在一旁，开始作先知讲道性质的讲道。后来在威尔士的循道宗创始人特雷菲卡（Trefeca）的哈里斯（Howell Harris），也是这样的作风，他在讲道的时候甚少引用圣经，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他直接向会众说一些劝勉告诫的话，就算是讲道。他本人熟读圣经，浸淫在其中，并且不断默想其中的话，因此就能从圣经中带出信息，但他并不用讲解圣经的方式，而是直截了当地把信息带出来。他这样的方式，与一般清教徒讲道的作风迥异。有些浸信会信徒显然也这样做，还有一些其他的分离派信徒，远在那些浸信会信徒以前也已经这样做了。换句话说，他们的先知讲道的方式，我们一些人也许不会赞同。但不管如何，我想我们也应该反省一下：我们的讲道是否也该多包含一些先知讲道的成分呢？

 

把清教徒的讲道遗产传承下去

 

你们有没有想过：早期的基督徒的讲道方式是如何的呢？使徒们和初期的传道人的讲道是怎样的呢？我们倒确实知道，他们的讲道方式不会是现今我们惯有的作风。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保罗的讲道显示，他脑子里已装备了整本旧约的信息，因此当讲道的时候，就能运用自如，应用到主耶稣基督所行的，这一点可以从他在雅典和在安提阿所讲的得到证明。我们却往往忘了这一点，一味注意解经阐释，满以为把经文解说清楚了，就是实实在在地讲了道。但是，真正的讲道应该重在信息，而这样的信息不一定根据某些经文的解释。我是在论及清教徒的讲道是如何自由释放、充满热情的这一点特色，顺带提到上面的话。

 

这里我要引用巴克斯特的名言：“我讲道，就好像那是我最后一次讲道，以后不再有机会，也像一个快要咽下最后一口气的人，向一些垂危的人说话一般。”这句话把清教徒讲道特色的精粹总结出来了。从古德温的传记中，我们晓得他在真正悔改得救以后，开始从“他内心充满着的丰满”来讲道。“他讲话诚恳迫切，所论及的那丰满白白的救恩，正是他本人所享有的生命和喜乐。他讲道是根据他的经历，他所感受和享用的美善的生命之道。他最大的愿望，是能使罪人悔改归向基督。他不在乎别人的称许，也不再计较以前他所看重的名声或荣誉。除了耶稣基督和祂的被钉十字架以外，他不知道别的，上帝亲自为祂恩惠的话语作见证。”

在总结时，让我引用17世纪末期与18世纪初期继承清教徒传统的以撒·华滋（Isaac Watts）所说的话。他劝勉传道人说：

 

你们要尽上本分，把那由早期清教徒讲道所开始的平实作风持守下去，也学效现代的不信奉英国国教者的讲道作风，虽然被人轻视，却是大有功效，盼望我们不致把这个优良的榜样失落。

 

这些话实在是对我们的当头棒喝。愿我们能确保这种平实的讲道方式而不致失去。巴克斯特也同样提醒我们：

 

愿我们时刻想到这个可怕而严重的事实：人可以因我们的讲道得拯救，也可能因我们的疏忽而失落，至终下到阴间灭亡。愿我们永志不忘这个可怕而至关重要的可能性。

 

末了我要引用这位在传道人当中的大师，最伟大的讲道者、教师和建造教会的传道人——使徒保罗的话：

 

感谢上帝！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藉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事谁能当得起呢？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上帝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上帝，在上帝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林后2:14-17）

 

清教徒都是能体会上帝心意的人，也常活在上帝的面前，他们不要讨人的喜悦。套用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话：他们无论做什么，都像“是做在我那位伟大的主眼前”一般，因为晓得有一天必要为这些工作交账。我们所得的地位是站在上帝与人之间，不是作“活的香气叫人活”，就是“作死的香气叫人死”。何等严肃的任务！每次当我们踏上讲坛的时候，愿上帝提醒我们：我们是在祂面前，“凭着基督讲道”，也是为了祂而讲道！让我们向这些早期的清教徒学习，就像以撒·华滋所说的。让我们记着：今天这个世代最大的需要，就是凭着圣灵所宣告的上帝之道。

 

[1] 本章传讲于1977年的威斯敏斯特会议，该年度特会主题是“圣公会和清教徒的思想”（Anglican and Puritan Thinking）。——译者注。本文转载自《清教徒的脚踪》第十二章，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本刊转载时略有编辑，小标题为本刊编者所加。承蒙授权翻译转载，特此致谢。——编者注